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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八部”原为佛教用语，又称为“龙神八部”、“八部众”，这些名词出于。许多大乘佛经叙述佛向诸、比丘等说法时，常有天龙八部参与听法。如《法华经：提婆达多品》：“天龙八部、人与非人，皆遥见彼龙女成佛”。“非人”实形貌似人，而实际不是人的众生。天龙八部都是“非人”，包括八种怪物，因为“天众”及“龙众”最为重要，所以称为“天龙八部”。八部者，一天众，二龙众、三夜叉、四、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呼罗迦。 【天众】　　“天”是指“神”，包括著名的护法二十诸天中的、、四大天王、等。在佛教中，天神的地位并非至高无上，只不过比人能享受到到更大、更长久的福报而已。佛教认为一切事物无常，天神的寿命终了之后，也是要死的。因为他们仍然和人、处在同一个大的等级上，佛教有“十道”之说，前四道为佛、、、声闻等四圣，这四圣超脱了生死轮回；后六道为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等“诸有情”。亦称“众生”。天为“六道”之首。天神临死之前有五种征状：衣裳垢腻、头上花萎、身体臭秽、腋下汗出、不乐本座（第五个征状或说是“玉子离散”），这就是所谓“天人五衰”，是天神最大的悲哀。帝释是众天神的领袖。　　天众中的天神，著名的如、、四大天王、、阎王等。一般供奉在的两侧。【龙众】　　职掌兴云布雨的龙王。作为佛教护法神的龙众，有人大龙王、十六龙王等。龙王们兴云降雨，泽布苍生。据说龙众的天敌也皈依佛门为佛法护持了。　　“龙众”中的“龙”，和我国的传说中的“龙王”或“龙”大致差不多，不过没有脚，有的大蟒蛇也称。事实上，中国人对龙和龙王的观念，主要是从中来的。佛经中有五龙王、七龙王、八龙王等等名称，古对龙很是尊敬，认为水中主物以龙的力气最大，因此对德行崇高的人尊称为“龙象”，“如西来龙”，那是指从西方来的高僧。古印度人以为下雨是龙从天海中取水而洒下人间。中国人也接受这种说法，历本上注明几龙取水，表示今年雨量的多寡。龙王之中，有一位叫做沙竭罗龙王，他和幼女八岁时到释迦牟尼所说法的灵鹫山前，转为男身，现佛之相。她成佛之时，为天龙八部所见。 【夜叉】　　是中的一种鬼神，有“夜叉八大将”、“十六大夜叉将”等名词。“夜叉”是本义是能吃鬼的神，又有敏捷、勇健、轻灵、秘密等意思。“维摩经”注：“什曰：‘夜叉有三种：一、在地，二、在空虚，三、天夜叉也。’”现在我们说到“夜叉”都是指恶鬼。但在佛经中，有很多夜叉是好的，夜叉八大将的任务是“维护众生界”。“”又称为“香神”，是一种不吃酒肉、只寻香气作为滋养的神，是服侍的专管演唱俗乐的乐神之一，身上发出浓冽的香气，“乾达婆”在梵语中又是“变幻莫测”的意思，魔术师也叫“乾达婆”，海市蜃楼叫做“乾达婆城”。香气和音乐都是缥缈隐约，难以捉摸。　　 【阿修罗】　　它是一种非神、非鬼、非人，介于神、鬼、人之间的怪物。 　　阿修罗原是印度远古诸神之一，被视为恶神，属于凶猛好斗的鬼神，经常与争斗不休。如同阿修罗的梵文翻译意指「非天」，他的果报殊胜，能生活得犹如天人般享福，但却没有天人的德性，性好争斗。阿修罗另被称为不饮酒神，则有段典故。据说居住在海底的阿修罗原本是很爱喝酒的，但是因为他们喝的是由海水酿成的酒，总是味道咸苦，所以一气之下就发誓再也不喝酒。　　阿修罗男的极丑陋，而女的极美丽。阿修罗王常常率部和帝释战斗，因为阿修罗有美女而无美好食物，帝释有美食而无美女，互相妒忌抢夺，每有恶战，总是打得天翻地覆。我们常称惨遭轰炸、尸横遍地的大战场为“修罗场”，就是由此而来。大战的结果，阿修罗往往打败，上天下地，无处可逃于是化身潜入藕的丝孔之中。　　于阿修罗王众多，其形不一，阿修罗王的形象，也有多种说法，有的九头千眼，口中出火，九百九十手，八足，身形高越须弥山四倍；有的千头二千手，足踩大海，身越须弥山；有的三头六臂，三面青黑色，口中吐火，忿怒**相。这些形象都难表现，画家们往往画作一面三眼或三面六臂，或四目四臂，手托日月，双足立海上，身越须弥山。【迦楼罗】　　“迦楼罗”是指“神”。这是一种大鸟，翅有种种庄严宝色，头上有一个大瘤，是如意珠，此鸟鸣声悲苦，以龙为食。旧说部中说岳飞是，“大鹏金翅鸟”投胎转世，迦楼罗就是大鹏金翅鸟，它每天要吃一个龙及五百条小龙。到它命终时，诸吐毒，无法再吃，于是上下翻飞七次，飞到金刚轮山顶上命终。因为它一生以龙（大毒蛇）为食物，体内积蓄毒气极多，临死时毒发自焚。肉身烧去后只余一心，作纯青琉璃色。【紧那罗】　　紧那罗(Kinnara)，意为“音乐天”、“歌神”，是佛教天神“天龙八部”之一。　　因其头上长角又被称为“人非人”。此外紧那罗还有男女之分，男性长一马头，女性相貌端庄，声音绝美。在中国佛教里，紧那罗曾化为少林寺香积厨火头老和尚，持三尺拨火棍打退围寺的红巾军。因之被少林寺尊为护法伽蓝，又称其为“监斋”。监斋菩萨像有三尊，分别为持法法身、护法法身、妙法法身。头顶塑有发表上升的青烟，烟雾上有赤脚而立的观音像，法身形象则袒胸赤脚，手握烧火棍，完完全全一副武林人物模样。【摩呼罗迦】　　佛教传说中拥有蛇的神，是大莽蛇神，人身蛇的头，又称作地龙，是佛教神只的天龙八部之一。该神原本是腹行类，但由于其智力较低而无知，反而能得道挽回前因，摆脱腹行类的命运，脱胎换骨成为神只。
【夜叉部 夜叉】 夜叉是梵文的译音,意思是“捷疾鬼”、“能咬鬼”、“轻捷”、“勇健”。若从音译上来看，它又被译成“药叉”、“阅叉”、“夜乞叉”等。其有如下意义： ●佛教天龙八部神众之一。与罗刹同为毗沙门天王的的眷属。他们住于地上或空中，性格凶悍、迅猛，相貌令人生畏；母贫父富，所以生下来就具有，既吃人也护法，是佛教的护法神。 ●夜叉鬼，阴间独有的鬼怪生物，是民间传说里阴间的鬼差，全身皆黑，有些画里的夜叉的头部如驼峰状，无发，手持铁叉，面狰狞可怖。 ●比喻丑恶凶暴的人。 ●夜叉，半神，夜叉与罗刹同时从生主补罗私底耶或大梵天的脚掌中生出。双方通常相互敌对，夜叉与罗刹不同，他们对人类持友善态度，因而被称为“真诚者”。 “夜叉”最早来源于古印度神话，在其中是指类半神，财神俱毗罗的侍从，守护其在吉罗娑山的园林和山中的财富。据《毗湿奴往世书》所述，夜叉与罗刹同时为生主补罗底耶所生，或生于大梵天的脚掌，双方通常相互敌对。佛教所说，“夜叉”为北天王毗沙门的眷属，为天龙八部众之一。其形象有时被描述为美貌健壮的青年，有时又被描述为腹部下垂的侏儒。 《维摩诘所说经贩鸸?贩注》：“[夜叉]有三种，一在地，二在虚空，三天夜叉也。地夜叉但以财施，故不能飞空，天夜叉以车马施，故能飞行。”【龙部 龙女】　　龙女是『二十诸天』中第十九天之婆竭罗龙王（Sagara-nagaraja）的女儿,聪明伶俐,八岁时偶听文殊菩萨在龙宫说『法华经』,豁然觉悟,通达佛法,发菩提心,逐去灵鹫山礼拜佛陀,以龙身成就佛道。　　一天,智积菩萨与文殊菩萨研究女人成佛事。文殊菩萨提到龙女能与八岁成就佛法,于刹那间,发菩提心,即成正果之事,智积正大惑不解时,龙女突然显法力,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并向智积稽手。站在旁边的十大弟子之一的,号称『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见如此,不平地说：「汝不久得无上道,是事难信,所以者何女身垢秽,非是法器。云何能得无上菩提？」（你这么快能证得佛法,真的难以致信,更何况女人身体很赃,根本没有资格成佛）龙女立刻拿出一颗价值三千大世界的宝珠,现给佛陀,佛陀笑眯眯地接了宝珠,龙女问：”佛陀接宝珠快不快？”回答说：”快极了”龙女说：”成佛也是这么快”说完龙女马上变成男相,飞往南方无垢世界去了,龙女成佛后,便在观世音菩萨身旁作了协持。【夜叉部 牛头马面】 　　牛头马面也是冥府著名的勾魂使者。鬼城酆都，及各地城隍庙中，均有牛头马面的形象。牛头来源于佛家。牛头又叫阿傍，其形为牛头人身，手持钢叉，力能排山。据《铁城泥犁经》说：阿傍为人时，因不孝父母，死后在阴间为牛头人身，担任巡逻和搜捕逃跑罪人的衙役。有资料说佛教最初只有牛头，传入中国时，由于民间最讲对称、成双，才又配上了马面。但也有资料说马面也称马面罗刹，同样来自佛家。但本人在查阅资料中，并未发现印度神话中有马面作为冥府差役的说法。密宗中到是有“马面明王”的形象，但那是密宗佛教中的一位大神，相传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和冥府差役相距甚远。【夜叉部 判官】　　判官位于酆都天子殿中，负责审判来到冥府的幽魂。阎罗王殿里文武四大判官分属赏善司、罚恶司、阴律司、查察司。现在有人把阴律司视为催命判官崔畔，是把原来在阴阳界的崔畔搬到这里来了，最著名的四大判官为：赏善司、罚恶司、查察司、崔判官。前三位均为职位名，不可考。但最后一位崔判官，却是十分的出名。在《西游记》及各地的传说中，均有出现。相传崔判官名珏，乃隋唐间人。唐贞观七年(633)入仕，为潞州长子县令。据说能“昼理阳间事，夜断阴府冤，发摘人鬼，胜似神明。”民间有许多崔珏断案的传说，其中以“明断恶虎伤人案”的故事流传最广。故事说：长子县西南与沁水交界处有一大山，名叫雕黄岭，旧时常有猛兽出没。一日，某樵夫上山砍柴被猛虎吃掉，其寡母痛不欲生，上堂喊冤，崔珏即刻发牌，差衙役孟宪持符牒上山拘虎。宪在山神庙前将符牒诵读后供在神案，随即有一虎从庙后窜出，衔符至宪前，任其用铁链绑缚。恶虎被拘至县衙，珏立刻升堂讯。堂上，珏历数恶虎伤人之罪，恶虎连连点头。最后判决：“啖食人命，罪当不赦。”虎便触阶而死。崔珏死后，百姓在多处立庙祭祀。
