【新闻天台】人民日报︱点赞后岸村十年嬗变，表扬了天台美丽乡村建设“后岸模式”
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浙江后岸村嬗变》 的文章，对比了后岸村十年前后的变化，分析了从秃山污水到青山绿水，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转变，表扬了天台美丽乡村建设“后岸模式”。现转载原文，与大家分享。
从秃山污水到青山绿水浙江后岸村嬗变(绿色家园·走进美丽乡村)
记者 王慧敏
风景秀美的后岸村 陈红军摄
自清末开始开山卖石
青山绿水一步步沦为秃山污水
如果时光倒退10多年
后岸村会是怎样一种状况？
不等你走进村子，但听炮声“隆隆”，旋即，一股股粉尘飞扬升腾。待走进村巷，切割机发出的刺耳的“嚓嚓”声，凿石发出的令人心颤的“叮咚”声，会直冲你的耳鼓。再看村子里的房舍、树木，粉尘遮盖下白茫茫混沌一片；而村子四周的河流，泛着石粉的污水恣肆横流。
十年前的后岸村
浙江天台县街头镇的后岸村，原本是个山清水秀、休养生息的好所在——唐代三位白话大诗人之一的寒山，曾在村前的山洞里隐居达七十载。
其实，村庄的清幽，自清末就被打破了——后岸人开始开山卖石，青山绿水一步步沦为秃山污水。
不独环境污染了，还带来了生命伤痛：单是在新千年前后的20多年时间里，就有10多个村民丧生在石矿内，6个重度残疾。
“一辈子辛苦挣钱，结果全送给了医院。”说这些话时，58岁的陈齐根微微有些气喘。矿工生涯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石肺病。
风景能卖钱
能让大家“吃上好饭”？
200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推出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一场旨在打造“绿色浙江”的战役全面打响。
“在城里打拼多年，养老钱已不用发愁。再回到那样的环境，那不是找罪受嘛！”后岸村现任村党支部书记陈文云坦承，2007年村委会换届前夕，又一批村民来城里找他动员他回去参加选举时，起初他并不愿意。
拗不过乡亲们的期盼，有着浓浓桑梓情的他还是回去了，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后又被推选兼任村党支部书记。
是继续“以命换钱”，还是按照绿色发展的要求另谋致富路？陈文云上任的头件事，就是关停采石场。
祖祖辈辈都是靠山吃山！乍然停下来，村民们想不通。村里一下子炸开了锅：“你挡我们的财路，就要给我们饭吃！”许多石板匠堵在了陈文云的家门口。
头脑活络的陈文云回乡前已做了充分的调研，他胸有成竹地告诉乡亲们：“放心，不但让大家有饭吃，还会吃上好饭！”
乡亲们不觉眼前一亮。不过，陈文云接下来的解释，却让乡亲们刚刚萌生的希望又跑到了爪哇国。“我们的家乡，原本是山好水好。只要停止采石，好山好水就会回来。只要把好山好水卖出去，照样吃穿不愁。”陈文云的话里透着自信。
风景能卖钱？没人相信！有的村民嘴角一撇：“陈文云啊，扯南山盖北海——谁信呢！你以为你是魔术师？”
人改造了环境，
反过来，环境也会改造人
是不是魔术师
事实说了算
陈文云提出了“修复环境、发展农家乐”的两步走计划。
废弃的矿坑、光秃的山峦被绿化了。可是办农家乐得出大把大把的钞票，没人愿意“第一个吃螃蟹”。
陈文云个人垫资建起了村办农家乐，他和村里约定：“建设资金370万元我来出，赚了还我，亏了算我的。”
2010年2月，村办农家乐开始试营业，20天后一盘账：吓煞人了，净赚7万元！
这不是“捡钱”嘛！不用多动员，此后不到半年时间，村里出现13户农家乐。
后岸村并没有就此停步，又开始了新一轮环境提升整治——从农民最关心的垃圾、污水处理入手，对村容村貌进行了全域规划、全域设计。一间间破旧的老房子被拆除，电气化、道路硬化、卫生改厕、污水集中处理等改造项目相继完成。如此一来，村庄颜值大大提升。
人改造了环境，反过来，环境也会改造人！这不，村民们对现有农家乐的品质不满意了，家家户户争先恐后提升农家乐品质：
陈齐根将旧屋改造成联排的“小洋房”，室内设施一点不比城里的星级宾馆差。尤其那个凌空高举的大露台，视野极佳，站在露台上，村前的标志性景点“十里铁甲龙”尽收眼底。
曾在城里宾馆打过工的陈永发，眼界比一般的村民更宽些。他的策略是“土中取财”：住当地特色的“土屋”，吃土菜，看土景，玩土游戏……他说：“别看‘土’，对大城市来的游客来说，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留住了乡愁也就留住了客人。”
“土中取财”，可他的揽客手段却不土——他的手机里存储了上千个微信好友，多数成了他的回头客。
天天生活在景区中
一年还能赚上几十万元
这不是神仙日子嘛
经过多年努力，以前粉尘遮蔽的后岸村，来了个脱胎换骨——成为集漂流、观光、采摘、餐饮、住宿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度假村，跻身全国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行列。陈文云自豪地介绍，村民人均年收入由2011年时的6000多元，增至现在的4万多元。村集体经济也从2010年时的零收入，增至2017年底的370万元。
当然，最能体会这种变化的当属村里的群众。陈永发说得很实在：“以前村里石粉飞扬，石材横七竖八堆放在路边，朋友们都不愿来我家玩。现在天天生活在景区中，一年还能赚上几十万元，这不是神仙日子嘛！”
后岸村口，溪流潺潺，垂柳拂岸，垂柳丛中一架巨大的木质水车随着水流缓缓转动。“水车人家”农家乐坐落在水车旁，仿古大门上贴着一张二维码，庭院内池鱼游弋，鲜花绽放。主人陈飞在外搞了十几年的运输，看到村子越来越美，几年前，举家搬回后岸，办起了农家乐。
枕着水声入眠，听着鸟鸣起床。优美的环境给陈飞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也带给了他好心情：“这水车每天不停地转呀转呀，转来了金，转来了银。”对于幸福生活，他有着深切的理解：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地挣钱，得到的财富才有意义！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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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大型纪录片《徽商》（共7集）
先上一张徽州府地图。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徽州籍商人的总称 ，而不是指所有安徽商人。徽州，简称“徽”，又称新安、歙州。古徽州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府治在歙县，前四个县在现在的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今属安徽省宣城市，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上饶市。
央视纪录片《徽商》第一集：儒商视频网址：纪录片解说词：胡适先生说：我是安徽徽州人。先生在他的《四十自述》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他的家乡：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有六个“县”。我家世居的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是婺源县。婺源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却是他的祖籍。
绩溪上庄是胡适先生的老家，至今古貌依旧，溪水潺潺，树影婆娑。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赞美的就是上庄美景，这也是胡适先生经常为人挥毫泼墨所喜爱引用的一首诗词。
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山庄，让胡适先生魂牵梦萦。晚年蛰居台湾的胡适，念念不忘的是故乡徽州。“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胡适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用的是绩溪家乡话。他还特别指出，徽州故里生活是他“个人的文化背景”。那么，胡适先生所生活的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的呢？胡适先生所言“个人的文化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1895年，四岁的胡适离开出生地上海，随母亲回到了家乡上庄，这一住就是九年。这一时期的上庄号称“小上海”。十里杨林镇，五里后岸街，商铺林立，车水马龙。而乡里更多的族人则出外经营，有的已是赫赫有名。汪立政去了上海，创办“汪裕泰茶庄”，成为沪上著名的茶叶大王，还在杭州西子湖畔建了别墅。而与胡适同一家族的胡开文墨业则走向了全国市场。
九年的家乡生活，对胡适有着极深刻的影响。日，胡适在谈到绩溪县志编纂的问题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饿死，早已不成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以及经营的种类。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人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做出了无奈的选择。胡适先生曾经说过：
徽州地区全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约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商帮：徽商与晋商，他们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这种生存条件的劣势使得他们只有一条逼仄险峻的出路：经商。
〖采访内容〗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陈学文
徽商就是徽州商人，是地域的商人，他开始应该是更加早一点，五代开始就有个别的商人，不是一个群体。到了宋代的时候，比较发达起来了，但是也没有形成全国规模的到处跑的这样一个商人集团，应该说他是在明朝中叶以后，就是嘉靖万历这段时间以后，隆庆开始这段时间以后，它已经形成全国庞大的商业集团……
南宋的时候，朝廷迁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促使临安附近的区域经济得以相应发展。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徽人开始为经营茶叶、笔墨、宣纸、木材而“行买四方”。
作为一个商人集团，徽州商帮的形成，大致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从这一时期开始，“徽”和“商”或者“徽”和“贾”两个字相联成词，成为一个特定意义的名词而被时人广泛应用。
〖采访内容〗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王振忠
有一个显宦，就是很显赫的官僚，退休以后，回到松江，就是上海附近。有一个老人，就是指地方上的耆老，比较有声望的一个人，跑到他家里面，对他一直是打躬作揖，对他表示尊敬。那么这个官僚就很诧异，你干嘛对我这么恭敬，这个老人就讲了一段话，就讲什么话呢？因为我们松江一带的财富都被徽州人搬走了，现在有劳你老人家把这个财富搬回来，所以我怎么不应该对你表示尊敬呢，感激啊，那么这个官僚当然很惭愧了。这个寓言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官僚是收集民脂民膏。
