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一幕：八名女战士为保护八路军师长投江
来源：环球网
　　八女投江是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个悲壮的抗日故事。然而，世事难料。八姐妹牺牲自己的生命，救出的竟然是一个变节分子。这是她们事先绝对想不到的。如果八姐妹地下有知，她们会后悔吗？
　　冷云是八女投江中的8位女烈士之一，是她们的领导者。1938年5月，7万名日寇对抗联第二路军实施“重点围剿”，抗联第四军和第五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局，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决定长途突围。第四军和第五军的女同志也被合编成一个妇女团，随主力西下。冷云以她渐渐表现出来的干练和坚定，当了这个团的指导员。
　　冷云等人经历困难突破敌人的重围，到达了自己的根据地边缘。可就在第二天拂晓，日本人包围了她们的宿营地。一个名叫葛海禄的汉奸向日寇告了密，但是日本人首先发现的并不是冷云等八姐妹，而是和她们隔开一段距离宿营的以师长关书范为首的男同志。这时冷云她们只要自己不暴露，或许就有机会脱险，但是冷云没这么做，八姐妹决定将日本人引开。原因很简单：关书范是师长，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师的指挥所，面对敌人时，她们有责任保护师长和他的指挥所。于是她们首先向日本人开了枪，日本人被引过来，将八姐妹逼到了江边。关书范被枪声惊醒，带着男同志突围出去。冷云八姐妹子弹打完之后，在投降被活捉和投江之间，冷云带着她的姐妹们选择了后者。
　　然而正是这西征归来途中的最后一场战斗，击垮了师长关书范的信心，回到二师不久，他就下山和日本人谈判，接受收编，也就是投降!
　　我们这些后人原来也鲜有人知道这些事，可自从读了史料，知道了真相，于是就再也忘不了冷云八姐妹的牺牲了。
(责任编辑：周昂)
原标题：八女投江：拼命保护的师长突围后投降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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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女投江：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女战士最小才1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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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战士，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投江殉国，表现了中华民族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她们是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生，黑龙江省桦川县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佳木斯等地从事秘密抗日活动。
　　1938年10月上旬，东北抗联第5军西征部队在牡丹江下游支流乌斯浑河西岸遭敌袭击。师首长命令8名女同志先行渡河。为掩护大部队突围，已行至河边准备渡河的8名女战士，毅然放弃渡河，在冷云率领下，分成3个战斗小组，一齐向日伪军开火。正在追赶抗联主力部队的日伪军突然遭到来自侧后方的打击，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向河边压来，抗联主力部队得以顺利突出重围。
　　在背水作战至弹尽援绝的情况下，8位女英雄誓死不屈。她们毁掉枪支，挽臂涉入波涛滚滚的乌斯浑河，高唱着《国际歌》，集体沉江，壮烈殉国。牺牲时，她们中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
　　(据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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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最初只有130字的记载，见于周保中在1938年11月4日写下的日记：
