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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解读法国二战风云史
文章提交者:yigewang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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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出身名门贵族的俾斯麦凭仗普鲁士的实力优势推动了德意志的统一,使得之后的成为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彻底击溃了法国两百年来力图获得欧洲主导权的,一直到一战结束、订立,更让甚至作为战胜国的法兰西意识到自身在外交上已处于极度悲哀的国家安全困境。法国在历经争霸欧洲、对抗德国威胁的一系列过程中,已处于国家实力持续损耗、民族信心持续衰落的趋势。二次大战之前,法国的人口总数已经不及对手德国的三分之二,而相对于德国的经济能力呈显著劣势,法国煤钢等战略物资的产能其落后悬殊,这一切使当时法国军政界精英深刻认知残破的法国已无可能独力阻遏一战中屈服的德国之后的报复侵犯。一方面,若由经受切肤之痛的法国来主导法德和解显然不合时宜,另一方面,由于日耳曼的民族意识极强,法国尝试分裂德国的图谋也会徒劳无功,故法国惟有设法组建遏制德国的军事同盟方能舒缓自身的安全困境。事实上,法国也为此在外交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来寻求一战盟友英、美两强的支持,然而法国的危机意识并没有得到昔时的盟国英、美的理解和同情,其事关防务安全的提议往往为英美所不屑一顾,甚至英美都不肯为凡尔赛和约切实有效的执行作出实质性的保证,至于东欧诸国,它们纵使联合亦不堪德国重手一击,故并不能为法国提供显著牵制德国武力进犯的作用,远处欧洲东部边缘的俄国因其内部的社会革命而一度退出欧洲社会,袖手于权力外交圈之外,如此情形使得法国在欧洲外交政治中倍感孤立无助,却又不敢公然指责英美参与凡尔赛和约订立时各自的心态和处事方式,以免搞僵外交关系导致一旦德国挑衅报复、武力进攻法国的危机真正来临时难以指望英美的倾力援助。法国政坛和军方不乏人才,有识之士应当清楚英美政府并非不了解法弱德强的实力落差之大,然而英国在意的是依赖超强的海权来保障其庞大的全球殖民帝国,针对欧陆只愿扮演离岸制衡者的角色来维持权力均势,并避免任何强权一家独大支配欧洲进而统合资源与英国作全球势力范围之争,只要均势尚未过度倾斜,那么英国就不愿浪耗资源于欧洲沙场介入陆权之争,尤其是自身也刚经历一战颇伤元气,且德国战败后的潜力尚未转化为现实的威胁;美国的对欧外交方略则因影响久远的开国祖训、保守民意以及律法障碍而受到颇多的限制,所以,若不是英美各自的核心利益岌岌可危、火候已到,英美均极难许以法国实质性的安全承诺或与法国缔结军事盟约。名义上,订立凡尔赛和约乃是为了追求欧洲的和解与和平,却又排除了战败的德国参与协商,其中的战争责任、惩罚赔偿、军备限制和领土割舍等条款让德国社会倍感屈辱,但协约国又未配套强制执行的机制,因而不但未能达成有效压制德国实力的目标,反而强化了德国在欧洲外交版图上的地缘影响力。更令法国不安的是,德国强烈的报复意愿究竟达到何等程度,一旦德国韬光养晦、功行圆满,终必摧垮凡尔赛和约所构建的脆弱的欧洲安全体系,而孤独的法国首当其冲必受宰割将成为精英阶层挥之不去的梦靥。巴黎和会之后,法国始于一九二九年耗费巨资沿法德边界构筑马其诺防线,说明法国针对可预见的德国的武力威胁或侵犯从起始就采取了战略防御态势。这一防线虽以当时法国陆军部长的姓氏来命名,但必然关联到法国二战史上不可回避的角色,也就是本文背景概述之后终于要论析的主题人物——一战中以指挥抗击德军取得凡尔登战役胜利而闻名于世的法兰西救星、被同胞誉为民族英雄的亨利·菲·贝当。以笔者所见,贝当乃是二战风云史中驾驭法国命运的核心人物,而最后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的戴高乐准将则相对居次要地位。——(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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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文)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贝当以其卓越的战略观念和指挥能力而威望达到顶点,成为法国所有军事思想的仲裁者,当时作为军中后辈少壮的戴高乐亦是贝当军事理念的忠实粉丝,对之极为尊崇。