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极限传说武器怎么获得获得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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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之刃传说武器怎么获得 传说武器攻略
10:35&&&&&&来源:游戏鸟&&&&&&作者:蛋蛋的忧伤&&&&&&&&&&&&
传说武器怎么获得,传说武器可以说是游戏中最好的武器了,相信所有的小伙伴都想获得,今天小编就将传说武器获得方法为大家做了介绍。
三国之刃中,当游戏人物达到31级的时候兵器系统就会开启,系统会送玩家一把新武器。除此之外,玩家可以在兵械库副本来获得武器!
三国之刃武器获得可可通过两种途径获取兵器:第一,探索兵械库,第二,兵器强化。
兵械库分为黑龙洞兵械库和温泊兵械库,根据角色等级不同相继开放。每轮探索兵械库需花费铜钱通关12个房间,当然系统每天也会赠送一定的免费探索次数。
兵械库副本分为简单、困难和噩梦。然后无论是简单副本还是困难副本,都分为十二个房间,而每个房间都有不同的Buff,甚至有的还会是 DBuff。十二个房间探索完成获得额外的黄金宝箱一个。每次退出都会重置当前的探索进度。每个玩家每天都会有20次的免费探索次数。超过这个次数就会需要花费一定的金钱,但是每天的探索次数没有上限。每个房间出现的怪都是随机的,但大体上可以分为小兵,小boss和至尊boss。至尊boss挑战胜利可以获得黄金宝箱一个,其他怪是不掉落的。
兵器强化,入手后,大致可通过强化、宝石镶嵌和精炼三种方式锻造,从而提升角色战力。
兵器强化需消耗铁片,可通过探索兵械库获得,也可用元宝购买。兵器强化等级越高,强化属性越多,拥有技能的兵器技能将更强大。但当兵器强化等级大于4后,如果再强化就需要强化石助力;而强化等级大于5后再强化则有可能导致失败降级;强化等级大于7后,需使用兵器护符防止失败降级。
最后,当兵器强化至10后,将会散发特殊光芒,一把神器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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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库推荐揭开古代兵器“锤”的神秘面纱
揭开古代兵器“锤”的神秘面纱
( 18:51:21)
隋唐年间的李元霸,手使一对擂鼓嗡金锤,锤震十八国,号称隋末唐初“天下第一条好汉”。南宋岳云,宋朝名将岳飞之子,史载他手使一对80余斤的铁锤,曾锤震大金第一勇将金禅子,威名令金兵闻之丧胆……那么锤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古代兵器呢?
揭开古代兵器“锤”的神秘面纱
辽锤 、明锤
  ■天津 冯宝坤
  作为中国古代重型打击冷兵器的代表,锤是一种带有球状打击部,砸击力甚大的复杂型棍棒。由于其顶端打击部类似人的拳头紧握后的状态,而引申自握拳“锤”打之意。又因锤的头部酷似瓜形或蒺藜球,早期也将“锤”称为“瓜”、“骨朵”。依锤头部分安装的形态不同,又将瓜分为立瓜与卧瓜两类。其中,卧瓜的样式更像我们今天使用的榔头、斧头一类,故古也有“槌”之字意。由于早期的锤柄都是用木料制成,作为打击部分的锤头,则是铜、铁所制,早期是用青铜,后期则是铜、铁并用。这类用金属制成的锤又称为“金瓜”,而并非真的用黄金打造的。当然,有些作为礼器出现的锤子,真在铜金属外又鎏金、错银,甚至包金的,在今天考古中也偶有发现。
  作为古战争中冷兵器主力,锤又有长短之分。长锤连杆有近2米,短的有10厘米多的袖锤,40厘米左右的普通手锤,标准制式大多在50-70厘米间,依不同的时代背景、实战功用而历代不同。长锤一般是双手持用,短锤则为单手兵器,作为骑战中的辅助兵器使用。在明清以后,配合步兵作战,又在战争中出现了双手锤。由于锤头全部为重金属,在战斗中利用杠杆原理,在惯性作用下可以产生数倍于锤头本身的打击力。身穿厚重铠甲的敌人并不惧怕刀剑等轻型兵器的砍砸,于是这类重头器就可以给予他们致命打击,这较之青铜时代的车马战主战武器“殳”在技巧与实用方面有了质的飞跃,锤的出现是古代战争进步的表现。作为古老的杂兵器,锤自春秋时期便已出现。只不过早期的出现形式是作为仪仗性兵器使用的,往往是在祭祀大典时,把锤头包上各种丝织品高持用作装饰场面,这在早期的墓葬壁画中时有体现。汉代以后,特别是五代十国至宋,由于装甲骑兵的出现和不断进步,锤的功用在战争中不断的凸显出来。我们在宋代著名的《武经总要》中可以看到记载了两种使用最多的锤(骨朵)。当时在西北部的游牧民族非常乐于使用这种兵器,直到后来灭掉宋朝的蒙古族更是把锤作为近战应用的主兵器来对待。如图(辽锤)所示的这杆辽宋时期蒺藜头锤(骨朵)就具有上述鲜明的时代特征:50厘米标准尺寸,原包浆木杆上贯铜蒺藜头,尤其珍稀的是披麻大漆保存几乎完美,杆上漆片由于年代久远部分已经碳化,由底侧杆与铜箍结合部露出来的白麻缠裹木胎风化明显。东北地区是历史上许多古代少数民族的发祥地,在这些民族上层贵族的墓葬中蒺藜头骨朵实物常有所见。如1984年哈尔滨新香坊金墓中出土了两件蒺藜头骨朵。再如,在辽宁阜新辽墓中也发现过类似的铁质蒺藜头骨朵。辽墓壁画中也多有描述。这种锤具有浓厚的北方民族文化特色,学术界根据唐宋以来史籍记载将此类锤称为“骨朵”,其顶端的蒺藜球则被称为骨朵头或棍棒头,这也是早期石棍棒头的延续。
  辽宋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战争的进步,锤在明代禁卫军中已成掌中宝,皆因为明代皇宫所有大殿之上都禁止动用刃器,故而锤无论是在造型设计还是装饰艺术方面较前代都又有突破,除原有的骨朵、蒺藜等造型仍有沿用,蒜头、多面体等锤头也纷纷出现,造型各异。如图所示,这就是一枝明代锦衣卫都督的制式用锤。标准长度为55厘米,配重精良,顶部多棱铜锤头錾刻有明代典型纹饰,其下有三环箍式兽面变形龙吞,柄部吞口也是同样风格的龙吞与首端遥相呼应,尾攥处则是简洁的铜盖帽,铜质精纯,盘玩得锃亮如筒炉。明代塑型注重写意,形神之间更重神似。这两个兽吞寥寥几下就把明代铁兵器的艺术特色勾画得淋漓尽致。至清代,在《皇朝武备图志》中,双锤已经作为绿营军队的常规兵器来正式配备使用了,锤的艺术性逐渐开始弱化。
  审视历代的锤兵,我们不难发现,“适用”才是冷兵器的至高境界,当器物在实用之外还能表达精神功能,“美感”才会充分体现并成为兵器造型不断追求的目标之一。
骑兵终极武器:槊
  ⊙作者&&洪涛 
  槊是十八般兵器中的重型兵器之一,多用于马上作战。在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中就发现了战国晚期、东汉早期的槊。槊的种类很多,结构复杂,较为笨重,多为力大之人使用。