“我五军关师长书范于西南远征归抵刁翎，半月前拟在三家方向拟渡过乌斯浑河，拂晓正渡之际，受日贼河东岸之伏兵袭击。高丽民族解放有深久革命历史之金世峰及妇女冷云（郑XX）、杨秀珍等八人，悉行溺江捐躯……乌斯浑河畔牡丹江岸将来应有烈女标芳。”
周保中关于“八女投江”日记的手迹
　　英雄自有后人铭记。新中国成立之初，“八女投江”就被拍成了电影，广为传颂。而这段真实历史的细节还原，又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不懈查找追寻。
　　“八女投江”的故事，需要铭记的内容还有很多。
　　抗联的“真人真事”
　　直到本世纪初，在“八女投江”壮烈牺牲六十多年后，这八位女英雄的事迹史实仍有很多模糊之处。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地处张广才岭（老爷岭）和完达山山脉交界处，以“森林之口”得名。这里曾经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日主战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在林口县域与敌人“进行了大小千余次战斗”。“八女投江”的事迹就发生在这里，“八女”中有六个是林口人。
　　可就是在最熟知“八女投江”的林口，原县政协主席于春芳却感觉到，“八女投江”的故事讲述出来足以感人肺腑，但作为史实，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考证完善。
　　2002年于春芳退休，平时爱好诗歌的他有了充足的时间用于创作。那时即将迎来抗战胜利60周年，于春芳就准备以林口最著名、自己也最熟悉的“八女投江”为题材，写一本诗集——《八女颂》。
　　然而，在着手搜集整理八女事迹的时候，于春芳越是走近这八位女英雄越发现，本以为熟悉的她们，竟然有那么多的未知待解。
　　“八女投江”的事迹，最常用的简略表述是：1938
年，抗联八位女战士为了掩护大部队，被敌人包围，毅然投江殉国。也正因为简略，很多不能确定的细节不容易被人注意到。
　　于春芳说，“八女投江”的基本史实，比如牺牲的经过、八位女英雄的生平事迹等已经很清楚，但是他发现，有很多史实细节，像“八女投江”具体殉难时间以及“八女”生辰这样的关键要素，有的没有确切考证，有的说法不一。
　　“‘八女投江’牺牲的时间就有六个说法，这个时间都没有确定，简直不可思议。就算不写诗集，作为林口人我也要把这个搞清楚。”
　　于是，于春芳从创作“八女投江”诗歌转向了史实研究，最初的切入点，就是“八女投江”的具体时间。
　　于春芳的研究，自然是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他首先梳理了此前对“八女投江”的记载和数次考证。
最早的“八女投江”文字记载，就是周保中日记。
周保中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留学苏联。“九·一八”事变后，周保中受党组织委派，赴东北组织武装抗日斗争，是东北抗联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曾称赞他：“保中同志在东北十四年抗日救国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
1943年，抗联部分将士转入苏联境内，周保中（前排右三）与抗联教导旅部分干部合影
周保中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便是在抗联最危急的战斗时期也不曾间断。这些留存下来的日记，成了了解抗联历史重要的一份资料。
　　周保中日记中对“八女投江”的记载，写于1938年11月4日，是“八女”牺牲后的大约半个月。他的记载也是最为可靠的文字记录。不过，周保中并没有亲眼看到“八女投江”的经过。在林口县，11月江河已经封冻，由此可以判断，“八女投江”牺牲时间六说之一的“11月中旬”并不确切。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等人撰写了《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奋斗简史》，其中也回忆了“八女投江”，过程相对详细，但时间仅粗略记录为“一九三八年秋天”。
　　这两位东北抗联领导人的记录，留下了“八女投江”事迹最初的面貌。
　　八位女战士在绝境中宁死不降、以死殉国的事迹，早已被东北抗联的战友们传颂，而让“八女投江”真正广为人知的，是女作家颜一烟。