松江的钱都给徽商赚走了，《云间杂识》的记载，说明在明成化年间，松江是徽商早年最活跃的地方，徽商一词首先在这里流行是合乎情理的。
“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嘉靖以后，徽州从事商贾的人数大量增加，徽商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乃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说的是徽商在盐业领域开创了独执牛耳的局面。此外，徽商在茶业、木业、典当业等贸易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业绩。康熙、乾隆年间，沿江地域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谚语，这一时期徽商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徽商进入了鼎盛时期。
〖采访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栾成显
徽州商帮在当时来讲，当时明代人就有这样的评价，在北方就是晋商，南方就是徽商，都是属于数一数二的，徽州商帮它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是有很多原因的，但其中根本的原因，是徽州商人自己所具有的一些特点。按照经济学来谈的话，一般的商业活动的条件，大致需要一个是市场，第二个呢就是资金，得有钱，第三个就是资本，这个资本指的是人力资本，也就是商人本身的素质，人们往往重视什么呢？市场，重视资金，也就是那种钱的资本，而往往忽视人力资本。其实在商业活动当中，人力资本在某种意义，某些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徽州商帮，也就是徽商，他的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在人力资本这方面，是具有自己的特色的。
徽商能迅速崛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深层次的文化基因。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避乱是移民的第一位原因。从地理形态看，被群山封锁与外界隔绝的徽州就成为避乱的“桃花源里人家”。历史上，中原人有三次大规模地迁徙到徽州。一是两晋“永嘉之乱”之际，二是唐末五代时，第三阶段则是在两宋之际，“靖康之乱”，金兵南侵，大批士族涌入徽州。这三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使得大批的中原世家大族迁入了徽州，中原的先进文明与徽州本土的山越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
移民文化传统里的开放、冒险精神，沉淀在徽州人的血脉里。随着治乱的交替，徽州进退、吐纳着一批又一批避难、求生计的人，徽州文化在进退吐纳之间不断丰富、成熟，在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之中，徽商孕育而出。
篁墩位于黄山屯溪的东北部，历史上进出徽州的移民大都在这里流下了足迹。理学大师程颢、程颐、朱熹的先祖都曾在此居住。因为“程朱阙里”，徽州人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良好的文化氛围，在徽商经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采访内容〗苏州大学教授 刘淼
经商的人，如果说他有“儒”的成分的话，主要受当地朱熹的思想影响比较大。另外从儒的整个发展来看，从二程开始，二程实际上架构了一个理学的理论体系，其实到后来的，像张载、范仲淹，一直到朱熹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实际上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把宋明理学应用起来，具体化，这个思想对于当时生活在皖南的徽州商人，或者江南地区，主要活动地区在江南的徽州商人集团而言，对他们影响是很大的。
〖采访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显清
明中后期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和实学思潮，这个思潮里面强调私欲，就是物质的欲望，个人的欲望，天理不能抹杀私欲，私欲是合理的，进而提出工商皆本，对工商业人赞扬……这些思想，早期启蒙思想和实学思潮，强调实学实用，强调自身，发展生产，这些思想和明中后期出现的商品经济发展，这是互相呼应的。
程敏政是明成化年间礼部右侍郎，他在家乡建的房子，至今仍然保留着。其中一处厅堂上挂的匾额，“务本堂”三字赫然醒目。在徽州，号称“务本堂”、“敦本堂”的地方并不少见，但是，在扬州也曾经出现过“务本堂”三个字。史料记载，乾隆年间，扬州设立“务本堂”，作为徽州盐商办公、聚会之场所。扬州是徽商的侨寓地，在异域他乡出现“务本堂”这样的名称，的确耐人寻味。这自然让人联想到相似的两幅对联。黟县西递村的一幅对联为“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而在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中记载，扬州河下老街，也就是徽商的主要聚居区，盐商万雪斋家中有一幅金笺对联写道：“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两幅对联均为二十字，只有三个字不同，但总体的意思却无二致，强调的是读书、耕田、营商。“耕田”是“务本”，“营商”实际上也是“务本”或“敦本”。或许，上述这两幅对联正可作“务本”二字的一个注脚。
〖采访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显清
在徽商里面，在明后期进步思想是有反映的，比如说关于本末观，本是什么，农业为本了，工商为末，重本轻末，重本抑末，这是传统的儒家思想。重视农业，压抑工商业，这是传统的思想。到明中后期有人提出，工商也是本业，也支持，也应该发展，这个思想徽州有反映。徽州万历年间的《歙志》提到“昔者末富，今者本富”，过去把商业叫做末，今天的商业只是本，是本业，过去末业已经变成本业了，还有他讲“末富者多，本富者少”，讲当时的徽州地区的情况，也就是说徽州人大量舍本逐末，它是经过一个思想解放过程，如果本末观不发生变化，不可能大量人出去经商。
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以贾代耕”、商人足迹“几遍宇内”的经济活跃之区；同时，徽州又是一个人才辈出，“虽十户之家，亦有诵读”的文风昌盛之地。因此，徽州商帮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
明代徽人汪道昆形容徽商的“贾而好儒”为“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并将此归结为“左儒右贾”。
在徽商中间，以“业儒”出身者居多，这是徽商异乎其他商帮之处，也是徽商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考察一下明清时期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力的消长情况，更能说明问题。在明代，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均力敌。但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嘉庆道光之际，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每况愈下，徽商却迅猛发展。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是一重要因素。清代山西巡抚刘于义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提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中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可见，在晋商故里山西，其做法与徽商截然相反，他们将子弟中的俊秀者用于经商，这无疑给晋商的商业经营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又怎能与那些商贾结合而“练达明敏”的徽商相比呢！
“多才善贾”，历来如此。
春天的时候，在去休宁商山的路上，我们见到了掩映在青山绿水中的戴震墓。一代大儒戴震安息着，四周围一片寂静。
戴震出生在清中叶，也就是在徽商兴盛辉煌的时期。戴震的父亲是贩布的行商，在江西南丰做着小本生意，仅可糊口而已。为了生存，18岁的戴震，开始了背井离乡的商旅生活。为此，年轻的戴震早早尝到了为商“经历险阻，跋涉山川，靡费金钱，牺牲时日”的滋味。在终日奔波中，戴震辗转京、晋、淮扬，讲学、应考，大多在徽商之家和徽商会馆中安身。在这段时期，戴震结交了许多徽州学友，像程瑶田、汪梧凤、程晋芳等，他们都是徽商世家大族，戴震与他们为友，熟知他们的情况，也深刻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追求。
戴震是一位平民思想家，戴震哲学的许多精彩论述，实际上是围绕着徽商活动的社会背景展开的。 “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而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虽为贾者，咸近士风。”“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准确地指出了徽商“贾而好儒”的特点。
对于戴震这位同乡先贤，胡适是崇敬有加，生前几本《水经注》不离身，到逝前还在弄《水经注》学术公案。胡适后半生流离海外，蛰居台湾，但徽商情结一直在他心中梦绕魂牵。晚年的胡适，他常常念叨念叨“徽州婺源县”的朱子，念叨隆阜的戴震戴东原。
胡适念念不忘的还有徽州老家的商店，一边卖茶叶，一边卖火腿。
央视纪录片《徽商》第二集：徽骆驼视频网址：纪录片解说词：
在过去的年代，中原望族迁徙进入徽州的道路十分艰难。就陆路而言，“惟万山环绕，交通不便。大鄣、昱岭雄其东；浙岭、五岭峻其西；大鳙、白际互其南；黄山、武亭险其北。路皆鸟道，凿险缒幽”。崇山峻岭的包围，造成了徽州自成一体、与世隔断的局面。在万山环绕中奔流而出的新安江，因此就成了通往江浙沿海的黄金水道。
“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潼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这首徽州商人自己创作的《路程歌》，描绘的就是商人从渔梁出发，沿新安江顺流而下至杭州的路线图。
山高水迅，石险浪激，在古老的新安江边上，至今还留有许多水码头，比如渔亭、万安、渔梁、岑山渡、漳潭等等，都是明清年间徽商出没次数最多的村落或码头。在历史上，徽州商人一次次地从这里别离家乡，一次次地在这里弃舟登岸，衣锦还乡。
从徽州商帮形成之日始，盐业、典当业、茶叶、木材等就是徽州商人热衷于经营的四大行业。其中，居“龙头”地位者，当首推盐业。就歙县而言，“歙之巨业，盐商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茶叶是盐业之外的第二大经营行业；而婺源尤其注重木业，休宁商人则多从事典当业。