  槊是由矛和棒演变而来的。《正字通》一书中云:“矛长丈八谓之槊”,所以古代也把丈八蛇矛称为“铁槊”。古代的槊,柄用硬木制,长约2米,粗约一把,柄端装有一长圆形锤,上面密排铁钉或铁齿6~8行,柄尾装有三棱铁钻。因其形状与狼牙相似,故也称“狼牙槊”。《武备志》载:“棒首施锐刃,下作倒双钩,谓之钩棒;无刃而钩者亦用铁爪植钉于上如狼牙者,曰狼牙棒;本末均大者为杵,长细而坚重者为杆,亦有施刃鐏者,大抵皆棒之一种。”《水浒传》中“百胜将”韩滔用的是一杆枣木槊,番将乌利可用的是一杆纯钢枣木槊,此外,还有指槊、掌槊、双槊、衡槊及枣阳槊等。
  镇压妖魔的神器
  禹王槊是古代兵器中知名度最高的一种。它的来历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据说最早是大禹治水时,用来开山凿石的工具和镇压江河中的妖魔鬼怪使用的神器。以后主要当作法器摆在庙门口代替四大金刚的作用。到后来历朝皇帝的仪仗队中都有它出现,为了显示皇帝和大禹一样功绩非凡。
  禹王槊有4种造型,基本形状是一根铁棒的前面铸有一只手,二指前伸或拿着一枝尖端向前的笔的叫做“指”,五指伸开的叫做“掌”,紧握拳头的叫做“拳”,拳头中横握一根双头铁钉的叫做“横”。连在一起取其谐音就叫“执掌权衡”,以显示为民除害的大禹的神圣。
  禹王槊是一种异常沉重的兵器,很少有人有力气拿动它,挥舞杀敌就更难了。
  尉迟恭三夺槊
  唐朝开国将领尉迟恭,字敬德,魁梧骁勇,善骑射,使槊。武艺极其高强,特别善于两将相战对合之际躲避对方槊刺。他常常在两军对阵间,单人独骑直冲入敌阵,即使敌方众人举槊齐刺,都伤不了他,最奇的是他还能在左闪右避之间夺取敌人的长槊,反刺对方。
  李世民的弟弟、太子李建成的心腹齐王李元吉也非常善于马上击槊,听说秦王李世民帐下尉迟敬德也有这方面的技艺,心中很是不服,就到营中亲自比试,一来炫耀一下自己的武艺,二来挫一挫秦府兵将的锐气。兄弟相见坐下,招来尉迟敬德。齐王李元吉命尉迟敬德把两根长槊去掉金槊尖刃,只以木杆相击,比试一下武艺。尉迟敬德很恭谨地禀报:“请大王您用有尖刃的槊,肯定伤不了我。我自己把我的槊尖去掉就是。”李元吉心中暗气,心想我今天就成全你。
  上马疾驰,槊尖直贯尉迟敬德三路要害处。相合数次,尉迟敬德俯仰左右,齐王的槊尖终不能及。秦王李世民在旁心中暗喜,为了更加打击这位暴戾兄弟的气焰,他故意问尉迟敬德:“夺槊和避槊,哪个更难?”敬德回答:“夺槊难。”世民就命敬德夺李元吉的槊。
  这位一直以为槊马天下第一的王爷已经气得七窍生烟,跃马执槊,朝着对面空手而来要夺槊的尉迟敬德狠命刺去,想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敬德俄倾三夺其槊”。最后,这位齐王不得不服,嘴上大声赞叹敬德神勇异常,心中的耻愤却不知有多大。钢牙咬碎,也只能叹服其能了。
东西市:唐长安城的经济中心
( 10:51:02)
&&&&东市和西市
&&&&东市和西市是唐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当时全国工商业贸易中心,还是中外各国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物品琳琅满目,贸易极为繁荣。
&&&&东市的面积,据文献记载:“南北居二坊之地”。据考古实测:东市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宽广24米,面积为0.92平方公里。市的四周,每面各开二门,共有八门.市周墙处大街北(即春明门大街)宽120米,东、南、西三面各宽122米。这一宽阔街道的效用是便于商业运输和市民入市前车马的停靠。
&&&&东市分布在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以西、西安铁路局以北的地方,其街宽都近30米,约是西市街宽的1倍。今天西安交大校园尚有西区部分建在东市和市东街道之遗址上。
&&&&东市由于靠近三大内(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周围坊里多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第宅,故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长安志·东市》),市场经营的商品,多上等奢侈品,以满足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的需要。
笑入胡姬酒肆中
笑入胡姬酒肆中
&&&&西市,隋称利人市,在皇城外的西南部。
&&&&唐长安的东市和西市跟里坊一样,四周皆有高大的围墙,宋敏求《长安志》等记载其规模相当庞大,每个市约占2个坊的面积,市内有4条大街,围墙四面各有2个门,这在对两市遗址进行全面勘察与测量时得到证实。"作为长安城乃至全国最主要的市场,西市进行的是封闭式的集中交易,也就是将若干个同类的商品聚集起来,以'肆'(或相当的'行'、'店')为单位组成的,市内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市局和平准局。交易区也都是集中在一个四面有墙、开设市门的较为封闭的场所内。"
&&&&根据考古发掘成果,西市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1031米,东西927米,面积0.96平方公里,其范围在今西安莲湖区东桃园以东、老糜家桥以西、东桃园桥以北、中国航空器材公司西北分公司以南,先劳南市场位置。
&&&&大唐西市复原图
&&&&发掘时,西市的北面、东面尚有夯筑的围墙基址,墙基皆宽4米多。西市内有南北向和东西向均宽16米的平等街道各两条,四街纵横交叉成"井"字形,将整个市内划分成9个长方形区域,其中东西向二街相距327米,南北向二相距309米,各街两侧均设有水沟,在水沟的外侧还发现有1米宽的人行道。
&&&&西市的9个区域四面均为街道,这样每个区域的周边都临街,便于交易。每个区域内还有便于内部通行的小巷,在有的巷道下还有砖友砌的暗排水道与大街两侧的水沟相连。临街部分出土的商业店铺遗址表明,房屋的规模不大,面阔4至10米,进深3米多,均沿街毗连;而出土的同类物品相对集中的现象,也证明了某一类型店铺的存在,如珠宝商的店铺就多料珠、珍珠、玛瑙、水晶等制品,铁器店铺就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铁钉、铁棍与小铁器残块等。"
&&&&而西市则距三内较远,周围多平民百姓住宅,市场经营的商品,多是衣、烛、饼、药等日常生活品。西市商业较东市繁荣,是长安城的主要工商业区和经济活动中心,因此又被称之为“金市”。
&&&&西市距离唐长安丝绸之路起点开远门较近,周围坊里居住有不少外商,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市场。这里有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人,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他们多侨居于西市或西市附近一些坊里。这些外国的客商以带来的香料、药物卖给中国官僚,再从中国买回珠宝、丝织品和瓷器等。因此,西市中有许多外国商人开设的店铺,如波斯邸、珠宝店、货栈、酒肆等。其中许多西域姑娘为之歌舞侍酒的胡姬酒肆,则时有少年光顾。故李白《少年行》就有“五陵少年金市东”,“笑入胡姬酒肆中”的诗句。
