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召唤ol 威和马库斯得服装通用嘛？_百度知道
使命召唤ol 威和马库斯得服装通用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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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和马库斯的服装是完全独立的体系，互不通用，也和其他3个可购买角色的服装不一样所以你就挑着买吧，省点GP买配件比较划算
你不会现在才看到吧？现在GP买不到多少永久服装了…武器配件还特别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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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给力了，你的回答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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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使命召唤ol里哪个角色好？马库斯好还是威好？_百度知道
使命召唤ol里哪个角色好？马库斯好还是威好？
用什么人物其实都无所谓的.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我也没办法.枪法和技术不过关的话,感觉穿的很酷.,我个人更喜欢马库斯一些,主要还是看枪法和技术了,选再好看的人物也没用啊使命召唤OL里面的这两个角色.当然这也要看个人喜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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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斯穿装备比较帅，其实尤里也不错，就是那个黑人小伙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马库斯穿不成重甲。。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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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斯要来云南啦！】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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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受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何明教授邀请，乔治·马库斯六月下旬将来云大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详情请持续关注本公众号“人类学之滇”。小编先放出这篇文章，为接下来的活动预热一下。本文为马库斯为《写文化》所作的中文版序言，由龚浩群翻译。在此特别感谢龚浩群慷慨赠稿。也要感谢宋红娟。限于篇幅，文章稍作删减。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成为一名职业人类学家的时候，我在哈佛按照惯常的学徒模式进行准备。我被确定为一名大洋洲专家，并且在波利尼西亚西部从事长期的田野工作（主要在汤加岛屿）。我的田野工作的形成明确依据一些基本的所关心的问题，如亲属制度、仪式、政治和宗教，并通过在当地社区居住和访谈的方法进行考察。然而，在这个时候，至少在研究生文化中，法国后结构主义者诸如福柯和巴尔特的影响、女性主义学者的成就、英国文化研究的实际重要性、创造一种结构主义者的历史的努力（与当时盛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选择相对照）以及对田野工作的政治的敏感（美国六十年代短期骚动的结果之一）全都进入了学术氛围，可以说，如果离开教室，我和我的同事才可能仍然被认为正在从事着基础的“民族与地方（peoples and places）”模式的民族志研究。尽管那样，当我们早该为我们的学徒工作预见到不同的理论与主题的要点的时候，为了实现有历史意义的、未完成的，或者有人说被中断的，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具有霸权的关于人类的一种普适科学的宏伟计划，这一工作仍然按照它的原有形式，致力于添加作为比较的材料或难题的全球的民族志档案，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特殊任务似乎就是描写和分析不是前现代就是非现代的生活形式。然而，尤其在杰出的研究生计划中，尽管许多更年轻的人类学家出于信念和领悟力并不完全赞同这个计划，但是参与学科意味着通过民族志的形式与心怀对田野工作的期望去循规蹈矩，而这确实常常是接受人类学学科训练的主要吸引力。甚至在那时，更不用说直到现在，美国人类学家的研究课题是非常多样的。例如，特别是在二战后的头两个十年，在得到西方国家大力资助的发展研究的指示下，人类学家开始关注他们曾经研究过的传统民族所经历的各种变迁情形，不管他们是农民、工人、城市居民还是跨国移民。但是，在所有的这种多样性和后殖民的转变中，基础的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仍然占据着学科的中心地位，这种实践反过来又继续嵌入在训练模式中，定义了让学者们进入到人类学的学徒工作中什么能做和什么不能做。也许更公平地说，当前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议题无论在风格、理论还是修辞上，都为这个时期的跨学科的热潮所俘虏，后者的活动圈子和共同体继续成为人类学家在研究中寻求有效性和回应的首要领域。