　　1945年，颜一烟由延安鲁艺调到东北文艺工作团做编剧工作，后任东北电影制片厂编剧。1948年秋，颜一烟开始创作反映东北抗联的电影剧本，核心故事就是她听人讲述的“八女投江”。
　　颜一烟首先找到了冯仲云，一说准备写“八女投江”时，冯仲云立刻说：“太值得一写了！”冯仲云不是“八女投江”的直接见证人，他给颜一烟写了介绍信，帮她联系更多的抗联干部战士接受采访。
　　颜一烟写完剧本初稿时，心里却有些顾虑。由于创作的需要，剧本中的“八女投江”是真实的，但“八女”除了冷云，她所知甚少，只能移花接木地把很多抗联女战士的故事搬到她们身上。
　　剧本定名《中华女儿》，交给冯仲云审阅，冯仲云非常肯定地说：“你这样写，虽然对八位女英雄来说不是真人真事，可是对整个抗联来说，就是真人真事，因为你表现了当时抗联的真实。”
　　《中华女儿》上映后大获成功，影片首次塑造了“八女”的银幕形象，实际上是借她们展现中华儿女在面对强敌侵略时的不屈和英勇，感人至深。“八女投江”的故事也随着这部电影传遍中国乃至世界。这部电影获得了1950年卡罗维·发利第五届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
　　于春芳说，颜一烟是第一个对“八女投江”进行调研的，不过，她是为了创作搜集素材，把“八女投江”的故事立体丰满起来。真正意义上的史实考证是1962年开始的，来自专业的历史研究者。
　　抗联妇女团
　　东北烈士纪念馆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革命纪念馆，它的诞生早于新中国一年——1948年10月10日。
　　1957年，刚刚从吉林大学毕业的温野被分配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在这里一直工作到以副馆长的职务退休，退休后他仍是东北烈士纪念馆研究员，继续工作，至今已有五十多年。
　　温野是东北烈士纪念馆的第一批大学生。据他回忆，那时东北烈士纪念馆历史研究和陈列宣传工作尚在初期，专业人员很少，大量的东北抗日斗争和解放战争史都是空白，许多烈士事迹都很简单，只有几百字的简历。温野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参与了杨靖宇、赵尚志等数百名东北烈士革命事迹的调查研究。
　　那时纪念馆里关于“八女投江”只有一幅油画作品，附有“八女”之一冷云的极其简单的简历。“八女投江”发生在何时、何地，她们姓甚名谁，都不清楚，讲解员甚至要照着《中华女儿》来讲述具体战斗过程。
　　“文艺作品可以不完全是真人真事，允许艺术加工和虚构人物，但烈士纪念馆的陈列却必须是真实的，一定要真人真事，否则便失去历史价值。”温野说。
　　1962年，在温野的申请下，“八女投江”史实调研被列入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主要研究课题。
　　调查开始的时候，温野手头的资料，还没有十多年前颜一烟创作剧本时的素材多。他找到颜一烟，首先想了解的是“八女”都是谁，颜一烟所知也不多，她回忆：“我访问周保中时，他除了告诉我有个胡秀芝打仗很英勇之外，还告诉我这八位女英雄中有两位朝鲜族同志，其中一位姓安。”
　　周保中当时正在病中，病榻之上的他忍着呼吸困难，为温野尽力讲述了“八女投江”的事迹。更多的内容，则在周保中此前完成的一篇回忆文章中。
　　这篇题为《东北抗日游击队战争中的英雄妇女》的文章，简要地讲述了“八女投江”的情况，并且第一次写出了八位女战士姓名——冷云、安大姐、胡秀芝、杨贵珍、黄桂芳、王惠民、郭桂琴、小于。
　　温野的收获还不止于此，周保中的文章让他注意到了“八女”之外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东北抗联女战士。
　　赵一曼和“投江”的“八女”，是东北抗联中最著名的女性，而默默无闻，甚至没有活着看到抗战胜利的女战士更多。经历过那个战火纷飞、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到现在能够留下姓名的抗联女战士不足百名。而根据周保中的回忆，在他领导的抗联第二路军所辖第五军中女战士最多，曾有一个妇女团的编制，人数最多时有三百多人，编为三个大队。
　　“八女”即为妇女团成员，冷云是妇女团的一个大队指导员。
　　周保中在文中写道：妇女同志的坚忍奋发，吃苦耐劳，经得起残酷考验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在那游击战争处于挫折和艰难的岁月里，我们的游击战士，除了作战伤亡外，还有饿死的，冻死的……就是铁汉子也有的不堪苦累而死的。然而妇女却没有一个害怕苦累的，更没有逃亡叛变的。
