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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6-01 &匿名提问
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的旅游目的地建设经历了从无意识到自觉主动的过程，从单纯的资源导向型的产品开发阶段发展到了区域导向型的系统规划阶段，延伸整合其他各类产业和社会资源，进行深入开发和系统提升。  但同时，我国目前的旅游目的地建设开发非常不平衡，很多地方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比如简单地把“旅游目的地”等同于一个区域概念，缺乏产业整合提升的力度，或者认为单纯一项或若干项高等级旅游资源就能形成旅游目的地，或者根本没有旅游目的地的概念，满足于“留过路客”、“赚门票钱”，这些问题都较大地制约了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本文从旅游开发的角度对“旅游目的地”进行解读，试图提炼出旅游目的地的构建模式，并提出打造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方法，以给各地的旅游开发管理者提供参考。  一、什么是旅游目的地？  一般意义上来讲，旅游目的地即供旅游者前往开展旅游活动的吸引物和相关旅游设施服务集中地。但目前国内学者对旅游目的地的概念与内涵认识各不相同。本文则侧重从旅游产业发展阶段上来思考旅游目的地，认为旅游目的地是一个游憩和游憩接待的系统，包含了一种系统结构与系统工程的理念思路，是旅游产业发展的一种重要战略和发展方向。  基于对旅游目的地的概念和内涵的认识，我们认为：  创建旅游目的地，对于挖掘各类旅游资源，发展配套产业，形成完善的、广阔的旅游产业链，提高旅游整体效益，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创建旅游目的地，对于旅游与其他产业的整合、互动，进而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的引擎作用。  创建旅游目的地，对于塑造区域形象，提升区域品质，打造区域名片，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我国要达到建设世界旅游强国，培育新兴支柱产业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加强对旅游目的地发展的研究，全面培育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这个旅游目的地在国际上的总体形象。因而，旅游目的地的打造问题就成为我们旅游业亟须抓好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旅游发展中的重中之重。  二、目的地的构建模式  我们按照核心吸引力初步将旅游目的地划分为四个类型：城市核心型，景区主体型，区域复合型，产业聚集型。不同类型的旅游目的地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发展模式。  1、城市核心型  城市核心型旅游目的地，是以城市作为主要旅游吸引，并在城市里实现旅游产业要素聚集，同时与其他产业形成联动、互补关系。在我国，城市核心型的旅游目的地以北京、上海、大连、杭州等为代表。  在城市核心型旅游目的地的构建中，要处理好“旅游城市”和“城市旅游”的关系，不要让城市成为单纯的游客集散地，而应该充分挖掘旅游资源，打造城市本身的休闲旅游吸引力；同时，发挥城市在交通、住宿、会议、科研、政务等多方面的优势，打造旅游与其他产业的交叉整合产品，比如商务旅游、会展旅游、科教旅游、修学旅游等，丰富产品结构，形成城市旅游目的地的独有特征。  2、景区主体型  景区主体型旅游目的地，是以某个或某几个著名旅游区为基础和核心形成的旅游产业聚集区，如黄山、九寨沟、峨眉山、神农架、千岛湖等。  我国较早形成的一批大型旅游区，已经逐渐进入了目的地系统打造的进程中，突显出了旅游业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带动作用，并通过吸引力的聚合效益，增强了国际知名度和竞争力。  此类旅游目的地以大型旅游区为核心，围绕其形成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娱乐、旅行社、旅游管理等配套要素集群，甚至进一步整合周边文化、生态、城镇、温泉等资源，发展会议、度假、养生等旅游消费产品。  景区主体型旅游区创建旅游目的地的关键在于，在增强核心吸引力的基础上，发展复合功能，形成产业聚集，并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形成个性鲜明的休闲生活方式。  3、区域复合型  区域复合型旅游目的地，是以一定空间内的旅游要素、游憩方式聚合为主发展成的旅游目的地，以旅游地市、旅游区县、旅游乡镇等为主要单元，是目前我国旅游目的地建设的主力军。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旅游吸引力、旅游配套产业、旅游管理体制、旅游发展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大部分地区尚未真正树立“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思想并实施目的地发展战略。  区域旅游目的地打造，要在资源整合、形象塑造、产品组合、交通线路设计等方面下大工夫，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形成拳头产品和品牌形象。  以河北秦皇岛昌黎县为例。昌黎县位于河北省环京津休闲产业带上，距离北京、天津在2.5小时车程之内，拥有黄金海岸、葡萄酒、温泉、碣石山等四项高品级优势旅游资源，且都具有规模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但昌黎的旅游资源尚未真正转化为旅游产品，形成旅游吸引力，在客源市场上，昌黎作为一个旅游城市，难以发挥其星光闪耀的魅力。  2009年初，我院专家团队到昌黎县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以“普罗旺斯模式”打造昌黎旅游，以“黄金海岸·浪漫昌黎”为主题形象，充分整合海、沙、红酒、温泉、山地、乡村、花卉等各项旅游资源，形成“一心·两带·两组团·一腹地”的空间格局，以翡翠岛为龙头，形成滨海度假、温泉养生、红酒生活、山野休闲、乡村旅游等五大产品体系，打造“北纬40℃的法式浪漫”，将昌黎构建成为北国第一“滨海浪漫旅游目的地”。  昌黎县旅游目的地打造的关键在于吃透资源内涵，升华一个主题概念，形成县域旅游的灵魂，并以此为核心整合各类旅游产品，并借鉴普罗旺斯模式，撬动昌黎面积广阔的乡村腹地，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打造独具特色的浪漫乡村游，成为昌黎县旅游目的地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根据旅游资源禀赋和分布特色，旅游产业发育程度，区位和经济环境等，不同地区建设旅游目的地的需求不同，发展模式也各有差异，不能一概而论。  4、产业聚集型  产业聚集型旅游目的地，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旅游目的地形式，以某类旅游产品或某主题旅游产品的聚合为特征，比如依托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海淀园等诸多科教资源而形成的“中关村科教旅游区”，以某个大型中心城市为核心而形成的“环城市旅游度假带”，还有以乡村旅游而著名的四川某地等。  产业聚集型旅游目的地的关键在于“整合”，整合旅游资源，整合产业链，整合市场资源，整合其他产业，整合不同行政区间的利益关系，形成发展合力，共同打造一张目的地发展的“王牌”。  以中关村科教旅游区为例。以中关村广场为核心的广大区域是我国科教首善之区，是首都知识经济的主要载体，拥有丰富的科教旅游资源，“中关村”是中国高科技、创新、创造力的代名词，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许多人向往的圣地。  开发中关村科教旅游，打造永不落幕的新科技博览会，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走进中关村，体验中关村，感悟中关村，并使中关村成为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意的交流、展示基地，促进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同时，中关村科教旅游业的发展对促进北京市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海淀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面对分散的旅游资源，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旅游功能与科研、教学、工业、商贸等其他功能的矛盾，空间格局的限制等局限，如何破局，真正打造中关村科教旅游金牌产品，实现其巨大的经济、文化、社会效益和示范效应？  