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200年前广州的世界首富 - 今日头条()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专门刊登了一个专辑，叫“纵横一千年”，在里头列举了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这50个人里头，包括我们熟悉的比尔·盖茨、洛克菲勒，我们耳熟能详的大腕儿，里面有6名中国人。这六个人在一千年当中，也是赫赫有名的。哪6个人呢？ 第一位是成吉思汗。他是个帝王，他的财产主要是土地和人民。那个时候没房地产业，如果有的话，他的身价可能就是任志强这些人的上万倍上亿倍。他使一盘散沙的蒙古各部统一，建立大蒙古帝国，然后举兵南征西征。他消灭了宋朝根本打不过的金朝，后来又把宋朝消灭了，这是往南；往西打到了中亚西亚欧洲，甚至非洲，险些建立了横跨三洲的大帝国。他控制的疆域超过了2000万平方公里，比现在的俄罗斯还大。甚至有人还说，成吉思汗是走到哪儿，把种子撒到哪儿。现在有个说法，全球每200个男性当中就有一个人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座各位，如果不是几代都在广东本地生活的话，没准您也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农业社会，人口也是财富，没人什么都办不成。所以成吉思汗被列入了50位最富有的其中一位。第二位是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跟他爷爷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财产主要不是人口，他控制的主要区域是中原和江南，主要是中国，不包括西亚中亚。成吉思汗去世之后，西亚中亚分给了他的其他几个孩子。他消灭了南宋后，营建了大都（今天的北京），北京正式成为一个统一王朝的首都，打造出世界上最奢华的宫殿，宫殿就是从北海到中南海这一段。他还建立了码头，比如北京的积水潭。还修复了京杭运河。当时有一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后来写了《马可·波罗游记》。他到了中国之后，震撼中国之富有，他的游记后来传到西方，成了哥伦布这些人希望发现新大陆，到东方来寻找遍地是黄金和香料的一个动因。忽必烈的主要财富是土地和城市。到了明朝，又有一个叫刘瑾的富人，在我刚才讲的这50人当中，他是唯一一个不是男人的男人，他是太监。他有多少钱呢？他是明武宗时期的一个专权跋扈的太监，专权的时间不长，只有五六年。但仅仅五六年，他攫取的财富却很多。跟他同时期的一个大臣，叫王鏊，写了一本书叫《震泽长语》，说刘瑾在1015年被抄家的时候，抄出金1205万两，银2亿多两。当看到个数字的时候我有点蒙，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明朝的中央财政收入，白银300万两，如果再加上粮食其他乱七八糟的实物折合起来，也就两三千万两。也就是说刘瑾专权五年，他贪的钱是明朝中央财政收入的10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数字明显是夸大的。清代学者赵翼因为长期在军机处工作，后来写了本书叫《廿二史札记》，这里面讲到，刘瑾贪了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这个数字其实也是夸大的。清朝中后期一个叫夏燮的学者，他写的《明通鉴》，仿照《资治通鉴》，对明朝做了个纪事本末。他认为，刘瑾家里大概有数百万两财产，这个数字相对保守，但我觉得更贴近现实。刘瑾能专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伺候的正德皇帝，这是明朝最贪玩的一个皇帝，不理朝政，所以这种人能在明朝出现。在清朝又出现了一个更奇葩的人。就是刚才提到的和珅。和珅，我刚才讲了，8亿两肯定是不可信的。后来专门研究和珅的一个学者冯佐哲，他一辈子就研究和珅一个人，考证之后，他把当时抄家的档案翻出来，一件件做了比对，专门还出了一本书，折下来的除了大量稀世宝物、古玩和字画，不可估价的对象之外，就能估值的金银、田宅来算，差不多折合一二千万两。这个数字比较准确，相当于清朝半年的财政收入。第五位是民国时期的宋子文，他的家产争议比较多。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中的数字现在被引入了中学教材，他认为四大家族攫取民间的民脂民膏，弄了差不多200亿美元左右。现在的学者经过分析之后，认为陈伯达夸大了，200亿美元不光是四大家族的私产，还包括四大家族控制的企业，你总不能把企业和银行搬走吧。 200亿美元不是他的个人私产，还包括他控制的产业。这些产业名义上是国有的，所以他还不能想搬走就搬走。1934年有一个杂志上刊登宋子文在上海的财产估计为3500万元法币。法币在当时还是很值钱的，100法币在当时可以买两头牛，所以比较值钱。后来斯坦福大学有一份日本人搞的档案，大概600万美元。但是宋子文离开大陆之后，由于没有了国民政府的庇佑，宋子文在美遗产，算上房子一共800万美元。所以宋子文也被称为中国几千年以来最富有的六个人之一。刚才我们介绍了前五个人。这些人有几个特点。他们都是政界人士。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拥有的土地、人民、财产、城市，这些东西虽然名义上是其私人财产，但实际上也是国有财产，只是他们有权滥用而已。但你不能说随便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刘瑾靠受贿和卖官，和珅靠受贿和自己的善于经营，而宋子文靠生意和垄断。他们有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有官方背景，都是官员。两个最大的官是皇帝，一个是大内总管、首席大臣。宋子文当过外交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院长。所以他们家产很容易被夸大。而比尔·盖茨、洛克菲勒虽然也有政府背景，但毕竟还是商人，所以他们跟我们之前讲的五个大佬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完全不是一个类型。我们今天要讲的伍秉鉴，则和比尔·盖茨、洛克菲勒比较相似。《华尔街日报》举出的六个中国人当中，他是唯一一个商人，既没有贪污，也没有受贿，就是做生意，跟英国搞贸易竞争，在贸易当中利用制度的空子牟取暴利。所以他进入这个榜单是这六个人中最当之无愧、名副其实的世界首富。