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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55年授衔的将帅图片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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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６年１２月１日生，字玉阶。四川仪陇人。１９０９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１９１３年后在滇军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曾参加护国、护法战争。１９２２年赴德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５年到苏联学习军事，次年回国。１９２７年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１９２８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同年４月，率起义军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１９３０年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１９３３年春和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参加长征。１９３５年１月，在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严正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长征途中，对张国焘的分裂红军和叛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转战晋察冀鲁豫等省，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１９４０年冬，提出“南泥湾政策”，对发展大生产运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随后又和毛泽东一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４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５年５月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是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１９５９年４月起任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１９７６年７月６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９０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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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年读过两年书，因家贫辍学务农，下煤窑做工。
　　十五岁参加饥民闹粜，被官府通缉，逃到洞庭湖当堤工。
　　1916年入湘军当兵，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黑暗统治，萌发富国强兵思想。
　　1919年在连队秘密组织“救贫会”，后因派会员杀死一恶霸被捕，在押解途中逃脱。
　　1922年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排长、连长、营长。
　　1926年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结识共产党人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927年01月于所在营成立士兵委员会，订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维护士兵权益的会章。
　　1928年01月升任团长。
　　红军时期：
　　1928年04月在大革命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率部在湘鄂赣边转战数月，建立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后率5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第4军会师。
　　1929年01月为了配合第4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担负留守井冈山、钳制湘赣敌军的艰巨任务。
　　1930年06月任第3军团总指挥，率部在平江击败国民党军的进攻，乘胜攻入长沙，占领十日。
　　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4年01月补选为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他是前线主要指挥员之一，所率3军团屡建战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逐渐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曾对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严肃的批评。
　　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率3军团积极执行新的作战方针，北渡赤水，回师攻占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协同第1军团歼灭大量反扑之敌，取得第一方面军长征后第一个大胜利。
　　1935年06月第一方面军同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拥护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1935年09月，第1、3军合编为陕甘支队，任司令员。
　　1935年10月，与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部到达陕北。在他率领红军勇猛打退敌军骑兵的追击后，毛泽东曾写诗赞扬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935年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直罗镇战役。
　　1936年01月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02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与毛泽东等指挥部队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宣传抗日，扩大红军。
　　1935年05月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西征宁夏、陇东，迎接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会师。
　　1935年10月底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
　　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副总指挥(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与朱德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之后在华北敌后领导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指挥部队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与日军进行频繁战斗的同时，并与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0年，在华北发动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使全国军民受到鼓舞。
　　1942年08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统一领导对敌斗争、整风学习、大生产和减租减息运动，实行精兵简政，领导华北军民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
　　1943年09月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0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对日军的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
　　任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
　　1947年03月初，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20多万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时，指挥仅2万余人的陕北部队和后勤机关，同十倍于己的敌军作战。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采取拖疲敌人的“蘑菇战术”，伺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又在沙家店歼敌两个旅，挫败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扭转了西北战局，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
　　月间率部在宜川、瓦子街一举歼敌五个旅，于4月22日收复延安。彭德怀出奇制胜，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兵力的指挥艺术，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1949年在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形势下，运用军事进攻与和平谈判方式，解放西北五省。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彭德怀在朝鲜战场1950年10月，当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严重威胁中国边境安全时，他坚决拥护抗美援朝的决策，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七个月内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接受停战谈判。经过两年边打边谈，于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1952年4月回国，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实行军队组织机构和重大制度的改革，改善武器装备，组建技术兵种，举办各类军事学校和研究机构，实施正规的军政训练，建立第一线国防筑城体系，促进人民解放军在保持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从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性转变。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勇于直言，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遭到错误的批判，并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免去国防部长职务。
　　1962年06月，他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驳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坚持真理，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审查。1965年09月被派往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仍顾全大局，兢兢业业地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四人帮”严重迫害，他据理斗争，坚贞不屈，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
　　日14时因患直肠癌在北京逝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文革”中