&&&&唐政府对长安城市场特别是东、西两市实行严格的定时贸易与夜禁制度。两市的大门,亦实行早晚随唐长安城城门、街门和坊门共同启闭的制度,并设有门吏专管。
大唐“进奏院”窥伺朝政
唐宋时期的“驻京办”都干了什么
&&来源:黑龙江新闻网-老年日报
    其实,驻京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在西汉时期,各藩王便在京城置有打探宫廷信息的“留邸”,唐宋时演变为“进奏院”,明清时变身为“会馆”,现在则称驻京办。
  唐朝的驻京办,最初叫“上都留后院”,大历十二年(777年),才改称“上都进奏院”,简称“进奏院”。当时,一般只有道(相当于今天的省)一级单位才有设立驻京机构的资格。
  进奏院一般由政府设立的道或节度使的藩镇派出,费用也由地方承担。由于唐中期以后地方节度使独揽军政大权,割据一方,皇帝也忌惮三分,进奏院势力膨胀,开始窥伺朝政。那时进奏院设在皇城要地,占地面积约1100平方米左右,鼎盛时期进奏院长官竟拥有副宰相的地位,代表地方势力干预朝政,甚至控制皇帝。唐后期,还出现过地方驻京办人员暗杀京官的情况,其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这些进奏院并不受中央政府管辖,而是对地方节度使负责。其职责包括协调节度使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办理和朝廷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以及为地方搜集、汇编和通报京城的各类政治信息。
  经由进奏院传发给各藩镇用来介绍朝廷政事动态和各项消息的书面报告,即被称为“进奏院状”,这也是全世界最早出现的报纸形式。
  唐宪宗时,长安的进奏院已达50多个。它们在刺探、获取中央情报的同时,还承担起银行、汇兑的职能。各地在京师的商人,将售货所得款项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文牒”或“公据”,一联交给商人,一联寄往本道。商人无论是由地方前往京城,还是由京城回到地方,身上都不用携带大量钱币,可以轻装赶路,到目的地后再兑现,类似于今天的支票。
  北宋严惩“驻京办”小金库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削平藩镇势力后,进奏院的官员改由中央委派,主要职能是向地方传达中央的政令。诸州各置进奏官,专达京师,由朝官兼领,隶属于给事中,掌传递公文。这样就改变了唐朝藩镇通过进奏院窥伺朝廷、胁制朝廷的情况,使它成为加强朝廷对州郡直接控制的机构。
  宋代进奏官员最多时有一百多人,他们的主要经费由皇帝划拨,其中最大的一块是镂刻雕版的费用。这些进奏官员定期把朝廷政令刻成雕版,由驿马送到地方,然后印成纸张文本给地方官观看,这也是中国早期的时政类报纸。由于邸报印得太多太滥,甚至出现宫中私人生活泄露的情况,有进奏官因此受到处罚。
  1044年,由于在进奏院里抨击朝政,北宋著名诗人苏舜钦与其同僚被北宋朝廷的官员盯上了。后来,苏等人把进奏院日积月累的废纸出售,建立了一个“小金库”,召妓饮酒,结果受到严厉查处。《宋史》(卷422)载“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
《高僧买奴契约》
( 09:03:57)
《高僧买奴契约》
文化中国-中国网 .cn  时间:
09:36  责任编辑: 苏向东
《高僧买奴契约》文书为函牍形制,由匣盖和底托两部分组成。匣盖中部有方形凹槽,匣盖和底托中部各钻有两个小孔。封缄时,以绳索穿过底托和匣盖的小孔,于凹槽处打结并压上封泥。今封泥尚存,但绳索已佚失。
据北京大学段晴教授研究,此文书为买卖奴隶契约。买主为于阗屋悉贵地方的高僧起贤(Udayabhadra),卖主为skhili,所卖的奴隶名为Kharsali,买卖涉及的金额是4000钱,买卖的发生地在杰谢镇(即丹丹乌里克一带,古于阗六城地区),时间为于阗王Vkrram统治下的第四年(约696)的第一个月的第五天。契约还记载,起贤所买奴隶将被发往工巧人(工匠)及其弟子处,这提示了工匠对于阗佛寺的依附关系。契约还提到,卖主卖出奴隶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前往Gūma偿还2000钱的债务与利息,以及向汉人缴纳谷物。汉人的出现,表明唐王朝的统治已经在于阗确立。
从目前已发现的文献来看,此类函牍形制的文书全部为买卖契约,且多数为人口买卖契约。这些契约的共同特点是:涉及金额较高,需要官吏签字,需要一定数量的证人在场。这些契约中,有两件涉及僧人。除此之外的另一件为收藏在新疆考古研究所的WBH1文书,该文书是由于阗大寺瞿摩帝大寺的僧人监理记录的。这些文书为了解于阗社会历史与于阗佛教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于阗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族,于阗文即记录这种语言的拼音文字,五至十世纪通行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地区。有关于阗文的最早的记述见于《大唐西域记》卷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于阗文被重新发现。现存于阗文献多为佛教文献,有《赞巴斯塔书》、《金光明经》等;亦有非佛教文献如《于阗沙州纪行》、《甘州突厥记事》等。这些文献表明于阗文化深受唐代政治、文化的影响:有的文书使用了同庆、天兴、中兴、天寿等年号;有的采用唐代官名;有的汉文、于阗文并用,或夹用汉字。
早期出土于阗文文献多为外国探险家所得,藏于英国、法国、俄国各图书馆、博物馆。近年所出文献有《金光明经》残片、《对治十五鬼护身符》、《于阗文—汉文双语名籍》等,还有若干双语木简,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辜吉)
我市主城区现有古树名木1816株 7株称“千岁”
从分布区域看,中心城区的青羊区拥有古树量最多
从树龄来看,中心城区古树树龄在500年以上的有39株,其中1000年以上的有7株
银杏“家族”成员最庞大,共有1021株
在我市的公园里,杜甫草堂里的古树名木最多,共有113株
&&昨日,记者从市林业和园林局获悉,我市主城区现有古树名木1816株,其中银杏“家族”成员有1021株。从分布区域来看,中心城区的青羊区拥有古树量最多,共有897株。拥有2300年的历史的成都,从古树名木的树龄来看,中心城区古树树龄在500年以上的有39株,其中1000年以上的树木有7株。其古树之“古”,名木“名气”之大,数量之多,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名列前茅。
&&1816株古树名木
&&银杏占大半江山
