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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诉美国 IDC 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二审判决中存在哪些问题？是否有不妥之处？
赵烨，对人生充满了好奇的知产律师/反垄断律师
简单说说这个案件不同凡响的意义，再谈谈不足和遗憾。
第一，对于企业来说，解决纠纷，尤其是竞争性纠纷的方式多了条可行的方法。如果把商场比作是斗地主牌，这个案件的横空出世就像是斗地主时多了一张癞子（百搭）的牌，虽然基本规则不变，但牌局大为变化。还是达尔文的老话，最先适应变化者生存。华为引领了变化，在 IDC 还没反应过来时，漂亮地扇了一掌。
第二，对于电信领域来说，该案是规则发生重大变化的显现，背后也体现了巨头间实力的此消彼长。电信领域的知识产权是诉讼最多的部分。没有任何一家生产手机、基站的企业可以免于专利战。在众多巨头中，IDC 所持的基本是高通所建立起来的玩法。策略就是技术先行，迅速制定为标准，推行标准，市场成熟后利用专利拉网收鱼。而在谈判策略中坚持一对一谈判，利用专利的一系列制度，包括禁令等，掌握定价权。在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头 10 年，这套战法屡试不爽，高通、IDC 屡试不爽，获利极高。本案的判决拒绝了这种玩法的核心手段，即利用禁令提高许可谈判价格。牵一发而动全身，高通模式丧失了禁令这个手段，整套许可模式都可能会遭受重大变故。本案之后，发改委也对 IDC 和高通分别展开了调查，法理基本遵循了本案的逻辑，无异于给高通模式钉上了棺材上的第一个钉子。
第三，中国的法院引领而非跟随了反垄断法的发展趋势。本案一审判决后，美国的 Microsoft vs. Motorola(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854 F. Supp. 2d 993 (W.D. Wash. 2012) ) 对于相似问题也给出了相同的法律结果，即，禁令对于基础专利不合适，许可价格过高要承担赔偿责任。虽然美国案件所利用的是合同法而非反垄断法，但法律后果趋同，对于商业上的意义大同小异。此外，欧盟对三星的反垄断调查也遵循了同样的法律逻辑。虽然中国法院审案子并不多，但是结果确实是符合国际反垄断发展潮流和方向的。这也是广东高院在知识产权日之前放出这个判决的用意，show off.
再说说案件的不足。案件的不足并非法院的不足，民事诉讼毕竟是在双方博弈的基础上，法院居中裁判。法院基于现有的证据和事实作出决定，没有理由和必要面面俱到。本案中，广东高院已经足够优秀，剩下的只是双方代理人的不足，导致了案件还有诸多瑕疵。
第一，对于“基础专利”导致“市场支配地位”的论述不够完美。 首先，只有标准广泛施行，其中的基础专利才有较高可能导致权利人具有支配地位。而本案判决没有对标准间的竞争做详细论述。这可能和被告没有在此作出全面抗辩有关。其次，支配地位的认定是否适用当事人的自认也可能存在争议。专利权人考虑到侵权纠纷必然承认其专利覆盖标准，换言之其必然自认基础专利的存在。然而，事实上，大约有三分之二宣称为基础专利的都无法覆盖标准。在此情况下的支配地位仅存在于理论上而非现实中。以理论上存在的支配地位要求行为人现实的行为受约束，并承担现实的赔偿责任，在游戏平衡性上是否适当，显然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二，对于费率的计算过于粗略。前述摩托罗拉的判决，在费率的计算上精确到了每个专利方案的价值。而我国法院对于经济学想来不敏感，大而化之的计算，列出了各个因素就拍出个费率，显然难以服众。
第三，赔偿问题。基础专利不应当适用禁令，那如果权利人追求禁令了，专利侵权案件的诉讼费用是否应当纳入赔偿？ 依据美国的 Noerr-Pennington Doctrine，这种诉讼费仅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予以赔偿。该原则显然不适用于中国，但中国适用何种规则，如何适用，法院如果能在此多下些笔墨，这份判决就更趋完满了。但显然，该问题更应归咎于作为代理人的我们，而非法官。
总之，小了说，这份判决胜诉了，当然高兴；大了说，这标识着重大产业性发展，可以标志着一个结束的开始（an beginning of the end）。
何去何从，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