　　文革中，彭德怀被批斗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元帅被囚禁了整整八年。但即使身处逆境，他对林彪事件的表态依然是不计个人恩仇，实事求是的。无休止的批斗、审查与铁窗生活的无情折磨，使他不幸患上了绝症。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想的还是洗清自己的冤案，出来为人民工作，建设好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彭德怀元帅终于被平反昭雪，历史最终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对林彪事件秉公直言
　　彭德怀被红卫兵用“闪电术”抓到北京，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带一件。他身上的棉衣，还是志愿军时穿的那件，已不能再穿了，可又没有换的衣服，加之当时患了皮肤病，浑身都是红肿的斑块，有的还溃烂化脓成疮，刺痒疼痛。负责监护的士兵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他在北京还有什么亲人，可以通知他们给拿一点换洗的衣服来。
　　据北京卫戍区监护日志记载：
　　日(彭德怀)在桌子上哭了起来，睡了没有两分钟，睁大眼睛思考着，一会儿眼泪又涌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哭起来。
　　日(彭德怀)躺床上哭了一小时。
　　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的元帅已到了最伤心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就是在如此痛苦的磨难中，彭德怀也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轻易地加害于人。当林彪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之后，专案组于日向他宣布林彪反党事件，让其揭发交代林彪问题时，彭德怀冷静地说：“不要着急。四五十年前的事，一下子想不起来，慢慢地回忆回忆。”
　　当专案组说他不老实，包庇林彪时，他坦率地说：“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
　　日，专案组再次逼彭德怀写林彪与高岗在东北时的材料，彭德怀说：“我当年没有在东北与他们共事，我不清楚。”
　　林彪事件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彭德怀不愿意将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加在林彪头上，通过揭发林彪来为自己开脱“罪责”。在林彪受到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这个时候，要做到这一点那也是不容易的。
　　日，彭德怀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就说：“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革命。还有彭德怀。”
　　文革中，彭德怀被批斗当然，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大都被囚禁，因此对于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斗争了解得也不够全面，但他身陷逆境，对于曾经迫害过自己的人，却在此时敢于秉公直言，这也显示了他不计个人恩仇，直言极谏的性格。
　　无情折磨，“145”身患癌症
　　1973年春，八年的铁窗生活和无情折磨，使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彭德怀大便出血，身体完全虚脱，由于癌细胞不断扩散，身上疼痛难忍。躺在牢房木床上，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叫声。
　　监护点联系送阜外医院，医院方一听这个名字，就不肯接受。
　　接着又联系卫戍区第一师医院，又同样遭到了拒绝。
　　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转到解放军301医院。
　　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玻璃上还糊了一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不准他写字，不准听广播。彭德怀让医生将窗子上的纸撕下来，以便病室里亮一点，可是却遭到了拒绝。
　　彭德怀大怒，拍着桌子吼道：“我不是什么145，我是庐山上的那个彭德怀！生病了，住院了，不能动了，你们还不放心？”
　　原来，为了对外保密，对于彭德怀所住的14病室第5床，改称145，不准医生和任何人喊他的名字。同时，还将他屋子的窗户全部用报纸糊上，以免外面能看到里面，也防止彭德怀看到外面。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不久，医生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疼痛。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向专案组提出必须迅速动手术。
　　可就在病重的日，他从报上看到了一篇署名叶进的文章，顿时大怒，指着报纸大声斥道：“不调查就乱写。说我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总路线，攻击社会主义，破坏工业战线。把我(在庐山会议上)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攻击。我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叫叶进，投机分子，阴谋家，不讲真理，不调查就乱写。”接着他又说：“党内出了特务、内奸，他们要害死我，康生就是个阴谋家、野心家。”
　　“我得活着，我还有冤屈没有搞清楚！”
　　日，专案组对彭德怀进行审问。
　　1950年，毛泽东、彭德怀在中南海问：“彭德怀，我们看你是不想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了。”
　　答：“怎么说清楚，我说是事实，你们偏说不是，偏要给我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这公平不公平，讲不讲道理？”
　　专案组人员无话可答，就问：“我们问你，毛主席说人人都要加强思想改造，你要不要改造？”
　　彭德怀理直气壮地说：“我改造什么？想让我屈服？我这人就只服真理，不管什么人，多大权力，多大官，我都不怕。”
　　日，专案组在彭德怀重病中对其进行审问。
　　问：“你和林彪有什么关系？”
　　答：“什么关系？他惨无人道地迫害过我，整过我！”
　　问：“你们都是反党集团。”
　　答：“他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我彭德怀没有反党集团，杀头也没有。”
　　问：“我们看你是死不改悔了，现在还在翻案。”
　　答：“我死不悔改，将来还要翻。”
　　彭德怀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受尽病痛折磨。日，由于癌细胞扩散，痛得在地上打滚，也没有人来关心他。他朝着门外卫兵大声地喊：“警卫战士，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当动员他动手术时，他却坚决不肯。专案组的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肯动手术？”
　　彭德怀忍着痛，大声地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我得活着，我还有冤屈没有搞清楚！”
　　专案组的人员生气地说：“你是什么，一个反党分子，还能翻得了无产阶级的天下。”
　　彭德怀说：“这个天下是我们用血汗打下来的，我翻它干什么？我要说清自己的问题，要出来为这个国家工作，把她建设好，富国强兵是我一生的愿望。”
　　彭德怀的精神感动了医生，他们又来劝他：“彭老总，你的病情已很危险了，还是尽快动手术的好。”
　　彭德怀在朝鲜战场彭德怀躺在床上，看着医生问：“我这病手术时会不会有危险？”
　　医生说：“只要动得早，不会有大的危险。”
　　彭德怀深情地说：“我彭德怀并不是怕死，要怕死我早就不干革命了。我这条命也是从战场上捡来的，还能怕什么。问题是我还背着黑锅，我必须活着将我的问题说清楚。”
　　说到这里，彭德怀的眼里流出了泪水，长叹了一声：“唉———”
　　动手术前要求见毛泽东
　　自从1967年元旦那天给毛泽东主席发出那封信后，近七年来彭德怀一直盼望着能得到回信，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是信发出后却石沉大海，这使彭德怀感到十分失望。
　　当医护人员将彭德怀抬上手术车时，他突然对旁边的专案组人员大声喊：“手术前我要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
　　彭德怀犟着从车上爬下来，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着就朝门外走。
　　专案组自然不让他随便走动。彭德怀不屈地大声喊：“背了一身的黑锅，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到死也不甘心，我到死也不甘心呀！”
　　当医生的侄女彭梅魁说：“伯伯，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了……你能去见毛主席吗？你现在就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一点坏处也没有……你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解决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
　　彭德怀沉默了，过了一会，他看着彭梅魁，说：“那我就做手术吧。”
　　手术做完后，彭德怀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凄惨地叫了一声：“我成了一个废人！”
　　日14时52分，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彭德怀元帅，死在301医院14号病室的五号病床上，时年76岁。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两年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可惜的是，他没能等到这一天。
　　死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同志。彭德怀遗体上的白布单上写着“王川”。
　　文革被批斗场面日，彭德怀的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为了掩盖事实，这份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一二六九○。”
　　这些自称为“革命者”的人，对于彭德怀是惧怕的，他所有的遗物都被焚烧了，就连他在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其中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在送往火化的时候，连火化费都是从他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的，也就是说，彭德怀死后直至化成灰烬，都没有花公家的一分钱。“四人帮”一伙怕引起人们怀疑，在送往成都的火化单上的年龄写的是32岁，籍贯：成都市。
　　骨灰盒之谜
　　日，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并决定第二天在北京召开彭德怀元帅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文革被批斗场面可在此之前，在北京筹备召开的这个追悼大会，还在为找不到彭德怀的骨灰而着急……
　　彭德怀骨灰究竟到哪里去了呢？1978年12月中旬一天上午，一架从北京飞来的飞机停在成都郊外双流机场。从飞机上走下两个人来，直奔中共四川省委。
　　两人找到省委副秘书长张振亚，递上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给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一封便函。张振亚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对两位客人说：“彭总来四川三线工作，我是清楚的，但从未听说过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啊。”
　　来人回答：“没有搞错，1974年冬天，有没有两个军人乘飞机从北京送来一只骨灰盒。”
　　张振亚想了一会，才说：“有这件事情，但那不是彭总的骨灰，而是一个名叫‘王川’的人的骨灰。”
　　来人兴奋地说：“对，就是‘王川’，那个名叫‘王川’的人的骨灰，就是彭总的骨灰！”
　　时间已经过去四年了，虽然自己中间还去看过几次，但长期无人过问，又无人去办过任何手续，按照当地火葬场的规定，三年之内无人前来认领的骨灰，到时将挖坑深埋，那骨灰还在不在呢？张振亚火速直奔郊外殡仪馆骨灰保管室。
　　谢天谢地，骨灰还安然无恙地摆放在那里！
　　据有关记载，1974年冬天，两个军人乘飞机从北京送来一只骨灰盒，后来存放在成都郊外的殡仪馆，编号是273号。在接受这只骨灰盒时，成都殡仪馆的工人辛自权老人从来人的神色中就猜想这里一定有冤情，因此在自己退休之后，他又告诉徒弟一定要好好保管好这只骨灰盒。后来因为三年多时间无人来认领，有人提出要将这只骨灰盒挖坑深埋，师徒两人说什么也不同意。没想到今天这个谜终于揭开了，这里面竟然是令他们崇敬的彭德怀元帅的骨灰。他们手捧骨灰盒，放声痛哭。
　　彭德怀骨灰存入成都东郊殡仪馆的时间是日，取走的时间是日。彭德怀被迫害死于北京，为什么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呢？