作为马奇诺防线的观念倡导者,贝当并不主张将大部分的陆军关在马奇诺防线中,而强调应在防线后方保持一支精强的机动兵力以便应付任何德军突破的情况。应当说这是高明的军事防御策略且符合战争艺术:以马其诺防线之长以及难攻易守的战争原理,德军不可能全线铺开大举进攻,而必然通过战场态势评估来选择某一最有利于德军攻克的法军防守弱段作为长驱直入的突破口,如果守方明白此节,那么全线重兵布防则法军的人员和资源太过受到牵制约束,然而依据战场时、空的可分割性,作为攻方的德军显然拥有选择的主动权,法国既要达成拒敌的目标又想节省整个防线的资源配置,势须于防线后方部署一支精强的驰援兵力——法军作为守方以机动性来破解攻方时间、地点的不可预测性。但通盘来看,这一马其诺防线存在着重大缺陷,法国既未建议北部的比利时相应修筑防线并衔接法国的防御工事来共拒德军的武力进犯,亦未沿法、比边界将马其诺防线北延至濒海,这显然有悖于一次大战的经验。一战之前,德军参谋总长施里芬一改其前辈、普鲁士名将老毛奇配合外交政治的保守战略,制订了极具攻势的军事计划。随着德军西线战事的启动,施里芬计划得以执行,德军轻取卢森堡、比利时,击溃法国北部的防御软肋,最后几近攻陷巴黎。以贝当的资历和军事素养,其战略形势的判断不可能轻忽这段情节。依笔者推断,贝当清醒地认识到法国势单力薄,一旦法德对决,就意味着法国在劫难逃,无论何等军事谋略都无法独力击败德军、逼停战事。如果法国的防线北延濒海——不管是否将邻国纳入,德军即无必要舍近求远绕道中立国比利时攻入法国,显然德军将在法德边界直接点燃攻防战火,法军将独自承受巨大的战争压力。数百年来法、德(普鲁士)较量已使法军深刻地领教了德军攻势之强横,尽管防御工事显著提升了法军的抗击能力,但依旧无法改变法军防御终将溃败直至国破的厄运,马其诺防线也只是让德军多付出些损耗而已。一战中,西线英法联手尚被德军打得丧魂落魄,即使后来美国加入协约国大力援手英法,也只能让德国勉强服输;后来二战的东线战事打响,以苏联如此庞大的军民动员能力,面对德军以客犯主长途奔袭,苏维埃政权倾尽全力反击都几近轰然崩溃,举世皆知仅莫斯科保卫战就让苏联付出了惨重代价;以上的前后两个事实都说明当时贝当对德法各自军事能力的优劣评估客观精准。希特勒叫嚣德军天下无敌,如果撇开天时地利纯以机动性和战斗力而论,确非一时骄狂之信口开河。——(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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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14楼:多谢铁友盛情顶了俺几份帖子。本稿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二战相关历史的演绎。由于情绪化论述易流于偏颇,所以中正平和的理性推论往往是相当枯燥的。铁友“精彩”两字的评价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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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文章功力深厚精彩!!!唯有点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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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赐教,浪费了一番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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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篇]日本作为近代曾经的列强之一,二战结束后被迫接受占领军制定的宪法政纲并长期臣服于美国,导致了其民族心理的畸化,而战后的联邦德国的领导人阿登纳宁愿选择国家分裂,也要争取摆脱被占领地位,与英法等国平起平坐,因为,鉴于一战的教训,如果二战刚战败的德国仍然维持统一体,那么拥有庞大潜力的、桀骜的德国绝对无法消除欧洲社会的恐惧心理,这样就必然会受到战胜国阵营的严厉约束,被迫在政治、军事上处于服从性的国际地位,如此屈辱性的国际秩序安排必然对德国社会的国民心理构成巨大伤害,但接受分裂现实的德国如果要获取平等地位与英、法等和睦论交,则仍需要清算纳粹的战争历史并承担责任,以重塑自身在欧洲积极正面的道德形象,事实上,富有远见的战后德国的政治领袖们正是如此实践的,无需笔者赘述。