&&据市林业和园林局最新调查统计,我市现有古树名木1816株,主要分布在青羊区和武侯区,其中,银杏“家族”最多。据了解,在成都众多的古树中,类型较为齐全,包括银杏、皂荚、红豆木、楠木、罗汉松柏木等43个种类。值得一提的是,在如此众多的古树名木成员里,银杏“家族”最庞大,全市共有1021株。此外,香樟185株、皂荚141株、红豆木140株、黄葛树66株、楠木38株。“这几个树种占到了全市古树种类9成,有34个树种数量不超过10株,有8个树种仅1株。”市林业和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说。
&&古树爱在公园养老
&&青羊区数量最多
&&从古树名木分布的区域来看,成都青羊区拥有古树量最大,共有897株,这与该区内公园和名胜古迹相对较多有关。位居第二的武侯区(包括高新区)有476株,以武侯祠博物馆和望江楼公园为分布主体。相对而言,其他三区分布相对较少,锦江区233株,主要以省林科院和塔子山公园为分布主体;金牛区149株,主要分布在一些单位院内;成华区有61株,主要分布在动物园和昭觉寺。
&&据悉,成都最老的古树唐代银杏“安家”在百花潭公园内。据林业和园林局的调查统计,分布在各大公园和大型博物馆中的古树共计1307(此数据范围不明确)株,占到全部古树的八成以上。而其余的古树大多分布在街道和社区院落里。在我市的公园里,杜甫草堂里的古树名木最多,共有113株,其次为武侯祠,共有92株,望江楼公园拥有古树名木的数量名列第三,共有69株。
&&该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古树名木生长状况总体良好。在1800多株古树名木活立木中,生长旺盛的有1000多株,占六成左右;生长一般的几百株,生长较差的有百余株,当然,还有极少数濒临死亡。
&&年轻的都100多岁
&&年长者超过千岁
&&成都中心城区拥有500年以上高龄的古树名木有39株,其中有7株古树树龄达到1000岁以上。据了解,此次不仅从分布上、树种类型上作了统计,还从树木的年龄阶段进行了统计。据了解,成都的古树名木,树龄从100年到1000年以上都有,其中1000年以上树龄有7株。市林业和园林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全国古树名木普查建档技术规定》,
100年以上的树木为古树,一级古树树龄须在500年以上,二级古树树龄在300—499年之间,三级古树树龄在100—299年之间。”
&&按照统计来看,成都500年以下树龄的有1777株,500年以上属于1级古树范畴的成都共有39株,其中500—599年之间的有15株;600-699年有3株;700-799年3株;800-899年10株;900-999年1株;1000年以上有7株。“从这些古树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积淀。”该负责人告诉记者,7株1000岁以上的古树分布在金牛区和青羊区,其中金牛区有2株,青羊区5株。
唐代成都丝织业管窥
史载蜀郡等地理和风俗云:“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其实主要是说成都,特别是“绫锦雕镂之妙”,几乎和京师相当。唐有“扬一益二”之说,然宝历进士、范阳卢求对此则有异议,他于大中九年(855)撰文称,“大凡今日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隋时成都绫锦之妙,仅接近京城,而至迟到唐大中年间(847-860),成都“罗锦之丽”,则跃居全国之首。对唐代巴蜀丝绸区丝绸重镇成都的丝织业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吸引了一些学者的目光。如孔祥星《唐代江南和四川地区丝织业的发展~兼论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丝织品》,傅正初《公元三──九世纪四川手工业的发展》,章江心《源远流长的蜀锦工艺》,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等,虽不是专论唐代成都丝织业的成果,但都涉及到当时成都丝织业的相关问题,反映出学界对成都丝织业的关注。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唐代成都的丝织业规模(仅限官、私丝织业作坊)、高级丝织品及其价值、丝绸产量等进行探讨。&
&&&&开元三年(715)玄宗即位不久,为显示节俭,曾下令“两京及诸州旧有织锦坊悉停。”这表明唐代除两京外,在地方一些州也设有织锦坊。具体哪些州有织绵坊,虽史无明文,然据土贡资料可知,成都府、蜀州、绵州、扬州等四府、州贡锦,故该四府、州有织锦坊当无疑义,而其中最为重要者则是成都。太宗时皇室诸王妃主服饰主要由京师及益州诸处供给。贞观十五年(641)“于益州造绫锦金银等物”。玄宗时,令益州每年织锦袍送纳,“以供赐诸藩守领”。文宗时,“敕度支每岁于西川织造绫罗锦八千一百六十七匹”。有唐一代,皇室每朝都向成都索取绫罗锦等高级丝织物及其成品,可见唐代成都锦坊一直很兴盛。
&&&&关于成都织锦坊的详细情况虽史籍不载,但从间接史料中仍可知其概貌。大和三年(829),南诏引兵抵成都,陷西郭,“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又樊绰《云南志》记其事:“自大和三年蛮贼寇西川,虏掠巧儿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织绫罗也”。又史载大和四年(830)李德裕出任成都尹、剑南节度副大使,“遣人入南诏,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余人,复归成都”。以上表明:第一,在南诏俘去的数万“子女(此指女子)、百工”中,会纺织的女工和工匠居多,故《云南志》作“巧儿及女工”;
&&&&第二,南诏只陷成都西郭,并未攻破全城,其所虏掠,自然仅限城西一带,尚不及锦坊,因成都传统织锦基地在城南锦官城一带。
&&&&第三,李德裕所求仅限“工匠”,而南诏所返是“僧道工巧”,显然所返的“僧道”人数极少,绝大部分为“工巧(工匠、巧儿)”,不及“子女”(一般纺织女工)。所俘“数万”,所返“四千余”,则女工与工巧的比例大约为10∶1。
&&&&第四,若以女工与工匠的比例约为10∶1计,则仅限成都西郭的官、私织锦坊工人、工匠人数也当在40000以上(现姑且以40000计);而整个成都地区的官、私织锦坊工人、工匠人数,若以高于40000的两倍计,则有120000左右(未计农村作为家庭副业的女工)。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天宝中剑南道共有937124户,4099826口;而成都所属四府州有户342949、口1984483,即分别约占当时剑南道户、口总数的36.
4%。另据谢元鲁先生考证,唐大中间(847-860)剑南道有户1600000,○19梁方仲先生考证,唐天宝间剑南道每户平均为4.
39口,若就以此为据,则大中间剑南道共有7024000口。就以前述成都人口约占剑南道总人口的48.
4%计,则大中间成都有口3399616。前述丝织工匠、工人数在120000左右,即唐后期成都官、私丝织作坊工匠、工人数约占当时当地人口总数的3.