那么，大家会问了，因为在座的有年轻人、孩子，他们可能对伍秉鉴不太熟悉，伍秉鉴究竟是谁？他到底有多少家产？伍秉鉴能不能当得起这个“世界首富”的名号呢？说他是商人，那为什么这幅画上，伍秉鉴穿的是一个官员的衣服？这几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我今天讲六个问题，我都用“那些年”来概括了。首先我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钱的问题。你说他是世界首富，他到底有多少钱？一、那些年他拥有的银子1834年，还没有发生鸦片战争，他的私人资产已达2600万银元。这个数字是道光十四年（1834年），东印度公司在华的一个编年史说的。伍秉鉴跟很多洋人打交道，所以洋人对他财产数量比中国官府了解得更清楚。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三个银元大概可以换2两多白银，一个银元大概是30多克，所以折合起来大概2000万两。2000万两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可以用我列的4个例子来比较。第一个案例：当时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4000万两左右，相当于伍秉鉴家产的2倍。也就是说伍秉鉴的财产顶得上清朝半年的财政收入。现在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10万亿，你说谁家能有五万亿？第二个案例：咱们比比当地的高官，两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禁烟后本来要调走，升任他做两江总督，那是最富的差事。后来因为广东这边英国人还在，没有走，所以就把林则徐留下来善后。他的年薪，包括正俸基本工资，养边银岗位津贴，办公费乱七八糟的搁到一起，各种补贴，每年是大概是2万两。你2万两白银要想攒到伍秉鉴的财产，需要不吃不喝1000年。第三个案例：就有人说你一两银子能折多少钱，当时主要消费品是大米，所以现在有些学者就用一个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就是拿大米的价格做比对，当时1两银子能买多少大米呢？大概能买100斤左右，甚至120斤。我们现在的大米去市场买要2块多一斤，如果批发市场可能2块钱以下，所以我们姑且认为，一两银子折合现在200块钱。当然这个也不一定准确，我们只能说”大概“。19世纪中叶就是这么个情况，1两白银相当于今天200元人民币。那么，伍秉鉴的财产可以折合今天的40亿元人民币。那时候的生产力水平跟我们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根本是两个概念，你让那时候盖我们现在的广州图书馆这样气派的图书馆他也盖不出来呀。他也没这个技术。所以说，40亿元，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一个老百姓如果手里一年能挣10两银子，就可以养活全家人，不用挨饿。一个老百姓拿10两银子就够了。2000万两银子就能养活200万人。200万人是什么概念？甚至有些地方，你一个人就养活了。案例四：清后期，李鸿章最操心的就是北洋舰队。为了建成北洋舰队李鸿章花了大量心思，也吃了很多亏。其中有两艘军舰是日本人最害怕的，也是李鸿章的杰作。就是大家听说过的两艘铁甲舰“定远”“镇远”。“定远”当时花了110万两银子，“镇远”耗资130万两银子。两个一平均，120万两。当时李鸿章有个想法，如果朝廷能把海军军费给够，不去修颐和园，那我从颐和园挪走的那些银子，我能买20艘“定远”“镇远”。你日本人随便来打，你根本打不沉，我20艘铁甲舰就能把你日本给灭了。伍秉鉴的家产至少能买16艘。加上这两艘就有18艘了。如果真有18艘的话，中国的历史轨迹就改写了。就不是北洋舰队被人家蒙在港里被人家打，我们的18艘跑到日本，把日本军舰蒙在港里打。打完以后逼日本签订北京条约，让日本割点地方，比如说四国，跟台湾连在一块。就不是我们割台湾了。刚才我们比较了伍秉鉴的家产的情况。可能就会有人问了，难道他们家堆的都是银子吗？他们家开银行的？也不是。伍秉鉴财产的业态形式很多，这也跟之前我们讲的其他富人不一样。首先伍秉鉴有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叫怡和行，它是一个洋货行，我们待会再讲这个行的来历。可以说它是一个世界级跨国财团。首先他立足于广州，做的是中西贸易，主要是跟英国人做贸易。同时他又把产业投放到国外，甚至把债务也投放到国外，所以它是一个世界级跨国财团。第二，.因为它信誉好，所以很多英国人来中国做贸易，钱不够了就找他借钱，甚至还欠了他钱，欠了没给，一年、两年时间长了以后，他就成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如果那时候有债转股的概念的话，我估计不控股至少也是参股了，那应该就是英国国有企业最大的参股者。第三，他挣了这么多钱之后，像中国的普通地主一样，在国内购置田产、宅院、茶园、店铺，在咱们珠江的南岸，就有一座他的非常豪华的宅院，这是英国人后来画的一幅画，就是他的宅院。第四，他还跑到美国去了，投资铁路、证券和保险业务。有人问他：为什么把钱放在美国？这个故事我们待会再说。可以说他投资领域非常宽，立足贸易，但是也把他的投资触角伸向了各个领域，各个业态。二、那些年他的前辈和同行先说他的前辈。伍氏家族经历了一个屌丝逆袭的过程。首先说他的老祖宗伍朝凤。这个伍家原来不是广东人，是福建人。时代在福建种地，后来攒了点钱，又帮别人做点小买卖赚点外快。外快多了以后，钱要放在哪儿呢？他就投资。福建不是有很多茶吗，他就投资种茶。但是，种了几年之后呢，又遇到了点麻烦。什么麻烦？清朝初年，三藩之乱，三藩我们知道，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尚可喜是广东的，耿精忠是福建的。当时打得天昏地暗的，福建这地方没法待了。这个耿精忠一方面跟清朝打，一边跟台湾的郑经打。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姓清还是姓明。郑经最厉害的时候，占了福建八个府之中的四个府。不管你是正义之师还是非正义之师，反正大军一过寸草不生。福建没法待了怎么办？移民吧。所以伍朝凤就带着一帮家族里的人，这茶园不要了，离开福建。到哪儿呢？到广东。广东相对比较平静，因为广东那个尚可喜的儿子尚可信投降清朝了，就被平定了。到了广东，那你就算外乡人了。咱们现在有很多老百姓跑到北上广，拿不到户口，工资也很低，在北京被被称为“北漂”，甚至有些人到北影厂门口讨个活，比如像王宝强当年那样也是北漂，北影场的漂。