这些都超越了传统上规定人类学研究的那些主题和概念。在对学科边缘和其他学术共同体的好奇心的驱使下，美国的人类学总是以这种方式呈现出多样性。但是，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这仍然是一种被明确组织起来的多样性。源于人类学和在人类学中土生土长的元讨论仍然影响了多样化的研究范式的形成，尤其是在最具声望的范式当中。相应地，诸如结构主义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在研究生院被细致地教导。这样的一个中心不再持续，各种兴趣——变迁、政治、行为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虽然得到了很好的呈现，但仍然不是二战后人类学的核心，今天，它们构成了社会环境，在其中大多数专业研究计划得以制定，并在人类学之外的其他领域依据社会与文化理论得以生产。因此，我自己这代人类学家最后在“民族与地方”人类学的样板中展示了这门学科。我们仍然在旧的样板中却见证了新的影响力的到来，这确实在20世纪的整个70年代转变了传统人类学的做法。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学术界的趋势下，如何定义关于美拉尼西亚人和澳洲土著的民族志的经典传统的问题以新的方式被重新提出来，如出现了从性别的角度（gender perspective）重新开启关于亲属制度的探讨。但是，在这些领域，这是对孤立社会的传统的关注点在光芒黯淡之前出现的一个制高点和卓越的转折点。从那时起，这些领域的研究更集中于关注这些人民的殖民和后殖民经历，更关注他们在后现代、全球化和本土运动的伪装下对当下的体验——也就是说，关注曾一度被冷战时代的发展研究所限定的空间里充斥着的所有东西。较为老式的民族志对于民族与地方的档案的关怀可能在将来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兴起，但这不会出现在当前的地平线上。我当研究生时候的的基础人类学的定义现在看上去似乎是历史档案的一部分——它可能在新的研究的浪潮中被重访，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这会在目前发生。在今天，人类学中的职业培训计划完全沉浸在知识资本的背景中，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这大多只是在学生中才被了解个大概。什么占据了领域的中心和什么定义了多种兴趣的边缘之间的关系已经瓦解；什么是中心和什么是边缘已经变换了位置。在人类学再生产的每一处地方都是如此，不仅是在研究生和他们的导师的非正式院系文化当中，甚至还在于采取仍处于支配地位的马林诺夫斯基形式的核心方法的外壳当中。进一步来说，年轻一代人类学家作为专业人士的感觉和自我形象也已经发生了变化。青年人类学家即使不完全践行激进主义者的言论和生活方式，他们在向同事展示他们的研究时也常常会采取一种鲜明的激进分子的导向或影射其中。在许多研究计划中，道德目的十分突出。实际上，许多年轻一代的人类学家在寻求各种方式来推进与激进事业明显相关的他们的研究。这种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远不止是一种姿态或者过去二十多年美国保守政治让左翼－自由（left-liberal）学者疏离传统的政治参与的结果（因而使得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让年轻一代的学者们维系其政治情怀的替代性空间）。更确切地说，自我形塑触及到田野工作中的工作关系如何在今天出现的核心问题。人类学家从他们的每一个开端就已经不可避免地政治化了。激进主义，或者它对老式的不动感情的学者的挑战，已经成为大多数田野工作计划的先决条件之一。在接下来的话题中，我想概述这些变化是怎样发生的。这样做我需要强调两个使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变化得以被接受的背景。其一是在美国，普通人类学分为四个领域（生物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而社会文化人类学只是其中之一，尽管它数目最多而且在机构设置上最为强大。其二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各种公众如何能继续依据人类学的传统事业理解它，而不论过去二十年中发生的变化。美国人类学家已经极为有效地驳斥了偏见和为人接受的常识，并以此作为他们对美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做出的贡献。但是在这种批评和治疗功能中，他们首先仍是作为对遥不可及的异域的“他者”的专家而被接受。他们的合法性仍然依赖于将他们视作关于他者的专家的通常理解。然而，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将来取决于人类学家正在努力推进的另一种研究模式，但是对此他们还没有提供反思性的定义或重新表述。在普通人类学内外，一个重新确立中心，重新限定内部的讨论和争论，从而可能重新塑造学科及其未来的时期将要发生。不过，由于情感上的和政治上的原因，这个时期也遭到了抗拒。这是美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所面临的关键束缚。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没有回头路整个20世纪60年代，甚至在此之前，出现了一股针对主流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反动话语。人类学是殖民主义的一部分，而且在当下也无法回避过去。在学术界界定人类学的实证主义话语得不到田野工作的方法类型的支持，尤其是在1967年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出版之后。为特殊而严密的调查方式提供正当理由的人类的概念或者文化的观念带上了瑕疵。但是，人类学总是对自身的基础持反思性的自我批评和健康的怀疑态度，这具有建设性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所发生的是，许多其他学科，尤其是像历史和文学研究这样的人文学科，努力自我更新其社会价值，他们对许多人类学所建立的框架性概念和立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文学、历史和艺术中，人们对文化差异和表达方式的本质，对通过文化革新和生产来操演权力所产生的兴趣，成为汹涌的潮流。