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与司徒雷登
阅读 636|回复 9
毛泽东与司徒雷登
　　日，是中国的伟人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在纪念这位伟人的日子里，我们谨为读者披露一段鲜为人知的与南京有着历史缠绕的往事——
　　日，南京解放前夕，中外媒体报道了令世界震惊的消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拒绝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的南下请求，坚持“滞留”南京
，仅让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代办”名义去广州，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却随国民政府南下去了广州，留守南京的只是参赞史巴耶夫。
　　司徒雷登“滞留”南京71天，内中显露了美苏争夺中国的暗中“较劲”。194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并确定了美国当时的“当前目标”，即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2月份，这一政策即由杜鲁门总统批准执行。美国政界称之为摆脱蒋政权的“脱身”政策，它坚定了司徒雷登与中共接近的信心并付诸行动。3月10日，美国政府批准司徒雷登要求与中共高层接近的计划，于是司徒雷登在蒋政权垮台前就开始了一系列活动。
　　此前，美国政府长期支持蒋介石政权。随着美国的一些开明人士对中国国共两党的深入了解，逐渐改变了原先的看法。盟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看透了蒋介石政权贪得无厌和腐败的本质，他在日记里写道：“（国民党）腐败，玩忽职守，混乱，经济、税收、言行欺骗……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管理，实践诺言。”1949年7月，他提出“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马歇尔特使推荐司徒雷登做了驻华大使后，大使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赶紧修补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建议。
　　司徒雷登与中国有着“故土情结”。他1876年出生于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从小受到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1908年，他应聘到金陵神学院任教11年，其富有创造性的辛勤教学受到学生称誉。南京的明城垣、紫金山、秦淮河、乌衣巷常令他流连忘返，他热爱这个古城，学得一口地道的南京话。他自称“半个中国人，半个美国人”，原本还打算终老于此地，不料，他被任命为北京燕京大学校务长而不得不离开南京。陶行知、黄华、龚湃都是他赏识的学生。27年后的1946年，司徒雷登被马歇尔将军荐为美国驻华大使，有幸在南京又住了3年多时间。
　　抗战期间，司徒雷登十分敬仰毛泽东。从一些参观延安归来的美国人口中，他了解并赞赏共产党的民主、廉洁和勤奋。他支持燕大教授埃德加·斯诺由黄华陪同前往陕北苏区访问、采访毛泽东等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向世界赞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燕大许多学生奔赴解放区时，司徒校长在饯别学生时还说：“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日战争的前途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中共实行民主，美国政府决定支持中共抗日，你们到那里后请代我问候毛泽东先生。”1940年秋，司徒雷登在重庆的一次骑马时因马惊跑而坠马受伤，毛泽东闻讯即发慰问电，并由周恩来转交面呈。
　　1941年12月，日军将司徒雷登关入北平监狱，抗战胜利后才获释放。他飞赴重庆时适逢国共两党谈判，曾两次晤见毛泽东。
　　一次是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用飞机接当时在北平的司徒雷登到重庆参加胜利晚会，当他突然发现中共3位代表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也在场，忙拉着记者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满脸笑容地说：“噢，你就是司徒先生，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指延安）工作得很好……”
　　第二次是毛泽东在重庆寓所设宴招待司徒雷登校长。当时是通过周恩来属下龚湃邀请的，龚是战前燕大高才生。毛主席频频向司徒雷登敬酒，一再感谢他对中国教育的重大贡献，并历数燕大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种种表现，备加称赞。司徒雷登听得很高兴。
　　日清晨，35军的一位营长为安排部队食宿，带着通讯员误入了南京西康路美国大使馆。当时，司徒雷登正在洗脸，突然见士兵进来，大叫起来：“你们要干什么？”恰好营教导员也跟了进来，忙有礼貌地说：“对不起，我们这就走。”当晚，毛主席在延安从“美国之音”获知了此消息，敏锐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就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军委给粟裕并告总前委、二野的电报，批评“侵入司徒一事做得不好”，“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其经过情形速明电告，以凭核办。”
　　总前委查明经过，报告了中央，并作了自我批评。5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华东局、二野、三野电文，再次强调：“请你们转告华野、中野，各军各师以资警惕。”“如果各军对于像外交问题这样重大事件，可以不请示，不报告，各军各地擅自随意处理，则影响所及，至为危险。”5月16日，毛主席为各地入城部队制订了保护外侨、处理外交事宜等的12条纪律，显示了正确的外交思想。
　　毛泽东知道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指令周恩来调派天津外事处处长黄华赶赴南京，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一是为中央接收敌伪外交档案；二是迅速与司徒雷登谈判沟通。
　　黄华1932年作为流亡学生进入燕京大学经济系，与姚依林、黄敬等同为“一二·九”时代学运的三领导。5月5日下午，他来到南京中山东路原外交部，打电话给美大使馆的秘书傅泾波学友，约好次日见面。见面时，傅提出：“你来了，也应该去看看你的老校长啊！”5月13日晚上8点半，黄华以私人身份拜访了老校长，交谈了近两个小时。因为中央要求黄少说多听，了解美国政府的意向，精心进行中美对话，黄华与司徒雷登有了多次见面。6月6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军管会外事处办公室正式谈判，核心是美国和新中国建交问题。
　　6月16日，中央安排燕大校长陆志韦写信致司徒雷登，邀请他北上访问燕大，在那里过70寿辰。6月28日又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欢迎司徒前往北平的信息。但是，司徒雷登坚持先请示国务卿艾奇逊后再北行。司徒雷登在与黄华接触的同时，还请去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民革领导人陈铭枢和民盟领导人罗隆基，向中共领导人转达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他要罗隆基转告，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获得的贷款。而罗隆基听到毛泽东“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报告时，不敢把“50亿美元援助之事”转达给中央。不料，美国政界两派激烈争斗的结果，又拟将其在亚洲的工作中心放到日本。终于，中美错过了实质性谈判的机会。到了7月2日，艾奇逊电令司徒立即回国述职，终于关上了中美谈判的大门。这样，一次历史上难得的“中美建交”接触便戛然而止。
　　8月2日早晨，在南京军管会派人到明故宫机场监督放行下，司徒雷登登机向我方人员挥手道别，带着遗憾心情飞离南京……