他也是漂族。第二，他做生意，原来是做茶叶生意的，后来到了广州，没茶园了，没地了。他就在广州的西关租了个房子。后来挣了点钱，就把这房子买了下来了，就在广州的西关住。西关是郊区，那很偏。那干嘛呢？不是离珠江近，离海口近嘛，就做点海产品的生意，倒买倒卖点海货，跟着别人倒卖海货，重新发家致富。这就是所谓靠山吃山。广州的海鲜比较多，那就倒腾海货，往内地来运，赚取差价。伍朝凤做的这些生意，都是小打小闹。他的后人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清朝原来是闭关的，三藩之乱评定以后，开放了四口通商。开放了四口通商之后，你要和洋人做生意啊。你要和洋人做生意，清朝政府不放心，就让内务府去跟洋人做生意。内务府的这些人，就被称为“皇商”，皇帝指派的商人。内务府这个也有很多健全的人啊，不全是太监（观众笑）。但这些皇商做生意的时候不会做生意，经常货出去了，钱还没拿回来，钱出去了，货还没拿回来，签的合同漏洞百出，老被人钻空子。所以最后赔得一塌糊涂。这些人只会读孔孟圣贤书，做生意是外行，所以皇商玩不转。后来清朝的官府很着急啊，说你们做一笔赔一笔，做一笔赔一笔，好了，最后你们自己发财了，国家赔得一脱糊涂，这不行。所以还得找专业人士。找什么专业人士？后来广东的巡抚就贴了个告示，说我们很多小的商人，直接跟洋人做生意，这样不妥。皇商干活也不行，那我们干脆招募一批身家殷实、有底气的商人，让这些商人来替代朝朝廷来做这个买卖。所有的内地商人把货运过来以后，不要直接卖给洋人，交给这些商人来代卖。洋人把东西运来之后，也不要直接卖给中国内地的商人，也交给这些商人来代卖，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被称为“洋货行”。“洋货行”的商人就被称之为“行商”。那么首先你得有钱，当时定了一个准入的门槛：你家庭的资产要超过20万两银子。这样广东就有一些愿意加入到这个行当中去，当这个中间商。但是当这个中间商，你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尽义务。伍朝凤也想加入，但是伍朝凤一摸兜里，没多少钱，那算了就不加入了，所以就一直在等到这个机会，后来等到他的后代， 100年左右，传了几代，传了伍国莹的时候，终于迎来了一个机会。伍国莹原来是个打工仔。给谁打工呢？给潘振承打工。潘振承是一个行商，非常有钱。他成立的洋货行叫“同文行”。“同文行”不是同文同种的意思，是因为他老家是福建同安人，他老家有座山叫文圃，所以加到一块，就起了这么个名，叫“同文行”。后来伍国莹给潘振承打工，当潘振承的账房先生，帮他算账。在算账的同时，潘振承发现伍国莹这个人算得很精明，所以就让他参与一些生意，跟他一起去谈合同。后来伍国莹就跟着去，这一来二去，既积累了人脉，又积累了资金、赚了钱，同时又积累了一些经验。又过了一些年，伍国莹就说，我要离开了，我的翅膀也硬了，我就不要跟你这儿当帐房先生，我要出去。他就单飞了。单飞自己就开了个洋行。这洋货行就叫“怡和行”。在1769年的时候，伍国莹遇到了一件喜事，他的第三子出生了。有人就说了，这第三个儿子出生有什么可喜的，前面都有两个了。这第三个儿子，生得面目比较清秀，这个儿子就是伍秉鉴。他给这个儿子起了一个小名，乳名，叫亚浩。当时的同行啊，就不叫他“伍秉鉴”，叫“浩官”。为什么叫“浩官”呢？有两重含义：第一种含义，“官”在当时的广东土语当中，不是官员的意思，是先生的意思，是一种尊称，是对有身份的人的尊称，相当于今天的gentleman，绅士。第二，就是伍秉鉴确实后来捐了一个官。他为自己有一个官员的身份，体面嘛，进入世俗，体面嘛。他又没有功名嘛，所以他就捐了一个三品的顶戴，成天穿一身官袍，走来走去的，那洋人就认为他就是官，所以后来就成了“浩官”。伍秉鉴死了以后，伍秉鉴的后人也都同样被称之为“浩官”。所以“浩官”成了伍氏家族的代名词。刚才我们讲了，清朝原来搞的是四口通商。后来1757年，乾隆开始搞闭关政策，把四个口岸关了三个，就剩一个了，这个就是广州。大家都知道，在这儿做生意就具有垄断性。所有的商人都跑到这个地方做买卖，如果你在这儿开一个中介的话，中间收差价，那是不得了的。所以伍国莹实际上就抓住了一口通商这个机会，成立了“怡和行”，然后把这个生意迅速做大。这是乾隆年间的广州的黄埔港（指着图说），这是洋人画的，还有轮船，这当时中国还不会造，这都有蒸汽机了。好，说完了他的前辈，下面我们说说他的同行。同行有3位。其实“十三行”有很多行商，“十三”只是个虚数，不是说任何时期都只有13家，多的时候也有20多家，少的时候只有7、8家。伍秉鉴和其他的商人能够走向成功，他们都有自己的原因，我就不一一介绍了。等下专门介绍伍秉鉴。先说说他们共同的外部原因。第一个就是行商制度保护。其实行商这个制度很复杂。但是我们简单来说，就是中间商。中国内地有很多西方需要的东西，这些产品，比如说丝绸、生丝、茶叶、瓷器。瓷器是工艺品，可能需求量还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是生丝和茶叶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茶叶已经成为的英国的中上阶层的必备的饮料，所以离不。生丝做成了丝绸的衣服，也成了英国的中上阶层的老百姓必须要穿的、显示身份的衣服。这些东西主要来自哪儿呢？当时中国的产量最大，品质最好，那就从中国来。但是中国的产地，茶叶主要是在福建、江西，生丝主要是在江浙地区。那东南沿海就开了广州一个口，商人就得从这些产地运到广州去。比如说1斤茶叶，成本可能是3块钱，那么运到广州可能就变成20多块钱了，运费太高。然后朝廷有规定，因为朝廷担心中外勾结，中国的商人跟外国的商人有勾结，所以不愿意让中国的商人、内地的商人直接跟洋人打交道。你运到广州你的任务就完成了，那干嘛呢？你把这些生丝、茶叶卖给行商，十三行，这是一个国内贸易。行商可以20多块钱收过来，再把这些东西转卖给来这些地方采购的洋人，行商可以定价定得贵一点， 50块钱，60块钱，100块钱，（但）他（也）不是想定就能定的。比如说因为采购的人比较多，他就水涨船高，就像房价一样，一个人买两个人买，它的房价起不来，但是一个人抢几十套房子，开发商不涨价才怪呢，就这个道理，供不应求。而且这些行商，包括伍秉鉴、潘振承，做生意的时候比较讲诚信，如果遇到品质不好的生丝和茶叶，宁可倒掉、扔掉，我们做生意宁可做赔了，宁可不要了，我都不会卖给洋人。所以在洋人那儿积累了比较好的口碑。就像今天今天大家买房子，愿意买大开发商，大品牌开发商的一样，它有口碑。那小开发商就不可信。那些小商人弄来的东西，洋人肯定不可信，他还是愿意信大的。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制度保护。十三行就居于中间商这个位置，占据了垄断地位：你洋人要想从中国买东西，必须通过我；中国商人想从洋人那儿买东西，也要通过我。