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图灵传：如谜的解谜者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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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有机会向大家介绍新版《艾伦·图灵传》。从1983年本书第一次发表，到今天，艾伦·图灵提出的通用计算机已经发展成了国际互联网，他当年的梦想已经照进了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对于21世纪的读者们来说，与20世纪末的读者相比，应该更能与他的故事产生共鸣。
我在旧版的札记中曾经写道，随着新的进步，图灵的意义将越来越重要。我希望读者们能够感受到，现在的发展已经使我的预言越来越显得正确了。举例来说，近年来将神经网络与主流计算机结合起来的想法，与图灵当年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再比如说，图灵在年轻时就曾经探索过量子力学与智能的关系，如今，量子计算机出现了，这是多么有趣呀。
现在，在诸如计算机程序设计这些专业学科中，不断地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新观点，但这些都没有改变我之前所描述的——图灵在1945年时，将逻辑运算付诸实践，奠定了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关于图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破解密码的工作，在1983年之后又有了一些新的信息，这要感谢冷战的结束以及密码学的高速发展。布莱彻利公园纪念馆已得到了妥善的重建，图灵当年亲手打印的谜机分析报告以及其他相关文件，也被美国于1996年公之于世。虽然我们现在仍然没法搞清楚这个故事的全部，因为从这些文件中，还是看不出来他设计的图灵炸弹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波兰炸弹机的启发，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图灵早在1939年末就开始对德国的海军通信开刀了，进行了大量至关重要的工作。现在我们也更加清楚地知道，图灵当年是在别人的蔑视和鄙夷下，开始进行这项工作的，而且在人们意识到他对同盟国在大西洋战场上的胜利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之前，他遭受了非常多的挫折和打击。此外，这些文件还公开了图灵在年间曾对美国进行的高级访问，然而对于他在战后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却丝毫没有透露。
对专业的读者们来说，还有一个好消息。《艾伦·图灵科学成就选》已经在1992年出版了3卷，在2000年又出版了1卷。这些书涵盖了图灵的重要成果，尤其是在生物和纯数学领域。在哲学方面，我写了一篇小短文，提出了我对图灵1936年以后所做的可计算性研究的一些观点。罗杰·彭罗斯对于人工智能的挑战，也使我对图灵早期的观点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
1983年之后，图灵的一位朋友诺曼·劳特利奇，找到了两封图灵在关键时期写给他的信。在信的开头，图灵制造了一个说谎者悖论的三段式，提到了他在1952年被逮捕：
机器能思考
图灵对人们撒谎[1]
所以机器不能思考
第二封信里描述了1953年图灵的住处被警察监视时的事情，他把警察称为“可怜的甜心”。
然而，图灵在1954年的神秘死亡仍是一个未解之谜。那时的他正被公开的同性恋身份所纠缠，而且面对着冷战带来的恐惧，可究竟是什么逼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仍然没有什么明确的线索。1983年后，图灵从被逮捕直至自杀的两年生活，被休·怀莫成功地改编成了舞台剧和电影《密码破灭》，其中进行了合理的推测，但也没有什么直接证据。图灵生命中的最后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比任何一个科幻作家编造的故事都更加离奇。图灵的故事没有结束，计算机的故事更没有结束，他们都如同沃尔特·惠特曼所说，将成为“未来的历史”。
在我旧版的札记中，我说过计算机将使纸质书成为多余，这并没有发生，但是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更新颖的方式。这本书包括了原版的文章(改正了一些小错误)，为了让读者更过瘾，看到更多、更新的信息，以及生动的图灵机演示，我在1995年开设了图灵网站。在网站上我收到了许多来自美国人民的温暖祝福，这也为此次再版铺平了道路。
有请各位读者光临图灵的在线空间：http：//www.iuring.org.uk/
您也可以直接浏览详细的评论：http：//www.iuring.org.uk/book/uPdaie/
安德鲁·霍奇斯
　　你可曾想象，所谓智能，其实是一大堆神经元之间，那些复杂而抽象的小动作？
你可曾想象，用蚂蚁代替神经元，将这个巨大的蚂蚁网络看成一个大脑？
你可曾想象，用晶体管代替神经元，让这个人工神经网络产生自主思想？
你可曾想象，用软件来模拟这个结构，使一台普通的计算机拥有智能、灵魂和自由的意志？
你可曾想象，无论是生物还是电子，各种不同的物理基础都能产生思维和感觉？
你可曾想象，一台机器能够流畅地使用人类的语言，与人类一起畅所欲言？
你可曾想象，这台口齿伶俐的机器，其实如计算器和打字机一样，空虚而缺乏思想？
你可曾想象，如何分辨真正的自我思维和这种口齿伶俐的机器假象？
你可曾想象，在意识和思维方面，人类以其傲慢与偏见，一直都在误解机器？
你可曾想象，机器可以由它自己做出独立的决策？
你可曾想象，机器可以拥有自己的信仰？
你可曾想象，机器也会犯错误？
你可曾想象，机器坚信，自己拥有独立的思维、自主的意识？
你可曾想象，机器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不需要人类在编程时告诉它？
你可曾想象，基于一套固定的运行规则，能够产生创造力和想象力？
你可曾想象，其实最聪明的人类，也不能逃脱这套掌控我们的神经元的规则？
你可曾想象，机器也有情感？
你可曾想象，思维和情感，并不取决于身体的结构和样式？
你可曾想象，机器会被诱惑，会欢欣鼓舞，会怡然自醉？
你可曾想象，机器会坠入爱河，品尝禁果的滋味？
你可曾想象，机器在自己的世界中，也会为社会准则所累？
你可曾想象，机器的情侣，也讲究般配，或是不般配？
你可曾想象，机器也会沮丧，也会痛苦？
你可曾想象，机器也会自我宣泄，摔门而去，狂奔十里？
你可曾想象，机器也会在马拉松比赛后，享受痛并快乐着的微妙感觉？
你可曾想象，机器也会充满情趣地给自己的妈妈来一场恶作剧？
也许，你从未想过这些古怪到极点的问题，但它们却曾经在一个人的脑海中熊熊燃烧了几十年。这个人就是伟大的英国数学家、计算机科学之父，艾伦·马西森·图灵。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唱出了图灵那纷繁纠结的一生，谁要想对图灵做出一个公正的评断，就一定要奋不顾身地重走那条布满荆棘的道路，才能悟出他的生命奥义。然而，我们欣慰地看到，英国数学家安德鲁·霍奇斯成功地完成了这样一次令人惊奇的探险之旅。
在这本图灵传记中，作者精心收集了无数的资料，并与图灵一生中不同时期的故友进行了大量的交谈，终于生动而准确地刻画出这个最复杂、却又最迷人的科学大师。图灵这个人，令我们震撼的不仅是他在20世纪科学界做出了何等惊人的贡献，还有他的生活方式是何等的不寻常，并最终为他带来了何等巨大的灾难。即使在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在看到图灵身上那些狂放不羁的烙印时，仍然不免一丝颤栗。
霍奇斯的这些引人入胜的生动描写，并不是第一本关于图灵的书。图灵的妈妈萨拉·图灵在图灵死后，曾经著述了一个粗略的回忆录，为我们介绍了这个可爱、古怪、对智能生命和机械装置拥有无尽好奇的男孩。可是，尽管那本小书也具有一些价值甚至魅力，但它却粉饰了大量的事实真相。安德鲁·霍奇斯则更加深入地探索了图灵的思想、身体和灵魂，以及他与英国主流社会是多么格格不入。而这对于图灵的妈妈来说，不要说写，她甚至压根不敢看。
艾伦·图灵是个同性恋，而且他本人并不隐瞒这一点，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出柜了。在20世纪20年代以及随后几十年中，身为同性恋者，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对于一个英国上层社会的成员来说，就是肮脏、恐怖和十恶不赦的同义词。
一个古怪的不信上帝的同性恋者，一个成就辉煌的英国数学家，两顶大帽子把图灵扣得好生纠结。然而，他却肩负着两项伟大的历史使命，一边是计算机科学中最有诗意的概念和理论，一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世界和平而解谜。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今天得以逃离纳粹的铁蹄，应该感谢图灵的汗马功劳。这段故事名垂青史，正如本书的书名所说，图灵，是个如谜一样的解谜者。
在这本传记中，安德鲁·霍奇斯非常详细而用心地描绘了这个多才多艺、却最终毁灭了自己的人，他的诚实和正直，对于那个时代和社会来说，实在是太多余了。这本书里除了感同身受的深切同情，还有科学家特有的准确和清晰，霍奇斯以其令人瞩目的工作，为非数学或计算机专业的读者讲清楚了每一个技术细节，因为这些使图灵着迷的天才想法，也深深地吸引了他自己。
本书是一本杰出的著作，塑造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大师。图灵在天有灵，倘若知道他的故事被人挖出来，如此广泛地公之于世，也许会不禁打个寒战。但是，我们很难想象，还有哪个人的传记，能比这一部更加充满思想和同情。
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
　　艾伦·图灵是这么一个人：他7岁还分不清左右，却在24岁时发明了现代计算机的理论模型；他神情呆滞，衣着邋遢，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担任盟军的情报核心，改变了大西洋战局；他一生为人正直，眼不容沙，最后却因为同性恋遭到法律的迫害；他研究人工智能，想让机器有生命，而他自己的肉身却被一颗毒苹果终结。他是一个如谜的解谜者，一个黑色的数学家，一个冷浪漫的计算机科学之父，一个哈姆雷特般的男人。
他若在天有灵，恐怕不希望有这么一本书——自不量力地企图拿着放大镜审度他的灵魂，鄙夷良久，幡然醒悟，惊叹一声失敬。图灵不愿跟任何人沟通，他只求孑然一身，在数学和机器的荆棘丛中穿行，宁肯伤痕累累，也不愿出来跟这虚伪的人世打个招呼。他解读了世界上最难的密码，但他的生命却让这个世界永远无法解读。