我院认为，中关村科教旅游区应该按照旅游目的地的构架和方向发展，打造科教旅游核心吸引力，完善旅游产业链，形成独特性品牌，成为北京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必要组成部分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教专项旅游目的地。  首先，中关村科教旅游区作为北京旅游产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新北京旅游中的必游点，是北京国际旅游目的地构架中的专项目的地，与北京市作为一个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城市互相依托；  其次，中关村科教旅游区将中国科教首善之区的旅游资源打造成为可参与、可体验、有价值的高品质旅游区，必将发展成为中国科教旅游的示范和样板基地；  再次，中关村科教旅游区将代表中国科教旅游的品牌进入国际性科教旅游的整体板块中，形成国际吸引力，成为国际性的科教专项旅游目的地。  以“科教圣地·创新之源”为主题定位，打造中关村科教专项旅游目的地，使其成为海淀现代服务业升级发展的新引擎，北京旅游的必游旅游区之一，中国科教旅游发展的典范，国际科教旅游胜地。在该项目中，“目的地打造”成为旅游区发展的核心战略。  三、目的地的构建方法  1、深入挖掘旅游资源，形成核心吸引力，塑造形象品牌。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资源的范畴已经得到极大扩展，构建旅游目的地，首要的就是挖掘各类有形的、无形的、可说的、可看的、可玩的旅游资源，按照情境化、体验化、游乐化等手法创意性地设计游憩方式，形成旅游产品体系，并概括提升目的地主题形象，有机利用资源、产品、市场、品牌等各种维度，促进区域旅游发展。  2、完善旅游产业链，实现与其他产业的整合联动。  发展行、游、住、食、购、娱等旅游要素，并进一步因地制宜地发展商（商务）、学（修学）、会（会议、会展）、体（体育）等延伸产业，形成完善的、尽量拓展的旅游产业链，构成“目的地”的完整体系，并实现旅游产业的综合收益。  同时，实现旅游业与工业、农业、商贸、创意产业、文化产业等的联动整合，发挥旅游业的引擎带动、宣传教育等效应，促进目的地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3、高度重视市场营销，制定并实施系统的目的地营销计划。  任何开发与建设，最终都要通过市场来检验。营销是旅游目的地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要求开发者必须高度重视市场营销工作，组建专门机构，委派专门人员，制定科学完善、详细可行的营销计划，深入到重点市场进行扎实的营销宣传工作。  广告营销、渠道营销、节事营销是目的地营销策略中最为常用的方式，要针对细分市场的差异性，进行针对性的营销，“以销定产，产销结合”。  4、实施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社会、制度环境。  旅游目的地构建是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是目的地发展的基础要素，包括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制度环境等综合环境。  生态是旅游开发进行的基础和前提，所有的旅游活动必须以生态保护为第一原则；友好的社会环境也是旅游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促进剂，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必然是拥有极高的社区支持度、居民参与度的，当地人民的友善和热情能够成为旅游者留下来的理由；制度环境包括目的地整体管理的制度化水平以及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还包括旅游行业管理的力度，以形成良好的社会、经济、消费秩序。  5、坚持政府主导型战略，规划先行，统筹协作。  由于旅游目的地开发的综合性、复杂性、联动性，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性作用，建立综合性的旅游目的地开发管理机构，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整体营销，同时，引入市场化运作，放开搞活，培育旅游企业，做大做强旅游产业，并利用就业、福利、舆论等手段，提高社会支持度，形成上下一体、管产结合的产业运作结构。  四、目的地系统整合理念与方法  目的地的原始概念，是指一个区域成为游客旅游的目标地。但从旅游作为一个游憩及游憩接待的系统而言，目的地概念包含了一种系统结构与系统工程的理念思路。仅仅有独特的景区是不够的，还要求具备一个完整的游憩构成（2至5天的游憩内容及游程），有足够且合格的接待实施，方便的交通进入条件，以及复合多种需求的配套服务。  因此，目的地是一个功能系统，必须进行系统整合，以便实现最优化的社会经济效益，形成系统功能的有效性与持续发展。  旅游目的地的系统整合，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目的地的核心吸引力，是市场的吸引核，也是系统的核心要素。围绕市场需求，形成完整游憩与接待的要素配置与配套，形成系统的功能构架。目的地系统，需要一个整合发展的过程，并且应该形成可以根据市场变化，进行自动修正，可以持续发展的自组织系统。  1、目的地核心吸引力打造  目的地的形成，需要有独特的，强大的旅游吸引力。无论是自然资源、人文资源，还是新的游乐景观创造，都应具备对游客需求的高程度满足，才可能成为旅游的目标。  2、游憩方式设计与项目策划  旅游目的地之所以吸引游客不断到来，不仅仅因为吸引物本身的独特性，还必须形成能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憩需要的具体的观赏、游乐、体验方式，即：游憩方式设计。  3、目的地要素配置与配套  旅游目的地的运作，需要围绕吸引核及游憩过程进行要素配置，形成旅游功能的完整组合，并通过空间结构的安排，形成功能布局。一般而言，按照“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进行配置，也可以按游览项目与配套服务实施两个方面进行功能配置，结合空间结构，形成布局安排。  4、旅游目的地及旅游产业的运作战略  战略是目的地运作的纲领。目的地战略是以目的地的合理建设、持续发展、有效营销为目标，形成目的地的高效率推进；旅游产业的运作战略，不局限于目的地系统，还着眼于分行业的整合与发展，对于旅游产业带动与富民等效益发挥更加侧重。运作战略的内容包括目标定位、主题定位、市场定位、重点选择、路径选择、顺序选择以及配套构架。  运作战略的核心，是发展路径的选择。  总体规划中的发展战略，往往偏重于定位与市场，对于通过何种途径实现目标，由于实际操作经验的限制，都没有进行深度挖掘与策划，这是造成规划不实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在商业策划中，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找到实现目标的现实途径。对于旅游产业及旅游目的地来说，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通过一两个项目的投资就达到长期目标。我们应找到一种“动力机制”和“带动机制”，通过“龙头突破”、“薄弱突破”、“联动互动”等方法，形成整合运作的动力链实现整体目标。根据保护世界遗产公约分成三类：一类是历史纪念物，第二类是考古遗址，第三类是建筑群。 那么当然这个概念在确定下来以后，写入公约以后，本身它也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变，那么怎么样能够让这样的一个我们尽可能的属于我们人类共同的更多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也是人类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这几个概念就能够完全涵盖我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需求。 实际上从70年代开始，特别是70年代末开始，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对于历史城市的保护，对于历史地段的保护，对于城市当中这些本身可能组成它的这些建筑并不都是重要的建筑，但是他们共同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历史环境。而这个历史环境又反映了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过程，像这样的一些遗产，国际社会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那么从我们《世界遗产名录》当中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向，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那么它所涵盖的内容，就变得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大。 