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史上有什么 bug 级的存在？ - 知乎<strong class="NumberBoard-itemValue" title="2被浏览<strong class="NumberBoard-itemValue" title=",932,627分享邀请回答21K949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zhuanlan.zhihu.com/c_29158524光武帝刘秀绝对是个bug级的存在！从骑牛造反到登基为帝仅用三年！以下是一篇网络上流传很广的文章，原作者：ACFUN海上钢琴师，原文链接：标注出处：本作品来自AcFun文章区，未经允许禁止商业性转载，非商业性转载请注明本作品作者及出处，并在正文内容中保留本段全部说明。写得很有趣。支持原作者，保护版权人人有责！说起来，刘秀也算是汉室宗亲（就像后来的大耳贼）。但是由于汉代的推恩令，所以皇族们都是一代不如一代，等传到刘秀这个小小旁支时，就只是乡间的土豪而已。虽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是个人物，父亲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底层公务员，但在整个天下屁都不是，像他们这样的刘氏后裔没有一万也有八千。刘秀在家族中也并不算什么，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刘秀只是家里一个性格偏向文静，爱读书的小儿子。刘秀9岁时，父亲去世，叔父抚养他直至成人。成年后的小伙子刘秀依然文静低调，最喜欢的是种田……他的大哥刘縯则完全相反，年轻气盛，喜欢结交各种豪侠，是一个锋芒毕露的猛士。大哥很爱护这些弟弟妹妹，常常拍着刘秀的头说：“如果我是刘邦，你就是刘邦的弟弟，咱们比比看谁将来有出息，哈哈！”刘秀的二姐嫁给了新野的邓晨，而邓家与新野的真正豪门世家阴家（这可是名相管仲的后裔）也是亲戚，所以在走亲戚的过程中遇到了阴家的豪门千金阴丽华。后世李太白曾经有诗赞颂她的美貌“丽华秀玉色，汉女娇朱颜”，能在历史上以美貌扬名的女子，得有多么的漂亮！不过美貌可不是阴丽华的全部——这可是整个位面为未来的帝王准备好的皇后，是天生套有女主角模板的人。除了绝世的美貌，还有温柔的性格、善良的心地、宽广的胸怀、富有的家财……当然，这两个年轻人初见时并没有想到以后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只是一对互相一见钟情的男女而已（恐怕更多的还是男主角的单相思，因为那时候女神才十岁左右，刘秀你个萝莉控）。刘秀19岁时参加了高考（这是王莽同志的扩大招生政策），有幸考中了，成为一名光荣的太学生，去了京城继续读书深造。要考试了读读书，考完了打工挣点钱（刘秀那会还成立了一家小物流公司），有钱了喝喝酒，喝醉了打群架，跟一群聊得来的同学们鬼混，留下一大堆又中二又羞耻的回忆。在京城期间，刘秀看到了百官出巡的壮观场面，对走在队列最前的执金吾（类似于警察局长）最为羡慕，于是发出了“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的千古感慨。在一个太学生的心目中，这辈子能当上京城的警察局长，能娶到自己心目中的女神，人生足矣！要求越高人生越不幸福，刘秀很明白这一点。但是天命是不可违背的。先是有奇怪的流言传出，小孩子们都在唱“刘秀当为天子”。当然，大家都不认为这是指穷学生刘秀，都以为这是说的是当时的国师刘歆——这哥们最喜欢研究八卦谶纬之学，还刚刚给自己改了个名字也叫刘秀，怎么看都是他嫌疑最大。在一次聚会上，说起这个谶语时，刘秀自己还提到“这个刘秀说不定指的就是我呢”，大家都哈哈大笑。但也确实有人把这个事记在了心里，有几个人一边喝酒，一边看着穷学生刘秀愤愤而去的背影，心中作出了决断。拿到太学生毕 业 证书（或者肄业证书）后，刘秀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毕业的同时也失业了。王莽同志只学到了扩招，但完全没想到要给毕业生们分配工作，所以大群的毕业生们只好骂骂咧咧地各回各家。刘秀也回到了故乡，继续拿起锄头，继续种田、贩卖粮食……如果顺利的话，刘秀会用他的聪明才智赚到更多的钱，买更多的地，种出更多的粮食。也许他会成为富甲一方的大粮商大地主，娶几个漂亮的妻妾，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但终究会与出身豪门的女神渐行渐远。但不管天命还是王莽，都没有给他这个选项。先是他哥哥刘縯结交的一位哥们因为犯法为官府通缉，这事也牵扯到了刘秀身上，所以刘秀就很没节操的逃亡了。他干脆逃到了新野的姐夫家，一边继续贩粮食挣钱，一边与小美女阴丽华趁机卿卿我我，日子反而过的比逃亡以前还要滋润，一时间刘秀也体会到了他的著名后代刘禅的心境，“此间乐，不思蜀也”~一如穿越小说里的桥段，当主角忍辱负重只想平平淡淡过一生的时候，总是反派来犯贱，非得把主角的王霸之气给撩拨出来不可。作为主角中的主角，刘秀也不例外。正当他小日子过得滋润时，新野警方通过身份证实名系统和外来人口登记系统查到了他，并且以没办暂住证的名义把他抓进监狱，蹲了好几天。当然，刘家好歹也是有身份的，刘秀自己也是太学生，全国各地都有同学亲友，所以没过多久就被释放出狱了。我们不知道刘秀是觉得在女神面前丢了面子，还是在监狱里丢了肥皂，总之，出狱后的刘秀已经不是以前的善良守法好青年，而是被监狱大熔炉成功地改造成了亡命之徒。如此奇耻大辱，不能忍！谁不造反谁是孙子！“上深念良久，天变已成，遂市兵弩”，刘秀出狱后，和大哥刘縯一起召集部下，起兵造反！那个年代，讲究的是上阵亲兄弟，而且大哥刘縯多年来广交豪杰，绝对是更有王霸之气的人物，所以起兵是以刘縯为首，南阳的刘氏亲友和市井豪杰们一并加入。人并不多，由于都是亲戚，所以老少都有，拖家带口。装备也很差，除了必要的一些兵器以外，连马都没有，刘秀又常常将抢到的战马让给别人，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坐骑都是牛……成军之初最艰难，一同谋划起兵的李通父子泄密被杀，正当人心惶惶之际，刘秀故意穿了一身盔甲，在大街上走过去。大家看到以后都议论说，“连刘秀这样的老实人都准备好了，我们还怕个鸟”，于是人心稳定。刘秀兄弟在每次作战之时也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所以部队也越来越壮大。当时正是天下大乱，各地豪杰纷纷起义的时代。为了能更有效地保全自己，扩大声势，刘縯刘秀兄弟率军加入了绿林军（当时最大的一股起义军力量），很快也成为绿林军中的重要力量之一。随着绿林军南征北战，实力越来越强，绿林军高层们决定推选一位汉室宗亲做皇帝，好打起大义的名号与王莽战斗。有不少人看好刘縯，认为他有威名，重义气，可以做一个好领导。但更多的人怕刘縯称帝后无法控制，所以就拥立了一个性格懦弱好控制的人刘玄登基，史称更始皇帝。刘縯刘秀等南阳子弟听到这一结果时，心里都很不高兴，但是对方在绿林联军中势力要大得多，大家又有共同的目标，所以只好认了。为了平衡，更始皇帝封刘縯为大司徒，也算是个小小的甜枣。汉朝复立这件事，对王莽的震动很大，于是王莽集合了手中的精兵四十多万，对外号称百万，准备把这个危险的新政权彻底屠灭。百万王师前来，将绿林军们都吓的够呛。一群心不齐的农民武装，装备差很多，数目差更多，补给几乎没有，和正规军怎么打？于是当下就有高层建议，干脆大家都散了吧，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化整为零后说不定王师就找不着我们了是不？外有大军压境，内有队友如猪，怎么办？在这一瞬间，刘秀想起了当年的杨威利元帅，想起了长征路上的太祖，想起了千千万万反败为胜的主角们。仿佛有一个声音在他耳边督促着：“站出来吧，这是天命的舞台，你必将心想事成！”于是，小小的偏将军刘秀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先是说服八千昆阳守军坚守孤城以待援军，然后亲自率领着13人在敌军围城之际出城调集援军，共召集到援军一万多人。但这毕竟是40万对2万的兵力比，怎么办？放心吧，刘秀同学，位面管理局经过会议讨论后一致决定，现在是给你开挂的时候了……后汉书@光武本纪中记载，正当数十万大军志得意满准备围城打援时，“夜有流星坠营中，昼有云如坏山，当营而陨，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厌伏”。先是陨石召唤术，白天又看到天上仿佛好大的蘑菇云压将下来，王莽军全军士气顿时见底。此时，刘秀率领援军杀到，“光武奔之，斩首数十级”，如此勇武，把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大家都说“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记得平时刘将军胆子挺小的啊，今天居然这么猛！吃什么药了！大家都跟上，和将军一起玩命吧！在如此逆天的表现下，一支只有万人的军队主动冲击数十万人的营盘，居然连战连胜，杀死上千人。刘秀又一鼓作气，带领三千敢死队，涉水向中军发起突击。此时风雨大作，树干屋瓦都被刮的横飞，刘秀领军长驱直入，当场斩杀敌军副主将王寻。王莽军彻底溃散，光是慌不择路跳河淹死的就有上万人。昆阳一战之后，王莽新朝的武力根基被摧毁殆尽，偏将军刘秀名动天下。以前总是躲在大哥刘演背后的小兄弟，一跃而成为冉冉升起的将星。三个月以后，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多说一句，王莽死后，他的舌头被乱民割掉，头颅作为战利品被后来的皇室所珍藏，二百多年后毁于火灾。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只有王莽受到了如此诡异的对待，其中的道理不得而知……）正当刘秀挟大胜之威，继续攻城略地之时，一个噩耗传来：他的大哥刘演，被更始帝所杀。这结局其实也是必然的。刘演本身就是那种锋芒毕露受人拥戴的豪杰，又是南阳派系的首领，还是汉室宗亲，理论上比更始帝其实更适合坐这个王位。而且刘秀昆阳大胜以后，南阳派系即将羽翼丰满，难以制衡。为了自己的皇冠和脑袋，更始帝以刘演的某部下意图谋反为借口，先下手诛杀了他。此时，刘秀陷入了两难状态。是干脆起兵连更始帝一起反了，还是险中求活？刘秀选择了后者。他立刻放下前线的军权，孤身返回向更始帝当面谢罪。他又发挥出了多年来低调谦逊的本色，除了谢罪以外就是闭门不出，不与其他任何人接触，连昆阳大战的战绩也绝口不提。更始帝看到刘秀如此低调，心中不由得非常惭愧——本来刘氏兄弟就立有大功，现在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人家大哥，难道真的要斩草除根，连刘秀一起杀了？其实旧绿林军的高层们都建议杀了干净，但在更始帝的面子和冥冥中的天意作用下，刘秀不仅逃过了杀身之祸，还因功被受封为武信候。从另一个残酷的角度来看，刘演的被害，扫平了刘秀登上权力巅峰的两个最大障碍：亲情和大义。如果刘演未死，刘秀不可能越过大哥自己称帝，充其量做一个将军王 爷；如果更始帝不犯大义错误，推翻更始帝则名不正言不顺，难免落下反贼之名。现在，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青年刘秀，将登上比昆阳更大的、名为天下的舞台。虽然人生有失意起落，但是刘秀还是得到了他一生中最珍贵的宝物——他终于迎娶了阴丽华为妻，此时刘秀28岁，阴丽华19岁，这一对乱世中的年轻人，得成心愿，并能够白头到老。经过几个月的低调新婚生活和结交了更始帝心腹以后，绿林军高层对刘秀的提防渐渐放下。包含着三分歉疚和七分恶意，更始帝给刘秀派了一个极其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去巡阅河北诸地，将其纳入统治。这一任命的用意是很恶毒的，因为河北等地民风彪悍，在此天下大乱之时更是群雄割踞，烽烟四起。去收服这种地方，其难度远超过开荒英雄团队本——顺带要求一次都不能灭团。难度这么高的任务，刘秀唯一的装备，仅仅是一根棒子……啊不，一根节杖，代表着更始帝那虚无缥缈的权威。至于兵卒？