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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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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刊》（中文版）是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以战略与决策研究为主的科技综...
《科学通报》是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力求及时报道自然科学各领域具有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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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日 18:55&&【字号：&&&&&&】
精刻本，是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古籍，所刻字体大多为手书上版，隽秀流动，精细工整。这一类刻本历来为学术界和藏书界所重视，黄裳先生在《清刻之美》里说，同样一部古典名著，一册精刻旧本与一册铅印新书给予读者的感受是不同的。他认为，精刻旧书已经是一种文玩性质的东西，…
精刻本，是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古籍，所刻字体大多为手书上版，隽秀流动，精细工整。这一类刻本历来为学术界和藏书界所重视，黄裳先生在《清刻之美》里说，同样一部古典名著，一册精刻旧本与一册铅印新书给予读者的感受是不同的。他认为，精刻旧书已经是一种文玩性质的东西，本身就是文化遗产。近年随着古籍善本的涨势渐起，精刻本更是成为藏家相互竞争的目标、古籍拍卖专家的宠儿。而同属古籍范畴的清、民国时期家谱，虽说现在也渐受关注，但主要还是集中在谱牒研究、究祗寻根的大范围之内，对专于版本的藏书家来说，除明代之前所修的家谱尚可考虑之外，其余那些清代、民国时期所修的家谱，是难入法眼的。古籍拍卖专场中虽说也偶有家谱现身，但基本上处于流标的多，或偶有成交，往往也基于买主对其是本姓本家考虑出发，成交价格也是居低不高，难与其它古籍相提并论。这显然是带着偏面和误解，却不说清初的藏书家黄虞稷，在他的《千顷堂书目/谱系》中就收录了135种家谱文献(其中家谱就有七十种)，就是其它一些私家藏书书目如钱曾《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也是园书目》、徐学乾《传是楼书目》、王远闻《孝慈堂书目》、姚际恒《好古堂书目》、金檀《文瑞堂书目》、汪宪《振绮堂书目》、叶德辉《观古堂书目》等也都专门设有谱牒、谱系等类目，记载了各自收藏的不等数量的家谱。上海图书馆藏品清康熙四十二年刻本《黄氏续录》、清潘志万手抄本《秀水朱氏家乘》、清钦其宝辑稿本《钦氏遗谱》中就有周星诒、莫棠、顾济乾、蒋澍学、吴大忍獍希匀灰彩窃堑莶毓摹ＶＵ耦煜壬摹段髭惺槟俊分校彩章剂思移锥帧Ｕ庑┦吕辽倏梢运得鳎移祝岳椿故怯腥俗⒅亍⑹詹氐模」懿怀善颉Ｊ导噬希移字芯∮芯浦荆胁簧俅罂捎氪赖拿瘫炬敲溃收呤杂盟闹帧⑺氖∷蘅瘫炯移孜焕樱怨┕偶厥榧乙贿印１酒字餍拚耪晟()，字干臣，号瑶山，谱名延徵，学者称篑山先生，少入塾受经，即有志圣贤之学。顺治十五年进土。官编修，以苦节称。累迁侍讲学士，因言事降二级，乞病归。初阐阳明良知之说，后读罗钦顺困知记，乃专宗考亭，以慎独主敬为归，粹然一出于正。与熊赐履并以理学齐名。家居构吾师祠，又捐宅为诚意书院，自于玉山下葺颓垣居之。后以原官召用，至京卒。著有《玉山遗响》六卷，《唾居随录》四卷及《庸书》二十卷，并传于世。其在谱中为第三十二世，世系详卷首三百六十二叶。本谱是从康熙十一年就开始着手修纂的。事实上，张贞生不过是挂了个主修的名目，实际从事谱事的是他的长子张世绅，因为其时张贞生是在京城做官，他在康熙十三年所撰的《自序》中写道：贞生以官系京邸，不获与三方叔伯兄弟详为校雠，而董率纂辑则长男世绅暨族庭诸贤达力也。可惜的是，谱还没有修成，张贞生就在第二年即康熙十四年正月十一日就与世长逝，离康熙帝特旨起用补原官(因言事降二级)未及一月，年仅五十二岁。而家谱一直到康熙二十年才刻印完成。庐陵张氏是为世家大族，一直官宦不绝，如二十四世张宗琏，字重器，《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九/循吏》有传，云朝遣御史李立理江南军籍，檄宗琏自随。立受黠军词，多逮平民实伍，宗琏数争之。立怒，宗琏辄卧地乞杖，曰请代百姓死，免株累甚众。初，宗琏使广东，务廉恕。至是见立暴横，心积不平，疽废背卒。常州民白衣送丧者千余人，为建祠君山。宗琏莅郡，不携妻子，病亟召医，室无灯烛。童子从外索取油一盂入，宗琏立却之，其清峻如此。又二十七世张黻，《明史/列传第八十二》说他成化八年进士，介特不避权贵。而此数人，在史书上不过是履历式的记载，但在家谱包括敕命、试策、p卷、奏疏、墓志铭、诗文等都有载录，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这部家谱无论是编纂、雕版、纸张、用墨无一不精，谱每册首页都钤有一章：通谱捌册，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序，共壹千叁佰捌拾叶，计伍拾伍万叁千陆拾字，可知全谱多达55万余字。此本传世特稀，未见著录。汪氏在徽州是望族，徽州八大姓：程、汪、吴、黄、胡、王、李、方，汪居第二。徽州历史上的汪氏名人主要有宋宰相汪伯彦，元末明初理学家汪克宽，明医学家汪机、戏曲作家汪道昆，清画家汪士慎、制墨业四大家之一的汪近圣，数学家汪莱，民国国务总理汪大燮，画家汪采白等。此部《纂要》所涉及的支派分布于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凤阳、宣城、宁国、太平、旌德、泾县、贵池、青阳、石埭、铜陵、东流、桐城、无为、六安及外省新城、杭州、临安、昌化、鄞县、慈溪、奉化、定海、遂安、开化、常山、德兴、浮梁、乐平、上饶、贵溪、永新、长沙、宁夏等处。但世系只及先祖数代，于后不再提及。徽州版画盛于明代中叶，其中以歙县黄、鲍、汪、汤氏最为有名。汪氏所刻的《海内奇观》、《唐诗画谱》等都为传世杰作。这部《纂要》由汪氏自己操刀，版画、字体无不精美，也算难得一见的善本。此本北图、北京师大、河北大学、安徽徽州地区博物馆(存二卷)有藏。本谱主修仕椿，卷一世系中载：字良才，俊庥之次子，雍正十二年甲寅九月初二日亥时生，主持户事，倡修族谱，他在首序中说：嘉庆己未清明祭日，族众骈集，咸念先后修辑之不易，亟欲筹之枣梨，爰命族侄宾、堂孙敦五，谨遵前例，续纂成编，校核无讹。阅庚申春乃授之梓。湖南是传统的修谱大省，存世的家谱数量在各省市中也是名列前茅，而在我的藏品中，湖南地区家谱也占了相当大的比率。因为见得多，以前对湖南地区的家谱一直不甚重视，总以为比不上浙、徽、苏等省份家谱精良，而此谱出，才知以前所想实是大缪。攸县卢氏，并非世家大族，也无达官贵人，但所修家谱非但刻工精良，编纂得体，而且用纸也为考究，黄绫包角，颇显大气。家谱中谱例云：谱成则藏板于祠，封锁于柜，近祠子孙当于四、五月之间曝晒片时，刷霉驱C保守以待，后之续修者则费省而成功易也。