世界遗产当中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有六项：第一项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遗产项目，如果要列入世界遗产，它必须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雅典的卫城，它代表着当时古代希腊最高的艺术成就，反映了希腊人的创造力，反映了他们的智慧。雅典卫城这个项目就符合我们世界遗产的第一项标准，特别是当中的这些神庙，是由希腊最著名的一些艺术家建造完成。 第二项标准是讲遗产项目在一定的时期内或者在世界的某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内，它反映了建筑艺术或者这种纪念性建筑物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包括城镇规划景观设计方面，所体现的这样的一种人类观念的转变。如果我们简单来概括它，可以说它是一个表达了人类观念的一个转变。那么像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像德国的一个遗产项目，叫做鲍豪斯学院，这是一个存在了仅仅十几年的一个艺术学校，但是在它存在的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当中，这个学校把古典的或者说传统的建筑教育和艺术设计教育转化为一个现代主义的教育方式。它反映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人类思想观念、审美观念包括教育观念的转化，所以尽管它只存在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它的学校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为它反映了在这样一个时期人类大的变革时期，人的观念的变化。 第三项标准，是我们面对的这个遗产项目它能够成为一种已经消失的文明或者文化传统，它能够提供这样的一种见证。比如说像耶路撒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项目，它反映了古老的人类文明在这里产生发展，可能有一部分这样的文明，或者这样的一个文化，今天已经变了，已经消失了，但是耶路撒冷是他们发源地，是他们曾经存在的一个历史见证，如果能够满足这样一项标准，我们这个项目也可以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当中。 第四项标准，是它可以作为人类一个历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它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性建筑，能够反映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的建筑或者景观的杰出范例。如果我们简单来说一个时代的杰出范例。比如像我们的故宫，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大家一讲到明清，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这样一个时期的话，你马上可以联想到故宫，联想到北京的故宫，联想到沈阳的故宫，它们已经变成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象征，那么另外比如说像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也是《世界遗产名录》上的一个项目，一讲到俄国革命，讲到早期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个克里姆林这个红场就是一个象征，已经变成这样一个时代的象征。 第五项标准是我们所面对的遗产它可以作为人类传统的寄居地和怎么样使用土地，人类怎么样居住这样的一个杰出范例。特别是它可能反映了一种或者几种文化。而这种文化又在一个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现在变得非常容易受到损害。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威尼斯，意大利的这座名城威尼斯，那么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范例。从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些人逃避战乱在这儿定居下来，然后在这样建造这样一个城市，随着意大利经济的发展，随着威尼斯经济的发展，随着威尼斯的强大，这个城市逐步发展，然后建立了许许多多非常杰出的建筑。然后在这儿培养出了一大批的艺术家，像威尼斯画派，这样一大批的艺术家，那么随着整个世界贸易体系的变化，随着世界各国在海上的权利的一个逐渐变化，威尼斯后来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它可能那一度的辉煌今天已经消退了，但是威尼斯这座城市本身，见证了这样的一个文明，像这样的城市也可以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当中，实际上我们的丽江，我们的平遥也都属于这样一个类型的项目，它反映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和怎么样使用土地。比如说丽江，怎么样和雪山和玉龙雪山之间的关系，和周围湿地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些都可以验证人和自然之间的这种平衡。 第六项标准是一项特殊的标准，这项标准通常来说，不可以直接作为单独的一项标准，来评价一个世界遗产项目能否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当中来，那么这就是与有特殊意义的世界或者现行的这种传统、思想或者文学艺术有直接关系。这个项目和前面我们讲到的五个标准稍微有不同，前五项标准只要满足其中的一项，就可以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当中，但是对于第六项来说，它需要满足前五项的其中的一项，然后第六项作为一个补充项可以列进去。比如说像我们的故宫，因为和我们历史当中很多非常重要的人物有关，所以它也可以满足这一项标准的要求。 《世界遗产名录》在1978年第一次公布，一共有12项，那么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754项，数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遗产在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当中，遗产的项目也在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类型。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城市的问题，从遗产公约规定纪念物，然后建筑群遗址，发展到后来的城市，后来觉得仅仅有城市还有这些建筑还是不够，还希望进一步扩展，于是1992年的时候提出一个新的品位，属于文化遗产当中一个新的品位，就是文化景观，提出一个文化景观的概念。文化景观实际上反映的内容是人和自然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而产生一种和特殊的人类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面貌。 文化景观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人类设计建造的，具有明确规划的景观，包括像具有美学价值的这种花园广场这样的一种景观，这是一种类型。另外一个就是它逐渐发展而成的，可能不是人们一次设计出来的，逐步发展而成的，它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甚至是一种行政或者是宗教的要求，与环境相适应最后形成了一种景观，另外一类实际上是一种结合类的，比如说它包括一些自然的风貌，同时又有一些人文的东西共同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具备通过某些物质遗产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宗教或者艺术和文化的一种影响。对文化景观来说这是三种类型，那么我们的庐山，实际上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它逐渐形成发展的过程，可能更多适合的应当是第二种类型，因为它是一个逐步有机发展而形成的由于社会文化或者宗教的要求，逐渐形成并且和环境相适应形成了一个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具有突出的世界性价值的这样的一种景观环境。