徽州人四海为家，足迹遍布全国，他们向东去便进入了浙江；向东北则达江苏；北上则奔波于长江沿岸；西向则去了江西……
〖采访内容〗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葛剑雄
徽商的过去的话，交通很方便，顺着新安江而下就可以到杭州，进入杭嘉湖、苏锡常，那里内河都很发达的；如果它往上走，到了芜湖、大通这里，就可以顺江而下，到南京、镇江、扬州，到了扬州沿运河可以北上，也可以南下。所以这样的条件，徽州离这些一个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最大的市场，长江三角洲市场，它有地理上的优势。
在现代交通没有形成之前，河流不仅是古代经济的大通道，也是古代文明的大通道。尤其是南宋偏安杭州以后，“直把杭州作汴州”，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江南的经济开始活跃起来。
徽州地处江南，山区盛产杉木，每当冬季来临，徽商便组织徽民入山伐木，待至梅雨季节河水涨泛的时候，便利用水力运载出山，或由新安江运至杭州，然后转销各地，或由青弋江流入长江，至芜湖、南京等地，或由阊江流入鄱阳湖，进入江西境内。明清时期，这种经营方式虽然继续进行，但由于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徽州所产的木材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于是习于经营木材贸易的徽人便远赴江西、湖广、四川开拓新的货源，扩大木材贩运活动。
在这种经营活动中，以徽州婺源人最为活跃。他们以南京的上新河、杭州的钱塘江作为经营贸易的中心，利用长江、新安江水运之便，把上游的木材运集于此，然后分销苏浙或北方各地。
贱买贵卖是商业的法则，徽商通过对木材等物资的异地贩运，实现了不等价交换，成功地获取了商业利润，这种长途商业贩运的形式，时人称之为“走贩”。万历年间，《歙志》记载，徽商经商的方式共有五种，“走贩”排在了第一位，这说明贩运商业在当时已经是徽商牟取厚利的最主要手段了。此外，囤积、开张、质剂、回易也是徽商常用的商业手段。明代的文学作品中，就讲述过徽州商人利用“囤积”获取商业利润的故事。
〖采访内容〗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王振忠
《三言二拍》里面有一个，它是从叫《辽阳海神传》，蔡羽的《辽阳海神传》，是嘉靖年间的，一个故事里面演义过来，它讲一个徽州人叫程宰，他到东北辽阳经商，因为经商不利，就是亏本了，然后就是穷困潦倒，就是在东北，在辽阳，就在那儿，有一个晚上，风雨交加的夜晚，有一个明眸皓齿的女子不期而至了，两个人就春风一度了，第二天以后，这个程宰就容光焕发，而且时来运转。当然这个女子她不是一个普通人了，她是海神，就指导程宰应该怎么做生意，就叫他囤积药材，囤积绸缎，囤积其他东西，每次都是获利的，而且赚了好几万两的银子。
万历初，苏州发生灾荒，采购粮食的商船云集于江西，这其中以徽商最多。
万历四十八年，即1620年，苏州粮价大涨，饥民强借徽商之米，遭到官府的弹压，激起了上万人的闹衙事件，差一点酿成大乱。
这两件案例表明，当时从上江贩粮东下者主要是徽商，在苏州囤积粮食待价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由此可见，囤积商品，利用天灾人祸牟取暴利，徽商是最精于此道的一群商人。
金声说：“歙、休两邑，民皆无田，而业贾遍天下。”顾炎武也说，徽人“中家而下，皆无田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据记载，明朝中叶徽州的休宁、歙县、祁门等县已经是“服田者十三，贾者十七”，“十三本业，十七化居”了。这些记载虽不免有所夸张，但当时徽人经商者已经占当地人口很大一部分则是事实。在这样多的经商人口中，大多数人都是出自“无田业”的贫下之家，他们都是从小本生意做起的商人。
对于这一点，胡适深有体会，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我家在150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做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根据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文。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
据1880年，清光绪六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大致合当时制钱二百九十八万文，约合银元三千元左右。这两个铺子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作为徽州茶商的后裔，胡适对家乡人的商业活动当然了如指掌。胡适因此而说过，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
在徽商经营行业中，茶叶是四大支柱之一，究其原因，徽州是著名的产茶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它为徽州茶商提供了大量的优质茶叶能源，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祁红屯绿”，说的就是徽州祁门的红茶和黄山脚下的绿茶。
明清时期，徽州茶叶的销售逐渐增加，茶叶贸易成为徽商经营的“巨业”，徽人中也出现了不少“世守其业”的专业茶商。徽州歙县人许承尧的先世早在明朝正统年间，就已远赴居庸关从事贩茶活动了，此后徽州茶商在北方日趋活跃。清乾隆时，徽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中，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
〖采访内容〗苏州山塘街居民 胡润源
这个“杨安浜”全是安徽人开的茶厂，当时安徽人开的茶厂不亚于十个人、二十个人（规模），听我老丈人讲，当时他是从安徽歙县黄山一带到苏州开茶叶厂的。
〖采访内容〗北京森泰茶庄创始人王子树后裔 王建明
我们家在北京现在那个茶庄，以后还分了有王森泰茶庄，还有王福泰，还有利泰，解放以前有三帮，据我所知，到现在还有个四合院，四合院是现在煤市街培智胡同二号，现在四合院还在。
〖采访内容〗黄山毛峰谢正安第四代传人
我们家能兴旺起来，大概与我曾祖父的艰苦奋斗有关，就讲他对这个茶叶非常精通，他从管采集到营销，都非常内行……他跟外商谈判时，我的曾祖父他不懂外语，但是他洗脸有一个习惯，他洗脸的时候，毛巾在水里浸湿以后，敷到脸，头低下去，他毛巾是不动的，只有头这么摇，外商看到大老板摇头，肯定是价格谈不妥，他就加价，等他脸洗好，要摇四五摇，价格就要翻一番了。
由赣江溯流而上，越大庾岭，南入广东的路线是当时内地通向岭南的主要商运路线，也是徽州茶商进入广东的必经之路。由于茶叶外销量增加，这条运输路线既费时又费力，于是许多徽州商人改由海道贩运茶叶。清政府为防止商人“夹带货物私卖”，于嘉庆二十二年下令，禁止“出洋贩运”。
其实，早在明嘉靖年间，徽州商人就已经通过海上运输来贩运商品了。
〖采访内容〗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唐力行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在海外贸易当中的徽商主要有三支，一支是汪直，这是最大的，一支是许氏兄弟，许一、许二、许三、许四四个兄弟的海外贸易集团，还有一个集团就是徐海的，徐海是一个和尚，他是在杭州的虎跑出家的，他又转而去经商到海外。
他们海商行商的路线，一个是往东北方向，就是到日本，这是他们一条很重要的路线，比如说汪直，他主要就是到日本……第二条路线主要是到东南亚的，比如我刚刚讲到的许氏兄弟，他们就在今天的马六甲，马六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马六甲海峡是,中国的东部要想到非洲、欧洲，那是必须要通行的这样一个海道，这样一个海道当时是掌握在许氏兄弟手中，这样他们通往东南亚一带，也是非常方便的。
汪直、许氏兄弟，还有徐海，他们都是徽州歙县人，在明代禁海政策下，他们通过海上武装走私贸易，将中国的硫磺、兵器、铜等违禁物资，以及生丝、茶叶，还有景德镇的瓷器等，长途贩运到了东南亚以及非洲、欧洲等国家。
〖采访内容〗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 梁小民
海上贸易这一块其实主要是徽商汪直，这是一个代表。还有就是闽商，这些商人的特点我把它概括叫做亦盗亦商，所谓亦盗亦商，他是海盗兼商人，或者说商人兼海盗，这个话怎么说呢？当年政府禁止海上贸易的，因此必然有政府的武装力量，水上的，海上力量进行巡查，他们为了做商业，进行巡查的时候发生冲突了，那就要武力对抗，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武装的，这个时候就有了亦盗亦商这个特点。当然我们知道亦盗亦商这个特点是时代决定的。
徽州人常说：“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足见徽商对经营盐业的重视。两淮是全国的盐业中心，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
嘉靖、万历时，徽州的黄、汪、吴诸族在两淮业盐致富的人很多，他们拥资多达数十万，乃至百万，且以“盐筴祭酒甲天下”而名闻海内。所谓“祭酒”，是我国古代大飨宴时，对年龄、品德最高之人的一种称呼，由他首先举酒而祭得名的。以后，祭酒成了一种官名，但在民间依然是对德高望重之人的尊称。盐商中“盐筴祭酒”，指的是盐商中人格、才略出众之人，是被众盐商推举出来的管理人和调解人，当然，此人也要得到官府的认可。
河下镇位于淮安西北三里之遥的古运河畔，是当年大批徽州盐商聚居之地，迄今仍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小镇风韵。当时，淮北食盐在坨地集中后大都由运盐河转入长江、淮河，然后分发转运至安徽、河南、湖北及苏南各地销售。当时河下曾设有数十处盐堆栈，经淮安年运销正纲盐达140余万引，有“天下盐利淮为大”一说。
河下镇最大的一户盐商是徽州的程本殿，程本殿从河下运出去的盐究竟有多少，今天已经无法考证了，但他利用返航船只从安徽、江浙等地运回的石板，就整整铺设了河下镇九条街道、二条小巷，并且还架了２座石桥。徽州商人盐业利润之巨由此可想而知。
“一罗穷，二罗富，三罗、四罗开当铺……”
这是旧时流传在徽州的一首《看罗纹》的民谣，其中的“开当铺”，在徽州人的心目中，显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明清两代，典当商和盐商、木材商一起，号称“闭关三大商”。开当铺是徽州人的另一项大生意。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讲，当铺也就是早年的一种银行。徽商经营当铺，以休宁人最为著名。休宁商人的经营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带，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甚至于江南许多的县、镇，开当铺的都是徽州休宁商人。可以说，在旧时江南，典当业是徽商垄断的行业。所以，江南人将典当业的头柜朝奉，称之为“徽老大”。也就是这些“徽老大”，他们掌管着江南人资本变现的命脉。
苏州评弹艺人为此编了一曲《描金凤》，说的就是徽州典当商人的故事。
〖采访内容〗评弹演员 江肇焜
《描金凤》是苏州传统的长篇弹词当中，非常主要、也是非常著名的一部长篇，主要是讲苏州江湖术士钱笃笤和徽州人典当老板汪宣两家的一段婚姻纠葛，那么，这两个人物，应该讲，在苏州基本上是家喻户晓，人人都晓得的，讲起钱笃笤也晓得，讲起汪宣也晓得。汪宣因为看中钱笃笤的女儿，准备送礼金，礼金银子一送就是五百两。汪宣的钱是偷得来的，还是抢得来的？既不偷，也不抢，是从他的父亲手里传下来的。用他的父亲的话讲起来，创这点家当，心思花得不少。汪宣的父亲名字叫汪裕大，从小父亲就死了，娘改嫁。汪裕大争气，14岁托一个徽州同乡把他带到苏州，进了一家典当里面学生意，做小徒……