　　在“四人帮”所控制的专案组有一份材料，上面有着如下记录：
　　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该专案组另一份记录中写着：
　　中办秘书处电话告，王(洪文)副主席在彭德怀死亡骨灰处理报告上指示：“照报告上所提的办法办。”
　　彭德怀平反昭雪追悼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致悼词。沉冤整整30年的彭德怀一案终于获得平反，历史最终给这位忠臣良帅以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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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家。1907年生于湖北黄冈。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毕业后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同年4月随部队上井冈山，先后任红军第四军二十八团营长、团长，参加了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1月随军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四4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长沙、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多次指挥所部担任主攻任务。1934年10月率红一军团开始长征，参加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等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指挥所部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同年9月任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后兼政治委员。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率部挺进华北前线，同聂荣臻指挥了平型关战斗。1938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2月回国。抗战胜利后，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与罗荣桓等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辽沈战役等重要战役，解放全东北。1948年底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指挥平津战役。1949年3月起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等职，先后指挥了湘赣、衡宝、广东、广西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文革&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日，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妄图谋害毛泽东。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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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一向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之间团结互助的宣传典范，后人以“刘邓不可分”来形容两人亲密的朋友关系。这段友情一直延续到刘逝世。日——出生于四川开县(现重庆市开县)。
　　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日——与周恩来等人发动南昌起义。
　　1930年8月——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长江局军委书记。
　　1932年10月——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37年——任八路军129师师长。组织夜袭阳明堡机场。建立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1940年8月—12月——与彭德怀一同领导百团大战。
　　1947年6月——与邓小平率领12万军队进攻大别山，被认为是国共内战的转折点。
　　1951年1月——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1955年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6年1月起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任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日在北京逝世。
　　刘伯承 (日—日) 原名刘明昭。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日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少年时投笔从戎，立志报国。1911年在开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3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16年3月在攻占丰都时右眼中弹致残。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被誉为“川中名将”。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沪顺起义，任起义军四川各路总指挥。1927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1928年留学苏联。1930年夏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7年1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10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1935年1月，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拥护毛泽东的主张。5月，指挥干部团一部抢占皎平渡，保证了全军顺利北渡金沙江。尔后与聂荣臻率先遣队为全军开路，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5月25日率红一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同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
刘伯承在战争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组织指挥所部进行了夜袭阳明堡、七亘村伏击战以及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后又取得了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组织部队参加百团大战。后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汇合的武装集团，实行主力地方化，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的城镇据点和交通线出击，挫败日伪军的“蚕食”和“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同时多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根据地的进犯。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9月起与政委邓小平指挥了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同蒋介石的和平谈判。1946年8月率主力部队开赴冀鲁豫前线，组织陇海、定陶、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九个大规模的战役，歼灭和钳制了大量国民党军，解放大片地区，有力地配合其他战场击破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6月，与邓小平率十二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组织指挥鲁西南战役，随即远离根据地，千里跃进大别山，深入敌腹心地区，立足生根，多次打破敌重兵围攻。9月起与进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野战军和进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作用。1948年11月参与指挥淮海战役，取得战略决战的重大胜利。1949年4月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的广大地区。同年冬，指挥西南战役，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1949年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
　　他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不懈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运用于中国战争的实践之中。其作战谋略和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底，他领导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后兼政委)。1954年起先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1957年9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1959年后还曾负责战略研究工作，为推进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日在北京病逝。主要军事论著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1982)。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原名刘明昭。1892年 12月4日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1911年在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翌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16年3月率四川护国军第4 支队攻占丰都县城时右眼中弹致残。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取得了驰援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曾被誉为川中名将。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与杨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任起义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军长），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1927年起义部队失败后，徒步出川，绕道陕西到武汉,接受中共中央指示转往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1928年留学苏联。同年夏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军事问题补充报告。1930年夏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12月回到上海,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作战指挥上的教条主义错误，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调任第 5军团参谋长。长征初期参与指挥5军团殿后,掩护中央机关通过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1934年底复任总参谋长并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1935年1月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指挥干部团一部抢占皎平渡,保证全军顺利北渡金沙江。