这对于遗产保护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类型。《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 1、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2、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 3、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 凡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下列一项或几项标准方可获得批准。 1、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2、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大影响； 3、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4、可作为一种建筑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入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5、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转之变化的影响下变得易于损坏， 6、与具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弢r /& ??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或该项标准与其它标准一起作用时，此款才能成为列人《世界遗产名录》的理由。)
由于暴雨集中，植被稀疏，土壤抗蚀性差，使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成为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黄河成为驰名世界的多泥沙河流。 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总面积64万km2，水土流失面积43.4万km2，其中严重水土流失区21.2万km2，局部水土流失区20.0万km2，轻微水土流失区2.2万km2。该区幅员辽阔，其中2/3地面遍覆黄土，土质松软；地形破碎，坡陡沟深；气候干旱，年雨量少而蒸发量大；地势高，气温低；植被稀少，暴雨集中。不利的自然条件，加以土地利用不合理，水土流失严重，水土流失总量每年为16亿吨，是黄河下游洪水泥沙灾害的主要根源。? ? 1、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流失区域划分 ⑴、严重流失区，共25万 km2，占总面积的39.1%，其中水土流失面积21.2万平方公里。下分两个二级区，即①黄土高原沟壑区，②黄土丘陵沟壑区,21.76万 km2。两区的共同特点是：光山秃岭，坡陡沟深，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是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治理区。高原沟壑区侵蚀模数每年t /km2。丘陵沟壑区侵模数每年t/km2。 ⑵局部流失区，共31.7万 km2，占总面积的49.5%，其中水土流失面积20.0万平方公里。下分5个二级区，即：①林区，②土石山区，③高地草原区，④干旱草原区,⑤风沙区。大部地面有不同程度的林划被复，水土流失轻微，但林草遭到破坏的局部地区，水土流失也很严重，是水土保持工作的防治区。干旱草原区和风沙区的固定沙丘与半固定沙丘，植被破坏后，就产生土地沙化和流动沙丘，是预防风沙危害的保护重点。 ⑶轻微流失区，共7.3万km2，占总面积的11.4%，其中水土流失面积2.2万平方公里。下分两个二级区，即①黄土阶地区，②冲积平原区。除阶地有少量沟蚀外，总的地势平坦，土壤侵蚀很微，是水土保持工作的预防保护区。 关于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的分布，据有关研究成果初步鉴定，多沙区即多年平均输沙模数大于5000t/km2地区，其面积约11.05万km2;粗沙区即多年平均粗泥沙输沙模数大于1300 t/km2(d≥O.05mm)或多年平均粗泥沙输沙模数大于2800 t/km2(d≥O.025mm)的地区，其面积约为6.80万km2或7.90万km2;多沙粗沙区即多沙区分布面积与粗沙区分布面积重叠地区，其面积约为6.80万km2(d≥O.05mm)或7.40万km2(d≥O.025mm)，主 要分布在河口镇－龙门区间及泾、洛、渭河上游地区的丘陵沟壑区，是水土保持重点集中治理区。 2黄河流域水土流失强度 ⑴黄土高原地区?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强度区域间的差异很大，可以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由于黄土高原的侵蚀产沙量接近河流输沙量，因此可用输沙模数代表水土流失强度。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强度区域分布规律是：? ①六盘山是侵蚀强度的一条自然分界线，六盘山以西地区侵蚀强度小于以东地区，其侵蚀量最大的也不超过每年每平方公里100000吨；该山以东大部分地区侵蚀量都超过每年每平方公里10000吨，因此黄河中游的主要产沙区在六盘以东的地区。 ? ②六盘山以东地区侵蚀强度南北方向的变化，比六盘山以西地区明显。东部大约以陕西省宜川、延安、志丹及甘肃省华池一线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侵蚀量大部分地区每年每平方公里大于10000吨，最大可达每年每平方公里38000吨，此线以南地区每年每平方公里都小于7000吨。六盘山以西以华家岭、定西一线分成南北两部分，侵蚀量的分布特点与东部相反，即南部大于北部，如散渡河流域的侵蚀量是每年每平方公里9821吨，而祖厉河是每年每平方公里5840吨。? ③黄土高原存在几个高强度的侵蚀中心，即黄甫川中下游、窟野河中下游、泾河上游、北洛河上游、渭河上游支流散渡河、洮河中下游。以上这些地区的侵蚀量都高于周围地区。 ④黄土高原水蚀地区北部和风蚀地区长城沿线以南区域是水蚀风蚀交错的特殊地区，处于脆弱生态环境地带，水蚀、风蚀发展强烈，全年水蚀风蚀交错进行，且互相促进，形成侵蚀最强烈地区。 根据上述水土流失强度区域分布规律和黄河流域黄土高原输沙模数图，《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专项治理规划》将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强度按输沙模数分为7级。第一级1000t/km2以下，主要分布在土石山区、林区、高地草原区和干旱原区；第二级t/km2，主要分布在黄土阶地区与气候干旱、缓坡较多的丘陵第四、第五副区；第三级 t/km2，主要分布在部分高原区、土石山区与丘陵第三、四、五副区；第四级t/km2，主要分布在甘肃省泾河流域、渭河上游、祖厉河中下游、青海省湟水中下游、黄河龙羊峡至兰州段干流两岸；第五、六、七级000t/km2和20000t/km2以上，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河口镇到龙门区间11万多km2的丘陵第一、第二副区和部分第五副区，以及泾河支流蒲河的中下游地区。 3、水土流失的成因 水土流失是自然现象，其产生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今天我们要解决的主要是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 ⑴自然因素。主要有地形、降雨、土壤（地面物质组成）、植被四个方面。 ①地形。地面坡度越陡，地表径流的流速越快，对土壤的冲刷侵蚀力就越强。坡面越长，汇集地表径流量越多，冲刷力也越强。黄土丘陵区、地面坡度大部在15o以上，有的达30o；坡长一般100—200m甚至更长。每年每亩流失5－10吨，甚至15吨以上。 ②降雨。产生水土流失的降雨，一般是强度较大的暴雨，降雨强度超过土壤入渗强度才会产生地表（超渗）径流，造成对地表的冲刷侵蚀。 ③地面物质组成。质地松软，遇水易蚀，抗蚀力很低的土壤，如黄土、粉沙壤土等是产生水土流失的对象。 ④植被。达到一定郁闭度的林草植被有保护土壤不被侵蚀的作用。郁闭度越高，保持水土的越强。 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的植被稀少，土壤疏松，暴雨较多，地形破碎，产生了强烈的土壤侵蚀。 ⑵人为因素。人类对土地不合理的利用、破坏了地面植被和稳定的地形，以致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 ①毁林毁草、陡坡开荒，破坏了地面植被。 ②开矿、修路等基本建设不注意水土保持破坏了地面植被和稳定的地形，同时，将废土弃石随意向河沟倾倒，造成大量新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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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比较 王晓荣      [摘  要]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两者在理论的历史使伞、实质和意义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同时在一些具体情况上又存在着明显区别。通过这个历史比较，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蕴藏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列宁；毛泽东；新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晚年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  建设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是列宁主义的  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理  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新  民主主义的概念中，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  主主义建设两部分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手  段，其目的是要建立新民王主义社会，以奠定社  会主义的物质文比基础。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实施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经济是基  础，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允许非公有经济存在的  要求必然反映在政治和文化上，新民主主义的政  治和文化也只能建立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  上，因此，经济更具有决定意义。本文即着重从  经济层面，把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进行历史比较。   (一)   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崭新尝试，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不仅仅只表现于当时俄国的空间和时间，它第一次为经济落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因此也深深地影响了广大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实施的反复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将新民主主义与新经济政策联系起来考虑。   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最早在建党及大革命时期就已传人中国。[1]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比较早地对新经济政策进行思考和研究，他肯定新经济政策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以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经验为借鉴，开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实际，进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造。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在口头政治报告中，联系俄国当年的情况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他批评党内有的同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说：“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2]在七大的结论中，毛泽东强调：“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3]   建国后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也有运用，如对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和合作制思想的运用；但也有中国自己的创新，如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赎买政策等。在改造的具体途径上有中国自己的创造，但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体制上，又搬用了苏联模式。从改造的结果看，有成功，也有失误。针对三大改造中出现的一些问题，1956年底至1957年初，毛泽东在与工商界民主人士的谈话中，又联想到俄国曾实行过的新经济政策，认为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间太仓促。他说：“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4]这期间，毛泽东几次提到中国还需要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他说：“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5]“苏联的革命准备没有象我们这样长。再一层我们没有对资产阶级一律没收，经济没有他们那么大的破坏。后头他们搞新经济政策，三年两年就宣布结束，何必这样忙呢?……我们已经搞了3年，再搞7年、13年，不行再延长它三、二年。”[6]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著名论断。可见，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和实践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这使新民主主义与新经济政策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   (二)   新民主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在历史发展上具有密切关联，而从理论的历史使命、实质和意义等方面看，也有重要的相同或相似之处。   1．从理论的出发点和历史使命看：   中国和俄国原先都是经济、技术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家，小农人口占多数。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的提出，都充分考虑了中俄两国生产力不发达的实际，都是针对小农经济占优势地位的具体国情而提出的。列宁分析说，俄国在革命前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育不充分、封建遗留还很多的落后国家，要在这样的国家创造出“新社会因素”，就必须借助于商品市场经济，他强调，新经济政策是小农国家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即毛泽东所说“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7]。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仍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因此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应当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就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而言，都是要迅速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态，实现国家工业化。列宁很早就认识到增加财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大工业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8]。