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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村长发现村口有一男一女在争吵。
男的说：“这茄子是你从我的地里偷出来的。”
妇女说：“你诬赖好人，茄子是我从自家地里摘下来的。”
村长经过仔细观察后对妇女说：“你把茄子按成熟的和未成熟的分成两堆，数数各堆有多少。”
妇女只好照办，并说：“成熟的12个，小儿未成熟的10个。”
村长冷冷一笑，指着妇女说：“你果然是偷茄子的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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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摘茄子谁会摘没熟的？只有小偷慌慌张张的偷茄子才会摘到没有熟的，望采纳
你的回答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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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老同志村长老同志
发布时间：
类别：经典文章
男男老同志村长老同志导语:男男老同志村长老同志,我就不愿意去,后来很多老同志劝我,老戴,你怎么也要去,你不... 原来的那个村长(曹新豹)是非常坏的人,把集体所有的两千多万...
男男老同志村长老同志日下午4时13分，原新华社著名记者戴煌因肺炎心衰在北京宣武医院去世。1957年，戴煌任新华社高级记者，因提出反对党内特权，被打为右派分子，后被发配到东北林场劳改。文革后被平反。其著有《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等书。戴老被誉为最著名的“老右派”之一，同时也是老右派中遭遇最悲惨的一位。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了残酷斗争的老人，却一直都在为帮助他人平反昭雪和揭露腐败而奔忙。今天刊发这篇对戴老的访谈，以此缅怀这位勇于讲真话的人。来源：腾讯《大师》访谈第67期&戴煌：中国几千年都是喊万岁，我们共产党要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天下，也要人家喊万岁，这还叫共产党，这还叫革命？完全是欺骗嘛。打天下的时候挂羊头，坐天下就卖狗肉，这不是骗子嘛。而且过去几千年的封建帝王也只是到了朝廷上，那些臣子跪下来喊万岁，也没有叫从上到下男女老少整天喊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这个超过秦始皇啊。“我能够刻苦，遇到什么事都记下来，很快就成了稿子。”&《大师》：先从您的名字聊起吧，什么时候改成“戴煌”的？&戴煌：抗日战争1943年呢，苏北日本鬼子大扫荡，就扫荡到我们家乡沟墩那儿，沟墩西南四五华里一个叫陈桥镇，我们就躲到那里去了。鬼子扫荡来了呢，我就跟着乡亲们向北跑，鬼子就在后面打枪，没打到我们。&后来鬼子据点里面的太君就叫人出来秘密侦探，谁家有人参加新四军，参加共产党，就要把他们全家死啦死啦地。后来果然就来一个女的来调查，被我们民兵抓到了，就开了公审大会，就把她枪毙了。&枪毙的地方离我家100多米，我们都看到了。这样家里就很紧张。第二年春天，我16岁，我就参加新四军了，很快又入了党了。发下了新四军的军装，我就穿回去，本来我想叫家里高兴高兴。&这样家里就很紧张，假如有人知道我们家里有人参加了新四军、共产党，到沟墩据点去汇报，向日本鬼子太君汇报。我们家里那时候已经有20多口人了，我在家最小，是老六。&我的大哥、二哥、三哥都已经生孩子了，我的侄儿、侄女最大的都已经七岁了，都已经上学了。假如日本鬼子来杀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这样子呢我就把名字改了。我们一家的人弟兄姊妹几个最后一个字都是“霖”，从水啊。&这样正好文工团里面有一个还比我小一点，叫夏皇，皇帝的皇。我就改成了火字旁的煌，从火，水火不相容啊，所以我就改成戴煌了。由戴澍霖改成戴煌。&《大师》：从文工团到新华社，您是怎么被新华社发现的呢？&戴煌：入了党以后就看到苏北的报纸上讲到“党中央号召全党办报”，我一想我现在既然是个共产党员，我一方面唱歌演戏，一方面又要响应党的号召，我也参加写稿子。&虽然我读书的时间也就八、九年，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但是我有个好处，就是能够刻苦，遇到什么事都记下来，很快就成了稿子。&1944年的冬天，1945年的春天，我就成了《盐阜大众》、《苏北日报》模范通讯员，这样子我就不断地写东西，也不耽误唱歌、演戏。&鬼子投降了我们就去打淮阴，那时候才17岁，原来是汉奸的一个师，突然就变成国民党的一个师了，当时我们还看他是汉奸，我们坚决打，那时候黄克诚已经带着新四军的七旅、八旅都到淮南了，准备打南京了。&留下来的一个旅呢，负责人就叫谢振华，听说过吗？以这个旅为主力，加上八个县的总队，由新四军三师参谋长来指挥，就把这个城打下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碰到什么事都及时记下来，所以淮阴解放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战士和群众》，登在号的《盐阜日报》第一版，还成为当年的九一记者节的好稿。&这样子到了1946年，我们都到淮阴了，那时候淮阴叫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是李一氓，华中区的负责人是邓子恢，张鼎丞。&华中区的宣传部长就叫冯定，后来到北京大学当教授了。华中新华日报建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范长江。另外著名的作家阿英、黄源在1946年的春天就开华中宣教会议。&他们和我们都坐在台下，大会司仪叫谁上去讲话了，就在台阶上面的小梯子，爬上台讲话。讲完了话又下来和大家坐在一起。&当年不是有个“四八烈士”嘛，就是王若飞、叶挺、秦邦宪、邓发几个人被美国飞机在黑茶山掉下来摔死了嘛，是号，所以叫“四八烈士”。&就是开“四八烈士”追悼会的时候，他们也和大家一样胸口戴着白花，右膀上套着黑布，都在台下。那时候的口号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党和军队都是这个口号。&就是我们将来要成立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天下，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台上来个主席团啊什么的，高人一等的，没有这样。&真正的民主。这也鼓动我们，虽然文化不高，但就是尽我的能力来写。开完了这个会以后，阿英的女婿到苏北文工团当团长。这样把我们几十个男女就分成四个组，戏剧组、音乐组、美术组、写作组，我就是写作组组长。&那年春天，要选举盐阜区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的理事。就是阿英的儿子钱毅，提议我也当一个理事，那时候我才18岁。所以这样子到了1947年成立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人家就把我调出来当一个记者，就是这样当的。&“经历过几十次枪林弹雨，我能把这条命保存在现在，真是不容易。”&第一仗就是华东野战军陈丕显为政委的第十一中队建苏中军区，你们如皋就在苏中军区。以曹荻秋为政委的第十二中队建苏北军区，准备联合攻打盐城。&盐城的这个守敌是由郝鹏举，原来也是国民党的军队，后来他投降了日本强盗，成了伪军了。但是在鬼子快要投降以后呢，他就突然挂起一个解放军的旗子，后来他起义了。&这样就在陈毅的领导之下，后来看到蒋介石又来打共产党、解放军了，他马上又摇身一变又打共产党，还把在他那个部队里面的联络部长杀了。这样子新四军就拼命地打，把他打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师。&司令部就放在扬州，最北方的一个师就在盐城。郝鹏举残部，除了他这个师，还有八个县的保安队和还乡团都在盐城守着，加在一起有7000多人。&我们两个中队要打他，打他呢，陈丕显苏中中队就主攻东门和南门，曹荻秋的中队就主攻西门和北门。&我们三个记者，年纪最大的叫胡捷。他当过连、排的指挥员，当时二十五六岁。接着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叫陈清伦，过去也在文工团工作，出文工团比我早一点。我最小，19岁。&我们三个人就商量，如果发生盐城战斗，我们都要到最前线去看看我们的战士，特别是共产党员，是如何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结果8月10号夜里就打盐城了，胡捷就随着谢振华那个旅，在西城墙上打碉堡群，猛打猛冲，他的左右背和胸膛中了一排子弹，虽然被及时地抢到担架上，但是还没有抬到前线包扎所，就流血过多牺牲在担架上。&陈清伦和我跟着廖成美三十四旅就打城墙东北角的碉堡群，和这个守北门的也参加了激烈战斗，我还参加了拼刺刀，侥幸生还。&以后枪林弹雨，包括在朝鲜、在越南经历过几十次枪林弹雨，我能把这条命一直保存在现在，真是不容易，眼前看到的死去的同志那可多了。&1953年戴煌（右起第一人）于朝鲜东海岸志愿军三兵团采访所以，我就是这样子来当新华社的记者。从十九岁到现在八十多岁了，在新华社也待了六十多年了。&“我对胡志明是很佩服，（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大师》：您被派到越南是待了几年？&戴煌：待了一年。1954年过了春节以后我到越南去的，就是要采访越南人民军攻打奠边府，要消灭这个法国殖民军，我就去采访这个。&到了奠边府，当时也会说中国话的越南人民军的总司令武元甲大将，副总参谋长黄文泰中将，也到延安去过，因为他会讲中国话。&所以到了奠边府前线，他们用缴获的法国军队的罐头，也加了一些别的东西，弄了一些菜来接待我。最后消灭法国军队，我也在前线观察所看，炮弹、机枪子弹在观察所上面穿过，在两边穿过，多了，但是我还好，很安全，没有发生什么危险。&打了奠边府以后，越法双方谈判怎么停战，在这个谈判的会场上，我也去采访了。站在越南这方面的外国记者就我一个人，站在法国那方面的外国记者，全世界的记者都是他们的，几十个。&谈判会场上当然不打仗，但是有两个休息的地方，一个是谈判的人休息的地方，一个是这些记者休息的地方。休息的时候就在一起了，那我就和他们打仗了。英国、法国的一些女记者很想和我谈话，都被美国的女记者破坏了。&德国原来希特勒的一个少校，后来他也成了记者了，也来同我胡扯八扯，但是都说不过我。后来，和胡志明有多次接触。&《大师》：他好像特别欣赏你。&戴煌：后来1955年，越南也过春节了，朝鲜也过春节，春节的第一天他不回老家去看看自己的亲属。因为战后恢复建设很紧张，很多工农兵在大年初一都不休息。他就带我出去访问这些工农兵，中午就在路边上小林子里面吃饭，有警卫员拿出来一张席子铺在草地上，上面盖上白布，有几个小菜，还加上通化葡萄酒。&因为他就像广东人讲北方话一样啊，所以我也听得懂，就边吃边谈，在这个谈话过程中他就反对喊万岁。他说，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逼迫人喊万岁啊，这还是共产主义革命吗？这不是和封建皇帝一样嘛。&我说，也许大家心情是心情，但是找不到适当的词汇，只好用老一套的口号来喊。他说，那不行，那要实事求是。因为他举起杯来叫我们喝酒，我们祝他健康长寿。他说，这个很好，我接受，这个比喊万岁好。是这样谈起来的。&接着他又和我说，解放这些年来我还没有到中国去过，但是我们越南的同志有不少人已经去过北京了，听他们回来讲。说他们每个人到北京去，你们那里都是大盘大碗的招待，海参、鱼皮，上来几碗已经吃得齐脖子了，还一碗一碗地往上端，一盘一盘地往上端，吃不了了又整盆整碗地往下端，他说为什么要这样？这不是很浪费嘛，我说了一句，我说礼仪之乡，宾至如归啊。