过去称当铺里接生意的店员为“朝奉先生”，与“绍兴师爷”一样，“徽州朝奉”是全国闻名的专有职业。名声响了，大家见到了徽州商人，甚至徽州的士绅，就一起把他们称为“徽州朝奉”了。
徽州朝奉，自己保重。
徽州人从前出门远行，送行的人要早上请他吃饭，吃饭之后，大家送他出村。到了桥头，远行的人向送行的道谢作揖后，就上轿了，大家都说：“徽州朝奉，自己保重。”
这是胡适先生说的一段话。当时徽商走遍全国，往往背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徽饼，还有绳索。徽饼一路充饥，而“出门身带三条绳，可以万事不求人”，身背的行囊坏了，绳断了，或者是轿杠和扁担断了，都用得着绳索，必要时还可以用它来上吊。显然，徽州人不仅吃苦耐劳，而且还抱着破釜沉舟的心理投身商场。
这些跋涉在商海中的家乡人,胡适把他们称作“徽骆驼”。
央视纪录片《徽商》第三集：红顶商人视频网址：纪录片解说词：明万历年间，日本侵略朝鲜，朝廷准备出兵援助。为了此战，有商人自愿为朝廷捐输白银30万两，这让万历皇帝非常高兴。 此人名叫吴养春，是徽州商人，拥有2400亩黄山林场。 吴养春一门世居歙县丰南村，也就是今天徽州区的西溪南。这是一个著名的徽商故里，明清两代涌现了大批的徽商。吴养春一家，既是闻名乡闾的书香门第，刻书、藏书不计其数，又是万历、泰昌、天启年间称雄两淮的大贾，“盐、典、钱庄、珠宝、丝绸、木材”无所不备，家资累万。然而，令吴氏一门没有想到的是，富裕带给他们的，最终竟是一起“黄山大狱”冤案。〖采访内容〗西溪南吴氏思睦祠三十九世 吴惜奇当时我听我先父讲，说吴家买进黄山八百里，其实是2400亩土地，整个黄山是他买了下来。他就是为了2000亩土地出了问题，因为他的兄弟有好几个，他的弟弟吴养泽，三点水的泽，吴养泽。吴养泽家就雇了一个佣人，那个佣人还是吴养泽把他从小带大的，应该说恩情很深了，是不是？可以说是再生父母，可是后头这个吴养泽因为年轻时候就死掉了，英年早逝。死掉过后，这个仆人叫吴荣，光荣的荣，吴荣这个人品质不好，一方面侵吞了（吴养泽）的家产，恩将仇报，（吴荣）跑到京城里，那时候刚刚是魏忠贤势力最猖狂的时候，（吴荣）找了个熟人就投靠到那里，就告了一状，什么呢，两个理由，一个说是他为富不仁，他那个山产是霸占来的，在地方上横行霸道，那是莫须有的东西了；第二个，他那个时候好义，为了发展西溪南的文化，就开辟了一个溪南书院，办了一个书院，准备里面培养子弟、学生读书的，培养子弟，（吴荣）就把学院好的东西说成他结党营私，按现在的话讲，他会聚了一帮狐朋狗党在这儿反对朝廷。就这么两条，一下子把他告了，他就吃了好多苦，官司拖了好多年，把他逮捕入狱，他家一共八个人抓了去，这是吴养春，还有兄弟，还有子女，八个人就死了五个，剩下三个，官司到末了没有了结，直到魏忠贤垮台，这事不了了之了，他家也搞得家产、也就家破人亡了。今天的西溪南，当年吴氏家族的风光不在，昔日的荣耀只能到那风景如画的黄山上去寻觅了，而冤屈和悲伤全刻进了石头。这一块隐匿在墙角的石碑是在徽州区潜坑村发现的，斑驳的石碑上，字迹隐约可见。宣纸揭开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吴氏一门含冤而去的悲惨一幕。
“黄山大狱”案，尽管最终真相大白，但是，“黄山大狱”案震撼着徽州大地，同时震撼着徽州商人，这让徽州商人更加明确了结交官府是商业经营之道这一信念，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只有逢迎、依附、仰攀封建政治势力，才能在忍气吞声中求得发展。因此，徽州商人称雄商界数百年，大红大紫，大起大落，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势力往往左右着徽商们的商道。
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正月，乾隆皇帝准备第六次下江南。
两淮盐政伊龄阿奏称：“据淮南北商人江广达等呈称，恭逢翠华南幸六举时巡，商等情愿公捐银一百万两以备赏赍之用。”
乾隆朱批道：“不必复经伊龄阿，于山东泰安行在面奏。”
这就是说，皇帝要亲自会见一个做生意的商人了，这在当时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 乾隆皇帝要接见的商人江广达，就是盐商江春。江春是徽州歙县人，今天，在江春的故里江村，那印记着岁月痕迹的残垣断壁，似乎在告诉人们江春曾经拥有的荣华富贵。
歙县为徽州府所在地，从这一地域走出去的商人大多经营盐业，民国《歙县志》中记载：“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在昔盐业尤为兴盛焉。”盐业贸易为歙县人所擅长，也是徽商经营规模最大的一宗商品。
徽州人染指盐业经营，最早是从明初朱元璋实行的“开中制度”开始。 〖采访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显清明把元推翻之后，元朝残余势力退到蒙古沙漠地区，它不时向内侵扰，所以在北方建立边防县，建立了九镇，九个军事重镇。那么，为了解决军事重镇的粮饷供应问题，粮食，粮草，服装供应问题，实行开中制。开中制，简单地说，明初是商人把内地的粮食、粮仓运到边防，然后官府以什么来补偿呢？给你盐引，相应的运多少粮食给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去销售，商人赚的是差价，这个叫开中制。
所谓盐引，就是垄断运销盐的凭证。众所周知，山多地少的徽州，粮食一直短缺，为解决生计，徽州人最早将徽州的特产，诸如木材、茶叶、文房四宝通过新安江等水流运出大山，以换取粮食。随着徽州商人“走吴、越、楚、蜀、闽、粤、燕、齐之郊，甚至逖而边陲，险而海岛”，徽州人积累了资金以及长距离粮食运转的经验。当开中制推行之时，徽州商人挟资北上，开赴西北九边，纳粮开中。
明中叶成化年间，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冲破了明政府的禁令，白银成为社会市场上通用的货币，因而，顺应市场，盐法改革，出现了开中折色制度。
（接上）【采访内容】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 梁小民所谓折色法，就是过去你得把粮食、各种物质送到边疆才能换盐引，那么这个折色法就是你直接可以用银子换盐引。那么在折色法实行以后，商人就分为两种商人，一种叫内商，一种叫外商。所谓内商就是拿盐引在内地贩盐，卖盐；所谓外商就是在边疆那儿换盐引的。这个内商和外商的发展，是外商在衰落，内商在兴起。而在内商里边，主要就是山西的商人和徽州的商人，徽商就在这个过程发展起来，形成的。以后山西和安徽经营盐的商人都迁到了扬州，两淮商人就这么形成的，所以中心是在扬州。实际人不是扬州人，是安徽人和山西人。但是其中安徽人，徽商占的比例大。
两淮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开中折色的推行，徽州商人利用靠近两淮有利的地理条件和已经具备的经济实力，纷纷迁徙扬州，经营盐业。在这股盐商转移两淮的初期，西北山陕商人在扬州的势力要超过徽州商人，嘉靖时，山陕商人在扬州有数百人，此后，徽州盐商的势力日渐增大，万历年间已居山陕商人之前。据统计，从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间移居扬州的客籍商人共计80名，其中，徽人60名，山、陕商人各10名。【采访内容】苏州大学教授 刘淼那个时候的边商主要是以山西和陕西商人为主，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南方两淮两浙地区，控制盐货的是徽商，徽商如果不把盐货交给他的话，山西和陕西商人是没有办法去运盐的，这就造成一种，在当时万历的时候造成非常麻烦的事情，就是边引在那儿囤积，它销售不了，然后就变价，变卖，压低价格，抛这个边引，那徽州商人大量的收购边引，类似我们今天的炒股票，他就获取更多的盐的行销权。【采访内容】安徽大学教授 卞利 明朝万历45年，袁世振为了疏销一些积压的盐引，所以就在淮南、扬州推行了纲盐法。那么这个纲盐法呢，主要是把销盐的一些盐商，把这个盐编成一种纲册，然后在案的，在纲册上的盐商，他就取得了盐引的批销权，也就是通过盐引可以专卖盐，而没有在纲册上，纲册名目上没有的，也就失去了贩卖食盐的专利权，所以这样徽商大量的在纲册上取得了自己的一个特权地位，而且这种地位不断在家族内部进行世袭，所以最后形成了拥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徽商，可以说，没有这些盐法的改革，没有从开中折色到纲盐法的改革，徽商是无法取得这种优势的。江春的祖父江演于顺治初年来到了扬州，“数年积小而高大”，成为两淮盐商中的中坚人物。江春的父亲江承瑜也从事盐业经营，为两淮盐区总商之一。
江春出生于清康熙五十九年，因为父亲的早逝，在他19岁的时候袭任总商。《歙县志》人物传中特别提到了江春：“练达明敏，熟悉盐法，才略雄骏，举重若轻。”
在江春担任总商的40余年间，乾隆六次下江南，为江春表现自己以及徽州盐商更进一步的与官府缔结良好关系提供了极好的机遇。
乾隆十六年首次下江南，江春率汪廷璋、黄履暹、洪征治等总商在蜀冈御码头接驾，四总商皆徽州歙县人。
乾隆二十二年，江春筹资，在天宁寺兴建行宫，并将瘦西湖北边的江园献为官园迎驾。
江园改名为“净香园”是在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下江南的时候，这一次，乾隆临幸江春私宅“江园”，高兴之余，赐名“净香园”。
三十年，乾隆第四次下江南，江春一夜之间营造扬州白塔，令乾隆帝感叹不已：“盐商之财力伟哉！”从乾隆的这一声感叹中，可以想见江春财力之雄厚。
乾隆四十五年第五次下江南，江春率两淮盐商在熙春台为乾隆祝七十大寿，后人将这一盛世大典称为“春台祝寿”。此次，乾隆游览了江春东园。
四十九年，第六次下江南，乾隆再次临幸江春东园、康山草堂，并且面赐江春七龄幼子江振先“金丝荷包”。
在这一系列的迎驾活动中，江春竭尽心智，参与谋划。他的办事能力，惊动了朝廷。据说每当新的两淮巡盐御史上任前，乾隆总要对他们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广达”是江春行盐的旗号，过去，名以旗称，所以人们又称呼江春为江广达。
在两淮盐商同最高统治者的关系中，江春算是—个代表人物。
那么，盐的利润究竟有多大呢？
康熙时，郭起元说：“臣在江南仪真、通州等处见鬻盐，每觔制钱二三文。至江西、湖广者，民间买盐每觔一二十文不等。”
道光时，陶澍说：“盐场每向卖制钱一二文、三四文不等”，而汉口盐价“每斤需钱四五十文，迨分运各处销售，近者六七十文，远者竟需八九十文不等”。
由此可知清朝前期盐的收购价格几乎没有变化，而盐的销售价格却扶摇直上。盐的购销差价不断扩大，表明盐商和官府所攫取的盐利在不断增多。
清初，淮盐每年行销140万余引，后增至190万余引，每引由200斤增至400斤。如果以每引300斤，销盐1斤可获利30文统计，那么行盐1引，就可获利纹银9两。以淮盐岁引140万引计之，当有1200万两之利。
如此高额的垄断利润，自然对徽商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所以江春，以及其他在扬州经营盐业的徽州商人们竭尽所能，千方百计地结交政治势力，甚至巴结皇帝。这种情感的投资，精明的徽州商人比任何商帮的商人都要大得多。根据乾隆后期董椿奏折，江春任总商时，每日补贴盐运司衙门饭食银50两，幕友束修笔墨纸张等杂费70两，全年达43000余两，这不是小数目，当时皇上全年的饮食消费也就是三万两。这种官商互惠、心照不宣的你来我往，使徽商获取了高额回报。徽商大贾很快由明朝“藏镪百万”发展至清朝的千万财富，财力几乎增长了十倍，有不少人封官进爵，成为红顶商人。