对不起，一个都没有，只有寥寥几名刘秀自己的随从而已，连打个5人本都不够。更始帝，或许你借刀杀人的计谋对付常人绰绰有余，但在真@开挂男面前，真的能有效吗？用爱救世界，挥棒走江湖之东汉版，即将上演！刘秀很光棍地将新婚三个月的媳妇送回娘家，带上几个随从就进了河北本。开始的日子确实非常落魄，有不少势力号称来信砍，他们几个人，连别人的城邑都不敢进，只敢露宿荒野。但是，主角的强大光环随之显露出来，河北豪杰听说昆阳英雄刘秀来了，纷纷自带兵马、自带粮草，自带美貌女儿（真定王的侄女、刘秀的二夫人郭圣通）来投奔，短短几个月以后，刘秀在河北就成为最庞大的势力之一，有钱有地有兵有势，外带一个美貌年轻的妻子。第二年，扑灭河北最大势力王郎，平定铜马、青犊等起义军。在这过程中，刘秀的势力不但没有因为征战而损伤，反而打一仗就收编十来万降军，实力大增。不到20个月，刘秀的实力就从单车数骑，膨胀成为带甲百万、裂土千里的天下最大势力（见过这么离谱的挂吗？）。刘秀随即与更始政权决裂，即皇帝位，史称东汉世祖光武皇帝。这一年，刘秀刚刚30岁，离他起兵造反、骑牛上阵，仅仅过去了3年的时间。刘秀自立后，亲朋旧部、谋臣猛将，纷纷前来投奔。刘秀就命他们兵分多路，分别进攻各地的割据势力。刘秀著名的“云台二十八将”也是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这些人都是一时之俊杰，基本都能做到所向披靡。如果遇到难以攻克的目标，一旦刘秀亲征，也很快在主角光环下烟消云散。终刘秀一朝，没有太过出名的名臣名将，这其实并不是他们不出色，而是在太过耀眼的主角光辉下黯然失色而已。诸葛武侯就曾经评论道：“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笃而论之，非减曩时。……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光武上将非减于韩、周，谋臣非劣于良、平，原其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高帝能疏，故陈、张、韩、周有焦烂之功耳。”十二年后，东汉一统天下。光武帝封赏功臣，息武兴文，精简官吏，发展农业。国家力量不断增强，人口从不足千万增长到两千多万，经济从彻底糜烂（1斤黄金只能买5升豆子）恢复到正常水准，史称光武中兴、建武盛世。不得不提的，还有刘秀和他的妻子们。他先娶阴丽华，再娶郭圣通，一个是从小青梅竹马的女神，一个是带来皇帝基业的臂助。刘秀称帝后，立谁为皇后成了大问题。阴丽华自小相识，情感深厚，共度患难；郭圣通娘家人多势众，倾尽全力帮助刘秀成就大业，贡献良多，甚至帮刘秀生下了长子。刘秀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希望能够立阴丽华为后，但阴丽华以大局为重，为了安抚郭家所代表的河北诸豪门，力劝刘秀立郭圣通为后，自己甘愿为妃（这闪瞎人眼的女主光环啊……）。于是，郭圣通成为皇后，长子刘疆被封为太子。一直到了十几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刘秀和郭圣通渐渐疏远，才发生了废皇后、换太子的事情。令人吃惊的是，历朝历代的后位变更，太子换人，都会伴随着腥风血雨，数不尽的宫廷阴谋和派系清洗，但建武十七年的这次政治剧变却平平静静：郭圣通失去皇后位，被封为中 山王太后，生活平静而享尽尊荣；阴丽华被封为皇后，但没有举办任何庆祝活动；原来的太子刘疆多次上书请辞，刘秀一再挽留，2年后才不得已同意，将刘疆封为东海王，贤名远播，享受天子仪仗；阴丽华所生长子刘阳被立为新的太子，后来即位为汉明帝；郭圣通所生的5个男孩全部封王，与其他皇子一样可以随意出入宫殿，探望母亲，依然深受父母宠爱；郭氏一族，倍受尊崇，汉明帝即位后还多次登门拜访，就像对待自己的亲舅舅家一样。后世的史学家往往将废后当作刘秀一生唯一的污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只是一个男人为心中至爱的青梅竹马完成了一生的承诺。以阴丽华的性格，她当上皇后以后对整个郭氏照顾有加，对孩子们一视同仁，郭家贵于当世，无祸无灾。但以郭圣通的性格，不好说当刘秀故去以后会发生什么。公元57年，刘秀去世，享年62岁。他死之时，心爱的女人们、孩子们、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们都围绕着他，陪伴着他。这样的死亡，安静而幸福。在他故去以后，他的气运依然在保佑着新生的东汉帝国。他的儿子汉明帝和孙子汉章帝在位期间，吏治清明、境内安定、人民富足，人口从两千多万增加至四千多万。武功有班超定西域（这个猛男我们后面专门会讲），文治有白虎（观）会议，史称“明章之治”。回首刘秀的一生，他起于微末，受过高等教育（历代开国皇帝中学历最高的），起兵后三年称帝，十五年扫平天下。策虑深远，战无不胜，执政清明，励精图治，聪明睿智，英明神武，远超同时代的其他英杰，实在是所有皇帝中的第一。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功臣们都得以保全，善始善终；家庭和睦，没有任何宫斗夺嫡的人伦惨剧。他一直是一个善良而坦荡的人，所思所行光明正大，堂堂王道，德被四方，令后世以苛刻著称的史家们都无可指摘。他的一生，比绝大部分的穿越小说都要不可思议，比绝大部分的小说主角都更幸福。如此人生，不愧是真正的天命之人。8.1K611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1、 古人的民族意识
对于西晋初年的历次民族起义的相关问题，今人多以现代人的思想考量古人，所以对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的看法多有谬误。笔者一直认为，学习历史首先要了解历史事件的背景，特别是大背景，考虑到民族矛盾一直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矛盾之一，所以我会在本章花费不少篇幅介绍西晋初年的民族问题，以使读者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有个大致的了解，以免陷入民族主义的死胡同。
西晋初年的多民族聚居区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带，分别是西北秦、凉、雍、梁四州；东北并、幽、平三州；西南益、宁、交、广四州。还有扬州南部尚有不少山越族聚居，荆州山区也广泛生活着各类蛮族，甚至在江淮一带亦有蛮族出没，如《魏书》所言：“在江淮之间，（蛮人）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其于魏氏之时，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矣。”由于蛮族、山越多居于南方深山峻岭，部族散居，生产方式落后，而又不产马匹，比起游牧民族对西晋的威胁要小得多。
东亚自古以来是多民族聚居区，这造成了该地区民族杂居的现状，以及民族矛盾的不可避免，特别是在古代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时期，民族之间的鸿沟不易逾越。但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无疑民族矛盾比起以往时期都要尖锐得多，其原因后文将会详细介绍。
我们要注意一点，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现在我们认为的“民族主义”的概念。这似乎不好理解，因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各民族仇杀不断，夷夏之间的隔阂难以消弭，难道这不是“民族主义”在作祟么？古人讲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难道这不是“民族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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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民族主义”，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这个问题确实很纠结，主要原因在于我们都喜欢用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去考量古人，但这个问题一定得讨论清楚，不然现代人根本无法真正的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现状。
我们以先秦时期的楚国为例。在战国七雄中，楚国最为特殊，和齐国、晋国一样，同是周王室的分封诸侯，《史记娠世家》云：“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在于后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司马迁还在《史记》中记叙：“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可见楚国同是受封与周王室，同样被认为出于炎黄。然而周王室对受封诸侯都有赏赐，但楚国却没有资格得到，甚至周天子与诸侯订立盟约之时，认为楚国与蛮夷酋长为一类，并不让参加会盟。可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楚国是享受不到诸侯国的待遇的，甚至连楚国国君都自认为自己是蛮夷，楚国国君熊渠就曾经说过：“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娠世家》）
楚国之所以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关键在于楚国位置偏远，较少接受中原礼乐文化的影响。随着楚国逐渐吞并周边各个小国，国力持续增长，直到周王室东迁，楚君熊通自称为王，但诸侯国依然视其为蛮夷之邦，后来楚国势力开始向中原扩张，也就成为齐桓公“攘夷”的目标之一。
那么楚国后来又如何被诸侯国承认的呢？
楚国虽然被鄙夷为荆蛮，但不可否认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其主要表现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这与中原礼乐文化差别很大。然而随着楚国疆域向北扩张，与华夏民族的接触日益频繁，逐渐接受中原礼乐文化，到了春秋末期，楚国已经以礼乐之邦自居，不再自称蛮夷，而是自称上国，倒是开始称后起的吴国为夷狄了。
现代人在学习古代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要脱离时代的束缚，不然我们根本无法解释古代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在民族问题上，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其定义为：狭隘的以自我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是具有排他性质的。而古人的“民族主义”和现代人不同，古人也曾经为如何区别民族的烦恼，战国至西汉时期便存在着“夷夏之辩”，但最终结论却是以文化认同方面来区别夷夏，和近代的血统论相差甚远。
楚国的情况并非特例，孔子在《春秋》中有这么一句话：“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所谓的“入”自然是指文化习俗上的融入，而不是指人群的迁徙。可知古人认为接受华夏礼乐文化的便是“夏”，不接受礼乐教化的便是“夷”。