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这本书。作者安德鲁·霍奇斯是牛津大学的数学家，也是一位同性恋者，他收集了大量史料，写成这本图灵传。我从事的研究也是图灵开创的，不敢说站在他的肩膀上，但可谓其身后一走狗。所以，我早有把这本书翻译出来的念头。一年前，在网上看到马慧元老师说：“如果我要翻译一本书，那一定是这本图灵传。”这一激励使我开始行动了。在我完成时，我有幸请到马慧元老师作序，难得如此首尾相扣的故事，但愿图灵看在此缘不易的份上，原谅我的冒失。
罗素说：“蠢货对智者的言谈所做的翻译，永远都不可能准确，因为他会不知不觉地把他听到的话翻译成他自己能理解的东西。”在这本译作中，错误是难免的，希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在将来的版本中改正。另外，计算机不是光有CPU就能工作的，这本译作的完成也绝非我一己之力所能及，在此衷心感谢所有为本书做出贡献的人，尤其要感谢编辑对我的帮助。
最后，我翻译了一首诺贝尔的小诗，献给图灵，也作为拙序的结尾：
你说我是个谜，其实我们都是谜，
在苦痛中开始，在折磨中结束。
被卑微的事物拖向死亡，
把崇高的理想，背负到诸天之上。
　　(一)关于这本传记
几年前我颇有些在网上闲聊的热情，有一次不小心在某个帖子里脱口而出：“如果我只打算把一本书翻成中文，那么一定是安德鲁·霍奇斯的这本《艾伦·图灵传——如谜的解谜者》。”说归说，我并没有足够的毅力和时间去践约。
这本厚厚的传记，我当时只看过一小部分，印象深刻。简单地说，图灵是这么个英国人：生于1912年，死于1954年，是数学天才也是同性恋，这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英国还是大忌。1952年，因为报告自己的住处被人抢劫而被警方发觉(引贼入室的正是他的伴侣)，被强迫注射雌性荷尔蒙。不满42岁的时候，他最终吃掉一个毒苹果而死。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本书提到图灵的死，居然一笔带过，只说结果。虽说图灵那一刻没有目击者，但如果他愿意的话，无论如何可以八卦出来，顺便煽情几句。但是，他这样说，“图灵像白雪公主那样，吃了一个毒苹果。”好个浪漫的死法，好个简单的描述，简单得乖僻而残酷。本书作者霍奇斯的冷静令人十分吃惊。我见过冷静的作者，但没见过这么冷静的。他自己也是同性恋，按理说同病相怜，但他一切叙述皆从外部证据入手，一直讲到20世纪50年代对同性恋的残忍“治疗”，仍然不动声色，不妄自推测，不抒情，不悲伤——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倒真像图灵测试中那个既冰冷又诡异的回答者！慢着，难道我们这个世界不就这么荒诞么，从外部永难抵达深渊一样的真相。
如今冷静下来再细读这本书，仍然感想多多。观看科学家的人格和抽象思考互相投射，确实很有意思，尽管不敢妄加解读，尽管怎么解读也是谜上加谜。
话说作者霍奇斯也是一位奇士，我爱屋及乌，对他也产生一些兴趣。这个人把形而上，形而下，都弄得津津有味，一边宣称自己跟图灵一样是公开的同性恋，一边敬业狂热地工作和写作。他还正巧是著名物理学家、《皇帝新脑》的作者、人工智能的反对者彭罗斯的学生，现在在牛津大学数学系教书。他的网页上琐碎地写他做了什么工作，打什么工，十分自得。提到让他出名的、卖了十万册的图灵传记，他说图灵不会想到自己会那么出名，不会介意自己作为一个纯数学家，只被同行知道。而他为此书在两年时间里全职写作，以微薄的资助维持生计——“由于条件所限，只能被迫尽快完成任务，有时简直草率得像图灵的鞋带！”
图灵的老母亲在他死后写了一本薄薄的传记。霍奇斯说，奇怪的是，她写的传记却带有难得的客观色彩，好像写陌生人——后来我借了这本小册子来读，印证了这个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图灵的母亲不仅不懂数学，也不懂得他(哪怕母亲可以津津乐道图灵小时候的脏脸蛋、涂鸦、打架)，她对科学的全部理解就是“应用”。看到这几句，我不由大恸，为这交流的阻隔、简单的悲哀。图灵非常爱母亲，然而他的古怪行径无疑让母亲担忧多年，毫无办法，他后来进了监狱，流露出自杀之意，不过他曾向母亲一再保证，不会伤害自己。图灵死前没有遗嘱，没有任何确切证明自杀的迹象。他没有留下任何抗议，看上去不能排除意外而死——也许是因为顾及对母亲的承诺吧。母亲真的一直相信，他是不慎服毒而死的，因为那些日子里，他迷上了化学实验。
霍奇斯写道，图灵母亲的传记，最大的优点是客观，最大的缺点是，只会以别人的结论判断自己的儿子，好像儿子是小学生，时时靠老师打分。她最喜欢说的是，儿子的成绩被哪位名流赞扬了，获得什么奖，和自幼厌恶势利和规矩的图灵完全不同。儿子飞扬而纯真的天性，她也从来不曾懂得一点点。这样说来，儿子真的是陌生人。母爱留不住他，他终将消失。这个不修边幅的大男孩，似乎也从来不理解这个世界，他只会以自己的方式和世界对话。青年时期，他曾和如今公认的计算机科学创始人之一冯·诺依曼一起工作，也难以沟通，尽管冯·诺依曼非常欣赏他。按理说两人都才华超群，志趣类似，本应惺惺相惜，然而冯·诺依曼是炙手可热的学界巨头，从研究到管理处处如鱼得水，同时拥有工程经验、良好教养，那时已被公认为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而年轻的图灵则只有坚硬、锐利的思想和不圆通的个性，除此之外，交际笨拙、没有管理能力，在研究上则另辟蹊径，无可依靠。剑桥之后，图灵在波士顿大学随数学家丘奇读博士，其间给母亲写信，“他昨天带我去吃晚饭。这些人都是大学教授，可是谈话内容真让我失望。他们只对自己的事情有兴趣，这些旅行琐事真把我烦死了。”毕业后，他谢绝了和冯·诺依曼合作的机会，回到英国。
而“不沟通”这几个字，让我感慨多多。世上的天才奇思，往往在“不沟通”的状态下孕育而成，而人世不只需要奇思妙想。种种芜杂俗务，要的就是个体与环境步调一致，水往低处流。
如此这般，你才能换来他人眼中的正常生活。
图灵其人的形象，由今人之口来叙述，倒是很容易被脸谱化成“天才怪人”。而当年因畸恋被排斥而形成的封闭和痛苦，今人无法分担。少年时代，他显露出聪明，不过他自己也不知道以后会有怎样的道路。他和别的孩子一样考各种试，去争取奖学金，也有过失败的经历，不过最后如愿以偿，进了剑桥。这期间的科学兴趣和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伴侣克里斯朵夫有关。克里斯朵夫十分聪明，热爱科学，先得了三一学院的奖学金，而图灵没拿到，克里斯朵夫要去上学，他俩一起去听音乐会，图灵知道要和他分开，劝说自己“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可是，克里斯朵夫当夜就生了急病。六天的挣扎之后，克里斯朵夫死了。18岁的图灵完全被击垮，这是他最早也是最严重的情感创伤。
那个时代的英国，像许多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之地一样，人际摩擦细致，等级森严，普通人出头愿望强烈，社会生活气氛压抑。剑桥的空气相对宽容。图灵仍然和少年时代一样害羞、邋遢、鞋带总是拖拉着，衣服皱巴巴。他交不到什么朋友，但有过几个伴侣。当时对同性恋最大的容忍和尊重就是“保持沉默”。同性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那些，隐隐约约从古希腊历史中得到一点安慰和回应。
在一次旅行中，相识多年、同为数学专业学生的朋友莫里斯和他留宿在亲友家中。主人并未多想，让两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
“友谊突然爆出裂痕。莫里斯大吃一惊——他一点也没想到。图灵赶紧道歉，撤回。”也许是因为极度的窘迫，图灵突然愤恨地发作，倾诉起少年时代父亲在印度任职，自己小小年纪被送到寄宿学校的经历。“谁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莫里斯接受了道歉，再也不提此事。
这样的经历不止一次。他和别的同性恋者一样努力而笨拙、最大程度地掩盖自己身上的独特之处，内心还要和主流话语的歧视顽抗。因为无法顺应社会上的多数人，身体、灵魂、自我，这些靠推理怎么也扯不清的纠葛，无论自责还是自我安慰，都不能获得圆满的解释，使之平静。
图灵的重要成就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解密”贡献，其实这也引向对计算机的设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数学和科学成就在欧洲领先，海军用收音机收发信息来交流，波兰军方数年来一直在努力解码。截获这些信号很容易，但你怎么在上千条加密过的信息中读出意思？加密由一个名为“E-nigma”(谜)的通信密码机来做。这个模型并不新鲜，战前就有，而且早被商业化了。战争中，它给加了个接线板，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可能性。口令由人轮班掌握，一日数易，几乎没有破解的可能。当时波兰在解码方面已经和德国苦斗许久，仍不能取胜。尤其是，德国人稍稍改动接线，就令解码装置一下子失去了用场。波兰人用的方式，还是以穷举为本，只是速度比较快。
图灵和许多数学家被派往布莱切利庄园(当时的英国情报破译中心)。在这里，他旧习不改，仍然看上去邋邋遢遢，对他认为不够聪明的高级军官“不够尊重”，宁可和聪明的低级军官下棋。在这个地方，同性恋更是大忌，好在他不可替代，所以被容忍。
而英国人运送粮食的船只总是被德国人打沉。最糟糕的情况下，英军舰队只有一个星期的供给。解码常年没有进展，损失不可尽数。
最后，图灵和同事们经过长久努力，设计出一种破译机(取名“Bombe”，原意是一种甜食)，先排除若干自相矛盾的解读方式，余下的再穷举，一下子快了很多。不仅如此，几台Bombe环形相连，抵消了插线板所增加的可能性。他们渐渐可以在几分钟内解出一条信息，最终的结果，是让战争提前结束两年。当然，战争时期的研究，实用是第一，无暇顾及理论的严密，而有时实在只能靠无奈的赌注和猜测，政府对战争的预测，并不比公众强多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丘吉尔下令将当时的两百多台“Bombe”全部销毁。