洋人把东西运过来卖给行商，行商再转卖给中国内地的商人，销往全国各地。所以我看了一个记载说，具体的单位我记不太情了，说是一斤茶叶，还是多少茶叶，从江浙地区出来之后，是3两银子，采摘完以后运到英国是300两。这中间的差价很大程度上就被东印度公司和行商这两者给瓜分了。第二个方面的外部因素，就是贸易格局。首先我们来说国内的贸易格局。从四口通商变成了一口通商，只能在广州做买卖，所以广州的商人无疑在地利上占据了优势。再说国际上，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通过在那个英国的军舰的保护之下，生意越做越大。他们已经把触角伸向了东南亚地区，在东南亚有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有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这些东印度公司在殖民地地区建立了很多山寨，英国是建在印度，荷兰是建在印尼。所以他们通过这些山寨，直接给英国发货，进得多成本也低得多。那中国，从明朝以来，中国面临的贸易对象就不再是周边的小国弱国了，而变成了西方这些强悍的殖民者。但是因为这个贸易格局，你面对的对象越来越单一，而且实力越来越强，越来越专业，所以这个贸易格局总体上来说，还是对中国还是比较有利的。这是外部因素。下面我来说说伍秉鉴本人的一些情况，他的一些生意经。伍秉鉴做生意，他是有自己诀窍的。我觉得可以值得大家借鉴。但是只能是借鉴啊，有些东西不好学，有些东西容易学坏。首先，广交朋友。大家都知道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他交的朋友外国人比较多。他怎么交朋友呢？赔本交朋友。有一个波士顿商人，跟伍秉鉴合伙做生意，最后欠了伍秉鉴多少钱呢？7.2万两银子。在2000万两里头，7.2万两这个数也不算少，欠了钱了到了年底，还不上，着急啊，又要回国了，但你欠了钱了就不好回去。怎么办啊？他就担心伍秉鉴会把他给扣下来，无法让他回国与家人团聚。伍秉鉴后来知道这个事之后，就把这个波士顿商人给叫来了，说：“我听说你最近很郁闷。”“是啊，我欠了你好多钱，我还不了，我心里有愧。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也确实没这个能力还。”他说：“这样，我给你想个办法，万全之策。”波士顿商人就说，“什么办法呀？”“你把借据给我拿来。”然后伍秉鉴把这个借据当着他的面，当着波士顿商人的面，“咔嚓”撕了，说：“好，你看你还郁闷吗？咱这债就算了了。”这个波士顿看到这一幕，目瞪口呆。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商业伙伴说不用还就不还了，直接就给免掉了。所以当时那个波士顿商人就跪倒在地磕头，非常感激。伍秉鉴说，行了，这下你可以回去过圣诞节了，你走吧。所以这个波士顿商人回到美国之后，就向当地的舆论，当地的报社，包括朋友介绍，说中国有一个商人叫伍秉鉴，这人太慷慨了，我欠他那么多钱，他“咔嚓”一下都给撕了，要不你们都来欠他（全场哄堂大笑），他这都花不完。当然他们都是信基督教的人，信清教的人，不会那么缺德，都来找他来借钱，但是这个伍秉鉴在美国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口碑。这为后来伍秉鉴和他的家族到美国投资起了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广交朋友，这个朋友就交得很值，7.2万两，就相当于广告费了第二个是利益均沾。这个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时候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订单，一大堆生丝，要找中国商人采购。这一批行商都盯着这一大笔订单。这一笔订单多少钱呢？得值150万两银子，所以银两数非常大，比那7.2万两大多了。但是那个东印度公司挑来挑去，最后还是选了这个最放心的怡和行，因为怡和行的东西运到国外之后都是上等品。这个伍秉鉴很高兴，把这个生意接下来了。接下来之后，他马上下了一道请帖，召集广州所有的行商到他家里头看戏。他们家有一个戏园子，非常的大，到他们家来看戏。到他们家里头，一边吃一边看戏，戏演完了。这个时候，伍秉鉴突然举起酒杯跟大家说，最近东印度公司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订单，150两银子案值，这个都是生丝，这生意被我接了。说实话，我这个公司规模很大，做这笔生意没问题。但我有点担心，我怕这个事做砸，虽说我觉得没问题，但是我也怕做砸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来支持我。我这个人有一个原则——有钱大家一起赚。所以我这个定单以我的名义接下来，分给大家一起做。这些行商本来是对伍秉鉴是有意见的，说你一个人独吞了这么大一个单子，羡慕嫉妒恨啊。但是听到伍秉鉴这样的话，大家筷子全都放下来了，那眼泪刷一下就下来了（现场观众议论回应）。所以请行商参与，大家利益均沾，一起来做这个生意，伍秉鉴没有独吞。所以伍秉鉴在行商当中就获得了很大的威望。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案例，（还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所以这些行商不能各自为战，要组成一个领头的，所以这个领头原来是潘振承，潘振承去世以后就由伍秉鉴来担任“总商”。这个领头的就叫“总商”。他来担任，来领导这十三行，作为商业代表，所以他就成了当地的商业领袖。这就是利益均沾。他的第三个生意经，就是投其所好。我们知道伍秉鉴之所以能够成为行商，他要拿一个授权书，这个授权书是官府给你的。如果官府不给你这个授权书，你就当不了行商，做这个垄断的买卖，所以他一定要跟他的“亲妈”搞好关系。这个“亲妈”就是官府，主要是当地的官府。主要是两个部门：一个是粤海关，这个是直接归内务府管的，海关收的直接送到内务府去了，就是皇帝的私房钱；一个是当地的行政机关，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广州知府，还有广东的一些道员，甚至包括周围的南海知县。所以他非常擅长投其所好，勾兑官商关系。这个我们不建议大家学，但是我们从当中也可以获得一些启示。他是怎么来勾兑这个关系的？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有些官员有些生意头脑，他就和这些官员合伙做生意，然后搞利润返点。