至少在主观意图上，非西方和差异创造出对族群性、女性和同性恋的认同，成为了使文学研究和历史学中的重要学者感到心有戚戚焉的主题。与此同时，西方的社会体制处于一种60年代后的保守反应状态；特别是在美国，大量左翼/自由派的学术团体没有太多的政治表达和激进能量的发泄通道。正如同被召唤的那样，学术界的文化左翼通过批评性研究的风格来承受这种压力，在名义上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非政治特性走向马克思主义曲折变形后的文化研究，这受到了它的已经确立的英国式表达的启示。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叙事，其他无名对象的声音的证据——亦即民族志的基础材料，代替了对社会与文化的宏大理论或出于空想的叙事而成为主流。（只有社会生物学戏剧性地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在一段时期内违背了上述趋势；高潮过后，它又在当代进化心理学运动的标榜下回潮；总的来说，在美国，今天是在人文科学中再次出现对宏大叙事和解释框架的强烈欲求的时刻；然而，迄今为止，除了进化心理学以外，在这个趋势中很难挑选出诸如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帕森斯社会学或者结构主义那样具有影响力的范式）。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类学内部汇集的批评与人文科学中这种强劲的批评思潮交织在一起，其形式表现为将民族志作为文本和体裁，进而作为研究过程来进行批评。这一事件的重要成果就是《写文化》（Clifford and Marcus 1986），此外还有许多其他著作，时间上先于和平行于《写文化》批评的还有用女性主义修正传统人类学的全部文献。对人类学修辞和表述的批评揭开和聚集了所有其他不断演变的内部批评，而且引发了替代性实践的希望，并在一段时期内涌现出民族志实验的观念。随着文学研究而来的是一个有力的开端，批评思潮的源流的影响——尤其是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令美国人耳目一新。同时，出现了以新的方式书写历史和文化史的著作，它们表现出民族志和非历史（ahistorical）的基本特征。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里，文学与历史学者中的大多数南亚学者精英围绕后殖民主义进行学术和文学生产，可能对今天社会文化人类学主流的形成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的这个相同时期，关于人类学的历史，尤其是它的20世纪历史的学术研究在专业品质上有显著的提升。人类学的老师和学生获得了大量的学科批评史，这具有无法比拟的重要意义。就我所知，这些新的著作在教学中被广泛阅读和利用。例如，《人类学史》（History of Anthropology）年鉴的编写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由乔治·斯道金（George Stocking）创立和编辑（1982年开始），现在由理查德·翰德（Richard
Handler）编辑。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同时，我阅读了由米切尔·杨（Michael Young ）撰写的马林诺夫斯基的非凡传记（2004），以及大卫·普里斯（David Price）撰写的关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激进人类学的著作（2004）。这个领域的20世纪发展史的获致就其本身而言对于今天如何实践人类学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不仅彻底使过去的权威性实践丧失了神秘色彩，而且为修正历史提供了源泉，并在现实中很好地契合了学科的实际发展方式（例如，在《美国人类学家》的近期刊物上有一系列有趣的文章，它们指出了新－博厄斯主义的复兴及其对人类学家的当前计划的意义，尤其是在马绨·邦泽的文章里（Matti Bunzl 2004）。米开尔·费彻尔和我共同写作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与《写文化》同年出版（1986），这部著述对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浪潮的潜在意义进行了深刻的陈述和辩论，尤其强调这一浪潮影响了美国正统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风格和主题。在整个80年代，民族志创作既致力于新的论题也致力于过去的论题，它的核心放在变迁中的文化与认同上，但是民族志的条件与风格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方法和视角的多样性是源自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著作的特点，它们成为了最具创新性的甚至标准的民族志的特征。田野工作中的合作条件成为了民族志中更为明晰的部分。民族志的主题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当作客观术语来进行建构。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不仅是因为80年代学术界里自我批评的效应，而且是因为知识领域中正在变化着的现实：人类学的主题不再是原始的；甚至在殖民时代人为的稳定情形下，它们就已经处于变化的状态；也可以令人信服地说，人类学规定其传统主题时所处的世界已经在20世纪的最后15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如同人类学传统的象征方法的实践所发生的变化一样。按照知识界的潮流，后现代主义的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转变为由全球化主宰的世界。