以上当然仅仅是解密加密史中的一小段。这本传记充满细节，读起来并不太容易，不过，它常常把我带回到当年在校园里读书的回忆中。我曾经选过一门“网络安全”课，记得老师说了句极有意味的话：在工业上，不能用诡计(irick)来实现加密，因为花招迟早被人识破。一旦识破，它就很脆弱，不再有任何用处。那么，管用的、能够持久的加密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在加密被标准化之后，也就是算法已知、解密程序存在的情况下，仍然需要长时间运算才能解开的编码。时间要长到什么程度？理论上说，用现存的数学算法，理论上都不能在可行时间内算完。典型的如RSA，该算法虽然不断改进，但其思想近30年铁打不动，就是因为大质数的幂运算本身有着很高的复杂度。理论上说，你等它算完的成本，高于解开秘密的成本。或者你算完的时间，比密码有效期还长。当然，这是理想情况。密码被破解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而从小就迷恋解码思想的图灵，不知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惊讶和好奇：加密思想其实是有哲趣的。人活着，一边攻破一边设障。最有效的障碍，不是靠小聪明，一个一旦告诉你答案就不堪一击的秘诀，而是靠数字本身的复杂度和无序性来实现的。加密技术多多，基本可归为隐藏，换句话说，是让有序的东西看上去无序，从而无法获得有意义的信息。而意义，不正意味着方向和秩序吗？打乱(不管是人为还是自然)和生成秩序的方法有多种，并且随着人的认知能力的增加而增加。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更早，用统计分析的方式来找规律并解密的方法就存在了——图灵他们也用过。比如某个字母出现的频率，分析多了就可以对应上答案。所以加密也是针对于此。物理中“熵”(EniroPy)这个概念是衡量混乱度的，熵值越高越混乱，故加密的理想正是找到一种编码方式，达到比较高的无序状态，让你看不出哪个字母出现频率高，并且在你设想出一条规律的时候来迷惑你，让规律显得似是而非。你看，多数时候科学研究都是寻找规律，但加密则相反，把牌洗到最乱，淹没规律——这当然是为了对付人。所以人和人、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转了个圈：你要掌握一个东西，要减低其熵，等你获得它之后要用盾对付别人的矛，也就是增强其混乱度。攻防之间，此规律输给彼规律——往往是复杂度比较高的规律获胜。
当然，解密也可以不那么正大光明地跟真正的数学问题对决。它可以通过分析时间来接近解密，特别是对某些算法。比如，加密中某些运算，比如耗时较长的乘法，时间较短的移位等。因为其计算复杂度有差别，解密者分析时间，可以大概猜到到底什么运算进行得比较多。后来加密者想出对策，把这些运算统统改成查表，也就是说，无论快慢运算，索性都改成查表找结果，这样一来，不但加快了速度，还统一了时间。当然，查表也不是万灵药——万灵药是不存在的，秩序和反序之间，从来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对解密的成就，往往带来纯数学研究的进展。
在战争中，这些看上去有趣并纯洁的数学游戏，背后则是暴力、血腥和性命。
(三)图灵机
战后，科学家们兵分几路，兴趣开始分散。图灵最热衷的是继续发展解码思想，并制成真正“能计算的机器”，他认为总有一天，人类在科学、艺术各个领域都会遇到“机器”的挑战。而写作《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的作者侯世达，在《艾伦·图灵：生活和思想传奇》一书的序言中说，“我怀疑图灵是否真的以为，机器会代替人类。”“彻底了解任何一个人，都不是我们全部的智慧所能抵达的——连试图彻底了解自己都只会带来无尽的谜语和矛盾。对此图灵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因为这正是图灵机的核心。”
其实，计算机的发展限度，并非图灵所能预料(或者打算预料)。霍奇斯说自己对侯世达的担心毫无兴趣。如今我们眼看计算机飞速发展，笔者对新鲜模型倒有那么点审美疲劳。相当多的时候，最感兴趣的不是人工智能进展如何了，而是这个老掉牙并且不好使的图灵机模型。图灵自己说过，“我的模型只能做非常简单低级的工作。”在场的人大哗，也许潜台词是，“那你做它干什么？”
那么图灵机到底是什么？它的功能很有限，资源就是无限长的带子，有个读写头在一个个孔上左右移动，而孔代表0或1。你可以读之写之，但只能写0或1。读写头的移动方式则根据函数决定，而函数是以过去的状态作为输入，决定下一状态的。同时可以以另一纸带辅助计数，比如在带子A上走三格，在带子B上走一格，并且还可以擦掉某些已写的痕迹。而且，已写的被记住，随时可用。它的能力，基本就这些。
你看，图灵机本身不是计算机模型，而是数学模型，看上去和“电脑”毫无关系。图灵机本身并没有直接带来计算机的发明，但它对计算的本质认识，是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它告诉我们计算是系列指令的集合，还有，什么可算，怎么决定，什么可以决定。
S?表示起始状态，上面弯弯的指回自己的线表示可走无限个1或0，是往右走，是往左走，走到最后如果红点掉进最后那个圆圈，“有限状态(Finiie Siaie)”，它就决定了，这个字符串(红点的足迹)是所定义的语言——这个判断正是操作的目的。如果掉不进去，就不是。在这里，语言规则本身指定读写头的移动。游戏规则当然有很多种，但都基于状态导致输出(这种方式引发了庞大的递归体系)，读写头左右移动，所经历的“历史”被判断，和定义相符与否。相符就接受，否则拒绝。
要实现它，只需这样的设备：一条或多条无限长的纸带；一个读写头；一套控制规则(根据当前状态决定下一步走法)；一个状态寄存器(存储当前状态)。你可以对纸带读之写之，但只能写0或1，而且，已写的被记住，随时可用。图灵机后来生出一些“变种”，但它的“智商”，总是限于读写和涂抹。注意，图灵机是虚拟的，只供思想模型之用。
和图灵机相关的一个概念还有，“有限状态机”(Finiie SiaieMa-chine)，也是描述语言之间的抵达，换言之，设计一种从此达彼的路线——也是我们曾经奋斗一学期的事情。那时我们每天的作业都是用铅笔画圆圈和线(你瞧，计算机系研究生有时完全不需要计算机！)，表明从此怎么达彼，一般来说，手段是字符串后面连接上0还是1。比如，用它表示所有被4整除的数，要研究被4整除的数变成二进制有什么规律，然后为这样的二进制字符串设计出路线——一个字符出发，中间路过0或1，都捡起来垫在屁股底下，然后越坐越高，转了一圈之后发现自己已经人模狗样，“扑通”一声栽进某个“状态”，化成语言丛中一滴水珠。
注意，这种模型虽然和“计算机”有关，其思想和途径跟东方古老的算盘完全不同。世界在图灵机中被简化成这个样子，缤纷的变化缩成如此有限的能力，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此思想模型其实古已有之(比如把计算过程当作“黑箱”的想法)，不过图灵是第一个把它系统化、形式化的人，而且为之提供清晰的算法和证明。
你看，它不像算盘那样，以口诀之助提高计算速度，反倒把数字计算“原始化”，好像回到了用小石头在沙滩上计数的年代——正是因为状态简单，所以能和硬件(磁带、晶体管等)接轨，开始了无限制的增长。最终引向计算机科学——最少产生了最多，最原始变成最先进。
从思想来说，图灵机这条无限长的纸带和可以无限进行的读写动作，就概括了一切纸笔上进行的数字表达和数学运算。这个思维过程，妙在对“等价”的认识。比如，纸带可一端伸展和两端伸展是等价的——前提是不考虑效率。而对效率和空间、资源的忽略，将数学世界的认知推进了一大步。这是用算盘来增加资源、方便计算的思路不能想象的。我们从而关注“可能”、“不可能”，而不是快慢、长短，于是我们看待数学的目光被更新了。从这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图灵和后来的丘奇、哥德尔等人提出的可计算性、停(图灵)机、可判定性、不完备定理等，掀起一场革命。
而当年我囿于学生的视角，哪有时间去惊叹模型之美？我们最关心的是习题结果和作业成绩。大家都知道，各种科学课程，不做题是学不会的，为什么？因为做题让你明白“场合”和“条件”，听上去非常正确和简单的定理，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用，要对“条件”有反反复复娴熟区分才可，也就是，要明白A，得知道什么是非A。想想看，图灵机的抽象和了不起也在于此：当年有了图灵机的设想，但没有衬托它的“非图灵机场合”，图灵在黑暗中摸索，从尚未吸收到学术经验中的未知，驶向更遥远的未知。
时至今日，他的猜测，有一些被划分到“非图灵机”——图灵机这个抽象化奇想的结果，终于在无数次的辨识中，转变成“习题”。好在还有一系列后来者，包括彭罗斯，对“图灵”和“非图灵”争辩不休。图灵机的概念仍然是开放而活跃的。
除了搞研究，图灵是个段位不低的长跑者，据说最好成绩曾经接近当时的马拉松世界纪录。这个充满奇想的人，却沉醉于这样简单枯燥的运动。他好比一只长“纸带”上的读写头，一生不停地“计算”。计算可以转化，生命却并不如此简单。它不禁错读、无法重写。智慧的生命在简单而无穷的纸带面前悲哀地告负，“图灵机”无言地停机，而他的生命和别的生命一样，消失得简简单单。
霍奇斯提到图灵之死，其实也有自己的诠释。“你问他为什么死，好比问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何发生：某一声枪击，列车时刻表，或者国家情结，可能都是原因。从某个角度看，不过是原子运动而已，遵循着物理定律，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个神话；再换个角度，是不可避免的发生。”在我读来，“不同水平的描述”，让我想起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人机对弈。其实，任何一个事件，都有巨大的复杂度，如果你仰头追问，为何同性恋被视为犯罪，为何他们一定要被“纠正”成“正常人”，为何事物总有自己的边界和极限，为何总有些语言要掉落到图灵机之外？我自己的解释是，个体生命之间是不同的，不同的质地和经历造成交流的阻隔。这个社会能做的事情，只是在他死后竖起好几座铜像，英国首相布朗在几千人的呼吁下，2009年正式表示“向图灵道歉”。再有，同性恋早就不会因此进监狱了，而图灵则成了同性恋组织的骄傲。
可是，人生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想象力、欲望和需求，总是在世上处处受制。
我们都熟悉的丘奇-图灵论题，大意是这样：一切直觉上可计算的函数都可用图灵机计算，反之亦然。我们今天制造出的形式化的关系，都来自“等价”的认识。而要认识等价，首先要理解将一个计算过程粉碎到底层的过程。这个论题的哲学意味也非同小可：人性、伦理、社会、历史，是不是都有个事关生命特质的“底层”基础？人群有着惊人的“求同”本能，而社会中的人，时时处处关心“自己眼中的他人之眼”，一些奇异的个体要么被扭曲、被多数人同化，要么被遗弃。
在求同和挣脱之间，我们好比用图灵机来考量的“语言”，用一生来判断自己的归属。
　　探索伊始，我心已醉。
只说那微妙的知觉，形态，力量，
只说那轻巧的昆虫，动物，
还有感受，还有目光，还有爱，
都让我由心敬畏，欣然忘食。
我止步不前，不再期待远方，
我要留在这里，用狂喜的曲子，不住地歌唱。
大英帝国之子艾伦·图灵，出身于一个半贵族半资产阶级的家族。在他的祖先中，有上流社会的商人、军人和牧师。随着不列颠席卷全球的扩张，他们也开拓了自己的世界。
上溯到公元14世纪，图灵家族发源于北苏格兰阿伯丁郡的佛汶然地区。1638年，这个家族里有一位准男爵，叫约翰·图灵，他离开了苏格兰，来到英格兰。图灵家族的信条是“勇者好运”，但不幸的是，约翰勇气有余，却没遇到好运。在英国内战中，准男爵吃了败仗，佛汶然遭到大肆洗掠，在王政复辟后，他也没有得到赔偿。于是，到了18世纪，图灵的家族没落了。在他的家史上，有这么一首歌谣：
沃尔特，詹姆斯和约翰深谙，
无用的冠冕之荣耀，
不及安静祥和的生活，
而生活啊，要由圣洁的信仰来点亮！
可是，平静的时光抛弃了他们，
佛汶然的荣耀黯然倾倒。
直到罗伯特爵士归来，