在此之后的光绪二十八年续修本，我也藏得一部，虽尚存少量旧版，但质量已是大不如前了。清末民初四大名刻工之首黄冈陶子麟，又作子霖，人称其能刻仿宋及软体字者、精妙不弱于东邻。他所刻的古籍，现已为拍卖会中藏家争抢的目标，如《三汛橐凡环志怼堵朗舷缭枷缫恰范怼斗缢淄ㄒ濉肥怼豆愠上壬窈凡环志怼缎墓致肌肺寰怼豆蟪叵匮馗锉怼芬痪怼督в诩/诗》四卷、《醉翁琴趣外篇》六卷、《酒边集》一卷、《景明宏治高丽晋州本遗山乐府》三卷、《景宋本鹤山先生长短句》三卷、《昆陵集》十六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文馆词林》五卷、《濂亭遗集》七卷、《随庵徐氏丛书》、《随庵徐氏丛书续编》、《瘗鹤铭考补》一卷等，无一不能拍出极高的价位，就算比之明代精善之本，也毫不逊色。当时的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刻书态度极为严肃，他所印刷的书中较为难刻的珍版宋本送擅长临摹各类字体的饶星舫写样，然后交给陶子麟刻版。如以红梨木刻成、每部价值高达三百元、深受学者欢迎的宋刊四史，就是饶、陶的经典之作，陶为鄂渚乎民，善仿宋，翰怡延之来刊四史。王汉章在《刊印总述》中称刘承干的刻书是近三十年来，木版家刻书之最精者，近代中国木刻书之代表者。这其中，陶子麟功不可灭。这部家谱的刻工虽没有署明为陶子麟所刻，但从字里行间来看，完全就是除子麟的风格，应该说，除其之外，是最无别人能出此精彩的。况黄冈陶氏家族本是刻书(包括家谱)世家，在我其它的家谱藏品中如民国三十四年黄冈百忍堂《张氏宗谱》记载承刻者为陶兰台;民国三十六年黄冈爱莲堂《周氏宗谱》载明为冈邑陶华棠刊;民国六年麻城知音堂《锺氏宗谱》印谱者为冈邑陶新亭，等等，不一而足。而本谱的民国三十五年递修本上就有陶兰台的落款。以我的猜测，这个陶兰台若非陶子麟的刻坊名，当也是他的子侄辈之流。以上举例四种刻本家谱，既非家谱中最精之本，也不属普通的本子，应该说并不能体现现存所有旧家谱的现貌，这就好比古籍中有优劣之分，家谱也同样存在相同情况，但作为与国史、地方志鼎足而三的家谱，目前在收藏界竟然还是冷门，确与收藏者对她的认知大有关系。本文无非是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古籍收藏者能对家谱有所重视。说到底，毕竟收藏既是与历史对话，也是一种文化的保护。。
出版信息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版次：1包装：平装丛书名：国家图书馆善本掌故丛书开本：16开出版时间：页数：344内容简介善本是指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的古代珍贵书籍。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古籍30万册，继承了南宋以来历…
出版信息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版次：1包装：平装丛书名：国家图书馆善本掌故丛书开本：16开出版时间：页数：344内容简介善本是指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的古代珍贵书籍。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古籍30万册，继承了南宋以来历代皇家珍藏，以及明清以来众多名家私藏。在善本古籍卷中，作者以通俗的语言讲述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不同版本，堪称谱牒双璧的宋代皇族谱牒宋内府抄本《仙源类谱》和《宗藩庆系录》，荣登世界记忆遗产的元胡氏古林书堂刻本《黄帝内经素问》，在中国印刷史上堪称里程碑的明万历程氏滋兰堂彩色套印本《程氏墨苑》，明崇祯版和拱花技术印制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也从宋代四大刻书中心的角度，选取浙刻无上神品世彩堂《韩柳集》、蜀刻唐人集零本、建刻绝品黄善夫本《史记》、江西周必大刻本，以及各个时期的写刻精品。其中还有不少是存世孤本。国图引以为豪的四大专藏除敦煌遗书另卷介绍外，《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也在这里做了介绍。编者简介陈红彦，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兼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个人则点校出版了《花间集》《刘克庄诗集》等。目录从甲骨到名家手稿一场穿越千年的对话 陈红彦　1从无言到有声写在《古籍善本掌故》出版时 陈红彦　1宋刻单疏本《周易正义》 1阮元稿本《周易注疏校勘记》 5宋刻本《尚书图》 9宋刻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 13清乾隆四十八年桂馥家抄本《草木疏校正》 17宋筠州公使库刻本《诗集传》 21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周礼》 25宋本《礼记》两种 29宋刻本《新定三礼图》 35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春秋经传集解》 39明正德十一年锡山华坚兰雪堂活字印本《春秋繁露》 43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孝经》 47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 51宋淳v六年湖州泮宫刻本《论语集说》 55明末祁氏澹生堂抄本《论语解》 59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 63宋庆元六年寻阳郡斋刻本《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67宋绍兴十二年汀州宁化县学刻本《群经音辨》 71宋刻二家注本《史记》 75三家注本《史记》 79《史记》中关于蹴鞠的记载 83宋绍兴十八年荆湖北路安抚使司刻递修本《建康实录》 87《汉书》中关于新疆的记载 91《后汉书》中关于地震的记载 95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南齐书》 99《隋书》中的元宵节 103清泥活字《南疆绎史勘本》 107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资治通鉴》 111《资治通鉴》残稿 115坊刻珍品　怡府旧藏《新编纂注资治通鉴外纪增义》 119元刻本《契丹国志》 123《张文忠公奏疏抄》与张居正改革 127清抄本《鸦片奏案》 131明写本《明正统三年赵氏诰命》 135蒙古乃马真后元年刻本《孔氏祖庭广记》 141宋内府抄本《仙源类谱》和《宗藩庆系录》 147明嘉靖四十三年杜思刻本《齐乘》 151宋咸淳刻本《咸淳临安志》 155明弘治刻本《中吴纪闻》 159明景泰刻本《云南图经志书》 163元刻本《茅山志》 167宋刻本《水经注》 171明嘉靖四十年钱Y抄本《游志续编》 175清彭氏知圣道斋抄本《西洋番国志》 