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几类人，这说明了敌人的外强中干，对李大钊惧怕_百度知道
哪几类人，这说明了敌人的外强中干，对李大钊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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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惧怕他·，怕的是当时的舆论，因他是教授。杀老师怕学生与舆论闹事。要怕还能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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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国共大传&025&青天白日&外强中干汪精卫&视死如归李大钊
作者 傅三清
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做出决定：
蒋中正、张人杰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所统率之第1、第2、第3、第4各方面军及总预备队，着均归军事委员会直辖。
将戴季陶、陈果夫、古应芬开除党籍，令蔡元培、吴稚晖停职三月，对李石曾加以警告。
武汉国民党中央一口气列举蒋介石12大罪状，并称：吾人日日言打倒军阀，今去一军阀，又来一新军阀。其横暴抑又过之，本党不幸有此叛徒，若不执行党纪，严加惩治，则以暴易暴，将何词以对国人？
宋庆龄、吴玉章、林伯渠、邓演达、毛泽东、董必武、何香凝、徐谦、汪精卫、朱培德、顾孟余、谭平山、于树德、经亨颐、恽代英、彭泽民、孙科等共40人，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名义，发表了《讨蒋通电》。
通电指出：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让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为国民革命涤此厚辱。
汉方军人唐生智、张发奎、程潜、朱培德辈，也都摩拳擦掌，恨不得一举荡平东南，方泄其愤。
中国共产党方面，除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决定及宣言举双手赞成外，还发表宣言着重分析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社会背景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基础，进行阶级定性。
宣言中说：消灭蒋介石须要战胜国民党内外之封建资产阶级。假使蒋介石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一日不消灭，那未打倒一个蒋介石之后，难免不有更残忍更流血的蒋介石之继起！
与此同时，武汉地区轰轰烈烈地反蒋群众运动也掀起了高潮，湖北省总工会、湖北省农民协会、湖北省商会等纷纷发表宣言，组织群众游行示威。
湖北省农民协会的宣言中甚至称：敝会誓率领全省150余万有组织的农民及全省农民，联合全国革命的同胞，与此獠决以死战，虽牺牲一切亦在所不惜。
规模最大的还是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倡导的、有全体军校学员和40多个团体30多万群众参加的讨蒋大会。会议在武昌阅马场召开，推与蒋介石有特殊交往经历的蒋先云为大会主席。
蒋先云在大会上作了激昂的演说，严正指出：蒋贼不除，世无天日。
湖南、江西等地先后举行了大规模的讨蒋集会。
究竟是东征消灭蒋介石，还是继续北伐？所有的人都等着鲍罗廷最后拍板。
鲍罗廷是反对东征讨蒋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就明确提出：东征讨蒋是下策，而北伐才是上策。
鲍罗廷的观点首先遭到了刚刚到来的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批驳。于是，在鲍罗廷与罗易之间，发生了是东征还是北伐的争论。
鲍罗廷认为，北伐的决策是正确的，在西北建立根据地是稳妥的，其理由是：
1、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势力太强大，谁到东南，不是失败便是投降，远如太平天国，近如上海政变。所以东南各省不适宜建立革命根据地。
2、帝国主义在西北的统治薄弱，且靠近苏联，宜建立革命根据地。
3、东南是中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中心，蒋介石叛变后，他们对武汉地区实行经济封锁，如不迅速北伐，去经营西北，武汉地区的经济将自行崩溃，故不能坐以待毙。
4、帝国主义干涉的危险正在增加，停泊在长江水面上的30多艘军舰已卸下炮衣，天天有水兵陆战队上岸的传闻，若不迅速北伐，是没有出路的。
5、唐生智已经靠不住了，非迅速北伐与冯玉祥会师，不足以牵制唐生智。
6、北伐可以壮大武汉政府的声色，给彷徨动摇的小资产阶级以希望和出路。
以唐生智、张发奎为代表，主张东征讨蒋，认为蒋介石是对革命最大的威胁，如不加以讨伐，则党纪不申，内战亦随在后，应乘其基础未固之时，迅速出击；