之所以造成古今民族意识上的区别，在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源于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直到清朝末年才影响到中国。显然中国从来就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东亚自古以来就是各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场所，即便是汉族本身也是由不同民族融合而成，是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的。
古代中国的这种民族认识也是为了适应东亚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狭隘的民族观显然与现实格格不入。比如说《晋书刘渊传》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的记载，更古老的《孟子》也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郢，西夷人也。”
当然了，古人在“夷夏之辩”的问题上并非完全忽视血统论，战国时期便有华夏子孙出于炎黄的说法，即便是今天，我们依然称自己是炎黄子孙。然而随着时间的演变，炎黄子孙的范畴已经不仅仅包括“诸夏”，甚至将戎夷蛮狄全部囊括了进去，比如说《魏书》在记述鲜卑拓跋部的起源时，亦接受炎黄子孙的说法，声称：“后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之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国，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以北，广漠之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为拓，谓后谓跋，故以为氏（拓拔氏）。”
这种说法可不仅仅是鲜卑拓拔部接受了，还有《周书》在记述宇文部起源时有这么一段话：“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类似的记述很多，包括《史记》中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可见在古人意识里，无论是夷夏都是炎黄子孙，只不过夷狄迁徙至蛮荒之地，时代日久，不与中原往来，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风俗，这才有“夷夏之辨”。
显然夷夏皆出至炎黄子孙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但古人不得不接受这一说法。这是因为随着东亚政治板块的变化，各民族都有机会入主中原，若纠结于“华夷之辨”，恐怕只能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更不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发展。也就是说，在“夷夏之辨”这个问题上，古人在血统方面是可以妥协的，但在文化方面却是坚决不让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无不接受了夷夏皆出自炎黄的说法，同时又接受汉族文化，加速了汉化进程。
历史学家汤因比有言：“东亚文明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稳固性和安定性，这是一种绝无仅有的、令人惊叹的伟大统一。”可以这么说，古代中国相对开化的民族意识正是维护这种稳固性和安定性的必然选择。
2、 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
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先民在民族意识这个问题上远比我们现代人开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采取的民族政策就是合理的。因为古人的意识中虽然少有血统歧视，但多文化歧视，比如说历代统治者在讨伐外族的檄文中总会有“不服教化”的字眼，西晋司隶校尉傅玄再给晋武帝的献策中有如下记载：“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晋书蔠葐传》）《晋书四夷列传》则称：“夷狄之徒，名教所绝。”即便是主动将鲜卑秃发部内迁的邓艾亦对司马师提过将内迁胡族迁往塞外的意见，言论如下：“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 ...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
由于汉魏以来历代统治者对内迁胡族的歧视十分严重，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多是歧视性政策，甚至很多政策为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了祸根。
西晋的民族政策继承于曹魏，其主要内容是“移民实边”，但这个“移民实边”与秦皇、汉武时期的移内陆汉族百姓至边塞充实边界不同，而是迁徙塞外胡人于塞内，以实户口，提供朝廷所需的赋税、徭役。魏晋时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三国时期朝廷能控制的户口锐减，户口锐减的原因在本书第一章第3节有过介绍。户口减少之后意味着统治者所需的赋税、兵源严重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各国统治集团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以武力方式掳掠人口，对象包括敌对国家和周边各少数民族。
比如说东吴多次讨伐东南山区的山越族，掳其民众为兵户，孙权甚至派遣卫温、诸葛直率水师前往夷州（今台湾）掳掠当地夷族。同时期的蜀汉军中亦有不少羌人，诸葛亮平南中之后，也有让少数民族内迁，《华阳国志圠中志》载：“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曹操讨伐乌桓蹋顿部之后，亦收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类似的记载很多，这些都是中原政权以武力方式强制胡族内迁，特别是羌族内迁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汉。
二、在东亚地区，北方属于苦寒之地，西北为荒凉沙漠，西南多高山峻岭，在当时的科技水下，生存环境很是恶劣，但这些地区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部落互不统属，相互劫掠，所以他们中有不少部族也有着强烈的内迁欲望。比如说东汉初年南匈奴的内附，以及氐、羌、鲜卑、乌桓、丁零等族都有主动内附的相关记载，对于严重缺乏户口的魏、晋统治者自然是欢迎的，不但能削弱塞外胡族的力量，将他们安置与塞内各处，与汉民族杂居，按口缴纳赋税、服徭役，自然可增强国家实力。
正常情况下，外族内附对统治集团来说是好事，毕竟在古代人力资源比土地资源更重要，而且他们内附之后与汉族接触日益频繁，也就开始了汉化的进程。但是外族内附之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胡族毕竟与中原百姓有异，语言不通、服饰不同，生产活动迥异，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有自己的特殊文化，相对汉民来说独立性很强，对国家的认同感自然不高，这对统治集团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所以傅玄认为：“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晋书蔠葐传》）
在谈论魏晋时期的民族问题之时，我们首先得注意一点，内迁胡族与塞外胡族是有区别的，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晋书食货志》载：“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 ...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可见在西晋时期内迁的胡族和编户一样是要缴纳赋税的，同时也是朝廷征兵的对象，史书上关于中原朝廷征用鲜卑、乌桓、匈奴部众出征的记载有很多，这说明内迁胡族已经接受中原国家统治。按现代说法，内迁胡族已经属于国民，与塞外民族不接受朝廷封号、不确定统辖关系的外族有本质的区别。
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古人的经验远不及今人，胡族内迁确实有为害的一面，但也有有利的一面，而且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魏晋时期的民族矛盾激化的原因主要还是统治者对内迁胡族的统治政策过于粗暴。
西晋对内迁民族的管理模式很是复杂。为管理周边民族事务，西晋在民族聚居区设置校尉府。比如说在长安设置西戎校尉，管理关中氐、羌、杂胡事务；晋初废宁州，设南夷校尉，治滇池（今云南昆明），管理西南诸夷；在成都设西夷校尉，管理巴蜀氐、羌、板楯诸蛮；设东夷校尉，治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县），管理辽东、辽西鲜卑、乌桓各部；在襄阳设南蛮校尉，管理荆州地区蛮族事务。
两汉以来，中原政权还设置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护鲜卑校尉以管辖这些族群，西晋时期这些校尉府并未撤除，而且校尉之职多由地方州郡长官兼职，比如说张华出任都督幽州诸军事之时便兼领护乌桓校尉，杜预出任秦州刺史时也兼任东羌校尉。校尉府是军事机构，主管征伐，胡族一般性的民政事务则由地方州郡管理，形同编户。
根据《晋书职官志》记载，西晋还设置了护匈奴、羌、戎、蛮、夷、越中郎将，比校尉级别要高，“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晋武帝时期还设置了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护南越。由此可知西晋对诸胡的管理是十分冗杂的。
如果仅仅是管理机构重叠，只能引起管理上的混乱，尚不足以激化民族矛盾，魏晋时期矛盾的激化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自汉武帝以来，强盛的汉朝以其丰富的物质生活、发达的文明体系、强大的军事力量让四夷臣服，这让统治集团产生了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视外族为草芥，歧视现象愈加严重。
二、自东汉以来，历代统治集团视内迁胡族为盘剥的对象，这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我们以羌族为例，东汉奉行的“羌胡相攻... ...以夷伐夷”（《后汉书錠训传》）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侵盗其畜产、妻子”（《汉书匈奴传》）的现象很是常见，这使得羌民爆发数次大规模的民族起义。如《后汉书缠貉传》中班彪所言：“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东汉时期的羌族起义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东汉的历史，最大规模的起义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汉庭为平定起义，动辄调动数十万大军，甚至不得不调动匈奴骑兵，所耗资费极巨。如《后汉书缠貉传》所言：“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用二百四十余亿，财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为之虚耗。”而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到了西晋时期，民族矛盾远比东汉尖锐，原因是西晋统治集团对异族的剥削更加沉重，对他们的不信任感也有所加深。如汉化颇深的匈奴左部帅刘渊有文武才略，但不受西晋信任，所以一直未受重用，其叔父匈奴左贤王刘宣有言：“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书刘元海传》）可见西晋时期内附匈奴之境遇。