179清刻本《海国图志》 183杜环《经行记》与著名的怛逻斯之战 187蓬山话旧赏雅集 明抄本《翰苑群书》 191元泰定元年西湖书院刻本《文献通考》 195明崇祯十年宋应星自刻本《天工开物》 199《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辗转澳门 203明代造船术之典《南船纪》 207宋刻本《金石录》 211元抄本《直斋书录解题》 215明崇祯十五年绘本《虞山毛氏汲古阁图》 219宋刻珍本《荀子》 223宋刻本《新序》 227宋刻本《中说》 231宋刻本《十一家注孙子》 235明天启武术汇印本《耕余剩技》 239清康熙内府刻本《耕织图诗》 243王祯《农书》与木活字印刷术 247鲁明善与《农桑衣食撮要》 251元胡氏古林书堂刻本《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 255蒙古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259明抄彩绘本《履f岩本草》 263明抄彩绘本《本草品汇精要》 267宋刻公文纸印本《洪氏集验方》 271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 275清康熙七年柱笏堂刻本《凌烟阁功臣图》 279《十竹斋书画谱》与《十竹斋笺谱》 283清康熙彩色套印本《芥子园画传》 287清宣统三年文美斋彩色套印本《百华诗笺谱》 291宋刻孤本《忘忧清乐集》 295明万历三十七年汪氏环翠堂刻本《坐隐先生精订捷径弈谱》 301宋刻本《汉官仪》 305明刻本《丸经》 309精妙绝伦的明万历三十三年程氏滋兰堂彩色套印《程氏墨苑》 313明弘治碧云馆活字印本《i冠子解》 317序言千年文化的积淀，五千年文明的光芒，中华文化的传承是以薪火相传、世代积累的方式逐渐实现的。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典籍是承载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最主要载体。典籍作为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扬主张的重要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思维，凝聚了的人文意识。中国历代都有一批有识之士加工阐释、条编整理古籍，并使之广泛传播承继，正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大大推动了文明的进程。中华民族文化典籍的传播可谓源远流长，而典籍的广泛传播，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功不可没。中国的雕版印书始于初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夏、金，延袤于元、明、清，雕版印刷的应用不但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典籍的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书籍开始有版本的概念也是伴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出现而产生的。善本，简言之，就是质量好的版本。其最初的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书本。印本前，中国书籍经历了漫长的写本时代。在写本时代，把原稿或别本认真缮写下来，经过与原文校核无误，就成为善本。雕版印刷技术普遍应用，收录文献的多寡、校勘的精劣、雕印质量的好坏各不相同，就有了版本优劣的概念。善本经许多学者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三性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九条主要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历程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1795)。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后，古籍有了定级标准，对三性九条有了更细致的解读。由于善本要求具备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时间早、流传少、刻印精的要求自然就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条件下，雕版印刷产生之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出现的印刷品因时间早、校勘价值高、存世少而为藏家、学界更加珍视，也成为藏书重善本、善本重宋元的充分理由。国家图书馆收藏善本古籍三十余万册，继承南宋以来的历代皇家珍藏，包括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南学所藏的宋元旧刻，以及清末以来历届政府拨交的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文津阁《四库全书》等。经政府调拨、本馆工作人员南北访求及众多藏书家的捐赠转让，国家图书馆从海内外吸纳了近世南北各大藏书家毕生所聚的稀世珍品，如杨氏海源阁、翁氏藏书、瞿氏铁琴铜剑楼、潘氏宝礼堂、傅氏双鉴楼、吴氏奢摩他室、周氏自庄严堪、陈氏郇斋、郑氏西谛藏书、涵芬楼烬余书等，使得馆藏宋刊元椠、明清佳刻、名家稿本、精校精抄的品种数量至为宏富。由于时代久远、传承有绪，近二十年来，人们对善本的关注越来越强烈。1998年，阳光卫视曾经与国家图书馆联合筹划《国宝背后的故事》，2005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开辟《善本故事》栏目，每周或隔周介绍一部善本书，同时《文物天地》《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央视《国宝档案》等陆续对善本书特别是国家图书馆的善本特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善本的内容、成书、出版、流传善本书以掌故的文体活了起来，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了解。古籍中的文字不再是许多人看不懂的竖排繁体字，而是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不但曾经对全世界文化文明发展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今天也随着报刊、影视节目，在世界范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近十年来，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同仁的努力下，在各类媒体上曾发表的国家图书馆藏和少量其他重要图书馆藏善本掌故已颇具规模。