二战时欧洲社会,主持法国苟且投降的贝当其实是有功于法兰西的,只不过这种方式太过隐晦自私,所以战后第五共和政府决然为了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主动由最高法院定其重罪、与其划清道德界线,根本不容许国民为贝当叫屈辩护,其意就是要在欧洲社会甚至国际社会重建法国的道德价值和国格尊严,然而如今东亚的日本朝野却反其道而行之,念念不忘为已被二战后国际社会一致裁定处决的战犯翻案招魂,大和民族卸不下历史罪恶这一心理包袱,当然就无法在道德上获得邻国的认同,也就永难成为国际社会中的正常国家,因为其外交言行方式原本就有别于正常。贝当与希特勒虽显著有别,但均未尝不是为了各自国家利益而盘算,然而鉴于摧残或损害国际社会的事实,一经定论的罪恶就永远是罪恶,即使自家人亦绝无资格否认,所以,战后的法国、德国都从律法层面解决各自国家内部的政治责任问题,界限分明、爽快了当,为政治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故很快在地缘版图上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尤其是西德,在摆脱了被占领的尴尬身份后进一步完成了两德的统一,同时又避免了因强大而造成周边的恐惧心理,维护了彼此相对的国家安全感。反观日本政坛最近几十年,舆论主流对待战争历史的态度时常暧昧、不知悔悟,因而使日本无法获得周边信任,难以真正作为伙伴融入亚洲社会,此情此景又必然导致孤立的日本进一步追随美国、服从美国,因而更难以争取外交政治的主权独立性,它必须向大洋彼岸的美国——最大的海权国屈服,于是,右翼民粹主义极易为展示日本的强硬意志而不惜再度伤害亚洲邻国的情绪感受来获得民族心理的平衡,如同被铁链紧拴、屈服于主人的狼犬,日本社会唯有向邻居舞爪狂吠才能证明自己的强大,一直想改变日本这种畸形国格的政坛杰出人物村山、小泽、鸠山等尽管不懈努力试图纠偏,却终不免为同胞所唾弃。或许,这将被日本后世的史家定义为民族历史的愚昧。相较法、德,早期的日本政府从开始就容忍靖国神社供奉战犯,这本身就是个政治的谬误,如今的政客、阁僚之流作为公众人物公然予以参拜则更属变本加厉,理由似乎是“靖国者”有功,却好像忘了其中定论的战犯就算是出于本国利益的目标,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血腥地摧残了国际社会的公共道德,同时也将本国、本民族引入了灾难和屈辱的境地,试问于人于己何功之有?曾被严重蹂躏伤害的邻国不免疑问:你们认为这些战犯具有正当合理性,莫非是为侵略战争历史的重演寻找合法性?因为在正常的社会形态中,假设一个人为了自家的妻儿而去劫财害命、放火邻家,最后被法办了,那他的妻儿或族人就能说这人是正当合理的么?法理上的利益继承者就无需道歉担责么?在中华文化传统之中,这类穷凶极恶辱没祖宗、贻害子孙之徒甚至不容于家祠宗庙,遑论享国士之荣耀。现实社会生活中,宗教组织从来都不被允许以信仰自由为借口而随心所欲,靖国神社的言行若有悖于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念即意味着沦为邪教魔道,不是靖国两字可轻易掩盖实质的,邪教理所当然要受到国家权力的追究、制裁和取缔,而非仅仅停留在日本某些政客或学者所探讨的“政教分离”问题上,宽容政治和邪教合一的趋势将成为外人所难以理解的梦靥。看看战后德国,几曾容许离经叛道的纳粹思潮有稍许抬头?自诩为天神后裔的族群若始终固执于狭隘的自我意识,纵然尚存几个有见识、有良知的学者或政治家,这个民族整体仍不过是个缺乏道德意识的族群,因而也是个前景黯淡的国家。大和民族,你是否可以醒一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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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文)随着盟军解放巴黎,44年08月,戴高乐作为法国流亡政府的军政领袖从伦敦返回巴黎,贝当派特使前往联络并准备和平移交权力时却遭到了戴高乐的拒绝,这一点应该是贝当的失策却显示了戴高乐的明智。五年前贝当以维希政府的名义对戴高乐进行缺席审判,却在死刑判决书上匪夷所思地签署了“不要执行”,既然并非真心视戴高乐为仇寇,那么合理的解释就是:此举仅是为了向德国人表明,贝当的维希政府与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法国抵抗力量划清界线、并无瓜葛,以免傀儡政权在法国复兴大棋局上的步数受到占领军的巨大冲击,而戴高乐的流亡势力仍旧可以享有复国行动的自由且本来就不用听命于纳粹德国。因此我们进一步可推测,贝当与戴高乐已经达成默契,各用障眼法在国际舞台上合演双簧与列强周旋,或合作或对抗一切服务于复国大计。以两人早年情同师生的关系,有什么不可能呢?