　　巧的是，温野开始调查“八女投江”史实的同时，回忆东北抗联女战士的《英雄的姐妹》出版了，书的作者正是原抗联第五军妇女团的一位小队长徐云卿。温野很快按图索骥，找到了时任长春市制鞋厂副厂长的徐云卿。
　　据徐云卿回忆，妇女团像作战部队一样，有步兵、骑兵、侦察兵、通讯兵，甚至还有机枪手，但是女性毕竟身体柔弱，她们当中的大部分是在密营的医院、被服厂从事后勤工作。
　　从1937年冬季开始，日本侵略者陆续增兵于北满和吉东地区，对东北抗联进行“三江大讨伐”。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共吉东省委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决定，将第二路军所辖的四军、五军等部队组成远征军，从所在的根据地出发，分三路向西南的五常县等地区远征，冲出日伪军的军事包围圈。这也就是东北抗联的“西征”。
　　1938年7月，由抗联四军、五军与救世军等部队组成的约2000人西征部队，从莲花泡出发，踏上了艰苦卓绝的西征之途。
　　在四道河子密营，抗联部队会合了五军妇女团等后方人员。这里有妇女团的一个大队，当时共有三十多名女战士。大队指导员就是冷云——妇女团当时的领导人。
　　徐云卿也是妇女团成员，正在这个大队，和冷云非常熟悉要好。她在书中也写到了“八女投江”，但是整个过程她并没有看到。
　　徐云卿回忆，西征部队到达现在的尚志市楼山镇附近时，随身携带的粮食和弹药几乎消耗殆尽。为了得到补给，西征部队决定攻打楼山镇。
　　楼山镇战斗取得了胜利，但是也暴露了行踪，日军从哈尔滨等地调集重兵对抗联进行“围剿”，迫使西征部队再次调整计划，兵分两路。她就是在那里与冷云等人分别的，直到一年后，她才从战友的口中听说了“八女投江”的壮举。
　　徐云卿给温野提供了不少“八女”的个人情况，另外，她给温野介绍了一个叫金寿山的抗联战士，他给抗联领导当过警卫员，说能讲述很多细节。
　　温野当即赶到金寿山所在的吉林市。没想到，金寿山对“八女投江”的过程也是听来的，很多情况并不掌握。温野提出的一些询问，他回答不出，干脆说道：“要不你问我爸吧，我爸知道。”
　　金寿山的爸爸叫金尚杰，是吉林市郊区大屯公社柳树屯大队的一位普通农民。很多乡亲不知道，这位老人曾经是位东北抗联战士，更不知道他曾经的名字——金世峰。
　　他就是周保中日记中记载的与“八女”一起投江牺牲的金世峰。
汹涌的河流
　　金世峰原是抗联第五军一师参谋。温野找到他的时候，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二十多年前那壮烈的一幕，是老人不愿触碰却永不磨灭的记忆。正是在那天惨烈的战斗后，金世峰与抗联部队失散。在日伪统治之下，为了生存，他不得不隐姓埋名。金世峰的名字，在抗联战友们的记忆中已经和“八女”一起沉入江水。
　　金世峰的回忆，提供了“八女投江”的具体牺牲地。确切地说，“八女”投身殉国地并不是江，而是乌斯浑河。
　　乌斯浑河，源自满语，意为“汹涌的河流”。在“八女投江”殉难地的下游两公里，它汇入牡丹江。“八女投江”的说法，说的是殉难牡丹江，并非错误，只是并不准确。
　　金世峰回忆说，1938年阴历八月末或九月初的一天夜里，部队走到乌斯浑河西岸徐家屯下边河口处休息，准备过河东岸去找军部。
　　连日征战，部队减员严重，到达这个宿营地时，这支队伍只有一百多人。跟随部队行动的妇女团成员原本有二十多人，这时仅剩八人。
　　这支部队的遭遇，也是当时东北抗联的一个缩影。1938年的时候，正是东北抗联最危急困顿的关口。
　　即便是鼎盛时期的抗联，面对的也几乎时时处处都是绝境。在东北，有日本密集的76万大军和大量伪满军队及汉奸，有严酷的自然环境，抗联要生存，只能在深山老林中不停转战。
　　他们从几十个人的反日游击队发展到数万人的抗日联军，尔后又在斗争中减员至不足2000人，始终前仆后继，英勇战斗，削弱和牵制了敌人，在战略上积极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斗争。代价，就是不断地牺牲——牺牲于敌人的枪口下，牺牲于寒冷、饥饿、疾病、劳累……
　　部队选择的宿营地乌斯浑河西岸，这里平时是一处渡河道口，水浅，人车马匹都能涉水过去，是抗联秘密交通线的隘口。如果乌斯浑河一直是这样清浅着，就不会有以后的故事发生了。
　　1938年的秋天气候很反常，秋雨绵绵不绝。河水暴涨的乌斯浑河，显示了它名字的由来：河面宽达百米，水流汹涌，深不可测。
夜间渡河已无可能，部队决定就地宿营，生火取暖。
　　夜间生火，对这支正在隐蔽疾行的队伍来说，无疑犯了大忌。很长时间里，人们都把那几个闪烁的火堆，当作抗联五军一师暴露行踪、招致危险的罪魁祸首。
　　火却不得不生。