为了让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精粹在更广泛的范围共享，为了让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典籍走下神坛，走出象牙塔，我们依据经史子集分类编辑出版这一套善本掌故丛书，希望有更多爱书的朋友与我们一起陶醉于那静雅的气息、疏朗的书叶中，阅读、认识这些珍贵典籍，回味她们历经沧桑走到今天的背后所沉积着的令人动容的故事，把一份新鲜好奇，与中华文化的血脉联系起来。让这些善本从无言到有声，伴随我们在飞速运转的现代生活节奏中完成一次精神的洗礼，以一份宁静和坚定，守护和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古籍善本掌故(二)》出版信息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版次：1包装：平装丛书名：国家图书馆善本掌故丛书开本：16开出版时间：页数：348内容简介同(一)。目录从甲骨到名家手稿一场穿越千年的对话 陈红彦　1从无言到有声写在《古籍善本掌故》出版时 陈红彦　1明抄本《刘子》 1独具特色的元刻《梦溪笔谈》 5明抄本《墨庄漫录》 9元刻本《新刊履斋示儿编》 13元抄本《闲居录》 17宋刻本《东观余论》 21元泰定二年庆元路儒学刻本《困学纪闻》 25明建业张氏铜活字印本《开元天宝遗事》 29宋刻本《甲申杂记》 33清彩绘本《北京民间生活百图》 37明成化元年吴宽抄本《山海经》 41元碧山精舍刻本《湖海新闻夷坚续志》 45千卷类书《册府元龟》 49明内府抄本《永乐大典》 53《赵城金藏》的传奇 57宋临安府贾官人经书铺刻本《妙法莲华经》 61宋绍兴四年释思鉴刻本《景德传灯录》 65《五灯会元》穿越半个世纪的握手 69明成化御书《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73绣本《地藏菩萨本愿经》 77宋刻本《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直解》 81周叔|与双南华馆 85蒙古太宗九年至乃马真后三年刻《道藏》本《太清风露经》 89明司礼监刻本《赐号太和先生相赞》 93周永年与《四库全书》的撰修 97宋端平二年刻本《楚辞集注》 101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与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注》 105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 111宋刻本《寒山子诗集丰干拾得诗集》 115清影宋抄本《唐秦隐君诗集》 119宋蜀刻唐人集本《王摩诘文集》 123宋刻本《孟东野文集》 127明洗墨池刻本《薛涛诗》 131宋咸淳廖氏世彩堂刻本《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 135宋乾道元年零陵郡庠刻本《唐柳先生外集》 139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周贺诗集》 143明抄本《元氏长庆集》 147蒙古宪宗六年赵衍燕京刻本《歌诗编》 151宋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集》 155明嘉靖八年柳佥抄本《白莲集》 159黄丕烈士礼居影宋抄本《碧云集》 163清抄本《王黄州小畜外集》 167北宋刻本《范文正公文集》 171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 175宋绍兴衢州刻本《居士集》 179宋嘉定六年淮东仓司刻本《注东坡先生诗》 183宋刻本《后山居士文集》和《后山诗注》 187元抄本《简斋诗外集》 193宋庆元五年黄汝嘉刻江西诗派本《东莱先生诗集》 197宋刻本《南岳稿》 201清咸丰七年劳权抄本《古梅遗稿》 205元后至元五年花溪沈伯玉家塾刻本《松雪斋文集》 209元刻本《静修先生文集》 213元刻本《石田先生文集》 217元刻本《雍虞先生道园类稿》 221元刻本《伯生诗续编》 225明正统刻本《书林外集》 229明成化二十二年张习刻本《姑苏杂咏》 233元刻本《梅花字字香》 237元刻本《梅花百咏》 241明稿本《石田稿》 245刘伯温与他的《覆瓿集》 249《林文忠公尺牍》 253北宋刻递修本《文选》 257宋嘉泰元年至四年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 261明崇祯六年赵均刻本《玉台新咏》 265宋刻本《乐府诗集》 269元刻本《中州集》 273元刻本《东坡乐府》 277宋刻本《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 283元刻本《稼轩长短句》 287清抄本《和清真词》 291中国最早的词集《花间集》 295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299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西厢记》 303明刻本《杂剧十段锦》 307《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中的贯云石散曲 311《庆赏N平》N平署戏曲人物画册 315明稿本《远山堂曲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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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Л.C.加拉罕曾请求在广州的鲍罗廷为他起草一篇介绍中共历史的简要概述。鲍罗廷遂委托纳乌莫夫来完成这项任务，同时请张太雷给以协助，为他提供材料和建议。纳乌莫夫是在1926年秋同张太雷一起乘火车由广州去北京的途中写完这篇概述的。如果该说明无误，那么，为纳乌莫夫执笔提供帮助的就是张太雷;换言之，文章利用了张太雷提供的资料，反映了张太雷的认识和见解。到底是否如此，当然还需进一步探究(21);但毫无疑问的是，马贵凡译《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必将取代此前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版和《党史资料》版(当然应与韦慕庭整理的英文版相互比对)。而葛萨廖夫著、张诚译文本，尽管对于探讨共和国时期党史研究的不正常状态仍然有其价值，但研究早期党史，则不宜继续使用。顺言之，属于纳乌莫夫执笔文本系统的资料还有一件，即《上海革命史资料研究》(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出版)所收录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策略(讨论大纲)》。该文著者不详，系日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印的供党员内部学习的一份读物。