他说，那不行，这都是人民的血汗，如果要自己掏腰包会怎么样？&所以我对胡志明是很佩服，后来听到他去世了，我在劳改队里面就双目流泪，（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叫我装假是装不来的。”&《大师》：其实他的这些话对于你来说是有一定影响的？&戴煌：对我影响很大了。&《大师》：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思这种个人崇拜？&戴煌：有了他给我的启示，后来第二年，1955年春天我就回国了。第二年春天又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了胡志明的启示，有了赫鲁晓夫的冲击波，所以那次开会呢，毛泽东他们要在中南海接见我们开会的人呢。我就不愿意去，后来很多老同志劝我，老戴，你怎么也要去，你不去不好。&我去，别的人去都换了新的衣服，西装革履的。我不，我原来穿什么还是什么，头也不梳。而且到了中南海接见台阶的地方，我尽量往上面跑了好几层，就是离毛主席准备坐的椅子越远越好，离他远一点，我就这个脾气。&后来也照了相了。《人民日报》用那个相的时候，把两边的人都去掉了，正好把我也去掉了，我也很高兴。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叫我装假是装不来的。&“我是新华社最大的右派，每个月工资从150多块变成28块生活费。”&《大师》：把你们安排到外交学院学习，是有什么样的培养计划？&戴煌：1956年的秋天呢，新的学期开始了。新华社为了培养驻外记者，派了几十个人到外交学院学习或者复习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有好多种语言吧。&我们军事记者呢，说将来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打台湾，一定要和美国军队打了。那你不懂外文怎么行呢，我们军事记者也去复习英文，这样子把军事记者弄了两个人也到了外交学院了，是这样去的。&去了以后，外交学院因为中央各个机关都有人，我又住在外交学院的宿舍里面，不愿意跟着大汽车下午去晚上再回来，怕来回麻烦，我就住在外交学院。&这样子中央机关有很多单位的人都住在外交学院，要成立党支部啊。一看又是我历史最老，就叫我当党支部书记。&结果1957年反右已经开始了，广安门外有个叫白纸坊，那个地方有一个印钞票的地方，对外讲叫印刷厂，实际上是印钞票的。彭真代表中央就在那个工厂礼堂召开北京各个大学的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一千多人，讲话。&那时候“章罗联盟”都已经被揪出来了，他讲什么呢？他说，“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样提。就好像我们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还是照样提。我代表中央保证就是提错了，什么事也没有。”&我们一听这个话，回来就提吧。回来以后外交学院好几个语言的党支部书记、委员十几个人都在一起开座谈会，我就在这个会上发言了，《反对神话和特权》。&当然就是对着毛泽东同志了，接着新华社绝大部分还住在社里面，只有我们几个人住在外交学院，把我们召集回来和这几十个人一起又开座谈会，我又把这个意见重复一遍。&好，说是保证什么事也没有，马上在新华社内部报纸叫《前进报》，就把我攻击神话和特权登出来了，接着我就是右派，而且是新华社里面最大的右派。&别的右派虽然开除党籍了，还是六类处分，工资不降，有的稍微降了一两级叫五类处分，有的是撤去记者职务了，贬去职务了是三类处分降四级、五级吧。&我是二类处分，每个月工资从150多块变成28块生活费，这个时候才知道彭真是中央反右小组的副组长，邓小平是组长，这才知道上了当。&“体重由196斤降到82斤，我居然还能活着回来，死在北大荒的人多了。”&结果到了北大荒受死了罪。你们这里面问到大饥荒三年是怎么过的，苦不堪言呢。我就穿着一个裤衩，光着身子，鞋袜都不穿，196斤，降到最后穿着棉大衣、棉袄、棉裤、绒衣、绒裤，棉鞋、棉袜子等等，加在一起才92斤。如果我把这些服装粗算一下，就算10斤，我实际重量只有82斤，由196斤降到82斤，就去了一半多，我居然还能活着回来，死在北大荒的人多了。&我亲眼看到死去的有几十个，就是从北大荒回来在火车上坐在那里的，还死了一个。死了一个，火车长说，不能带进关内。但是我们要求要把他带回北京，他是银行的。&后来带了天津了，火车长又说，不能把死人带回北京。我们又把他从车上抬下来，就放在天津的一个地方，他的家属、子女到天津去把他接回来。&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新华社发了两次消息，第二次发的比较长，有3000多字，说了我很多的问题。其中包括说我在越南对人家是大国主义的架势。&后来胡志明告诉我，胡志明都给北京来信了，为我鸣不平呢。说戴煌在国内怎么样，说我在越南怎么样。我声明没有那些事，胡志明。胡老同志对我是很心疼。&越南为纪念胡志明的105周岁诞辰，来北京拍了四个人。&所以1995年，我已经离休了5年了，越南为了纪念胡志明的105周岁诞辰，越南电影制片厂派了一个导演，带了七八个工作人员、摄影师到北京来拍与胡志明有关的人和事。&第一个拍的是当时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因为在越南抗法战争的时候，他是中国顾问团的副团长兼军事顾问团的团长，和胡志明非常好。这个时候韦国清已经去见马克思了，人家越南的同志就拍他健在的老夫人，谈韦国清当年在越南的时候和胡志明的关系。&第二个呢，是陈赓大将。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啊，陈赓大将领着部队打到广西越南的边界线，受到越南胡志明、武元甲的邀请，陈赓带着部队打到越南去了。&广西边境向南越南的一个大城市叫谅山，解放了谅山，谅山以西的农村、县城打了很多个，消灭了很多法国军队。越南人民军在这个地区发展壮大，在这期间陈赓和胡志明他们也是非常要好。&这个时候人家来了，陈赓大将也不在了，也是和他老伴谈当年的情况。第三个，刘少奇，因为胡志明历次到中国来，和刘少奇也谈过很多话，也碰过好多杯。而且他当共和国主席的时候，有带着王光美到河内去，和胡志明也是非常友好，这个时候虽然刘少奇已经在文化大革命里面被迫害死了，但是王光美还健在。人家就和王光美谈刘少奇当年和胡志明的友好关系。&第四个就是我这个小记者，呵呵，就在这个房子里面，把很多照片，我写的书、文章，人家拍。我谈我当年和胡志明的关系，当天晚上我就在我们原来食堂三楼上也办了两桌饭，招待这些越南同志，还有陪同他们一起来的广播电视部的一个女同志，带他们来的。还有当年陈赓大将身边的越南语的翻译，我又请了新华社的一些人，与越南有关系的人，1956年当过河内分社社长的王唯真，以及他的女儿，当时他的女儿很小，胡志明都抱过。&还有解力夫的女婿，当时是河内分社的首席记者，也把他们请来，挺好的，人家就没有再访问毛泽东的后代，这是为什么？值得思考啊。&“我是看到对党、对人民有利的，我都要写。”&《大师》：在《反对神话和特权》的稿子里，您还谈到新闻自由的问题，当时基于怎样的现实考察？&戴煌：不仅谈到新闻自由，也反对人民公社、统购统销，我都认为这个不对。你这个统购统销，农民自己生的鸡蛋都不能吃了，都得统购统销啊，这还叫社会主义啊。这些我也反对。&《大师》：但是新闻自由这个观点提的比较前卫一点吧？&戴煌：因为很多干记者的讲话都要看上面的眼色，明明应该要写的看上面的眼色就不敢写，当然就牵扯到新闻自由了。因为我是看到对党、对人民有利的，我都要写。&要看到别人不敢写，我就想到“一言堂”了，这哪像革命呢。反封建、反专制，反来反去，打着一个人民的旗号还是要人家来喊万岁，这不是和封建帝王一样吗。&中国几千年都是喊万岁，我们共产党要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天下，也要人家喊万岁，这还叫共产党，这还叫革命？完全是欺骗嘛。&打天下的时候挂羊头，坐天下就卖狗肉，这不是骗子嘛。而且过去几千年的封建帝王也只是到了朝廷上，那些臣子跪下来喊万岁，也没有叫从上到下男女老少整天喊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这个超过秦始皇啊。&那我看不惯。讲的是为人民，我就想到历代皇帝打天下的时候都是“奉天承运”，好像是为了天皇老子来打天下的。&“说我的万言书是反党的大毒草，要对我进行再批斗。”&《大师》：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搞右派甄别，您当时给社里写10万字的材料，又谈了哪些情况？&戴煌：从北大荒死里逃生回来，不再叫我当记者，叫我在国内部资料组当一个资料员。整理资料有时候也写写资料的小文章，新华社也广播。但是广播不能是我的名字，只能是资料员。&七千人大会之后，不是要对右派进行甄别，有好消息喽。新华社这头也开了好多座谈会，当然这些座谈会我不能去参加，但是参加座谈会的很多人都是我的熟人、朋友，他们就谈座谈会上大家发牢骚。对一言堂不满意，很多人到我宿舍里面劝我，老戴，你也写一点材料，争取甄别。甚至还有支部书记这样的一些人到我宿舍里面和我谈话，动员我写材料让组织上甄别。&这样子我就开始写了，写了什么东西呢？叫《回顾我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因为白天工作很忙，只有晚上下了班了，吃了晚饭了，我在宿舍里面写个几百字。这样写了两三个月才写起来将近十万字，因为我这个书上引用了一段，我简单地念给你听一听。&近几年来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同时我们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发生了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在各方面都遇到了重大困难。这也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就缺点和错误来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愚以为头脑发热可以在别人的谏劝下冷却清醒，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不易接触实际，可以运用群众的力量洞达下情。干部队伍不纯，也可以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监督和帮助。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至少是做得很不够，我们只相信自己，只相信与自己调子相同的干部。对于一般人，对于广大群众，尤其对待持有异议的人，部分党内党外一律予以疏远的疏远，打击的打击，弄得大家消沉苦闷，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再说真心话，谁也提不起“跃进”的劲头来。于是，缺点一直存在，错误在全国泛滥，抗击自然灾害的力量与效果也对相对减弱了。我们不能说这也是由于没有经验。&民主，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一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至少在遵义会议以后是如此。它使我们能够紧密团结最广泛的阶层和最广大的群众，并充分地发挥其智慧，为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战胜敌人和困难起了巨大作用。&可是这几年来，我们把它给削弱了，破坏了，丢弃了！我们也不能说，这是在“大跃进”和“反右倾”之后才形成的。早在这前几年，就有人觉察到我们的生活中有几股危险的黑流，在悄悄地泛滥和冲刷着我们的土地。&他们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地大声疾呼：如果不做有效的阻塞和疏导，我们的事业将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害。