　　抗联五军一师在乌斯浑河西岸宿营时，已是秋末，东北天已大寒，夜间更是寒气逼人，河边浸泡着的草稞子、灌木丛挂上了冰凌。由于长期攀山越岭和频繁战斗，且给养不足，战士们的衣服早已破烂不堪，再加上连日的阴雨，他们的衣服就没有干过。
　　生火，是他们露天宿营时挨过寒夜的唯一办法；火光，也把敌人引到了他们的周围。
　　火光其实并不是日军发现的，而是一个叫葛海禄的抗联叛徒、汉奸。于春芳介绍，这个环节被考证出来是在对“八女投江”的第二次史实调查中。
　　东北烈士纪念馆的调研课题因文革而搁置，上世纪八十年代，林口县史志办牵头，接过了史实考证的接力棒。这次考证的一大成果，就是找出了葛海禄。上世纪五十年代，葛海禄已经以叛徒、汉奸罪行被公审枪毙。三十年后，他的血债又添了一笔。
　　葛海禄原是抗联八军某师副官，后来叛变投敌，成为日本的密探。这一天，他在侦查守望哨查看时，发现远处有火光闪动。葛海禄是当地人，熟悉地形，又了解抗联的活动路线和行动特点，他当即猜到抗联战士在此处宿营。
　　于是，葛海禄立即下山，向驻扎在样子沟村的日军小队长桥木报告，桥木又立马报告了上司熊谷大佐。
　　因在这一带活动的抗联部队较多，熊谷也不敢大意，亲自率领三十来名骑兵，调集包括熊谷兵团、伪军、森林警察共千余人的“讨伐队”，携带迫击炮、机枪等重型武器，趁夜幕悄悄地对露营的抗联部队形成一个半包围圈。由于搞不清抗联队伍的底细，日伪军一时未敢轻举妄动，只等天亮看清情况发起攻击。
　　拂晓时刻，浑然不知已经被包围的抗联战士们整装待发，准备渡河。金世峰回忆，“洪水把道口封住了，木船也没有，想过江就只有游过去。”
　　金世峰水性很好，师部决定让他先下河探路。抗联战士们并不是都会游泳，特别是还有八位女战士。师部仍寄望于金世峰找到能够涉水过河的通道。
　　下水后，金世峰没走多远就在越来越深、越来越急的水流中站立不住了，不得不改成游泳强渡，行进中不断试探着水深。他的双脚却一直够不到河底。
　　大概游过了一半的河面，枪炮声忽然在金世峰背后的河岸上响起来。
　　乌斯浑河两岸到处都是柳树丛，当地叫“柳条通”。这种柳树，通常为手指到擀面杖粗细，三四米高，一簇簇密密匝匝的，沿河两岸铺排开去，下面是膝盖高低的茅草。冷云等八位女战士就隐藏在柳条通里。
　　起先，日军并没有发现冷云等八名女战士，因为前一晚宿营时，抗联的男战士宿营在乌斯浑河下游，冷云等八名女战士宿营在河的上游，相隔着一段距离。师部原来的计划，是等金世峰探出涉水通道后，让八名女战士率先过河，大部队在后方警戒掩护。
　　日伪军发起进攻之前，八位女战士已经移动到了河岸边的柳条通里。日伪军在抗联宿营地的东南方向埋伏了半夜，注意力始终集中在一百多名抗联战士身上。
　　攻击一开始，日伪军的所有火力都向着抗联宿营地覆盖过来。幸而，这些抗联战士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不期而至的弹雨并没有让他们溃不成军，他们很快组织起反击，边打边撤。
　　受当地的地形所限，日伪军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包围圈。抗联撤退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向东北渡河，一个是向西进入柞木岗子密林。
　　渡河本来就希望渺茫，更何况还要在日伪军的疯狂攻击下渡河，那将使部队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地。中国历史上虽然有不少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例，但抗联部队面对的是十倍于己的敌人，极有可能全军覆没。
　　抗联的战士们交替掩护，向着柞木岗子边打边撤。那里是无数次掩护过抗联战士摆脱追击的深山密林。而这一次，密林提供的保护远远不够。
　　日伪军依仗着人数、火力的绝对优势，撵着抗联的阻击线，越来越逼近。
　　万分危急的关头，日伪军的侧后方忽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八位女战士开火了。
　　当时，敌人并没有发现河边的女战士们，如果她们继续隐蔽不动，就有机会脱离险境，就有活下来的希望。可是，她们见大部队被敌军死死拖住，难以突出重围，毅然从背后向敌人发起猛攻。
　　仅仅八位女战士，根本不可能对千余人的日伪军形成有效的打击。她们主动开火的目的，只是为了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吸引敌人的火力，给主力部队换来突围的机会。
　　结果显而易见，开火就意味着暴露，暴露就意味着牺牲——她们所处的位置已经没有退路，完全在日军的包围之下。