晋臣阮种意识到当时严重的民族问题，他认为当时民族矛盾尖锐有两个原因，一是民族杂居，二是地方官吏的压榨轻辱。阮种在给晋武帝的策论中说道：“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晋书阮种传》）即便是主张以武力方驱赶内迁胡族的江统也在其《徙戎论》中指出：“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张统传》）
自东汉以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经过近200年的发酵，民族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爆发的边缘。西晋初年发生的数起民族冲突其实已经给西晋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但是统治集团并没有改变以往的民族政策，五胡乱华的历史也就成了必然。
3、 南匈奴的形成与兴衰
西晋全盛时期也不过19州，不受或较少受到民族问题困扰的仅有汉族集中居住的司、豫、徐、青、兖、冀6州，可见西晋民族问题之严峻。西晋初年因为民族问题而造成的动乱主要有四起，一是鲜卑秃发树机能起义，二是匈奴刘猛的叛离，三是匈奴郝散起义，四是氐人齐万年起义，这四起事件最终都被西晋以武力的方式平定。考虑到这些事件发生在五胡乱华的前夕，所以笔者将费些章节详细介绍当时的民族迁徙、分布、处境，更方便读者理解五胡乱华的时代背景。
汉魏以来，史书上有过内迁记载的民族有鲜卑、匈奴、乌桓、丁零、月氏、氐族、羌族、羯族、高句丽等，而在西晋国内自古还生活着巴、賨、蛮、獠、夷、越、俚、山胡等族群。每一个族群都还有不少互不隶属的部落，各民族部落之间又相互杂居，形成新的种群。在这些生活在塞内的各部族中，尤以生活在并州一带的匈奴势力对西晋最具威胁。
匈奴是生活在蒙古草原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晋书北狄传》载：“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可见匈奴历史可追溯到古老的夏朝时期。秦汉之际，匈奴在塞外崛起，“匈奴稍强，蚕食诸侯，故破走月氏，因兵威，徙小国，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一意同力，故难制也。”（《盐铁论》）匈奴先是趁楚汉相争之时重新夺回了被秦将蒙恬占领的河套平原，又于公元前200年率领40万大军围困汉军32万于白登，作为大汉开国之君的刘邦也不得不贿赂单于阏氏才得以逃脱。此时的匈奴之强，让大汉颜面尽失，只能采用和亲之计，甚至以刚毅著称的吕后也不得不强忍冒顿单于的书信之辱。
虽然汉庭“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汉书匈奴传》），但匈奴贪暴不减，对边境多有寇掠，如（《汉书晁错传》）所言：“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
西汉初年国内历经多年战乱，国力凋敝，而国家新定，尚有一大堆问题需要解决，汉庭不得不对匈奴隐忍。但是经过数十年的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国家仓廪殷实，已有充足的物资基础，终于向匈奴人发起了反击。汉军从公元前133年马邑之围开始主动出击匈奴，虽然此战没有达到预期的战果，却拉开了大汉反击匈奴的序幕。经过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前124年的漠南之战、前121年的河西之战，西汉成功将匈奴势力驱赶到漠北，又于前119年发动漠北之战，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汉书匈奴传》）经此数战，匈奴势力渐衰，国力大减。然而汉武帝并不罢休，继续追击匈奴，“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汉书匈奴传》）
由于连年用兵，西汉国力也有所损耗，特别是汉武帝晚年急于求成，对匈作战多有败绩，终是下轮台罪己诏，从此罢兵。经过汉武帝的反击，匈奴寇掠行为大为减少，到了汉宣帝时期，匈奴人想虏获大汉远嫁至乌孙的公主，应乌孙王请求，汉军于公元前72年与乌孙相约攻打匈奴，此战“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汉书匈奴传》）这年冬季，蒙古草原发生罕见雪灾，人畜冻死极多，周边备受匈奴欺压的各民族趁机反击，丁零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汉朝也出动骑兵分三路深入草原，匈奴死伤惨重。如此这番，匈奴国力大衰，其附属国也都叛离，匈奴单于不但不敢犯大汉天威，甚至放下脸面主动提议要求和亲，于是“边境少事矣”（《汉书匈奴传》）。
前60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去世，国内发生内乱，前后有五人自立为单于，各部相互攻击。郅支单于击败呼韩邪单于，呼韩邪被迫向西汉称臣内附，成为第一个到中原朝见天子的匈奴单于。郅支单于害怕，率部远走西域，随后呼韩邪率部北归，匈奴国内遂安。前36年，汉将陈汤纠合西域屯田吏卒与各国兵众灭郅支单于，呼韩邪既喜又怕，入朝请求和亲，汉庭便以王昭君出塞，被封为宁胡阏氏，两国边塞四十年无事。王莽篡汉，两国关系出现恶化，王莽又与匈奴交往不得其法，匈奴再次为患，“单于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汉书匈奴传》）王莽本想集结三十万大军，对匈奴穷追猛打，把他们赶到丁零去，结果只集结了部分军马，不能出击，徒费粮食，加上匈奴的劫掠，“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汉书匈奴传》）
东汉建立后，匈奴人的进扰日甚，中原又历经多年内乱，两国形势可与西汉初年类比，“汉复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币，以通旧好。而单于骄踞，自比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帝待之如初。”（《后汉书圠匈奴列传》）光武帝考虑到中原初定，对匈奴的骄横也只能强忍。然而匈奴人寇掠日盛，州郡不能禁，光武帝被迫于公元33年派遣大司马吴汉统兵五万北击匈奴，但师老无功，只能迁徙雁门、代郡、上谷吏民六万余口置居庸、常山关以东，以避胡寇。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汉庭只能增缘边兵，每部数千人，总体而言只是被动防御。公元45年，西域十八国备受匈奴压榨，希望汉庭复立都护，然而光武帝忙于内部事务，无力经营西域，于是拒绝。
不过东汉的运气比起西汉来说要好得多。王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之后，生有一子，名叫伊屠智伢师，为匈奴右薁鞬日逐王（后为右谷蠡王）。呼韩邪单于临死前，当心诸子争权，所以立长子为单于，约定死后依次传位给弟弟，匈奴得以稳定数十年。当传位到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之后，他并不想传位给弟弟伊屠智伢师，而是想传位给长子，所以立长子为左贤王，并把伊图智伢师杀了。
前乌珠留若鞮单于的长子名叫栾提比，统帅南部边界及乌桓部落，他对伊图智伢师被杀之事很是愤恨，“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后汉书圠匈奴列传》）”栾提比担心乌达鞮侯单于将会杀他，于是很少参加王庭聚会。单于对比产生怀疑，派去两名骨都侯监视比的部众。
46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病逝，传位给儿子，号乌达鞮侯单于。恰巧草原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匈奴中两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疾疫，死耗太半。”（《后汉书圠匈奴列传》）单于害怕汉军趁机袭击，派使者前往中原请求和亲。光武帝同意。47年，栾提比派人献上匈奴地图，请求归附。乌达鞮侯单于知道消息后，派遣一万骑兵前去袭击。然而栾提比所属八部兵马共有四五万人，单于骑兵不敢造次，于是撤回。次年，比自号呼韩邪单于，与他祖父的名号相同，希望和祖父一样，归附汉朝之后得以安宁。48年，栾提比自立为南单于，号醢落尸逐鞮单于，向东汉称臣，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部。光武帝同意南匈奴内附，建王庭于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其部众被汉光武帝安置在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在今天内蒙河套、山西北部一带。次年，南单于遣军一万攻打北匈奴，生擒北匈奴左贤王。北单于震恐，后撤千余里，所属三万余人归附。
50年，光武帝派人出使南匈奴，南单于接见，使者命其趴在地上拜接诏书，南单于心里虽不愿意，但也只得下拜，可见此时的南匈奴汗国虽然有其政权，但形势同附属国无异。汉朝又设置使匈奴中郎将监护南匈奴，一可保护南匈奴安全，二可参与匈奴内部事务。同年夏天，南单于所俘获的北匈奴左贤王不愿臣服汉朝，率部三万余人北逃，后发生内杠，相互袭击，左贤王自杀，仅剩三千部众南归，又被北匈奴截获。同年南匈奴南迁王庭于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
此时的南匈奴已为汉朝藩屏，依旧设立诸部落王，帮助东汉捍戍北部边疆，部落王皆领部众，驻守在边郡各处。北单于见南匈奴得到汉朝庇护，十分惶恐，送回此前所掠夺得汉民以示善意。史书称北匈奴每次入寇攻打南匈奴，经过汉朝边塞之时，都会道歉：“自击亡虏日逐（比最初为匈奴日逐王）耳，非敢犯汉民。”
同一时期，最初生活在东北的鲜卑人南迁至辽东塞外，辽东太守祭肜以财物引诱鲜卑首领偏何攻击匈奴，将人头献与官府接受赏赐。“其后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资政通鉴眠44》）东汉北部边防形势得以好转。
73年，东汉明帝派遣祭肜、窦固等将领，联合南匈奴、羌、乌桓等军讨伐北匈奴，北单于逃往漠北，除窦固之外，各路大军无甚斩获。同年，东汉遣班超出使西域，原先臣服于匈奴的各国开始转投东汉，又以窦固率军攻打匈奴属国车师，大败北匈奴援军。在此之前，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已经中断了65年。
85年，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人入塞归附，前后凡七十三辈。“时北虏衰耗，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后汉书圠匈奴列传》）