原件系手刻蜡纸油印，现藏中国革命博物馆(同书第312页)。该资料叙述的是早期中共的活动，较之纳乌莫夫执笔文本，尽管细节不同，但一大代表数也作11人，而且成立时期十分接近，故二者之间应存在某种关联。与中共有关的内外人士撰述的早期党史，对后来1920年代至1930年代形成的党史以及有关人的回忆、信息积累等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22)。正因如此，在利用1927年以后产生的有关早期党史的回忆录、记录时，不应将其作为原始材料，而应与上述早期党史著作相互比对，并慎重考虑其产生过程。在下一节里，我们将从史料学角度，对形成于1929年底的另一份资料进行探讨。三、《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与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日)》，是何叔衡就中共一大某些细节询问董必武而得到的回信(23)。该信因产生于同为一大代表的董、何二人之间，于是作为一大的早期记录(回忆)而成为一大研究经常利用的资料。不过，该信尽管日期已经判明，但写于何地、经过如何却并不明确;而且何叔衡致董必武信至今未能发现，因而利用起来困难较大。回信中有关信件往来的部分如下：叔衡同志：二十六日的信，今日午后接到一张欠资的通知后，才往邮局去取来，照你所约五日之期已赶不及了，幸而有张同志之便，免得又经邮局周转，耽搁时日。不过关于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我已记不甚清，只尽可能的写出来，供你们的参考。以上是我所能记着的。国焘同志还能记得许多，请问问他，当更知道详细点。弟必武　十二月卅一日关于这封回信，冯铁金氏在2006年发表了值得关注的见解。[11]冯氏把这件资料与近年发现的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24)(时间不早于1929年，以下简称《讲稿》)联起来考虑，并对回信背景何叔衡为何向董必武询问一大情形作了如下解读：何叔衡日给董必武写信，是缘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两次听了张国焘关于建党初期情况的讲课后而写的。听完第二次讲课后，或许是为了解一大的更多情况，他便在日给董必武写了一信，询问一大的有关情况。冯氏的可贵之处在于重视史料的形成过程;而就整体框架而言，其考证也颇具说服力交换信件的何与董当时都在莫斯科、董委托代转回信的张同志即张国焘、信件往来与《讲稿》有关等。但可惜的是，听了张国焘关于建党初期情况的讲课后而写这一部分还有再作商榷的余地。也就是说，如果何向董询问一大情况是在张国焘讲课之后，董回信中照你所约五日之期已赶不及了一句所表露出的急迫感就难以理解。何叔衡为何要求董从速回信呢?最自然的解释应是：为赶在张国焘讲课开始前得到答复。董回信中称幸而有张同志之便，由此可知回信是让张国焘捎给何叔衡的。个中情由可能是这样的，即张国焘因迟迟不见何叔衡带来答复而直接去找了董必武如此则一切都可得到解释(25)。也就是说，必须讲中共党史课的张国焘向何叔衡询问，或者要求何叔衡向董必武询问一大有关情形，于是才有了何、董之间的信件往来。由此亦可推断，张国焘《讲稿》的产生、尤其是论述中共一大的第二次讲课，应在《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之后，亦即从董、何等一大参与者处确认了相关情况之后。具体而言，应在1930年初。张国焘《讲稿》，除董、何提供的信息外，很可能还参考了上述纳乌莫夫的文章。因为，《讲稿》有关一大前北京小组的部分记述一共有八人，其中有六名无政府主义者与纳乌莫夫文一致。当然，张国焘也是北京小组成员之一，即使不借助纳乌莫夫文，也能忆得起这些情况(26)。另外，《讲稿》以一大时党员数为57人，显系承袭了中共六大(1928年)时编订的《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份比例表》[12]的数字。据认为，该统计表应是为参加六大而集合到莫斯科的党员们，就自己出席过的历次大会共同汇总情况而成。而既参加过一大、也出席了六大的，只有张国焘和何叔衡二人，因此，57人这一数字有可能原本就是该二人提出的。在把握以上背景的基础上，再次面对张国焘《讲稿》时，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讲稿》所列一大代表名单中为何没有何叔衡的名字。《讲稿》说，当时到上海开会的有11名代表。上海是李汉俊、李达，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武汉是董必武、陈潭秋，湖南是毛泽东，广东是陈公博、包惠僧，山东是王尽美、邓恩铭，日本是周佛海(似乎止11个表决权)，没有提到何叔衡。而如下两个事实表明，这并非记述错误。一、《讲稿》手稿相关部分作湖南是毛泽东□□，广东是即毛泽东后留有约两字空白，透露出张对是否应在毛泽东后加上何叔衡，直至最后犹豫未决;二、张国焘与何叔衡都可能参与汇总的上述六大统计表，也以一大代表为11人，其中并没有何叔衡的名字(27)。自张国焘在1970年代出版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之后，人们对其何叔衡未出席一大说作过各种探讨。此前的主流见解认为这是大叛徒张国焘的又一个谎言。但是，如果张国焘在还是中共领导人时就持同样看法，则将其一概斥为反共人士的诽谤就十分勉强。事实上，上述冯铁金氏后来就引用《讲稿》等大量有关资料，主张《我的回忆》的说法并非凭空捏造(28)。冯氏对所引有关资料的解释不无问题，但如下两点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何叔衡不待一大结束就回了湖南(29);二、至少在张国焘看来，从他还是中共党员直至脱党之后，何叔衡从来就不是一大代表。更何况，张在知道了董、何间信件往来及其内容(董必武在回信中称何为代表之一)之后，仍在《讲稿》中去掉了何叔衡的名字，表明张国焘对这一点是坚信不疑的。关于一大代表，人数暂当别论，至于到底哪些人出席了会议，现状是仍只有依靠回忆录来决定(30)。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张国焘履历有何污点，他一贯不承认何叔衡为一大代表的立场，是应该得到尊重的。结语众所周知，顾颉刚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传说带有层积性即资料越新，后世附加上去的东西越多从而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所谓层累造成说)。这种史料的层累现象，决非只限于古代史，现代史领域也同样存在。一大代表的回忆录，包括张国焘的有关撰述，无一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参考了已有资料而成，我们对此似乎过于漫不经心(31)。而对史料层累性因主观性资料改动而愈加错综复杂，我们又关注过多少?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此前被视作原始史料或早期回忆录的资料，实际上只是各种信息的复合体、堆积物;正因如此，一大研究不应回避脚踏实地的努力，以细致梳理错综复杂的史料生成过程。