　　敌人却有些慌了。侧后方忽然响起的枪声，让他们以为自己掉入了抗联的包围圈，抗联的主力这时反倒像是诱饵。日伪军的主要火力马上转移了方向，向着八位女战士所在的柳条通还击。
　　趁敌人调整部署、分散兵力的混乱之际，大部队很快摆脱敌人追击，潜入柞木岗子深处。
　　已突围的大部队发现八名女战友还据守在河边，处境异常险恶，立即返回接应，但敌人已抢占了制高点，并用轻重火力死死控制住山口，负伤的战士越来越多。
　　八名女战士目睹这一切，向青山密林齐声呼喊：“同志们，冲出去！保住手中枪，抗日到底！”然而，抗联战士们仍发起了第二次反冲锋，又没有成功。在敌人的强大火力之下，救援已是徒劳，继续纠缠下去反而会让大部队失去最后的撤退机会，他们只好忍痛向密林深处撤退。
　　日伪军所有火力都向冷云等人集中过来，周围的柳条和枯草被密集的炮火点燃了，弥漫的烟雾包围了冷云等八位女战士。
　　经过一番战斗，女战士们有人负伤，有人打光了子弹，火力越来越弱。日伪军越围越近，摸到近前才看清，让他们胆战心惊以为袭击自己背后的抗联主力，竟然只是几个女兵。
　　气急败坏的敌人发起冲锋，高喊着要“抓活的”。一颗手榴弹从草丛里扔了出来，忽然炸响，敌人慌乱地趴倒在地。
　　那是八位女战士最后的武器。趁着手榴弹爆炸的间隙，她们背负起受伤的战友，挽臂踏入了冰冷的乌斯浑河。
　　踏入乌斯浑河是为了渡河求生吗？八位女战士全部牺牲，再没有机会亲口说出她们此举的原因。这个原因真的不需要她们来说。
　　八位女战士都不会游泳，踏入乌斯浑河的目的不是求生，恰恰相反，是求死。
　　敌人就在身后，她们一直奋战到最后一刻。她们不愿被俘受辱，更不会投降，她们选择了有尊严的死亡——投河。这份尊严，属于八位年轻的女战士，属于饱受欺凌蹂躏却从未屈服的中华民族！
　　敌人并没有放过她们，炮弹、子弹向着乌斯浑河倾泻着。八位女战士在奔腾的河水中，在炮弹掀起的浪花里，时隐时现，最后消逝在汹涌不息的乌斯浑河中……
　　两天以后，突围的抗联战士在距离八女殉难地两里外的牡丹江河口找到了五具遗体，每个遗体身上都布满了弹孔。
　　战友们将她们的遗体就地掩埋。此后的几十年中，乌斯浑河曾经改道，牡丹江几次大水，烈士遗体的掩埋地再也无从查找。
　　金世峰已经游到了对岸，只有一个人又手无寸铁，只能趴在草丛里，心焦如焚却无可奈何地远远看着对岸的战斗，看着乌斯浑河水吞没了八位女战士。此战之后，金世峰与抗联失散，成为一位活着的烈士。
她们都是谁
　　“八女投江”的壮烈场面，定格在金世峰的记忆里。24年后，温野辗转找到他，老人情绪激动地叙述出了这个画面，忆起眼睁睁看着她们投河自己却无力相救，老人几近哽咽。
　　金世峰讲述的经过，时间、部队和地点都与周保中、徐云卿所说基本一致。老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作为直接见证人，提供了最详细的历史细节。“八女投江”的基本史实至此已经调研清楚。不过，金世峰在抗联时和妇女团接触不多，他只认识冷云，另外七人连名字都不知道。
　　“八女”都是谁？温野的考证又回到了起点。
　　周保中的回忆文章里记载最详细：冷云、安大姐、胡秀芝、杨贵珍、黄桂芳、王惠民、郭桂琴、小于。
　　徐云卿的回忆里，八个人中只能想起七个，而且多是口头称呼：胡班长、冷云、杨贵珍、小黄、小王、小郭、安大姐等八个女同志。
　　于春芳说，抗联的斗争环境异常艰难，人员档案根本没有条件建立，有太多的人牺牲了却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当年加入抗联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很多人都用了化名。还有些人特别是女战士，加入抗联时连正式的名字也没有。在“八女投江”二十多年后，周保中和徐云卿还能记住这些名字已经很不容易了。
　　比对这两份记忆，虽不完全一致，但重合度很高，这些名字后面对应的人应该是一致的。温野又对照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史料，也只确认了冷云、杨贵珍、胡秀芝（胡班长）三个名字。至于她们的生平，除了冷云之外，另外七人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温野和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同事陈雨静、迟凤山三人组成调查小组，开始深入当年抗联五军活动的林口县实地考察。考虑到沿途都是深山老林，难免碰到虎狼等野兽，除了照相机和记录本等，调查小组还携带了枪支弹药。
　　调查行程千余里，饶是衣食准备充分，他们还是遭遇了饥饿劳顿，也经历了江边宿营。温野说：“当在江边沙滩上点起篝火取暖时，上半夜还好过，下半夜是又困又冷，正如李兆麟将军写的《露营之歌》中的名句‘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时我才真体会到当年东北抗联的露营艰苦生活。”