87年，鲜卑族南迁进入原来匈奴左地，今内蒙东南辽河一带。鲜卑人进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扒下单于的皮。于是北部匈奴王庭大乱，一时之间，屈兰、储卑、胡都须等北匈奴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前往东汉边境投降。
北匈奴的处境愈加艰难，“时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后汉书圠匈奴列传》）南单于想趁机吞并被匈奴，汉庭同意，于是在公元89年派遣车骑将军窦宪统帅各军北伐，南匈奴出精骑一万，两军集结后在稽落山与北匈奴单于会战。北匈奴大败，汉军斩北匈奴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甚众，杂畜百余万头，诸裨小王率众降者，前后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此战汉军“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窦宪）命中护军班固刻石勒功，纪汉威德而还。”（《资政通鉴眠47》）次年，南匈奴袭击北匈奴，北单于深受重伤，仅以身免。经此数战，被匈奴元气大伤，而南匈奴逐渐强盛，“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后汉书圠匈奴列传》）
北匈奴在漠北的生存状况不断的恶化，不但要面对汉军与南匈奴的追击，东部鲜卑、乌桓的进扰也越来越频繁，而且东汉又联合西域各国驱赶北匈奴势力，北匈奴势力进一步削弱，只得后退数千里以避战。
公元91年，窦宪出塞五千里，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匈奴军，蒙古草原已经没有北匈奴的生存空间，只得率残部开始西迁。鲜卑人便乘此机会辗转迁徙，占据了匈奴故地。草原上残存的十余万户匈奴人也全都自称为鲜卑人。唯有北匈奴右谷蠡王率领数千部众驻扎在蒲类海（今新疆镇西县巴里坤湖）一带放牧，并自称单于，继续为患西域。
南匈奴在这一时期势力得到很大发展，但他内部部落林立，又受到汉庭严密监管，匈奴单于威望不高，并不能统帅部族。而且东汉所任官员又非绥远之才，多轻辱欺诈匈奴人，致使南匈奴时有叛变，如《后汉书陈龟传》载：“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惧逆上旨，取过目前。”不过总体来说，南匈奴是东汉北部的屏障，这一时期北部边疆的威胁主要来至鲜卑。面对这一外敌，南匈奴时常与汉军协同抵御，部众也常常受到汉庭征调。而且匈奴各部与汉族杂居，已经开始汉化进程。《晋书北狄传》载：“（汉魏时）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可见南匈奴部众已与编户无多大差异，受地方官员管理，唯一区别在于不需要缴纳贡赋。
总体来说，东汉对南匈奴的控制是在逐渐加强的，但是地方长官贪暴，征调匈奴部众十分频繁。匈奴部众若反叛，必将遭到汉军严酷征讨，若不反叛，地方官吏的压榨只会愈加严重，所以匈奴单于往往夹在汉庭与部落之间左右为难，这使得单于的地位越来越低，被汉庭逼迫自杀的有，部族反叛被杀的亦有。
94年，匈奴单于安国与中郎将杜崇不和，单于便上书控告杜崇。杜崇暗示西河太守截留单于的奏章，使单于无法申诉自己的意见。单于准备叛逃，汉庭出兵袭杀单于，立左贤王师子为新一任单于。不久，新降附的北匈奴十五部二十余万人叛变，他们胁迫前单于屯屠何的儿子日逐王逢侯，立他为单于，准备逃往漠北。汉庭下令讨伐，叛军大败，损失惨重，但也成功逃往塞外。
109年，南匈奴单于受汉人韩琮挑拨，率部起兵作乱，围困匈奴中郎将耿仲数月，又以骑兵寇掠常山、中山。汉军反击，单于害怕，向汉军投降，归还掳掠的汉民男女及羌人所掠转卖入南匈奴者万余人，汉庭赦免其罪。
119年，鲜卑入寇，杀掠吏民。度辽将军邓遵和中郎将马续率领南匈奴单于进行追击，大败鲜卑军。
123年，鲜卑骑兵万余人攻打南匈奴，匈奴日逐王战死，千余人被杀。次年，南匈奴单于檀去世，他的弟弟拔继位，即乌稽侯尸逐单于。当时，鲜卑屡次侵犯边境，东汉度辽将军耿夔率领南匈奴温禺犊王呼尤徽率领新归降的部落连年出塞作战，返回后又让他们到各要塞驻守。耿夔征调匈奴十分频繁，新归降的人都十分怨恨，其首领阿族等人于是反叛，并胁迫呼尤徽，要呼尤徽与他们一同离去。呼尤徽不同意，并说：“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阿族率部众北逃，汉军追击，叛军几乎全军覆没。
140年，南匈奴句龙王吾斯、车纽等人反叛，并招诱右贤王合兵围美稷。护匈奴中郎将陈龟认为单于休利不能控制部下，于是逼迫单于及他的弟弟左贤王一道自杀，致使匈奴人更加怨恨，反叛愈演愈烈，直到144年才平定叛乱。
158年，南匈奴不满东汉州郡长官暴虐，诸部并叛，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汉庭采纳京兆伊陈龟之策，重新任命幽州、并州刺史，京兆虎牙营、扶风雍营的都尉，郡太守和都尉及以下的官吏也多有更换。同时减免并州、凉州一年租赋。诏拜安定属国都尉张奂为北中郎将，以讨匈奴、乌桓，不久便大破匈奴部众。张奂以南单于居车儿不能统理国事，于是将其拘禁，奏请立左谷蠡王为单于。汉桓帝认为居车儿一心向往朝廷教化，所以让他继续担任单于。
187 年，前中山大守张纯联合乌桓进攻青、徐、幽、冀四州，自称弥天安定王。东汉命单于羌渠遣兵助幽州牧刘虞往讨。羌渠命令左贤王领兵出征，然而国内部众担心汉朝征发部众不会停止，于是十余万人反叛，羌渠单于被杀，国人立其子右贤王於扶罗为持至尸逐侯单于。
到了曹魏时期，匈奴单于的地位进一步降低，中原经历过严重战乱之后，户口大为减少，统治者为弥补兵员不足的情况，调动匈奴骑兵战争的现象也更常见，而且地方豪强为了填补劳动力的缺口，招匈奴人为佃户的情况也很常见。
於扶罗继位后，杀害羌渠单于的南匈奴人于是叛变，共同拥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於扶罗无力控制形式，只好前往洛阳向汉廷控诉。正赶上灵帝驾崩，天下大乱，於扶罗便率领数千骑兵联合叛军一同劫掠郡、县。然而当时百姓都聚集在坞堡里自守，於扶罗没有抢掠到什么东西，自己的部队却有不少伤亡。於扶罗本想返回匈奴，但匈奴人并不接纳，只好停留在平阳县（今山西临汾市），后又参与诸侯混战。须卜骨都侯于次年逝世，南匈奴单于之位空缺，由须卜骨都侯的父亲代行单于之权。195年，於扶罗去世，他弟弟呼厨泉继位，率部驻在平阳。202年，袁绍病逝，其子袁尚派遣河东太守郭援，与高干、南单于呼厨泉一同攻打河东，曹操使司隶校尉钟繇围困呼厨泉于平阳，钟繇击败郭援，呼厨泉遂向曹操投降。
216年，曹操担心匈奴户口迅速增加，渐渐会难以控制，于是命令呼厨泉单于前来朝见，曹操借机把他留在邺城，派呼厨泉的叔叔右贤王去卑监理其国事务。按照匈奴传统，左贤王为单于继任者，呼厨泉当时以兄於扶罗之子刘豹为左贤王，即是准备以刘豹为单于继承人。曹操以右贤王统领国事，目的自然是离间左右贤王的关系。后来司马师当权时，左贤王刘豹的部众最盛，时任城阳太守的邓艾建议扶持去卑之子刘猛，让其居于雁门，以分匈奴之势。司马师同意。
不但如此，曹操还把南匈奴分为五部，各设立一个贵族为统帅，并选派汉人作司马监督他们。魏末，又改帅为都尉，左部都尉所领有万余落，居太原故兹氏县（今属汾阳）；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兴郡（今山西忻州），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居太陵县（今山西文水）。从此之后匈奴部落组织虽然名义上虽还被继续保存着，但权力却已全部落入曹魏政权的手中，单于不过是个虚号，南匈奴汗国的政权形势就此灭亡。如《三国志粱习传》所言：“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虽是如此，但南匈奴的势力依然很强，江统在其《徙戎论》中称：“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晋书张统传》）
4、 西晋初年匈奴的境遇与刘猛起义
到了西晋初年，依然不断有塞外匈奴余种内附。史书有记载的匈奴在西晋初年内迁情况如下：
265年，塞外发生大水，匈奴二万余落内附，西晋让他们居于河西故宜阳城下，与汉人杂居，于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今山西省境）到处都有匈奴人的身影。生活在塞外的匈奴主要活动在今天陕西北部、内蒙南部、甘肃东南部，与其他民族杂居，或融入其他民族，或形成新的种族。
284年，匈奴酋长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余人归附。
286年，匈奴部落大小凡十万余口降附。
287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人率领一万一千余口、牛羊十余万头来降，并贡其方物。
当时迁入塞内的匈奴人种类繁多，主要有屠各部、鲜支部、寇头部、乌谭部、赤勒部、捍蛭部、黑狼部、赤沙部、郁鞞部、萎莎部、秃童部、勃蔑部、羌渠部、贺赖部、钟跂部、大楼部、雍屈部、真树部、力羯部，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其中以屠各部最为豪贵，历任南匈奴单于皆出此部。又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而且在伐吴之役中，晋武帝很可能调动了匈奴部众，《晋书北狄传》载：“武帝时，有骑督綦毋伣邪伐吴有功，迁赤沙都尉。”
随着南匈奴汗国政权的灭亡，中原朝廷对匈奴的控制愈加强化，这时期匈奴汉化的进程也加快不少，匈奴贵族以西汉时期与匈奴结盟，相约为兄弟，冒顿单于又娶汉朝公主，匈奴贵族便把姓氏改为了刘姓。胡人改汉姓自然属于汉化的现象，而且匈奴汉化程度要比想象的高多了，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名叫刘渊，在洛阳为人质，《晋书刘元海传》称其：“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可见他汉化之深，算得上精通汉学了。其子刘和也是“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还有羌渠单于之子刘宣“好《毛诗》、《左氏传》... ...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覆咏之。”可知当时匈奴贵族应该普遍有不同程度的汉化。
此时匈奴的处境除了逐渐在汉化以外，另一方面他们的地位又进一步降低，如刘宣所言：“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书刘元海传》）这还是匈奴贵族的境遇，普通部族处境更艰难。《晋书謠恂传》载：“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可见当时有大量的匈奴人迫于生计而成为地方豪强的佃户，同时也说明了此时的部分匈奴人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畜牧生产方式，转为农耕，与汉民无甚区别。
西晋初年，出自匈奴别部羌渠部落的羯族人主要生活在上党一带，即今日山西东南部，处境与匈奴无异。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即是羯族人，他年轻时也是替汉人地主耕种为生，遇到自然灾害时，并州官员大量捕获胡人卖为奴隶，石勒不幸被捕。按照西晋的法律，如果贩卖良家子将会处以重罚。《华阳国志》记载了一个故事：氐王杨难敌曾派养子前往梁州贩卖交易，私自贩卖一良家子，结果被官府捉住，梁州刺史张光便把他杀了。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普通胡人地位之低，最基本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