对于文化分析而言，在全球化的情势下，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后现代仍然是后现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美国，对认同过程与政治的研究聚集了诸多文化批评的理论，而且开始主导人类学的传统主题——如民族和地方——的构成。如今文化在人类学那里是非本质主义的、片段式的，而且总是被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所渗透，在全球与地方之间起着调节作用，正如在任何地方的民族志研究中所发现的那样。在20世纪80年代《写文化》的批评之后，《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的开端可能是在传统的地区专门研究中人类学的正在变化的分析形式的主要表现，这是与阿朱·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及他与其他人创立的一份同名期刊联系在一起的。与此同时，人类学雄心勃勃地在诸多新的题域中开展研究，去研究各种制度诸如媒介、科学、技术、市场、广告与公司，不考虑规定传统主题的惯用的民族与地方的模式，到90年代晚期，这些新的研究至少已经获得了与惯用模式同等的合法性和声望。因此，在今天，尽管人类学的传统兴趣的大概线索仍然在延续，而且对它的公众来说似乎如此，但是它的研究实践，它与主题的关系，它的极为多样的论题的实质与结构都与仅仅20年前迥然不同。我已经指出，在此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人类学自身无力提供本学科的元话语来定义这些变化的特质，至少在美国情况如此。相反，人类学从它参与其中的其他文献、研究计划和支持者的背景中获得最初的承认和知识基础。因此，在总体上人类学家倾向于把其他学科关心的问题作为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并从中获得研究动力。例如，医学人类学作为已经创立的最具活力和最成功的分支领域，它的大多数研究路线都欣欣向荣，这得力于跨学科的支持者和其他专家，同时这种参与的努力也为它在人类学中赢得了声望。当前人类学当中关于科技的研究所获得的声望可以说也出于同样的情形。在这些新的领域，人类学家还不能依据研究议题和方法，用他们自己的框架或资源来定义学科的灵魂。事实上，自从20世纪80年代的《写文化》的批评对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来，可以公平地说还没有其他同等重要的趋势，或者作为元话语的的竞争性的重要趋势，因为时代要求一门学科在它的新的和修正后的研究领域设定议题，这既不是二十年前的结构主义、认知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或者象征/阐释主义的路径，也不是更早期的关于亲属制度、宗教、仪式和信仰的经典主题的讨论。仅仅因为旧的中心不再持续，并不意味着人类学处于混乱或正在消解。相反，在诸多人类学曾经沉浸其中并做出实质性贡献的题域，人类学却是缺乏学科意识的。就像许多关注当代文化分析的其他学科一样，人类学进入某些领域时简直是不可避免地在大背景中与其他话语和实践形成尾随或者派生的关系。例如，今天任何人类学所关注的主题兴趣事实上都不可能没有被当代新闻界首先关注过，或者说新闻界已经更快且常常同样有效地承担起经典民族志的描述任务。即使不可避免地成为派生物，人类学进入某个题域后还留下了其他问题，即象征民族志式的调查所提供的资料当中什么是最具特色的。这是一个值得回答的问题。准确地说，这是学科的元话语关于学科的新的和修正后的计划的任务，处于所有的它的当前的求知欲和离心性的参与当中的人类学迟早不得不致力于这些计划。无论如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调查的旧的民族与地方领域中，民族志不会再回到档案功能。支持这种兴趣的理论、实践与主题的主体被搁置了；在某些情况下，丧失了权威；或者根本无法再继续下去，因为必定要在其中开展田野工作的许多地方的环境不允许它存在。著名的争论也许值得通过简要追踪一系列争论和丑闻来回顾我在上文所勾勒出来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变迁历程。这些争论或丑闻在当时都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关注，不仅在人类学家当中，也在过去（前因特网）的国家公共领域轰动一时，被主要的印刷和电子媒体所报道（例如，除了一则争论之外的其他争论都受到了《纽约时报》的高度关注）。有趣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将人类学卷入其中的主要公共争论都与它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同谋有干系，表现为有时袒护新殖民举动，最为突出的是在泰国工作的人类学家为美国在东南亚的战争提供帮助。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争论集中在人类学表述传统主题的模式和效果上，以及这种表述本身所牵涉到的切实的社会利益。在下文的简要讨论中，我选择了那些不仅在公众中引人注目，而且颇具启示性的争论，它们作为征兆较为系统地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人类学中的主要变化轨迹。例如，我也可以讨论关于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的 “唐璜” 系列著作的真实性的争论，这一争论早于米德－弗里曼的争论，但这更多地反映了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文化的希望（而且卡斯塔尼达相对于主流人类学来说只是一个边缘的神秘的人物）。或者我也可以考虑萨尔曼·拉什迪/宗教裁决教令事件，它在所谓国际的、文化多样的公共领域激发了许多饶有兴味的讨论，并且实际上引发了前面所提到的“公共文化”运动，但是尽管它与人类学相关而且意味深长，可是这一争论具备的是历史性与全球性的意义，因此它预示的是人类学所研究的世界的变迁而非我所集中关注的人类学的学科变迁。1．