在当时，虽然反腐败也很厉害，但是经常有这个灰色空间，他就利用这个灰色空间。第二有些官员比较传统，他不会做生意，也不喜欢做生意。但是他就喜欢喜庆，就喜欢过生日大操大办，过节也大操大办。那行，那就利用这些节庆的机会，向这些传统的官员赠送礼金，你过生日都要塞个红包什么的，那我就给你塞个红包。第三，有些官员也不喜欢喜庆，他喜欢收藏，他喜欢那些玩意，什么西洋的钟表啊，西洋的一些器物啊，包括古玩字画。那行，我就让你好梦成真，你喜欢什么我就帮你淘回什么，反正我有钱，我有门路。第四个就是地方财政经常有不足的时候，要动员富商捐款，比如说修建一个堤坝，修建一个工厂，甚至有些官员自己缺钱了，也打着官方的名义去募捐去。那行，你只要让捐，那我就响应号召，我带头捐。这样，伍秉鉴跟官员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非常和睦的。这是他的三个生意经。在给官府捐款的同时，他也给自己花钱捐了个三品顶戴。另外，他也有些创新。创新是跟其他行商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创新就是塑造形象。企业形象在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以前没有企业品牌，80年代的时候。现在企业品牌效应是越来越强了。伍秉鉴的“怡和行”实际上就是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欧洲曾经把中国运来的茶叶做了分类，凡是标记了“怡和行”的茶叶，通通被列为一等品。所以其他行商看怡和行的茶叶能当一等品，他也希望能贴牌，希望盖一戳，也给弄成一等品。但是，伍秉鉴卡得非常严。严到什么地步呢？伍秉鉴经常派人到茶叶的产地，到江苏、浙江、福建、江西这些地方，到这些生丝的产地去看，那些生丝是怎么摘的，摘的生丝的品质怎么样，别给我说运来的量很大，我来不及一箱一箱检查，就给我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管得非常得严。他的信誉非常得好，好到什么地步呢？一个是我说的欠钱这个案例，一个是如果说你今年真的今年欠我的钱了，那行，改年再还，没关系，我可以欠着。如果说你东西没卖完，那行，你可以放在广州，放在我的行里，我帮你保管，我不会给你拿走，你来年取走继续卖。所以很多洋人运到广州东西卖不完，留在怡和行，让怡和行帮忙去存，代管，信誉非常好。再一个就是锱铢必较。刚才我说了，72000两银子，伍秉鉴都不放在眼里。那为什么说锱铢必较呢？说他在自己的行里查帐的时候，查那个票据，他能从几万两（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银子的票据当中，查出大概有900多两这个数字差距。账面上可能有几万两，可是实际上一数，少了900两，或者多了900两，他能查出来。那有人会说了，72000两银子你都不在乎，这个900两你干嘛要在乎？注意，这72000两是他做生意，他是要交朋友，但900两是要严格管理内部。900两你都管不了的话，那个员工就会开始钻空子，最后这个公司就完了。所以要内外有别。这有点不仗义。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内外有别，对内比较严，对外就比较宽，这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个儒家传统吧。还有一个，他喜欢一些慈善事业。美国有个传教士叫伯驾，这个人一方面是传教士，另外一方面还是个眼科大夫。他看到很多中国广州的老百姓很穷，眼睛瞎了，或者眼睛得了疾病根本没钱看，最后直接导致不治，甚至因为眼瞎最后死掉了，很可怜，所以他就希望开一家眼科医院。但是他没有钱，他只是一个传教士。他跟伍秉鉴熟，他就跟伍秉鉴提了这个建议。伍秉鉴说这个建议不错，这个建议可以造福老百姓，我们赚钱同时也应该做一些公益的事情，所以就弄了这么一家眼科医院，由伯驾来当眼科大夫。但是注意，这个眼科是西医，是要动手术的。当时中国很传统，不相信西医，还有一个就是，你万一给我拿坏了怎么办？或者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随意就给我拿走，这不合适。没有人愿意看，这医院门可罗雀。后来终于有一个非常非常穷的妇女，得了白内障。她实在是没招了，说反正我也是一个瞎，我干脆就来试试，没准还能重见光明呢。结果来到这个眼科医院，伯驾给她动了个手术，好了，能看见了，这下这个名气就传开了。这老百姓一看，能把瞎眼看好，而且也花不了多少钱，就都过来看。后来，还有一位大人物，眼睛也出了问题，也来看，也给看好了。这个大人物是谁呢？两广总督林则徐。所以，林则徐在这方面是很感谢伍秉鉴。第二方面是强强联合，这也是个创新。什么叫强强联合呢？虽然怡和行的实力很强，但是毕竟是单打独斗，在广州这个地面上做生意，光单打独斗是不够的，所以你必须要有比较好的生意伙伴。其实刚才我们讲的四大家族，彼此都是有姻亲关系，或者是有师承关系的。他们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互相利用。比如说，伍秉鉴就跟那个卢观恒是儿女亲家。他们通过婚姻关系，通过师承关系——潘振承就是他们几个的老祖宗、老师、祖师爷——实现了内部的强强联合。万一哪个行出了问题，资金链断了，其他行都会借钱给他，帮他渡过难关，这确实有这样的先例。还有一个强强联合就是，跟外部的联合。东印度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伙伴，对外贸易的对象，那他就经常跟东印度公司做生意，所以他们之间也形成了比较默契的合作关系。东印度公司基本上每年都是准时的，就在这一天把货物运过来。哪艘船，几时几分运过来，非常准时。所以便于他很好的操控生意的流程。第三个方面是投资海外。这是有一个故事的。在怡和行当中，除了有中国的伙计，还有外国的伙计。外国有一个小伙计，名叫福布斯。有人说，是不是那个《福布斯》杂志的福布斯，我说不是。他全名叫约翰·福布斯，咱们就简称福布斯吧。福布斯12岁就跟着他的父母到广州来学习，他父母做生意，他也想跟着学，他父母就把他送到怡和行当学徒工。因为表现得比较伶俐，很聪明，做事也很勤快，然后就受到了伍秉鉴的关照。伍秉鉴很重视他，也经常教给他一些生意技巧。大概过了10年左右，福布斯年龄大了，20多岁了，福布斯的父母即将离开中国回到美国。福布斯这天就要跟伍秉鉴告辞，说：“其实我很舍不得离开您，但是我的父母要走了，我也要回国了。”伍秉鉴这个时候说：“其实这个事我也听说了，在你走之前，我要送给你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一张50万两银子的银票。