　　8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
　　《金陵膫望》
攻略|必读|活动|看房|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生于中国杭州 - 。。。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生于中国杭州 - 日逝于美国华盛顿）是一位美国基督教的传教士。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曾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和校务长。他还是一位外交官，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由于毛泽东写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Farewell Leighton Stuart》）的文章而使他在中国非常有名，但是在他的祖国——美国却是默默无闻。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司徒雷登即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从事传教，并钻研汉语。
　　1908年开始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民国8年（1919年）1月，他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司徒雷登四处募捐，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轮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少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司徒雷登还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21年他受聘为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成员。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直到离开中国。中华民国35年（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并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各种阴谋政治活动，又拉拢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企图培植中间势力。同年10月，来杭参加杭州青年会复会典礼并祭扫其父母之墓，杭州市参议会授予他“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当时有人这样评论：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他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留在那里。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随即退休。据说在他离开中国前夕，曾经和中国共产党高层秘密接触，也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事宜，但是被提前召回，未能成行。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回到美国后，他先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日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
　　主要著作有《启示录注释》《司徒雷登日记》《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等。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日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至此，他的遗愿才算完成。
[编辑本段]魂归故土　骨灰葬半山安贤园
　　他是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半山安贤园。
[编辑本段]司徒雷登　魂归故土
　　杭州耶稣堂弄是一条隐匿在市中心的小弄堂，紧贴银泰百货，平时来往的多是赶潮流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位和中国大有渊源的美国人曾出生在这里。弄堂里的银杏和榉树曾见过他小时嬉戏的身影，藏在住宅楼群中的那幢两层小楼作为他的故居已于三年前对公众开放。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叫司徒雷登，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中国家喻户晓，他在中国的名气也因此比在他的祖国美国还要大。燕大校友向老校长献花
　　昨天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编辑本段]生于杭州 归于杭州
　　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墓碑上只简单写着：司徒雷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少年时期的司徒雷登，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也曾和小伙伴玩耍在西子湖畔的坊间里巷。1887年，他回到美国接受教育。1904年，他再次来华后的第一站仍然是杭州，这个他出生的地方又一次成为他新的起点。之后三年半里，他先后在杭州及周边地区传教、到教会学校任教。此外，司徒雷登还参与了之江大学的筹建工作。1919年，他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主持燕大校务工作达27年，1946年~1949年他曾任美国驻华大使。1946年，司徒雷登先生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并拿到了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如今，这把钥匙还静静地躺在耶稣堂弄司徒雷登故居。
　　美驻华大使雷德出席骨灰安放仪式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是位牧师，1869年来到杭州并开始在此传教，直到1913年去世。他的母亲玛丽随丈夫来华后，热心于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夫妇二人和司徒雷登的一个弟弟都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司徒一家和杭州可以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编辑本段]西子湖畔出发见证历史风云
　　正是从杭州出发，司徒雷登先生见证了上个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华大地的一系列风云变革。著名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价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1949年，司徒雷登先生回到美国后患上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日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时隔46年之后，这一愿望才终于得以实现。
　　昨天上午，司徒雷登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上，司徒雷登先生秘书傅泾波的后人、美籍华人傅履仁老先生这样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今天，中美关系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有了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求同存异。