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借用铁血水友的通俗描述:“法国迅速投降,除了丢面子其他方面都赚翻了。。。整个二战法国自己开场打了一下终场打了一下。。。巴黎市民更是整个二战几乎都没听到过炮声。。。。。。惟一闹点事的也就是游击队,基本算是直接躺赢,战后成为占领德国的四国之一,也算是报了一箭之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瓦解轴心国、碾碎纳粹战争意志的主力是英美苏三国,换言之,这三国为法兰西复国承担了战争的绝大部分代价,所以,此时的戴高乐也需要同贝当撇清关系,法国战后政权的移交不能暧昧操作、无视英美苏战争期间的感受,尤其是对于贝当的“助纣为虐”,因为事关法国新政权战后的外交空间。德国投降前夕,贝当向法国临时政府自首,最高法院开庭审判贝当,年近九十岁高龄的贝当在长达二十多天的审判中一言不发。如果笔者前文中的分析推论大致属实,那么贝当确实不愿自承其罪,但又不能公开解释其行为动机的来龙去脉,于是只能选择“一言不发”,如同一个母亲迫于家境,为了照护儿女当了婊子,面临最尴尬的问题就是自我评价,既不能否认事实又不愿承认自甘堕落,只好沉默以对社会的非议。战争初期法国精英阶层在和与战的议题上达成的绥靖共识,在国际社会看来当然是属于不道德的,贝当若自辩脱罪于本国,则将使作为民族代表的法国主流精英群体遭受国际道义的谴责,导致整个法兰西民族皆蒙羞辱。当初的法国国民议会授予贝当政治独裁地位,谁能说就不是一种为未来国家的大局所作的刻意安排呢?贝当悲怆誓言“把自己献给祖国来减轻她的痛苦”,既然可以归咎于一人,贝当自然没必要尽置同胞于不利的处境。审判期间,贝当的辩护律师十分活跃为之辩护,旁听民众也表明相当认同律师的辩护论述,当然是因为贝当确实照拂了他们的周全、减轻了国家的战争损害,但法院最终结论是贝当因犯通敌罪被判死刑和没收一切财产,并宣布他是民族败类。这是法国的精英代表们既定的策略方针,法国不仅必须维护正面的社会价值观,不能因贝当一人的特例而损害其权威,而且法国的战后重建、国际地位的确立,离不开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合作,因而必须防止新政权与贝当界线暧昧损害法国在战后欧洲社会的道德形象。由贝当接受罪责既是当初法国决策层的策略预设,也是贝当甘愿的,虚弱的法国轻松地收回国家主权并拓展其在欧洲版图上的地缘影响力,不能毫无代价。十七世纪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法国历史上最具盛名的政治家、战略大师黎塞留,原本是地位显赫的天主教枢机主教,但有时为了维护法国的国家利益不惜背叛自己的宗教立场,他曾说过令世人震撼的一段话,大意是:个人的业行可待来世救赎,但民族未必永恒。就是说,自己就算悖逆天主是罪孽,但还可以指望来世弥补,但民族灭亡了不会有来世。本国先贤的遗教贝当不会不知,对贝当来说,关键的是他将最为可贵的一世英名尽付东流,只为了一份表象掩盖之下的社会责任——救民族于危亡,而可见的将来法国永远都不会为他的这段历史翻案。当年戴高乐惟一可做的是,不减罪名但将贝当的死刑判决以早期的功勋为由赦免为无期徒刑,或许是因为,虽然对于高龄者实质差别不大,但贝当已经为同胞付出了名誉,筑墙防火阻止了进一步的外来伤害换来民族的生机,如果法国明知玄机却仍处其死刑予以肉体解决,那么民族的良心会永久不安。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客观地回顾法国二战史可以看出,贝当若不舍弃个人的尊严和荣誉,那么法兰西就得入地狱——接受民族沉沦甚至消亡的命运。(全文完,外一篇衍生稿后附)本文内容于
14:05:13 被yigewangyou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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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5楼)贝当虽然初涉政务,然而凡军事战略大家必定具备纵览全局、部署严谨、佐使有度的品质,纵然出色的战地指挥员亦不能相提并论,因而若非格局或志趣所限,此辈必是政坛极具人气的领袖人物,说贝当初出茅庐故政治经验很不成熟,根本就是想当然似的肤浅推断。贝当声称为了“荣誉和尊严”法国必须寻求对德合作政策,于是合作两字后来就像标签一样成为贝当通敌并使祖国蒙受耻难的证据,然而,贝当的通敌合作是不彻底的,他惯用明暗两面手法,甚至不惜以损害盟军利益为代价,尽力通过取信于德国来回护法国重振的元气。譬如,他绝不容忍其法定接班人赖伐尔死心塌地追随纳粹的卖国行为,贝当决然予以隐秘处置并软禁——民族的肉体被糟践乃形势所逼,但民族的灵魂非武力所能占领,可以不出卖,也断然不可出卖。这一惊人事件始终不为德军占领当局所知晓。