【天部 二郎】　　道教俗神。传说司水，宋朝以后各地多建二郎神庙。因为西游记而被老百姓熟知，几乎成为道教第一高手兼第一帅哥，其来历有如下说法:　　●秦代蜀郡太守李冰第二子，助父斩蛟锁龙，筑堰平患，蜀人奉为灌口二郎神，祠祀不绝。亦称为灌口二郎。 　　●隋代嘉州太守赵昱斩蛟定患，后又显灵平定水灾，民感其德，立庙灌口，奉为二郎神。亦称为灌口二郎。 　　●《西游记》中记外甥杨戬，神通广大，曾诛六怪、劈桃山，号为灌口二郎。　　●晋邓遐为襄阳太守，斩沔水蛟除患，乡人立庙祠祀，因尝为二郎将，后尊为二郎神。 　　●相传是四大天王中之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二子独健，曾率天兵救唐明皇于危难之中，是佛教护法神之一。毗沙门天王有五子（一说四大天王各有九十一子）张政烺引述不空《毗沙门仪轨》。所载独健率天兵救援安西事，指出二郎神就是这个独健，认为这样就可以解释二郎神在早期的杂剧为什么和哪吒关系密切，因为哪吒是多闻天王毗沙门第三子，和独健是兄弟关系。他还特别谈到了独健手中的金鼠与二郎神的细腰犬之间的联系。【天部 帝释天】　　按佛教所描述的世界，我们所住的世界中心，有一座须弥山，帝释天就住在须弥山顶的善见城，统领其余诸天。须弥山四周各有八天，加上中央帝释天，合为三十三天，此即欲界六天中的忉利天。此处的“天”当指依报意义上的生存环境方面的天。同样帝释天即可以指作为三十三天之主的天神，也可指其依报。照佛教说法，任何行善积德之人，皆可转生帝释天。帝释天以人间百日为一日，寿长一千岁，即合人间十万岁。传说释迦牟尼佛本人就曾三十多次转生帝释天。据《杂尼迦耶?天杂品》所说，作为忉利天主的帝释的前生是个叫摩伽的婆罗门，他与知友三十二人共修福德，命终后俱生于忉利天，以摩伽为天主，即帝释或帝释天，其余三十二人为辅臣，即其他三十二天。帝释并不断七情六欲。据《譬喻经》说，阿修罗王之女容貌姝丽，帝释天以重金聘求，并且扬言，如若不允，即诉诸武力。阿修罗王大怒，遂爆发大战。经多次酣战，互有胜负，最后讲和，阿修罗王以女纳于帝释，而帝释则以甘露作为回报。作为护法神，他的主要职责是保护佛陀、佛法和出家人。如佛陀在树下修道时，恶魔向他进攻，扰其禅思，帝释即吹响贝螺，保护佛陀。佛陀涅盘时，他又显身，念诵颂诗。他还保护佛陀的舍利等等。有关帝释天的佛传故事常常出现在佛教艺术作品当中，这时的帝释天往往手持宝盖，与大梵天随侍在释迦的左右。密教把帝释作为护世八方天之一的东方守护神，其形象依《大日经疏》等说，头戴宝冠，身披璎珞，手持金刚杵，身骑六牙白象，住于须弥山，有诸天及众眷属围绕。在中国寺庙里，帝释多为少年帝王像，且是男人女相。在水陆画中，帝释完全是一副中国后妃模样
名称：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　
制造年代：唐末 五代（公元907-960年）　
类别：长方形曲阳汉白玉石上高浮雕而成。高113.5、宽58、厚11.7厘米。身着铠甲，手持宝剑，立于牛形鹿角怪兽之上，头顶凤鸟含珠。应是佛教护法神的天王形象。　
流失时间：1994年5月
　　现藏地：中国国家博物馆　
历程：河北曲阳县五代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墓被盗。2000年，其中一件被盗的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出现在美国纽约的中国文物拍卖会上。经中国政府多方交涉，美国海关总署在纽约世贸中心将其归还中国。另一件由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先生无偿捐献。　
回归时间：日 黑釉三彩马
毗沙门天王决海 -莫高237窟（中唐）
唐卡与人体机理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　　■唐代长安在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史上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这里仅仅举出长安兴唐寺在两次唐蕃会盟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探讨唐蕃双方何以要在该寺举行会盟，这便是本文的主题。 　　早在唐太宗时期，长安佛教界与吐蕃就开始有了联系。据藏文古籍《松赞干布遗教》记载，印度国王达尔玛巴拉为感谢中国国王资助他击溃入侵者，使佛法重放光明，特将一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奉送给中国国王。贞观年间，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文时，唐太宗将这尊像作为嫁妆，由长安送抵拉萨，直到现在还供奉在大昭寺里。　　■藏文史籍《智者喜宴》记载，唐玄宗时，吐蕃赞普赤德祖赞（704-754年在位）派遣桑希( sang - shi )等四人做为“求取汉地经典之使者”，来到长安，与当地的和尚进行了交流。在与皇帝相见并献上赞普的礼品后，皇帝赏赐给赞普“金写佛经一千部”，以及其它大量礼物。[①]同一时期，赤德祖赞还遣大臣往岗底斯雪山迎请护密和护寂两大班智达来藏，又从唐都京师翻译了《金光明经》、《毗奈耶分品疏》、《白孜旃陀罗室利》和医学典籍甚多。[②] 　　进入中唐以后，赤松德赞（757-779年在位）又派拔塞囊（sba-gsal-snang）一行赴长安取佛经，请汉僧。《贤者喜宴》记载，在吐蕃使者赴长安的路上，远近的和尚以及汉地信徒多如云集，对于吐蕃使者予以盛情款待和供奉，然后送至葛西(寺)( keg shi )。唐皇随即派人请来和尚，吐蕃使者从和尚那里得到了修行教诫和教诲。[③] 　　建中二年（780），吐蕃遣使至长安，“乞朝廷赐沙门善讲佛理者。帝令良琇、文素往赴说法教化。岁一更之。”[④] 　　在了解以上在长安发生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背景后，再来讨论发生在兴唐寺的两次唐蕃会盟，便能更好的理解双方选择此地点的意义了。　　这两次发生在长安兴唐寺的唐蕃盟誓，分别是永泰元年（765）和大历二年（767）。关于第一次会盟，《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记载：“永泰元年（765）三月吐蕃遣使请和，诏宰臣元载、杜鸿渐与之盟于兴唐寺。”《旧唐书》列传一四六 《吐蕃传》所记略同；《资治通鉴》卷二二三：“永泰元年三月，吐蕃请和，遣宰相元载、杜鸿渐等于兴唐寺与之盟而罢。”