这个福布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当然这也不是堆起来的银子，就是一张银票，就一张纸，你可以到任何一家钱庄去兑换。福布斯一看，怎么这么多钱？然后伍秉鉴说：“你给我这打了十几年工，都是白干，学徒工，这个钱就是你这么多年的薪水（实际上这薪水肯定挣不了这么多，他肯定是多很多）。这钱我一直帮你存着，现在我一次都给你。”“那我也没这么多钱吧？”他说：“是这样的，我这钱不是白给你，让你去吃喝玩乐的。我这里还有一部分是我的投资，希望你把这个钱带到美国，你看看美国有那些产业是方兴未艾的，具有投资价值的产业。你回来告诉我一声，然后你就在那个地方投资。帮我挣钱，赚到了钱之后咱们俩分成。”好，福布斯就回去了。福布斯回去之后就在美国转悠，他生意头脑很精明，学了这么多年了。转悠到最后他发现，美国当时，19世纪初，西进运动，从东部向西部扩展，把印第安人赶到保留地去了，赶到山区找不着了，赶到不毛之地去了。你要开垦土地，交通不便怎么开垦？就要开展铁路。他就发现铁路是很好的一个生意。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伍秉鉴，说在美国现在最保值增值的生意就是修铁路，希望这笔钱可以放在修铁路上，投资铁路。这个不错啊，铁路是个新鲜玩意儿，你可以试试。后来伍秉鉴这些钱就在美国修了两条铁路，一条叫密西西比铁路，一条叫美国中部的什么，名字我记不太清楚了，是横贯美国的中西部。伍秉鉴修铁路这个钱投进去之后，福布斯成立了公司，伍秉鉴持股，这个投资变成了股票，所以每年都能得到分红。每年能得到多少分红呢？每年能得打40000两银子。所以实际上这笔在海外的投资，也就相当于伍秉鉴为他的后世留下了一笔丰硕的遗产。大家知道，“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人有这样的意识。伍秉鉴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开山鼻祖。有人会问了，他有这么多钱，为什么不在国内投资，要放到海外呢？我觉得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投资的一般规律，大家都知道，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你炒股票可能还要多买几支的，除非你对一只股票背后的幕后交易非常清楚，否则你一定会多买几只。有些人资产比较多，买房子还想多买好几处呢，东边一处，西边一处，他怕哪一处突然涨得快，哪一处突然慢了，这要有一个平衡。这个也一样，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万一中国这边砸锅了，美国那边还有一个后路。第二就是他感觉到中国的投资环境是越来越糟糕。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讲，行商有官府作保护伞，这个保护伞不是白当的，官府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官府给你强加了很多的义务让你去做。第一个，洋人到中国做生意，出了所有的问题，你行商要担保，你要写一份担保书。1784年的时候，洋人有一艘商船开到了中国的内部，就是广州的内河珠江上，它开进来了，船上有炮，这是为了防身用的，路上怕海盗骚扰。结果有一天，那个炮不知怎么走火了，本来是鸣放礼炮，结果变成了实弹，直接砸到岸上去了，当场炸死了几个中国人，酿成了一个国际事端。后来两广总督、广州巡抚追查下来，首先要行商来承担责任，行商你作担保，首先得把赔款垫出去再说别的。这对行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很大的压力，经常会出这种事。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行商跟官府之间，官府经常要行商来捐钱，各种各样的捐纳名目，行商就不胜其扰。第三个就是收关税，让行商来代收。如果行商收不到关税或者是收不齐，那么行商就得先垫。所以你别看行商他有几千万两银子，那这几千万两银子就是准备金，指不定什么时候它就是风险金，就垫出去了。所以国内的贸易环境由于受到当时官府的种种打压，是有问题的，这也是当时中国长期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一个缩影。所以，那些年他开始陷入了落寞，甚至最后走向了谢幕。（指着图片）这是当时广州黄埔港的一个图象。其实，从19世纪初开始，行商“十三行”已经出现了一些破产的迹象。比如说，从年间，广州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行商破产的案件。当然，在这些行商破产的案件当中，有些行商是占了便宜的，比如我刚才说的四大家族里的叶上林。他就是在行商破产的时候，资金链没有断，熬过去了，结果其他行商一破产，他少了很多有力的竞争对手，他把这些破产行商给吃掉了，吞并了，他马上变得强大起来。但是，这些行商，破产的原因几乎都是相同的，就是所谓的商欠。比如，洋人买我的东西，洋人钱没带够，欠了我一笔钱。那么我去买中国内地商人的东西，我这钱也紧张，我欠人家的钱，形成了三角债。欠债太多，万一这三角债当中有一个链条出了问题，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那资金链就崩了。资金链一崩你就完蛋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当时已经有了一些破产的迹象。怡和行因为家业比较大，所以它还相对比较保险。但是怡和行遇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事情。伍秉鉴看到官府对自己表面上是保护，但实际上有许多欺负自己的情况。所以，在生意如日中天的时候，伍秉鉴就希望急流勇退。他几次打辞职报告，希望能够退休，我不干了，实在不行，让我儿子来干。我能不能辞掉这个老板的职务，颐养天年。但是粤海关都拒绝了——你能力强，能者多劳，你得多干。伍秉鉴说：“那干脆这样吧，我不仅不干了，我连我的家产拿出70%到80%捐给朝廷行不行。实在不行，我怡和行关门了，我所有的财产都捐出来，让我回家。”“不行，”粤海关的监督说。粤海关的监督就批评他，监督实际上是想：“我是外行，你是内行，你要走了，我找谁当内行？”只有叶上林得到批准，其他人都没有批准。他已经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界。不仅进退两难，而且两头受气。我们知道从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就开始向中国卖鸦片，量比较大，越来越大。为什么向中国卖鸦片？