德里克·弗里曼试图（1983年）揭露玛格丽特·米德早年的具有长期影响的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攻击玛格丽特·米德最广为人知的早期著作，这是在米德去世几年之后，也是在这部著作与美国人类学家正在进行的讨论有所关联的几十年之后。不过，在美国对于广大的知识大众来说，这部著作是“人类学家做什么”的典型代表，而且也集中体现了人类学对于美国思想界的重要贡献——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真理。弗里曼针对这部著作进行了激烈而且十分公开的批判，认为此书是漫画，而米德是故作天真，为人类学制造了恶作剧和尴尬；这使得人类学不得不去捍卫一部早已过时却仍然处于这一领域的意识形态核心的著作，其目的是为了维系与它的最重要和最广大的公众相关的自身的权威。这一争论出现时，正逢人类学在进行它的最彻底的自我批评，通过对自身的表述习惯的高度精妙的分析来挑战原有的意识形态，这种挑战不仅从学科的经典作品，也从最新的著作中获取证据。2．伽纳那斯·俄贝斯肯（Gananath Obeyesekere）批评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关于夏威夷岛屿上谋杀库克船长的叙述以及萨林斯的反驳（20世纪90年代中早期）。杰出的人类学家伽纳那斯·俄贝斯肯深受后殖民主义论述风格的影响，这一风格主要起源于南亚学者关于历史和文学的研究著作（但是在1978年出现了里程碑式的著作——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俄贝斯肯的学术研究从斯里兰卡转移，同研究波利尼西亚的最重要的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展开了较量，针对的是萨林斯对库克船长在夏威夷的致命性访问进行的诠释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他的关于结构主义历史的重要见地。这是一场经典的关于民族志材料和诠释的细节的争论，这种争论在前几代人中就已经吸引了学科的注意力。但是，它也是一场将表述作为主要的批评对象的争论（库克被夏威夷人神化是他们的思维模式的表现，或者这仅仅是一个欧洲神话，一个符合欧洲人关于原始的——在这里是夏威夷人的——思维本质的信念的表述？）这不是一场引起公共领域广泛关注的争论。但是，尽管如前所述它是这门学科中典型的引起注目的争论之一，它也没能在人类学内部引发长期的关注或产生更多的关于辩论的文献。人类学中焦点型争论的功能的丧失一度表明，学科关怀已经大大超越了通过民族志材料的细枝末节来争辩的重要而传统的问题，而那恰恰是俄贝斯肯和萨林斯交换意见的形式。另外，这门多样性的学科已经变得过于分散，以至于除了参与者作为顶尖级人类学家的声望所吸引的注意力之外，难以给予这场争论较多的注意。事实上，尽管这场争论是由20世纪90年代激发文化研究的主题所促动的（即俄贝斯肯关于表述他者的批评），但它仍然是针对旧的学科问题展开，从而对民族志专业知识的深度提出了要求，这对萨林斯有利。正因如此，学科的专业人士承认了萨林斯的成就，但随即也就失去了兴趣。3．人类学家大卫·斯图尔揭露了由危地马拉的玛雅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丽格伯塔·孟珠（Rigoberta Menchu）所撰写的著名纪实性著作中的失实之处。《我，丽格伯塔·孟珠》是一部关于危地马拉的玛雅人遭受压迫和种族屠杀的纪实作品，当它于1987年出版的时候曾经在美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多元文化主义以及针对多元族群认同和被统治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正处于美国自由/左翼的人文与政治话语的前沿，这部自传因此被看作是关于一场巨大人权灾难的见证、详实的资料乃至于真理。一位在孟珠著作的背景所在地区拥有长期经验的人类学家大卫·斯图尔，在2000年出版了一个重要的案例，对孟珠的有影响力的作品的准确性和资料的真实提出了置疑。在这场争论中表述再次成为利害攸关的因素：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真理，以准确、客观的报道作为基础；另一种是“土著的”（native）真理，以生命参与的复杂情形以及讲述真理的体裁作为基础。在这场争论中，人类学真理（指还未被重新建构、没有受到《写文化》讨论影响的类型）反驳“土著”用他们自己的专门词汇和体裁述说的真理。这因而可以被看作是这个时代一次成熟的争论，其中表述成为了文化分析的批评目标，而竞争真理意义的政治利益在表述中是显而易见的。在一个表述中的交流不可预期和混杂的世界里，一种传统类型的人类学表述（衡量准确性的西方标准）直接面对着它的经典“他者”的独立表述。这次争论产生了精彩的反响（例如Arias 2001），由此在前者曾将之作为研究对象的社区里估量出在学术权威和他者之间的表述上的紧张关系。4．记者派瑞克·特尼（Patrick Tierney）在他的《艾尔多拉多山的黑暗》（2002）一书中，对拿破仑·查伦关于雅诺玛密族（Yanomami）的民族志及其研究作为生物医学研究的一部分的大背景所做的批判和曝光。2002年，派瑞克·特尼出版的作品对在雅诺玛密族进行的一项长期研究提出了控诉。在美国人类学中雅诺玛密族早已成为了具有象征性的“原始”民族，这归因于拿破仑·查伦的作品，他的早期专著《雅诺玛密：一个野蛮民族》（1968年出版，但是修订过数次）早已是人类学大学教学中的必读书。查伦的研究长期以来经受过人类学中的质疑、讨论和慎重的修订，但是它的更广阔的研究背景从未被清晰地录入档案。这恰是《艾尔多拉多山的黑暗》所做的，它阐明了查伦的研究是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野心勃勃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而这项研究据说导致了对雅诺玛密人的伤害。这次争论很好地超越了从对人类学的表述的批评来看早已存在的我已经记录的其他争论，它认为查伦的研究是科技及其同化那些人类学经典为西方定义的世界的一部分。最近，公共争论的迹象标示着人类学在更广阔的公共领域被接受，大大超越了建立在对它的表述的批评的基础上的科学真理——那是自20世纪80年代的《写文化》时代以来所全神贯注的事业，标志着在人类学的跨学科参与中的一种转变——转而关注在一个后殖民、全球化的世界，文化接触的不断变化着的属性。