以汪精卫、徐谦为代表，则力主北伐，认为蒋介石正高喊北伐，在群众中还在一定的欺骗性，加上又得到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支持，故东征未必能胜，还可能过早地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而且武汉大军一旦东下，奉军必乘虚过武胜关直取武汉，使武汉腹背受敌，他们还认为蒋介石此时无力攻击武汉，北伐无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北伐可以把冯玉祥的国民军从陕西接应出来在河南会师，然后共同北上。
谭平山、张国焘主张南伐广东，因为南方敌人力量比较弱，群众基础又好，士兵南伐的积极性高，易于取胜；而且南伐取得海港，可以打通与国际的联系，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上被包围的困境。
瞿秋白则主张先打南京后再北伐，但避免在上海与蒋介石决战。
蔡和森主张先消灭两湖的反革命，实行土地革命，巩固两湖根据地，然后再东征北伐。
上海的李立三、陈延年、赵世炎、周恩来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发电，要求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由于鲍罗廷反对东征的意见得到汪精卫、陈独秀、谭延闿等人的支持，立即东征的主张被否定了。
武汉政府决定继续北伐，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军第四集团军总指挥，统率第4军、第11军、第35军、第36军、独立第15师和第8军之一部进军河南，总兵力60000余人，讨伐张作霖。
其军事计划为两期，第一期占领河南，与冯玉祥部在郑州、开封会师；第二期与阎锡山在北京会师。
同时指定张发奎第4军、11军、刘兴第36军和贺龙独立师为主攻部队。
蒋介石军权在握，武汉政府就那么一点兵，还大都去参加北伐了，所谓讨蒋，只是造造声势，井无实际行动。捉拿归案云云，谁去执行呢？
4·12政变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对于中山大学的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一个个都义愤填膺。
在无人组织的情况下，学生们自动在来到中山大学的大礼堂举行集会，许多学生跳上讲台，发表了情绪激昂的演讲。国民党要人的儿子们也不甘落后，将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国民党将领斥之为革命的叛徒。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登台发表了演讲。
苏联《消息报》在一篇报道中山大学对4·12政变的反应的文章中，专门描述了蒋经国的表现：
蒋介石的儿子鼓动学生们到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国青年的会议上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的。”
几天以后，蒋经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这份声明被塔斯社译成多种文字广泛散发。声明说：
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话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切望与张作霖和孙传芳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
一夜之间，蒋经国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红人。
武汉忙活武汉的，南京忙活南京的。
蒋介石选南京做他的国民政府首都，可谓用心良苦。
首先，南京靠近上海，而上海是他的坚强后方，那里是他的发祥地，有东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撑腰；有垄断资本家，特别是江浙财团的支持；有黑社会组织、行帮哥们、结盟兄弟们为他卖命，在这里他有安全感。
其次，孙中山于日，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即定南京为首都。如今蒋介石带兵打下南京，孙中山丢下的大宅院，该由谁来继承？正统之名该落谁家？蒋介石认为，在南京立都理所当然地该落到他的头上。
胡汉民主动找上门来，甘愿做蒋介石的辅弼，蒋介石也不失时机地利用他一下，做成了一笔大交易，显示出蒋介石在政治权谋方面，确是非常老道的高手。
一切都按照蒋介石的意愿如序进行。
蒋介石召集了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议，以蒋汪上海会谈为理由，将计就计，电促汪精卫等来宁，南京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在举行会议时，蒋介石等人故作姿态，足足静候了三个钟头。由于武汉方面执、监委员没有到会，出席会议的只有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张人杰、李石曾、邓绎如、陈果夫等10多人，不到国民党全体执、监委员80人的六分之一，只得改开谈话会。
别看会议名称不正规，决定的事项却非同小可：取消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成立南京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恢复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全面清党等。