毗沙门天王决海 -莫高237窟（中唐）　　第二次会盟。《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大历二年（767）四月，宰臣及内侍鱼朝恩与吐蕃使同盟于兴唐寺。”《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二年(丁未、七六七)，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鱼朝恩与吐蕃盟于兴唐寺。” 　　关于兴唐寺的位置，《唐会要》卷四八《议释教下》：“兴唐寺，太宁坊。神龙元年三月十二日，敕太平公主为天后立为罔极寺。开元二十年六月七日，改为兴唐寺。”胡三省注释更详：“ 程大昌曰：安国寺在朱雀街东第四街之长乐坊，兴唐寺别在向南一坊，开元八年造。《会要》：兴唐寺在大宁坊，神龙元年，太平公主为天后立，为罔极寺，开元二十年改为兴唐寺。” 　　这两次唐蕃会盟为何要选择在兴唐寺举行呢？原来这是一座有着密宗传统的寺庙。　　《大藏经》50册《宋高僧传》卷五《唐中岳嵩阳寺一行传》曰：“释一行，俗姓张，巨鹿人也，本名遂则，唐初佐命剡国公公谨之支孙也。……周洛京佛授记寺法藏传（大仪）。又于金刚三藏学陀罗尼秘印，登前佛坛受法王宝。复同无畏三藏译毗卢遮那佛经。[⑤]开后佛国，其传密藏必抵渊府也。睿宗、玄宗并请入内集贤院，寻诏住兴唐寺。所翻之经遂，着疏七卷，[⑥]又摄调伏藏六十卷、释氏系录一卷、开元大衍历五十二卷。” 　　综合其它文献可知：释一行，俗张氏，巨鹿人。本名遂，武后时佐命剡国公公谨支孙。幼依普寂禅师出家，后往天台山国清寺受算法，造大衍历。玄宗召入集贤院，寻诏住兴唐寺。开元十五年（727）卒于京师华严寺。谥大慧禅师。[⑦] 　　关于兴唐寺一行和尚的事迹，尚有一些佛教文献记载。《大藏经》51册《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下》曰：“兴唐寺一行和尚，博胆天文。学通内外。唐、梵经史无不洞明。每与玄宗皇帝行，座相随论，理国及预，翻经不暇传法。” 　　一行和尚还是唐代密宗“胎藏界法”的传人和经典传译人之一。《大藏经》75册《胎藏大法对受记第七》：“胎藏界法相承。……大日如来，金刚手。大那兰陀寺达磨掬多，同寺善无畏，保寿寺玄超，兴唐寺一行。”[⑧]《大藏经》78册《小野六帖卷第五》：“凡胎藏大法有六种本：《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入莲花胎藏海会悲生曼荼罗广大念诵仪轨供养会方便会第一》，京大兴唐寺中天竺国三藏输波迦罗奉诏译，授法弟子一行笔受，译语比丘宝月；《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大菩提幢诸尊密印标帜曼荼罗仪轨》，大兴唐寺中天竺国三藏输波迦罗奉诏译，受法弟子一行笔授，译语比丘宝月；《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迦持经大悲胎藏转字轮成三藐三佛陀入八秘密六月成就仪轨》，京大兴唐寺中天竺国三藏输波迦罗奉诏译。授法弟子一行笔授，译语比丘宝月。” 　　兴唐寺除了有密宗传统之外，自然还有其它与吐蕃佛教文化相近的地方。据卢宏正《兴唐寺毗沙门天王记》记载，该寺中唐时建有毗沙门天王塑像，是经过数任刺史的持续经营方始竣工的。　　《文苑英华》卷八一九所收卢弘正《兴唐寺毗沙门天王记》曰：“毗沙门天王者，佛之臂指也。右扼吴钩，左持寳塔，其时将以摧群魔、护佛事，善善恶恶，保绥斯人”。“兴唐寺僧道契者，惠智之人也。眄隙地得胜槩，肇基厥事始唱而求其和焉。前刺史范阳卢公周仁，薪骨涂肉以立之。后刺史河南浑公锋，施丹凝素以完之。终而司勋京兆韦公磻，挥金致缋以美之。窥三君子同心构物之道，顾斯人之肥瘠，岂一朝一夕、一手一足之功哉”？[⑨] ■吐蕃武士像　　唐代毗沙门天王像的原形，来自“瞿萨旦那”亦“于阗”国。《太白阴经》卷七《祭文书药方总序》：“毗沙门神，于于阗城有庙，身披甲，右手持戟，左手擎化塔，祗从群诸，殊形异状，胡人事之”。[⑩]到后来因为受吐蕃文化的影响，中唐时期的毗沙门天王像具有了吐蕃武士的特点。有学者指出，重要的证据是，这之前汉人画的毗沙门天王像身着的铠甲比较短，没有弯刀；而吐蕃武士身着长铠甲，腰配弯刀。此后，吐蕃样式的毗沙门天王像逐渐开始传播，到宋代以后，开封等内地寺庙都有保存，这是汉藏之间艺术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例证。[11] 　　[①]巴卧·祖拉陈瓦：《智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303页；黄灏《〈贤者喜宴〉摘译》（五），《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第55-56页。　　[②]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刘立千汉译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据刘立千注释：《金光明经》，据《布敦教法史》，此经是郭·却朱译师从汉文经本翻译的；《白孜施陀罗室利》是汉地的星算历数学的书名。同前引，第202-203页。　　[③]巴卧·祖拉陈瓦：《智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317-318页；黄灏《〈贤者喜宴〉摘译》（六），《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第39-40页。　　[④]《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五十一册， No. 2066《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⑤]毗卢遮那佛，又名“大日佛”、“大日如来佛”。按，佛有三身，分别是：法身、报身和化身。分别用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和释迦牟尼佛来象征。其中法身佛即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为即是中道之理体也，佛以法为身，故称法身，法身处于常寂光净土。其实十方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法身象征了世间宇宙的一切法皆有此出。　　[⑥] (唐)释一行撰：《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影印本。　　[⑦]《全唐文》卷九一四。　　[⑧]胎藏界，梵文 Garbhadhātu 的意译，密教对本具理性（五大或净菩提心）的喻称。谓佛性隐藏于众生身中，或理性摄一切诸法，具一切佛功德，犹如子藏母胎，故名。密教认为宇宙由金刚界和胎藏界两者构成，胎藏则源于大日如来之慈悲，这种慈悲有如母亲怀育胎儿一般，可以包容一切，培养众生的先天的悟性。胎藏界法分为佛部、莲花部、金刚部三部。　　[⑨] 《文苑英华》，影印宋刊本，中华书局1968年版，第4325页。　　[⑩] 《太白阴经》卷七《祭文书药方总序》中国古代皮甲——兼谈韩国公州出土唐贞观十九年铭皮甲蚩尤直系后裔中国黎族大铠
宋的重甲骑兵宋元对峙之骑兵战蒙古军队围困襄阳
明朝描述：十六世纪晚期万历援朝时期 武备志中的锁甲
描述：十五世纪晚期明朝头盔(1368 - 1644) (英国皇家军械库藏品)明定陵出的铠甲残片 描述：十五世纪晚期明朝头盔(1368 - 1644) 英国皇家军械库藏品之二
《断魂大枪》：月棍、年刀、一辈子的枪。 英国皇家军械博物馆武经总要中步、骑兵用牌明军刀牌手
洛阳东汉灵台考古与复原 1974年，中国社科院洛阳考古工作队曾对灵台进行抢救性发掘 ：“上世纪50年代之前，灵台就已遭受严重摧残，台基表面有战争中挖成的一个个掩体工事；台基内部有从西南挖向中心、呈十字形扩展的深洞，洞的高、宽都超过两米，洞内潮湿黑暗，长年栖息着成百上千只蝙蝠。“大跃进”期间，灵台再次遭受严重破坏，台基西侧成了烧木炭的窑址，东侧被当做取土沤粪的场所。而最令人痛心的，是台基南侧遭受的破坏。1972年，段鹏琦先生从北京调入洛阳考古工作队时，台基南侧保存基本完好，夯土壁立陡直，中间有一条宽约0.7米的方形竖槽，段先生曾和当时的洛阳考古工作队队长许景元先生在竖槽中避雨。两年后，他们再来此地进行发掘时，看到的情形令他们无比震惊：竖槽没有了，原本壁立的夯土没了形状，将近10米的夯土台基被挖掉，新拓的地面盖起了三间小房子！发掘结果表明，灵台四面均有平台两层，皆有建筑遗迹，但除北面的建筑遗迹保存较完整外，东、西、南三面下层平台尺土无存，上层平台也仅残存部分后壁，室内地面只后壁墙根处残留些许。考古工作者只能根据北面遗迹，对整个灵台的建筑形制进行推断，大致做出描述。”2012年，洛阳市文物局提交的《关于报批汉魏洛阳故城东汉灵台遗址保护展示工程设计方案的请示》已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正式批复。汉魏洛阳故城礼制建筑区遗址保护展示详细性规划项目正式立项。东汉灵台复原图：