&但是，我们对此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与重视，反而认为这些同志是夸大错误、歪曲现实，把他们也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施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尽管其中的某些意见是正确的或值得参考的，也一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在“下放劳动”与“改造思想”的名义下，把他们“流放”到边疆，过着劳役与体罚的日子，使得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以为这就可以“划清界限”，使全国的人心为之一统。实际上，这只能吓得大家不敢再说话，至少是不敢再说真心话，不敢再说与领导人意见不一致的话。因为谁也不能担保，自己的意见就一定是正确的；谁也不能担保，自己的朋友以至于丈夫或妻子就不会去“揭发”自己。&稍有不慎，触怒了领导，不管这位领导位高位低，是好是坏，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冠以“抽象拥护、具体反对”的帽子，同时还要加一道“动机效果统一论”的紧箍咒，弄得别人跳下黄河洗不清，不是敌人也是“敌人”了。&就这样的话，我写了将近十万字，领导从支部到总支到社单位、社党组，一级一级地看，最后又派了一个社党组成员，也是国内部的一个副主任来找我谈话，说我写得很好，要对我进行甄别。&不仅如此，很快1962年的国庆节到了，把我这个还没有甄别，还没有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也在新华社游行队伍前面打一个大红旗，通过天安门广场。本来五一节、十一节我都是有那个观礼票，可以站在天安门前面那个观礼台上的。这个时候当然右派分子不能再到观礼台上去了，但是表示对我恢复了信任，叫我打着大红旗在游行队伍前面领着大家通过天安门广场。&那不是很好吗？不到一个月，突然又转变了，还是同样的一个领导人找我谈话，说我的万言书是反党的大毒草，要对我进行再批斗。&“我和她成了家以后，新华社还给她当时工厂去了两封黑材料。”&这个再批斗，就和1957年不一样了。1957年说批斗就批斗，他们准备了半年，在1963的五一节过后才开批斗会。&这个时候，我和我的老伴（当时叫小潘）已经认识了，后来我们就想看这个样子在新华社待不下去了，我们就赶快成家吧，这样我们就结了婚。&戴煌与老伴潘雪援合影到了号，正是我参加新四军20周年的纪念日，新华社保卫处把我叫了去宣布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个时候我的爱人已经怀着大肚子了，再有一个月就要生孩子了，正在家里休息呢。&把我弄去劳动教养，她怀着大肚子到劳教所给我送行李。第五天就早产了一个月，本来是要隔一个月才生产的，这个时候把我送去劳教，只隔了五天她就生了个孩子。&而且生孩子之前，我和她成了家以后，新华社还给她当时工厂去了两封黑材料，说她怎么非要跟我这个大右派，很反动的大右派成家。&本来她是工厂的会计、出纳，和厂长都是一个办公室，后来她怀着肚子，就把她从那个办公室里赶到喷漆车间。原来这个车间所有怀孕的女同志都要赶快调出来，把这个孩子胎儿受到苯中毒。&偏偏把她这个会计、出纳，怀着肚子，硬放到那个车间去，不怕孩子苯中毒。结果我们这个孩子出世以后身体很不好。&这就是新华社的法西斯。所以这会儿新华社建社80周年，要很多老同志，离退休的同志100个人照一张照片，我就不去。和这些把我们往死里整的法西斯，我还和他一起照照片，那不是和日本鬼子在一起照照片一样嘛。&新华社里面有很多好人，也有很多非常卑鄙、恶毒的人，豺狼虎豹一类的人，这一类人也很多，我忘也忘不了。1957年打成右派，我的老婆、孩子跟我也受了二十多年的罪了。这个我能忘了嘛，忘不了。&“1957年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了，这是非常不得人心的。”&我看到一个资料，当然中央是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这是别人告诉我的。&定为右派分子的共计是3178470，列为中右分子的是1437562人，共计是4616032人。但是正式公布的大右派是55万多人，这个数字到底准确不准确是别人告诉我的，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材料，这个材料是谁送给我的，我也忘了。&这里面说什么呢？还打了一个12岁的右派，小学五年级，上面有省、市、地、县，都有名称，我记不清了，小学五年级也不去参加鸣放会啊，他根本也不懂什么叫右派啊，对不对啊。&但是他喜欢画画。有一个年纪大的人请他去画了一个画，画了一个什么东西？反对一言堂。好，这个年纪大的人就被打成右派了，他叫“右童分子”，不叫右派分子，儿童的童。&当然他的材料上讲了，劳改了七年，我想他可能写错了。因为在我们社会的制度叫少管，不叫劳改，少年管教了。就是少管七年出来了，已经19岁了，他这一生会怎么样啊？&现在来算，1957年是12岁，54年了，66岁了，现在已经66岁了，这一生怎么过来的，12岁的右派。&这个材料上面还讲了，胡适留在大陆上的儿子，他不愿意跟他爸爸到台湾去，就在大陆上参加工作了。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说他是反动家庭的右派。&1957年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了，这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你叫人家说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说得多漂亮啊。结果大家出来提意见、讲话了，马上又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一个革命领导人可以来骗人的，居然到现在还不改正，甚至1957年以后，到了1978年，把我们弄回来了，叫改正，不是平反了，一个子儿也不补发了。&“我既写了很多的坏人，也写了很多的好人。”&其实我对毛泽东，我原来还是非常佩服他，1947年春天，胡宗南派军队占领了延安。我在驻地的草屋后面，面向着西北，向着延安方向还留眼泪呢。&我还担心毛老人家的健康呢，那时候的毛泽东，我还是非常佩服的。回到屋子里面以后，我自己写词作曲还写了一首歌，叫《歌唱领袖毛泽东》。“夏天朝霞满天红，阵阵凉风渡轻松，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唱领袖毛泽东。歌唱领袖毛泽东，一唱领袖计谋广，领导我们把日抗，八年抗战多艰苦，逼得日寇来投降。”&就是这样子，我还写过这样的歌词，另外音乐组的同志要我作词，还写了这么《慰劳歌》、《刺刀歌》、《钢铁的兵万年亲》。这是我作词，别人写的曲。我作词又写曲，就是《歌唱领袖毛泽东》，苏北文工团印的歌本子还给我寄来了一本。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呢。&后来在胡志明的启示下，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震动下，我就对毛泽东有了不同的看法了。这些歌、歌词都是在19岁以前写的。&至于重回新华社，当然能够重操旧业，我还来讲真话，很高兴。但是别人对我怎么看，我不在话下，还是按我记者的本色去过人生。&《大师》：在社里，您算不算一个另类？&戴煌：也可以这样说吧。这一回八十周年有一个社史展览社，别人写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能在社史展览社里面展览。我在淮海战役写的东西，在朝鲜写的罗盛教，这样的作品全国、全世界都知道，社史展览里面没有，这不是另类嘛。但是我不管，我还是写我的，我该讲什么我还是讲什么。&当然，我也讲了很多好人好事，像我刚才告诉你的一机部副部长沈鸿。曾经的好朋友，在延安表扬他，都和毛主席、朱总司令遗像挂在主席台上的，我采访他的事迹，走了很多省市，采访了几百人。&最后感动了他，他又和我谈，才把这篇文章写出来。像薄一波他们的“六十一人大案”，也采访得很费劲，我把他写出来。还采访中国语言研究所的老教授丁声树，也采访了很多人，把他写出来。&还有像协和医院著名的心脏病专家，周恩来总理最后医疗的时候，他是医疗组长，叫方圻，现在90岁了，还在。&也采访了很多人把他写出来，所以我既写了很多的坏人，也写了很多的好人。&“如果撇开这样豁达明快、平易朴实的人物，还能写什么人呢？”&《大师》：为什么要写《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这样一本书？&戴煌：《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这本书后面414页开始，有一段叫“文后补言”，这个里面就说得很清楚，我为什么要写胡耀邦。“那是1979年6月，大约上旬，中纪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到会做了长篇讲话。会后由我写了会议新闻，按惯例逐级上送送审的。&6月13号午夜，耀邦让人通知我第二天早晨七点以前赶到他家，与他研究这篇新闻的修改。第二天一早我如约前往，同去的还有新华社的两位同仁。&七点整耀邦与我们准时交谈，谈什么呢？是端正党风，改革开放，反腐败，同心同德大搞四个现代化等等。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快人快语，妙趣横生，常常使我们忍俊不禁。&他自己也不时地哈哈大笑，谈到稿件的修改，他要我们把他在这种场合下讲的主要内容也充实到这篇新闻里面去。我们觉得这个不合适。因为我们写的是《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如果加进刚才他在家里谈的主要内容，参加过会议和看过会议材料的人就会说，当时会议上耀邦并没有这样的内容。说新华社某人乱加进去的，这就不符合新闻真实性的要求。&于是我们请他考虑，可否会议新闻归会议新闻，另外放一篇他刚才在家里面和我们的谈话。我们提出这个要求以后，他没有立即回答，只是来回在那个破地毯上来回考虑、散步。&我们想这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提议，使他感到伤了领导的面子。因为不少领导人是很在乎这一点的，甚至把个人的尊严和权威凌驾于党和人民命运之上。&后来我们就发觉耀邦根本不是这种人，他约莫沉默了一分钟停下脚步说，你们说的很对，干脆会议新闻暂时也甭发了。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意见，也可以供中纪委的同志们参考。可是我一时来不及说，请你们替我去转达一下怎么样。&他为什么来不及说呢？因为当时华国锋是中央的总书记，每个礼拜都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的同志的星期例会，每星期都要召开一次。来查查自己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办的事，所以他急着要到中南海去参加华国锋这样的会议。&说完了，他就向我们伸出了手，我要去开会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可以再讨论。然后他就登车去中南海，参加在京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个例会。当天下午，我去了中纪委，向中纪委常务副书记王鹤寿转达了耀邦的讲话。&作为一个记者，在领导人的这种特定范畴里，如果撇开这样豁达明快、平易朴实的人物，还能写什么人呢？但是他在身居高位的时候，我没有动笔。只准备有朝一日比较系统地写一写值得流传后世的文字。&1988年10月他离开总书记岗位又一年10个月，有人约我写胡耀邦。就是《炎黄春秋》负责人杜导正，他原来也是新华社的，也当过新闻出版署的署长，后来跟着赵紫阳一起不干了。