为取得合法的名义，由胡汉民提议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第73次会议，会议除接受蒋介石的提议，加派萧佛成、蔡元培、邓泽如等九人为政治委员外，还决定新的国民政府于4月18日在南京开始办公。
会议推出胡汉民任中央政治会议代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会代理主席，钮永建任国民政府秘书长；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稚晖、陈铭枢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以中央监察委员资格为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指导员。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定都典礼。
蒋介石、何应钦、胡汉民、张人杰、古应芬、伍朝枢、蔡元培、邓泽如等，先后到场参加定都典礼。
从上午9时开始，仪式共有10项。即：升旗、奏乐；向党旗、国旗行三鞠躬礼；宣读《总理遗嘱》；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宣读《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接印；祝词；茶点；礼毕。
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各要员分乘20余辆汽车到江苏省体育场，参加庆祝集会。
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恢复国民党党权大会由董光孚主持，南京市公安局长温建刚任总指挥，到会人数10余万人。
在庆祝集会上发表演说的有吴稚晖、蔡元培、胡汉民等，蒋介石最后发表演说。
他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一是为了继续先总理的革命事业，二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三是为谋人民之独立自由。革命政府建都南京，今已三次，第一次太平天国，第二次民国临时政府，都不幸失败了。这第三回建都，是我们革命势力的最后奋斗，我们要和它同生共死。
他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如孙悟空猴子投胎于人身，以其翻筋斗的花样，把人身体中的五脏六腑扰乱破裂。如吾人不消灭此等由鲍罗廷所指挥的敌人，则吾人必将自取灭亡，如吾人不消灭之，彼等必势将消灭吾人。
发言者一个个歇斯底里的叫喊，令在场的苏联军事顾问们再也坐不住了，以退席来强调表明，既不赞同发言者的情绪，也不赞同发言的内容。
众人演说完毕，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各要员合影。
下午3时，阅兵式后散会游行。
当晚，蒋介石在江苏省议会东楼宴会厅宴请国民政府各要员及重要来宾。南京市各街巷，奉令燃放鞭炮以示庆贺。
当日，南京发表《国民政府宣言》。
接着发出通电宣布：所有汉口联席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产生之机关所发命令，一律否认。
南京政权的第一号命令便是清党。
明令通缉共产党领导人、工农运动领袖、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其它著名活动家197人，鲍罗庭、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邓演达、刘少奇、蔡和森、周恩来、澎湃、李立三、郭沫若、张国焘、瞿秋白、罗亦农等均高悬榜上！
武汉联席会议接到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的通电时，正在举行每星期的例会。汪精卫一看电文便傻了眼。一仰身子靠在椅背上。
电文在几位要人的手中传递，大家的脸色都变得十分难看。
会议临时改变议题，决定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罢免其一切职务，并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其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同时，委派唐生智接替蒋介石为第1集团军总司令。
宁汉正式分裂，处于对峙状态。
在蒋介石南京政府势力范围内，各省的白色恐怖还在扩展。上海、广州之外，宁波、福州、汕头、厦门、重庆等地，也先后发生了屠杀事件。
广西的一些城市在黄绍竑指使下也展开了同样的镇压行动。
四川军阀刘湘下令军队刀枪并用，对手无寸铁的广大群众实行血腥屠杀，当地死难者达5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由张人杰亲自前往部署清党，杭州和宁波等地的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遭到杀害。
广州清党的重点是黄埔军校的清党。
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肖楚女患深度肺病，在东山医院住院，被反动军警从床上拖起来，塞进了囚车。
黄埔的共产党负责人杨其纲、安体诚，事发后逃往广州，被反动军警搜捕出来了。
此外，邓少铭、李启汉、雷荣甲、刘尔嵩、谭其镜、毕磊、沈春雨等一大批重要的共产党干部也分别落入了反动派的网中。
搜捕过后，便是大规模的屠杀，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排枪中倒下。黄花岗被熊雄、肖楚女、邓少铭、刘尔嵩、杨其纲等人的鲜血一次一次地侵染着。