此外,贝当也曾试图在外交上采取中立和拖延政策,暗劝西班牙执政者佛朗哥拒绝借道与德国进军北非。再如,四二年十一月八日美军北非登陆时,贝当还命令在阿尔及利亚的达尔朗与盟军配合作战同时却又发布电文抗议盟军登陆。法国象征性地抵抗盟军,其实已经向盟军打开了北非大门,至此德军才认定德法停战条款已失效,遂出兵占领法国南部。此后,许多法国人希望贝当离开维希,但他仍然留在那里,忠于一个单纯的信仰:在祖国受难之时不抛弃本国的土地和同胞——遵循当初受召归国效命的同一逻辑。贝当的对德议和与合作策略在客观上直接促成了法国丧失主权独立地位,蒙受欺辱,因而法理上铁定负有责任。贝当因局势所限而无奈地唱演“合作”:弹压统治区内的任何反德活动;为德国提供占领费用;号召为德国招收劳工。43年12月18日,贝当还写信给希特勒表示“今后占领当局有权改变法国的一切法律”;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时,贝当还呼吁法国人遵守秩序并服从德军在作战地区的任何指示。据此有历史评论说贝当在完全成为傀儡之后仍然执迷不悟,这完全是外行于权谋之道的说法。我们固然在政治宣传上可以义正词严地谴责这类自戕尊严的现象,但应当问一下:贝当若不如此后果或可能的局势演变会如何?首先,对德国而言,虽然法国国力落后显著,但在战争之初仍是周边唯一可堪一战的对手,德国欲称霸欧洲大陆,必先征服守望相邻的法国。法国政府若不给予德国明显的合作与支持,那么德国就不可能认定法国已被征服,因而停战条款的前提并不存在,这又使德国扩张的野心回到了初始点:必须用武力摧毁法国的国家体系,而法国依然无法回避和与战的策略选择;其次,法国傀儡政府虽然在本民族的道义层面上地位虚弱,但毕竟在占领军与本国民众之间的冲突中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占领军绝不会坐视当地反德活动,贝当若不弹压控制,那么必定导致占领当局快拳重击不留后患。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在贝当看来,德军如同是侵入法国的强徒,而法国民众则已沦为弱势的人质,不成气候的反击只能是自取灭亡,惟有耐心指望来自外部的广大反霸权力量克敌制胜予以解救。盟军登陆诺曼底,贝当呼吁法国民众安分守己服从德军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思考;再者,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弱国必然处于受强权支配的地位,强权制定规则,当然也可以修改规则。贝当写信给希特勒只是一种安抚性质的韬晦方略,所言不过是在陈述事实而已,无论贝当说不说,德国显然都“有权改变法国的一切法律”,问题只在于是否必要。太平洋战争结束,占领日本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为日本政府制定宪法,没听说日本自天皇以下均是心甘情愿予以接受的,不然的话,日本政坛也不会至今仍不时地刮起右翼民族主义推动修宪的妖风。所以,真正应当指责贝当的是在国际道义的层面上。贝当主导维希政府刻意为维护本土周全而作出自私自利的举措,这在客观上使德军腾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并掌控更多的资源与盟军较量,维希政权不仅未减轻反而加重了盟军的战争压力和损耗,绝对不利于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进程。贝当--维希傀儡政权虽然战后因绥靖助恶而受到问责审判,然而英、美、苏等战胜国政府并未深究或指控贝当政权深层的自私伎俩,自然是由于列强在二战之前、之中及之后均各怀鬼胎、居心叵测,之所以联手打压轴心国,只是为巩固或谋取自身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因而并不占据论述批判他人的道德高地,一切只是看作历史事件而已,而对于绥靖主义的批判主要来自或它们各国民间,或被战祸殃及的弱国小邦,原因无它,这些群体都不具备引领国际外交局势的资格或权力,这就是历史的悲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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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另外希望楼主能够比较一下贝当和汪精卫两个人的异同感觉两个人虽然有相似之处,但本质还是不一样的这个还是不谈为好,如果对国内历史人物作另类评价,往往会招惹来自主流的麻烦,如果跟随主流泛泛而谈,则纯属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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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同意水友的看法。