徽州的“红顶商人”，最著名的当属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岩。 胡雪岩祖籍徽州绩溪，出身寒门，历经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乱世岁月。那是一个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新旧事物急速嬗变的大变动时期，善于审时度势的他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和西征筹边等重大历史活动为契机，苦心经营，在为官府效犬马之劳的同时，也为自己角逐赢利，终于从一介仰人鼻息的钱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富甲东南的商界巨擘和左宗棠的手下红人，鼎盛时期不仅置田地万亩、拥资产两千余万两白银，而且以富博求荣，获戴头品衔翎、三代封典，还披上皇帝舆从或军功卓著者才有资格披挂的黄马褂。按清朝惯例，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子的，而戴红顶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却仅有胡雪岩一人，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馀堂”，这句广告语闻名遐迩，反映了杭州胡庆馀堂国药号声名之隆。
杭州胡庆馀堂创立于清同治13年，胡雪岩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为什么要办一家药堂呢？“医者，是乃仁术也”，高大的青砖门楼上镌刻的“是乃仁术”四个字，昭示了胡雪岩创办胡庆馀堂的动机。
胡庆馀堂开张不久的一天，接待了一批从湖州来杭州烧香的香客。香客们叹息说，近年因战乱民不聊生，瘟疫大起。胡雪岩听后，送给他们每人一瓶辟瘟丹和大包的痧药，另外又托他们将药送给那些无钱治病的香客。同时，胡雪岩决定，派伙计到水陆码头等交通要道向百姓免费赠送辟瘟痧药三年。店内伙计对胡老板如此大方甚为不解，胡雪岩笑道：是乃仁术也！【采访内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高德步胡雪岩是一个挺典型的徽商，徽商很多典型特点他都有，比如说儒商他是，政商他也是，这些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但是事实上徽商一个最根本的特点，或者说他突出的特点是诚信。
胡庆馀堂里挂有许多的牌匾，诸多牌匾中，印象最深刻和难以忘怀的莫过于“戒欺”匾。
“戒欺”二字由胡雪岩本人在光绪四年时亲自写就。
“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在这种情况下，“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成为药店生产最基本的要求。“大补全鹿丸”是胡庆馀堂的特色补品，需用鹿身上30多种珍贵药材。为了保证“修制务精”，胡雪岩在杭州涌金门外专门建了一个鹿园，圈养了一群鹿，成为当时西子湖边的一个独特景点。而制作的过程更为讲究，选“黄道吉日”，众伙计抬着披红戴绿的鹿，敲锣打鼓，游街一圈，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宰杀，一方面显示“货真价实”，另一方面又为胡庆馀堂做了一次活广告。
诚信为本，从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徽商们笃信并践行这一商业信条，徽商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雄踞中国商界达三百年之久。
央视纪录片《徽商》第四集：无徽不成镇视频网址：纪录片解说词：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胡适先生说这番话是有根据的，他的祖上在上海川沙经营“万和”茶庄，当时就有了“先有胡万和，再有川沙县”这么一说，这与“无徽不成镇”异曲同工。“无徽不成镇”这句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没有明确的考证，只是在民国《歙县志》里说：“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既然是“向有”，流传时间应该很长了。南京高淳县城里有一条老街，号称“金陵第一街”。老街历史悠久，而它的繁荣则得益于徽州商人的崛起。高淳距离徽州不远，最初的时候，徽州商人顺流而下，他们带着黄山山货，将商船、竹筏、木排等停靠在官溪河岸交易。时间久了，河岸建成了街市。一条狭长的街道，大大小小开了170余家铺子。如今，置身于老街，那经年已久的店铺，斑驳沧桑的石板路，徽派风格的马头墙，光彩犹存的木雕，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徽州商人们一路风尘的岁月。〖采访内容〗摄影家 李玉祥甘家大屋在南京城南白下区南捕厅，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那儿去玩，当时是非常破败，但是它即使破败的话，在当时那一片当中，房子也是非常的气派，因为它高大的徽派风格的马头墙，跟周边其他低矮的房子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所以当时也可以看出这家主人过去曾经是非同一般的。甘家大院位于南京城南。北京故宫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南京甘家大院有九十九间半，可以算作民间故宫了。甘家大屋的成名，一来因为房屋的奢华，二来这里是京昆票友雅集的地方，当年京剧大师梅兰芳就在这里收了甘家票友为弟子，著名黄梅戏演员严风英也是从这大屋子走向大舞台的。当我们走进甘家大屋的时候，昆曲票友们正丝丝入扣地演唱，传统刹那间在这里得到了接续。〖采访内容〗安徽大学教授 朱万曙南京的戏曲活动跟徽商是大有关系的，明代末年著名的文人侯方域，他写了一篇《马伶传》，它记述的是一个演员的故事，它的侧重点。但是它所记载的又跟徽商很有关系。它这里面写道：南京有两个戏班子，一个叫兴华部，一个叫华林部。这两个戏班子在徽商的组织下，两个戏班子唱对台戏，看哪一个戏班子唱得更好。他们演出的剧目是明代一个很著名的传奇，叫《鸣凤记》。马伶这个演员，他扮演严嵩，明朝的奸臣，他扮演这个严嵩，没有竞争过对方戏班子的扮演者。因此呢，他刻苦学习，三年以后再来演出，他获得了观众的喝彩。《马伶传》记载的这一件事情，研究戏曲史的人是可以看到当时南京戏班子活跃的程度，南京戏曲文化繁盛的程度，但是我们从徽商的角度来看，徽商对于戏曲文化的发展，对于推动南京戏曲文化的繁荣，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马伶是兴化班的演员。对台戏固然是由徽商策划的，而马伶要找回面子重唱对台戏，也须求得徽州商人的支持。可见，在那个年代，徽商领导着文化消费的新潮流。明代文坛大家王世贞也有一段描述徽商引领消费新潮流的文字：“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苏州能够引领全国的消费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样也是因为有徽商的推波助澜。〖采访内容〗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唐力行我们讲无徽不成镇，江南无徽不成镇，但是这个无徽不成镇的中心在什么地方，是苏州，这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从北方南移到了江南，而南移到江南，主要就是南移到苏州和杭州这两个地方，苏州到了明清时期，已经超过杭州了，因为南宋的时候，杭州是都城，所以它发展比较迅速，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它不是都城了，实际上，真正的中心是在苏州，徽商当然，他要经商，他当然要到商业贸易最发达的地方去，他会大量地涌到苏州去。苏州是明清时期东南地区商品集散中心。当时，苏州阊门、胥门两处，万商云集，阊门更有“天下第一码头”的美誉。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把阊门、山塘一带称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大量的商人，纷纷携带巨资，聚集到了苏州。这其中，徽商最为活跃。清乾隆十三年的时候，苏州阊门外越运河的渡僧桥，因遭火灾而倾坏，致使交通受阻，当年就有八家布商捐资修复，而这八家之中就有六家是徽人。〖采访内容〗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唐力行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前，从今天的阊门往西过去，一直到今天的寒山寺，那个时候是商业的中心，将近20里的大街，两边都是商铺林立的，整个苏州的格局，它东边是手工业区，城西是商业区，那么在这个商业区里面，可以说主要的还是徽州商人。现在我们比较有名的，你比如说过去我们讲到苏州的商人的话，苏州的布号，汪益美的棉布是倾销中国的北方，而且它几百年里面，常盛不衰，是江南或者是苏州地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布号，那么这就是徽州人所经营的。当年苏州有个说法：“苏州两个潘，占城一大半。”苏州两个潘，即“贵潘”潘世恩与“富潘”潘岁可。潘岁可，人称南石子潘，设有潘万成等九家酱园；潘世恩，人称庙巷潘，设有潘所宜、瑞泰信等十二家酱园，资本雄厚，是苏州著名的富商缙绅。潘所宜生产的豆腐干成为苏州珍品，是苏州家喻户晓的特产。潘家的酱园现在已经没有了，留给我们的只是这些老房子，老房子里的纱帽厅，纱帽厅里的尘埃。留下的还有，在故土徽州大阜，潘氏后裔所津津乐道的“周漆吴茶潘酱园”。周家卖漆，吴家贩茶，潘家在苏州开了酱园。大阜的村民骄傲的是，江南各地的潘氏后裔，推其渊源，都可上溯到大阜或徽州其他支系的潘氏那里去。苏州的“贵潘”和“富潘”，他们都是大阜潘氏的后裔。这样的人物，这样的家世，在大阜，当然是值得夸耀的。大阜潘家是徽州的名门望族，“村居能聚族，守墓古风敦”，徽州人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叔带侄，舅舅带外甥。这种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参与市场竞争，建立起对城镇市集的垄断性经营。沿江一带“无徽不成镇”的局面就是在徽州宗族势力的全力支持下形成的。今天，在许多城市还遗存有“安徽会馆”，也许这是徽州人建立在异域他乡的祠堂，徽州商人利用会馆来处理徽商内部之间的事务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会馆代表的是徽商的利益，代表徽商直接与官府交涉相关商业事务，并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徽商杨忠、鲍恩首倡。