至此，李济深便可向蒋介石邀功了：“广州的共产分子己克扫除，职愿恭听指挥，共竞护党救国之全功。”
在上海，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派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一起被捕。当时陈延年身穿短衣，裤腿上扎着草绳，自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名叫陈友生。
敌26军对待陈延年像对待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样，押往龙华监狱。
吴稚辉得知陈延年被捕消息，大喜若狂。吴在陈延年抛弃无政府主义加入共产党后，就曾咒骂陈延年非杀不可，此时立即写贺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在信中大骂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竭力催促杨虎立即进行杀害。
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共产党声势从前何等浩大，但吾人一言清党，青天白日旗下各领域，或迟或早，一致起而铲除。彼等终于无尺寸立足地。
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因政变有功，被蒋介石委任为他的总司令部顾问，后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
蒋介石的政变，无疑给了斯大林当头一棒。
斯大林在对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愕然之余，回想起自己几天前说过的话，总有点自打嘴巴的感觉。
直到4月21日，在有斯大林参加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上，才决定给鲍罗廷、汪精卫和加伦发出以下内容的电报：
我们认为召回我们派到蒋介石军队里的顾问是适宜的。因为他们属于派给你们使用的人员，如果你们同意我们的意见，你们就将他们召回并通知我们。
就这样，在蒋介石部队的苏联军事顾问们才陆续离开了南京。
蒋介石望着一个个苏联顾问的背影，又想起了躲在北平苏联大使馆的李大钊。
当时，蒋介石的心腹李石曾与张作霖手下的一个叫胡若愚的政客交往甚密，蒋介石把李石曾叫去了，如此如此耳语了一番。
李石曾就以蒋的谈判代表的名义给胡若愚去了一封信，信中称：我不知道张作霖究竟准备和谁和谈，如要和蒋总司令谈，可到上海来找我；如果同武汉政府谈，可到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找李大钊。
胡若愚接到信后，毫不犹豫地呈交给张作霖。张作霖如获至宝，他正找不到李大钊的行踪呢！
张作霖早就杀气腾腾地在治安条例中特别规定：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李大钊踏踏实实地领导着中国北方的革命斗争，积极发展共产党组织，大力推动直隶、山西、热河、内蒙等地的农民运动，并且努力在军队中进行策反工作，他早已被军阀视为眼中之钉了。
段祺瑞政府严令通缉李大钊等人，说他们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
《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先后遇害。400余名爱国学生上了被通缉的黑名单，受军阀掌控的宪兵团、军警和密探增加了40000余人，他们将李大钊视作北方的头号赤敌。
在当时斗争环境越来越险恶的情况下，李大钊的表姑曾经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吗？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
李大钊回答：“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堵墙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
李大钊究竟在哪？
为了躲避通缉，李大钊带着两党机关以及一家老小，搬进了苏联使馆地界儿上的俄国兵营，此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自打《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东交民巷一直就是各国驻华使馆区和兵营的所在地。
只凭这个消息，警察厅还不敢贸然行动。
于是，京师警察厅派出的4名暗探早已借招工之机扮成杂役混进了俄国兵营，专盯着兵营里中国人的一举一动。
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俄国兵营里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转出去。情报的正面写上些不相干的话，背面用牛奶书写，火一烤才显得出字迹。
一天，警察厅里突然躁动起来。终于发现有一个叫李渤海的嫌犯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就在李大钊身边工作。
李渤海是李大钊的学生，由高君宇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避难后，俄国兵营内的共产党组织以及李大钊同外界的联系，多由他承担。