&&&&将以上数据与京师相关机构作一比较,则更加展示成都丝织业规模的庞大。唐少府监有织染署。凡织之作有十,其绫、罗、锦、绮等高级织物都有专业作坊,武后垂拱元年(685)“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十五人”,即宫中生产高级丝织品的巧儿、绫匠凡598人。若以10∶1计,相关工人数亦不会超过6000,这是武后时期情况;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经济繁荣,玄宗亦极侈靡,仅“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剌绣之工凡七百人”。据此推算,京师织染署规模,即使工匠、工人达数万,也远不能与成都的纺织业规模相较。&
&&&&唐时成都丝织品的花色品种非常新颖,如下品种尤其值得重视:
&&&&1、瑞锦锦的出现很早,先秦文献中就屡有锦的记载。至六朝,品种更多,“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光明、小扁明、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等,然蜀锦早已名满天下,“成都独称妙”。到唐代,成都的锦又有新的花色品种深受人们喜爱,且经久不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载:窦师纶,封陵阳公,“性巧绝,草创之际,乘舆皆阙,敕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选。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据这段文字可知,“陵阳公样”以雉、羊、翔凤、游麟等动物为主题纹饰,并且讲究对称均齐,以其为纹样之锦称为“瑞锦”。有学者结合考古资料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陵阳公样”是一种“以团窠为主体,围以联珠纹,团窠中央饰以各种对称动物纹样,显得新颖、秀丽和华美”的新式纹样,如新疆吐鲁番出土的“球路斗羊锦”(688年墓),主体纹样为联珠圈内饰以相对的大角有翼双羊;“球路对马锦”(620年墓),球路内主花轴线两侧为相横立均齐式的有翼双马;“球路对鸭锦”(639-688年间墓),主体纹样为球路内横立线两侧对鸭纹等,均当为这种纹样的代表。张彦远历宣、懿、僖三朝,乾符中(874-880)官至大理卿,《历代名画记》谓陵阳公样“创自师纶,至今传之”,即“陵阳公样”风靡唐初至乾符,凡260来年。以“陵阳公样”为纹饰的特色产品“瑞锦”,能深受欢迎,风行如此之久,这与它既突破了六朝以来的传统装饰风格,又吸收了外来营养,富有独创性分不开。
&&&&2、新样锦笔者曾撰文探讨过唐后期蜀地颇为流行的丝绸纹饰“新样”,认为该纹饰创制于开元年间(713-741),其图案内容主要有彩蝶、雁、莺、凤、花草、葵等,表现形式以生动的折枝、缠枝花鸟式为主,这种风格较为写实、生动的花鸟纹饰与“陵阳公样”的均齐对称完全不同,前者富有生命力,很能表现唐人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而后者则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审美心理上的平稳、冷静、坦然、静穆的民族心理。史载开元八年(720),前司马皇甫恂使蜀,“破库物织新样锦以进”,然遭到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c的制止,这显然与“新样”工艺繁杂,费料费工,有过分奢侈之嫌相关。然因其色彩鲜艳,纹饰鲜活,仍然受到人们、特别深受宫中喜爱。王建“遥索剑南新样锦”;郑谷“舞衣转转求新样”便传递了很好的信息。1968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拉北区第381号墓(778年墓)出土的“花鸟纹锦”(又名“真红穿花凤锦”),主体图案为俯视象生簇花放射性花团,花团外围有四只凤鸟相对展翅穿翔花间,造型优美、生动,与明、清织物同类纹样近似,这为蜀地所创“新样锦”提供了很好的佐证。“新样”虽也普遍用于其他丝织品,但它是唐后期成都创制的主要蜀锦(新样锦)纹样,则当无疑义。
&&&&3、蜀罗“罗”本义是捕鸟的网,后因称网状织物为罗。罗质地轻薄,丝缕纤细,经丝互相绞缠后呈椒孔状,透气性能极好,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就已出现。总体而言,罗可分为素罗和花罗两大类,前者根据绞经的特点,又分为二经、三经、四经绞罗等品种;后者是罗地起出各种花纹图案的罗织物总称,也叫提花罗,可分为菱纹罗、平纹花罗、三经绞花罗、二经浮纹罗等品种。成都向以锦著称,罗则无闻;然以“新样”配之,即享盛名,人称蜀罗。显然,蜀罗是一种以“新样”为图案的花罗,其主要特点是对罗的纹饰创新。张祜诗“新样花纹配蜀罗,同心双带蹙金蛾。惯将喉舌传军好,马迹铃声遍两河。”唐时官服,起初规定五品以上可服绫罗,六品以下服绫不服罗;其后文宗改为一律服绫。安史乱后,两河(河南、河北)为割据藩镇集中地区,而朝廷则不时派出使臣宣命,特令其着配有“新样”花纹的蜀罗制成的服饰以显示王朝权威,“马迹铃声遍两河”,则蜀罗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由此可知。故时人亦常以蜀罗写景状物,如杜牧诗“春半平江雨,圆文破蜀罗”;“醉与龙沙拣蜀罗”。韩诗“褰裳拥鼻正吟诗,日午墙头独见时。血染蜀罗山踯躅,红肉宫锦海棠梨。”在诗人笔下,“蜀罗”竟与“宫锦”比肩。此后,宋元明清诗人篇章中,蜀罗遂成常用词。
&&&&4、单丝罗如果说蜀罗重在纹饰创新的话,单丝罗则主要是工艺创新。单丝罗是一种一经绞罗(1∶1绞纱),质地尤其轻保史载隋炀帝“制单丝罗以为花笼裙,常侍宴供奉宫人所服。”这是关于单丝罗的最早记述,足见此罗源于隋代,产地不详。然据唐时贡赋资料,全国仅成都府和蜀州有此贡,则单丝罗为成都首创当无疑义。
&&&&《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载:“安乐初出降武延秀,蜀川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这条材料至少传递出二条信息:其一,蜀川所献单丝罗不是素罗,而是彩罗──碧罗(青绿色罗);其二,在彩色单丝罗上加剌绣,即“缕金为花鸟”,用细金线绣出花鸟。可见唐代的单丝罗与隋代相比,在工艺方面又有创新,隋代的单丝罗主要是印染花罗,唐代则出现了彩色刺绣单丝罗,而且是金线加绣,这不仅保留了单丝罗轻薄飘逸的特色,同时显得富贵华丽。单丝罗以其轻薄柔软,制成衣裙,会更显少女身段。尤其唐人尚新尚奇,妇女袒胸露背,无所忌惮,故“宫中尽著单丝罗”;而在成都,以单丝罗为原料制作的裙衫、帔子,被称为“益部之盛服”。