　　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这样说：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他出生在杭州，今天又回到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杭州市副市长佟桂莉这样说：今天，中美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人民在文化、经贸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这是对逝者最好的慰藉。
　　杭州市民及中外友人参加骨灰安放仪式钱江边，西湖畔，这位杭州出生的美国名人，终于在杭州安息，在杭州历史上留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页。
　　满口杭州话最爱杭帮菜
　　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中外友好人士中，几位童颜鹤发的老人最引人注目，他们是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燕京大学校友会的代表。
　　燕京大学校友会北京校友代表国仲元老先生把一捧洁白的百合花轻轻放在了墓碑前：“老校长，您安息吧。”
　　杭州校友代表姚林杰老先生则和记者谈起了流传在校友中的“司徒轶事”：“司徒雷登先生是个杭州通，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要好，后来学着说上海话、宁波话、苏州话都带着杭州腔。他在杭州时总要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去吃饭，看看嘛蓝眼睛高鼻子的，点起杭帮菜来有板有眼，把伙计都能听得愣了：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这些话不是杭州人都听不大懂的。”(注：“件儿”指五花肉，“木郎豆腐”指鱼头豆腐，“熬稍”是快的意思)。
　　“司徒雷登先生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今天，他总算回家了。”姚老先生感叹着。
　　人物背景：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
[编辑本段]历史评价
　　闻一多在《最后一次演讲》中有段谈司徒雷登，但是1949年后出版物中总是删除这段话.这段话如下：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在中国，由于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他长期被公众认为是美国侵略中国失败的代表人物。
　　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别了，司徒雷登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
别了，司徒雷登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⑴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⑵。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⑶。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⑷。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⑸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⑹。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⑺。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⑻。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⑼，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⑽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⑾，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
　　注　　释
　　〔1〕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美国人，生于中国杭州。一九○五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一九一九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的校长。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望。同年八月二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
　　〔2〕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以侵略中国领土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为目的的美国军队即在中国登陆，侵驻北平、上海、南京、天津、唐山、开平、秦皇岛、静海、青岛等地区，并不断地向解放区进犯。本文中所举的安平镇事件，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驻天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的事件。九台事件，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美军向长春和九台间的和气堡人民解放军阵地进行军事侦察的事件。唐山事件，是指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驻唐山美军向宋家营等地侵扰，和同年七月间，在唐山附近的滦县三河庄子、昌黎县西河南村的侵扰。美军对胶东半岛的侵犯，前后发生多次，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向牟平县浪暖口、小里岛侵犯；一次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即墨县北的王疃院。对于上述美军进犯解放区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地方人民武装，都曾采取了严正的自卫行动。
　　〔3〕陈纳德，美国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空军顾问，并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又称“飞虎队”，后改为第十四航空队），支持中国抗战。日本投降后，他率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一部分人员，组织空运队，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
　　〔4〕 见本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注〔4〕。
　　〔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由于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政治动荡，经济衰退。为了控制西欧和扩大国外市场，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的一次演说中，建议欧洲国家共同拟订一个“复兴”计划，由美国予以“援助”。七月，英、法、意等十六国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建议，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后改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提出“欧洲复兴方案”。由于这个方案是根据马歇尔的建议制订的，故又被称为马歇尔计划。一九四八年四月杜鲁门总统签署美国《一九四八年经济合作法》（即“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后，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一九五一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执行这个计划。