（接上）现代学者曹聚仁在《万里行记》中说：“扬州成为世界城市，有一千五百年光辉的历史，比之巴黎、伦敦更早。它是我们艺术文化集大成的所在，比之希腊、罗马而无愧色。”“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说的是人间仙境。“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说的是人生至乐。那么，支撑扬州繁华的基础是什么？清人黄钧宰认为：“扬州繁华以盐盛。” 早在西汉初年，扬州就开始经销食盐。吴王刘濞曾经“煮海为盐”。当时为了便利运盐，从扬州的茱萸湾，东通海陵仓和如皋蟠溪，开了一条运河，也称邗沟，后来又称运盐河，是古运河上一条最大的支流。唐代，扬州也是淮盐的集散地。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扬州盐业的鼎盛时期。作为两淮盐业的营运中心，扬州城里盐商云集，水上盐船如梭。这些聚集于扬州的商人，每年将两淮所产的大宗食盐，转运6省行盐地域。这种转运贩卖，是官商结合的垄断贸易，无人与之竞争。因之，以扬州为中心，在“开江”之后，盐船扬帆而去，白银源源而来。这些巨额资金集中在扬州及其附近地区，这是扬州繁华兴盛的基本条件。〖采访内容〗南京大学教授 卞孝萱扬州是东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当时还没上海，乾隆的时候上海还没起来，上海是在近代史上才起来的，所以清朝乾隆时候的扬州就是后来的上海，扬州就是东南地区，不光是东南地区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一句话叫做“盐利甲天下”，两淮的盐利，淮南的盐利甲天下，清朝的财政收入，很多都是仰仗于盐利。河下老街位于扬州城南，紧邻大运河，明清时期是徽州商人集中居住、交易的一个地区。盐商汪氏住宅，住的是歙县商人汪鲁门。汪鲁门的产业比不上江春那些人，他们是商总，是“盐筴祭酒”，然而汪鲁门的宅子是老街上保留最完整的。“巴总门”，让我们想起了位于歙县渔梁街道上的“巴慰祖故居”，扬州“巴总门”经营的也是盐业，他的弟弟巴慰祖却是新安篆刻的一个大师。不远处的“引市街”，街名就直观地告诉人们，两淮盐引的交易就在这里。巷子虽小，做的却是统领全国盐业市场的大生意。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乾、嘉，两淮盐商以徽商为主体。正因为如此，陈去病在《五石脂》一文中才这样说：“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年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宵。处处是兰桡！“虹桥”的修造者是黄履昂，《扬州画舫录》记载：“黄氏本徽州歙县潭渡人，寓居扬州，兄弟四人，以盐策起家，俗有‘四元宝’之称。”这“四元宝”便是黄履晟、黄履暹、黄履灵、黄履昂四兄弟。黄氏四元宝在扬州业盐经商的时候，正赶上乾隆南巡。作为与官府联系最为密切的垄断行业，盐商在皇帝南巡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竞相造园，以此来争取得到皇帝的青睐。黄氏四元宝之一，黄履暹的“四桥烟雨”，乾隆皇帝游览后赐名为“趣园”。而黄履晟家有“易园”， 黄履昂家有“别园”。道光18年，金安清亲眼目睹了扬州园林的兴盛，他在《水窗春呓》中记录道：“扬州园林之盛，甲于天下。由于乾隆六次南巡，各盐商穷极物力以供宸赏，计自北门直抵平山，两岸数十里楼台相接，无一处是重复。”由于徽商的奢侈消费，竞相争造私家园林，一方面抽走了大量可用于生产和交换的商业资本，也使部分徽商处于囊中羞涩的窘境；另一方面，却又催生了整个扬州的繁荣，使得扬州在城市建设、园林构造等方面丝毫不让苏杭两大都市。与此同时，“贾而好儒”的徽商对文化艺术的持续投入使得扬州文学、艺术结出了累累硕果，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书院、扬州画舫也因此空前兴盛。〖采访内容〗南京大学教授 卞孝萱《三言二拍》里面没有描写徽商文化上有什么贡献，就描写他们善于经商，勤劳，仗义疏财，知恩报恩，另外市民的那种情调，比如说男女关系，基本上是能干的商人，有影响的商人。到了《扬州画舫录》中，那就不同了，它是清朝的情况了，反映了徽商本身有很大的素质的提高，他的话叫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而且是官商合一，这是有事实的，不是随便的，可以这么概括起来讲，第一代到扬州经商是个商人，第二代逐步就是读书了，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中科举了，就做官了，一中科举就进入到官场了，因为他们徽商在扬州就是安家落户了，所以（徽商对）扬州不光是文化上有影响，社会风俗上也有影响。扬州东关街，有些旧气。在这新近恢复的老街上，已经寻觅不到当年海内有名的马氏“街南书屋”的踪影了。只有在个园的东南角，一个人迹稀少的小院，一栋貌不惊人的小楼，古朴而冷清。“丛书楼”的主人是清代徽州祁门盐商马氏兄弟，即马曰琯、马曰璐，时称“扬州二马”。在中国古代私人藏书史上，“丛书楼”曾经有过不凡的经历。马氏兄弟经营盐业的历史，后人了解甚少，二马的闻名是由于其文化上的造诣。马氏丛书楼，曾以藏书十万卷闻名。全祖望在《丛书楼记》里说，“百年以来，海内聚书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兄弟所有，几过之”。由此可见当时文人对丛书楼是非常推崇的。《四库全书》编纂时，朝廷征求海内秘本，马曰璐之子马裕进献藏书776种。在当时，全国私人进呈书籍最多的共四家，其中马氏为最多。为了褒奖马氏，乾隆三十九年，乾隆皇帝下旨赏赐马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小玲珑山馆除了藏书，又以刻书出名，世称“马板”。当时，二马主持扬州诗坛数十年之久，他们与杭世骏、厉鹗等一批文人墨客结成“邗江吟社”，相互酬唱，小玲珑山馆成为扬州诗文最兴盛的场所之一。吟诗作画，三日之内刻板付印，并发行于扬州全城，可见马氏兄弟对于文化的投入非同一般。“个园”是在“小玲珑山馆”的基础上改建的。从“小玲珑山馆”到“个园”，从马氏后人易手给汪氏、蒋氏，最后转让给黄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州盐商的没落，甚至扬州城、清王朝的衰落。“亭榭依然，惜非旧主人矣”。两百年后的今天，当徽商的足音远去，我们只能在个园里寻觅小玲珑山馆的那些遗迹，藉以神游一个城市曾经拥有的浮华。
央视纪录片《徽商》第五集：四水归堂视频网址：康熙五十七年，侨寓扬州的徽商后代程庭回到了歙县老家岑山渡，面对依山傍水的家乡，程庭惊诧了——惊诧于徽州的乡村。他在《春帆纪程》里这样描述：
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见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
走进徽州那一片片烟火万家、宛如城郭的村落，留在程庭心里的，也许不仅仅是惊讶。
宏村是汪氏聚居的地方，徽州素有“四门三面水，十姓九汪家”的说法，仅此一点，就可看出，汪氏在当地可谓人多势众，是个大户人家。宏村始建于南宋，以它的风水学说而著名，我们不知道，当年，名满徽州的休宁海阳风水先生何可达在设计这座牛形村落时，是否已经预见到了村子的兴旺，反正后来的宏村汪氏，日趋兴盛发达，涌现出一大批显赫的商贾和官宦，民国十一年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汪大燮和清末大盐商汪定贵就出生在这里。
汪定贵是个盐商，他花了许多的钱建造了承志堂。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祖籍是安徽徽州，汪先生在返乡寻根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承志堂，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描述：
房子是一个盐商盖的。盐商大概很发了点财，房子很考究。主房两进。两进之间是一个大天井，四面“跑马楼”。楼上无隔断，不能住人，想是庋藏财物的。这宅子引起美术界的注意，是因为有极精细的木雕。徽州木雕是在素面的木枋上开出长方的一块，内刻人物故事。天井南面的木枋上刻的是“百子闹元宵”，整整一百个孩子，敲锣打鼓，狮子龙灯，高跷旱船，很热闹，只是构图稍平。北面木枋上刻的是“唐肃宗宴官图”。两边的人物都微微向内倾侧，形成以肃宗为中心的画面，设计很聪明。
〖采访内容〗黟县宏村村民 汪同福
据当时传说，这个不是准确的数字，大概是60万两白银，白银60万两。他这个房子造的时候上面镀了黄金，用了100两黄金打成金锡箔把它贴在上面，所以现在你去看，还是金碧辉煌的。
真是豪奢啊。按照明初的定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而且不许用斗拱、饰彩色。但是到汪定贵的时候，早已礼制崩坏，徽州商人“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拥赵女”，奢靡得一塌糊涂了。木雕、砖雕、石雕，徽州商人将大量的资金耗费在这些号称“徽州三绝”的民间技艺上，徽商雄厚的资本就这样化为乡土永恒的记忆。
牌坊是徽州最显著的建筑。在徽州，最多的是贞节牌坊。按徽州俗例，男子最迟到了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此徽州人往往早婚，当地流传说法是“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此后外出学徒、经商，有时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还乡。“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胡适先生曾经感叹道，“一对夫妻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
【《十送郎》】歌词：
送郎送到小桥头，手扶栏杆望水流。船家啊，今天撑俺家郎哥去，何时撑俺家郎哥回？
〖采访内容〗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余治淮
她们常常把这悲伤的事情编成一种词，用哭来表达，就叫歌哭……她就在漫长等待中，产生了一种后悔，不该嫁给这些商人，她悔啊悔，悔不该嫁给出门郎，出门郎做生意，三年两头守空房，图什么大厅堂，贪什么高楼房，夜夜孤身睡空床，早知今日千般苦，我宁愿嫁给种田郎，日里田里忙耕种，夜里双双上花床。
历史上，徽州境内曾经树立过千余座或木质、或砖质、或石质的古老牌坊，虽经五六百年的风雨侵蚀，至今仍有一百余座牌坊矗立在田间溪头，这其中，贞节牌坊就有40余座，而且均建于明清两代，这与徽州商帮驰骋天下、“几遍禹内”是同步的。
这些寂寞的石头，彷佛徽州大地上不绝的音符。当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商品经济的潮流中时，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他们必须以牺牲妇女们的青春甚至生命为代价。
牌坊、祠堂、民居，是徽州古建三绝。一位日本建造学家在《中国民居研究》一书中，这样来描写徽州的传统民居：
街巷又深又窄，阳光射不进去，但可以看到明朗的天空。石板路蜿蜒曲折，黑瓦墙顶高低起伏，形态端庄。身处此地，似乎突然觉得迷失在西班牙或意大利古老的街头。穿过饰有精巧砖刻门罩的大门，进入室内，令人吃惊的是，从上面射入的明亮幽静的光线，洒满了整个空间。人似乎在这个空间里消失了。站在这里仰视，四周是房檐，天只有一长条，一种与外界隔绝的静寂弥漫其中。
这就是“四水归堂”了。
〖采访内容〗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汪永平
徽州建筑特点，就是叫什么呢，叫五凤朝天，四水归堂。或者叫五岳朝天，四水归堂，五岳朝天，就是他马头上墙，外面象征着五个山峰，所以叫五岳，四水归堂，他这个水都是往天井里面排，这个水排到天井里面，然后再排出去，他认为这个水是财水，财水不能外流，所以又叫做肥水不外流。
“四水归堂”是徽派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在风水理论中，天井和“财禄”相关。经商之道，讲究以聚财为本，造就天井，使天降的雨露与财气，不至于流向别处，四水归堂，四方之财如同天上之水，源源不断地流入自己的家中。