&他要我写胡耀邦，我也仅仅写了一个无拘无束会见的情景，并加了这样的题记，在标题下面加了这样的几句话，“他在塔尖上我不想写，他似乎默默无闻了，我却乐意把这沉睡多年的草页公布于世。&1989年4月，他突然去世了，我和全国同胞一样，是很悲痛的。1994年秋，主持《炎黄春秋》月刊的杜导正同志约我为该刊写《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觉得是时候了，于是一口答应。&“我连续采访了8个多月，搜集了不下200万字的材料。”&这时已有不少结论，但为了写得充实有力，我又跑北京去外地连续采访了8个多月。走访和电话访谈了胡耀邦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知情人、参与人，或者冤假错案的受害人。其中有些人既是知情人，又是参与人。&例如原来中纪委的李之琏和社会科学院的温济泽，中央组织部和原来在过中组部陈文炜、苗枫林、丁财源、张志杰、何载、陆沅、成少白、高奇等等很多人。《人民日报》工作过的胡绩伟、秦川、王泽民、于国厚，原在新华社后来去司法部和《法制日报》的庄重。还有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原《中国青年报》的张黎群、陈模、朱志焱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李硕儒，原中央党校的杨逢春和孙长江；原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逸三；中国作协的张扬和郑仲兵，等等很多人。&一共有几十个人，所以我搜集了不下200万字的材料。越来越觉得当年胡耀邦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支持下，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倒两个凡是，全面地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意义，是他一生当中最最辉煌，也是全国人民最最难以忘怀的岁月。&而且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那样波澜壮阔的，把全党全国从崩溃的边缘奋力挽回的岁月，就不可能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写写这种岁月中的尖锐或者艰险斗争的情情景景，广及于当代并流传与后世，无疑是很值得的。就这样，我写出来的。在1995年9月初，完成了一些初稿，就在《炎黄春秋》上开始发表了。但是在大陆上要出这个书，还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有些人参加制造冤假错案，现在还在党的领导岗位上的人。所以新华出版社早就想出这种书，出不来。&1997年春天，开两会的时候，香港《明报》的创办人是全国政协的常委（徐泗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个共产党员。但是一直保持秘密的身份，他到北京来开全国政协会，听说我有这样一部书稿，就到北京饭店的贵宾楼。请我到他那里去，我把这个书稿带了去。他说，开会完了我带回香港，帮助你出。&1997年的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香港版的。1998年的2月份，又出了第二版，这样子大陆沉不住气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现在叫文联出版社）来人要出这本书，他说我们大陆也要出。后来我说我们新华社早就要出，一直没有出来，你是不是和新华出版社联合起来出，他同意。&这样子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1998年5月份，中国文联出版社和新华出版社就联合出版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这一下就出15万册。于是他们要在新华社的大楼里面，要开一个出版座谈会。可是新华社有的领导人胆子还小，不让开。&这样一下子香港版出的份数多，在全国影响很大。到了2004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又再版。现在人民日报的一个出版社也要再版，合同早就定好了，现在还没有出来，什么时候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十几年来对于这样一本书，香港版、大陆版连续要出好多版呢？我想这与胡耀邦为人谦诚，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这与那种表面上也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打江山，坐江山的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才能够干出这样的事情来。&“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大师》：这些年有多少上访案件也找过您吗？&戴煌：找我的人呢，那太多了。说起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一个是我主动动笔来写，一个是带着他们到有关部门去上访告状。&很多书刊上也介绍了我。像你看到的《与传媒界名流谈心》。那些年我写了不少这样的东西。一个是《吾辈亦须几回搏》，《当代记者论稿》里面收集了这一篇。&还有一篇叫《履经艰险志不移》收在《我的新闻生涯》里面。像你看到的《正气煌煌写新闻》，名流谈心，还有《当代老新闻》这本书，收集了我的《直面人生讲真话》。还有一本书叫《50年执政启示录》，这本书里面收了我的《依旧寄心于说到做到，少放空炮》。&另外还有《中国名人与传媒》，你也看过了。还有一本书叫《中国当代土皇帝》里面收了我在《当代》1988年第六期上的那篇报告文学《权柄魔术师》。&为什么我能写这些东西呢？说起来在抗战前，我那时候大概也就八九岁，已经上到小学三年级上学期了，下学期就转到私塾去读古书了。&私塾的老师姚荫卿先生常常在我的大字本的行间写一写上联，让我对。或者写一写名句让我背。有一天在我的大字本上面，他写了这样的两句话让我背，哪两句话呢？“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这两句话我从八九岁记起，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我还记得。而且这一辈子我就按照这两句话来为人。哪怕我感觉到必须要说的话，哪怕说出真话来，可能要被杀头啊，那我也说。就像1955年在越南受了胡志明的启示，共产党员怎么要别人喊万岁呢？对我启示很大。&第二年又碰到朱总司令带回来的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这样就使我产生对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所以1957年整风鸣放，我就反对毛泽东的神话和特权。&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说这样的真话很可能要被抓起来杀头，那我也不怕，我照说，结果给打成了右派。受了20多年的罪，我不改。&可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把各种冤假错案都平反了，就是对右派，他想平反，邓小平不让平反。因为邓小平他当时是中央整风反右小组长，他干的事情，他具体干的，他能让你平反吗？所以要改正。&人家受了多大的苦，经济损失、精神损失一律不赔，就叫改正。而且在1957年9月份，在中央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他还讲反右斗争是完全正确的。组织人民公社是完全正确的，实行统购统销是完全正确的。&他这份讲话，人民日报出版社还出了一个小册子，可是前几年，出版《邓小平文选》里面没有收入。就说明他也认识到，反右是不正确的，人民公社也是不正确的，统购统销是不正确的。&现在人民公社、统购统销都没有了。就是反右派，没有人出来给你平反。这是为什么？值得思考。所以这些年我就常常想，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天起，既有很多要打出一个“自由、民族、平等、博爱”的共产主义天下，这些同志是千百万之多，不惧怕抛头露、撒热血，是真正的革命者。但是同时，也有另外一种人，是怀着帝王将相的野心，个人名利的私心，升官发财、侵吞人民血汗的黑心而来的。&所以一直到现在，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光是逃到国外去的就数以万计，国内有多少？说的漂亮，为人民服务又怎么怎么，实际上蛮不是那么回事。&写内参为李九莲昭雪&《大师》：您有没有遭到一些打击报复？&戴煌：你听我谈。有一个女青年，江西的，叫李九莲。我写了一篇内参，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被处死的女青年，至今三年多还没有人为她昭雪，我写了一篇内参。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她原来是勤于独立思考的女青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还是南昌中学里面的三年级学生。因为她表现的好，也被同学们选为学生代表，也到天安门前参加过毛泽东的男女学生代表大会。&后来她就不同意把林彪捧得很高，她就给她的男对象，后来到部队里面去参军了，就给他写信，她就说不同意把林彪捧得很高。这个男同学为了自己往上爬，把这个信居然向福建部队的领导拿上去了。这样子，福建和江西联系就把李九莲抓起来了。&你怎么诬蔑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啊，你不是反革命吗？把她抓起来。可是过了一年多，又发生林彪坐飞机逃跑到外蒙古去，摔死在温都尔汗了。这样子也没有为这个女青年平反，还继续关着。关了一年多，才把她放出来，还说她是有罪的。&把她放到江西的一个县里面的工厂去当勤务员，挑担子，一个月才16块钱工资。后来有人要给她找对象，那个对象还是出生成分不干净的人，还不要她。怎么能要一个反革命呢？&后来不是批林批孔了吗，她就写了一篇大字报，也到南昌贴到围墙上，大字报的标题是《我反林彪无罪》，这样子有很多群众都拥护她，很多年轻人就成立了一个“李九莲调查委员会”。这样子，地方的有些领导，还有报纸的一些总编辑等等，上千人都拥护他。&可是当地政府那些原来把他抓起来的那些人，还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认为她是这样胡闹，又把她抓起来，放到一个农场里面去，鄱阳湖旁边的一个农场去劳改。劳改农场不是每年冬天都要来一个自我评审鉴定，这一年你改造的怎么样，你自己认识认识。&她在鉴定还没有写完，就要开一个评审会，农场的一些有关领导也去参加。她说我还没有写好，她怎么写呀。没有写好，写了多少拿出来念一念。她没有办法，就把半草稿拿出来念。其中就认为江青是好人，毛主席的爱人嘛。华国锋怎么样啊，她说放长线钓大鱼，现在我不好说。她都是说牢骚话。&好，这样子就说她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又把她抓起来判刑。农场上面的检察院，主张给她判死刑。后来南昌的领导就说，她是南昌人，就把她弄到南昌来枪毙吧。这样就把她弄到南昌去枪毙，“李调会”的几十个人也被抓起来。&宣布要枪毙她的时候，用竹签子把她的舌头和上颚串起来，免得她在街上游行喊口号。所以她绑在汽车上游行的时候，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样弄到南昌郊区一个树林子里面，把她枪毙了。&就这样的一个人。后来我在街上坐汽车，十字路口人行道不是有红绿灯吗，我汽车停在那里，有人就向我的汽车里扔了一个纸条子，就说这个事情。同样的纸条子还送给宋庆龄，为李九莲鸣不平。