重拾昔日的声望：
班夫的高塔如城堡般耸立，
昂扬的歌声日夜敲响。
亲朋好友欢聚一堂，
为图灵家族的复兴高声歌唱！
歌谣里的故事是这样：1872年，罗伯特·图灵爵士从印度归来，终于带回好运，恢复了爵位和领地。但是，图灵家族并没有真正复兴，因为他和家族的各大支系，都偏偏没儿子。到1911年，图灵家族只剩三个很小的分支，一位84岁的英国驻鹿特丹领事继承了爵位，带领兄弟儿孙在荷兰形成了一个分支。还有一位约翰·罗伯特·图灵，带着他的后代形成了另一个小分支，这位就是艾伦·图灵的祖父。
1848年，约翰·罗伯特·图灵以第11名的成绩，获得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数学学位。但他随后放弃了数学，就任圣职，当了牧师。1861年，他娶了19岁的范妮·博伊德，并离开剑桥，定居在诺丁汉郡。在那里，他们一共生了十个孩子，有两个幼年夭折，剩下的四男四女，全靠他的牧师薪水维持生计。1883年，在他最小的儿子出生后不久，约翰罹患中风，见了上帝。
他的遗孀范妮身体羸弱，持家的重任落在年长而坚强的姐姐珍妮肩上。为了让家里的男孩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举家搬到了贝德福德。珍妮办了一所学校，并让两个妹妹在里面教书，几位姑娘日夜操劳，一心为了让家里的男孩们成才。不幸的是，长子阿瑟又成了图灵家族的一位勇敢却不走运的人：他应征去印度当兵，结果在1899年西北边界战中遭到伏击，当场战死。三儿子哈维移民到加拿大，成为一名工程师，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回国，改行做《鲑鱼与鳟鱼》和《田地》杂志的编辑。小儿子艾里克当了律师。家中的女孩们，只有珍妮结婚了，嫁给贝德福德的一位地产商，赫伯特·特拉斯坦·伊夫爵士。另一个女孩希比尔，成为一名宗教执事，夹着一本福音书到处传教。1902年，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艾伦的祖母范妮·图灵死于肺结核。
在刚才的介绍中，有一位还没提到，也就是约翰的二儿子，生于日的朱利叶斯·马西森·图灵——这位就是艾伦的父亲。朱利叶斯没有继承约翰的数学天赋，而是成了一名文科高材生。1894年，他获得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学士学位，还拿了奖学金。他忘不了童年时期的窘困，拒绝继续花钱读书。他是个很好强的人，从不跟人谈论童年的苦，也不抱怨自己遇到的种种荆棘坎坷。他希望进入印度文职机构，自从1853自由改革以来，印度文职人员的竞争异常激烈，甚至比英国外交部还要难考。但是苦心人天不负，在1895年8月的统一考试中，朱利叶斯在154人当中排名第七。他对印度各项法律、塔米尔语及英属印度史颇有造诣，在1896年的复试中，他又考了第七名。
1896年7月，复试的前7名被调到印度的马德拉斯省，朱利叶斯随之走马上任了。这个省覆盖了印度南方的大半疆域，朱利叶斯在此就任民政事务官。跟1792年罗伯特爵士离开时相比，此时的印度，一切都已经不同了。勇者不再有什么好运，能忍受40年酷暑的公务员才有好运。据当时的一位作家记载，这位民政官非常乐于与当地人交流感情。维多利亚改革，使印度社会逐渐现代化，大英帝国也开始受到真正的尊敬了。
不久，朱利叶斯又调任到内政部，临走时向亲戚借了100英镑，买了马具和一匹小马。他在贝拉里、卡努尔和维萨卡帕特南地区，当了10年助理税务官兼法官。他每天骑着他的小马，走过一村又一村，上至审计监察，下至播种灌溉，什么都要管。1906年，他转正了，成为首席税务官。1907年4月，他第一次回国，这位背井离乡孤独奋战了十多年的男人，终于又要踏上英国的土地了，对他来说，也是时候该成家了。就在这趟回国的途中，他遇到了艾赛儿·斯托尼，也就是艾伦的母亲。
艾赛儿·斯托尼的祖先也是大英帝国的开拓者。在1688年的革命之后，约克郡的一位年轻人，托马斯·斯托尼()在英国最早的殖民地上拥有了土地。他在蒂珀雷里建了一座庄园，后来传给了他孙子的孙子，托马斯·乔治·斯托尼()。后面这位托马斯一共有五个儿子，大儿子继续接管了庄园，其他人则随着帝国的扩张各奔四方。三儿子成为水利工程师，为泰晤士河、曼城运河和尼罗河设计过水闸。小儿子移民去了新西兰，四儿子爱德华·沃勒·斯托尼()到印度当了工程师，这就是艾伦的外祖父。在印度，爱德华平步青云，攒下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成为马德拉斯铁路的首席工程师，负责建设唐各布达拉桥，还发明斯托尼无声涡轮。
爱德华头脑精明，脾气却很糟糕。他娶了萨拉·克劳福德为妻，她来自一个住在爱尔兰的英格兰家庭。他们生了两儿两女：里查德子承父业，到印度做工程师；爱德华·克劳福德是皇家军医的一名少校；伊夫莲嫁给了印度军的柯万少校。还有一位艾赛儿·萨拉·斯托尼，就是艾伦的母亲，她于日，出生于印度马德拉斯省的博德努尔。
虽然斯托尼家并不缺钱，但是艾赛儿的童年生活并不比朱利叶斯愉快多少。家里的四个孩子全被送回爱尔兰上学，远离父母。这是一个典型的英属印度家庭，这些孩子的童年，成为英国扩张的牺牲品之一。他们寄宿在舅舅威廉姆·克劳福德家里，他是克莱尔郡的一位银行经理，结过两回婚，头婚有两个孩子，二婚有四个孩子。所以，这个地方对于四个小寄宿者来说，是一个没有爱和关怀的地方。
1891年，这一家搬到了都柏林，在那里，艾赛儿每天乏味地坐着马车去上学，每顿饭只花三便士，这对她的发育造成了一些影响。17岁时，她被送到切尔腾纳姆女子学院去“纠正土方言”。在那里，她受到了贵族子女们的歧视，他们嘲笑她是“铁道+银行”的产物。尽管如此，她的心里仍然有一个梦想在摇曳，她想学习音乐艺术。因此，她在6个月后，去了巴黎大学文理学院。但是，她在巴黎也没待多久，因为她很快就发现了，法国人在歧视别人这个方面，并不比英国人逊色。于是，在1900年，艾赛儿跟她的姐姐伊夫莲一起，前往古努尔跟父母一起生活。来到印度，她终于摆脱了生活压力，但同时也告别了知识的世界——反正那个世界似乎永远排斥她。
艾赛儿和伊夫莲在印度待了7年，在这段日子里，她们引领了古努尔少女界的时尚潮流。驾马车，发名片，画水彩画，演戏剧，还有一套十分复杂的餐桌礼仪。在她父亲带着全家去克什米尔度假时，艾赛儿情窦初开，与一位传教士医生坠入了爱河。但由于这位可怜的传教士实在太穷，他们的感情最终被世俗击垮了，艾赛儿恢复单身，闺中待嫁。1907年春天，他们一起乘船回英国，在途中，艾赛儿邂逅了朱利叶斯。
他们走的是太平洋航路，还没等走到日本时，他们的爱情就已经不可收拾了。朱利叶斯其实是个有节制的男人，但是他也懂得什么时候该激动。他俩共进晚餐时，朱利叶斯对侍者说：“你给我拿啤酒来，一直拿，我不说停，你就一直拿。”等到他向爱德华提亲时，又摇身一变，成了光辉体面的印度公务官员。他的提亲成功了，但是啤酒这件事，着实给他的岳父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他建议女儿，最好不要嫁给这种轻浮的酒鬼。他们穿越了太平洋和美国，期间还一起到黄石国家公园游玩，看到美国年轻人的亲热行为，感觉很震惊。1907年10月，他们在都柏林举行了婚礼，为了这场婚礼的花销该由谁出的问题，朱利叶斯和爱德华互相抱怨了好几年。1908年1月，他们夫妻二人回到印度，9月1日，在古努尔的家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约翰·图灵。朱利叶斯利用职务之便，带着他们在马德拉斯好好玩了一通，他们去了帕瓦蒂普然，维萨卡帕特南，安南塔普，博兹瓦达，奇卡克尔，卡努尔，在1911年3月，他们来到了查塔布尔。
在查塔布尔的深秋里，艾赛儿又有喜了，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未来的艾伦·图灵。在印度东海岸这个无名的小地方，他的第一个细胞形成了，渐渐分裂出大脑和心脏。朱利叶斯不想让他在印度出生，于是在1912年，他们一家回到了英国。
这次返乡之旅，把这一家从印度带到了一个危险的世界。英国已经不是那个英国了：大罢工，妇女运动，爱尔兰内战，国民年金保险法，官方机密法，还有丘吉尔说“践踏现代文明的巨型四肢”，这一切都体现着维多利亚王权的丧失和政府权力的扩张。宗教的地位也动摇了，取而代之的是同样让人迷茫的科学。新的技术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就像惠特曼在《摩登时代》里面说的一样。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全面圣战，还是阶级清洗。
但是，世界的变化仿佛不关图灵家什么事，他们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与20世纪是绝缘的，一心只想把19世纪剩下的东西搞好。而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却不得不降生在这个纠结的时代，他会措手不及地被卷入这场冲突，但同样也会被这冲突的结果庇护20年。
日，他在帕丁顿的一间产房[2]里诞生了。7月7日，他得名艾伦·马西森·图灵。朱利叶斯把假期延长到次年三月，他们一家前往意大利过冬。随后，他回到印度的工作岗位，而艾赛儿则留下来陪着两个孩子：出生不久的图灵和四岁的约翰。1913年9月，她也回到了印度。朱利叶斯已经充分领教了马德拉斯的酷暑，于是决定让两个儿子留在英国。所以，艾伦从来没有跟这位亲切的印度官员一起生活过，也没有见过东方的鲜艳色彩。朱利叶斯背井离乡去印度，而艾伦却在英吉利海峡的风中度过童年，尽管这里是他的故土，但其实却是双重的背井离乡。
朱利叶斯把他的两个儿子寄养在一对军人夫妇家里，沃德上校和沃德夫人。他们住在黑斯廷一个名叫圣伦纳兹的海滨小镇，拥有一所海边的大房子。房子的对面，是赖德·哈葛德的家，他是《所罗门王的宝藏》的作者。有一天，渐渐长大的艾伦在路上闲逛，捡到了哈葛德夫人的一枚蓝宝石钻戒，夫人奖励他两先令。
沃德一家，可不是那种会把钻戒丢在路上的人。沃德上校，说得好听点儿，他冷酷就跟耶和华一样。沃德夫人则认为，抚养男孩，就要让他们长成真正的男人。她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愉快的光芒，两个孩子都很喜欢这位奶奶。他们真正的成长乐园，是南尼·汤姆森开办的幼儿园，那里还有别的孩子。沃德夫妇有至少四个女儿，还有其他寄养的孩子，不久后，他们还把艾伦的表弟表妹，也就是柯万上校的三个孩子也一起接过来寄养。艾伦非常喜欢沃德夫妇的二女儿海兹尔，但是讨厌最小的琼，琼比艾伦大，但是比约翰小。
令沃德夫妇失望的是，图灵兄弟不屑于打架和玩具枪，甚至对无畏级战舰模型也不感兴趣。沃德夫人给图灵夫人写信，抱怨说约翰就是个书呆子，图灵夫人随后写信给约翰，把他责备了一番。沃德夫妇想了很多办法，希望激起他俩的玩兴，比如迎着微风散步，在海滩上野餐，办聚会做游戏，还有围着门前的篝火吃东西。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都不是家，虽然图灵夫妇尽可能地多回英国，但即便在他们回来时，这个地方也不是家。图灵夫人1915年春天回来时，艾伦已经会说话了，他显得格外早熟，很会吸引别人的注意。在遇到挫折时，他非常倔强。他还把坏掉的木偶种到土里，希望能长出一个新的，不知道他是在做实验还是在故意捣乱。他还慢慢学会控制合作与不合作之间的界线，开始拒绝做一些小孩子该做的事。再后来，他开始动不动就跟南尼或沃德夫人吵嘴。