这应是以重返史料生成现场为前提的历史学、史料学的基本立场。中共党史要摆脱特殊学术领域、跨入真正历史学领域，则中共的出发点一大的研究应该迈出第一步。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共和国时期包括一大研究在内的党史研究、党史资料编纂的进程作全面探讨。注释：①俄文版为Чен Пан-цю[Чень Тань-цю], Boспоминания о I съеэде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Коммyнистичеc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936, №14, cтр. 96-99. 德文版为Тschеn Pan-tsiu[Chen Тanqiu], Erinnerungen an den I. Parteitag der KP Chinas,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1936, Heft 9. S. 900-904. 英文版为Chen Pan-tsu[Chen Tanqiu], Reminiscences of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munist International, 1936, no. 14, pp. . 另，据说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第1卷7/8期合刊，1936年)也曾转载陈潭秋回忆录，笔者未见(参见陈乃宣《陈潭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2-203页)。②受陈潭秋回忆录影响而写出的第一篇有关中共一大的文章，很可能是萧三《对〈毛泽东故事选〉的几点重要更正》(《北方文化》，第1卷第6期，1946年5月)。该文对两年前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解放日报》，-2日)一文作了订正，就一大代表宿舍(上海法租界蒲柏路一个女子学校)、租界警察搜查会场(第四天晚上)作了补充;而这些也都是陈潭秋回忆录中的内容。就此推断，萧三很可能在1946年初读到了陈潭秋回忆录，并且很可能是《共产国际》俄文版。只不过，萧三的这篇订正文对陈潭秋回忆录只字未提。③至1955年，《党史资料》共刊行24辑。第1辑未注明发行日期(编后记日期为日)，但合订本第1辑作1952年第1辑，即作1952年创刊。另，该杂志编辑据说是缪楚黄(参见李海文主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2编，四川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2页)。④丁氏据该翻译手稿收藏者介绍说，翻译手稿已于2009年北京某收藏拍卖会上被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以2万多元购得。⑤据邵维正氏的记忆，陈潭秋的文献是由几个懂俄语的青年人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参见：丁晓平《陈潭秋与其珍贵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党史博览》2010年第7期。⑥当时最具权威的党史著作即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年)有关一大这样记述说：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有关一大的通行见解的变化，请参阅前引拙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255-264页。⑦直到逝世前，李达一直坚称大会是7月1日开幕。1959年中央档案馆向他求证时，他也回答：一大开会的具体时间，是七月一日(《给中央档案馆的一封信(1959年9月)》，《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21页)。另，《党史资料》第1辑载有李达《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回忆》，他读过《党史资料》是没有疑问的。⑧在笔者手头的资料集中，《历史资料选编中国共产党一大史料专辑》(重庆市历史学会编刊，1979年)、《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资料室编刊，1979年)、《中共一大资料汇编》(西安师专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组、西北大学政治理论系党史教研室编刊，1979年)等都收录了基于《党史资料》版的重译本。⑨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党史研究》，1980年第3期;后收于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决定在各语种《共产国际》上发表三、四篇文章，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是在6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的决定(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70号文件);陈潭秋回忆录应作于该决定之后。而陈曾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上作过演讲(《陈潭秋在庆祝党的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提纲)[原文没有时间]》，《中共党史资料》第3期，1982年)，回忆录很可能写于此次演讲前后。那么，那次纪念活动(第一次建党纪念活动)是何时举行的?《中共党史资料》编者称，纪念会的时间，据判断，当在7月31日或8月7日前后，而对《提纲》标注了1936年7月的日期。但6月23日的书记处决定纪念活动在8月7日举行，因此，陈潭秋回忆录应写于6月底至8月上旬之间。关于发表时间，《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4/5期合刊没有标注出版日期，转载回忆录的俄文版则注明1936年8月发行。但实际上，二者似乎都发行于9月以后。因为，该期《共产国际》刊载的季米特洛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写于同年8月31日(《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5页)。(11)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该书第二版也从《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4/5期合刊转录了陈潭秋回忆录。