　　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在这次实地考察中，他们找到了杨贵珍烈士的父亲杨景春、原五军教导团的战士刘广有、原五军妇女团女战士张淑兰、冷云的哥哥郑殿臣、战友董若坤……通过这些人的讲述和回忆，“八女”的身世逐渐拼凑还原，她们的名字终于得以被今人所知。
　　这八位英勇的女战士分别是，抗联第二路军第五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于春芳介绍，他在进行第三次“八女投江”史实调查时发现，这份名单中的人名还有争议，不过主要是争论具体字的写法，并不影响这八个人的确认。现在的这份名单是在温野考证结果的基础上，史学界认可通用的，是最确证的“八女”名字。
　　至于她们的身世，时至今日仍没有完全调研清楚。比如周保中记录的“小于”，起初只知道她是朝鲜族，但是朝鲜族的人没有“于”这个姓。后来在调研中，有人回忆起这个人其实叫李凤善，而关于她的生平，仅仅是“1918年生于林口县龙爪镇，身高一米六左右，体格健壮，长得漂亮”这一句话而已。
　　冷云是“八女”中生平资料最详实的一个，“冷云”这个名字却并非真名。
&&& 她原名郑香芝，1915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桦川县悦来镇一个普通市民家庭，毕业于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时，她给自己改名郑致民——表示致力于造福人民的决心。1934年，任小学教员的郑致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活动。
　　1937年夏，为摆脱死心塌地当伪警察的丈夫，郑致民逃离家庭，和进步青年教师吉乃臣一起加入抗联。
　　在抗联第五军，郑致民和吉乃臣受到了周保中热情的欢迎：“总算来文化人了，这一天我可等好久了。”此后，郑致民改名冷云，任文化教员，吉乃臣则改名为周维仁，在五军秘书处工作。志同道合的两人在抗日战场结为夫妻，并肩作战。
　　1938年初夏，冷云生下一个女儿，丈夫却在战斗中牺牲。两个月后，抗联第五军开始西征，刚刚经历丧夫之痛的冷云，又不得不忍痛别子。她把襁褓中的女儿托付给当地老乡抚养，随军西征。“八女投江”就发生在西征路上，冷云牺牲，她的女儿也再没有音信。
　　杨贵珍，出身凄苦，17岁时刚刚出嫁，丈夫暴病而亡。婆家待他刻薄，并准备将她卖到远乡。恰逢抗联的队伍在那一带活动，妇女团班长徐云卿就动员她加入了抗联。杨贵珍聪明勇敢，很快成了战斗骨干，当上班长。二十多年后，温野找到了杨贵珍的父亲杨景春，他才知道自己的女儿加入了抗联，是“八女投江”英雄之一。老人说，她死得值，有骨气！
　　胡秀芝，妇女团班长，作战勇敢不输男儿，曾带着两名战士潜行到敌哨所跟前，用手榴弹炸毁了日军据点。
　　黄桂清，林口县刁翎镇河心屯人。那里是抗联五军根据地，她家是抗联堡垒户，全家参加抗日斗争。日伪军围剿抗联时，烧光了整个村子。
　　安顺福，抗联战友称她为“安大姐”，可能是因为她是被服厂厂长，像大姐一样为抗联战士们缝衣补被，其实牺牲时才23岁。
　　王惠民，都叫她“小王”。她的确很小，牺牲时才13岁。徐云卿在《英雄的姐妹》一书中回忆，“小王”睡觉时总要抱着她的胳膊。有时徐云卿很晚才回宿营地，“小王”就瞪着大眼睛睡不着——分明是个还不能独立的孩子，在抗联却已经是战士了。
　　郭桂琴，乳名菊花，黑龙江省勃利县人，1936年加入抗联，长相俊秀，天真活泼。郭桂琴牺牲前，刚刚和抗联五军教导团分队长冯文礼订婚不久。冯文礼所在的部队在西征路上被打散，流落民间。直到六十多年后，他才获悉未婚妻牺牲的消息。
　　烈女标芳
　　2008年10月20日，“八女投江”七十周年纪念日，乌斯浑河畔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大会。
　　这个纪念日具体日期的确定，来自于春芳发起的第三次“八女投江”史实考证。
　　于春芳并非文博专业，“开始时连怎么在博物馆查资料都不会”，纯粹个人行为的史实调研毫无头绪，进展缓慢。一次，到牡丹江烈士纪念馆查找资料时，正赶上纪念馆在准备“八女投江”布展。纪念馆听说于春芳在自发考证“八女投江”，当即派出专家与他合作。新的考证成果开始逐渐浮现。
　　为了确认“八女投江”的具体日期，于春芳和纪念馆的研究员们一起汇总了现有的考证资料，遍访抗联老战士、抗联后代与抗联史知情人，查询有关历史史实。他们还找到了周保中日记的手稿，以求最原始的记载。有时只为验证周保中日记中的“三日前”，他们就要按照日记中提到的地点，徒步走上一次乃至几次，以推断某次战斗发生的时间。