　　1915年秋天，图灵夫人要回印度了，她临走时问艾伦：你答应过妈妈，会学得很乖的，对不对？艾伦回答：对，但有时我就忘了！这次他们只分离了6个月，1916年3月，图灵夫妇冒着德军U型潜艇的危险，一路穿着救生衣，顺着苏伊士运河回到南安普顿。他们全家人去西部高地度假，住在开梅福德的一家酒店，图灵先生在那里教约翰钓鱼。1916年8月，他们决定不再冒这个危险了，未来的三年不能再见面。图灵先生返回印度，而艾伦的母亲则在圣伦纳兹留下来，和艾伦一起，过双重背井离乡的日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图灵一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世界给他们留下的遗产，似乎就是1917年的机械化屠杀，U型潜艇封锁，飞机地毯式轰炸，还有美俄革命爆发。但对于图灵一家，这些东西造成的唯一结果，就是图灵夫人一直留在英国。这一年5月，约翰被送到肯特郡的汤布里奇威尔斯附近的海兹赫斯特预科学校，于是只剩下艾伦陪伴在图灵夫人身边。她喜欢去教堂做礼拜，选了一个非常高的圣公会教堂，每个星期天都拉着艾伦去跟上帝交流。艾伦很讨厌教堂里的香，于是把它叫作“怪味教堂”。图灵夫人还要求艾伦学习水彩画，这是她的得意之技。她带着艾伦去看剧会，艾伦瞪着大眼睛，戴着水手帽，摆出一副古怪的表情，他喜欢看那些学艺术的女生。
艾伦通过一本《快乐阅读》，用三周时间学会了阅读，他还用更短的时间学会了识数，并且养成了一个烦人的习惯：每次走过路灯时，都要停下来看上面的编号。但是，艾伦分不清楚左右，他在左手的拇指上画了一个红点，称为“识别点”，通过它，来判断哪边是左。
艾伦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这是一个令家人很高兴的志向。他父亲喜欢医生的高薪，他母亲喜欢医生的地位。但是，当医生总不能靠自学吧，于是他们考虑，该让艾伦去上学了。1918年夏天，图灵夫妇把他送到圣麦克尔私立学校，学习拉丁文。
比艾伦大9岁的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曾经自称是“上层中产阶级里的下层人”，他在战前写道：
如果你是个绅士，无论你收入多少，都要咬着牙齿去表现得像个绅士。上层中产阶级的特点就是，他们没有商业传统，只崇尚军人，官员或者学者。这个阶级的人，手里没有土地，但却总是自认为，自己是上帝眼中的地主。他们不经商，只从事专业职务或者从军，以此来维持半贵族的形象。男孩们总是数着盘子里的石头，念叨着“陆军，海军，牧师，医生，律师”，用这样的方式，来计划自己的未来。
现在，图灵一家就是这么个处境。除了在苏格兰度过的几个假期之外，两个男孩几乎没有什么快乐。他们的奢侈品，就是看电影，溜冰，看杂技。在沃德那里，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持续不断的清洗，把他们从其他同龄孩子中划分出来。如奥维尔所说：
我在很小的时候，还不到6岁，就感受到了阶级划分。本来我很向往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总是在做一些有趣的事，比如渔民、铁匠和瓦匠。但是，我很快就被禁止跟管道工的孩子们一起玩，因为他们是平庸的。
尽管印度公务员的薪水并不低，但图灵一家的生活并不宽裕，因为他们现在要为将来攒钱，他们必须要为一件事买单，那就是公学。至于战争，革命，通货膨胀，这些似乎都跟他们没关系，两个孩子要上公学，这就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艾伦现在的主要责任就是别惹祸，次要责任是学拉丁文，这两样事，是上公学的必要条件。
随着德国的溃败，休战期开始了。艾伦对拉丁文实在是一点兴趣也没有，所以在写作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他的手和脑似乎无法合作，写作就是跟笔做斗争，这次斗争持续了整整十年。在这期间，凡是他写的东西，要么就是打满了叉，要么就是把纸弄得奇脏。
但尽管这样，此时的艾伦仍是一个阳光开朗的男孩。在圣诞节去拜访图拉斯坦·伊夫时，他的叔叔伯蒂很喜欢给他讲笑话，因为他总是天真无邪地咯咯傻笑。然而，这样的假期对于约翰来说，简直就像噩梦一样，因为他要照顾艾伦，这是一个谁也无法轻松胜任的事。约翰描述道：
他穿着水兵服赶时髦，它倒是挺合身，但是我完全不晓得，还有什么东西能比水兵服更难收拾。领子、领带、围巾、腰带、裤子，在箱子外面扔得到处都是，怎么把它们弄整齐，根本就是超出了人类的智力。我弟弟一个扣子都不管，我一点不夸张，他什么东西都不管，哪只脚穿哪只鞋，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区别。我得帮他处理所有的事，包括刷牙和抠耳朵，这些事让我精疲力竭，只有在我们去看童话剧时，我才能暂时不用为他操心。但就算在这时，艾伦仍然非常烦人，《彩虹尽头》里的绿龙和怪兽一出场，他就开叫大喊大叫……
圣诞童话剧是一年的高潮，但艾伦却不怎么感兴趣。艾伦后来回忆说，小时候我觉得这剧总是没完没了，我不知道它是周期性上演的。后来，他们回到沉闷的巴斯顿住宅，艾伦喜欢上了研究地图。他过生日时，要了一个地图作礼物，并且马上钻研了一遍。他还喜欢药方，把治疗荨麻疹的酸模合剂的成分抄下来。他有一本书，是一小本自然科学笔记，这是他母亲读的《天路历程》的补充资料。有一次，艾赛儿在给他讲书时，偷懒跳过了一篇很长的理论论文，这令艾伦生气地喊叫“你全给搞糟了！”然后跑回了卧室。不管是谁，一旦答应了艾伦的要求，就必须坚持到底，不能变卦也不能骗他。幼儿园的南尼也发现了这一点，回忆在跟艾伦玩的时候：
我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一种正直和智慧，你不能跟他耍任何虚伪的东西。我记得有一次跟艾伦一起玩，我故意让他赢，但他马上就指出来，并且吵闹了好长时间……
1919年2月，在三年的分离之后，朱利叶斯·图灵先生回来了。然而，现在再想在艾伦面前重建威信，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艾伦已经可以轻松地顶嘴了。有一回，朱利叶斯叫他把鞋舌整理好，说鞋舌应该像烙饼一样平。艾伦立即反驳说，烙饼明明是卷的。艾伦如果有什么想法，他会习惯说“我知道”或者是“我早就知道”，比如说，他早就知道伊甸园的禁果不是苹果，而是李子。夏天时，图灵先生带他们到阿勒浦度假。阿勒浦在苏格兰遥远的西北地区。因为有钓鱼教练，所以这次豪华的假期令他们觉得非常愉快。朱利叶斯和约翰在钓鳟鱼，图灵夫人在画海湾的素描，而艾伦则在石楠花丛中自己玩耍。他想了一个收集蜂蜜的好主意，准备在野餐时泡茶。当蜜蜂嗡嗡飞过时，他就在观察它们的飞行路线，并通过标出交会点，确定蜂巢的方位。那点脏乎乎的蜂蜜不算什么，但他的这种聪明，给朱利叶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年的11月，艾伦的父母又走了，他又被留在沃德家，而约翰则回到了海兹赫斯特。图灵先生被调到马德拉斯的一个大城市，做财政工作，艾伦在圣伦纳兹的海边，每天配配无聊的食谱。1921年，当他的母亲再回来时，他已经快要九岁了，但还没有学会比较长的除法。
他母亲发现，这时的艾伦变了，从极度活泼，变得不爱交际了。在照片中，他那十岁的小脸庞，甚至还透着强烈的抑郁和孤僻。于是，她带着艾伦离开了圣伦纳兹，在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度过暑假之后，他们来到了伦敦，她在那里自己教艾伦。在伦敦，艾伦总是喜欢拿一块磁铁，在下水道里找铁屑玩，这让艾赛儿很操心。1921年5月，朱利叶斯·图灵被提拔为马德拉斯政府发展部副部长，负责农业和商业。12月，他回到英国，全家一起去圣摩瑞兹过冬，艾伦在这里学会了滑雪。
然后，艾伦该去上学了，可是圣迈克尔学校却不要他。女校长泰勒说，艾伦确实挺有天分，但是学校也有学校的制度。这事儿一直拖到1922年新年，艾伦的人生终于走进了新阶段，他跟哥哥一样，来到海兹赫斯特。
海兹赫斯特是个小学校，由达灵顿先生开办，布兰金先生教数学，姬丽特小姐教画画和各种类型的音乐。这里一共有36名男孩，都是9到13岁这个年龄段的，约翰很喜欢这里，他现在已经读到最后一学期了，是个好学生。然而，他的弟弟来到这里，却感觉如鲠在喉，他觉得那些制度剥夺了他的悠闲生活，简直就要把人逼疯。他现在整天就是上课、参加活动和吃饭，没有时间做自己有兴趣的事了。后来有一阵子，他迷上了折纸，开始教其他男孩折纸，约翰回忆说，他当时看到了铺天盖地的纸青蛙和纸船。艾伦对地图的热爱，启发达灵顿先生举办了一场地理竞赛，艾伦得了第六名，约翰觉得地理很无聊，输给了艾伦。还有一回，学校举行音乐会，当约翰独唱《希望与荣耀的土地》时，艾伦在后排笑得差一点呛到。
复活节时，约翰离开了海兹赫斯特，去马尔伯勒上公学。夏天，朱利叶斯先生又带着全家去苏格兰，他们这次去洛金文。艾伦喜欢在山间的小路上实践他的地理知识，另外还跟约翰在湖边比赛钓鱼。
这两个兄弟，很喜欢玩一些非暴力的比赛，比如说，为了对付无聊的斯托尼祖父，他们就会玩一个游戏：谁能想办法让他停止讲那些烦人的故事，谁就算获胜。在洛金文，他们进行了一场让图灵夫人觉得十分低俗的比赛，看谁把吃剩的猕猴桃皮扔得更远。艾伦打败了他们家所有的人，他聪明地让猕猴桃皮胀起来，然后把它们高高地抛过树篱。
艾伦暂时忘记了他的责任和义务，在这里享受着令人惬意的午后阳光。9月份，父母把他送回了海兹赫斯特，当他们乘坐的士离开时，艾伦从学校里冲出来，挥舞着手臂，疯狂地追赶。但是没办法，他们只能咬着嘴唇，搭船回到印度马德拉斯。艾伦对海兹赫斯特的体制，仍然抱有不同的看法，他的平均分慢慢提高了，并且开始对老师的教学提出一些让人尴尬的意见。比如说，当说到教初等数学的布兰金先生时，艾伦对约翰说：“他对未知量x的含义的理解是错的。”
艾伦比较喜欢一些安静的小游戏或辩论，他讨厌而且害怕体育课和课后的游戏，比如其他男孩冬天玩的冰球。艾伦后来说过，他为什么擅长奔跑，就是因为当年为了躲冰球而练成的。不过他很喜欢当边线裁判，他喜欢精确地判定球出线的位置。在一次期末活动中，大家评论道：
图灵为什么喜欢冰球场
因为边线是一道几何题
后面还说，艾伦在玩冰球时，一直在：
观察场边的雏菊的生长
艾伦的母亲，图灵夫人艾赛儿，还想象着这样的场面，画了一幅素描。虽然这只是同学们对他的心不在焉的一种嘲讽，但这句话里确实有一些真实成分，因为在这个时期，有一些新鲜的事情发生了。
1922年末，不知道是谁送给艾伦一本书，叫《儿童必读的自然奇迹》。他后来告诉母亲，这本书让他大开眼界，让他知道了世界上还存在一种知识，叫作科学。这本书，不仅让他认识到什么是生命，而且也改变了他的生命之路。如果说，有一样东西，曾经改变过图灵，那无疑就是这本来自美国人的书。
这本书出版于1912年，作者埃德文·特尼·布鲁斯特如此描述它：“……这是首次尝试为年轻的读者们讲述生理话题。总之，这是一次尝试，启发孩子们产生这样的疑问：‘我和其他生物有什么共性？又有什么区别？’并且给出了回答。另外，孩子们经常会问一些让人为难的问题，其中最难回答的就是：‘我是怎么形成的？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在本书中，我也尝试为那些严肃却困惑的家长，提供一些解答这类问题的基本原理。”