一个被放在经典著作的传统中看待时很少受到表述上的批评的事例，在更大的制度背景和计划中被审视时，伦理的问题和人类学研究的目的突然发生了转化。通过这一争论的征兆，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的生产嵌入在当代世界里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关系当中，超出了它的殖民历史和它的马林诺夫斯基范式。我们可以说，无论它们的特定关怀是什么，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所有当代的民族志研究计划正在绘制和探索的就是：在生产关于特定的他者的知识时他们自身所处条件的网络。过去二十年来的这些争论至多只是潜在地涉及到当前许多人类学研究的正在转变中的情境——这种情境在关于新兴的人类学研究计划的学科元陈述中还没有得到清晰的表述，但是它们值得那些仍将人类学理解为主要描写和客观理解传统文化的公众的注意。这些争论尚未使得人类学家绞尽脑汁设定的复杂议题和各种当代研究陷入严重的混乱，但是它们已经让人类学在尴尬面对学科在它的主要公众当中继续拥有的形象和理解。这就引发出人类学以及人类学成为“公共的”的期望在它的各种受众当中得不到承认的问题。当代公共人类学的热潮如果说在近年来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多样的求知欲和研究探索中具有一种现存的重要趋势的话，那么可以称之为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ology），它的主要声望来自于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做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对于这种趋势有诸多论述，例如较有影响的由马克蓝西编辑的文集[MacClancy 2003]）。人类学从来都有公共关怀，正是学科内在的文化批评的维度构成了推动它研究其他社会的根本动力。近几十年来出现了应用的或实践的人类学（applied or practicing anthropology）（尽管用它自己的话说还处于学科中的二等公民的地位）。但是，对公共导向的、公民的人类学的期望日益高涨并在目前成为了主流。我相信当前对公共的人类学的渴望是我前面所提到的变迁的征兆。人类学在多方面展开，但是在每个领域都缺乏能对学科做出定义的研究纲领。在某种意义上，在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中通常的激进姿态或成分只是替代了在人类学运作的许多领域中对集体的、系统的研究纲领的规定的空白。人类学家以这种通常是批评性的、合乎伦理和道德的姿态，来高扬他们的贡献的长期确立的风格在他们拥有受众的公共领域所获得的大多数认可和赞赏。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打动为人类学研究开创领域的其他知识权威的人类学研究，反过来也用他们自己的计划打动了人类学家自己。人类学家对他们自己的研究的这种派生式评估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它建立接受者的“评论”的基础上，在近年呼唤公共人类学。因此，借用哲学家查尔斯·泰勒（1992）在最近关于认同政治的重要讨论中所做的区分来说，这更是一种承认（recognition）的政治而非认同（identity）的政治。人类学家看来重视传统媒介的最权威领域——关键性的报纸、重要的媒介节目对他们的大多数认可，尽管是通过“广播讲话”、访谈、引用、读者来信或者是简短的专栏文章等形式。没有任何事物超过对当前的——特别是发生在国外的事件或问题做出的被广为传播的评论的价值。在这些情境中被引用的人类学著作或人类学家获得了新的境界，而且引起了对过去可能被忽视的资料的真正注意。公共的/公民的人类学家在传播就美国和其他地区的事件的背景和形成做出的有学识的、精妙的和复杂的理解时，强有力的学科限制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对广大公众的这种职责是任何名副其实的批评的人类学保持活力的手段。但是，我也对以单一、强烈的动机为特征的学术热情表示担心，担心它将垄断规定学科议题以及人类学家自身的共同体的空间。考虑到在20世纪80年代的《写文化》的批评之后，在研究中还没有任何其他的范式特征出现来团结和凝聚这门学科，这样一种促进学科团结的资源确实具有意义。在此意义上，那么对公共的人类学的呼唤是一种颇有吸引力的替代之举。同时，这种呼唤反映出影响到学科自身实践的跨学科参与以及各种学术共同体和实践的多样性。它还映射出过去人类学开展学科探索的背景的真实变化。它还显示了势不可挡的把当代作为最近的过去在不远的未来浮现而理解的时间方向。这就是当代人类学——现在的公共人类学在限定它的计划时所处的场景。对公共人类学的期待暗示出，这门学科将在它的研究努力中更关注它的责任、它的伦理和它对各种他者的义务，而不是关注将它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推动的行会似封闭的对辩论、模式和理论传统的痴迷。这种发展有趣和独特，但是这门学科仍然需要自我反思性检举的是，对公共人类学的呼吁如何以系统的方式改变它的研究议题的特质。这样就导致了不仅要考虑从它的潜在的最有声望的公众——国内和国际上主流的新闻媒体那里获取认可的渴望，还要考虑它所面对的各种同盟和支持者——它的许多地方上的和更亲密的公众，可以说，要让这些公众从其他机构和学科转化过来，发现人类学的有用性或者重要性，此外，还要考虑到人类学希望在激进主义认同上与之紧密联系的社会运动，最后还要在自己田野工作的领域内考虑到公众，即在特定的研究计划的范围内主题和代理人的受众。 人类学的公众人类学研究的每一个计划都构成了一个它的受众的特定的公共领域，相当于与研究计划同时存在的各类支持者中的一个政论场所。在这个意义上，在人类学研究被执行的开端，正是人类学研究的受众通过田野工作和写定的作品与受众的或公众的特定剧场保持着至关重要的联系。社会文化人类学在它的当前状态下面对的关键任务可能是，将对受众的这种水平的认可、理论化和吸收纳入到学科的方法和实践中来。如果没有将田野工作中的受众这样融合到更宏大的研究设计中，那么，在讲述大量的人类学研究所引发的反应时，就只会出现不愉快和令人沮丧的不被承认的故事，而研究对象和地方支持者会变得对激进和公共的期望不利。