候风地动仪揭秘（83）--美国地震学家博尔特评候风地动仪 《后汉书•张衡传》的196字记载： 　“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向，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 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美国地震学家博尔特（Blot）在其《地震九讲》里有一章节说到候风地动仪。他认为候风地动仪是不可能指示出正确的震源方向的，估计地震学界的所有人士都这么认为。谁认为自己复原的地动仪可以百分百指示正确方向的，都是超越了地震学的猛人。---------------------------------------------------------------------------------《地震九讲》：3.1 张衡的候风地动仪 已知最早的地震仪是由中国学者张衡在公元132年制造的。这台艺术性的仪器被称之为“候风地动仪”。设计者的意图是让它能指示地震波产生和传来的方向。流传下来的记载仅提供了该仪器外观的详细描述。它是一个金属桶，直径大约2米，图3.1显示的是缩小的模型。有8条龙附在它的外侧，面朝着8个主要方向。在每条龙头下面有一只青蛙蹲着，它的嘴张开朝向龙。每条龙的口里含着小球，小球是由其内部某种机制通过小杠杆连接而固定在那里。很不幸，详细的内部机制没有被记录保留下来。图3.1 作者在观看候风地动仪的模型：模型为原仪器的1/5 地震开始时，其内部机械装置之一（也许是一个摆）开始移动，导致龙嘴张开，使小球释放而落入一只青蛙嘴中。吐小球的龙所面对的方向是地震波传来的方向。据说这台仪器确实对一次震中位于远处的地震有反应。一天一只球落下，虽然当地的人没有感到地震。但几天后，骑马的信使来到城中通报两千里外的甘肃发生了地震，这事使张衡的名声大振。我们现在知道张衡的地动仪恐怕是很简陋的。由于运动部件的机械摩擦，仪器对微小的地面震动并不一定比当地的居民们敏感。的确，他们能感受到小至重力加速度千分之一的地面加速度。再者，即使地面震动晃动地动仪内的摆，摆的方向也不能惟一地显示出震源方向。因为地震是由P波和S波组成，它们分别造成顺着波源方向前后运动和垂直波源方向的横向运动。遗憾的是，这精巧的仪器失传了。直到很久以后，才发明了能真实测量地动整个过程的仪器。
从地震学知识可知，单纯依靠机械来感应地震，要感知地震的方向是非常困难。每次地震，只有开始的一段P波是单纯的波，其后的地震波是各种波的复合，因而P波之后的地震波的震动方向是“混乱”的。机械装置只反映震动的大小，不可能区分各种地震波。P波的震幅是最小的，而且P波到达地面时，通常其震动的水平分量也很小，所以要求感应装置对震动非常灵敏。《后汉书•张衡列传》记载候风地动仪“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地不觉动”不是地没有动，而是地动太小以致人们没有觉察。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确定“地不觉动”的震幅。本人做了一个粗略的实验：人坐在椅子上，用卡尺水平顶着椅子的一边，用手拍打椅子的另一边。当人感觉有震动时，卡尺量得震动约0.3mm。所以本人认为“地不觉动” 的震幅为0.3mm。上图为典型的地震波记录。如果P波震幅为1，则S波约为3，面波约为6。当地震最大震幅的面波为“地不觉动” 的0.3mm时，其P波为0.05mm。当P波与水平面成60度夹角到达地面的话，水平震动只有总体震动的一半，即水平震动为0.025mm。如果候风地动仪只是探测“地不觉动”，则探测指标为水平震动0.3mm。如果候风地动仪不但能够探测“地不觉动”，而且要探测出地震来源的正方向或反方向，则探测指标为水平震动0.025mm。探测水平地动0.025mm？太难了！以后再说如何实现吧。且暂定候风地动仪的探测指标为水平地动0.3mm。■黎靖德（宋）编的《朱子语类》卷七十七易十三：“如天之员径一，则以围三而参之”。这个例子说明“员径”是指直径。“员径八尺”，即直径八尺。东汉1尺=231mm，8尺=1848mm。上图为冯锐复原的候风地动仪的1:1模型的盖子安装。正如上图所示，打开盖子将是一项巨大的力气活。冯锐的模型可以从底部复位重置“关球”，从而避免了打开盖子。但是，很多的复原方案在复位时是需要打开盖子的。请这些复原者连带帮张衡设计一套打开盖子的“吊机”之类的机械装置吧。设置“吊机”，单考虑盖子的重量，也许还不算难，难的是合盖时不要产生任何碰撞震动，稍一碰撞马上触发“施关发机”，结果是又要重新进行复位操作。唐•徐坚《初学记》、宋•吴淑《事类赋注》、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工艺部》、《太平御览•职官部》、晋•袁宏（328-376年）《后汉纪》、南朝•范晔《后汉书•张衡传》及《后汉书•顺帝纪》共七种记录有候风地动仪的史料中，逐字对比，整理共得如下238个关于候风地动仪的文字： “阳嘉元年，秋七月，史官张衡始作（候风）地动铜仪。以精铜铸其器，圆径八尺，形似酒尊，其盖穹隆，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尊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方兆，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承之。其机、关巧制，皆隐在尊中。张讫，覆之以盖，周密无际，若一体焉。如有地动，地动摇尊，尊则振，则随其方面，龙机发，即吐丸，蟾蜍张口受丸。丸声振扬，司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 而其余七首不动，则知地震所起从来也。验之以事，合契若神，来观之者，莫不服其奇。自古所来, 书典所记, 未常有也。 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所谓“验之以事，合契若神，来观之者，莫不服其奇。”就是很多人来参观体验吧，如同现在的科学教育展示。 候候风地动仪是可以演示的，一方面是安装调校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宣扬的需要。演示时估计是轻拍一下蟾蜍，龙随即吐丸，所以说“验之以事，合契若神”。但又因为候风地动仪无需再打开盖子就能复位进行下一次演示，众人都不知道里面的奥妙，“来观之者，莫不服其奇。”如果打开看过候风地动仪里面的结构，就不会“服其奇”了，而且肯定有人把结构记下来，不至于在几十年后候风地动仪消失了却没有人能够复原出来。晋人袁宏（328年-376年）的《后汉纪·顺帝纪》：衡作地动仪，以铜为器，圆径八尺，形似酒樽，合盖充隆，饰以山龟鸟兽。樽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方兆龙，首衔铜丸，蟾蜍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樽中，张讫，覆之以盖，周密无际，若一体焉。地动摇樽，所从来龙机发则吐丸，蟾蜍张口受之。丸声震扬，伺音觉知，即有龙机，其余七首不发，则知地震所起从来也。合契若神，自此之后，地动史官注记，记所从方起。来观之者，莫不服其奇。