法德对抗如同高手切磋,功力(国力)深浅已是明摆的,招数(战略战术指挥机制和军队战斗力)层面法军同样明显落后于德军,因此胜负的结论不作他想。法国如果不投降,那就是不自量力的生死决战,但不会改变胜负定论,所以鄙人前文提到摆在法国面前的是欲玉碎还是求瓦全的选择。如果法国最终仍不免求和,那么在贝当接掌政府之后,若继续动员全力反击德军入侵就是作毫无价值的牺牲。从水友所言“除了丢了面子之外,其他方面都赚翻了。。。算是直接躺赢,最后还捞了个常任理事国,战后成为占领德国和柏林的四国之一,也算是报了二战的一箭之仇”这一点大战的残局来看,贝当并未卖国,他只是出卖了他个人的尊严和一世的英名,换取了法国的周全和战后的国际政治权力,并让处于虚弱时期的法兰西民族一改战前悲哀的形势对比,在欧洲地缘格局上获得了相对于德国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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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希望楼主能够比较一下贝当和汪精卫两个人的异同感觉两个人虽然有相似之处,但本质还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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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战争一开打的时候就投降,然后自然会有其他人帮你赢得这场战争”法国迅速投降,除了丢了面子之外,其他方面都赚翻了,看当时纳粹的势头,就算没有贝当卖国估计最后也得投降←_←整个二战法国自己开场打了一下,终场打了一下,其他时候都在挂机,德国从法国撤退时还因为走得太急没来得及进行焦土政策,巴黎市民更是整个二战几乎都没听到过炮声,对比华沙起义实在是天壤之别。在海外作战的法国士兵也都是外国给你给养,唯一闹点事的也就是游击队了,基本算是直接躺赢,最后还捞了个常任理事国,战后成为占领德国和柏林的四国之一,也算是报了二战的一箭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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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文)法国的权力高层均意识到法国国力尤其是军事力量远逊于德国,这一点和、战两派均无异议。主战派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主张积极动员、全力抗击德国的侵犯,这在道义上完全正确,但以贝当为代表的主和派认为即使法国全面动员投入决战,面对德国强大的战争机器仍“不可能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来取得”法国的复兴,抗争愈是义无反顾愈将使本民族家国尽毁、精英尽失,灭顶之灾必然导致法兰西民族从此沉沦式微甚至万劫不复,再难指望重拾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和尊严,因此法国需要忍一时“胯下之辱”并卧薪尝胆再图复兴,贝当说复兴“应是祖国及其子孙承受苦难的结果”其意就在于此。法国和、战两派的分歧只在于瓦全或玉碎之争,而贝当明白人生皆短暂,所以荣誉尊严于个人而言事关至要,但落难一时的优秀民族只要能得以长存,终有机遇一洗前耻,因此贝当强烈主张法国采取屈辱性的议和策略,将战争的压力挪移至外部以换取自身生存的几率。举国上下,唯有贝当如此领衔主张方免遭人格攻击,以其一战中的英勇形象况且此时年逾八十而受召归国效命,加上所议本无私利可图,若指责其乃出于顾及个人的荣辱安危,显然站不住脚。补充一点,二战时期法德之间的形势对比不同于中日之间的形势对比,日军虽然也强悍,但相对极为国小民寡,而中国虽元气不足但只要举国合力齐心,纵无直接外助亦拥有足够的纵深和人员与之作持久的周旋抗争。贝当的就职演说辞“我把本人献给法国,来减轻它的痛苦”,表明他决意置个人的荣誉和尊严于度外而服务于民族利益,在法国政坛也只有他才具备最完美的道德形象来排除民意的阻力,有效推动既定的绥靖政策。七月十日法国国民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授予贝当的维希政府制定新宪法的全权——政治独裁地位,正是基于法国精英阶层达成的上述关乎国家前途的策略共识。就职总理的第二天,贝当就下令法军停火,等于承认放弃战斗。