换句话说，这本书讲到了性科学。它从“鸡怎么进到蛋里”开始谈起，谈到“其他种类的蛋”，直到“男孩和女孩是怎么产生的”。布鲁斯特还说：男孩与女孩确实是有区别的，但不要认为其中一方高于另一方。
这个区别是什么，布鲁斯特没有细说，他将话题引到了海星和海胆的卵，然后技巧性地回到人体上：
所以，我们并不像泥马和木马，而是像用砖头砌成的马。我们是由小砖组成的，我们为什么能长大，就是因为一块砖分裂成两个半块，然后半块又能长成一整块。但是我们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些砖如何决定自己什么时候长，以及哪里长得快、哪里长得慢、哪里不长。
生命的成长过程，是这本书里最重要的科学话题，但布鲁斯特并没给出详细的解释，他只是描述了这些现象。有意思的是，就在日，当艾伦·图灵的小砖第一次分裂的时候，生物学家达西·汤姆普森教授向英国学会报告说：生理学的本质问题，就像谜一样不可解。
还有一件事，《自然奇迹》也没说清楚，那就是人的第一块砖是从哪来的。它只给出了一个让人不解的暗示，说：“蛋本身也是来自一个细胞的分裂，当然，这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这个过程的细节，就要留给那些“严肃而困惑的父母”来解答了。图灵夫人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也像布鲁斯特一样，采取了隐晦的手法。她给在海兹赫斯特的约翰写了一封信，以鸟和蜜蜂开始，以“不要越轨”结束。可以想见，艾伦应该也是被用同样的方式教育的。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自然奇迹》是非常现代的，它绝不是一本简单的自然书。它里面传递了一种思想，那就是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是有原因的，而且这种原因源自科学，而非上帝。其中有很长的篇幅，解释了为什么男孩喜欢扔东西，女孩喜欢小婴儿，为什么这个世界的理想模式是父亲去办公室工作，而母亲留在家里。这些美国生活的画面，对于印度公务员的儿子来说，理解起来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但是这里有另外一些内容，与艾伦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在你想去游泳的时候，大人却非要让你去上学，在板凳上坐五个小时，学那些讨厌的课程？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你的大脑开始形成思维区……这必须趁大脑还在发育时就开始，通过长时间的学习，慢慢形成以后你都要使用的思维区。当我们长大后，我们的大脑就不能再形成新的思维区了……
这样一来，连上学的合理性也被科学化了，神权至上的旧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模糊的隐喻。布鲁斯特还谈到了生物进化，他甚至还认为，生物就是一种机器：
身体显然就是一个机器，它非常复杂，比人工制造的机器要复杂许多，但它毕竟还是机器。以前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以为它就像蒸汽发动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确实是个气体发动机，就像摩托车、摩托船或飞机的发动机一样。
现在还搞不清楚细胞分裂或变异的具体过程，但是看起来，这确实不像和天使有什么关系。艾伦经常观察雏菊的生长，他也许会想到：雏菊似乎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它确实是基于一系列细胞，像机器一样地工作着。那么我自己呢？我的身体是怎么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当冰球嗖嗖地从他眼前飞过时，他思考了许多问题。
除了观察雏菊之外，艾伦还喜欢搞些小发明。日，他写信说[3]：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得到了一台可爱的相机是麦克尔希尔斯送我的可以换胶卷的如果你们想看看我复制了一份给你们放在另一个信封里里面有16张照片我还可以做出你们知道的押韵短诗站在茶桌旁的男孩这周我又考了第二名迈顿发来问候GB说我写得太粗了应该向威尔斯要一些新的钢笔尖我现在用的就是新的笔尖明天有场讲座这是我自己发明的墨水像海兹赫斯特这样的学校，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普通入学考试，然而在这考试中，却没有什么关于科学、发明或现代世界的内容。《自然奇迹》中说，每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但是这些学校只是像机器一样运转着，似乎是没有原因的。这就是在英国体制下建立起来的思维区——即使在燃烧的甲板上，人们也是一样按部就班地工作，直至烧死。
因此，所有的老师都极力地阻碍艾伦，不让他搞那些没有用的“科学”。但他们无法阻碍他的发明，尤其是发明书写工具：
4月1日(愚人节)
猜猜我正在用什么写字？是我自己发明的钢笔它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看，按一下E点(钢笔填充管的软头)，就能吸满墨水了。本来我以为轻轻挤一下就能跑出一点墨水但这好像还不太好用。
听说约翰去了法国鲁昂他看到圣女贞德雕塑了吗？我希望约翰喜欢鲁昂不好意思我今天不怎么想继续写了迈顿说约翰寄了些东西。
因为这支钢笔，大家又有了新的句子来形容艾伦：
一支钢笔漏的墨水
够四支钢笔用半天
在7月的另外一封信中，图灵还用绿色的墨水(这是不许用的)，粗略地勾勒了一个关于打字机的想法。
约翰去鲁昂的时候，图灵家有了一个大变化。约翰在去马尔伯勒之前，就对父亲说，他想从沃德家产生一点改变(大意就是想搬走)，于是图灵先生同意了。他们在赫特福德郡，找了一个教区牧师家庭，从1923年夏天开始，作为他们的新家。复活节时，约翰第一次和弟弟分开，住在鲁昂的高迪尔太太家里。到了夏天，艾伦也实在很想去，于是就去和他一起住了几个星期，感受了法国的文化和文明。艾伦对小资小清新风格的高迪尔太太印象很好，她让艾伦把耳朵后面洗干净，否则约翰就会被训一顿，艾伦觉得“这简直太好了”。高迪尔太太也很喜欢听艾伦的奉承，而且还允许他偷偷去电影院，这让约翰很不高兴。图灵兄弟二人，外表都非常帅，具有很微妙的魅力，相比之下约翰更明显一些，艾伦稍逊。这一次度假很不愉快，约翰拒绝骑单车带艾伦玩，他们只好一起无精打采地闲逛压马路。高迪尔太太说，艾伦就跟蜗牛一样，艾伦走路确实像蜗牛，总是沿着排水沟慢慢走。其实，这不也是在形容整个图灵家族吗？迟钝的图灵，郁闷的图灵，总是失败，要么最慢，要么最差。
后来，两个男孩回到了赫特福德郡的新家，变得开心多了，在这里度过了余下的夏天。红砖的教区宅邸，透着乔治王时代的艺术风格，副主教罗勒·梅耶是一个迷人而成熟的男人，附近还有玫瑰花床和网球场，沃德家那套严明的纪律也一去不复返了。约翰很喜欢在网球场和女孩们一起玩，他现在已经15岁了，显然会对此很有兴致。艾伦则开心地在丛林里一个人骑单车，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屋子搞得乱七八糟。在一次教会活动时，一位吉普赛算命人说，艾伦将来会是一个天才，梅耶夫人也觉得，艾伦确实不是个一般的孩子。
他们在梅耶家并没有住很久，因为他们的父亲朱利叶斯·图灵先生，被竞争对手气得要命，突然决定要辞职。他的竞争对手凯普贝，本来在上岗考试中成绩不如他，但却被提拔成马德拉斯首席秘书长。于是，朱利叶斯不愿再等待下一次晋升机会了，干脆告老还乡。他每年能拿1000英镑退休金，但是却没有爵位[4]。
不过，他们一家并没有回英国，图灵父亲不想交税，如果他每年在英国待不到六个星期，那就不用交所得税了。于是，图灵一家前往到法国迪纳度假。
图灵先生是日辞职的，他走了之后，马德拉斯仍然照常发展，但他自己的经济状况却完全不同了。艾赛儿现在要详细记录家用开销的账目，像去苏格兰度假这样的事情，从此以后再也不可能了。从很多方面来看，他过早退休是一件坏事，他的两个儿子也觉得，这是一个灾难。艾伦认为，父亲本来应该胜过那个什么凯普贝的，而约翰后来则评论道：
我以前真的没想到，我父亲这么容易就被击败了。其实我本来早就应该想到的，因为很多人都说，我父亲一点都不关心级别和制度，也不关心自己的政治前程，总是口无遮拦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有一个例子足以体现这一点，那时候他在马德拉斯，做威灵顿的首席助理，有时候他们意见不同，我父亲就会说：“你记住，你不是印度的老大！”这种严重的找麻烦的话，实在是让人没法接受。
图灵夫人对此也经常抱怨，尤其是当她羡慕威灵顿夫人的时候。说实话，图灵先生工作很负责，遵守规章，服从安排，一心为当地的数百万人民服务。但是在马德拉斯官场，这些都没有什么用。他的余生，充满了挫折感和幻灭感，钓鱼和桥牌，也无法缓解他的苦闷和压抑。特别是图灵夫人想要回欧洲，这更加恶化了他的情绪。他们不断地给对方提出要求，但是谁也不能满足谁，到后来除了一起收拾花园以外，就很少再沟通了。
这趟法国之行的结果是，艾伦喜欢上法语了，这现在成了他最喜欢的学科。实际上，他是喜欢用法语作为一种密码。在海兹赫斯特时，他就用达灵顿先生看不懂的法语，给母亲写明信片，讲法国大革命。这是他在迪纳时，从布瑞顿的女佣那里知道的，这位女佣经常说，社会主义革命即将来临。
不过，真正让艾伦入迷的，仍然是科学。他父母回来时，看到他紧紧抓着《自然奇迹》，对此他们也并不完全反对。图灵夫人的祖父的二堂兄，乔治·约翰斯托·斯托尼()，是一位挺有名的爱尔兰科学家，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曾在都柏林见过他。这位科学家最著名的事迹，是在1894年创造了“电子”这个词，那时还没有原子价这个概念。家族里有这么一位皇家科学院成员，这让图灵夫人感到十分自豪，那种头衔和地位，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给艾伦看了印有巴斯德(，法国化学家，细菌学家)肖像的法国邮票，让他看看当科学家的光明前景。也许她还想起了多年以前让她仰慕的那位克什米尔的传教士医生。总而言之，她一切的想法都是围绕一个原则，那就是她希望成为贵族，她希望斯托尼家族有人用科学来推动王国进步。然而，艾伦的父亲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一个科学家每年顶多能挣500英镑，即便当上政府科学家，也多挣不了多少。
他虽然这样想，但他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帮助艾伦。1924年5月，当艾伦回到学校时，给父亲写信说：
……你在火车上教我测量，我已经学会了，我现在知道怎样测量树的高度、河谷的宽度等。我还举一反三，知道怎样在无需爬山的情况下，测量山的高度。
艾伦还学会了绘制地图。据图灵先生回忆，1924年夏天，他们在牛津待了一阵子，9月时，他们去北威尔士的一个木房子度假。然后艾伦自己回到海兹赫斯特，图灵夫妇留在那里。艾伦回海兹赫斯特之后，自己绘制了雪都尼亚山的地图。