这样新华社就叫我到南昌去采访。&采访过程当中我才知道，江西省委决定枪毙她的时候，在省委常委里面讨论，绝大多数人都主张枪毙，只有三个常委不同意枪毙。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军区的政委，此人在解放战争的时候，我已经是新华社的前线记者了，他是部队里面的一个政治部主任，同我很熟。&所以我离开南昌要去赣州采访，这个同志就告诉我，他说你去采访，千万不能住赣州地委招待所，防止有人暗杀你。你要住到赣州军区招待所。那里的负责人，赣州军区的负责人原来也是我们过去解放战争的时候在一起的人。这样子，我就住到赣州军区招待所。&赣州地委那时候杜昭，和他们的秘书长还有好几个人，都到军区招待所和我谈话。他们的秘书长居然说哎呀老戴啊，你现在坐在哪一条板凳上啊？我说我坐什么板凳，我坐在党的板凳上，讲真理的板凳上。他居然认为我坐的板凳不对，让我熊了一顿。&他们谈完了话临下楼的时候，我还对杜昭讲，我拍拍他的肩膀，我说明天晚上你们再来谈吧，他也答应了，结果没来。后来我回来写了内参，胡耀邦做了批示，很快就给李九莲平反了。&十人联名为曹海鑫冤案呼吁&还有呢，我就弄了一堆材料，河南的。南方文学杂志发表了我们十个人的文章，《十万火急冤杀好人》，我们十个人写的。方成、李普、杜导正、邵燕祥、张思之、张黎群、牧惠、谢和赓、蓝翎和戴煌。&我们原来的题目叫《愤怒控诉善恶颠倒的河南公检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郑州郊区原来是个农村的村子，后来都合并到城市里面来了，但是它还叫西韩砦村。原来的那个村长（曹新豹）是非常坏的人，把集体所有的两千多万元带着他的弟弟、媳妇等人，游了前苏联、香港、东南亚等等地方。把这个钱花了很多，拉拢上面的公检法单位，把他的儿子弄到检察院去当司机。后来村民改选村长，就把他选下来了。&把一个一直表现好的复员军人叫了曹海鑫，把他选为村长。曹海鑫上台以后就组织人调查原来村长的坏事，把区里面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些人也动员下来一起调查了。跟着村长出去玩的也在村里面为非作歹的，他弟弟，感觉这样闹下去肯定对他们家庭不好。就想办法来害这个曹海鑫，他们在饭馆里同伙的人，喝了酒，吃了晚饭就到曹海鑫家里去闹事。曹海鑫正穿着拖鞋送他的小舅子出门。&这些坏人就冲进来要打他，他就连忙拖鞋都掉了，向屋子里面跑。就跑上楼，就把客厅的门关起来，这些坏人就追上去，拿扁担来敲这个门，打这个门框，把粉墙都打坏了。这样就把门打开了，几个男的、女的，很多人就冲进去，曹海鑫没有办法，就把打猎时候用的猎枪端起来，说你们谁敢来？&这几个男女七手八脚就上去夺取枪了，夺枪把枪夺响了，就把坏人的弟弟打伤了。打伤了，曹海鑫还连忙叫人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结果没有抢救好，就死在医院里边了。&这样曹海鑫开枪杀人，但是就公安局的检查科来检查，枪的钩腿上根本没有曹海鑫的指纹。因为上面公检法都是坏人勾结起来的嘛，硬判曹海鑫死刑。这样子村民就闹到省委省政府那里去上访，为曹海鑫鸣不平。因为谁好谁坏，村民大家看得很清楚。&每一次上访省委省政府，我们河南都写了内参反映到中央上面去了。那也没有用，后来说那一年香港要回归，暂时就不杀人了。所以村民上访，新华社写内参等等，大家都知道啊。所以等香港回归了就开始杀人了，就把曹海鑫枪毙了。&那一天枪毙了好几个人，《郑州晚报》上就公布了七八个人的名单，名字都公布了，就不公布曹海鑫的名单。因为村民上访，省委省政府大家都知道，曹海鑫是冤枉的。《郑州晚报》公布名单就没有公布曹海鑫的名字。&后来法院门口就出现一个大字报，补充曹海鑫的名字，是这样。这件事我们几个人本来，李锐啊，很多人我们一起讨论的，也署他的名字了。后来说不需要署那么多人的名字，就署我们十个人的名字。&最早发表这个文章是在武汉有一个杂志叫《今日名流》，后来全国很多报刊转载。转载的报刊有十几家，陕西的《各界》，内蒙古的一个杂志啊，上海的《报刊文摘》，四川的《文摘周报》等等十几家，转载这个文章。&转载的文章，包括杂志，人家都弄大批的到郑州去卖，郑州的公检法居然就派出人来搜查，像国民党一样，搜查这些对他们不利的东西，做了这样的事。居然在我们的公检法里面也会发生这种事，这还是人民的公检法吗？这些冤假错案太多了。&“没有良心的权力是卑鄙无耻的，没有权力的良心是软弱无力的。”&咱们政府名义上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这样的事情可多了，就谈我们四川凉山那里的贪官污吏。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权柄魔术师》，发表在1988年第六期《当代》杂志上，是那一本杂志的第一篇文章，记录了凉山彝州那里的贪官污吏。&然后又写了一篇，《在层层厚网的覆盖下》，也是凉山的贪官污吏，一个副州长的儿子，在饭店里面吃饭，另外一个人无意地碰倒了他摆在地上的空酒瓶，他就拿出刀子把人家杀了。所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结果外面报刊上发表的这些文章，凉山的这些贪官污吏居然到北京法院来告我，好像他们是合法的，我是非法的。&到法院打官司，打了两场官司，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在这个《权柄魔术师》的标题下面，我还引用了苏联过去一个话剧里面的台词，“没有良心的权力是卑鄙无耻的，没有权力的良心是软弱无力的。”中国社会就这样。&当然你们都是年轻人，现在就是在台上的这些人，当年也是喊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上来的。就这一次开作家代表大会，胡锦涛不是也去讲话了吗，第一个还提毛泽东思想。你们看见那个报道了吗？对平反冤假错案做出重大贡献的胡耀邦一个字都没有。为什么？值得思考。&所以我说，当年我参加新四军，党和军队强调的口号最著名的口号：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我们打天下多少同志牺牲了，为了争取这个天下，结果天下争来了，最后有没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呢，鬼影子也没有。所以，到现在我从16岁到现在，80多岁，六七十年了，我还在想这八个字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要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关爱，这天下多好啊。你们这么小，是不是也想这个啊？（哈哈笑）普世价值，真正民主的是英国、法国、美国。1888年，恩格斯访问美国，回来以后他就高度赞扬美国的民主自由，胡耀邦的大儿子，胡德平前些日子在《改革内参》上，在文字上表明了这一点。&《大师》：很少有记者能够像您这样一支笔打天下，然后还打到底。您觉得是什么原因？&戴煌：我小时候，老师说的那两句话，对我坚持人生这一辈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就是要这样，“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说的完全正确。&《大师》：但是像现在媒体记者，没有《新闻法》能去保护他的一些权益。比如说你揭黑报道，或者是搞调查报道，经常是挨打。您怎么鼓励这些后辈呢？&戴煌：有很多记者他也是生活在矛盾之中，他也知道讲真话是应该的，但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自己即使不流血，也弄得伤痕累累的，干什么。也就适可而止了。并不是说这些人都不好。他也是在这种环境下，不得已啊。像我这样子拼了命的，不管你环境怎么样，我还是这样，那是很少的，我知道。
男男老同志村长老同志2乔继兵，是哈尔滨铁路公安局佳木斯公安处浩良河站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所长。乔继兵在工作上是“领头羊”，带领民警开展工作始终走在前面；在生活中是民警的“贴心人”，与民警倾心交朋友，民警工作生活中有解不开的疙瘩都愿意和他商量；在思想上是“燃烧的蜡烛”，始终用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要求自己，认真践行“三严三实”。他是基层派出所党务工作的一面旗帜，走到那里，就把党员先进性带到哪里，让周围同志和群众从内心感受到组织的温暖，牢牢筑起基层党组织稳固的根基。一、立场坚定、尽职尽职的执着追求，是他抓好基层党建工作的基石他具有坚定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在日常执勤执法和处置突发事件等各种急、难、险、重任务中，自觉做到率先垂范，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讲政治、顾大局，忠实履行本职。浩良河站派出所管辖91公里复线、5个车站、21个内部单位、线路两侧5华里有18个村屯护路宣传任务，派出所只有10名民警，平均年龄52岁，警力紧张，年龄结构老化。为切实增强派出所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支部书记、所长的他，在抓好党建工作的同时，还紧紧抓好非领导成员公务员平时考核、党员“岗区”考核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融经常性党员教育与日常考核于一体。在此基础上，带领党员民警深入辖区开展工作，塑造了铁路公安民警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二、引领思想、培训技能的务实举措，是他提高民警队伍战斗力的有效方法在日常工作中，乔继兵与民警共同工作，经常沟通，真诚与民警交朋友，虚心听取民警的意见与要求，并分析总结有价值的建议及时对所内工作进行调整；年内组织乔继兵民警到组织全所民警到秋冷村老绥佳线日军兵营遗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带领青年民警到大吉星村探望八路军老战士吴常兴、组织党员民警到亮子河抗联遗址进行党性教育、组织民警开展羽毛球比赛。通过不懈努力，既保证了民警队伍稳定，又调动了民警的工作积极性，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了激发民警工作热情，夯实责任区工作基础，乔继兵连续三年组织全所民警开展了责任区知识竞赛。通过业务技能比赛，民警们的工作热情高涨，大家完成好各项工作的信心更足了。三、集思广益、身体力行的“谋事要实”态度，是他和班子成员开展好派出所工作的试金石乔继兵经常与班子其他成员沟通，研判警情，总结当前队伍情况和近期工作重点，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2016年春运以来，乔继兵接到群众反映：个别通勤人员使用伪造的铁路职工工作证“逃票”。乔继兵立即与班子成员沟通，商量解决办法，通过班子成员亲自带领民警开展查缉，及时抓获违法嫌疑人一名，依法予以处罚，为使用伪造的票证违法行为敲响了警钟。四、以身作则、真抓实干的领头雁精神，是他带领团队脱颖而出的法宝由于派出所警力短缺，乔继兵一方面做好民警思想政治工作，努力调动民警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乔继兵在日常工作中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哪里缺少警力乔继兵就冲到哪里，与民警共同开展工作，在任务和困难面前，乔继兵从来不等不靠，有多少热，就发出多大的光。无论面对任何困难，乔继兵都带头工作，锐意进取，毫不退缩。在维护线路治安工作中，他以身示范，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他带领民警走进村民家中进行宣传教育；每逢学校开学或放寒暑假前，他带领民警走进校园，向师生进行爱路护路宣传教育；春耕、秋收等农忙时节，他带着民警到田间地头为村民发放《爱路护路公约》；他还利用村屯广播进行整体宣传；赶上村民举行婚礼，他也要上台进行一次别开生面的护路演讲。