5月，任先遣队司令,与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进入大凉山时，坚定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 尔后率第1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同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在山西前线组织所部进行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等战斗。1938年后，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组织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之后又取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组织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破击正太、平汉、白晋、同蒲等铁路交通线。在日伪军加紧实施“囚笼政策”、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时，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实行主力地方化，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的城镇据点和交通线出击,在被动中争得主动,挫败日伪军的“蚕食”和“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同时多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根据地的进犯。1943年9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后回到晋冀鲁豫根据地，领导全区军民举行对日大反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9月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组织指挥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沉重打击了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和打通平汉铁路的企图。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与邓小平率主力部队开赴冀鲁豫前线，以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在10个月内连续组织陇海、定陶、巨金鱼和豫北等9个大规模的战役,歼灭和钳制大量国民党军，解放大片地区，有力地配合其他战场击破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指示，与邓小平率12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组织指挥鲁西南战役。随即远离根据地,进军大别山，深入敌腹心地区，依靠群众,立足生根,并多次打破敌人重兵围攻。9月起与进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野战军和进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作用。1948年11月起，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与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部队进行淮海战役，取得战略决战的重大胜利。1949年4月,他与总前委其他领导人一起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的广大地区。同年冬，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一野战军一部配合下进行西南战役，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1949年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50年冬，他领导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后兼政治委员)。1954年起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1957年9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的批评。1959年后还曾负责中共中央军委战略研究工作。他一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在院校工作中坚持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指导教学和学术研究，在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外军的先进经验。他组织大规模的教材编写和翻译工作，亲自撰写、审定和翻译了一批军政教材。积极建设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团结教育旧军官出身的教员。重视合同作战的训练，并陆续开设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等系，为后来建立各军种、兵种指挥院校和形成比较完整的军事院校体系奠定了基础，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培养了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干部。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日在北京逝世。
　　刘伯承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攻读古今中外军事名著，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之中。他对于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等都有独到的论述。其作战谋略和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主要军事论著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1982)。另有《合同战术》(1942)、《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1949)等大量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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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
　　（日—日）
　　原名贺文常，字云卿，中国 湖南 桑植县人，有白族血统。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生平事略】
　　日，贺龙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念私塾五年，便辍学务家。少年的贺龙以愤世嫉俗，仗义疏财，敢于同恶势力相抗争而闻名乡里。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
　　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桑植、石门、沅陵等县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曾三度入狱，威武不屈。
　　1916年，他以两把菜刀闹革命，夺取了反动派的武器，组织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在军阀林立的旧社会，屡遭失败，几经起落，在贺龙的坚强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在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屡建战功。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4年至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贺龙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举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旗帜，率部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夏，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时，已成为北伐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
　　1927年06月，由于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他不断追求真理，在北伐战争中，逐渐由信仰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革命转入低潮，贺龙无所畏惧，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后，贺龙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928年初由上海回到湘鄂西，领导发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与周逸群、段德昌等创建了红二军团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他反对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搞的肃反扩大化。
　　1934年10月，率部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带领的红六军团在黔川边境会师，由他和任弼时统一指挥，发起湘西攻势，在十万坪、浯溪河重创敌军，兵围常德，有力地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突围长征。
　　1935年02月至8月，他和任弼时指挥红二、六军团反“围剿”，在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连获大捷，歼灭了整师整旅的敌人，粉碎了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开辟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他们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追堵截，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
　　1936年0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在甘孜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时期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贺龙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
　　1937年09月，率师主力东渡黄河，挺进敌后，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军发起忻口战役，取得了雁门伏击战等胜利。后转入晋西北管涔山区，率部粉碎日军对晋西北的进攻，接连收复岢岚、五寨等七座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底奉命率部挺进冀中，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指挥第120师和八路军第三纵队转战冀中平原，先后在大曹村、曹家庄、邢家庄、黑马张庄，四战四捷。他指挥的河间齐会战斗，是抗日战争中平原歼灭战的范例。在这次战斗中，他身中毒气，仍坚持指挥，为部队作出表率。
　　1939年09月，在晋察冀边区指挥了著名的陈庄战斗。
　　1940年率部返回晋西北，担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和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领导晋西北军民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指挥晋绥军民“把敌人挤出去”，创造了许多光辉战例。他领导晋绥人民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使晋绥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
　　1942年06月，他担任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为陕甘宁和晋绥两个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