　　最终，在“八女投江”具体日期的六种说法中，于春芳等人综合考证出，1938年10月20日最为确切。这个结论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八女投江”的纪念活动此后都选择在10月20日举行。
　　在2008年的“八女投江”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于春芳请来了一位特殊的纪念者，“八女”之一郭桂琴的未婚夫——冯文礼。那年冯文礼已经87岁，站在乌斯浑河岸边，凝望远去的河水，满眼含泪，低声嗫嚅：“70年了，70年了……”
　　70年前，冯文礼与抗联部队失散，也与未婚妻郭桂琴断了联系。他不知道郭桂琴牺牲，更不知道她就是“八女”之一。他曾苦寻郭桂琴多年，没有任何消息。
　　直到2003年，在一次抗联老战士的联谊活动上，冯文礼见到了周保中当年的警卫员，这才获悉郭桂琴在“八女投江”之列。
　　当年的抗联老战友在世的不多，知道冯文礼和郭桂琴关系的人就更少了。徐云卿是当年撮合这两个年轻人的“媒人”，早已去世。直到2007年，于春芳见到徐云卿的女儿，才听说冯文礼还在世。
　　几经辗转，于春芳终于找到了冯文礼，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见证人。
　　冯文礼在抗联时是第五军教导团分队长和文化教员，亲身经历了第五军的众多历史事件，而且他文化水平较高，记忆力非常好，能够准确详细地描述历史。更关键的是，由于和郭桂琴的关系，他和妇女团的很多人非常熟识，是在世的抗联老战士中唯一见过所有“八女”的人。
　　冯文礼首先解开了于春芳苦求无果的一个谜团：郭桂琴牺牲时的岁数。
　　“八女”之中，冷云、王惠民、杨贵珍和安顺福的生卒年很清楚，而郭桂琴、胡秀芝、黄桂清和李凤善的生平资料很少，没有准确的生年记录。
　　按照冯文礼的叙述：“我是1921年出生，郭桂琴比我小一岁。”也就是说，郭桂琴出生于1922年，牺牲时年仅16岁。再结合其他人的回忆、记载中的点滴联系，胡秀芝、黄桂清和李凤善同龄，比郭桂琴大4岁。她们都生于1918年，牺牲时刚刚20岁。
　　这是一个更加令人唏嘘的答案。
　　“八女投江”牺牲时，最大的冷云和安顺福23岁，最小的王惠民13岁，八个人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青春正好，生如夏花，却在战火中凋零，湮没于乌斯浑河滔滔水波。
她们的生命在“八女投江”的悲壮中灿烂定格，她们年轻美丽的面容却在历史中消磨。“八女”之中，除了冷云留下了几张照片，另外七人的肖像都只能用绘画描摹。
冷云（右二）1935年在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时与同学在佳木斯合影
　　于春芳在调研中收集到两套“八女”肖像，差别极大。哪一套更接近她们的真容？冯文礼看后，却说：“哪个都不像，就郭桂琴的眼睛有一点像。”
　　于春芳决定给冷云之外的“七女”重画肖像。见过“八女”的冯文礼记得她们的容貌，却无法用语言描绘出七个人相貌上的差别。
　　受到刘胡兰家乡为其塑像方法的启发，于春芳和抗联史研究学者赵海龙等人找了几百张黑白老照片，由冯文礼在放大镜下辨认最接近“七女”的脸型、五官。最后的肖像，则请来了牡丹江市公安局的画像专家。
冯文礼的记忆是否准确？肖像是否接近真人？于春芳把没有标明身份的肖像拿给杨贵珍的弟弟杨玉林辨认，他一下子从中找出了杨贵珍。七十多年后重新看到姐姐的容貌，让他不禁泪流满面：“我姐姐牺牲时才18岁啊。”
杨贵珍画像
这套“七女”画像加上冷云的照片，描绘出了“八女投江”最接近真人的形象，各地纪念馆中“八女投江”的相关展陈，基本上也采用了这些画像。
胡秀芝画像
黄桂清画像
郭桂琴画像
王惠民画像
安顺福画像
李凤善画像
　　如周保中所言，“八女投江”从不曾被后人遗忘，乌斯浑河畔牡丹江岸，早有烈女标芳。八女投江烈士纪念碑就矗立在乌斯浑河畔东岸的小关门嘴子山坡上。这片蓊郁的山林曾目睹了八位年轻的女战士怎样慨然赴死，而且将在以后的岁月中永远地陪伴她们。
　　乌斯浑河依然汹涌，滚滚逝去，亦如七十多年前的那个朝阳初升的早晨，八位年轻的抗联女战士手挽手迈进水波……
　　13岁、16岁、18岁、20岁、23岁，是“八女”牺牲时的年龄，她们的生命永远停留在这个夏花般灿烂的年龄，标芳青史。（记者闵智）
抗战史回眸之八女投江：最大的23岁 最小年仅13岁
2015年08月25日 08:28:07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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