后世有史家评论认为,这使法国在同德国谈判议和时处于极不利的地位,故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法国政府拒绝或商讨敌方所提条件的任何可能性。笔者不敢苟同此议。贝当明智地看出,在比利时境内四十万英法联军都挡不住德军机动兵力的突击进攻,反而狼狈溃撤,接着马其诺防线宣告破产,此时,法国始终都无力反攻德国本土而德军已可随时进出法国本土,这表明法军已悲哀地立于不胜之地,也就意味着双方决战阶段已告结束。若无来自外部重大筹码的资助,法军继续投入战斗的意义仅仅在于对法国战败的事实予以追认而已,而德军参谋总部也同样会得出如此战略结论,所以,法国政府的谈判地位并不会因残局的挣扎而得到加强,反而只会更糟。法德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可以想象法国须被迫接受苛刻的停战条件,但若法国执意继续动员抗击入侵德军而最后仍不免落个惨败,此时法国要想停战议和则可资谈判利用的实力筹码已所剩无几,作为德国的对手的资格更是荡然无存,纵然德军同意谈判议和,但在经过血战、付出代价之后获得支配权的希特勒德国所提的条件只可能更为无情,以德国的任性狂妄,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愿停战而趁热打铁,干脆取缔法国本土的合法政府,将历史上曾享至尊地位的法国从欧洲的版图上直接抹去。这样一个被吞并、已成仁就义的法国为二战所作的贡献就是:改写二战史,延缓德军在欧洲扩张的进程,并减少之后英、美、苏三强联手合击德国霸权野心进一步膨胀所付出的巨大损耗。遭受灭族之灾的法兰西即使将来复国有望,也必然在国际权力外交中处于长久的边缘化地位,再难指望类似联合国五常之一的权力尊荣。通常在某国家或集团的消极败危过程中,即使出现高瞻远瞩的政治领袖人物,在形势扭转之前也很难获得群众的认同支持,内部激进势力很容易将下挫的趋势归咎于决策者。实际上此时政治领袖的首要任务在于如何尽可能减缓损害、维护元气,但又极难证明其他选择的后果将更为恶劣,除非此人能贯彻始终、坚韧不拔,最终能抓住集体利益上升的契机并达成中兴的目标。不妨举两个例子。二战中德国社会内部先后均出现过担忧国家命运的反纳粹力量,早期是因为纳粹德国正当声势赫赫,自然难容异议说教,而后期德国军民眼见盟军势如泰山压顶、厄运当头,才意识到法西斯主义气数当绝,故而此时反纳粹势力才能在德国政坛获得合理合法性,进而引导战乱的德国走出战争的噩梦。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若非红军的穷途末路验证了预言,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主张还是会遭到中央政治局的排斥,也就不会有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中共军政领导地位的历史转折。贝当虽然也极富远见,毕竟一来年事已高,二来承担了法国本土绥靖议和的屈辱使命,就不可能再同时领导境内外法兰西民族的复兴力量,因而必然成为悲剧性的历史人物。(——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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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文)因此,贝当作为军方的领袖人物,既然意识到再坚固的防线在德国强大战争机器的碾压之下仍不免分崩,就必须筹谋在德军发动攻势之初尽早促使英国援手协作。马其诺防线虽为抗击德军入侵而修筑,但并不指望能“永久性”捍卫领土主权,法国故意留下北部边界的防守弱段引诱德军知难择易、借道卢森堡和比利时发动进攻,造成卢、比两国外交中立地位在事实上被打破,而这恰恰触犯了大英帝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禁忌——为避免英伦港口与海岸直面海峡对岸任何欧陆强权的军事威胁,英国必须竭力维持低地国家的中立地位。安全红线一旦遭德军突破,英国不容置疑立时会予以军事反制,形势将迅速推动英国接受其之前力避的针对德国的英法军事同盟,于是法国即可获得可观的物资援助并与英军共担战事压力。美、苏两国或迟或早参与战争的必然性本文不作论述,虽然二战爆发前后的不同时期,绥靖主义在英美法苏等国不同层面的外交策略中均有明显体现,然而法国因面临民族存亡的困境而更多的是出于无奈,况且一战之后的当初,英美只图算计苏联却在客观上导致了德国的坐大和任性妄为,传统的欧洲安全均势严重失衡,法国又怎么可能不因美英的绥靖政策而心怀怨忿?