&&&&5、蜀缬缬是纺织品的一种染花工艺,有绞缬、夹缬、蜡缬、灰缬之分。除蜡缬由印度传入外,其余三种都创制于本土。夹缬创于盛唐,另外三种染花工艺都在汉魏时期便开始流传,但唐代最为盛行。所谓“蜀缬”,当是用染缬工艺制成的蜀地染花丝织品的统称,即包含蜀缬绢、蜀缬纱等,主要产于成都。德宗时,“(韦绶)以左补阙为翰林学士,密政多所参逮。帝尝幸其院,韦妃从,会绶方寝,学士郑s欲驰告之,帝不许。时大寒,以妃蜀缬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蜀缬制品成为宫中后妃日常穿戴,自有它的特殊魅力.薛涛诗有“夹缬笼裙绣地衣”句,说明蜀缬不仅可以制袍,还是当时笼裙的用料,足见其应用范围相当广泛。关于蜀缬的特点,我们仍然可从唐人诗句中窥其大概。白居易《D半开花赠皇甫郎中》诗云:“勿讶春来晚,无嫌花发迟。人怜全盛日,我爱半开时。紫蜡黏为蒂,红苏点作蕤。成都新夹缬,梁汉碎胭脂”;又无名氏《斑竹舴云“百朵排花蜀缬明”。可见诗人所见的蜀缬纹饰以花卉为主,色彩鲜艳明丽,使静态景物栩栩如生。成都女诗人薛涛还有诗云:“春教风景驻仙霞,水面鱼身总带花。人世不思灵卉异,竟将红缬染轻纱。”以红缬喻彩霞,格外鲜活,薛涛笔下的红缬自然是蜀缬之一。
&&&&唐代成都丝织品种类繁多,尤其特色丝织品工艺精绝、价值连城。如所谓“一匹千金也不卖”的蜀锦,固然是夸张,显示其为非卖品,然以“千金”为喻,也足见其珍贵。又如单丝罗,睿宗景云时,在汴州市场上一匹值三千,而开元二十八年(740)两京绢一匹不及二百,单丝罗的价格是绢的15倍还多。以有如此之高附加值的丝织品作原料,再经过特殊工艺制作为成品,自然价值连城。史载“天宝年中,西川贡五色织成背子,一服费用百金”。“织成”即锦,一件以锦为材料的短袖上衣,竟值百金。而以锦制成的袍袄作为赏赐品,其品牌效应所产生的无形资产更是无穷无尽,故时人均以得赐锦袍为荣。李白曾述一事,“历阳壮士勤将军,神力出于百夫。则天太后召见,奇之,授游击将军,赐锦袍玉带,朝野荣之。后拜横南将军,大臣慕义,结十友,即燕公张说、馆陶郭元振为首。”又郑谷诗:“文君手里曙霞生,美号仍闻借蜀城。夺得始知袍更贵,著归方知昼偏荣。宫花颜色开时丽,池雁毛衣浴后明。礼部郎官人所重,省中别占好窠名。”锦袍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于此可见。又“中宗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凡造两腰,一献韦氏,计价百万……安乐初出降武延秀,蜀川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宫中作坊造的织成毛裙,用鸟毛织成,两件值百万,一件五十万;而蜀川所献单丝碧罗笼裙,其花鸟纹饰由金丝绣成,金线之细如发丝,所绣小鸟眼鼻嘴甲皆备,可谓精美、细致至极。就用料言,金比鸟毛贵,就工艺言,笼裙刺绣之精细无可比拟,则其价值当绝不会低于五十万。&
&&&&唐代成都的丝织品产量,虽史无明文,然我们仍可根据有关资料进行一些推测。《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一》载:“先是扬州租、调以钱,岭南以米,安南以丝,益州以罗、绸、绫、绢供春彩。”显然,春彩是朝廷向益州征收的正租折合物,包括罗、绸、绫、绢等多种丝织品。天宝十五载(756)“益州贡春彩十万匹”。另《通典》卷六《食货六赋税下》载天宝贡:蜀郡(益州)单丝罗二十匹;唐安郡(蜀州)罗二十匹;餮艨(彭州)交梭(罗)二十匹;德阳郡(汉州)未有丝织品进贡,然《新唐书》卷四十二《地理志六》记汉州德阳郡贡交梭(罗)、双r、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一《剑南道上》记汉州开元贡交梭罗。说明前述四州(府)都贡丝织品。从所列数据可知,成都地区天宝时期所贡丝织品一般在二十匹左右,若就以二十匹计(汉州的交梭罗、双r、绫仍分别以二十匹计),成都每年贡丝织品至少也有一百二十匹。这是国家预算外的一项稳定税收;除此之外,国家还有一些其他名目的进奉,如大和四年(830),“敕度支每岁于西川织造绫罗锦八千一百六十七匹”因大和三年(829)南诏入侵,虏去工匠女工数万,丝织业惨遭摧残,故“令数内减去二千五百一十匹”,然岁仍将进奉五千六百五十七匹绫罗锦。综上可知,唐中后期,成都地区每年向朝廷上交的春彩和各种贡品丝织品就将近110000匹,换言之,唐时成都高级丝织品的产量至少不会低于110000匹,这还只是非常保守的估计。
&&&&考丝织品产量,绢的产量才是大宗,现据有关资料可作如下推算。唐行均田制时,“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永业之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这是原则规定,实际执行情况,各地千差万别,并不完全一致,不过总的来说,有两点大体相同:一是每户一般最少有20亩永业田;二是永业田在宜桑之地必须植桑。唐时成都府、彭、蜀、汉州均属狭乡,共有户342949,故每户以20亩永业田计,共有永业田680万亩上下,因为成都地区宜桑,又有丝织的传统,故其永业田中植桑的比例应该很大,姑且以50%计之,其植桑之地应在340万亩左右。李翱《平赋书》载:“十亩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蚕,取不宜岁度之,虽不能尽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也就是说十亩桑田至少可产五匹绢,一亩至少产0.
5匹。成都有植桑之田340万亩左右,故可产绢约170万匹上下。据《通典》卷六《食货六》记载,唐代天宝中一年的庸调绢约为740余万匹,成都每年的绢产量约占当时全国每年庸调绢总数的四分之一。综合绢和高级丝织品,唐代成都的丝织品年产量应在200万匹上下,这在当时全国也居于领先地位。
&&&&唐代成都成为我国最享盛名的丝绸及其服装制造基地,绝非偶然。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1、历史积淀。华夏丝织和服装中心历代不同,屡有变异,拙著《唐代蚕桑丝织业研究》已曾述及,兹不赘述。这里想着重指出的是,只有成都,从战国以来,在近千年间始终保持了丝绸及其制衣工艺的优良传统,为唐代的丝绸织造和服饰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2、技术人才储备丰富。《隋书地理志》所谓“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此语不虚。使蜀锦、蜀罗大放异彩的“陵阳公样”、“新样”等,诚由窦师纶、皇甫恂所创,也只是设计而已,从设计到出成品,还有不少工序,此二人不去别处生产,偏偏选择成都,说明成都具有堪当此任的力量。3、勇于创新。如单丝罗隋代已有,但至多是彩色印花罗,而唐时成都则在原有基础上大胆创新,在彩色单丝罗上加金线剌绣,不仅保持了单丝罗轻柔飘逸的特色,而且更加漂亮华美,则成珍品。另西川织成背子,一服百金,也是工艺新奇所致。&
&&&&&作者:卢华语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唐代成都札记
博宝艺术网&
&&&&在我个人的视界中,唐代是一个激情飞扬雍容华丽的时代。骄阳照耀着众多昌盛的城廓,杨贵妃穿着薄如蝉翼的纱衣在宫中跳起《霓裳羽衣舞》,大批才情卓越的诗人在边塞、渡口吟诗送别,一个绚丽而浩荡的时代像凡高的油画被保留在历史的相册中。而这一切,大都跟当时号称“扬一益二”的成都有关。
&&&&避难所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的一天清晨,天还没有亮,微薄的晨曦洒在长安城古老的城墙上,天空中淅淅沥沥地飘起了小雨。这时候,位于城墙角的延秋门悄悄打开了,一队人马从城中慢慢走出。这群人中最醒目的是骑在一匹枣红马上的大唐玄宗皇帝,以及身穿盛装面色忧郁的杨贵妃。打湿了玄宗皇帝的面颊,使他冷不丁打了一个寒战。他抬起头来望了望模糊而空落的街道,不知这番离京出走是凶是吉?