　　〔6〕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是一个民间传说。据传周朝姜太公曾在渭水河边用无饵的直钩在水面三尺上钓鱼，说：“负命者上钓来！”（见《武王伐纣平话》卷中）“嗟来之食”，是指一种带侮辱性的施舍。齐国的一个饥民因为不吃嗟来之食而饿死的故事，见《礼记·檀弓下》。
　　〔7〕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湖北浠水人，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教授。一九四三年以后，由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败，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抗日战争结束后，积极地反对国民党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8〕朱自清（一八九八——一九四八），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现代文学家、教授。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积极支持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学生运动。一九四八年六月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和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当时他的生活非常困苦，这年八月十二日终因贫病在北平逝世。在他逝世以前，还嘱咐家人不要买国民党政府配售的平价美援面粉。
　　〔9〕韩愈（七六八——八二四），中国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伯夷颂》是韩愈所写的一篇散文。伯夷，殷末人，周武王进军讨伐殷王朝，他曾经表示反对；武王灭殷后，他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10〕 见《老子》第七十四章。
　　〔11〕 见李密《陈情表》。
--------------------------------------------------------------------------------
司徒雷登笑了，杭州哭了！发表于
23:51:32 http。。。
11月17日上午，浙江省会城市杭州倾城在关注着地铁塌方事故，被掩埋的17位施工人员不知是死是活。就在这一天，杭州城迎来了一大“文化盛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那个曾经被中国人民赶出新生的共和国的臭名昭著的传教士——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在了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本地的报章——影响力很大的《钱江晚报》等媒体在第二天以大篇幅报道了这一“盛事”。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先生和杭州市副市长佟桂莉等贵宾都亲临现场。看到这样的新闻，——如果对于毛泽东写于日的那篇著名的言论《别了，司徒雷登》还有印象的中国公民，真的不知该如何评论。
司徒雷登是一个怎样的人，恐怕4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
《钱江晚报》是这样介绍司徒雷登的——他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司徒雷登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
《钱江晚报》的报道有意无意地抹去了如下历史事实——
“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这是毛在他的《友谊，还是侵略》这篇檄文中的一段高论。
从以上两段文字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几个信息：
第一，司徒雷登以及他的父亲早在150年前就在中国传教。在当时的中国，传教士主要干的是什么样的活儿，用毛泽东的话来回答就是，传教士当然是在侵略中国，所不同是精神侵略和文化侵略。
其次，传教士的儿子司徒雷登为何能够成为美国驻华大使？是因为他是“中国通”；他因为“感化”和救济中国人的功劳巨大，所以，被美国艾奇逊政府委任为驻华大使。
第三，司徒雷登为何选择在1949年8月离开中国，原因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中国期间，一直明里暗里支持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可以说，美国的洋枪洋炮，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是通过这个司徒雷登之手传递到蒋介石手上的。“在过去的三年内，（司徒雷登及其蒋介石政府）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当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基本上摧毁了一切帝国主义妄图侵略和分化中国的黄粱美梦的时候，司徒雷登只好选择灰溜溜地离开中国。
一句话，历史上的司徒雷登，应该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如果帝国主义确实存在的话。他应该还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政策的忠实的执行人之一。就是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传教士、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居然在60年后的今天，被杭州人奉为慈善家，并腾出西湖边那一方圣洁的宝地，用来安放司徒雷登游荡了60年的孤魂。
杭州人把这个有历史污点的“慈善家”接回杭州永久“居住”的原因是：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生前曾说过杭州是天下最美丽的城市等等真实的谎言；司徒雷登还希望自己死后能够安葬在西子湖畔。这样的愿望，60年来，让一亿美国人听起来都觉得可笑。
现在，杭州市政府据说“为了发展旅游事业”，把这个司徒雷登先生的亡灵请回了中国，而且，今后还有可能借这个亡灵，再开辟一处胜景，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呀。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即将60周年。60年也足够让我们忘却中美两国之间曾经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中国人民历来讲究弃恶扬善，对于黑与白、是与非，应该世世代代分得清清楚楚。否则的话，人民浴血奋战，到头来只有自己嘲笑自己的历史了。对此，正直的美国人民和美国历史学家也一定赞同和尊重的。今天杭州市政府试图借司徒雷登的亡魂来为杭州这座所谓的文化城市再添一道文化景观的话，真是对不起我们这个曾经苦难的民族，对不起毛泽东那一群杰出的中共党人，也对不起杭州人自己的尊严和脸面。
文天祥、朱自清、闻一多这些人物一直被中国人奉为“有骨气”。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也高调赞美他们“有骨气”。那么，今天杭州人把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请回中国，是否丧失了骨气？——窃以为，他们不但丧失了骨气，而且还丧失了国格，丧失了做人最起码的尊严，丧失了一个城市应有的独立自强的品格。杭州不是在标榜自己要建设有品质的城市么？这样的举措，能说有品质么？
过去美国人做不到的事情，今天有些中国人就是喜欢鞍前马后、乐颠颠地去做。今天美国人甚至还不敢开口的事情，我们的人民政府倒是已经攻关到了美利坚的国土上，以鲜花、以礼炮、并且低下不那么高贵的头颅，心甘情愿地做着我们的先人所不齿、不屑、不愿做的种种蠢事。这难道就是与国际接轨？难道就是与时俱进？
没有办法。
司徒雷登先生出生在杭州。杭州市要借助国际名人再添一道风景。这样的“愿景”不需要一拍就合在了一起，要知道，今天的杭州人也是以“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的名义”，来做这一切的呀。
司徒雷登地下有知的话，他应该笑了。
而杭州这个城市却在流泪，不仅仅是为了埋在地铁塌方下的那10几条生命。最该哭泣的，是不是杭州人高贵的骨气和自尊?