制器尚象，中国设计之魂孔子在《周易·系辞传》里提出“制器尚象”的设计理念： “是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 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孔子倡导“尚象”的首要对象是天与地：“法象莫大乎天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古人广阔的胸怀，与天地同齐。且看《周礼·考工记·轮人/辀人》所描述的车： “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圆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车架的方形，以象征地。车伞盖的圆形，以象征天。轮辐三十根，以象征日月(三十日为一周期)。伞盖的弓二十八根，以象征二十八星宿。“制器尚象”经典设计：国家体育场。
“制器尚象”经典设计：国家游泳中心。
人们不一定知道上述建筑物的名字为“国家体育场”和“国家游泳中心”，但肯定知道“鸟巢”和“水立方”。 2500年前孔子提出的“制器尚象”，时至今日，依然是设计里的灵魂所在。
【中国设计之大】老子《道德经》：“大象无形”。这是设计的最高境界！同时也几乎等同于忽悠。大凡巨大成功的设计及事物，都可以看到“大象无形”的影子。 汝瓷在我国宋代位居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之首。究其原因，竟是源于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对御用瓷器制作要求的钦定：“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 三足洗又称三足盘，属宫廷陈设用瓷，传世仅此一件，无法估其价。参考一件汝瓷的市价： 香港苏富比日举行“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有900年历史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经34口叫价，以天价2.0786亿港元成交。《后汉书》记载候风地动仪：“合盖隆起，形式酒樽”。下图为鎏金山纹兽足酒尊（东汉，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张衡的天地观为“浑天说”，“浑天说”详见于《开元占经》记载《浑仪图注》：“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水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一百八十二分之五覆地上，一百八十二分之五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其两端谓之南北极。北极乃天之中也，在正北，出地上三十六度。然则北极上规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南极天之中也，在南入地三十六度，南极下规径七十二度，常伏不见。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也。”张衡《灵宪》里的“浑天说”：
“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 “天以阳回，地以阴浮。是故天致其动，禀气舒光；地致其静，承候施明。” “至多莫如水，火精为汉，汉周于天，而无列焉，思次质也。” “情性万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纪。于是人之精者作圣，实始纪纲而经纬之。”
上面是《灵宪》里的”浑天说“，提及天地人及水。 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必然不会与张衡自己的学说有矛盾。 老子《道德经》论天文：宇宙演变（图）
破解商朝王族秘图（八）、契的翎鞭 八、契的翎鞭商朝的始祖是契。契的形象有特殊的标志，其中之一是翎鞭。所谓的翎鞭，对应现实的物品就是羽毛和角：
上面两图是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有中国人认为这些印第安人是商的后代，这是有些道理的，因为羽毛和角正是玄鸟的标志。1、三星堆铜人 2、三星堆铜人
3、妇好墓玉人 4、妇好墓玉人该玉人有一条向后搭着的辫子。 5、大洋洲青铜面具 5、惊现青铜器纹饰里的契 正中央的红框是玄鸟的鼻子。再细看，发现鼻子是由一个人来构图：手脚伸出，形成一个“土”字、“大”字或“王”字，而且这个人的头部有“翎鞭”。这个人是商始祖：契！
六御之一,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勾陈大帝又称天皇大帝，是道教尊神“四御”中的第三位神，他的全称是“勾陈上官天皇大帝”。 五极战神:天空战神，大地战神，人中战神, 北极战神和南极战神八大元帅：天蓬元帅、天猷元帅、翊圣元帅、真武元帅、温琼元帅、邓伯温元帅、苟章元帅和毕环元帅。天蓬元帅：道教神系中的第一护法，雷部的首帅，他三头六臂，面容狰狞，并出现了多种威猛忿怒的变相。《上清天蓬伏魔大法》说：“天蓬真君，姓卞名庄。三头六手，执斧、索、弓箭、剑、戟六物，黑衣玄冠，领兵三十万众，即北斗破军星化身也，又为金眉老君后身。生于周时，孔子称卞庄子，即其神与。元帅威猛，制伏妖魔。凡行雷法，无天蓬不可以役雷神。独行雷法，无天蓬不可以显验。元帅侧有从童，或骑夔龙，部领一气都统大将军，直月五将军，飞鹰走犬二使者，无义神王，威剑神王，战伐神王，聋兵哑将，黑杀洞渊，三十万兵，三十六大天将，无鞅天仙兵吏，并在煌煌紫云火焰之中。”天猷元帅：道教护法，为道教四大元帅之一。他位居“妙有天中通明殿右，领天罡之次帅，列下土之诸侯。”“上佐北帝，下临九州岛，肩生四臂，项长三头，身披金甲，手执戈矛，云随步发，海逐身流，红光杳杳，紫气悠悠，雄风瑷瑷，猛雾飕飕，真气宛转，星斗回周，千神自朝，五岳巡游，金童鼓吹，玉女歌讴，名列金阙，位镇丰幽，苍禽狮子，巨海蛟虬，三十万兵，从我周游，逢妖即斩，遇鬼皆收，人遭尤善，祟遇无休，降临福气，涤荡无忧。”主治元景丹天府，领玄都蛟龙金龙驿吏万千，执印施符，救助万民，“气浊者以印上之，灵散者以符助之，亦可镇山川大泽魔鬼群集之所。”翊圣元帅：道教护法，亦名黑杀元帅。为道教四大元帅之一。《太上九天延祥涤厄四妙经》说翊圣黑杀大元帅，“天庭位列，总三洞五雷之号令，掌八天九地之权衡，悯造化之枢机，僚真仙之将吏，无邪不断，何鬼敢当。摄大力之妖魔，逐流星之芒怪，光华日月，威震乾坤。”《道法会元》谓翊圣元师主治元照灵虚府，有元照灵虚府印、丁甲合同印及六丁六甲符、三天五斗符传世。“不受水厄，大辟水怪，亦能镇宅，除灾驱怪。”真武元帅：道教护法，古称“玄武”，本为古老神话的北方之神，后被道教所吸收，成为道教四大元帅之一。《太上九天延祥涤厄四圣妙经》谓他乃“虚危分宿，壬癸孕灵，化身自金阙之尊，居位极玉虚之奥。玄妙极至，奚止于辅正除邪;正一所生，岂但于消魔护**劫终而制劫始，护群品而掌群仙，勇果全才，威神备德。”宋元之际，随着民间对真武崇拜的日益普及与高涨，真武元帅又升格为真武大帝、玄天上帝。《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曰：“真武，真者，正也;武者，神也。本号玄武，避宋朝庙讳，改赐曰真武。”“玄元圣祖八十一次显为老君，八十二次变为玄武，故知玄武者，老君变化之身，武曲显灵之验。本虚危之二宿，交水火之两精，或挂甲而衣袍，或穿靴而跣足，常披绀发，每仗神锋，声震九天，威分四部，拥之者皂纛玄雾，蹑之者苍龟巨蛇，神兵神将从之者皆五十万，玉童玉女侍之者各二十四行，绶北帝之灵符，佩乾元之宝印，驱之有雷公电母，御之有风伯雨师，卫前后则八煞将军，随左右则六甲神将，天罡太一率于驱使之前，社令城隍悉处指挥之下，有妖皆剪，无善不扶。”温琼元帅;道教护法，又称诣翊灵昭武将军正佑候、正福显应威烈忠靖王。《三教搜神大全》说姓温名琼，浙东温州人，字永清。七岁习禹步天罡，十岁通晓儒、释、道及百家之言。十九岁科举不上，二十岁进士不第，遂抚几长叹曰：“吾生不能致君泽民，死当为泰山神，以除天下恶厉耳。”郁抑间，忽然看见一条苍龙口吐宝珠，捡起吞下后，瞬间变成了青面赤发之神，头顶盔，身披甲，左手执玉环，右手握铁锏，英毅勇猛，东岳大帝闻其勇，召为佑岳之神，列为东岳十大太保之一，故又称之温太保。封其为东岳统兵、天下都巡检、五岳上殿奏事、玉皇殿前左元金翊灵照武盏王、佑候温元帅。不久，玉帝敕封他为元金大神，并赐玉环一只，琼花一朵，金牌一面，上有“无拘霄汉”四字，可以自由出入天门，并奉旨巡察五岳名山，慈惠民物，驱邪伐妖，“东嘉之民敬而辅之”。