　　贺龙率领晋绥部队主力挥师北上，解放了晋中广大地区，并与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部队一起进行了集宁战役、绥远战役、晋北战役，协同晋冀鲁豫部队发起了吕梁、汾孝战役，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解放战争开始后，贺龙奉命协助彭德怀组织指挥西北战场部队，并主持后方根据地的建设，负责陕甘宁和晋绥的财经工作。他积极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土地改革，集中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部队作战，为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12月，贺龙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由陕入川，配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歼敌数十万人于成都地区。西南各省解放后，贺龙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他与邓小平、刘伯承一起领导了清剿土匪，恢复生产，建设边疆，以及改造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部队等工作，为和平解放西藏，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4年调中央工作后，一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期以来，他积极参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1959年底，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同罗瑞卿等领导了我国的国防工作建设。
　　1964年初，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叶剑英、罗瑞卿等组织全军群众性的大练兵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从建国初期开始，他一直兼任国家体委主任，是中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国际事务中，他协助周恩来工作，多次出访欧亚各国，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间的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文革含冤】
1、 他知道林彪有一块心病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倒贺龙，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1942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8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抗战期间，林彪曾说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等。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后来被林彪知道了。再加上1937年参加洛阳会议之后，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曾给贺龙写过一张纸条，说蒋介石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回部队我们可以吹吹风（这个纸条，后来被贺龙警卫员洗衣服时泡坏了）。这些事情成了林彪的一块心病，生怕会被贺龙揭出来。
　　全国解放以后，贺龙按照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练为战，不为看；重视新式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在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军队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他同叶剑英、罗瑞卿一起，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的军事训练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这些都令林彪十分不满，害怕毛泽东不断委贺龙以重任，威胁自己地位。在一次会议上，林彪公开说：他之所以要打倒贺龙，考虑的是“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怕那时，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
2、“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此前，总参谋部外事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暂时不让某领导干部参加外事活动，遭到总参党委的反对，但得到了中央同意。于是他们敲锣打鼓到总参党委“报喜”。总参作战部部分干部写大字报表示支持，作战部长王尚荣也被迫在大字报上签了名。林彪立即抓住这件事，将它诬陷为“夺权”性质的行动，然后，因为王尚荣曾在贺龙领导下工作过，就诬陷说“这是受贺龙指使的”，是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证据”，并告诉他的亲信：“你们要就此事尽快写个材料给我。”
　　在总后勤部、装甲兵、后勤学院、政治学院等单位，林彪他们也做了同样的布置。叶群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在一份诬陷贺龙的材料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后来，有人告密，贺龙有支小手枪，文化大革命后放在住中南海的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
　　有一天董必武为此事严肃询问了他的女儿。他女儿惊讶地说：“这是从哪里说起！这支枪不是贺老总放到我这里的，而是很早以前有一天我和几个男孩子一起到贺老总家时，贺老总给我玩的。那还是1957年的事。”她赶紧从箱子里把放了近十年的那支小手枪找出来，交给有关部门。验枪的人发现枪栓锈得拉不动，用了很大劲去拉，才拉动了一点儿，此人笑笑说：“这支枪根本不能用。”
　　但林彪仍然将这些诬告信连同李作鹏、吴法宪写的诬告贺龙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9月5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诬告信交给了贺龙。贺龙看后问道：“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但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林彪就在一个“小型打招呼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所谓“夺权阴谋提高警惕”。9月9日晚，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贺龙气愤地说：“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但他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9月10日上午到林彪住处去征求意见。
　　贺龙说明来意后，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贺龙说：“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儿吧。”林彪停了停，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笑了笑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话不投机，贺龙坦然起身告别。
　　在贺龙和林彪谈话时，叶群与几名警卫埋伏在幕后，企图捉住贺龙暗杀“林副主席”的把柄，结果什么也没得到。于是，一个更加阴险毒辣的迫害贺龙的阴谋活动接着开始了。
3、周恩来勉励他活到老学到老
　　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请贺龙到前面就座，他坐到了毛泽东身边。这是贺龙最后一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66年底，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唆鼓动下，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12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到新六所没多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及时得到回答。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在西华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
　　日下午，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看不到。贺龙对薛明说：“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他周恩来还不了解我？看来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困难了。”停了片刻，贺龙又说：“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共产主义。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南昌起义、湘鄂西、陕甘宁、晋西北，谁不知道我贺龙？毛主席不是还赞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账。”说着，起身穿鞋，但看到门外有警卫，又坐了下来。
　　他对薛明说：“说我背后散布林彪历史上有问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还说我到处伸手夺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林彪一伙编造的，能有人相信吗？”“关于湘鄂西肃反，说我要负多大责任，我想不通。当时，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最终没有保住像段德昌等一大批好同志，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不能各打五十大板，那样是不公平的。”
4、接诊医生竟然称元帅“诈病”
　　这年夏天，天热少雨。一连45天每天只给贺龙、薛明一小壶饮用水。水不够用，他们只好在下雨天，把水盆、脸盆甚至水杯都拿到门前去接雨水。一次雨下得大些，贺龙、薛明抬着盛满雨水的盆子往回走，脚下一滑，贺龙摔倒了，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靠在椅子上18天不能活动，连大便也解不出。薛明急中生智，用备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给贺龙灌肠，什么办法都用了，总算使贺龙的便秘有了缓解。
　　从天气转凉那一天起，贺龙就盼望周恩来派人来接他。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也不见有人来。贺龙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他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党内斗争这么复杂，可能总理也相当困难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总理当时同我谈话时的心情和他所说的一些话了。他也不得已啊！我们当时住在他家里，林彪、江青那些人会不攻他？”
　　贺龙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疲乏、心慌、头昏、脉搏极不规律，睡眠不好……这对他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身体屡屡发出危险信号。薛明只好给中央办公厅写信，请求治疗。
　　日，贺龙病倒了，患的是脑缺血失语症。被送到医院后，接诊医生遵照林彪、江青的“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诬蔑贺龙得的是“诈病”，并且在病历上写上“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毛主席语录。贺龙在医院住了几天，遭到了种种刁难，病未治愈，就让出院了。
5、林彪江青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