对于它的传统的公众（或代理人）而言，社会文化人类学被“包装”成对一些受众团体或支持者具有实际意义或者诠释用途的个案研究。实际上，民族志方法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提供了关于制度、正式组织和政策制定者的总体信息，并在近年来享有新的声誉。除了他们通常依赖的定量研究模式，公司、银行、政府部门、军队和广告公司等越来越多地委任于民族志研究，采取他们的社会学或人类学的变形形式。人类学的研究偶尔会影响到决策层的基本立场。后者是人类学的赞助人和特定的公众，但是，其前提必须是人类学能够以个案研究的形式提供有用的结果。其他的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就是人类学的参考式公众，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民族志研究中陈旧的实证主义范式破裂以来，主流的社会科学家对于人类学家正在从事的事业感到越来越生疏，尤其是当与发展研究的时代相比较，他们相遇的跨学科背景正在淡化的时候。相反，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的学术相关群体或公众已经转变为人文学科或成为学科与专业中的边缘地带，他们在八九十年代期间积极参与了多元构成的跨学科运动，发展出文化研究的形式与对象。然而，甚至在这里，人类学继续是这样一个空间：在其中长久以来对原始人的比喻可能会有替代品，尽管它的表述受到了有力的批评，但它显然是西方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满脑子批评理论与解构模式的历史学家、艺术史家和文学理论家仍然将人类学生产理解为对原始社会和异域的关注，或者是无论如何能够在现在较好地呈现“他者”的空间。此外，通过寻求新的兴趣点和新的定位，在非同寻常的背景中——跨国的、科技领域、所谓全球化产生的多地点过程的领域——从事民族志的人类学学家，已经为自己发现了独特的受众阶层或公众。在这些场合，人类学的最令人兴奋的公众既不是美国人生活中被想象的传统“公众”，也不是人类学的赞助人或学院派支持者，而是当代的民族志研究自身的复杂路径所触及的公众。传统上，人类学的这类公众将会是它的研究对象，而且人类学家有从他们的经典对象中获得反应和合法性的长期愿望——实际上这是他们的民族志的一个潜在标准。例如，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岛民，或者努尔人，或者萨摩亚人怎样看待关于他们的人类学工作呢？这是所有作为人类学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共同体、民族或地方都可能提出的问题。同样，人类学家在思索他们如何才能调节或参与到已经被他们研究过和高度概括的研究对象与诸如国家和公司的支配性实体或权威的关系中去。研究对象早已成为人类学研究的被想象的或实际的支持者，这在大多数民族志中却从未被实现过。随着近年来本土运动的出现，这些民族志计划中被想象的和被期望的公众开始发挥实际作用，因此，激进主义不再仅仅是左翼/自由学界为人类学摆出的学术姿态。它成为了传统模式中大多数计划的律令，无论民族志学者的个人信念是否是特别“政治的”。因此，田野工作的政治现在已经详尽地真实描述了作为研究对象的、最重要的地方公众的回应，那是长久以来人类学的潜力和愿望。但是，从这种在民族志的研究过程中对从被划定的当地的研究对象那里获得反应和合作的期望来看，有公众在这个模式中常常遭到了忽视。大多数的当代民族志在多地点、跨社区或至少跨场所的广阔背景下开展，研究对象彼此之间不一定有积极的联系。当前的民族志在包含日常生活中普通文化的制度与共同体、精英与场所的关系的网络或构造中出现。民族志的设计所锻造的不仅是在这些领域中研究计划的支持者，还有超出惯常设想的田野工作的界限、与人类学家保持着非常特殊而持久的关系的受众。当这些人类学家生产著作并向专业共同体展示时，这通常被描述为“一份学术报告”，片面地体现了一个多元的支持者的领地，那其中学院支持者只是一个部分——不过当然，他们是权威性的。为了评价和创造人类学知识，吸收公众作为规定田野工作的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规则还有待建立或明确。处于在田野工作的范围内的这些公众可能是人类学最重要的接受背景。然而，这些工作的进展初露端倪，例如，体现在两部获得由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分支之一的美国民族学协会于2003年度颁发的“作品一等奖”的民族志中，此奖项是美国人类学中对年轻学者创作的民族志的最重要的认可。这就是阿娟娜·佩瑞娜的作品《裸露的生命》（Life Exposed）(Adriana Petryna 2002)（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幸存者的斗争）和克姆·福图的作品《博帕尔污染之后的拥护》（Advocacy After Bhopal）（Kim Fortun 2001）（关于环境公正和跨国范围的激进主义，从关于在1984年灾难的数年之后博帕尔的激进主义的田野工作开始）。这两项奖励不仅标志着美国人类学最重要的专业协会认可了新的方向和与之相应的田野工作的特殊模式，而且这些作品在他们的民族志报告中确实包含了多元化的公众。公共人类学的问题与其说是专业行会的工作如何被规范和被他人使用（当然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所吸引的公众仍然存在），不如说是如何在呈现结果的根本模式中，报告在公共领域中田野工作自身所包含的约定和参与行为。将人类学家的元“公众”邀请到研究中来似乎受到了挑战，因为它把田野工作情境之外的东西纳入到人类学中。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中如此得到强调的反思性被夸大后在民族志生产中导致的后果。在当代民族志的复杂的多地点的区域中，人类学自身是它自己的最好与最具创造性作品的最终的元公众。在这种立场看来，人类学不得不重新定义在这种以公众为核心的研究特性中什么是它的支柱。