盟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看透了蒋介石政权贪得无厌和腐败的本质，1949年7月，他提出“。。。
盟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看透了蒋介石政权贪得无厌和腐败的本质，他在日记里写道：“（国民党）腐败，玩忽职守，混乱，经济、税收、言行欺骗……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管理，实践诺言。”1949年7月，他提出“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马歇尔特使推荐司徒雷登做了驻华大使后，大使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赶紧修补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建议。
断腕之举淹死同胞89万 蒋介石抗战为何炸花园口 ，日本仅损失一个联队
花园口掘堤，武汉设下大水障
蒋介石轻松了不少，宋美龄更是欣慰，脸上绽开了花朵，柔声道：“大令，别总闷在屋里，出去走走。”说道挽起蒋的手臂走出屋来。蒋介石这一刻心里像打翻了蜜罐，甜滋滋的。
1战区长官部，程潜外出未归。这两天他很少呆在这里，也许根本就不想呆在这里，参谋长只能代他与林蔚通话，这位参谋长看来倒满有主意，当林蔚问有无拒敌西进，守住郑州的良策时，竟满口应承道：“有啊！就看你们上头有没有胆量放‘龙’了。”参谋长玄玄乎乎卖个关子，让林蔚一阵心跳，忙催道：“老兄，什么‘龙’，你快说，别兜圈子啦。”
“放‘黄龙’！现在日本人迂回郑州，不日即抵中牟、尉氏、太康一线。眼下正值伏汛，河水涨满，放出黄河水，不仅能挡住日本人，还能把突出的一部分小鬼子冲进淮河。”
林蔚一听傻了眼。又是放水！连委员长对这事都挠头，谁敢做这个主，想着，他继续问道：“你这想法程长官知道吗？”“程长官不知道我敢跟你说这些！？现在日本人也瞄上了黄河，要是他们先动手，那喂鱼的就不是小鬼子，而是我们啦。”林蔚见事关重大，自己不便再多说什么，便答应即刻上报委座，扣了电话。
1战区做事不含糊，随后又是一封特急电报，要求掘堤放水，请委员长下命令。
蒋介石像被逼上了绝路。几天了，掘堤放水的报告一份份压在他桌上，像一块块热得烫手的土豆，哪个他也不敢动一下。要是一份待他签字的作战命令，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签上字。仗嘛，可胜可败，哪个圣人也不敢保证一定打胜仗。可要掘堤放水，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黄河这条巨龙，一旦放出来，谁又能收得住呢？日后，活着的人饶不过你，死了的冤魂也不会放过你，历史最终也将给你记上一笔。这个决心难下啊！
他这时甚至有些怨恨起手下的这些将领来。平日里管都管不住，到处胡来，谁跟他请示过？可眼下怎么突然安份起来了。电话里通知都不行，非要下个正正规规的命令，这不是明摆着要让他来当这千古罪人。他越想越气，恨恨地骂道：“娘希匹，到了关键时刻都往回缩，一群没有责任感的滑头。”
蒋介石望着桌上成沓的文件，心烦意乱，火气大得吓人。
想当初程潜督率第6军，直搅得他寝食难安，花了几年时间才把程潜手下的兵都消耗掉。那时的程潜倚仗资历老，不把蒋介石这个新贵放在眼里。转眼10年过去了，江山大变，程潜倒是老老实实地居蒋之下为臣，可蒋介石此刻对他的这一点似乎也不满意。
想当年你程颂云天不怕，地不怕，天王老子也不放在眼里，今天怎么这般安份。明知日本人也打起黄河的主意，可你倒还稳得住劲儿，你也知道这历史罪人不好当！真是个地地道道的滑头，大难临头先图自保，遭人唾骂的角色最终还得我来演。
这时的蒋介石突然感到，他苦苦追求了这么多年的大权也不都是诱人的甜果。
蒋介石徘徊瞻顾，举棋不定，最后还是日本人促使他下了决心。6月3日，日军拿下兰封后，直逼开封城下，陇海线、平汉线风雨飘摇，郑州城岌岌可危。