另，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部会编《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第1卷(东京：劲草书房，1970年)收录了依据《共产国际》中文版翻译的陈潭秋回忆录。(12)对照已刊行各版本可知，其所转载的应是前引《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载重译版。但对原文广东代表鲍怀琛一句却加上了(此处应为陈公博编者注)的错误注释(第35页，应为包惠僧)，从而使读者陷入更大混乱。(13)李海文主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四川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该书原为2005年刊行的同名书，2010年作为人民联盟文库之一再次发行。(14)参见习五一《苏联阴谋文证〈致驻华武官训令〉辨伪》，《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习五一《查抄苏联大使馆内幕》，《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2期。(15)这些英文版，C. Martin Wilbur(韦慕庭)曾以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esemunist Party为题作过介绍(Wilbur and How, Documents on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 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41-78)，而关于年前后所没收档案的各种英文版本，该书pp. 566-567解说述之颇详。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esemunist Party一文后被收入Wilbur and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本文所参照英文版即为此文。另，陈公博在《苦笑录》中曾说：恰好那时在上海的英国别发书庄出版了一本英文书，那是张作霖在北京围抄俄国大使馆，没收许多共产党的秘密文件，翻译成英文发刊，作为反对国民革命军的一种宣传，认为别发书庄即上海的英文出版社Kelly
Walsh 出版过没收档案的英文版。实际上，别发书庄在年前后出版的是张作霖的传记Putnam Weal[本名Bertram Lenox Simpson]，Chang Tso-Lin's Struggle Against themunist Menace(张作霖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斗争)，Shang hai: Kelly
Walsh, Ltd. 1927，并无任何证据显示该社出版过没收档案;陈公博之说应为记忆错误。(16)金毓黻《二十四年前的一篇中国共产党简史》，《进步日报》，日。金毓黻早在《关于整理近代史料的几个问题》(《新建设》第3卷第2期，1950年11月)一文中表示将编纂近现代史(革命史)史料：一谈到革命史料就与反革命史料有了关联，二者是密结在一起，而无法分开的，我们就依据这样的原则来整理这几段的史料。另，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称：1950年，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发现了一篇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么一篇历史文献，竟是从一部蓝色封皮、线装的书中发现的。那部书的书名颇为惊人：《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第25页)，明确了重新发现汉语版的时期;但没有提及英文版是如何被重新发现的。(17)前引Wilbur and How, Documents on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 p. 490.《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版《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未标注作者。另，战前日本的中共党史学者大V令三《中国共产党年志稿》(《满铁支那月志》第12卷第12期，1932年)亦称原文为キセルエフ[Kisseleff]以俄文写就。可见，只要利用英文版，误认Kisseleff为原著者是难以避免的。(18)马贵凡译《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卡拉乔夫同志在中国研究组会议上作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第81辑，2002年。译自原苏联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1968年出版的《信息通报与学术报告[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е сообщения и нaучные доклaды]》第6期。(19)参见：Гарушянц, Ьорьба Китайскиx Марксистов за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Народы Аэии и Африки, 1961, №3(加鲁尚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亚非人民》);Ковалев и Картунова,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первом сьезд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Aфрики, 1972, №6.(科瓦廖夫、卡尔图诺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新资料》，《亚非人民》)。(20)参见：蜂屋亮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の重译と、大会会期和代表についての论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お茶の水史学[御茶之水史学]》第31号，1988年;前引Wilbur and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pp. 442-444;李丹阳、刘建一《革命局辨析》，《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石川祯浩《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辑，2005年(原载[日]《东洋史研究》第63卷第1期，2004年)。