地图是个老爱好，除此之外，艾伦还喜欢研究家谱，尤其是错综复杂的图灵家谱。这个庞大的维多利亚家族，不时地跳出一个又一个准男爵，这让他觉得很有挑战性。
另外，艾伦还喜欢国际象棋，他曾记录道：“本来达灵顿先生说人数太少，没法举行象棋锦标赛。现在我已经成功地召集了足够多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办锦标赛了！”
但是，这一切的爱好，在化学面前都显得苍白了。艾伦一直都很喜欢药方，喜欢配制奇怪的墨水，在梅耶家时，还喜欢在树林里烧泥巴。他很熟悉化学反应的概念，而且在牛津过暑假时，还接触到了一箱子化学药剂。
《自然奇迹》里面没有讲太多的化学，只有一点关于毒物的知识。布鲁斯特讲得并不很学术，他说：
任何一种生物，无论是人还是植物，一生都是在与各种毒物斗争。毒物会通过各种渠道找上我们……酒精，氯仿，各种生物碱，比如做药的可卡因，还有尼古丁，也就是烟草的生物碱，各种毒菌的毒，以及我们喝的咖啡因……
还有一章叫作《关于糖和其他毒物》，谈到了二氧化碳在血液中产生的影响，以及大脑对此的反应：
当脖子里的神经中枢刚尝到一点儿二氧化碳时，它不会怎么样，但当这种感觉开始增强时(大概15秒以内)，它就会通过神经传达给肺，它会说：“嘿嘿嘿！你们怎么回事？赶快干活了！用力呼吸！否则血液就要开始燃烧血糖了！”
艾伦觉得这些都很有趣，但是下面这段关于“苏打”的比喻更有趣：
二氧化碳在血液里变成苏打，血液带着这些苏打进入肺，苏打在肺里再重新变成二氧化碳。
在《自然奇迹》中，没有出现专业的化学术语。艾伦肯定已经发现了，这些名称都是不专业的，因为他在日回到学校后，曾经给父母写信说：“别忘了我要的科学书籍，我不要儿童百科”，并且说：
《自然奇迹》说，二氧化碳是在血液里变成苏打，并在肺里变回二氧化碳的。如果可以的话，请把苏打的化学名称或方程式寄给我，我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知道艾伦有没有读过儿童百科，也许他会觉得太幼稚了，所以没有读过。但他在这个时期，已经用一些日常用品，做了很多小实验，学会了化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他的父母都不擅长化学，但在11月，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渠道：“我很幸运，我得到了一本特别好的书。”1924年圣诞节时，艾伦还得到了一套化学药品、坩埚和试管，并且还有一间地下室，可以用来使用这些东西。他从海边拖了一堆海草回来，用来提取碘。艾伦的这些爱好，让约翰觉得很不可思议，他的时间全都花在网球、高尔夫球、跳舞和在娱乐场调情上。
邻居有一位英国校长，艾伦的父母请他来辅导艾伦的普通入学考试。但现在的艾伦，却已经完全陷入了科学的世界。1925年3月，艾伦回到学校时写道：
我这学期的普通入学考试[5]，和上次名次一样，平均分53%，法语考了69%。
他真正关心的还是化学：
我想知道去哪能找到一个陶瓷容器，这样我就能研究高热反应了。我已经试着学了一些有机化学，比如这样的东西：
H(CH?)??CO?H(CH?)?C
我知道这种C??H??O?， 你看，这样就能看出它们的分子结构。
接着在一个星期之后：
……在高热实验时，产物往往是气体，这时就不能用坩埚，必须有个陶瓷容器。我要一个一个地做我想做的实验，我想用天然材料来造出一些东西。
艾伦现在已经开始对自己的世界观产生意识了，这种对简朴和自然的向往，不仅体现在化学上，而且体现在今后的很多方面。对他来说，生命本身就是由这些构成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多余。
　　对于图灵夫妇来说，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不管怎么说，化学只是艾伦的假期娱乐。他马上就要13岁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上公学。1925年秋天，艾伦参加了马尔伯勒入学考试，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考得非常好(但没获得奖学金)。这时约翰的一句话，改变了他弟弟的命运，他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把艾伦送去，这会毁了他的。”
这件事情确实很棘手，艾伦必须得适应公学生活，否则哪个公学会喜欢一个整天用泥巴和果酱做实验的学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矛盾。图灵夫人说：
在小学时期，艾伦的生活圈子很小，大家能够理解他，并且喜欢他。但是，如果他去了公学，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为了给他找个合适的学校，我真的煞费苦心，生怕他不能适应公学的生活，变成一个高智商低情商的怪物。
但她的苦恼并没持续很久。她有一位朋友，格维斯夫人，是舍尔伯尼公学一位教师的妻子。1926年春天，艾伦再次参加了考试，并进入舍尔伯尼。
舍尔伯尼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英国公学，它最初是个修道院，1550年开始搞教育，到了1869年，彻底变成了学校。1909年，在一阵低迷期过后，诺威尔·史密斯担任了校长，学校由此开始复兴。到了1926年，诺威尔·史密斯已经使学生规模从200人增长到400人，把舍尔伯尼建成了比较卓越的公学。
在艾伦去之前，图灵夫人先到了舍尔伯尼，拜访了校长的夫人，对诺威尔夫人诉说了一些她的期待。诺威尔夫人考虑了她的想法，把艾伦安排在乔弗雷·奥汉兰家里寄宿。
夏季学期从日开始，这是个星期一，也是英国大罢工的第一天。在从圣马洛出发的渡船上，艾伦听说只有慢速火车还在运行。于是他突发奇想，打算从南安普顿骑60英里单车，前往舍尔伯尼：
我把行李交给托运员大约11点从码头出发3先令买了份有南安普顿的地图但上面却没有舍尔伯尼。舍尔伯尼在地图外面。3英里。好不容易找到邮局，1先令给奥汉兰拍电报。遇到一家单车店，6便士搞定。12点左右离开3先令6便士吃午饭7英里到林德赫斯特3英里2便士买个苹果。8英里到比尔利踏板出问题6便士修好。4英里到林沃德。南安普顿的街上到处都是罢工者。很愉快骑车穿过新森林公园和一片荒野到林沃德然后顺利到达温伯尼。
艾伦在布兰德福特最好的旅店过了一夜，假如他父亲知道这件事，保准不会同意。(艾伦必须要计较每一便士，这毫不夸张，比如他会在信的结尾写着：“请寄回1英镑1便士：1英镑钞票和1便士邮票”)幸好旅店老板只是象征性地收了他一点钱，而且早上还特地为他送行。然后：
布兰德福特附近有些很好的下坡，整个路上只是有点颠，最后一英里全是下坡。
他从一座小山顶上，望见了他的终点：乔治王风格的小镇，和大修道院旁的舍尔伯尼公学。
这样一个小男孩，面对大罢工时，能不慌不忙地拿出一套应急方案，并且成功地解决了问题，这是很不简单的。当地的报纸，报道了艾伦这趟单车旅行，人们都觉得很吃惊。当温斯顿·丘吉尔向那些“敌人”高呼“无条件投降”时，艾伦却利用罢工，享受了两天自由。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的日子，正如一本描写舍尔伯尼的书，艾力克·沃《青春织机》里面回忆的：
新来的男孩，在公学度过的第一周，恐怕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悲惨的日子。不仅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欺侮，还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孤独，对犯错误的恐惧，以及对一些其实并不存在的困难的恐惧。
当故事的主人公第二天晚上给家里写信时，沃这样描述：“哪怕这母亲是个傻子，也能从字里行间看出，她的儿子正处于黑暗而无垠的悲惨境地中。”对艾伦来说，情况甚至比这还要糟，他不仅不知道怎样融入新环境，而且因为罢工，他的行李还一直被困在南安普顿。一周后，他写信说：
这边没有任何衣服或其他东西简直烦死我了……很难在这边安顿下来。快回信。星期三什么事也没有就是在宿舍写作业找教室订教材一周后差不多会好一些……
一周后，艾伦确实好了些：
我越来越适应这里了。但行李还是没到，所以我也好不到哪去。下周二我们要开始沉闷吃力的工作了。在这里，折磨迟到者的手段，就跟高卢委员会一样，老大一喊小弟们就赶紧跑最慢的人就得去干活。这里早上要冲冷水澡，就像马尔伯勒的冷水澡一样。我们每周一三五6：30吃茶点，所以我从中午就憋着不吃饭……印刷工人也罢工了，结果伯纳特书店没有我们订的书，所以我缺很多书。跟别的公学一样，新来的男孩必须唱些歌。不过现在还没到时候。我还不知道要唱什么，反正不是《金凤花》……我们的作业极少，比如读《使徒行传》第三章和第四章，只要45分钟。
唱歌确实是有的，还有一些别的典礼，但是在这种时候，艾伦往往是被踢来踢去扔进纸篓的角色。艾伦的母亲对这封信的评价是，这显示了艾伦“古怪的幽默感”。然而，如果她能读出言外之意，她更应当感到一种责任，而不是同情。
艾伦现在终于开始学习科学了，他写道：
我们每周学两小时化学，刚学到“物质的性质”“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之类的。我给老师讲我制碘的事，还给他看了样品，老师很高兴。这里校长被叫做“首领”。我想学希腊语，而不是古希腊语……
校长安德鲁确实因为艾伦懂那么多而高兴，他说艾伦身上有“令人高兴的坦率和天真”。西科特学院的监督生，阿瑟·哈里斯，作为对单车旅行的奖励，收艾伦做了自己的小弟，或者说跟班。但无论科学还是单车，在舍尔伯尼，这些都不是重点。
校长常常在讲话中，谈到校园生活的意义。他说，舍尔伯尼并非完全为了打开思维，虽然这在过去，是学校的主要意义。现在的英国公学，已经明显地发展成了小型国家，这里有残酷的现实环境，也体现着言论自由，公平正义，议会民主，权益权力等社会概念。校长说：
从教室，从宿舍，从操场，从游行，从你们和老师的关系，从你们的资格和级别，你们应当开始懂得权威，顺从，合作，忠诚，把学校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资格和级别，权力和责任的平衡，这对于大英帝国来说，是更珍贵的东西。而“打开思维”这件事，顶多能算个细枝末节就不错了。
维多利亚改革的影响之一，就是使竞争激烈的考试成为公学生活的重要部分。成绩好、听话的学生，就有机会成为这个小型国家里的知识阶级，艾伦不属于这个群体，人们对他一点指望都没有。学校里还教橄榄球和板球，这里的男孩们很看重这些游戏，他们在这些游戏中，学会控制情绪。世界大战引起的社会变革，对故步自封的公学没有产生冲击，这里的体制仍然是监视而控制着每一个男孩，这些才是舍尔伯尼真正的重点。
在科学方面，舍尔伯尼只是在维多利亚改革中，做出了一个敷衍的让步，从1873年开始，引进一位科学老师。这主要是为了医学而设，并不是为了展示自然世界，而且一直因为“很庸俗”，而经受着绅士们的侮辱。科学不顾一切地求证真理，但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尊重，正如斯托尼家为帝国建了大桥，但却有更高的阶级在指挥他们。公学坚定地抵制着19世纪科学的胜利，诺威尔·史密斯把知识界分成古典、现代和科学，他认为：
只有最肤浅的脑子，才会认为那些新发现是先进的，认为我们离解开宇宙奥妙更进了一步……