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大大提高生产力，建设工业化。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主张从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情出发，通过向农民让步，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在小农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   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历史使命的论述中，如果去掉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政权的政治任务，只就其经济建设的使命而言，主要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9]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0]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郑重宣布：革命胜利后，党的中心任务是生产建设，要把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这就是说，无论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都是以中俄两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客观现状为出发点的，由此决定两者所承担的历史任务都是完成从落后的农业国到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变，实现国家工业化。由于出发点相似，历史任务基本相同，客观要求的社会经济结构，比如由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等，也有颇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2．从理论的实质看：   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都是旨在解决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实质都是怎样对待资本主义问题。新经济政策的“新”，是相对于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把消灭商品、货币、市场的理论付诸实践，强调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新经济政策主张迂回过渡。列宁认为，在本国没有比较丰富的资本主义遗产是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大障碍，只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才能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1]实施新经济政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政权不是要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只要国家支配着大的生产资料，就能决定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经济发展的趋向。很显然，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在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的“新”，是针对旧民主主义而言的，这个“新”上要体现在共产党的领导和非资本主义前途这两点上。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实际上是既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也要担负发展资本主义的任务，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毛泽东肯定中国在一定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认为，在半殖民地牛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得到正常发展，在这样的国家不论是夺取政权，还是进行国家建设，都要遇到怎样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对资奉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动力之一。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不可避免的结果。确定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以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实质和精华所在。   可见，不论是新经济政策还是新民主主义，都明确强调了由于经济落后而发展资本主义在客观上所具有的不可避免性。而就主观条件而言，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利用资本主义为自己服务，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领导权的变化。在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框架内所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能够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这里的关键是“国家”变了，它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这种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所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就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使国家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就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有意识的自觉行为。   3、从理论在马克思定义发展吏上的意义看：    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对待资本主义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在20世纪所遭遇的最大挑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都是把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的合理内核运用于具体实践的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中俄两国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这一实质相似的经历说明，对于东方落后国家来说，实施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既能避免资本主义一切可怕的波折，又能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的成就，既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又能摆脱原有的贫弱状态，确立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地位，从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   4．从理论付诸实践的实际效果看：   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在历史上都有一个短时间的实施，并在当时取得显著的实践成效，使中俄两国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俄国在20世纪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极大地促进了苏联经济在20年代的活跃，到1925年，国民经济各项指标超过1913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在建国初的新民主主义实践中，到1952年底，中国形成典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工业生产总值(不包括手工业)，国营企业已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营企业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商业中，“全国商品总值的经营比重，国营加合作社经营现在也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九，私人只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一。”