邓伯温元帅：道教护法，据《道法会元》记载：“雷部有飙火大神，姓邓，名伯温。昔从黄帝战败蚩尤，封河南将军。大神见黄帝登天，遂弃位入武当山修行百载，能随气升降。又见世人不行忠孝，杀害侵欺，以强凌弱，国王辅弼，不能制御。遂日夜发大愿，欲为神雷，代天诛伐此恶逆。念念不绝，怒气冲天，忽一日变凤觜银牙，朱发兰身，左手持雷钻，右手执雷槌，身长百丈，两腋生翅，展开则数百里皆暗，两目放火光二道，照耀百里，手足皆龙爪，飞游太虚，吞啖精怪，斩伐妖龙。蒙上帝封为律令大神，隶属神雷。”苟章元帅：道教护法，镇守天庭雷门，其形象为蓬头，赤色脸庞，手执金圭，身披金甲，脚蹬皂靴，作怒视状。《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谓苟元帅为雷门布鼓之神，“妖其头，喙其嘴，翼其两肩，左尖右槌，足踏五鼓而升，化母尸而去，天帝感其至孝也，迎而封之为雷门苟元帅，与毕帅共五方事，往来行天，剪幽明中邪魔鬼恶。”毕环元帅：道教护法，镇守天庭雷门，其形象为黑面，手执铁索，怒目圆睁，金甲护体，脚蹬皂鞾，蓬头。《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言毕元帅乃正东二七之神，“及汉末妖魔纵横，奸淫百出，玉帝封以雷门毕元帅之职，敕掌十二雷庭，辅玄天上帝，诛瘟役鬼，上管天地潦固，下纠群魅出没，中击不仁不义等辈。”人面鱼纹陶盆”，种类陶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出土地点：陕西半坡遗址，造型精美，图画神秘；实用器物；距今约6000余年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新石器时代。陶质彩绘，器高47cm、口径32.7cm。1978年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出土，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陶缸绘有鹳鸟衔鱼，旁边竖立一柄石斧的画面，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画面效果粗犷有力，绘画具有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造型特征，是一件罕见的绘画珍品。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红山文化女神像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牛河梁的女神庙。庙址由南、北两组建筑组成，其中北组为主体建筑，南北十八米余，东西宽近七米。墙壁经过彩绘，室内发现有大量的人物塑像碎块，有头、肩、手以及**等部位的残块，均属女性。头部真人大小，面涂红彩，双眼镶嵌青色玉片。这是中国最早的女神像。现藏于：辽宁省考古研究所。“黑玉猪龙”，种类玉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出土地点，辽宁朝阳红山文化遗址，龙的传人；饰物，实用物；距今约7000年“太阳神鸟”，种类黄金饰物；时代商周时期古蜀国；出土地点：成都金沙遗址，天地四方、金乌驼日等神话传说，象征一年四季十二月历法；礼器，实用物；距今约3800年“虎食人卣(you)”，种类青铜器；时代商代中后期；出土地点：湖南宁乡，造型夸张，制作精美，本为一对，皆流落海外，现如今一件在法国，一件在日本；青铜祭祀礼器；距今约3300年“商夔纹象尊”，种类青铜器，时代商代；出土地点：湖南，工艺精美，造型奇特，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祭祀礼器，冥器；距今约3300年
当地时间日，日本横滨，民众观看一具幼年雌性长毛猛犸象的遗体。它的名字叫尤卡(Yuka)，已有39,000年历史，是在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地带被发现的。
喇家遗址位於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大型聚落遗址。遗址内分布著许多史前时期与青铜时代的古文化遗址，诸如从庙底沟时期、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到辛店文化等多种类型，其中以齐家文化遗址分布最多最广。 中央台的《探索发现》第一期节目就是讲的这里。这个遗址的死者们突遇了洪水……
厚重的历史——望京楼夏商遗址 日期： 作者：尹春灵 高凯 通讯员 王凯 文/图 本报
出土于望京楼遗址的单孔青玉戈
出土于望京楼遗址的玉援铜内戈
在望京楼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出土的商代原始瓷尊。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叫不准（音读“否标”）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墓穴被打开后，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他满地一划拉，摸得一把竹片。点着竹片用来照取宝物，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是成片成捆的竹片，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他在失望之余，非常不甘心，于是，将竹片翻个底朝天，把一些值钱的物品拿了，随手将竹片扔了。[1] 村民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来了几个官员，看到竹片大小一样，上面有字，字迹整齐，数量巨大。于是把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谁知这几车竹片，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惊世骇俗、惊天动地一件大事。这就是《汲冢书》《竹书纪年》。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40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冢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原来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此所谓“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出土时间 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书断》也持此说。另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赞同这种观点。《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是这种观点。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发表过这种看法，《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也都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样说的。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1]《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古代史记的再现是令众多晋代大学者兴奋的原因。其中一部叫《穆天子传》，很有意思。《穆天子传》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成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於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其中的成周，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指洛邑(今河南洛阳)；穆王的西行路线，当是从洛邑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