你不仁我不义,战端一启,法国祸水外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一九四零年五月,德军开始进攻并实施曼斯坦因计划,大败英法联军后果然迂回兜抄摧垮了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于是,其后贝当被国人指责为战事失利的罪魁。不过,后世应当能理解并揣测到,贝当虽然用心良苦但显然不会公开辩解,毕竟移祸邻国、拖英国下水的深层意图在道德上并不光彩,和盘托出必然招来国际上的非议与怨恨,尤其是被殃及的中立小国。面临德军直压,法国政府为制止局势恶化欲全面动员,贝当应召回国出任要职,但在全力抗击还是求和停战这个问题上,政府内部出现和与战两派之分,主战派以总理雷诺为首,贝当则公开而毫无保留地领衔主和派,表示排除本土以外继续战斗的想法,坚信本土以内法国业已战败,惟有设法缔结一项体面的法德和约。贝当悲观地向同僚阐述法国的复兴不可能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来取得,而应是祖国及其子孙承受苦难的结果,停战并不是对战败的惩罚,新的开端乃“保证不朽的法兰西永世长存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要义近乎中国人所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后雷诺辞去总理职务,总统即任命贝当组阁。我们从上述这一历史片段中可看出,法国最高层已然达成关乎国家命运的共识,若非贝当的主张更具前瞻性和说服力,主战派绝不会彻底让渡政治权力,此外,贝当临危受命,这副重担必然既艰难复心酸,绝无什么风光荣耀的可言。贝当曾说“总统是战败后的元帅来充任的职务”,总理一职差相仿佛,由此可知其在战事失利的时局下接任的心境自然悲凉。那么我们应如何深刻地理解贝当主张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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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文)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贝当以其卓越的战略观念和指挥能力而威望达到顶点,成为法国所有军事思想的仲裁者,当时作为军中后辈少壮的戴高乐亦是贝当军事理念的忠实粉丝,对之极为尊崇。作为马奇诺防线的观念倡导者,贝当并不主张将大部分的陆军关在马奇诺防线中,而强调应在防线后方保持一支精强的机动兵力以便应付任何德军突破的情况。应当说这是高明的军事防御策略且符合战争艺术:以马其诺防线之长以及难攻易守的战争原理,德军不可能全线铺开大举进攻,而必然通过战场态势评估来选择某一最有利于德军攻克的法军防守弱段作为长驱直入的突破口,如果守方明白此节,那么全线重兵布防则法军的人员和资源太过受到牵制约束,然而依据战场时、空的可分割性,作为攻方的德军显然拥有选择的主动权,法国既要达成拒敌的目标又想节省整个防线的资源配置,势须于防线后方部署一支精强的驰援兵力——法军作为守方以机动性来破解攻方时间、地点的不可预测性。但通盘来看,这一马其诺防线存在着重大缺陷,法国既未建议北部的比利时相应修筑防线并衔接法国的防御工事来共拒德军的武力进犯,亦未沿法、比边界将马其诺防线北延至濒海,这显然有悖于一次大战的经验。一战之前,德军参谋总长施里芬一改其前辈、普鲁士名将老毛奇配合外交政治的保守战略,制订了极具攻势的军事计划。随着德军西线战事的启动,施里芬计划得以执行,德军轻取卢森堡、比利时,击溃法国北部的防御软肋,最后几近攻陷巴黎。以贝当的资历和军事素养,其战略形势的判断不可能轻忽这段情节。依笔者推断,贝当清醒地认识到法国势单力薄,一旦法德对决,就意味着法国在劫难逃,无论何等军事谋略都无法独力击败德军、逼停战事。如果法国的防线北延濒海——不管是否将邻国纳入,德军即无必要舍近求远绕道中立国比利时攻入法国,显然德军将在法德边界直接点燃攻防战火,法军将独自承受巨大的战争压力。数百年来法、德(普鲁士)较量已使法军深刻地领教了德军攻势之强横,尽管防御工事显著提升了法军的抗击能力,但依旧无法改变法军防御终将溃败直至国破的厄运,马其诺防线也只是让德军多付出些损耗而已。一战中,西线英法联手尚被德军打得丧魂落魄,即使后来美国加入协约国大力援手英法,也只能让德国勉强服输;后来二战的东线战事打响,以苏联如此庞大的军民动员能力,面对德军以客犯主长途奔袭,苏维埃政权倾尽全力反击都几近轰然崩溃,举世皆知仅莫斯科保卫战就让苏联付出了惨重代价;以上的前后两个事实都说明当时贝当对德法各自军事能力的优劣评估客观精准。希特勒叫嚣德军天下无敌,如果撇开天时地利纯以机动性和战斗力而论,确非一时骄狂之信口开河。——(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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