派出所辖区共有18个村屯护路宣传任务，乔继兵与民警一道工作，用了近三个月时间，逐个与放牧养殖户、五残人员家属见面，逐一签订了《爱路护路合约书》，使铁路沿线居民护路防伤意识明显增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五、亲民爱民，服务群众的宗旨意识，是他赢得尊敬的基础乔继兵同志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日20时许，乔继兵在浩良河站前广场巡视时，发现候车室台阶上有一摞档案材料，当时旅客已经走光了，附近没有其他人，于是乔继兵把档案材料带回办公室查看。经查看，档案所有人叫华绪，男，19岁，南岔区浩良河镇奋斗村村民，系2015年黑龙江省浩良河化肥厂学校应届高中毕业生。档案材料有黑龙江省教育厅颁发给华绪的普通高级中学毕业证、华绪本人团关系、2015年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报名信息登记表、2015年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体格检查表、黑龙江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评价报告单、华绪本人学籍档案。通过护路联防组织，乔继兵立即与奋斗村老村长李文学取得联系，当李村长将情况通过家长告诉华绪同学时，华绪还以为自己的档案由同学保管着。原来，当日19时许，华绪与同学在站前广场乘凉时因粗心将档案材料落在候车室台阶上，接着就去游戏厅打游戏去了。当从所长乔继兵手中接过档案材料时，华绪激动得热泪盈眶。临走前，华绪表示一定与家人一道为派出所做好护路宣传工作。六、坚持开拓创新，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新途径乔继兵同志深刻地分析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认真研究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从中寻找其规律和特点，积极开辟新途径，探索新办法。乔继兵同志勇于探索，注意吸收借鉴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大众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科研成果，采取对民警增强人文关怀的方法，努力做到潜移默化，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近几年，派出所陆续有几位老同志光荣退休。在老同志退休之前，乔继兵事先约稿，请老同志书写个人简历和人生感悟。一方面方便老同志对自己的从警生涯进行总结，充分体现人生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年轻同志学习的珍贵教材。对老同志的书写材料乔继兵亲自打印出来，在公安处网站发表，以期与同志们共勉。在每一名老同志退休的时候，乔继兵都会请他吃顿饭，叫上老战友、新同志作陪。有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同志曾经这样问乔继兵：等到我退休的时候，不知是否能有这样的待遇？乔继兵当时就对他讲：等你退休时一样有这样的待遇，即使我不当所长了，我也会这么做！老同志对乔继兵这种做法很感动。老所长宫艳成退休后几次乘坐火车时发现有人在线路边放牧，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乔继兵，乔继兵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了火车撞轧牲畜事故的发生。乔继兵和支委成员注重对民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近几年，先后组织民警在清明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开展到曾波村祭奠烈士杨曾波、到大吉星村看望八路军老战士吴常兴、到秋冷村老绥佳线日本兵营参观等活动。通过活动，增强了民警的爱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七、舍小家顾大家，先人后己的情怀，是他让人信赖的人格魅力乔继兵同志把全部心思都扑在了工作上，连续九年，都是妻子和儿子陪他在派出所过的春节。乔继兵同志无比热爱公安事业，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使得他的身体严重透支。四年来住了4次院，抢救一次、手术3次。每次都是在尚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又投入到基层一线岗位上。在乔继兵的模范带头作用下，浩良河站派出所形成了“识大局、务实干、讲团结、比奉献”的工作理念，全所民警立足平凡，爱岗敬业，恪尽职守，甘于奉献，展现出新时期铁道卫士的良好形象。
男男老同志村长老同志3肖而乾，男，现年81岁，芦溪县上埠镇涣山村村老协主席、关工组副组长。入围今年12月份“中国好人榜”候选人。 　　1995年，肖而乾从县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时，本该含饴弄孙、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然而，他却翻开了人生新的更为辉煌的一页。为了不辜负乡亲们对自己的信任，他给自己立下了“立足新起点，晚情献乡亲，永远跟党走”的奋斗目标，回到老家上埠镇涣山村主动担任关工小组副组长，依靠坚定的信念、真挚的感情、执着的精神，一干就是20年，被村民赞为“编外村长”。 　　当问到肖老为什么退休后不留在县城却回到农村时，他说：“我本是农民出生，回到农村重新和农民打交道，感到很亲切。”肖老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自小就与涣山的乡亲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汗流在一起，心想在一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20年来，肖老不顾年老体弱，组织20多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老教师、老工人、老党员、老模范为村里解决了数不清的难题、为群众做了数不尽的好事。1995年肖老依托建于1840年的肖氏祠堂，在全镇率先创办村级文化大院和老年人体育协会；2001年筹措资金整修宗祠，开设图书室、阅览室、球类室、棋牌室、排练房、录像放映室，添置各类文体器材，并建起门球场；2002年挂起涣山村“青少年社会教育学校”“农民文化技术学校”“老年活动中心”“义务调解站”“留守儿童之家”等7块牌子，把祠堂办成了多功能活动中心。一直以来，肖老放下架子、沉下身子，坚持义务打扫卫生、积极开展活动，用热情和执着精心呵护着这片公共空间，每年工作日达300天以上。他一生清贫、两袖清风，所居房子还是30多年前建的，家具陈旧简陋。但村里要修路、建桥、搞绿化，他却积极出钱；村民家中有困难，他慷慨解囊，善心资助，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和投工投劳累计达10万元以上。十几年来，祠堂似乎成了一个磁场，天天吸引着全村男女老少，村民生活多姿多彩起来。 　　肖老是涣山村孩子们的慈祥爷爷，孩子们乐把祠堂当成“第二课堂”。孩子们可以在这里看书、借书、下棋、打乒乓球、练习武术；也可以与老人一起开展老少互动活动，如同读一本书、同唱一首歌、科技讲座、文艺演出等。为了丰富孩子们的课外生活，肖老利用村社会教育学校，经常组织书法、作文比赛以及书画作品展览和作文展览等活动。为了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肖老组织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老战士等21名老同志成立关心下一代工作小组，发出“不比享受比境界，不比待遇比奉献”的倡议，深入开展家庭教育“三心换一心”活动。肖老还被学校聘为校外辅导员，他联系5名退休干部组成“义务宣讲队”，经常到学校作报告，通过忆过去、讲传统，看现在、谈变化，不断激发孩子们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 　　肖老还是村里最有说服力的调解员，义务调解站刚成立时，他就自告奋勇地担任了义务站长。他经常奔东家走西家，深入田间地头，苦口婆心地调解各种大小矛盾，村民们十分信赖和尊敬这位“大爷站长”，有什么大事、喜事、难事都会上门找他商量，听听他的意见，或者请他拿个主意。如2003年一家私营企业扩建，有些村民认为企业建在涣山这块土地上，就想强行承包工程，肖老知道后，一方面耐心细致地教育村民，要支持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与该企业进行洽谈，希望企业多安排就业，从而及时化解了一桩可能发生的恶性事件。在涣山村，谁家遇到困难，哪位村民遭遇不测，肖老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如2013年村民在丰城发生矿难事故，肖老赶赴当地帮助调解，为了使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他在严寒的冬天里一天一夜都没合眼。肖老还特别关注失足青年和失独家庭等困难群体，带头组织“五老”人员与他们结成帮扶对子，逐一上门上户做好帮教工作。 　　“我近60年党龄，是党培养了我，我一定要懂得回报，多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肖老始终保持革命本色，情系家乡，服务群众，在涣山村这块热土上，在活动中心的各个角落，都有他匆忙的身影，有他闪光的足迹。
作为新中国成立不久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肖老紧跟时代步伐，几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奋战在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线，时时处处彰显了一名老干部、老党员的精神风貌。作为一名老干部，他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志，充分展示了一名老干部老有所为的光辉形象和对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作为一名老党员，他吃苦在前，甘于奉献，充分诠释了一名新时代老党员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崇高境界。他不仅得到了乡亲们的敬佩与爱戴，还获得江西省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江西省村落社区先进个人、市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和县优秀共产党员等20余项荣誉。