据《五杂俎》记载，从明万历到清乾隆的200年间，徽州商人商业资本的规模增加了10倍。而在商业资本规模急剧增长的同时，明清时期商品流通量的规模却增长缓慢。以当时社会最重要的商品，同时也是明清时期流通领域中数量最大的粮食、棉布来说，流通量仅仅增长了3倍。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商业利润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商品流通量的增长。这样一来，一部分商业利润就必然无法被流通领域所容纳，必须游离出来，重新寻找出路。
〖采访内容〗北京大学教授 萧国亮
一部分资金流向产业，比如说像徽州商人发财以后，然后比如开办造纸厂，手工作坊，也有为了方便商业经营活动，在徽州商人里面经营棉布的就比较多，慢慢转化为包买商，也就是说，他把资本购买棉纱，然后发给像当时上海地区，松江府那些地方的农户织布，织完了布，收购上来，然后运到苏州进行加工，这些都是表现了他商业利润向产业的转移，也就是说，商业利润投向产业，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是这一点在徽商所有利润的流向当中，所占的比重是微不足道。
对于徽商而言，“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徽商的发展壮大，并没有冲击瓦解徽州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相反，新安理学的文化纽带将商业与宗族整合在一起，徽商获得的商业利润又被源源不断地输回故土。
〖采访内容〗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 梁小民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边，商人没有不断挣钱的思想，那么他们的思想，说老实话，在封建宗族社会，主要就是荣光耀祖。这种荣光耀祖的体现，不惜巨金盖房子，修牌坊，修门楼，实际上都是追求一种荣光耀祖这么一种满足，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西方的商人，西方的资本家和中国的商人对于财富的观点不一样，那么，西方商人，什么叫财富呢？就是财富在不断增值的过程中来扩张的，就是他把财富要拿去用，要去投资，然后这才叫财富，强调财富是一种继续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中国的商人大概基本上是房地产作为一种财富的重要形式，这是中国人历来的观念。什么东西是最可靠呢？买房子，买地。
〖采访内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高德步
中国传统社会他基本的生产资料是什么？就是土地。中国传统社会最典型的财富形态是什么？就是土地。所以说中国所有的资本最终都归结到土地上，这个道理很简单，土地是我们生产、生活最基本的资料，中国的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社会群体最终都要回到土地上。比如说徽商，他没有土地，他通过贩卖起家，从小商人变成了大商人，然后他读书，变成了儒商，再读书，再科举变成了官僚。不论他经商也罢，还是变成官僚也罢，他都是把他的钱最终有一个相当部分的资金回到土地上。
（接上）清人张英对土地价值的一段叙述，颇为生动。他说：“天下货财所积，则时时有水火盗贼之忧，至珍异之物，尤易招尤连祸。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积，则不能高枕而卧。独有田产不忧水火，不忧盗贼。”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徽商将商业利润投向了土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而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土地能带来丰厚的利益。历史记载表明，从明建文三年起，每隔50年全国米价以平均3.7倍的速度增长，清末米价增加近8倍。徽州地区由于“地狭人稠”，粮食一直奇缺，米价的上涨幅度更大，米价之高更是惊人，时有“斗米银三钱”一说。可见，拥有土地不仅可以获得高额地租收入免于无米之忧，且可以高价出售获取暴利。
正因为土地能够带来稳定、丰厚的利益，又进一步地刺激了徽商追求和购买的欲望。
所以绩溪汪村虽然只有二十多户人家，但在明清两代却有多达19户的商人在南京高淳购置了大量的土地；而棠樾的鲍氏父子虽然远在扬州，却在徽州购置了2000多亩义田。
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宗族，都不可能拥有如此巨大的族产。
〖采访内容〗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 梁小民
中国的商人，封建社会的商人，包括十大商帮，都没有完成封建社会商业资本向现代产业资本的过渡。
乾隆五十三年，徽州发生洪涝灾害，洪水冲毁了徽州府城歙县太白楼下的河西桥和道教圣地齐云山下的登封桥。河西桥是婺源、祁门、休宁和黟县等地进入徽州府城的交通要道，而登封桥是黟县至杭州货运交通的大动脉，民谚云：“忙不忙，三日到余杭”，其中就要穿越这座桥。
“江南首富”西递村的胡贯三听说此次灾难，立即捐资白银10万两，耗时八年，重建了16孔的河西桥，修复了登封桥。
当朝的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歙县人曹振镛亲眼目睹了西递胡氏家族的义举，惊呼：“呜呼，胡通议诚好义也哉！”
〖采访内容〗黟县西递胡氏后人 胡晖生
胡贯三老了，还由他的大儿子和小儿子、二儿子一起，又捐资了一万五千两银子建了黟县的碧阳书院，所以他这个兴文重教是非常突出的。到了道光年间，就是179年以前，他的小儿子还负责重新修谱了，把我们明经胡氏的谱修出来了。
“姓各有祠，宗各有谱”，徽州祠堂遍布。历史上，仅西递胡氏宗族，就拥有二十多所祠堂。对于西递明经胡氏来说，祠堂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徽州人常说的“举宗大事，莫最于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族”，在徽州人的眼里，祠堂不再是族人聚集的场所，而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
尊祖、敬宗、睦族，徽商把自己的命运与宗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渴望在宗族中得到族人的尊重，获得较高的地位。因此徽州商人不惜巨资修建宗祠，自觉自愿地将一部分商业利润用于宗族事务的消费之中。
由于历史的变迁和人为的破坏，徽州历史上曾经建立的6000多座高大的祠堂大多已经磨灭毁坏了，但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还是有数百座之多。
明清两朝，徽商营造园林之风也很盛。
徽州西溪南有果园，果园的主人是吴天行，号称“百妾主人”，因为财大气粗，吴天行造了规模庞大的果园，家中还养了戏班，所谓“百妾”，其实是众多的歌女戏子。有人研究，果园主人或许就是《金瓶梅》的原型，甚至《金瓶梅》小说中许多的场景都是依据果园的布局而创作的。至今果园遗址中仍可见到许多假山石，不难想象当年果园建造的奢侈。
唐模许氏家族涌现了许多商人，清初有一许翁，在外开了三十六爿典当铺，发了大财。因为老母亲喜欢杭州西湖，苦于交通不便，不能前往，于是许翁干脆出资，挖塘垒坝，修筑楼亭，在村外建了一个“小西湖”，让老母亲在家就能欣赏到西湖一年四季的美景。
小西湖又称“檀干园”，今天看来，的确让人仿佛有西湖当前的感觉。
在明清徽商鼎盛时期，他们凭藉巨额财富，构筑了大批园林，而且徽商最善于模仿各地的名胜建筑。其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胜迹西湖妙景，更是令许多商人心驰神往。歙县北岸的吴姓商人，明末清初在杭州开设茶庄、当铺，晚年虽返归故园，但西湖风景仍时萦梦怀，于是特地派一画工前往实地绘制“西湖十景”，然后邀请徽州著名刻工雕刻在吴氏宗祠的石栏上，美仑美奂，流传至今。
对故土家园的大规模营造，消耗了徽州商人的大量资本。徽州商人，就这样经过几辈人的辛劳奔波，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原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徽商义无反顾地抛弃祖辈留下的田地，率先变而服贾，走出徽州，最终成为闻名天下的大商帮。也同样是这群人，成为巨富之后依然情牵徽州，魂断故土。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始于背井离乡，而这些财富最终又在对故土的滋养中烟消云散。
残缺的牌坊，颓败的祠堂和废弃的园林留下了，它们默默诉说着徽商回归故土时的辉煌与沉重……
??原来是酱紫的
这个贴，太好了，我要认真看完每一集
央视纪录片《徽商》第六集：日暮乡关视频网址：纪录片解说词：1935年5月，郁达夫在给林语堂的一封信中说：
“我去扬州，这时候还是第一次，梦想着扬州的名字，在声调上，在历史的意义上，真是如何的艳丽，如何地使人魂销而魄荡！”
郁达夫对这趟旅游的期望值太高了，到了扬州，见到那一座新修的城楼，便“觉得兴趣索然”，走进狭窄的街道和低矮的市廛，更觉得乏味。
这样的情形并非郁达夫一人的感受，叶灵风在《瘦西湖旧梦》一文中，回忆起少年时代去瘦西湖的情景也有同感。
“那时候的扬州，早已是一个破落户，瘦西湖也像是一座旧家池馆，朱栏已经褪了色，石阶的缝里已经长了青草，到处都显得荒凉和遗忘。可是，到处又还留下一点前代风流繁华的影子。”
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盐船被毁130艘，死者达一千四百余人。
这似乎是一个预兆：以盐业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
“荣枯有数”、“盛衰有常”本是事物发展的法则，但任何事物，其盛也决非无由，其衰也自必有因。
盐业是徽商的主要产业，由明至清，徽州盐商通过对两淮盐业的垄断经营，积累起了千百万的雄厚资本。但随着盐商资本的发达，清王朝对盐业的正杂课税也日益加重。尤其是在赈济、助饷、捐输、报效名义下的勒索，更是层出不穷。诚如时人所称的那样：“官无论大小，职无论文武，皆视盐业为利薮，照引分肥”。
嘉庆年间，以徽州盐商居主导地位的两淮盐场，苛捐杂税达到92种之多。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的100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所捐输的财物共有：白银3930余万两，米2万余石，谷33万石。商人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十数万两，其余寻常捐输则难以枚举。两淮盐商中，徽州盐商占据优势，因此，捐输的负担大多落在了徽商头上。曾任两淮总商之一的歙县大盐商江春，每遇捐输，“百万之费，指顾立办”。江春也因此陷入“家屡空”的困境。
鲍漱芳，徽州大盐商，在他的家乡棠樾有七座气势庞大的牌坊，其中“乐善好施”坊尤引人注目。这座牌坊是表彰鲍漱芳在捐输、赈济时的突出表现。嘉庆十年夏洪泽湖涨决之时，鲍漱芳捐米六万石助赈；淮黄大水，鲍漱芳设厂赈济，捐麦四万石，救济灾民不下数十万人；抢修坝堰，鲍漱芳“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公需”。鲍漱芳因此赢得了“乐善好施”的圣谕。
汪应庚，徽州潜口盐商，“江淮第一观”大明寺、平山堂，还有蜀冈之上万松岭，均由汪应庚捐资修建。雍正九年，海啸、洪灾不断，灾后又流行疫病，汪应庚设药局施医药，救治灾民九万余人；乾隆三年，两淮大旱，汪应庚捐赈银4万余两，又设八个粥厂，救济一个月，接济灾民十万人。乾隆五年，淮南水灾，汪应庚赈银6万两，再设粥厂，救济灾民十万余人。
助赈之外是助饷。所谓助饷，是指商人捐款以助朝廷军费的活动。如果商人不能“急公好义”慷慨捐输，那么，他们不仅无法获取经营特权，而且连正常的商业活动也往往会遭到各种刁难，甚至倾家荡产，因而徽商只能咬紧牙关，为朝廷“分忧解难”了。