李渤海被捕后叛变，将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产人员名单供出。后来，李渤海改名黎天才，追随张学良左右。
内外情况都摸清楚了，敌人随时可能收网。但直到最后一刻，李大钊其实还有脱身机会。就不断有同志、学生、亲人、友人劝李大钊离开北京，也不断有人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到南方参加北伐战争，或者被派往苏联学习。
李大钊却总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
张作霖命令在京奉军和京师警察厅出动300余名军警及特务，拿着一份公文，称：“苏联使馆内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局办事处、庚款委员会等处有共产党阴谋暴动的组织机关，须立即搜捕，事出紧迫，请各国公使准许。”直闯入使馆区，包围并搜查了苏联大使馆。
这当然就是做个样子，因为张作霖早已获得了以驻京公使团团长、荷兰公使欧登科为代表的各国公使的默许。
张作霖的突袭行动，除开他对苏联、中国共产党及李大钊等人的刻骨仇恨外，是有着深刻的现实缘由的：
吴佩孚、孙传芳主力先后被北伐军击破，使他感到了笼罩在他头上的阴影，如果全力一搏，胜算几成呢？他觉得难说得很。那么，有没有其它不伤元神的途径呢？恰这时，蒋介石在南京发动了清党、让张作霖看到了希望，他便决定以反赤为诱饵，引蒋介石上钩，以达到南北妥协的目的。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震荡着整个苏联兵营。
穿着灰制服、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屋内正在烧文件。但文件只烧毁了很少一部分。因为是上等纸印的，不爱着火，没有烧透。而且，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因为抓捕队居然是带着消防车来的！消防队员还特别装备了水银，用水银灭火，以防对纸质的文件造成伤害。
首先，奉军闯进北京东交民巷旧俄国兵营28号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北京地委会所在地，捕去了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等60余人；接着，又搜查了附近的中东铁路办事处，远东银行及庚子赔款委员会，搜去了苏联使馆和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的多种文件和名册，还乘机劫去了许多生活用品。
穿一身灰布棉袍、青布马褂的李大钊是在七八双手臂的强行扭送下，跌跌撞撞离开大使馆的。不管苏方如何强烈抗议，奉系军阀还是这样强行查抄了设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内的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
李大钊被捕当日，大儿子李葆华恰好外出郊游，躲过搜捕。多亏周作人冒险将葆华安排在自己家里，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
李大钊的双手被死死地绑在木架子上，人成十字形。北京京师警察厅的刑室一向是这样对待人犯的。
一位奉军高官手持一只托盘，阴沉沉地俯向遍体鳞伤的李大钊。他强烈地闻到了从李大钊脖子里散发出来的血腥之气。
托盘内，是10根削得尖尖的竹签子。
“李先生请睁眼看，这里有10根竹签子，看见没有？每一根竹签，都有三公分长，头上削得尖尖的，李先生看见没有？”
李大钊并不言语。也不知道他眼睛睁开没有。
“我相信李先生是看清楚的。但是，这10根竹签子究竟是什么东西，那全凭李先生自己决定了。有一种可能，它们是筹码。李先生可以用它换回自己的自由，也可以去换官职。我们张大帅还是很怜惜人才的，北京政府里还有许多官位找不到年轻才俊去填补。还有一种可能，这些竹签子，是刑具。它们可以钻到你的指甲缝里去，使你的手指延长一倍，手指长了一倍，那会像什么呢？那就像个十指尖尖的菩萨，可是其中滋味，却没有菩萨那么有趣了。李先生，是葱是蒜，全凭你一句话了！”
李大钊忽然嘿嘿一笑。他咧嘴笑的时候很吃力。
“对，你快说！我知道我这番话你全听懂了！”
“大丈夫生于世间，”李大钊抬起血迹斑斑的脸，眼神锐利，语句清晰。“宁可粗布以御寒，淡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乞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
奉军军官将托盘一放，对刑卒说：“阿弥陀佛，就成全李先生做个十指尖尖的菩萨吧！”
军官缓步走出刑室，还没推开厚重的铁门，他就听见了身后钝钝的敲击声和受刑者突如其来的惨叫声。
军官浑身一抖，赶紧加快步子。
而真正在心底深处感到颤抖的，是共产党人和北方的工农。酷刑施于李大钊，他们不能不痛彻心肺。社会各界也是一片援救之声，抗议电和呼吁电从全国雪片般飞往北京。而北京的铁路工人则提出以劫狱营救李大钊，并为此组织了劫狱队。
工人劫狱队是见血成立的，按了血手印。
工人们这样说：“李先生是我们工人的恩人，我们要拼死相救。李先生劫不出来，我们24条汉子宁愿死在大牢里！”
“不，”有工人说，“我们即便死在地上，也要让李先生踩着我们的尸体走出大牢！”
接着，这位穿黑色布褂的工人便一口咬破手指，在一张写有以死救人四字的白纸上按上了自己的血手印。
“此生不算白活了！”又一个工人按上血手印时这样说。
一共24个血手印，白纸上血糊糊一片。这张血糊糊的纸片，在三天之后，隐蔽在一只铁皮饭盒子底下，递进了李大钊的单人监房。
24个血手印，使李大钊非常吃惊。送饭的胡子老头把嘴巴伸进铁栅，悄声说：“给你过过目，让你放个心，劫狱队会冒死相救。”
“党组织知道劫狱吗？”