男男老同志村长老同志4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吴天明吴天明，1939年生人。自幼受民间文化的熏陶,在学校和业余剧团广泛涉猎秦腔、相声、民歌等民间艺术，在学生时代有“快板大王”之称。高中二年级，迷上电影，曾观看苏联名导杜甫仁科的《海之歌》没看懂，如蚤在靴、疼痒难耐。于是现卖了新棉鞋买票又看了好几遍，直到看懂了才罢休。《海之歌》19591960年2月从影，任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1974&年进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曾经在崔巍导演的《红雨》剧组学习，受崔巍影响很深。1983年起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正式开启了西影厂同时也是吴天明自己的黄金年代。导演崔嵬吴厂长在任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大胆起用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家。使得一大批后来被称为中国电影“第五代”代表人物如张艺谋、黄建新、何平、周晓文、顾长卫等人脱颖而出。有关于吴天明这个“热血汉子”任西影厂长期间的事例散见于罗雪莹、张艺谋、芦苇甚至朱天文的回忆与记载中。我们在回顾其代表作品之前不妨选取一部分事例以窥一斑。张艺谋和吴天明1983年，接手西影厂时，摆在吴天明面前的,&是一个问题成山、百废待举的局面。领导层老化,&从业人员素质差,&管理混乱、纪律松懈。当年,&西影厂拷贝发行量是全国倒数第一。吴天明“新官上任三把火”，一上台就发表了震动人心的就职演说。他喊出口号要让别人对西影厂刮目相看。有人说吴天明牛吹得太大：“&悄悄干就得了,&何必提这些咄咄逼人的口号万一将来搞不好,&看你怎么收场。”&吴天明说：“&我大话不愿说,&牛皮不敢吹,&说出的话是决意要兑现的,&从来没想过给自己留退路。当众讲出来,&就逼得我只能背水一战,&即使面前是刀山火海,&也得朝前蹚。”这种一反中国古人讷言敏行的态度非常少见。事实证明，吴天明后来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多年后在接受央视《流金岁月》的采访时他还不无得意的回忆以前电影厂长开会，西影老厂长总是坐旮旯，他是如何坐到了主席台上。说起来，吴天明的领导方式多少含有一点“强人政治”的意味。要改革就不免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据说当时告他的信一封接一封堆了好几麻袋。那时厂里一些老导演缠着吴天明要他给戏拍，但吴天明不认可这些导演创作能力，一直不以允诺。有国内“第一编剧”美称的芦苇亦出身西影其中一个老导演当场就给吴天明跪下了，说如果不答应他就不起来。吴天明见怎么劝也没用于是扑通一声也给他跪下了。两个人就这么对跪着，最后不了了之。芦苇曾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剧作中“主角”如何“突围”。吴天明的领导方式也许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之所以最终得到了绝大多数导演和职工的认可，并带领西影厂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则在于他的大公无私、尊重人才，始终把创作放在第一位。尽管在艺术上他是一丝不苟、毫不通融的。然而对事不对人。对于厂里的离休干部,&吴天明都做了周到的安置。他常说：“天下是这些老同志打出来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让老同志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是我们后辈人应尽的义务。”1986年,&西影摄制颜学恕导演的《野山》上映,好评如潮,有评论家认为它超过了《人生》。吴天明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召开全厂大会请颜学恕谈创作体会。颜学恕考虑到厂长的心情对该片与《人生》的比较避而不谈。《野山》1986吴天明不以为意：“说《野山》超过了《人生》,我吴天明就丢脸了？如果将来有了超过《野山》的片子,&你颜学恕就丢脸了？扯淡！这说明我们西影在前进,，不是个人之间争高低艺无止境,&只有傻瓜才不承认别人的长处。”&这种提拔新秀的努力绝非孤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吴天明光明磊落的人格和一心为公的风骨。《人生》1984吴天明不仅是一位极具改革魄力和识人眼光的电影厂长，也是一位杰出和勤奋的电影导演。关于吴导的作品，本文仅回顾其早期代表作“乡村三部曲”（《没有航标的河流》1983、《人生》1984、《老井》1986）及90年代他自美国归来的一部复出之作《变脸》（1996）。这四部作品相对来说能够较好的代表导演的艺术品味与追求。其随后的作品《非常爱情》（1998）和《首席执行官》（2002）包括一开始与滕文骥合导的《亲缘》（1983）这里限于篇幅不再详谈。而《百鸟朝凤》则会另写专文。贰“怕个卯！”——《没有航标的河流》本片讲述了文革时期。潇水上，三个放排工的漂流生活。放排的生活单调苦闷，然而岸上的生活也不好受。盘老五、石牯、赵良三个人各有心事。盘老五盘老五放排多年至今仍是孤家寡人，年轻时候他也有过一段爱情最后却成了痛苦的回忆。放排生活本就不易，又因动乱岁月，国家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无端受到攻击。石牯和改秀年轻的石牯脾气火爆，他的未婚妻改秀眼看就要被迫嫁人，他却困在这木排上无能为力。赵良性格温顺，人到中年只为养家糊口。然而，三人并未对自己的生活“放任自流”，他们带着改秀逃婚、营救被迫害的老区长，盘老五甚至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没有航标的河流”本身带有象征寓意，盘老五宁愿躲到木排上也不愿在岸上被批挨斗。在那样一个革命热情烧坏了大脑理智遭到蒙蔽的特殊时期，整个社会就好像一条没有航标的河流不知道要流到何方去。人们也大多随波逐流，更不乏有一些人乘机兴风作浪。“没有航标的河流”作为“红二代”的吴天明，自小就接受了农民革命的洗礼。对于十年动乱，他未必会有谢晋等第三代导演那样的切肤之痛，但文革对于人性的扭曲和尊严的践踏，吴天明却也是有目共睹、感同身受。这部影片是吴天明追求真实性这个“艺术的第一道门槛”的开始。片中的主要角色尤其是李纬演绎的盘老五，鲜活生动、真实可信。盘老五之可爱，一如吴天明本人的性格。光屁股面对闷热无聊的放排生活，他会光着屁股一个猛子扎到河中去快活；面对丑恶不公的社会现象，不分人前人后他要吼一声：“怕个卵”！我们有理由相信导演对于盘老五这个角色有自己的主观代入或者至少他对这个人物有一种深刻的认同。当然，导演在本片中表露出的认知局限也是有的。主题先行和标签化的痕迹在这个故事中依然清晰可见。前后两个党员干部所谓的好坏对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无独有偶，导演在片中对样板戏《龙江颂》是毫无保留的控诉，对革命秧歌剧《夫妻识字》则是一味的赞扬。他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这种局限正如王晓凌教授所指出的：“反映了吴天明本人跟革命的民间文化的血缘联系和天然感情。”&虽然本片整个故事场景大多限定在木排之上，影像风格也偏于平缓和压抑。但导演通过和合理的矛盾设计，把戏剧冲突较好的揉进了写实主义的背景中，使影片不至过于沉闷。最后一个场景更是颇具意味的点睛之笔。众人在一个暴雨之夜遭遇险滩急流，盘老五在这场（政治）风暴过后失踪了。伴随着“我们的盘老五在哪？”的旁白，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不断向前“寻求”的主观镜头。导演似乎想告诉我们：不妨“让我们再喊一喊”，也许希望就在河流的尽头。叁&“你得赶快结束你们的不幸。”& “也许是个不幸的结束。”& ——《人生》高加林是一个曾经火热一时的文学/电影形象，尽管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今天，对于90后乃至95后来说已经很难对其感同身受。但是当人们再看《人生》时，也许依然会觉得有几分亲近。这份亲近并不再是片中所流露的浓厚的乡土情感；而可能是它依稀带着很多人父辈母辈们青春的印记；更可能的理由是无论这个时代怎样发展，我们所有人都仍将面对高加林式的进退两难的人生境遇，不管是心系于情感的归属还是纠结于理想的实现。高加林在高加林、巧珍、亚萍这个三角关系中。有论者认为吴天明过分美化了巧珍，以至于使得高加林抛弃巧珍后观众的感情天枰完全滑向了巧珍，而高加林则沦为现代版的陈世美。巧珍如果谈到美化，我不认为导演夸大了巧珍作为一个农村姑娘善良、淳朴的形象以及其对高加林真挚而深沉的爱情。但导演无疑忽略或者规避了巧珍身负中国传统道德枷锁因而显得愚昧而保守的一面。她的勇敢和反叛存在却有限，她的隐忍和成全可叹亦可悲。与其说是高加林不如说是巧珍自己使得自己沦为了一个“苦情者”。至于高加林，他的情感选择放到现在似乎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较之“凤凰男”的困境和负心汉的罪名，高加林的被动型人格更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恰如陈墨教授所言：“高加林既不是保尔·科察金，也不是于连，而是一个彷徨于人生十字路口，还没有找到正确方向和坚定信念的青年典型。”高加林的“出乡村记”以及他最终如丧家之犬的旁落都透露着一种辛酸的无奈。人的自主权和选择性在出身、社会地位、关系网络中湮没了。如果对照小说，会发现电影《人生》的改编重点突出、省略得当，相当成功。这不仅由于小说原作者和编剧都是路遥，其中也有吴天明导演的功劳。这里且举两例。一则是德顺爷驮着加林和巧珍去城里那场戏：德顺爷见两人一路上甜蜜恩爱触景生情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候的爱情，唱了一首《走西口》。此处导演巧妙的运用了声音蒙太奇，技巧上连接了两个时空，背景上突出了西部特色，叙事上对照当下并预示了巧珍的悲剧，情感上则进一步细腻和深化了，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另一则，则在影片的结尾。原小说中，高加林落魄回乡，他以为乡亲们会对自己冷眼旁观，却没曾想却得到乡亲们热烈的欢迎和慰问。他感到这片土地又重新接纳了他。他“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呐……’”影片对这个煽情的结局做了改动，它终止于高加林迈过那座多次出现的象征连接着两个世界（城市/农村）的桥，然后一个大远景，渺小的高加林踽踽独行于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之中……现在看来，这无疑是一个高明的改动。肆“一九八三年元月九日，西墳坡第一口机械深井成，每小时出水量五十吨。”——《老井》《老井》当属吴天明的扛鼎之作，它所弘扬的民族精神有一种气势磅礴的悲壮，其风格尽管是高度写实的却又不乏戏剧的张力。彼时的吴天明正是意气风发之时，通过《河流》与《人生》的实践其导演艺术渐趋成熟，创作自信也与日俱增。有创作自信却不自满，电影开拍前还召开座谈会聆听电影理论学者的意见。再加上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等青年艺术家的热情参与，使得《老井》呈现出巨大的艺术魅力。片中出彩的场景可以说是接二连三：无论是“旺泉丧父”那惹人心悬的长镜头、“人畜争水”嘻闹中透着悲凉的快速剪辑，还是场景宏大让人触目惊心的“村民械斗”又或者是结尾“打井史碑记”的庄严肃穆。起承转合之间影片所塑造的平民英雄孙旺泉慢慢显露了出来。那个在片头凿石打井的西北汉子，单调重复地挥着铁锤，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凿石声，井水由井下慢慢往上升起，也许这就是“打井”的全部意义？《老井》绝非单纯的在宣扬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十年出了一个神”的孙旺泉所以能打井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从城里学来了科学知识。没有这一点，巧英再自我牺牲、村长再奉公尽职、老井村人再众志成城。也还是打不出一口井。背石板的张艺谋旺泉本身却是个“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矛盾集合体，他的个人价值最终屈服于老井村的集体价值。