(21)李丹阳氏指出，《中国共产党简史》与张太雷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1年)对一大前地方组织的介绍并不一致，认为张可能不是《中共简史》资料的主要提供者。这个观点不可忽视。李丹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22)如Ju An-li, Die Кommunistisсhe Internationale und die Entstehung der kommunistisсhen Partei Chinas, 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1929, No. 9-11, S. 656-664(俞安礼[音译]《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国际》德文版)、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1929年底或1930年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都参照了某种早期党史著作。(23)最早提到该信的应是前引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后来，《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3期刊载了该信全文，随后，《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1982年)、前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1982年)、《一大前后(三)》(1984年)等相继予以全文收录。另，《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附有该信照片。(24)[俄]舍维廖夫(К. B. Шевелев)提供《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讲稿》的具体写作时间不详，据舍维廖夫称：讲稿写在1929年印制的笔记本上。据此推断，《讲稿》的执笔时间不早于1929年。(25)董必武回信称供你们的参考，所谓你们应指何、张二人。(26)或许，为纳乌莫夫提供相关资料的不是张太雷(参照第9页的注释)，而是张国焘。(27)前引赵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一)》称，代表作11人，但名单仅载10人姓名(张国焘、刘仁镜[静]、董必武、包惠僧、李达、李汉俊、毛泽东、周佛海、王烬美、陈公博)，即没有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的名字。后来的《讲稿》补上了陈潭秋、邓恩铭，唯独何叔衡未得补入。可见，张国焘是坚信何叔衡不是一大代表的。(28)冯铁金《何叔衡是一大代表，但未出席一大兼论出席一大的代表是12人，不是13人》，《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2007年;冯铁金《关于何叔衡未出席一大考证续补》，《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8辑，2008年。也有人不同意冯氏见解，如唐振南《何叔衡出席了中共一大答冯先生的来信》，《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9辑，2009年。(29)冯氏的根据是，《谢觉哉日记》日条(记述8月12、15、18日事)记载而叔衡又迭缄相促，乃于阴历七月十五[阳历8月17日]往省(《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页)。另，前引唐振南《何叔衡出席了中共一大答冯先生的来信》就冯氏对资料的解读及其观点提出异议，但对何叔衡在一大结束前就离开了上海的看法表示同意。(30)到底哪些人是中共一大正式代表之所以不易确定，其主要原因在于，尽管各种回忆录出现了13人的名字，但当时记述大会概要的俄文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56-559页)却称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31)顺言之，写于1936年的陈潭秋回忆录，似乎也在几个方面参考了《讲稿》。参考文献：[1]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丁晓平.陈潭秋与其珍贵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J].党史博览，2010，(7).[3]陈潭秋.回忆党的一大[J].百科知识，1979，(2).[4]《党史资料》征稿及发行简则[J].党史资料(中宣部党史资料室编辑的内部刊物)，1952，(第1辑). [5]杨冬权.破解中共一大之谜中央档案馆馆藏中共一大档案介绍[J].党的文献，2011，(3).[6]吴少京主编.亲历者忆建党风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7]李颖编.从一大到十七大[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8]李海文主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2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9]B. H. Усовa. Пять Документом 1925 г. Cоветской Рaзведки в Китае[J]. Bосток, 2001, №3.[10]Kissеleff. A Brief Sketch of the Historу of Chinesemunist Partу[J]. China Illustrated Review, III, no. 369, Januarу 21, 1928.[11]冯铁金.有关《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四个问题的考证[J].中共党史资料，2006，(第99辑).[12]赵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一)[J].党史研究，1981，(2).(作者简介：(日)石川祯浩，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文学博士)来源：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责任编辑：贺冬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