　　这时，继上海、黑龙江等省、市之后，又有内蒙古、天津、江西、四川等22个省、市、自治区被夺了权，报纸发表一篇篇支持夺权的社论。贺龙心情沉重地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走了！”贺龙十分感慨地对薛明说：我几十年拼死战斗，一辈子戎马生涯，在生死关头，在最困难的时刻，都跟着党，从没有二心，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党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早在日，江青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几天以后，日，林彪在一次会上诬陷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还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他们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的谎言，操纵指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成立所谓“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发“通令”，游行示威，冲击贺龙住地，制造舆论，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
　　1933年贺龙枪决反动政客熊贡卿的事，本来早有定论，这时又被翻了出来。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晏章炎于2月14日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诬陷贺龙在历史上有所谓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的问题。林彪见到这封信如获至宝，立即批转江青等人，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出“调查”。调查人员置历史事实于不顾，在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按照林彪、江青授意，就此事诬陷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于7月12日上报中共中央。日，叶群在一次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积极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1月8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并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专案组一方面继续搜集复制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报道”，当做贺龙的罪证；一方面派人会同有关单位把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他们的子女乃至贺龙家乡的亲友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强令他们揭发交代贺龙的所谓“罪行”，制造伪证。1968年，专案组查到了日，贺龙、夏曦、关向应联名写的关于枪毙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却故意隐匿不报，仍说贺龙“投敌叛变”并上报中共中央。
6、毛泽东宣布不保贺龙了
　　从此，贺龙、薛明的处境更加困难了。专案组借口有人要揪斗贺龙，把居室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被收走了。伙食这时更差了。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
　　日益加紧的折磨，使贺龙清楚地看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
　　1968年下半年，为阻止贺龙参加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进一步审查贺龙的“问题”。专案组想搞“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文革碰头会”认为贺龙的“脾气大，怕斗不过”，改为“背靠背”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第一批“问题”提出：“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代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后狠狠地把这些纸往桌子上一摔，吼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
　　一连几天，他怒火中烧，吸烟很多，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他突然打开笔记本，不停地写着“冤枉”两个字。那“冤”字写得特别用力。
　　贺龙哪里知道，毛泽东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一伙。在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7、怒斥林彪是党内奸臣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九大。大会通过的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总纲。林彪、江青的不少亲信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进入了政治局。贺龙用手指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名字说：“他们反老干部有功，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今天的大换班。用心狠毒！”“王洪文以前谁知道他是谁，别看他们现在盛气凌人，日子长不了。”
　　一天，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愤怒地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攥着你的把柄！”“党内出了奸臣，这个奸臣就是你。”又转身对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纸上那一套都是他们搞的。他们是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在谈到康生时，贺龙说：“这个人老奸巨猾，做尽了坏事。”
　　他说：“党是了解我的，群众是了解我的，我愿意见群众，我要跟他们去讲毛主席对我的三条评价，毛主席还说要做我的保皇派呢！”
8、临终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由于政治上的陷害，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贺龙的病情很快恶化了。1969年5月上旬，贺龙连续摔倒了7次，这对于一个糖尿病人无疑是病情恶化的征兆。可是“医生”视而不见。薛明多次要求检查血糖和尿糖，始终没有同意。可是，让贺龙写交代材料的活动却有增无减。
　　5月24日23时，贺龙又摔倒了。醒过来后，听见窗外的哨兵在唱《洪湖水浪打浪》，贺龙、薛明很是感动。薛明问哨兵是什么地方的人？哨兵回答的声音很小：“湖北……阳”贺龙说：“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县管。”接着他说：“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6月8日，下午5时，贺龙血压降低，上腹部剧烈疼痛。驻地工作人员和“医生”才向上级报告。4小时后，派来的医生才到。
　　派来的两个医生不做血糖、尿糖检查，反而将贺龙的尿样送到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企图给贺龙戴上畏罪自杀的帽子。他们又给贺龙输了对于糖尿病人不宜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9日零时5分，他们在确诊贺龙为糖尿病酸中毒之后，仍使用了这种葡萄糖，而不用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贺龙病情急剧恶化。零点40分以后，才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
　　这时候的贺龙神志仍很清醒，当看到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便对薛明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9日早晨5时半，专案组人员和301医院的医生、护士才来到西山。他们先是做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直到7时许，医院才答复说：“可以送来。”
　　贺龙明确表示不愿去住院。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他们坚持要送去住院，并声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这时，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问：“我去住院，你呢？”薛明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但当她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时，谁也不表态。薛明只好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贺龙躺上了担架，薛明握住了贺龙那只变得瘦骨嶙峋的大手。这是这对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的最后一次握手。
　　贺龙入院之前，林彪的亲信邱会作就指示医院：“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因此，尽管医护人员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按邱会作指令办事的医院负责人没有做抢救的准备，更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场等候抢救，贺龙上午8时55分住院，10时25分才开始治疗。10时5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70／40。11时半，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和抢救。但是，那个医院负责人却不允许请对治疗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会诊，并且不顾病情危急，把会诊放在两小时以后的13时30分进行。会诊时又不让专家知道这个病人是贺龙，只允许“背靠背”地让专家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和X光片讨论”。
　　在这样的会诊之后的一个半小时，这个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含恨离开了人间。时间是日15时04分。从入院到逝世，仅6个小时零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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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日~日），名世俊，字仲弘。 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１９０１年８月２６日，陈毅在四川省乐至县劳动镇出生，曾任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第２５师７３团党代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红四军军委书记、江西军区司令员、新四军军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市长、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他于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７１岁。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校担任政治工作。同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参加领导了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军长。
　　外滩---陈毅塑像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建国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兼任外交部部长。还曾任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外交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是中共第七、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年１月６日，因患肠癌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陈毅兼资文武，博学多才。有多种军事、政治论著和诗词著作，编为《陈毅军事文选》、《陈毅诗词选集》和《陈毅诗稿》等