因为英国人发现跟中国人做买卖很吃亏。当时中英之间的贸易格局是，英国人很需要我们的茶叶和生丝，但是英国运过来的那些东西，就是棉布我们稍微稀罕点。其他我们都不稀罕，我们都不缺。所以英国人卖到中国的东西，经常卖不动，比如说钢琴，谁弹啊。还有卖礼帽的，他说中国有4亿人口，我不说别的，四亿人口就有两亿老爷们，两亿老爷们能有一亿戴礼帽，那我就发大财了。别说一亿，一千万也行啊。结果礼帽卖不出去，都放坏了，被老鼠啃了都卖不出去。钢琴，中国怎么也得有两亿女人吧，两亿人中有一千万知书达理的女人，其中只有一百万人弹钢琴也行啊。结果钢琴搁在仓库受潮了卖不掉。运的东西不对，不对路。所以英国人要平衡贸易上的逆差，就要拿白银来填。但是英国自己不产白银，英国的殖民地也不产白银。哪产白银呢？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产白银。南美洲、拉丁美洲、墨西哥、巴西、智利啊这些地方产白银。那他就要到西班牙那些地方去买，买完之后再运过来，拿白银换茶叶生丝，很吃亏。有人刚说，棉布不是挺好吗？注意，四口通商变成一口之后，就只剩下广州，广州这地热得要命，你说谁弄棉布啊？天天穿着棉袄，你不怕捂痱子啊。那棉布北方需要，你再从广州运到北京，又没有京广铁路，你怎么运？拿牛车运，那得运到猴年马月。所以英国人很希望在浙江开一个口岸，后来盯上定海了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希望离北方近点，走京杭运河，那样会快点。所以英国人后来发现，中国人别的不行，一吸毒就上瘾——要不咱们就弄点毒品，拿这个毒品来填这个正常贸易当中的逆差。中国人对毒品的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就开始运进来卖了。鸦片其实中国本来就有，只是自己不产，就云南地区产一点点，主要是中药用来当镇定剂，当麻醉剂用的。但是当你吸的量比较大之后，就会产生幻觉，然后就会特别来精神。过了一段时间，精神头一过就很容易打哈欠。打哈哈就开始浑身猫挠一样，很难受，就要再吸一口，不然就跟要死一样。所以，后来清朝的朝廷发现，这不行，全民都吸鸦片，后来吸鸦片吸到什么地步，道光帝破获了亲王、宫里的太监聚众吸鸦片。都吸到北京去了，那这麻烦了。所以后来就有官员提出来，如果这样弄下去的话，第一，朝廷的白银本来挣了不少又流出去了。为什么呢？比如说，老百姓交税是交一两白银就可以了，现在得交二两，交越来越多；物价涨了，因为铜钱跟白银的比价发生了变化，白银变少了，铜钱就不值钱了。白银值钱了，老百姓的负担就加重了，因为老百信要拿铜钱来交税。另外一方面就是官员和士兵的工作能力、战斗能力大幅度下降。正如林则徐所说，几十年以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所以1838年之后，朝廷就开始下决心要禁除鸦片。禁除鸦片就要找人，谁来禁？就找到了林则徐。林则徐在湖北禁鸦片的成效比较好，所以就派他到广东禁鸦片，从源头把鸦片给堵死。其实我后来查了一些数据，广东的禁烟成绩是不错的。邓廷桢他们禁烟成绩不错，也抓了很多烟贩，收缴了很多鸦片，实际上禁的量比湖北要多得多。但是问题是总量太大了，你再多也只是九牛一毛。所以林则徐到了广东之后，他想，要禁烟首先得把洋人给收拾了。但是朝廷有规矩，朝廷的官员没有谕旨的话，是不能跟洋人直接打交道的。为什么呢？洋人被我们称为红毛，他们是蛮夷，我们堂堂中华怎么能跟蛮夷打交道呢？中华的官员得找一个中介，中介是谁？行商。这行商就像白手套一样，握手戴着白手套。那行商找谁来斡旋这个事呢？就找了伍秉鉴。伍秉鉴是行商的头，所以林则徐就把伍秉鉴叫来了。别看伍秉鉴穿了一身官袍，他见了林则徐还得跪倒在地，浑身哆嗦。伍秉鉴岁数已经不小了，六十多岁了，见了这个五十多岁的林则徐，吓得直哆嗦。然后林则徐就跟伍秉鉴说：“我这写了一个东西，你把它带到广州的旁边的英国商馆去，跟商馆的英国商人说，限期三天，把船上的鸦片统统交出来。如果不交，三天以后我就不客气了。”伍秉鉴拿到这个东西之后，只好同意，我就照办就好。伍秉鉴就琢磨：“这怎么办啊？我能开得了这个口吗？这些英国商人跟我都是非常好的朋友，贸易伙伴，经常在一块做生意，你林则徐钦差大臣，来一趟你弄完就走了。但林则徐我得罪不起，林则徐的命令我还得执行。好吧，那我就带着东西到商馆去。”到商馆一宣读，商馆的那些商人，像烟贩馆的颠地，比如说马地臣、查顿这些商人一听，“哎呀，钦差大臣来得多了，不就是弄点钱咯，谁信呢。”他们都不理他。三天以后，几乎没有人把大烟交出来。美国人比较老实交了一点，英国人根本不交。大家都不交，林则徐就把伍秉鉴叫来，臭骂了一顿，说：“你这个办事不利，你干什么吃的，你既然干不好就别干了。”把伍秉鉴关起来了。这老头六十多岁给关监狱里去了。后来过了几天，林则徐也琢磨着，这老头也没什么责任，他不就是个传话的，指挥不动还能怎么办。后来伍家又花了很多钱去赎，把伍秉鉴给赎出来了。但是伍秉鉴经过这一番挫折，是颜面扫地，洋人不听他的，说什么都不听，林则徐又收拾他，他夹在中间非常难受，两头受气。（指着图片）我在家因为做这个图片做的比较急，没有找到颠地的图，随便拿了一张。这是后来香港的第一任总督璞鼎查，这个也是跟他们一起，后来指挥鸦片战争的英国指挥官。后来，林则徐说，既然你们都不交，那就来硬的吧。他派兵包围商馆，断水断粮——当时还没有电——断蔬菜，把你们饿死。围了一天，这帮商人就急了，就去找商馆的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让他出面看这事怎么办。后来义律支招，他琢磨出了一招——“要不这样，你们县官不如现管，他现在包围你们，包围咱们，咱们没饭吃了，出不去怎么办？咱们得先出去，所以，把你们手里的鸦片按照他说的都交了。但白交不行。我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收购。”实际上义律并没有拿到英国政府的授权，他只是这么口头承诺——“我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收购。收购完了，这些东西就是英国政府的东西，英国政府的鸦片。中国政府如果敢烧掉焚毁这些鸦片，那就是跟英国政府作对，那咱们就不惜打一场战争，这就是两国政府之间的战争了。”所以义律很狡猾，他一个人把英国政府给指挥了。（指着图片）这就是鸦片和鸦片枪。鸦片交了，虎门销烟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再讲了。虎门销烟之后，这些商人每人签了一份具结，英国商人保证今后不再夹带鸦片来中国做买卖。中英贸易重新恢复。恢复以后，耶律就派颠地、马地臣这几个烟片贩子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回到了英国，游说英国政府，游说英国国会，说这些鸦片都是英国政府的鸦片，因为东印度公司是代表英国政府对外做买卖的。