[12]多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在战后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均达到或超过193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三)   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都是涉及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重要思想理论。但由于产生的时空条件不同，因此两者在一些具体情况上又存在着明显区别。   1．从理论所处的社会背景看：   社会发展的起点不同。中国和俄国都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东方落后国家，但两者“落后”的含义又有不同：俄国原属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在俄国取得长足发展，俄国甚至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一员，但俄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仍有很大距离。在列宁的眼中，俄国作为小生产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欧洲的一个最落后的国家，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而中国在19世纪中期以后，由一个封建国家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属于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就经济基础而言，中国比俄国更落后，生产力的起点更低，而且屡遭列强的侵略和宰割。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首先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第一步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取得的胜利成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一个过渡性阶段。而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产生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在提出和实施新经济政策时，苏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苏联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它是属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在中止新民主主义实践时，急于跨入社会主义的大门，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轨道。斯大林在放弃新经济政策时，苏联不仅已经驶入社会主义轨道，而且又急于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共产主义冲刺。   以上是两者在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性质上的不同。由此又决定其社会主要矛盾不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阶级矛盾仍是社会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既共同存在又相互斗争，“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13]。而苏联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但在后来的具体实践中阶级矛盾被人为地夸大了，并造成严重后果。国家政权性质不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民主联合专政，而苏联当时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是联共(布)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   2．从理论提出的动因和发展态势看：   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是当时俄国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是内忧外患的严重困境逼出来的。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革命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俄国，又是世界资本主义攻击的对象，遭到列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加上内部白俄匪帮的强力反抗，使俄国又进入连续几年的国内战争，在此期间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经济战线遭到惨重失败。1921年春内战结束时，全俄经济已陷入极大困境，饥荒遍及全国，工业总产值在1920年比战前减少近6／7，农业减少了1／2。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动乱，农民为反抗战时统制政策而举行暴动，工人不满和士兵叛乱等危急情况的出现，几乎使苏维埃政权夭折。面对困难，列宁果断地指出：“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14]列宁所说的“退却”，就是采取新经济政策。其基本思路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借助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利用资本主义的管理技术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等。可见，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俄国迫于当时的危急环境所实行的一种退却，是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痛苦思考和反复实践后所作的战略调整，而不是预先的理论构想。   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对革命胜利后未来新中国发展的一种战略规划。它虽然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呼唤出来的，但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更多的是一种积极的理论思考和创造，更具有预见性。这一理论构思，是根据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进行理论探索而取得的思想成果，它鲜明地反映了新时期的历史特点。毛泽东分析道：在国际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革命已经变成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国内，由于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局限性，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已经产生并日益壮大，因此，中国革命首先是新民主主义，然后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来明确认识这一点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15]   3．