建国初期，陈毅(年)在上海任市长。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安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陈毅上台便说道：“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 ‘精兵简政’撤下去吧。”会场上立刻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这真挚的感情和即兴的幽默，使全场听众为之动容。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
　　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
　　“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
　　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元帅回乡，遇到家乡的桥刚竣工，有人提议将该桥命名为元帅桥，陈毅听后说：“要不得，劳动人民是最伟大的，还是取名劳动桥。”该乡也同时改名为劳动乡！
　　陈毅结过三次婚，对三任妻子，他都爱之深挚，永不忘怀。
　　余友肖菊英不幸失足井死，草草送葬，夜来为诗，语无伦次，哀哉。
　　泉台幽幽汝何之，检点遗物几首诗。
　　谁说而今人安在，依稀门角见玉姿。
　　检点遗物几首诗，几回读罢几回痴。
　　人间总比天堂好，记否诺言连理枝。
　　依稀门角见玉姿，定睛知误强自支。
　　正当送葬归来夜，幽幽泉台汝何之？
　　昔日汝言生者好，我今体味死去高！
　　艰难困苦几人负，失侣中年泪更滔！
　　这首诗，是陈毅元帅1931年1月，为悼念亡妻肖菊英而写的。肖菊英是陈毅的第一任妻子。1930年7月初，红22军在江西信丰县举办红军干部学校，在开学典礼上，陈毅认识了肖菊英。后来钱益民、彭加伦牵线搭桥，促成了这一桩美满婚姻。但在一次敌机轰炸中，肖菊英为掩护群众落井牺牲。
　　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
　　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对故人情。
　　这是陈毅元帅于1937年10月去江西省兴国县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时，得悉妻子赖月明在游击战中不幸牺牲而写下的一首悲愤凄凉、感情深沉的七绝诗。
　　赖月明是陈毅的第二任妻子。在“月老”李富春、蔡畅等人的热心帮助下，陈毅和赖月明结合了。后赖月明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告密，她被捕牺牲。
　　春光照眼意为痴，愧对江南统锐师，
　　豪情廿载今安在？输与红芳不自知。
　　这是陈毅在和张茜恋爱遇到“麻烦”时写下的情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年)兼外交部长(年)。获元帅军衔。四川乐至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随南昌起义部队南进，1928年4月与毛泽东会师于井冈山，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他任新四军代军长，领导开辟苏南、苏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军长、华东军区司令员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参与组织领导了淮海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
　　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参与指挥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上海等地的战役。早在建国前，陈毅就参加接待了赴延安的美军观察组。1944年底，他受毛泽东委托，就美总统特使赫尔利调解国共矛盾问题研究对策，主张不接受美蒋条件，采取既不妥协也不破裂的政策，以待时机。这一建议被毛泽东所采纳。建国后至1958年任上海市长。1958年起，他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政策思想，参与制订新中国长远的外交战略方针，协助周恩来参与了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1952年10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会晤斯大林。1954年10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顺访波兰。1955年4月，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赴万隆出席亚非会议。1958年2月，首次以副总理兼外长身份随周恩来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事宜作了妥善安排。1960年，陪同周恩来或单独率团先后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蒙古、阿富汗等国，签订了中国同尼泊尔的友好条约和经济协定、中国同柬埔寨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国同蒙古的友好互助条约以及中国同阿富汗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1年5月至1962年5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促使会议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1963年底至1964年初，应邀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并陪同周恩来访问非欧亚14国，实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非洲大陆的第一次访问。1964年4月至1965年6月，为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奔波于雅加达、开罗、阿尔及尔之间。当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使会议搁浅后，参与磋商，强调亚非团结，反对分裂，促使达成会议延期的协议。此外，他还多次出访亚非国家，仅对缅甸一国，即达10次之多。其中1963年春和1966年春，先后陪同刘少奇对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1965年9月在北京发表著名的记者招待会讲话，阐述中国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看法，表明中国外交的严正立场，在国内外均产生深远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同林彪、江青集团破坏外交工作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1969年，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四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国际形势座谈会”，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认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在当时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据此，向周恩来提出利用国际有利形势开展工作的具体设想，成为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战略决策的前奏。周恩来对陈毅的外交才干和风格曾作如下评价：他在对外活动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他思路开阔，知识深广，眼力敏锐，胆略超人，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新境界。
　　【陈毅的小故事】
　　《元帅探母》
　　六十年代初，中国十大元帅之一陈毅，正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
　　那年，陈毅六十二岁。一次，他出国访问归来，得知老母亲病重，下了飞机就去看望。陈毅刚跨进家门，看见母亲让身边照顾她的女佣藏起了什么东西，忙问：“娘，你把什么东西藏在床下了？”母亲眼看瞒不过去，只好如实告诉儿子：藏起的是她刚尿湿的裤子。陈毅听了，动情地说：“娘，您久病在身，我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老人家，心里着实难受。这裤子我马上拿去洗了，还藏着做啥子？”
　　好说歹说，那女佣说什么也不让陈毅洗，哪能让那么一个大官洗屎尿裤子啊！母亲也劝阻道：“你好不容易回家一趟，一进门就让你洗脏裤子，怎么行？”
　　陈毅说：“我不会说着好耍的，您就允了吧，我小的时候，您不知多少次给我洗过尿布屎裤。现在，儿子有机会为您老人家洗一洗脏裤，虽然不能全部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也总算尽了一份孝心吧。”
　　不容再推辞，陈毅便躬下身去从床下拉出母亲的尿裤和其它脏衣服，一起拿去洗得干干净净，才坐在母亲身边倾诉念母之情。
　　陈毅《秋菊》
　　秋菊能傲霜,
　　风霜重重恶。
　　本性能耐寒,
　　风霜其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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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国家和军队卓越领导人。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荣桓镇)。在衡东县荣桓镇南湾村有罗荣桓故居和罗荣桓元帅纪念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十大元帅之一。
从1919年起先后在长沙协均中学和私立青岛大学(即今中国海洋大学的源头，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的前身,与20世纪末期才组建的青岛大学则没有任何渊源)读书，
　　1924年—1926年，在私立青岛大学期间，曾参加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爱国活动。
　　1926年秋在(私立)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后赴广州，旋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同年参加鄂南暴动，任党代表。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他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随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积极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军阀作风。
　　1929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被选为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
　　1930年8月任第4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
　　1932年3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款，扩大红军队伍。第四次反“围剿”后，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同年9月任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中8军团撤销，他先后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第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战役。
　　1936年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员。
　　1937年1月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
　　1937年9月，率师政治部和少数部队，在晋冀边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同年秋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随后任115师政治委员。
　　1939年3月初与陈光率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参与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重创日伪军。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他率领的115师部队，与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先后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年冬，日伪军5万余人“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被日伪军合围于沂水留田一带。他准确地分析敌情，掌握时机，出敌不意地率部向日军占领区临沂方向转移，跳出敌人重围。后又返回根据地中心地区，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