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历史使命的完成是以他牺牲自己和巧英的个人幸福为代价的。“打井史碑记”上那些“千古流芳”的名字着实令人叹谓。他们的前仆后继一方面谱写出了“古老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与大自然搏斗的赞歌”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在这片黄土地上人们因为落后和愚昧甘愿承受着严苛的自然条件所给予他们的生活苦难。老井村的水最终是打出来了，但是打井英雄爱情却也被无声的扼杀了。也许只有在能够品尝到井水的甘甜时才能够真正分享到爱情的甜蜜吧。巧英和喜凤的人物设置与《人生》中的亚萍和巧珍有相似之处。她们都喜欢上同一个男人，也同样有思想知识乃至文化上的差异。《人生》中的巧珍求爱而不得转而嫁给马栓，《老井》中的巧英欲爱而不能最终远走他乡。吴天明导演似乎特别看重中国女性这种情深意重的“牺牲”情节以至于一直延伸到了10年后的《变脸》中。片中还有两个人物需要提及，一个是旺泉的疯二爷，一个是性压抑的旺才。他们分别代表了新旧老井村人艰难残酷的生存环境和备受压抑的情欲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旺才情欲的折磨最终是以打井身亡而消解。伍“茶碗虽小，水是不会漏的。”——《变脸》当吴天明从美国归来后，国内的电影市场和创作氛围已经大不相同了。《变脸》作为吴导的复出之作，其创作阵容不可小觑：巴蜀鬼才魏明伦改编剧本，配乐大师赵季平操刀音乐。吴天明自己亲自担任导演和制片。影片没有重复十年前的“西部神话”而是选择了川剧这一极具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题材。以吴导的性格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变脸》也可看作是他直抒胸臆借以言志的一部作品。往昔的飘零生活，导演所感受到的人情冷暖，不正是由于目睹了一张张“变脸”么？影片开始，在一片雾霭的川江之上。面对着镜头，变脸王身着蓑衣头戴竹笠驾着一叶孤舟由远及近。又，撑着一把残破的油纸伞，背着吃饭的家伙带着一只名叫“将军”的猴子独行在川江小镇上，苍凉和迷茫之感顿生。“活观音”邀变脸王入伙未果道别时说了句俗语“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这份孤独感是否可看作是导演前几年落落寡欢的心情写照呢。然而《变脸》并非一部心灰意冷感叹世态炎凉的作品，世态炎凉是有的，但导演仍然执着的相信和希望表达“人间自有真情在。”&当想要表达真情的美好愿望和电影商业化的压力两相结合，吴天明陷入了做戏和大团圆结局的桎梏之中。尽管，朱旭所塑造的变脸王较为成功：不但脸相多变心态也相当复杂，但影片整体就写实风格而言较之导演之前的作品还是打了个折扣。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如果《人生》和《老井》中导演是致力于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矛盾的反思，那么到《变脸》则一变而为全面的认同乃至拥戴了。变脸王买送子观音，拜乐山大佛，都只为求得香火延续，这可以理解。只是当发展到到庙里求神拜佛，老尼姑言之凿凿说什么“北方壬癸水，水边抱孙子”则近乎虚妄。天赐的孙子原是狗娃带来的，这种取巧的情节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于变脸王“传男不传女”的讽刺，但整部影片完全臣服于传统文化（包括封建迷信）之下的意识却也在无意识中得到了强化。在对《老井》的评论中，笔者曾提到“吴天明导演似乎特别看重中国女性情深意重的‘牺牲’情节”，在《变脸》中亦然。只是这种牺牲放置到本片中是以孝道的面目来呈现的。川剧《观音得道》讲的是观音为救父舍身坠崖,感动了佛祖,让她得道升天成了佛的故事。导演让狗娃模仿观音舍身坠楼因此救了变脸王。这种舍身的回报是变脸王承认了她这个“孙子”不再让她叫老板而让她叫爷爷。变脸王一直坚持自己的变脸绝学概不外传，说“茶碗虽小，水是不会漏的。”狗娃救了天赐，在天赐小便时羡慕他有茶壶嘴嘴，因为爷爷会喜欢。在狗娃那里，在强势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面前，狗娃没有“茶壶嘴嘴”已然成了原罪。虽然最后的结局是看到祖孙俩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但笔者也不禁为狗娃捏了把汗，如果她坠楼时身亡了可该怎么办？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 & & & & & & & & & & & & & &——吴天明吴天明随后的作品《非常爱情》（1998）被认为是一部失败之作，这个爱情童话因为过分纯粹而被指责为脱离现实，丧失了生活质感。再随后的《首席执行官》（2002）是以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为原型的创业故事，其中因为导演对主人公采取的仰视的态度而引发争议。2012年的《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个两代唢呐艺人精神和技艺传承的故事，这部导演的遗世之作可以看作是他对于早期作品的回归。吴天明在《百鸟朝凤》片场有新闻报道张艺谋说吴天明晚年拍片受限并不快乐。这种受限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事实上，纵观吴天明导演近些年的创作历程，他一直处在各种矛盾的交织之中。就群体而言，对于老一辈电影导演，艺术和商业的矛盾无疑是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就个人而言，吴导并非天才型的艺术家，他需要下死功夫。无论是创作技法还是题材选择，因为有所坚持因此也很难求新求变。接受访谈的吴天明焦雄屏曾在《聚焦》节目中与吴天明做了一次长谈。吴导虽然偶有咳嗽，但是精神矍铄。访谈中“忆往昔”的部分可以说是精彩纷呈令人心潮澎湃，“谈现状”的部分则在愤世中透露出些许无奈。“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这个曾经作为时代弄潮儿的西北汉子在迟暮之年似乎被这个变化的太快的时代甩在了后面。然而，吴导对于电影的赤诚、对于影坛的关切、对于创作的渴望，却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自己的黄金年代。在电影的星空和历史的长河中，吴天明自有他独特的光彩。这份光彩格外的灿烂，照耀和温暖着所有在电影艺术的道路上踽踽独行的朝圣者们。
男男老同志村长老同志5看不起农民的不要进来，别脏了您。（13亿人看哭了）
在火车上，一个很漂亮的女列车员，盯着一个民工模样的中年人，大声说：“查票！”中年人浑身上下一阵翻找，终于找到了，却捏在手里。列车员朝他怪怪地笑了笑，说：“这是儿童票。”中年人憋红了脸，嗫嚅着说：“儿童票不是跟残疾人票价一样吗？”列车员打量了中年人一番，问道：“你是残疾人？”“我是残疾人”“那你把残疾证给我看看。”中年人紧张起来，说：“我没有残疾证，买票的时候，售票员就向我要残疾证，我没办法才买的儿童票。”列车员冷笑了一下：“没有残疾证，怎么能证明你是残疾人啊？”中年人没有做声，只是轻轻地将鞋子脱下，又将裤腿挽了起来———他只有半个脚掌。列车员斜眼看了看，说：“我要看的是证件！是残联盖的钢印。”中年人一副苦瓜脸，解释说：“我没有当地户口，人家不给办理残疾证。而且我是在私人工地干活，出了事之后老板就跑了，我也没钱到医院做评定……”列车长闻讯赶来，询问情况。 中年人再一次向列车长说明，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买了一张和残疾人票一样价格的票……列车长也问：“你的残疾证呢？”中年人说他没有残疾证，接着就让列车长看他的半个脚掌。 列车长连看都没看，他不耐烦地说：“我们只认证不认人！有残疾证就是残疾人，有残疾证才能享受残疾人票的待遇。你赶快补票吧！” 中年人一下就蔫了。他翻遍了全身的口袋和行李，只有几块钱，根本不够补票的。他带着哭腔对列车长说：“我的脚掌被机器轧掉一半之后，就再也打不了工了，没有钱，连老家也回不去了，这张半价票还是老乡们凑钱给我买的呢。求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吧！”列车长坚决地说：“那不行。”那个女列车员趁机对列车长说：“让他去车头铲煤吧，算做义务劳动。”列车长想了想说：“好！”中年人对面的一个老同志看不惯了，他站起来盯着列车长的眼睛，说：“你是不是男人？”列车长不解地说：“这跟我是不是男人有什么关系啊！”“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男人！“我当然是男人。”“你用什么证明你是男人呢？把你的男人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周围的人一下笑起来。列车长愣了愣，说：“我一个大男人在这儿站着，难道还是假的不成？”老同志摇了摇头说：“我和你们一样，只认证不认人，有男人证就是男人，没男人证就不是男人。”列车长卡了壳，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应对。那个女列车员站出来替列车长解围，她对老同志说：“我不是男人，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了。”老同志指着她的鼻子，说：“你根本就不是人！”列车员一下暴跳如雷，尖声叫道：“你嘴巴干净点！你说，我不是人是什么？！” 老同志一脸平静，狡黠地笑了笑，说：“你是人？那好，把你的人证拿出来看看……”四周的人再一次哄笑起来。 只有一个人没笑，他是那个只有半个脚掌的中年人，他定定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切，不知何时，眼里噙满了泪水，不知道是委屈，是感激，还是仇恨..................因为他们是农民，他们只靠种地养不活一大家子人，于是他们进城，你们叫他们农民工。因为他们没有文化，找不到轻松的工作，便只能去干一些又脏又累又危险的被你们看不起的体力活，用他们一双双手、造起你们一幢幢的办公楼。 他们没有你们的那些保险、 他们甚至不知道出了事故要找谁去索赔，那些被你们看不起的农民工，他们才是最伟大的人，他们纯朴,没有你们久居社会的狡诈。当你们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玩着电脑时,或许他们正在工地楼顶顶着太阳加班,心里还在想着多赚点钱给孩子买几本好的辅导资料、给妻子添几件新衣服...他们的人格岂能任你们那些无知的人去践踏！！！喜欢老者那句“你根本就不是人！”不是因为你没有人证， 而是因为你没有人心。一个人如果丢了做人的心,那么也就不配做人了！ 农村人，果断的转~ 再不要赞，弄脏了你的手。（13亿人都哭了）今日竞猜；清晨，村长发现村口有一男一女在争吵。男的说：“这茄子是你从我的地里偷出来的。”妇女说：“你诬赖好人，茄子是我从自家地里摘下来的。”村长经过仔细观察后对妇女说：“你把茄子按成熟的和未成熟的分成两堆，数数各堆有多少。”妇女只好照办，并说：“成熟的12个，小个儿未成熟的10个。”村长冷冷一笑，指着妇女说：“你果然是偷茄子的贼！【想知道答案？】只需点击上方查找公众号，关注廊坊今哲企业管理资讯公众号后，回复“茄子”两字即可获知答案！答案一定会让你恍然大悟！请关注：lfjzggcm 成就精彩人生也可加我微信：或zhongcecm 告诉你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廊坊今哲管理资讯平台（微信号：lfjzggcm）：管理资讯、营销案例、全球奇闻趣事、人生百态、探索发现、奇人异事、生活常识....??也可点击标题上面蓝字廊坊今哲企业管理资讯直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