这就是一个小型的顽固的英国，在这里，老大和小弟分得很清楚。在学校外面，男孩们充当小弟，把牛奶桶装到火车上，直到国家的老大们结束罢工。艾伦也在做这些事，但他的肤浅的脑子，对贵族、帝国建造者和白人政客面对的困难完全不关心，他对这套体制毫无兴趣。
体制，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词，但体制的运转，几乎是与个体无关的，它会无情地抹杀掉每个人的个性。艾伦所在的西科特学院，从1920年才开始接收寄宿生，但现在却已经形成了监督生，小弟，厕所里的狠打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虽然院长乔弗雷·奥汉兰不愿承认，但这确实是事实。这个40岁的单身男人，靠着兰卡棉花赚来的私人财产，扩建了学院的房子。他不想把男孩们培养成流水线产品，也不像其他院长那么积极地给男孩们灌输信仰，他的学院也因此被冠上“散漫”的不良名声。他鼓励音乐和艺术，反对以强凌弱，在艾伦到来后不久，连唱歌仪式也取消了。作为一个崇尚兼容并包的古典主义者，他是这个小型国家里，最接近自由政府的人。这套体制，如果不考虑细节的话，可以说已经成为事实政体。你可以选择遵守，反对或者退出——艾伦选择了退出。
“他显得沉默寡言，有点孤僻，并非因为不高兴，我想只是因为害羞”，奥汉兰评论说。艾伦没有朋友，这一年，他被其他男孩捉弄了至少一回，他们把休息室一些松散的地板做成陷阱，用来捉弄艾伦。艾伦只是默默地继续着化学实验，但这令他们更加反感了，因为这展示了艾伦的智力，而且会产生刺鼻的味道。“他的生活习惯有点脏、邋遢，”奥汉兰在1926年末写道，“他不觉得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总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但是这并不能得到别人的同情：他看起来总是很开心，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开心。”
“他的生活方式，会给他引来伤害，尽管我还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开心。但不可否认，他不是一般的男孩，这不是坏事，但可能会让他有点不开心。”他在1927年春季学期的最后，有点语无伦次地写下了这些。相比之下，校长对艾伦的评论则比较轻快：
他找到自己的职业后，一定会做得很好，但如果他在学校里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他就会做得更好——他得学会合群。
艾伦不是布鲁斯特说的那种，继承了原始人类的本能，喜欢向其他人投掷东西的男孩。在这方面，他更像他的父亲，他父亲小时候在贝德福德时，就不喜欢玩那些东西。图灵先生没有像他妻子那样，对校长过度尊重，他提出特殊要求，使艾伦免于打板球。后来奥汉兰允许艾伦玩高尔夫球，于是艾伦迅速地把体育馆搞得和他的屋子一样乱七八糟，这使艾伦成了一个讨厌的人。因为他本来肤色就比较黑，再加上总是抹得到处都是墨水，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很脏。他的笨手一伸出来，就仿佛是他自制的钢笔一样，随时都有可能喷出墨水。他的头发永远都不能倒在他想要的方向，衬衫从裤子里耷拉出来，领带缠在僵硬的领子外面，而且他好像还不知道哪个扣子该对应哪个眼儿。在星期五下午的军事训练营，他站在那里，帽子戴歪了，肩膀隆起来，穿着像灯罩一样的奇怪制服，还把裤腿卷了起来。这些特点，使他经常受到嘲笑，更不用说他那种怯懦、抑郁、尖细的嗓音——他不是真的结巴，而是犹豫，他好像需要用一套笨重的程序，费力地把自己的想法翻译成人类语言。
图灵夫人看到，她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艾伦无法适应公学生活。他也不是那种只跟老师亲近，而不受同学欢迎的学生，他连这一点也做不到。第一学期，他被分在一个叫作“贝壳”的班级，这个班级的其他学生，全都比他大一岁，而且都是能力很差的那种。后来他被提拔了，但也只不过是调到了正常能力的年级。艾伦自己倒不在乎这些。老师们像流水一样更迭着，前四个学期一共有17个老师，但他们中却没有一个能够理解这个做梦的男孩。据这个时期一位同学说：
不止一个老师喜欢挖苦艾伦，并以此为乐。因为艾伦的领子经常被墨水弄脏，所以老师有时会说：“图灵，把墨水抹到衣领上呀！”然后全班就哄堂大笑。这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一直记在我心里，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体现了对于一个敏感而无辜的男孩来说，公学是一个怎样的地狱。
学校每个学期会对家长做两次报告，图灵先生每次都会把信封放在早餐桌上，吸着烟斗看《时报》，以使自己坚强一些。艾伦则会无助地说，爸爸也应该看看其他男孩的报告。但问题是，爸爸并不为其他男孩付钱，他只是看到，他辛苦赚来的钱基本上打水漂了。
图灵先生并不在意艾伦不走寻常路，他在这方面非常宽容。实际上，约翰和艾伦在这一点上，正是像他们的父亲，他们三个都认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并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在这个家庭中，图灵夫人则代表着大众的观点，她的品位和判断，被家里的其他成员认为是乏味而过时的。所以，尽管她丈夫和约翰都认为无所谓，但她觉得必须要改变艾伦。而且，尽管图灵先生很宽容，但他也不能接受，昂贵的公学学费被浪费，他在钱这个问题上，是绝对不含糊的。他已经厌倦了逃税，在瑟瑞的格尔福特边上买了个小房子，现在除了要交税，还要想办法给约翰找工作。他不让约翰前往印度从政，他预测1919年的改革会毁了印度官员的前途。约翰想要从事印刷业，图灵先生认为他应该去南美洲搞人造氮肥，最终他们采纳了图灵夫人的保守建议，让约翰去当律师。图灵先生为此需要支付450英镑，使约翰得到录用，并且还要资助他五年的生活费。
　　但是，艾伦并不理解，他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即使是他最喜欢的法语课，老师也评价说，艾伦完全提不起兴趣，他只在老师逗乐的时候才会拿出点儿注意力。他的习惯是，平时不学习，考试考第一。但他刚来舍尔伯尼时要学的希腊语，现在是彻底扔下了，考了三个学期都是最后一名，最后学校干脆允许他放弃这门课了。奥汉兰评论说，这使艾伦得到了一种特许的赦免权，从此他就误认为，只要漠视一门课，就可以从这门课中解放。
当报告谈到数学和科学时，表扬就稍微多了点儿，但总是还有很多批评。1927年夏天，艾伦给他的数学老师兰多夫，看了一些他的成果，他独立给出了反正切函数的无穷级数。可以想见，兰多夫大吃一惊，并告诉其他老师，说艾伦是个天才。但这件事并没引起什么轰动，就像石头一样沉入了舍尔伯尼这潭死水，因为这只是六年级课程的标准答案。但问题的重点是，艾伦没有使用微积分，就算出了这个结果，更了不起的是，他能够看出来这个级数是存在的。
但这个小成功，仅仅能把艾伦从留级的边缘救回来，即便是兰多夫，也在报告中消极地说：
不是很好。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高等数学，却忽视了基础课的学习。任何学科都需要先打好基础，他在这方面的表现很糟糕。
校长则提出警告：
我希望他不要两头耽误。如果他要留在公学，他必须以受良好教育为目标。如果他只不过想当科学家，那么上公学对他来说就是浪费。
这里面暗示了一件事，那就是开除，这是早餐桌上的一道霹雳，使图灵夫妇的一切希望，都面临着化为泡影的危险。但艾伦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里，改变了校长的看法。他因为腮腺炎，被隔离住在医院里，在期末考试时，却取得了和平时一样的好成绩。校长报告说：
他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没有得到应有排名和奖项，但在文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他像现在这样继续干下去，他就会做得很好的。
暑假时，图灵一家又到威尔士度假，这次去的是费斯泰格。在一间木房子里，尼尔德先生对艾伦很感兴趣，并送给他一本关于爬山的书，他在书上写了很长一段话，鼓励艾伦像爬山一样，攀登智力的顶峰。在这个时期，他是仅有的几位认真看待艾伦的人之一。
《自然奇迹》里说，人体是一个活药店，布鲁斯特用这个比喻，来描述最新发现的激素的作用。身体的各个部位，向其他部位传达化学信号，这个过程是依靠激素，而不是神经。1927年，艾伦15岁了，他长高了，一些更刺激的改变，也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日，艾伦参加了坚定礼，就像军事训练营一样，每个人都有义务参加坚定礼。当艾伦跪在萨利伯瑞主教面前，发誓与肉欲和恶魔断绝关系时，他确实是认真的，或者说他至少相信其中的一些东西。然而，诺威尔·史密斯校长却这样评论：
我希望他能认真对待坚定礼，如果他真的认真了，他就不应该只顾满足自己，而忽视明确的义务。
但是，对艾伦来说，把一堆可笑的句子翻译成拉丁语，擦亮军服上的扣子，这些义务，远远算不上“明确的”，他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是为什么。艾伦并不是不认真，他只是对“认真”有他自己的定义。而校长的话，实际上更符合艾力克·沃所写的：
就像对大多数男孩一样，坚定礼对高登的影响很小。他不是无神论者，他相信基督教，只是因为所有优秀的人都相信它，所以它应该是正确的。但同时，这对他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说他这时有什么真正的信仰，那恐怕只有室内足球……
这段话在1917年是很犯忌的，《青春织机》在舍尔伯尼也是禁书，如果有人被发现私藏此书，常常会立刻遭到暴打。舍尔伯尼的学生们，基本上每周都会有一个人因此挨打。
这位作者还说：
听好，我不是要攻击公学体制，我认同它的大价值，尤其是它主张的责任、忠诚和服从。但是，它无法避免任何体制都会面临的危险，那就是会导致守旧、奴性和盲从，或者说，泯灭了独立的人格。
“这种体制，无法避免这些，”他继续说，“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采取正确的态度，就可以克服它们。”然而对于个人来说，想要克服体制带来的东西，是非常艰难的。正如史密斯校长说：“这样的学校里的人，要比社会上的人们更加清楚……我们都活在一套普遍的纪律当中，我们的生活，已经全都被规定好了，指向一个明确的目标……”他更进一步地认为，“无论学生个体具备什么样的独创性，实际上都是在向着高层次的纪律前进。”史密斯并不是个目光短浅的人，他热爱华兹华斯的诗，是一位富有浪漫色彩的古典主义者，但他不知怎么，就向教育体制妥协了，也许他自己的内心也备受煎熬。
但是，在一个纪律重重的体制中，如果要谈人格独立，可以不谈那些浪漫的高层次，但必须要谈讲脏话的问题。校长呼吁大家不讲脏话，并宣传这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