因为内迁胡族处境艰难，又受到地方官员的压榨轻辱，所以时有叛乱，如《资政通鉴眠81》所载：“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随着民族矛盾的加深，夷夏之防也愈加严重。我们以刘渊的遭遇为例。
当时大臣王浑出于太原王氏，太原一带属于胡汉杂居之地，所以王浑的民族意识比较开化。刘渊颇有文武才干，王浑很是器重他，并多次向晋武帝举荐。晋武帝召来刘渊与他交谈，对他的才能很是喜爱。后来晋武帝对王浑之子王济说：“刘渊的仪容机鉴，即使是春秋的由余、汉代的金日磾也不能相比。”王济于是顺势举荐，接着说：“刘渊的仪容机鉴，实如圣上所言，然其文武才干贤于二人远矣。陛下若能委之处理东南事务，那么东吴不足平。”晋武帝听后欣然赞许。但是一旁的侍中孔恂、杨珧二人急忙规劝，对晋武帝说：“臣观刘渊之才，当今之世已无人能比，陛下如果给他兵力少了，不足以成事；若给予他足够权威，平吴之后，恐怕他不会北渡继续称臣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自己本部之事委任给他人，臣窃为陛下寒心。如果还要将高峻险要之地赐给他，恐怕是不行的！”晋武帝于是把刘渊晾在一边。后来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起兵造反，西晋遣军平叛，反被叛军击败，凉州因此陷落。晋武帝深以为忧，于是问仆射李憙可用谁为将平定凉州。李憙回答：“陛下应该把五部匈奴动员起来，给刘渊一个将军的名号，让他率领匈奴人向西进发，那么平叛指日可待了。”晋武帝尚在考虑，一旁的孔恂却说：“李公之言，不是尽除祸患的道理。”李憙勃然大怒道：“以匈奴之劲悍，刘渊之晓兵，再凭借圣上天威，何不尽之有！”孔恂又说：“如果刘渊真能杀了树机能，那么凉州的祸患将会更深。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晋武帝虽然赏识刘渊，但对他依然不放心，听孔恂这么一说，也就没敢用他。
刘渊在洛阳的这段日子里很不得志，空有一身本领却不能为国出力。刘渊有一个好友，名叫王弥，后来王弥准备返乡，刘渊在九曲河滨为他饯行。几杯酒水下肚，刘渊悲从中来，流着泪对王弥说：“王浑、李憙因为与我是同乡，对我有所了解，也因此在圣上面前举荐我，但总引起一些人乘机大进谗言，反而对我构成危害。我本不想为官，希望你能明白。恐怕我会死在洛阳，与君诀别了。”于是慷慨悲歌，纵酒长啸，其声高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很不幸，齐王司马攸当时正在九曲，听说此事后立即派人快马前去察看，果然看见刘渊在那里纵饮长啸抒发对晋庭的不满，遂进宫对晋武帝说：“若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安宁。”当时王浑也在场，他说：“刘元海是长者，我王浑可替君王担保。况且大晋正要向异域表示友好，以仁德怀柔远境，怎么能因为毫无根据的猜疑杀害属国人质，以显示晋国恩德不广呢？”晋武帝认为王浑所言有理，也就没有杀他。
刘渊为匈奴贵族，甚至得到皇亲国戚的赏识（王济为晋武帝女婿，配常山公主），其处境如此堪忧，更不用说普通胡人了。匈奴右贤王刘猛的叛逃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
刘猛为右贤王去卑之子，去卑逝世之后接替其右贤王之位。曹魏为了分裂匈奴势力，特意对刘猛优待，以分左贤王刘豹之势。然而刘猛的处境并不见得比刘豹要强。刘宣曾解释刘猛叛逃的原因，他认为：“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晋书刘元海传》）
关于刘猛叛逃事件史书记载十分简略，史书有关记载仅有几段，如下：
《晋书映帝纪》：“（泰始）七年春正月... ...匈奴帅刘猛叛出塞... ...八年春正月，监军何桢讨匈奴刘猛，累破之，左部帅李恪杀猛而降。”
《晋书尠葧传》载：“是时朝廷皆以（杜）预明于筹略，会匈奴帅刘猛举兵反，自并州西及河东、平阳，诏预以散侯定计省闼，俄拜度支尚书。”
《晋书北狄传》载：“泰始七年，单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娄侯何桢持节讨之。桢素有志略，以猛众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潜诱猛左部督李恪杀猛，于是匈奴震服，积年不敢复反。”
《晋书胡奋传》载：“匈奴中部帅刘猛叛，使骁骑路蕃讨之，以奋为监军、假节，顿军陉北，为蕃后继。击猛，破之，猛帐下将李恪斩猛而降。”
《魏书铁弗刘虎传》载：“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猛死，子副仑来奔。虎父诰升爰代领部落。诰升爰死，虎代焉。”
我们综合这些史料，完全可以分析出刘猛叛变的大致情况。
刘猛叛逃事件发生在271年1月，直到272年1月才平定，前后历时一年。《晋书》称刘猛为匈奴中部帅，而《魏书》称刘猛为匈奴北部帅，考虑到《魏书》中有刘猛部众“居于新兴虑虒之北”的记载，笔者认为《魏书》的记载正确。所以刘猛虽然是匈奴的右贤王，但他统帅的并非匈奴右部，而是匈奴北部，其驻地应当是在新兴郡（今山西忻州），有部众四千余落。根据《杜预传》的说法，刘猛叛变之后先是南下劫掠了河东、平阳二郡，即今日山西西南临汾、运城盆地一带，这里是西晋并州地区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可见刘猛起兵之后，并没有直接向北逃出塞外，而是南下河东、平阳二郡，想在出塞之前大捞一笔。之后，刘猛北逃，翻越陉岭（今恒山山脉）出塞，驻守在孔邪城（此地不详）。刘猛叛变之后，杜预以散侯（古代无职守或封邑的侯爵，此前杜预因罪免官）的身份入宫设定谋略，晋武帝决定以骁骑路蕃进讨，又以胡奋、何桢为监军为路蕃后援，屯兵陉岭以北。其中何桢为持节，胡奋为假节，在西晋时期。持节平时可杀无官位之人，战时可斩二千石一下官员；假节则只能在战时斩杀犯军令之人。所以何桢的级别比胡奋要高，他应当是西晋讨伐刘猛的主帅，这也是《武帝纪》只记载何桢平刘猛的原因。按照《北狄传》的说法，何桢素有志略，认为刘猛部众强盛而又凶悍，晋军虽有小胜，但以他们现有的兵力不足以平叛，遂使用反间计，暗中引诱参与叛乱的左部督李恪杀了刘猛，于是匈奴震服。刘猛死后，其子刘副仑投靠了塞外的鲜卑拓跋部，其部众由刘猛的兄弟刘诰升爰代领，诰升爰死后，刘猛的从子刘虎成为匈奴北部的统帅。此时匈奴北部的活动区域比刘猛时期要有所北迁，居住在新兴郡的虑虒县（今山西五台县）以北，十分靠近边塞，位于新兴郡东北约百余里。西晋边界地区生活着大量鲜卑族，刘虎部众又与鲜卑杂居，互相通婚，北人谓匈奴父鲜卑母所生之子为‘铁弗’，刘猛便以“铁弗”为部落名号。
刘猛被杀，并州的匈奴人受到很大震慑，短期内不敢再叛乱。直到274年匈奴人郝散再次反叛，但不久平定。由于郝散起义与齐万年起义相关，所以将在后文介绍。
5、 鲜卑民族起源与迁徙
秃发树机能起义是西晋初年发生在西北的一次大规模民族起义，无论是参与的人数还是持续的时间都是刘猛起义不能比的。与刘猛起义不同，秃发树机能起义的主体是鲜卑族的秃发部落，他们内迁的历史很短暂，但反抗西晋统治者的决心却十分强烈，起义的持续时间将近10年，严重威胁了西晋西北地区的统治，“武帝为之旰食”，（《晋书秃发乌孤传》）甚至逼得晋武帝延缓发动伐吴之役数年之久。
鲜卑族是生活在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从西汉开始由东北大兴安岭地区向南迁徙，于东汉时期抵达塞外，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南迁，先后在古中国建立了前燕、代国、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北魏等诸多政权，其民族最终彻底融入了中华各民族之中。要想了解秃发树机能起义的背景，就有必要详细介绍下鲜卑族的起源与迁徙。
在中国的古代，东北地区一直以来都是民族林立，先后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政权，但总的来说他们归属于三大民族体系，一是肃慎，二是濊貊，三是东胡，这里简单介绍下。
肃慎这一民族十分古老，从周武帝时期已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女真都是出于这一族源，以渔猎为生。濊貊族本是生活在山东半岛的东夷，商周之际才迁徙至东北，先后建立过濊国、扶余、卒本扶余（即高句丽）、东扶余、南扶余（即百济），生产以农业为主。东胡在先秦时期曾盛极一时，因居于匈奴以东而得名，在当时“胡人”这个词汇并非是指汉族以外的部族，而是特指匈奴人。东胡以游牧为生，后被匈奴所败，被迫向东迁徙，世代受匈奴奴役。鲜卑族正是东胡的一支。
匈奴打败东胡之后，部分东胡部落被匈奴的吞并，也有部分退居乌桓山，部分退居大鲜卑山。退居乌桓山的演变成了乌桓族，而退居大鲜卑山的则演变成了鲜卑族。当然了，东胡这一民族体系可不只鲜卑和乌桓这两支，还包括后来出现的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等族。
《魏书》中提到鲜卑拓跋部的起源时，有如下记载：“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
对于大鲜卑山的位置，历史上多有争议，直到现代考古发现，才最终揭开了谜底。史书曾明确记载，位于今天东北的乌洛侯国派遣使者于443年前往拓跋部鲜卑建立的北魏，他们宣称其国西北有个石室，“为先帝旧墟”（《魏书乌洛侯传》），即鲜卑拓跋部落先祖居住、祭祀之处。于是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去祭祀，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魏书乌洛侯传》）
198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一石室，同时在距离洞口很近的西侧石壁上发现了李敞祭祖时刻下的祝文。这一石室现名嘎仙洞，位于今天的于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端。可见鲜卑族起先居住的地方距离中原相当遥远，气候寒冷，属于塞外苦寒之地。
由于生存条件十分恶劣，鲜卑人一直有南迁的欲望。西汉时期霍去病击败匈奴左贤王，徙乌桓于上谷、渔阳等五郡（今河北北部）塞外，部分鲜卑人开始向西南迁徙，他们填补了乌桓南迁后的空档，占据了乌桓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一带。位于嘎仙洞的鲜卑拓跋部的祖先也开始南迁，《魏书帝纪第一》载：“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所谓“大泽”便是今日呼伦湖，位于嘎仙洞西南，两者距离近千里，这里多沼泽，并非优良牧场，所以拓跋鲜卑的先祖们在这生活几代之后继续南下迁徙。
东汉初年，乌桓由塞外进一步南迁至塞内，鲜卑则南迁至边境地区。从此之后，史书上开始出现鲜卑人抄掠边境的记录。在最初的时候，鲜卑人势力并不强，他们往往是随着匈奴、乌桓一起行动，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所载“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后汉书洠鱹传》也有相关记载：“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
随着匈奴的衰落，鲜卑族日益强大，扰边的记录越来越多。公元45年，鲜卑万余骑寇辽东，辽东太守祭肜率数千人迎击，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后汉书洠鱹传》）
公元49年，鲜卑开始同东汉政府互通驿使。祭肜考虑到边界匈奴、乌桓、鲜卑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于是利用鲜卑的力量以对抗匈奴和乌桓，对其赐以钱币。辽东鲜卑首领偏何归附，祭肜诱使其攻打匈奴，然后将斩杀的二千余颗人头献到辽东郡官府拿取奖赏。尝到甜头后的鲜卑人于是“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后汉书洠鱹传》）