从理论提出、实施和放弃的主要人物看：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是由列宁提出并实施，而由斯大林中止的。斯大林和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想认识不同。在考虑对俄国的发展战略进行调整时，列宁说：“‘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16]实践证明，这种政策作为极度贫困状态下战争环境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应急性、临时性和过渡性的局限，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它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只能是失败的尝试。列宁勇敢地接受了实践的裁决，果断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提出以征收粮食税和允许农民自由贸易为中心内容的新经济政策。   在列宁看来，由于小生产占优势的经济条件，俄国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越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越长。新经济政策是“我们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途径的唯一办法”，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构想，“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17]。但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不同于列宁。斯大林认为：“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18]当1927年底1928年初俄国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时，布哈林提出，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完全可以用经济方法改造城乡资本主义经济，他反对在农村掀起阶级斗争，以暴力消灭富农。但斯大林把布哈林的谨慎政策主张视为右倾，认为粮食危机是富农暗中破坏、农村阶级斗争加剧的结果，为此提出把同富农作斗争当作党在农村工作的重点，并采取非常措施，对不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的“富农和投机者”，没收其全部余粮，同时向主要产粮区派出征粮队，这实际上又恢复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做法。这样，斯大林就中止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否定新经济政策通过迂回办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转而采用激进的行政命令的办法直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从提出到中止，都是由毛泽东主导的，但毛泽东本人的前后思想发生了变化。建国前，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经历一个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重要性和发展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性，他在抗战期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19]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强调：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删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中国革命将在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因此继续肯定新民主主义的建国原则，强调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1949年建国后，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付诸实施，在《共同纲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方针指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但时隔不久，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和有计划的工业建设行将开始时，毛泽东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针对刘少奇曾提出的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主张，他严厉批评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毛泽东急于到达社会主义，他特别说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21]对于三大改造，毛泽东特别关注对资本主义的改造，正如他自己所说：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22]这说明，毛泽东本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变化，他否定新民主主义应当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稳定时期，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要求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尽早进入社会主义。此后，中国就中止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实践。   通过对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进行多方面的历史比较，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蕴藏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为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理论上的支撑和实践上的佐证。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内核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参考文献：[1]何仁富．论毛泽东的“新经济政策”思想C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5)．[2][3][9]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384--385，184．[4][5]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70[6]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7][1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683-684．[8]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0][15][2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1][16][17]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502，533．[12]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18—19．[1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4]列宁选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8]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杜，3．[21][22]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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