中国把这些鸦片销毁了，就是相当于把英国政府的鸦片给销毁了，这是中国政府对英国政府的挑衅。这是政府之间的挑衅，英国政府能咽得下这口气吗？所以最后经过国会辩论，以微弱优势，英国国会通过了对华动武的议案，开始侵入中国。鸦片战争就爆发了。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一开始跟广州没什么关系，就是广州的黄埔港被英国军队封锁了几天。英国军队一看，占不到便宜，就北上，打到了定海，打到了天津。1841年的时候，打到了天津。清朝就派直隶总督琦善劝英国人说，咱们回广东商量，咱们别在北京商量，北京这边皇帝不高兴。结果商量来商量去，中间又发生了一些摩擦，包括关天培在虎门炮台阵亡。最后这些摩擦越闹越大，商量不成，英国军队就登陆了，占领了虎门炮台，一直打到广州，占领了广州城外的制高点四方炮台，把炮台的炮瞄准了广州城。广州城危在旦夕。这个时候广州城的守军大将是钦差大臣奕山，他是一个宗室，皇族。说实话，他是个胆小鬼，就派广州的知府余保纯出来去跟英国人谈判。谈来谈去，最后英国人说，这样吧，我们也不打了，但是我们不能白走，你得给我们交点钱。交多少钱呢？600万两银子。是600万银元，不是600万两银子。这笔钱是军费。还有我们损失了这么多鸦片，你得赔给我们鸦片的钱，这是我们英国政府的。这钱算赎城费，你把钱交了，我们就离开四方炮台，我们就撤。所以就不打广州城了，否则广州城玉石俱焚。当时清朝政府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也比较困难。第二，这事要让道光皇帝知道了，是要担责任的。所以这钱怎么来筹？余保纯后来想了一个损招——让行商来摊。每个行商都派了任务，让他们来捐款。怡和行伍秉鉴摊的最多，110万两。最后凑了600万银元，大概折合折合4、500万两银子。英国人拉着一车一车的现银走了，运船上走了。然后路上还抢劫了一番，把广州城外洗劫了一番，三元里抗英也跟这个有关系。这是第一次摧残。第二次摧残，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签署了《南京条约》，赔2100万银元。当时清朝廷的收支是大体平衡，没有闲钱去赔这个钱，皇帝又不愿意拿自己内务府的私房钱来赔这个赔款，那怎么办呢？谁来出这个赔款的钱？当时两江总督、两广总督他们想了一个招，还是让行商来出钱，他们有钱就宰他们，所以又摊派。伍秉鉴就又被摊派了100万两银子。2100万两银元折合1500万两银子，他摊了100万两。在战争的过程当中，炮火洗礼之下，很多仓库都被损毁了。怡和行的损失金额非常大，包括损失的货物、贸易机会，订单损失全部加起来，大概有七八十万两银子。所以，鸦片战争中经济损伤最大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伍秉鉴。他整个损失了300万两银子，占他家产的15%。战火摧残导致了怡和行由盛转衰。后来又过了十几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军舰炮击广州的黄埔港，广州的十三行彻底被焚毁，其中就包括怡和行。（这是当时洋人画的画）大火烧了好几天，彻底损毁。战争对于怡和行和伍秉鉴的财富所造成的摧残，仅仅是一部分。战争如果打完，恢复和平环境，这财富还是可以慢慢地恢复的。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发生了两项制度巨变，可以说，成了压垮伍秉鉴的最后两个稻草。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发生了两项制度巨变，可以说，成为压在伍秉鉴身上的最后两根稻草。一棵稻草，就是《南京条约》的其中一个商业条款：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原来是一口通商，广州。广州的商人在贸易上居于绝对的地位。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的茶商、盐商、生丝商的商人，都要千里迢迢地把货物运到广州，将其交给广州的行商来卖。这时开放五口通商，他们可以就近，不用再到广州来。所以，广州的贸易地位一下子就下落了。上海的贸易地位，逐渐取代了广州。有很多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上海滩”的兴起，是以广州的衰落为前提的。当然，现在的广州不可同日而语了，又是另一番模样。第二棵稻草，是《南京条约》第五条规定：“凡有英商等赴各国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意思是，（英国商人）不用专门跟行商打交道，而是可以跟所有的中国商人（直接）打交道。（这样）行商逐渐失去垄断地位，不再有中间商的地位，成了一个普通的商人。没有了垄断的地位，也就失去了超额的垄断利润，只能和其他人享有同样的利润，利润点便迅速下降。 所以，可以说，当时行商、“十三行”之所以能够繁荣一时，特别是伍秉鉴能够成为世界首富，实际上是当时特殊的行商制度，是在当时封建主义制度之下的特殊产物。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上半叶，贸易格局造成的特殊贸易时代，造就了一个貌似“世界首富”的特殊怪胎。所以说，伍秉鉴是一个“怪胎”，他很有钱，但是很脆弱。当经济环境、制度环境发生巨变之后，他的竞争者增多了，他不再具有垄断地位了，怡行这样的商业组织便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性，最后（遭）淘汰出局。这是一种落后的业态。所以，从伍秉鉴的故事，我们也能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一个成熟的现代企业，应该必须具备适应市场变化的资源和能力，而不能只依赖行业垄断和政策保护。伍秉鉴很郁闷，赔了这么多钱，企业又被炸得一塌糊涂，非常糟糕。本来，他想安全地退隐、退休，回家颐养天年，结果粤海关监督不让他退，让他（继续）为国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真的是“死而后已”了。1843年，也就是《南京条约 》签订的第二年，他在郁闷、彷徨、不安当中，因病去世。虽然他活了74岁，但是他去世的那一天，心情非常低落。对于一位老人来说，不能安然去世，而是在郁闷、不安中离世，我觉得这是对这位老人的不尊重，也是对他这辈子业绩的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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