公元85年，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部叛逃入塞，前后共有七十三批。“时北虏衰耗，党众离叛，南部（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后汉书圠匈奴列传》）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势力东起辽东，西至陇右。
草原民族的强盛对中原国家来说可不是好事，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整个过程，匈奴的强盛曾让强汉深以为患，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才彻底解决了匈奴的威胁。如今鲜卑崛起，必然导致两大文明的强烈碰撞。
然而鲜卑族终是没有步匈奴后尘远遁东欧，他们比匈奴人和后来的突厥人运气要好的多，没有遇上强大的稳定统一的中原国家，他们不但赶上了中原混战的机遇，更赶上了好天气。
气候学专家竺可桢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有过介绍：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一月温度约3—5℃；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每次波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
别看只有1—2℃的变化，它对古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却是至深的，中国历史上共有三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第一次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二次是元朝，第三次是清朝，这三次正好气候处于历史低温时期，这可不是巧合，正是这1—2℃的变化，使得气候变得寒冷而干燥，直接导致了黄河流域的干旱少雨以及蒙古高原的异常寒冷与雪灾。黄河流域的旱灾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发生动乱，致使帝国瓦解，蒙古高原的雪灾直接导致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劫掠，逼迫他们不断的南迁。
因为有南迁的动力，也因为有绝好的机遇，鲜卑人最终能够入主中原，成为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主角之一。
6、 鲜卑突发部的形成
由于民族的迁徙与杂居，鲜卑人的部族十分杂乱，这些部落互不隶属，甚至相互之间多有劫掠。不过在此之前，鲜卑人有过一段统一的历史。
东汉后期，檀石槐部落崛起，他于高柳（今山西省阳高县）北300 里之弹汗山（今内蒙古商都县附近）歠仇水（今东洋河）建立王庭，成为鲜卑诸部落首领。史书称“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组成部落联盟的鲜卑族实现了统一，实力已经可以与匈奴最强盛时期相比。而且鲜卑南迁之后与汉庭互市，从汉人手中学到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又以汉人为谋主，汉庭深以为患。如蔡邕所言：
“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檀石槐将鲜卑分为三部：从右北平（今河北省唐山市东南）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今河北怀来）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部大人皆属檀石槐。
此时东汉衰落，鲜卑强盛，汉廷虽然深以为患，但无力控制，只能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其和亲。檀石槐不肯接受，反而更加频繁的寇边。鲜卑人的入侵已经让东汉不堪忍受，乌桓校尉夏育上书汉灵帝，认为应当出兵讨伐鲜卑，蔡邕表示反对，汉灵帝不听，同意出兵。
公元177年8月，汉灵帝派遣夏育率军出高柳（今山西阳高县），田晏率军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匈奴中郎将臧旻率领南匈奴单于出雁门，各率骑兵一万余人，分三路出塞，深入鲜卑二千余里。檀石槐命令东、中、西等三部大人各率领部众迎战。夏育等人遭到惨败，甚至连符节和辎重全都丧失，各人只率领数十骑兵幸免，死去的士卒占十分之七八。东汉经过这次惨败之后，鲜卑人更加肆无忌惮，日益衰落的朝廷已经无力组织反击。不过东汉的运气不错，檀石槐在公元181年就去世了，时年45岁，他的儿子和连继任首领。
和连属于无能之辈，加之贪财好色，又判决不公，在他手里至少造成了一半以上的鲜卑部落叛离。和连死后，儿子骞曼年幼，部落便推举和连的侄子魁头担任首领。后来骞曼长大，便与魁头争夺首领之位，致使部众离散。魁头去世，他的弟弟步度根继任首领，而这时候的鲜卑部落联盟已经不复存在，各部之间相互独立。
于此同时，中原爆发黄巾军起义，陷入严重的内乱之中。曹魏统一北方之时，漠南一带的鲜卑部落首领轲比能逐渐吞并周边部落，势力逐渐强大起来，鲜卑各部有可能再次统一。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有载：“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
由此可知轲比能统辖的地区靠近边塞，本来势力十分弱小，袁绍取冀州之后，不少黄巾军和黑山军逃入鲜卑，这些汉人教会了轲比能部落制作兵器、文字以及作战技巧，遂使得轲比能部众战斗力相对其他部落要强悍许多。经过多年努力，轲比能统一了鲜卑部分部落，势力已经十分强大，控弦十余万，已成曹魏心腹大患。如《三国志》所言：“后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数犯塞寇边，幽、并苦之。”
不但如此，轲比能的强势甚至引起了蜀汉诸葛亮的注意，他在231年的北伐中，就曾派使者出使轲比能，两者连结之后互相呼应，企图南北夹攻曹魏。
曹魏幽州刺史王雄对鲜卑人频繁的寇边十分头疼，于是派遣勇士韩龙前去行刺。轲比能不幸遇刺身亡，所统部落或依附曹魏接受封赏，或继续进扰边塞，或与其他部落相攻，鲜卑诸部对曹魏边界的威胁大为减弱。
到了西晋初年，随着鲜卑部落的迁徙与融合，逐渐形成了好几大部落，其中主要有慕容部、宇文部、段部、拓跋部、吐谷浑部、秃发部、乞伏部。秃发树机能正是秃发部首领。
秃发部起源于拓跋部，既然谈到秃发部的起源，首先就得介绍下拓跋部的形成与迁徙。
拓跋部又称索头部，根据《魏书》记载，拓跋部是黄帝后裔，黄帝以土德称王，北方把土叫做“托”，而把君王叫做“跋”，所以部落便以拓跋为名。这显然是杜撰的。
拓跋部的最早的可信记录应该可以追溯到拓跋毛，拓跋毛生活的时代大概是在西汉初年，《魏书》称其“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由于历史久远，拓跋部又无文字记述，相关历史只能口口相传，所以拓跋毛应该是拓跋部传说中的人物，但也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鲜卑族尚未南迁之时，拓跋部位于诸部最东北的一支，亦称别部鲜卑。前文提到过，拓跋部的先民最早居住在嘎仙洞附近，生存条件恶劣，拓跋毛下传五世而至拓跋推寅，拓跋鲜卑开始第一次南迁，到了今天呼伦湖附近，由于这里是千余沼泽地带，拓跋推寅想继续南徙，可惜尚未成行便去世了。
拓跋推寅又传六世至拓跋邻，他准备第二次南迁，但自己已经年老体衰，便传位给拓跋诘汾。拓跋诘汾秉承父志，率领部族继续南迁，最终抵达匈奴故地，即今天河套北部固阳县阴山一带。
拓跋诘汾死后，其子拓跋力微继位。史称力微“有雄杰之度，时人莫测。”（《魏书帝纪第一》）258年，拓跋力微将部众南迁至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一带，拓跋力微召集诸部大人祭天，结果白部大人未到，拓跋力微将其诛杀。由此看来，鲜卑诸部已经在盛乐一带形成了部落联盟，史书称此时的拓跋部已经控弦上马二十余万。
同一时期中原正处于三国时期，曹魏虽然无心北顾，但也非拓跋部可比，所以拓跋力微告诫各部大人：“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乌桓首领，被曹操所杀）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
拓跋力微对中原采取了十分友好的态度，不但与魏和亲，并于261年派其子拓跋沙漠汗入曹魏为质子。从此“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魏书帝纪第一》）曹魏也赠给拓跋氏金币缯絮，岁以万计。
拓跋力微有一个哥哥名叫拓跋匹孤（史书记载为秃发匹孤），但他未能继位。笔者以为有两个可能原因，或许是匹孤母亲的地位太低，因为《魏书》称力微之母是天女所生，这自然是迷信，但至少说明了力微的母亲在部落中很是尊贵。也有可能是诘汾不喜欢匹孤而喜欢力微，魏书称力微“生而英睿”，想必很得拓跋诘汾的喜爱。 力微即位之后，兄弟二人的关系应该很不好，匹孤才会率领自己的部落自塞北西迁，曹魏时期由塞北阴山、河套一带，沿黄河两岸，顺贺兰山脉东麓南下，至河西、陇西以北，即今内蒙额济纳旗至宁夏北部游牧。这也说明匹孤虽然未继大位，但也有分得不少族人，或者说有不少族人愿意跟着他西迁。
《魏书帝纪第一》载：“元年（220年，同年东汉灭亡），岁在庚子。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这里说所的西部，很可能是指匹孤所统的河西鲜卑，所以匹孤在力微继位的当年有遣军袭击，并获得大胜，力微不得不投靠没鹿回部大人窦宾。
匹孤死后，其子寿阗继位。《晋书秃发乌孤传》称：“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秃发之姓氏即来源于此。可见秃发部与拓跋部虽是同源，但秃发寿阗也因为上辈之间的矛盾而不愿使用相同的姓氏。不过也有专家考证，秃发之姓氏为北魏史官魏收所改，秃发部其实一直沿用拓跋姓氏。
再后来，曹魏镇西将军邓艾都督陇右诸军事时，又迁秃发等部鲜卑数万人至河西陇右雍、凉二州之间，即今陕西中部及甘肃一带，最后聚居于河西走廊东部及青海湖以东。整个突发部落的活动范围东至麦田（今甘肃靖远县）、牵屯（今宁夏固原市内），西至湿罗，南至浇河（今青海贵德县），北接大漠，与汉、羌等族杂居共处，再加上活动于陇西一带的乞伏鲜卑等部落，合称西部鲜卑。
西晋初年发生的秃发树机部起义持续时间近10年之久，其领导人正是寿阗的孙子树机能，他是秃发部的第三代首领，史书称其“壮果多谋略”，于西晋伐吴之役的前夕被晋军所败，后被部下所杀。
7、 树机能起义的发生与发展
曹魏迁秃发部至河西、陇右，主要目的是打算以鲜卑部替己守边，这是曹魏兵源不足而不得已为之。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一直以来十分突出，这里除了汉族、鲜卑、羌、氐、匈奴杂居外，亦有巴氐、卢水胡、北地胡等诸多民族。
由于民族政策的失当，此时的西北有如火药桶一般，而且晋武帝也已经意识到了西北民族矛盾的尖锐，所以如何维持西北地区的稳定也就成了他的心病。泰始五年（269年），晋武帝以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金城郡（今甘肃兰州）、梁州阴平郡（今甘肃文县），合七郡置秦州，镇冀城（今甘肃天水市甘谷县），以加强对陇西河西一带的控制。