乾隆三十八年，因平定大小金川，以徽商为首的两淮盐商一次就助饷银400万两。
五十三年，又因用兵台湾，徽商捐银200万两以备犒赏之需。
六十年，协助朝廷镇压湖南石三保苗民起义，捐银200万两。
嘉庆元年爆发了波及5省、历时9年的白莲教起义，在清政府镇压这次起义过程中，以徽商为中坚的两淮盐商连续6次捐输，共计耗银700万两。
如此巨额的助饷，即使是挟资千万的徽州盐商也难以应付。
〖采访内容〗苏州大学教授 刘淼
总的来说，在几个重大的事件上，徽商都有很好的表现。我们试想一下，当然历史是不能试想的，如果当时徽商不做这个事，可能清王朝迈不过这个坎，有这个可能，当时清朝的财政力量是很弱的，作为国库，他的财政力量是很弱的，他就不得不依靠，当时经过明朝的这样一个长期的经营，要依靠这些大的一些资本集团。
扬州九峰园的闻名是因为主人、徽州盐商汪玉枢花费巨资收集而来的九座巨型太湖石。乾隆下江南的时候，临幸九峰园，一片叫好之后，竟然提出：挑选两座假山石带回皇宫里去。
皇帝满心欢喜，盐商却是有苦难言。
频繁地捐输、赈灾、助饷、接驾，此时的徽商已经是外腴中空。
为摆脱困境，盐商们竞相压低收购价格，并竭力抬高销售价格。有的商人甚至缺斤少两，掺和泥沙，以致“盐色掺杂不可食”。然而，他们这样做，不但没有捞回利润，反而造成私盐的泛滥。尽管《大清律》明文规定：“凡贩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清政府也对私盐严加查禁，但收效甚微。原先由两淮盐商垄断的销盐市场，因私盐泛滥而丧失殆尽。一些地方“无论城市村庄，食私盐者什七八”。
嘉庆末、道光初，徽州盐商已经和其他盐商一样，市场丢失，资本蚀空，财源枯竭，濒于崩溃的边缘。
随之而来的盐法改革，又最后将徽州盐商推上了绝路。
〖采访内容〗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 梁小民
盐法的变革确实和官盐，就是官方允许经营的盐利润奇高，利润奇高的情况下必然有私盐产生，任何一个行业，引用马克思的话，只要有300％的利润杀头都不怕，所以中国的私盐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什么搞私盐呢？就是盐的成本很低，销售价格很高，利润很高，所以始终有私盐。在清代政府就认识到，这个私盐是堵不住的，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去缉私，实际上是堵不住的，堵不住怎么样呢？堵不住的结果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了，没钱了，私盐不交税，所以没钱了，所以就建议改革，就是索性把私盐放开，既然堵不住，就不如放开，放开以后还可以收税，还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私盐的问题而把这个盐法进行的改革，又把这个私盐行业完全放开了。
道光十二年七月，为整顿盐业，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在淮北废除纲引制改行票盐法。
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又在淮南仿效实行，于是两淮盐法为之一变。
所谓票盐法，就是商人不必再购买盐引，只要向盐政设立的机构纳税，就可以领票经营。新法打破了以往徽商垄断经营的局面，商人“不论资本多寡，皆可量力运行，去来自便”。
废引改票的结果，使徽州盐商失去了垄断盐业的特权，徽州商帮遭受致命一击。
【采访内容】北京大学教授 萧国亮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徽商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的话，它是因为跟清政府密切的勾结，所以官商结合在一起；那么败也箫何，现在政府不与它结合了，所以它的衰败也是必然的。再可以引用《红楼梦》的一句话，也就是徽商跟政府勾结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清政府到了道光年间，他衰败了，他损了，所以盐商必然要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想是这样一种关系。
陈去病在《五石脂》中指出：“自陶澍改盐纲，而盐商一败涂地。”
清代中叶的扬州，主要是靠盐商支撑。一个个大老板的腰包瘪了，这座消费城市也就日渐现出苍老衰败的景象。“楼台也似佳人老，剩粉残脂倍可怜”，昔日建立在盐堆之上的豪宅庭园，似乎在一夜之间化作烟云，随风而去。
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运河上来来往往风帆鼓荡的盐船越来越少了，随之而来的是战旗飞舞的弘舸巨舰；甲板上大腹便便的豪商巨贾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手持刀剑身披盔甲的骁勇官兵。
一场战争爆发了。
日，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金田地区爆发，战场一路北上，两年之后，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其后主战场又折而东移，太平军占领了有“虎踞龙盘”之称的六朝古都南京，天王洪秀全宣布太平天国定都于此。此后，在西至武汉、东到上海的长江一线及其腹地，太平军与清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拉锯战斗。因此，包括鄂、赣、皖、苏、浙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社会战乱最严重的地区。
徽州盐商的大本营是扬州，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军屯兵扬州城外，扬州为“江北大营”，切断了扬州城内外的交通及商业贸易，出现了“盐引停运”的情况。
徽州木商最重要的贸易基地是长江重镇南京。该城被太平军攻克后，即成为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太平天国实行“禁商”的政策：“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因此，南京的商贸活动几乎停止，徽州木商首当其冲。
徽州茶商和典当商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为主要活动场所，而这些城市的商业环境已经恶劣到令徽州茶商和典当商纷纷歇业的程度。汤氏所辑《鳅闻日记》详细记载了当时常熟城内典当铺遭到抢掠的情况。这些典当铺多为徽商所开。因兵荒马乱岁月中无法进行正常商业活动，常熟城中的“众朝奉”只得携资返回家乡。
“恐遭劫数，囊金回乡”，徽商的本土——徽州，历来 “未婴兵祸”，是人们逃避战乱的“世外桃源”。然而在这场战争中，徽州也是清军与太平军交锋的最重要战场之一。
位于祁门敦仁里的洪家大屋是曾国藩驻节祁门的总督衙门，在这些建筑的墙壁上，隐约看见当年太平军攻占祁门之后留下的题字，对这场延续到徽州本土的战争，曾国藩后来提及在徽州的战事，总心有余悸，在他的信中自认与太平军作战，“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无日不战，无战不梗。”
〖采访内容〗广东社科院研究员 叶显恩
太平天国的起义也重要，把他们打击得厉害。（徽州）本地，像岩镇那些地方都烧成灰烬，因为总部李鸿章都住在休宁那一带的，本部在这个地方，拉锯战，很恐怖的，我看到有一个材料，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弟来的时候，姐姐拿着刀要砍弟弟拿来吃，这是用手写的，没有印，你可想多么恐怖了，饿的发慌，眼都绿了，所有的什么都毁于一旦的，有一些重要的地下的很多东西都毁了。另外江南地区是太平天国的地盘，在那场拉锯战中，很多徽商也是遭殃的。
如果说道光三十年以前，盐商是徽商的中坚。那么，道光以后，则是茶商支撑着徽商的残局。
茶叶贸易是徽商仅次于盐业的大宗商品，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徽州茶业出山，其税每引不过分厘。徽州茶商在清中叶以前得以迅速发展，同清政府这种相对低平的茶业税收政策有关。然而战争爆发后，从咸丰三年筹办“徽防”开始，至同治五年，清政府为筹措军饷镇压太平军，开征“厘金税”。
（接上）【采访内容】北京大学教授 萧国亮
厘金与太平天国有关系，太平天国兴起以后，就出现曾国藩、李鸿章他们湘军、淮军，当时清政府财政已经很困难了，比如鸦片的赔款等等，所以湘军、淮军军饷就要依靠地方财政，地方财政怎么办呢？就想出了厘金这一招，也就是在许多通商关卡上，设官员来征收厘金。所以厘金的征收对当时，不仅仅是徽商，对中国当时商人的商品流通确实是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的。
无论是行商，还是坐贾，都要捐助厘金。无论是手工业品，还是农产品，都在纳税范围之内。
厘金造成的恶劣后果，令商民由富而贫，由贫而至于赤贫。根据史料记载，江浙地区的厘金“半出于徽商”，可见，厘金之累，在江浙一带，多半摊在徽商身上。
1843年上海开埠后，近代机器工业迅速发展，使上海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和进出口基地，并且辐射到整个长江三角洲和周围地区。但与此同时，周围的传统工商业城市相继衰落，有的完全丧失了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大批官僚、富商、名流从这些城市和附近乡村迁往上海，带去了大量资金，也带走了原居地的市场。
【采访内容】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葛剑雄
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商业的兴起，特别是上海开埠以后，上海开埠以后，上海产生了中国式的新的资本主义的商业，比如说原来是小铺子，现在有大百货店出来了，原来经营的主要是土特产，或者是农业加工的这些手工艺品，现在机器制造东西来了，比如说洋布，洋油，这些来了以后，当然原来整个这个网络就改变了，本来是它的商品是徽商掌握，它运行的这样的线路，现在呢，比如说很多改从上海输出了，上海本来是也要采购人家的，现在变成他是很大的一个输出轻纺产品的地方，原来商业的格局也都改变了。而且土产品斗不过洋产品，再一个就是交通路线的改变，运河废弃以后，津浦铁路，连下了沪宁沪杭铁路，加上内河的轮船，还有长江的航运这些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了，产品也变，比如在上海很多东西，不是出口的，他出口的吸纳能力可以包括整个长江，比如长江上游中游，四川湖北一路下来产的猪鬃桐油，这些大众商品都集中到上海来了，然后卖给外国人，江南的比如说生丝，原来也是徽商在做，现在生丝的商人把他卖到上海，直接出口了，比如我的老家浙江湖州南浔镇的那些丝商，他们就是很快成为洋买办，和洋商联合起来，洋商财大气粗，他们通过外贸获利又多，所以徽商怎么斗得过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徽商不可避免的就衰落了，甚至在很多领域退出历史舞台。
1881年，胡雪岩集所有资金，囤积蚕丝，准备与洋商决一高低。胡雪岩邀同行共同完成此项颇有民族气节的壮举，然而，竟无人响应。胡雪岩“欲举一人之力与之旗鼓相当”的愿望终于失败。
至此，胡氏庞大的集团开始崩溃。
1883年，胡雪岩事业的基础——杭州泰来钱庄先行倒闭。随后，建立在上海、北京、杭州、宁波、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阜康字号相继倒闭，宣告破产。
1885年7月，左宗棠在福州病逝，胡雪岩失去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