　　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他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领导了整风运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领导山东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连队基层建设，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针对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提出“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术”，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
　　1944年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巩固、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1945年指挥部队在山东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少数城市之外的山东大部地区。此时罗荣桓的麾下已经是拥有27万正规军的、共产党在全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建立了中共最强大的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正规军人数占共产党军队的三分之一。
　　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从1945年10月底开始，罗荣桓领导的山东军区部队陆续出发，除个别部队是走陆路外，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分三批乘船到东北的。山东军区开创了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渡海行动。10月24日，罗荣桓接到中央的电报，要他“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除6万余人正规部队以外，山东军区还派往东北20个基干团，约3万人。这样，山东军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东北共输送了9万人的干部、战士。在罗荣桓一行到达东北的前后，除万毅和萧华所率领的干部、战士外，还有许多山东军区的部队到达东北，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中坚力量。剩下的20余万正规军也成为了第二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主力。
　　进军东北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他强调打破和平幻想，准备长期作战，积极贯彻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曾提出发动群众，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1947年在部队中推广第3纵队诉苦教育经验，增强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他主持组建二线兵团，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将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由11万余人发展到150万人，成为各大野战军中实力最强的野战军，占全国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
　　参与指挥辽沈战役，在辽沈战役中，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对夺取辽沈战役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他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1949年6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开始研究军衔实施的准备工作，并于1953年开始主持上将以下、少将以上将衔评定。
　　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领导“向文化大进军”，提出“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政治理论教育方针。
　　1952年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领导建立干部工作制度，加强干部工作建设。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60年代初，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对林彪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从1959年12月起，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还分管民兵工作，曾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强调民兵工作要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生产，结合中心任务进行，进一步明确了和平时期民兵建设的方向。
　　历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代师长兼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第一任检察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第一任院长等党、国家和军队重要职务。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1942年起经常带病指挥作战，1946年曾切除一侧肾脏，以后长期抱病工作，
　　日病逝于北京。毛泽东作诗《吊罗荣桓》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诗词，怀念战友和亲人的作品却很少。《吊罗荣桓》这首七律，应该说是目前可见的毛泽东惟一的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悼诗，也是毛泽东唯一悼念战友的诗。诗中最后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足以体现毛泽东对罗荣桓的深厚友情和非凡器重。
　　《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元帅大事年表
　　日诞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今衡东县）。
　　1919年底，参加了长沙反对军阀张敬尧和抵制日货的运动。
　　1923年7月考入山东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
　　1927年4月到武汉中山大学理学院就读，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支委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7月被中共湖北省委派往鄂南通城县从事农民运动。8月20日组织通城秋收暴动，任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8月底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100余人到达江西修水县，与没赶上南昌起义而来修水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合编，不久该团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9月29日部队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改编，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10月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在宁冈古城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团结争取井冈山王佐、袁文才两支农民武装。
　　1928年初任三营九连、八连党代表，参加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亲自实践了毛泽东提出的各项建军原则，参加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创建。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在宁冈砻市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罗荣桓任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8月中共湖南省委代表乘毛泽东不在，促使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造成“八月失败”。毛泽东带罗荣桓领导的三十一团三营到湘南接应受挫的二十八团。
　　日随红四军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3月红四军前委决定在赣南、闽西边境地区分兵游击，发动群众。三十一团被编为第三纵队，三营被编为九支队，罗荣桓任九支队党代表。6月至10月带领三纵队九支队参加了攻打龙岩、出击闽中和广东东江地区的各次战斗。10月30日在攻打梅县时腰部负伤。12月28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罗荣桓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前委委员。
　　1930年1月调任二纵队党代表。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成立了红一军团。朱德任军团长，毛泽东任军团政治委员。罗荣桓代理红四军政治委员。8月23日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组建一方面军。红军决定强攻长沙。罗荣桓任红四军军委书记、政治委员。9月10日奉命与林彪一起指挥红四军参加攻打长沙，未克。10月4日红四军攻占吉安城。11月参加峡江县罗坊会议，在会议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关于放弃打南昌，移师赣江以东，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作战，以粉碎敌人“围剿”的主张。12月30日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四军在龙冈西北地区，与红三军阵地相联结，使敌十八师陷入重围被全歼，活捉师长张辉瓒。接着又追击逃敌，歼敌五十师之一半。
　　1931年5月参加第二次反“围剿”，率红四军参加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四次重要战斗。8月参加第三次反“围剿”。良村等地战斗后，部队转移途中遭敌袭击，一些伤员、俘虏和缴获的枪械受到损失。随后，被免去军委书记职务，由林彪接任。
　　1932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军团和五军团的十五军组成东路军，罗荣桓任一军团（兼东路军）政治部主任。4月随东路军向福建进军。4月20日参与指挥攻打漳州战役，打开漳州后，他积极组织部队发动群众筹款。
　　1933年3月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反“围剿”中，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名义发出《红一军团官家僚以后政治工作指示》，全面总结了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4月14日调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后又调任总政治部任巡视员、动员部长。7月兼任总政治部扩红突击队总队长，为红军的扩充做出了贡献。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宣布将罗荣桓等扩红突击队领导者列入光荣红版予以表彰。1月21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罗荣桓由于扩红工作成绩突出，在会上受表扬并获得银质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