胡子老头四周看看，又将嘴伸进铁栅：“研究过了，同意劫狱。”
李大钊说：“请你转告那些按血手印的工人。”
“我听着。”
“你告诉他们，他们今天已经把我救出去了。我感谢他们。我就是死了，也是虽死犹生。若为了救我而牺牲了新的生命，那就是将我李大钊重新推入苦海，我就是活着，也是虽生犹死。”
胡子老头忽然泪眼迷蒙：“我不愿转告，李先生。”
李大钊说：“敌人的力量目前还很强大，冒险是不足取的。让同志们的血就流在这张纸上吧，绝对不要再流新的血了。”
“我不想说这些话，李先生。”老头哽咽起来。
“我以中共北方党组织的领导人身份，请你做这件事。务请你转告党组织，转告劫狱队！”
两天后，24名铁路工人被告知了上级党组织的一项决定。
一位长着两根粗眉毛的党组织代表这样告诉他们：“李大钊同志说：你们今天已经把我救出去了。我就是死了，也是虽死犹生。若为了救我而牺牲了新的生命，那就是将我李大钊重新推入苦海，我就是活着，也是虽生犹死。”
24名工人泥塑木雕般站着。
“李大钊同志还说，让同志们的血就流在这张纸上吧，绝对不要再流新的血了。”
血书被置放在桌上。24位工人一齐热泪长流。
“党组织决定，取消劫狱计划，解散劫狱队。”
“李先生啊，”为首的那个穿黑色布褂的工人一屁股跌坐于地，双手掩脸而泣。“你怎么能惜怜我们的命啊！”
冯玉祥在得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时，通电营救：
本总司令对于张作霖此项禀承帝国主义意旨所出之空前横野行为，殊为愤慨。李大钊系国民党党员，本总司令所辖之第二集团军系国民党党军，李大钊等数十同志之生命即本军30万将士全体之生命，誓必竭力保障，不容任何人擅加危害。
章士钊则找到了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奉系元老杨宇霆，历数李大钊得名之盛，言辞恳切地奉劝杨宇霆切不为以一时之意气，杀戳国士，而遗千载恶名。杨宇霆闻之悚然，乃向张作霖陈说。
杨度将自己在北京的爱宅悦庐变卖，所得的4000多大洋全部用来营救李大钊。
此时，西方各国对张作霖的做法也颇有微词。苏联人更是怒气冲冲，事件一发生就向北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苏联代表驻华大使率领馆员30余人数日后离华，扬言断交。苏联首都莫斯科发生了10万工人、职员大游行，抗议军阀擅闯大使馆，行凶抓人。
各国站在不同立场上纷纷敦促张作霖尽快拿出切实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李大钊等人蓄意暴动、反抗政府。
最重要的证据其实就是从使馆搜得的大批文件，有中文的，大部分都是俄文的。
张作霖成立了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但凡懂点俄文的政府工作人员几乎全被调用。编译会的人日夜加班，搞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发现组织暴动的计划。
怎么判刑？张作霖似乎也没了主意。张作霖亲信杨宇霆也建议保李大钊性命，认为李大钊本为北方著名学者，不如判个终身监禁，让他在奉天的监狱里继续研究《资本论》。
两封电文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封是前线张学良的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
一封是南京蒋介石的来电，要求从速处死赤犯，以免后患。
于是，张作霖决定对李大钊等20人处以绞刑。
4月28日上午，特别法庭突然开庭，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决，立即执行。
12时30分，6辆汽车押送着李大钊等人，从京师警察厅出来，开进了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
白墙前的黑色绞架像被刽子手的大手拍了三下。小轱辘开始转动，丑恶而粗砺的绳圈缓慢地挂下来。
李大钊从容走上刑台，由于反复受刑，他已有点瘸。自从被捕的这一天起，李大钊就料到会有这一刻。他只有38岁，但是他已经感觉到此生活得漫长而充实。他一生做了很多事情。如果今天的绞圈是一个句号，他也认为相当合适。
为信仰、理想、道路、政治而献身，应该是一个男人的光荣，何况是在中国这个充满着血腥、暴力、愚昧、黑暗、压榨、恐惧的国度里。就这个意义而言，绞架简直是个花环。
他抬起脸来，凝视着这个赭黑色的花环。他从这个花环中看见了春天。中国的4月，从南至北，春色都该是很浓了。
然后，李大钊转过了脸。他直视如临大敌的警察和刽子手，沉着地语音清晰地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黑色的绞圈已经降到了李大钊的脸边。他通过那只不太好看园环，看到了中国的明天。
李大钊淡定从容，扬起脸，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刽子手第一次把他绞昏了，又放下来，仍然劝他悔过。李大钊苏醒过来，愤恨地说：“你们把我绞死，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
刽子手又第二次把他绞了上去，然后又把他放下，还是劝他悔过。李大钊慢慢地睁开眼睛，冷笑一声说：“力求速办！”
刽子手的妄想完全破灭了，这才第三次把他绞上去。
这位与孙中山并肩步入国民党一大会场的国共合作的开创者，眼看着两党合作局面濒临崩溃，带着深深的遗憾、被永远扼断了正义的呐喊。
一道闪电过会，天地间响起了滚滚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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