&&&&据史书记载,唐玄宗避安史之乱离开西安,最初并没有想到成都来,而是想逃往河西走廊。但中途这群人却拐了个弯,风尘仆仆向成都赶来了。这看似偶然的变故其实蕴含着某种必然。在唐代,成都已非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而是响当当享有“扬一益二”的美誉了。除了商业、经济和城市建设高度发达,这里的人文环境和地理条件也十分有利于玄宗的仓皇避难。再加上玄宗平时对成都有些感情上的认同———比如,他身边最宠爱的女人杨玉环就出生于蜀地。
&&&&逃难的皇家马队在战乱的烽烟中匆匆西去。半途中因为军士的哗变,玄宗的心上人杨贵妃以及宰相都在马嵬坡死了,这加深了玄宗内心的伤痛。这一日车队到达扶风郡,躁乱的军心依然如疾般时时发作。恰好成都有使者前来向皇室敬献彩缎十万匹,玄宗苦笑一声,命使者将彩缎全部摆在地上,然后招集军士们训话:“朕此番去成都的主意已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朕恐怕也难以养活你们,这里有十万匹上好的蜀锦,你们都拿去,各奔,好自为之。朕平时待你们不薄,此番遇上大难,你们还是回家照顾妻儿老小吧。朕今日就与你们永诀了
”这一席肺腑之言感动了军士,车驾继续起程赶往成都。
&&&&天宝十五年七月庚辰日,玄宗的车驾抵达成都。他们在成都城外清点士兵和宫女时,发现只剩“官吏军士1300人,宫女24人而已”。这些狼狈的士兵和宫女日夜兼程穿越秦岭崎岖的山路,日晒雨淋,一个个全都蓬头垢面。大诗人《上皇西巡南京歌》描述这次“玄宗幸蜀”事件,用了一组花团锦簇的诗句。他说成都城的富丽繁华丝毫不比西安差。“万户千门入画图”,同时还有美丽的河流环绕这座城市,到处是鲜花绿树,“水绿天青不起尘”,气候又温暖如春,这对于饱含恐惧与伤痛的玄宗来说,可谓是不小的慰藉。
&&&&玄宗在成都一共呆了一年零两个月。成都因为有当今天子驻扎,故升蜀郡为成都府,号“南京”。史籍没有记载玄宗在成都的生活细节,只说禁卫军和蜀军发生矛盾,把这个逃难的皇帝吓得胆战心惊。其实,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繁华都市,成都一定有不少地方值得玄宗流连,只不过国难当头,史家和文人们没有心思来记载玄宗的日常生活罢了。
&&&&玄宗皇帝到成都避难后,过了一些年,他的后辈僖宗皇帝又追随他的足迹到成都避难三年。这一回是黄巢发动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根据史籍记载,僖宗逃离长安城的情形比玄宗更为凄惨。广明元年十二月的一个清晨,僖宗带领王储及护卫数百人,骑马从子城的含光殿金光门出城,行动极为隐秘,连文武百官都不知晓。
&&&&为什么唐代的两个皇帝都把成都作为避难之所?只都的地理环境位于群山环抱的平原中,轻易不会受到战火的滋扰;二是成都城市繁华,文化昌明,“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杜甫诗),即便是兵荒马乱的时代,也呈现出歌舞升平的景象。
&&&&高骈筑罗城
&&&&成都城在唐朝晚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的西川节度使高骈创筑了罗城。尽管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鼎盛的时代,但对于成都而言,却是个多事之秋。南诏屡次攻破成都城,掳走织锦、漆艺等能工巧匠数以万计。及至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南诏的军队再次疯狂围攻成都,整个成都平原的居民大多拥入城内避难,人山人海狼狈不堪的难民拥挤在小小的子城内,每人只有一席之地。下雨时,只能拿竹器瓦盆当雨具。饮水问题也很艰难,只能把摩诃池残留的泥水澄清后加以饮用。好在唐王的各路援军陆续赶到,虎视眈眈的南诏军队才悻悻而退。可是仅仅过了四年多,南诏的军队又打到新津,致使成都城“城门昼闭”。
&&&&公元875年,高骈被任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驻防成都。当务之急,拟定了新的筑城计划。这次筑城调集了成都附近八州十县的100万民夫,由县令带领,分段承包筑城。每天在建筑工地上有10万人参加筑城,10天一轮换。由于此次筑城负担均衡,力役较轻,因此从8月开工,11月就峻工,前后只花了96天。
&&&&罗城在城市规模和布局上奠定了现代成都城的基础。王徵《创筑罗城记》描述这座新的城市道:城内各种的建筑鳞次栉比,各种建筑的瓦檐飞阁凌空耸立,如偃如仰。当太阳和月亮照临这座城市,全城笼罩在一片炫目的霞光中,望之“莫不神骇而气耸,目眙而魂惊。”当时的罗城共开城门10道,见诸文献的有南面的万里桥门、笮桥门,东面的大东门、小东门,西面的大西门、小西门,北面的太玄门等。尤其令人惊叹的是,蜀城的城墙上共有门楼、望楼、更楼及廊庑栏干建筑上千间。可以想象,当时的城墙是多么雄伟壮观。
&&&&创筑罗城时,技术手段也得到了更新,先是用夯筑城墙的主体,然后外观再包砌长砖,用砖量达到1550万块。如此多的大砖从哪里来?原来,高骈为了使成都城更加坚固,下令将成都平原的古墓坟茔全都毁掉,取墓砖而筑城墙,结果是“凡负城邱垅悉平之”。修好以后的罗城周围二十五里,再加上外围的瓮城和防御工事共是三十三里。城墙高二丈五尺,墙基宽也是二丈五尺(顶部宽一丈余、城垛高四尺)。高骈修筑罗城的同时,改变了河道的流向,使成都正式形成“二江抱城”的格局,不但成都城的四方有护城河,而且使成都的水文化开始发达。罗城就规模和壮观程度而言,比清代成都城更雄伟阔大。
&&&&高骈筑完罗城,派人把图纸拿给唐僖宗看。僖宗阅毕,挺,表彰说:“城筑得挺好,图纸我也看过了。爱卿不惜花费我大唐府库150万贯钱财,用筑罗城,这是巩固我大唐江山的豪迈壮举嘛!爱卿辛苦了,待有机会,朕自然破格提拔你。”(引自《通鉴》)不久以后,高骈即被封燕国公,调任淮南节度使。
&&&&唐代成都的城市人口数量约为十万户,五十万人。街道共有三四百条,各类“坊”也有120个。性的专业市场有春天的茶市、夏天的扇市、秋天的药市等。这时候,成都的造纸业、制瓷业跟织锦、漆器一样名闻全国。唐朝政府曾经作出规定,凡各种公文和重要图书一律以益州麻纸书写,邛崃产的“邛三彩”———寓居成都的诗人杜甫曾经用手摸过,说它的质地像玉一样温润,胎底像霜雪一样洁白。
&&&&近年的考古发现证实,唐代的成都城已开始规划和使用楠竹下水道。通过城门下面深深的车辙,我们也可以想见唐代成都的车水和货物吞吐。
&&&&杜甫的成都
&&&&唐代成都的魅力除了体现在它是皇室的避难之地,商贸和经济的无比繁荣,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当时诗歌文化的一个中心。唐代最重要的两位诗人李白和杜甫,一个在蜀地长大,一个在成都住了五六年,这不能不说是成都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十二月,秦岭一带的山谷中刮着凛冽的寒风,铅灰色的云层像坚硬的一样低低悬垂着。在细如羊肠的古栈道上,一位年近半百、“白头乱发垂过耳”的老人,骑着一匹瘦骨嶙峋的马,带领着全家老小向成都赶来。他就是在中国乃至世界诗坛上名垂千秋的大诗人杜甫。