说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通高25.4厘米商代晚期。　　1935年河南安阳武官北地1400号墓出土，细眉，小眼直鼻，阔嘴，大耳，头顶上有半环钮。西周 ■灰陶面具
■古人酿酒:大禹因酒会亡国而疏远酒的发明者
酒这个字是水加酉，酉的象形可理解为一个酿酒的容器。《说文解字》说，酉就是“就”，是成就，酒的读音来自这个“就”。为什么是“就”？酉是十二地支第十位，对应农历八月，意味万物成熟，成熟成就，也就是老了。八月仲秋，水清了，成就了酒，这只是最浅表解释。更深的意思，仲秋也称酉仲，万物成熟老去，老者将死、新者萌生，酉仲于是阳生，号“太初”。太初指气始生，清浊未分。从这个背景体会《说文解字》的“八月黍成，可为酎酒”特别重要。“酎”，《说文解字》说是“三重醇酒”。如何酿三重？如果读苏东坡后来写的《酒经·酿酒法》，是用所谓“投”的方法——米五斗，三斗用以始酿；另外两斗五升为一份，用以“投”。三投而止，还余五升。苏东坡的酿酒法，投用浅淡之粬。他说，因为粬饼刚烈，所以刚酿成之酒烈而微苦，要以投来调和。每投三天，三投经过九天，酒性才能平和醇厚。
农历八月，酉本身就是个大容器。《说文解字》说，酉是秋门，万物已入，是闭门之象，顶上是个“一”字。酿酒的含义正在此。从酉变酒，《说文解字》提供了两重含义:首先是“就人性善恶”，其次是“吉凶所造”。善恶吉凶，本身其实无法分离，酒也就是调和两者的结晶，这也是饮后可飘然摆脱善恶吉凶的原因。其酿造过程，正是随应了酉仲天时地理的混元分离——清者升腾为精，浊者滞留为形。酒就是造化而成的精露。
究竟谁发明了酒？一说仪狄，一说杜康。《战国策·魏策》中记载，梁惠王请鲁共公喝酒，鲁共公说，当年天帝的女儿让仪狄造美酒献大禹。大禹饮后觉得甘甜，就疏远了仪狄，不让再酿酒，因为他看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而杜康即少康，传说中夏代国君。这两人，前者无真人，后者无具体记载，所以宋朝窦革的《酒谱》中说，仪狄、少康之名，不见于经，只出于《世本》，《世本》非可信之书，况且在流传中已真假难辨。他由此认为，酒不过是智者所作，后世循之，完全不可能推断真正之源。而其实，西晋江统在《酒诰》中已经说了:“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他认为，酒本是从剩饭发酵中偶然发现的，不存在奇妙方法。空桑是传说中产琴瑟材质之山，引申指佛门。
显然是先有醪后有酒，醪是米饭发酵，即今天的醪糟、酒酿，过滤后，成米酒。最初的醴应该就是这种醪的过滤，《说文解字》说，醴是只经一宿，刚发酵略有酒味。南朝顾野王的另一本字书《玉篇》中，则说它是甜酒。醪的酒母是糵，糵是发芽之米，它是孽，造孽危害。作为芽米，它的危害动力显然不足，这是醪酒力不足的根源。于是，粬是糵基础上的升级。粬的古字是麴，变成粬、曲，意味就完全不同了。麴是鞠字换了一个偏旁。鞠的原义是生养——养才能生，《诗经·小雅·蓼莪》中由此有“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鞠躬的躬是养的最深刻解释——躬之卷鞠者生，麴就这样，把孽的整个含义升华了，它可是好酒诞生最重要的基础。
古人称“神麴”，制麴过程完全是顺应天地人关系的一种仪式。按照最早农书《齐民要术》中的记载，先确定原料，做三斗神麴，要蒸、炒、生各一斗，为让三种香气彼此影响。它们分别磨细，再合而为一。然后择时，农历七月，要选甲寅日。甲是天干首位，寅是地支第三位，甲寅象万物始苏之貌。这一天，要让童子在日出前面向“杀地”打水，和麴。“杀地”代表的方位难准确理解，但意思是，要面向衰亡杜绝强势。和麴要用童子小儿，则意味着在清净中生。麴和好成饼，放进草屋，屋里要画成路径，随路径摆放，围成四巷。门窗用泥密封，不让进风。之后七天进屋翻一遍，翻完再密封，经三翻二十一天，取出风吹七天，穿孔以绳子挂在屋檐下晒干。《齐民要术》中还收集有《祝麴文》，无非是求五方五土之神垂力，助麴“芳越椒熏，味超和鼎”。
古人造酒，是以麴酿黍(黄米、麦或高粱)。即先把麴饼掰碎，一斗麴用五斗水浸泡三日，令它如鱼眼沸腾，再下黍。麴为母，属阴，投入的黍是阳，阳遇阴而动，阴以沸腾激阳，与生育的道理其实一样。由此，母的质量才特别重要。苏东坡《酒经·酿酒法》中说，麴饼要“悍”。他说，南方人用糯米与粳米，加药草为饼，闻着香，嚼着辣，拿在手里又似空虚而轻。他以这种麴饼再和以麦面与姜汁，也就是南方原料加北方元素，蒸后让它“十裂”，然后用绳挂起来，经阳光与风磨砺，“愈久愈悍”。
现在有蒸馏酒源于东汉说，理论前提是当时的炼丹术，升炼水银必掌握蒸馏技术。实证是，考古出土地被认为东汉晚年的《酿酒图》画像砖、被认为也是东汉晚年，由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青铜蒸馏器。但我还是以为，这些器物的年份认定证据不足，所以还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自元时始创其法”为准。作为文字记载，蒸馏酒最早出现在元朝忽思慧的《饮膳正要》里。忽思慧元朝仁宗延佑年间()，曾为饮膳太医。《饮膳正要》中记烧酒为“阿剌吉酒”，有人考，这是阿拉伯语，意思是“出汗”。元朝朱德润()恰好仁宗延佑年间也在朝中任国史院编修，留下一首《轧赖机赋》，详尽记载了蒸馏酒全过程。阿剌吉与轧赖机，其实是一个名称两种音译——英语称亚洲烈酒是Arrack。
周平王东迁以后，一些以羌人为主体的羌戎大量迁入中原地区。《后汉书·西羌传》：“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据著名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考证，晋国大夫中有不少人是依靠羌戎的力量壮大起来的，晋国因和戎而称霸，大量的羌人也融入晋人之中。春秋战国时期，居住在甘肃、青海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羌人仍处于"少五谷，多禽畜，以射猎为事"的状态。文献记载了这部分羌人由射猎进到田畜的传说。《后汉书·西羌传》说秦厉公时羌人无弋爰剑被俘，逃回后教羌民"田畜"。此后羌族进一步发展和分化图片来自： 虽然传统观念上，周人是华夏族的正宗，但是近来一些考古和历史研究，却对周人的族源有所疑问。一、周人的雕像、服饰之谜在现今挖掘的一些周墓中，特别是早期的西周墓，经常发现一些具有白种人特征的头像和壁画。这与商墓中典型黄种人特征的青铜人面像明显不同。1976年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青铜戟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1975年挖掘的北京昌平白浮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像亦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1980年秋,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中，发掘出两件西周蚌雕人头像，高鼻深目，头戴坚硬高帽，与居住在中亚地区“塞种”人像完全一致，无论是服饰还是外貌都与现在的中国人大相径庭。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一个“╋”字（“巫”字），这个符号来源于公元前55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文化。山西出土周代男女人形陶范，穿矩领袍服，齐膝花衣戴平顶帽，腰间系一丝绦，打个连环扣，带头还缀两个小绒球，河南也发现这种装束大同小异的人形。