秦州的设置本是一件好事，若能对各族采用怀柔之策，秃发树机能起义或许不会发生。但是晋武帝所用非人，以胡烈为秦州刺史、牵弘为凉州刺史，胡烈是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南）人，为曹魏大将胡遵之子，在关陇一带颇有恩信；牵弘“亦猛毅有招风”（《三国志甠招传》）（指牵弘有父亲牵招的风范），二人都以刚猛著称，非绥远之才。
晋武帝任命二人镇守西北之前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胡烈本是荆州刺史，牵弘本是扬州刺史，此时西晋尚未统一东南，荆扬二州为国防重心。当时都督扬州诸军事陈骞是牵弘的上司，但二人关系相处的不太好。后来陈骞入朝，对晋武帝说：“胡烈、牵弘皆勇而无谋，强于自用，非绥边之材，将为国耻。愿陛下详之。”（《晋书陈骞传》）晋武帝认为陈骞与牵弘有隙，这才构陷牵弘，所以对他的提醒不以为意，恰巧晋武帝想经营西北，遂命二人分别担任秦、凉刺史，陈骞只能暗自叹息，认为二人必败。
司隶校尉傅玄与陈骞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胡烈必能威震西北，他在给晋武帝的奏表中有这么一段：“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今烈往，诸胡虽已无恶，必且消弭。然兽心难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后有动衅，烈计能制之。”（《晋书蔠葐传》）
虽然傅玄深信胡烈能控制西北形势，但是他又当心叛乱胡人窜逃，或东入安定（今甘肃镇原县东南），或西赴武威，此二郡非胡烈所管辖，胡人可能东西游动，反复为患。所以傅玄建议于高平川（今宁夏固原市清水河流域）新设置一个郡，迁徙百姓实边。使安定、武威、高平川三郡归属秦州，以便胡烈有能力防范诸胡叛乱。
晋武帝并没有采纳傅玄的所提到的建议，因为胡烈、牵弘于泰始六年（270年）到任后不久，西北就出大事了，鲜卑秃发部起兵反晋，胡烈被杀。
秃发部起兵之时，西北一带很可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晋书映帝纪》记载271年5月（秃发部叛晋的后一年）雍、凉、秦三州就发生了严重饥荒，晋武帝下令赦免三州死刑以下囚犯。西北一带气候干冷，农历5月属于青黄不接、农作物尚未成熟之时，这说明饥荒的前一年雍、凉、秦三州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上年的农作物减产，粮食不足以支撑到第二年秋收。
由此可知树机能起兵前西北的大抵情况：公元270年，民族矛盾本就尖锐的西北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晋武帝不但不慰抚，反而以“勇而无谋，强于自用，非绥边之材”的胡烈、牵弘出镇西北，二人不能绥远，致使“失羌戎之和”，秃发树机能于是率领部众起兵反晋。
有不少人认为秃发树机能起义的直接原因是胡烈担任秦州刺史之后出兵屯于万斛堆（今宁夏中卫与甘肃靖远交界地区黄河北岸腾格里沙漠南缘），以军事手段压迫秃发部，树机能这才起兵判晋。这种说法有误，将秃发部起兵的时间与胡烈屯兵万斛堆的先后顺序弄反了，《晋书胡烈传》明确记载：“烈为秦州刺史，及凉州叛，烈屯于万斛堆，为虏所围，无援，遇害。”由此可知秃发部起义在先，胡烈讨伐在后，胡烈因为后援不至，遂为树机能所杀。
当时扶风王司马亮时任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秃发部起兵之后，他派遣了将军刘旂、骑督敬琰前去支援，然而二人不知为何屯兵不进，按律刘旂当斩。司马亮为此上表晋武帝，说刘旂不进军是因为自己的指挥错误。晋武帝回复：“高平困急，计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径至，尚当深进。今奔突有投，而坐视覆败，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当有所在。”（《晋书司马亮传》）高平即今天的宁夏固原县，关中四塞之一的萧关即在高平附近，是河西连接关中的一条要道。高平距离万斛堆四百余里，可知秃发树机能再攻杀胡烈之后又围困高平，或者胡烈遭到秃发部进攻之后退守高平，树机能追击，将高平围困。而且晋武帝认为以高平的守军加上刘旂所统兵力足以战胜敌人，但刘旂不但不救援，甚至在距离高平较远的地方屯兵，坐看友军覆灭。因为司马亮主动承担责任，晋武帝也就没杀刘旂，只是将司马亮免职，调入京师，不久又任命为抚军将军。
胡烈被杀之后，西北形势急转直下，晋武帝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一、以尚书石鉴行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与奋威护军田章、安西军司杜预共同讨伐秃发部。杜预行至长安，晋武帝改任他为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假节。二、以汝阴王司马骏为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坐镇长安。三、对陇西五郡遭受外寇侵扰的百姓免去租赋，生活无着落者可向官府借粮。
晋武帝所采取的补救措施可谓恩威并施，如果能顺利执行，或许能迅速的平定叛乱。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晋武帝的人事安排再次出现了失误。按照晋武帝安排，镇西将军司马骏为西北最高军事长官，其次是安西将军石鉴，轻车将军杜预是其下属。问题就在石鉴与杜预二人，两人早有矛盾。
石鉴命令杜预率军出击。杜预认为此时敌军兵强马壮，而官军孤军深入，又人困马乏，应该等到后续部队赶到，再寻找时机，以优势兵力进讨秃发部。杜预又向石鉴提出了此时进军的五不可、四不须（具体内容史书未记载）。石鉴为此大怒，奏报杜预擅自修饰城门官舍，滞留耗费军需，派遣御史把杜预抓了起来，装进槛车交付廷尉。
杜预是晋初名将，颇晓军事，时称“杜武库”。对于西北日后的形势，确实有如杜预所言，所以《晋书尠葧传》称：“其后陇右之事卒如预策。”由此可知，石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令杜预出兵很可能另有目的，或许是为了陷害杜预，杜预若进军，在当时的情况下必不能胜，所以无论杜预进不进军都将受到石鉴的惩罚。
石鉴又将杜预押至长安问罪，只因为杜预娶司马昭的妹妹高陆公主为妻，所以减轻了刑罚，以侯爵赎罪论处，不久又任命为度支尚书。后来石鉴回朝，杜预弹劾他虚报战绩，二人甚至在朝中大吵大闹，晋武帝俱免二人之职。
两军尚未交战，晋军却出现将帅失和的情况，想要短期内平定西北已是不可能了。
271年4月，北地胡进寇金城（今甘肃兰州），凉州刺史牵弘出兵进讨。一时之间“群虏内叛，围弘于青山，弘军败，死之。”（《晋书映帝纪》）北地胡是生活在北地郡（西汉时的北地郡位于今宁夏甘肃交界一带，东汉、西晋郡治内迁）的杂胡，青山位于今天甘肃环县西。
北地胡不属于鲜卑，可知秃发部反晋之后，有不少别的族群加入，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晋书秃发乌孤传》载：“泰始中，（秃发树机能）杀秦州刺史胡烈于万斛堆，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尽有凉州之地，武帝为之旰食。”史书上没有关于凉州刺史苏愉的更多记载，他可能是在牵弘战死之后新任的凉州刺史，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西北形势之恶劣，凉州已经完全为树机能所占。
侍中任凯、中书令庾纯与车骑将军贾充有过节，二人对武帝言道：“秦、凉覆败，关右骚动，此诚国家之所深虑。宜速镇抚，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计略者，无以康西土也。”（《晋书任凯传》）并提议以贾充镇守长安，以平秃发部。晋武帝同意，任命贾充为都督秦凉而州诸军事。
对于西北形势的恶化，晋武帝用人失当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他在给贾充的任职诏书中承认了这一点：“秦凉二境，比年屡败，胡虏纵暴，百姓荼毒。遂使异类扇动，害及中州。虽复吴蜀之寇，未尝至此。诚由所任不足以内抚夷夏，外镇丑逆，轻用其众而不能尽其力... ...”
其实贾充并无过人才干，只不过在司马氏取代曹魏的过程中坚定的站在了司马氏一边，遂得重用，并非任凯所说的“有计略者”，若由他出镇长安，西北形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还好贾充本人也不愿意离开京师，他以女儿贾南风与太子司马衷的婚事为由留在了洛阳。
如此一来，平定西北的大任又落在了镇西将军司马骏的肩上。司马骏是司马懿之子，长晋武帝一辈，在皇室中最有威望，史书称其：“善扶御，有威恩。”（《晋书司马骏传》）可见司马骏本身就是最好的人选。不过司马骏270年就任之后并不急着进讨秃发部，而是劝督农桑，与士卒分担劳役，甚至规定僚佐军官都要至少屯田十亩。
经过司马骏数年经营，西北形势开始好转。274年8月，“凉州虏进寇金城诸郡，（司马）骏讨之，斩其帅乞文泥等。”（《晋书映帝纪》）这是秃发部反晋以来史料记载的晋军第一次获胜。到了275年2月，秃发树机能已经抵挡不住司马骏的攻势，于是向晋军质子请降。此时距离秃发部起兵差不多有5年之久。
秃发部投降的记载是于《晋书映帝纪》，内容如下：“咸宁元年... ...二月... ...叛虏树机能送质请降。夏五月... ...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既然树机能于2月送质请降，为何又与五月讨伐？可能原因有两个，或许树机能是诈降，或许马循讨伐的不是秃发部落。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更大些。因为《晋书司马骏传》有载：“咸宁初，羌虏树机能等叛，遣众讨之，斩三千余级。进位征西大将军。”咸宁初年正是276年，可见秃发树机能在这年2月投降，他又在当年叛变，而且是在5月之前叛变，仅仅老实了3个月。
晋武帝以关中司马骏部与西域戍己校尉（治高昌）两个方向同时进讨树机能，都取得了不小的战果。此前凉州曾发生内乱，议郎令狐丰杀敦煌太守，自领郡事，死后，其弟令狐宏继位，这年2月凉州刺史杨欣将令狐宏斩杀。晋武帝命令司马骏遣七千人代替凉州守兵，此举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加强凉州防务。
当时树机能、侯弹勃等人打算劫持凉州佃兵，司马骏获悉，命平虏护军文俶（即名将文鸯）督率凉、秦、雍三州军马前进，大军压境以威慑各部。树机能迫于兵威，所领二十部首领以及侯弹勃等人反绑前往晋军营门投降，于是“安定、北地、金城诸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冏等二十万口又来降。”（《晋书司马骏传》）一次归降就有20万众，可知各民族参与的反晋斗争有多大的规模。这是树机能的第二次投降，西北形势已经得到控制，晋武帝便征调司马骏入朝。
如果西晋能对叛乱诸胡加以抚慰，晋武帝发动伐吴之役的后顾之忧早就解决了，然而秃发树机能又在276年发动了第三次反叛，西北形势再度恶化。陋屋偏逢连夜雨，同年7月，就在西北形势持续恶化之时，又有鲜卑人阿罗多等部入侵边塞。
晋武帝首先派遣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进讨鲜卑部落，斩首四千余级，生俘九千余人，阿罗多投降。
277年3月，晋武帝派遣平虏护军文鸯进讨树机能等人，获胜。《晋书》称这一年“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史书未明确记载这些内附各族是否包括秃发部，笔者认为以树机能多次投降的经历，再加上被文鸯所败，这应该是秃发部的第三次投降。
对树机能来说，投降与反叛实属常态，没过多久他第四次举起了反晋的大旗。278年，凉州刺史杨欣与秃发树机能党羽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