&&&&杜甫此次入蜀的起点是甘肃同谷县,这位政治理想已然破灭的诗人受朋友剑南节度使的邀请来成都小住。从他留下的诗作看,此次行程是在艰辛和抑郁中完成的。“冬季携童稚,辛苦赴蜀门”。然而这年岁末,当杜甫全家抵达成都时,他的心情忽然由阴暗变得明快了,他看到成都冬天的树木竟然是绿色的,跟北方冬季的景象绝然不同。
&&&&杜甫初来乍到,便去剑南节度使府中拜见了朋友严武。剑南节度使是当时四川地区首居一指的大官,当严武穿着华丽的官服出来接见杜甫时,他几乎认不出这位昔日的旧友了。杜甫经过了一个月的旅途劳顿,拉碴,头发又长又乱,脸也瘦了许多。严武先安排杜甫全家在一个寺庙里暂时存身,又想办法为杜甫在官府谋得一个差事。杜甫在寺庙的空房里安顿下来,写了一首温情流露的诗:“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来,邻舍与园蔬。”一位饱经沧桑,尝尽人间冷暖的老人刚在成都落下脚,就被这种简单而温暖的生活打动了。虽然一家人寄宿在冷清的寺院里,但老朋友经常派人送些柴米来,住在寺庙附近的成都人还把自己菜园子里的蔬菜送过来,嘘寒问暖,这使诗人的内心十分感动。
&&&&寄宿的生活虽然比动荡的生活要好,但也绝非长久之计。翌年春天,杜甫一家在浣花溪畔的一块荒地上选择了一块地基,搭建起几间茅屋(今杜甫草堂旧址),过上自给自足的半田园生活。杜甫解下腰间的围裙,放下手中的锯子,望着这个自己亲手搭建的家,写了一首《堂成》加以纪念。新家四周长着郁郁葱葱的桤树、竹林、白茅,刚完工没几天,就有几只啁啾的飞来筑巢了,这是一个多好的征兆啊。而且,草堂前面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沿着江岸通向碧绿肥沃的郊野。
&&&&以后的日子,杜甫沉浸在成都的安闲和舒适中。他曾经给朋友写信,描述他在成都的生活:种竹植树,纵酒啸咏,或与田峻野花相交游。杜甫去过武侯祠,有时也戴着草帽像个老农似的坐在郊外的上,看残阳西斜,观倦鸟归巢。他身边的酒壶里装着著名的郫筒酒,甘冽的美酒使他暂时忘记了身世和家国的苦痛。
&&&&杜甫曾经有一首绝句,描述唐代成都的自然生态环境,我认为对今天的城市建设特别有参考价值。“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当时的浣花溪畔绿树成荫,各种野生鸟类自由飞翔。从杜甫的窗口望出去,可以清晰地看见一百公里以外的西岭雪山。水上交通的发达,更使得成都和吴越的商贸连在一起。那些如鸟翅般翻飞的帆影让唐代的成都欲飞。
&&&&六年以后,也即广德二年(公元765年)五月,杜甫打算离开成都,离开六年来一直为他遮风蔽雨的草堂。现在他的小船正停泊在浣花溪畔的柳荫下,一次前途未卜的长途奔波又要开始了。他舍不得松开岸上的缆绳,晶莹的泪水在他的眼眶中打转。他回想起成都的诸般好处———成都就像一个朴实而温存的乡间母亲,收留并款待了这个流浪的诗人五六年。在这不算短暂的岁月中,杜甫疲惫的身心得到了苏息和康复。而且,由他亲自建立的“杜甫草堂”已经初具规模。每年都来草堂筑巢的燕子,看见主人丢下它们远去,心里会感到悲痛吗?
&&&&杜甫的小船离开成都,沿长江一路东去。在洒满的狭窄的小船上,杜甫感到江风和晨露的寒意已经深深地渗入了他的骨头,他开始不停地发烧咳嗽。在湘江的岸边,一代诗圣贫病而死。建在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自从杜甫离开以后,成都人就感到了某种失落。他们轻轻推开半闭的柴门,发现诗人用过的毛笔还完好地插在笔筒里,笔尖虽然快秃了,但豪芒间还放射着诗性和人格的光辉。曾经和杜甫有过交往的人都来瞻仰诗人的故居,他们小心翼翼地在草堂内走动,生怕打扰了诗人的睡眠和旧梦。
&&&&对所有的成都人来说,杜甫好像从未从他们身边离开过。
&&&&一代红粉
&&&&“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校书门巷”?唐画中的女性形象历来是雍容华贵、俊美健康的,从那酣畅淋漓的线条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精神和动脉,且不说武则天、杨贵妃有出生于蜀中的说法,就连成都“枇杷门巷”的女校书薛涛,也为成都争光不少。
&&&&作为唐代商贸和文化重心,成都以它丰富的物产打开了对外的通道,同时文化上的交流也使成都熠熠生光。从薛涛留下的诗作中,我们竟然发现跟这位女诗人有过唱和的唐代诗人有二十多位,包括鼎鼎有名的元稹、白居易、牛增孺、令狐楚、裴度、杜牧、、张佑等。与其说他们是通过诗文向一个成都的才女致意,莫如说他们是向成都的山水、人物、气氛表达各自的爱意。
&&&&薛涛不是成都本地人,她是随做官的父亲从长安流寓到成都的。父亲死后,她跟随孀居的母亲在成都长大。薛涛的才情和美貌在当时的成都官场十分有名,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常常召她侍酒赋诗,薛涛于席间用她敏捷的才思和动人的容貌倾倒了无数的文人官吏。后来韦皋想正式聘请她为官府中的“校书郎”一职,但未获通过。虽然没有获得应有的官职,但薛涛从此长期出入幕府,从韦皋到李德裕,共经历了十一位剑南西川节度使。
&&&&太和五年(公元832年),李德裕在成都修建著名的筹边楼时,薛涛作为节度使身边的幕僚曾经陪同李德裕登楼庆贺。我们虽然
&&&&不知道当时的薛涛是否女扮男装,但她庆贺楼成的那首诗写得实在很漂亮:“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现在想来,一个地方官奏请朝廷给与一个女子官职,并且让她跟在身边抛头露面,应酬这应酬那,真有点不可思议。其实自武则天做了唐朝的皇帝以后,妇女的地位得以大幅度提升,她们可以骑马打猎,入朝为官,在婚姻上也享有自主权。
&&&&日常生活中的薛涛给人贤淑幽静的感觉,她住在一个栽有几棵枇杷的幽深门巷里,守着几间精致的房间和一口甘冽的井,过着一个女人该过的生活。据说她写诗用的纸曾经用井水漂洗过,晒干之后裁成一小块,一小块,有着女人的细致和温情脉脉。薛涛留给成都人的物质遗存大致只有一口薛涛井了。这口井的水质很特别,清代全兴酒开始酿造时,使用的就全是这口井中的水,酿出的酒液十分甘美。后来由于井水资源有限,又改成一半井水一半南河水。
&&&&元稹曾经有一首《寄赠薛涛》的诗,谈到了薛涛的容貌和才华,说她细腻的皮肤和出众的美貌得益于锦江和峨眉的滋养,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且她的言语宛如鹦鹉能言善辩,文章也如凤凰羽毛光彩夺目。每当词客公卿为一个词、一首诗犯难的时候,才知道蜀中才女是多么敏快,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薛涛因为常在官府出入,所以常常获赠一些物品。有一次节度使赐她一匹红绡,是蜀锦中的极品。她请裁缝缝制了一条长裙,一边试穿,一边写下《试新服裁制初成三首》。从诗中我们可以推测,薛涛除了在官场写诗唱和,而且还要表演一些歌舞节目。这个形象也许正是薛涛的真实形象。
&&&&给薛涛画一幅小影,其实正是唐代成都的缩写。它柔媚大方,才情毕现,温婉如玉,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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