这些服饰的特点已经非常接近现在中亚一些民族的服装。而与华夏族传统的服饰差别甚大。事实上中国先秦时期出土的民族服装，非常有限，特别在北方地区更是如此，最接近后来汉服的古代服饰样式，基本都是在南方的楚墓中出土的。周人到底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样的帽子，长什么样子，到现在还是一个谜！二、驷马战车的出现古代战争中，马是制胜的关键，在马镫出现之前，战车是骑兵的主要形式，也是战争的主导武器。对于战车从何起源，最早什么时候出现，学术界现在已经有了统一的共识，认为战车最早起源于西亚米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前三千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就使用了马车。和游牧人不同, 商人虽然也用马, 却主要不是用来骑, 而是拉车。殷墟出土的马车均装饰以青铜和和宝石, 车体绘以动物图示，其中一件马羁饰非常精致, 全部以海蚌及高品质的玉器装饰, 但是明显不是用来打仗的. 而是用于礼仪用途的。商朝军队中的马可能是从外来引入的。甲骨文中有关于马的进口的记载。商朝后期武丁的妻子妇好, 是一个重要的女将, 曾领兵攻打鬼方, 在甲骨卜辞中出现多次.1976年，发现了她的墓, 保存完整, 没有被盗过, 随葬兵器甚多, 包括象征兵权的大铜钺, 可是却没有与马有关的军事用具出土，如果商朝的军队中骑兵或马拉战车是制式装备的话, 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高级将领的墓中没有马刀, 马车, 马鞍出现.如果确实没有, 只能说明当时马在商朝军队中作用不突出。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持本土起源观点的学者可以举出不少古代文献中关于晚商以前马拉战车的记载，甚至认为中国养马、驯马和用马的历史可以早到龙山文化时期。但近年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在二里头、二里冈时代甚至殷墟前期的遗址中都未发现马骨，可以肯定中原地区在前殷墟时代没有家马存在的证据。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发现有驯化的马，其来源可能与欧亚草原文化交流有关。殷墟后期才有家马与马拉战车的突然大量出现，且战车结构完善工艺复杂。目前还找不到它本土起源的线索。所以商朝的马拉战车应该从中亚传来的，其途径就是沿着古丝绸之路，其终点便是中国西北的周部落。和商人不同，周人习惯在军事和经济生活中使用马。诗经《大雅•绵》中回顾周的早期历史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也就是说早期的周人可能是游牧民族，是骑着马一路迁徙到西岐定居的。在灭商的时候, 周军的主力就是马拉战车。《周礼》中讲兵制的一节就称为《夏官司马》。周制, 一辆兵车配72名步兵, 3名甲士。武王伐纣的时候有车三百乘，“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本纪） 。周朝在对猃狁（也就是后来的匈奴）的战争中，还使用了四马战车，其威力远远超过商朝的两马战车。周人爱马，对马的称呼也特别多，其词汇之丰富，举世罕见。比如：骒，母马 ；驹，小马 ；骟，去势丧失生育能力的马 ；骠，黄色的马 ；骝，黑鬃黑尾的红色马 ；骃，浅黑带白色的马 ；骅，枣红色的马 ；骊，黑色的马 ；騧，黑嘴的黄色马 ；骐，青黑色的马 ；骓，黑色白蹄的马 ；骢，青白相间，类似兰色的马 ；龙，纯白色的马 ；驽，跑不快的马，劣马。这些关于马的词汇大多起源于周，如果不是周人有游牧民族的传统，断然不会对马如此青睐。相传周穆王有八匹心爱的马，号称“天子八骏”，分别是“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奇怪的是，这些马名几乎都无法用汉语进行解释，现代学者认为它们其实是音译的名字，其中“盗骊”便是古突厥语 torug的音译，意思为栗色马。因为周人拥有马拉战车的军事优势，所以才能战胜文化比他们先进得多，人口比他们庞大得多的商人，而周人之所以会有这种优势，极可能是因为他们与中亚的一些游牧民族有密切的文化联系。三、周人的文字、语言之谜从刚才周穆王的爱马称呼上，我们就发现了，周人的语言中可能含有突厥词汇，不独有此，周武王所用的兵器“轻吕”（《逸周书—克殷解》），据学者考证，即匈奴的“径路刀”和今日土耳其语的 kingrak，据信代表着可考的“最古老突厥词汇”周人的语言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从新石器时期的文化来看，中国的象形文字应该是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以及后来的龙山文化，而同期西北地区的一些仰韶文化类型中，如半坡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却极少有象形符号出现，反而是有一些字母化趋势的符号出现。但是商人的甲骨文和金文，却是和周人的文字，属于同一个体系。我们大胆假设，周人应该是在于商人接触的过程中，借用了他人的文字。作为一个文明低于商人的部落，周人竭力学习商文明，特别是他们征服了商人以后，更是全盘接受了商人的一些文化。这个论点有什么依据呢？依据在于商人和周人的语言无法相通。现今已经发掘的大量殷商甲骨文中，我们虽然能识别大部分的字，却无法解读其中大部分的意思，这就好比，我们中国人看日本字一样，一些字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出来，但是整句话就无法理解了。因此产生很多歧义，同一句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各持己见，互不服气。究其原因，在于商人的语法习惯和我们现在所知的不一致，也和从周代流传下来的古文言文不一致，至今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其规律。《尚书》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本书，为什么特别难懂，比文言文还难懂？因为有学者考证，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应该是周人从商人那里翻译过来的，保留了一些原始的商语成分，因而格外难懂。事实上周人的语言和商人的语言一样，都和我们现在的汉语差别很大，汉语作为一种孤立语，是非常特别的，其语法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比英语还简单。而与汉语语言关系最近的藏语，其语法却非常复杂，类似阿尔泰语的一些语法。英语和汉语也有类似情况，在日耳曼语族里，英语的语法是最简单的，而与之亲缘关系最近的德语，却异常复杂。究其原因，是因为英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讲拉丁语的诺曼人征服了讲日耳曼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因为沟通的需要，结果两种非常复杂的语言最后统一成了最简单的现代英语。我想汉语也是这样的结果，复杂的周人语言遇到了复杂的商人语言，结果便变成了世界上最简单的语言——汉语。那么周人的原始语言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也许和突厥语还真有一点关系，别忘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匈奴在中亚大草原就已经拥有了巨大影响力。但是我并不认为周人的语言是纯粹的突厥语，它很可能是一种混合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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