四领域传统的残留的政治：要求科学的外表社会文化人类学在当前的主流和充满革新力量的边缘当中都已远远偏离它在学科的传统的四领域概念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概念在美国人类学的许多圈子内维系并引发出强烈的奉献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仍保持通才的修辞，而且拥有专业与许多大学院系的官方地位。但是，如前所述，社会文化人类学很大程度上在这种历史性方案中沦为了可怜的伙伴。事实上，在美国的人类学系中，分裂的可能性已经成为事实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成为了现实。在很多系，分支领域已经分裂为自主的派别。十几年以前，杜克大学的生物人类学家迁到了医学院，那里的人类学系变成了文化人类学系。在其他院系，普林斯顿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的系只是社会与文化系，最引人注目的是斯坦福大学的系，这个在二战后的美国学术扩张期间成立的重要的普通人类学系之一，在最近分裂成社会文化人类学系以及一个独立的人类学科学系，前者导向了我前面所勾勒的趋势，后者仍忠于四个领域的立场。这种分裂的政治及其导致的系的命运，已经成为在人类学家中引起广泛兴趣的主题和基本趋势的一类象征性个案。作为一个专业化组织，人类学仍然坚持四个领域和通才的观点，尽管缺乏对学术模式的有效整合，因而还不能创造一个事实上统一的研究计划，但是，普通的四领域人类学的意识形态在许多人类学家当中仍然相当牢固，甚至在那些被卷入社会文化人类学转型的人类学家当中也是如此。其他做法会严重损害这个领域特别是在来自大学、媒体、政府和公司的它的最强有力的公众中享有的权威和声望。从管理和集体精神来说，四领域人类学的观念的力量可能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四领域人类学的制度模板和忠诚意识仍然存在，但是，从为它的实际研究模式提供动力的求知欲来看，人类学也总是一个难以驾驭的领域。社会－文化人类学在美国走向何处？费彻尔与我在1986年提出的批评人类学（Marcus and Fischer 1986）的反响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最初的假设是：在许多外向型（outward directed）的民族志中已然存在一种嵌入性的批评理性，即反思人类学家所在的本土社会；这种批评的传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压抑，但仍然受到强有力的推动；当批评理论和反思的热情横扫人文科学的时候，关于人类学的总体观念陷入混乱，这是一个聚焦和发展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实践中被边缘化的批评潜力的有利时机（在80年代）。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学术界，对这种总体批评趋势的热情已经有所回落，但是仍然具有有力和持久的影响。正如我所说的，批评的目的和方法成为了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涉及它的实践的风格、它的主题和在学术生产的环境中的它的政治。我们已经远远超越了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在最初援引的学术遗产，获得了批评理论来指导关于当代问题的各种计划与探索欲望，但是这还没有得到清晰的和确切的学科的元讨论或目的论意义。人类学现在还绝对没有成为社会学，后者的兴趣完全局限于现代性的框架和概念类型当中。人类学的历史、感受能力和方法仍然是独特的。但是，在它的特有的多样性当中，人类学对在它当前介入充斥着其他风格和调查规范的研究领域时是什么保持了系统上的独特性，还没有做出清晰的自我反思性的理解。在我看来，这些新的介入的形成更多地得益于八、九十年代跨学科热潮时期的强烈影响的遗留，而非20世纪早期直至70年代发展起来的独特的访谈传统的延续和调整。实际上，人类学家有一个稳固的关于跨学科领域和团体的学术指南，这与他们的研究相关而且被他们吸引。人类学研究在90年代后参与到一个更令人兴奋的跨学科世界，它模糊了体裁，有时还模糊了学术界之外的东西；它在最好的意义上制造了奇怪的盟友；人类学受到强烈兴趣的驱使去描述新兴的变迁的情境，那里的社会与文化生活正在形成新的规则和形式。人类学在这些领域大有作为，而且正在公共人类学的学科标语下激励自己。然而，如何在一个个计划的基础上，使研究在人类学家共同体中基本上被接受还很不明确，人类学家处于组织相当混乱或者可以说是离心式组织的状态，处于将他们卷入其中的新旧兴趣和不断演变的专门研究的困境中。在当代公共人类学的热潮中或许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一个有着独特的过去而在80年代经历了分裂的学科，它的支柱是什么，这使得学科的连续性和变迁都无法依据人类学传统中的民族志研究的特征来加以领会。对于许多人类学家来说，他们在当下很少关心怎样依据独特但是有限的学科历史去反思今天的研究实践；在新的领域中，从文化研究中作为风格引进的兼收并蓄和方法多样化的姿态盛行一时，占据了人类学研究的意识形态的核心。然而，很少有人怀疑关于人类学的主要的公共理解与学科内部的这些变化并不协调，有时甚至被这些变化迷惑。个别的人类学家坚持他们在所处的特殊情境中按照范式所做的一切，而且确实取得了成效。但是从集体来看，这门学科还不能确定其在这些新领域的支柱，因此，它缺乏资源来限制对于当代人类学在做什么的较为宽泛的公共理解（例如研究孤立的原始社会，边缘的与异域的差异可能对于人类发展的“宏大图景”意义重大，但是对于当代世界却并非如此）。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任务仍然是重新整合或重新发明他们在当前从事人类学的意义，从而使公共人类学的根本愿望在对目的有清晰理解的学科的大众中得以实现。依我来看，在教学训练的工作中应当执行这样的任务：修正人类学家实行的学徒式研究的结构和预期目标，从老一辈人类学家的著作里选取典范，反映80年代以后新领域中的兼收并蓄主义，以及在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的名义下仍然坚固的模式，他们是人类学家培养工作的现代学院派风格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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