这时，蒋介石手中能打的牌都打了，能用的部队基本上都用了。下一步的武汉会战，拨拉来，拨拉去，还不是要靠徐州退下来的这50多个师、60万人。可眼下这支队伍士气低落不说，残缺不全更令他心焦。有的一个师的番号，兵力不过于把人，还抵不上一个团。这样的部队不重新整训，补充兵员，一上战场就会垮掉，南京之战教训太深了。可休整、补充，需要时间。
时间，蒋介石太需要时间了。武汉会战布防需要时间，军队整训需要时间，中央机关向四川疏散需要时间，工厂、学校的迁移还需要时间，此刻，时间在蒋介石眼里成了比什么都精贵的东西。
6月3日，日军逼向开封时，蒋介石终于走投无路，无可奈何地在掘堤命令上签了字。同时致电程潜，指定由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负责此任务，命令4日夜12时放水。
见蒋介石、程潜催得急，6月5日天一亮，商震也亲赴赵口掘堤现场。这一日，56师干得更卖命，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用的家伙都用上了。成堆的炸药被抬上了堤坝，成箱的地雷被埋在了沙土中，可一声声巨响并没带来什么惊人的效果。大堤仍像个倔强的老人傲立在那里，护卫着黄河。
至6月6日夜，赵口掘堤还是没能成功。刘尚志垂头丧气地被商震大骂了一通。也怪他牛皮吹得早了点。
入夜，武汉蒋介石的电话直接拨到了商震的司令部。几天来，蒋介石每天必有两三个电话打来，催问掘堤进展情况。焦灼的询问，严厉的斥责，使商震明白委员长比他更急，弄得他日夜未敢合眼亲自催督、检查，可他在流沙面前也像是碰上了软钉子，有劲使不上，任蒋介石万般心焦，他也毫无办法。
今天又是这样，当蒋介石得知掘堤又失败后，忍不住大声斥责起来。电话里一阵嗡嗡声，杂着蒋介石尖厉的奉化口音，搅得他一阵阵心惊肉跳。“商总司令，掘口屡屡失败，是何道理。须知此次掘口事关国家、民族命运，没有小的牺牲，那有大的成就。你是革命军人，在这紧要关头，切戒妇人之仁。必须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竟全功。”
商震满腹委屈。听起来，蒋介石似乎在怀疑他怕担责任而在暗里顶着。放下电话，他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几天没睡了，他的头胀得老大，嗡嗡作响，眼皮也像是坠了铅似的，沉重地抬不起来。但他没法休息，在蒋介石的斥骂声中他是睡不着的。
再说土肥原师团，自5月底在兰封被解围，经20师团大量人员、准备的整补后，像一只曾被打伤的恶狼，缓过劲来，怀着一股深切的复仇感疯狂地反扑过来。此时他比往日似乎又凶悍了10倍。
6月6日，14师团先下开封，当晚便向中牟转进。次日再克中牟，郑州已是遥遥在望。
蒋介石大惊失色。
程潜大叫不好。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商震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之际，驻兵花园口京水镇的新8师师长蒋在珍毛遂自荐，走进了商震的司令部。
蒋在珍自率新8师进驻京水镇后，在花园口一带构筑了不少工事，那一带情况颇了解，当得知整个战区，甚至武汉的委员长都被掘堤的事惊动了，便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斗着胆子向商震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掘堤工程放在花园口，由新8师承担，设法从大堤斜面爆破，凿穿大堤。
商震病急乱投医，无奈之际也顾不得他的话是真是假，便上报了战区。
程潜闻报，立即招来了郑州的水利专家10多人，论证结果：行。程潜毫不怠慢，急报武汉委员长核准。
武汉，蒋介石收到电报，就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立即签发了命令。临了，还专门加上两句：着新8师即刻开工；悬赏银洋2000元，尽早掘堤放水。
蒋介石这时把宝都压在了蒋在珍身上。
6月7日夜，月明星疏，花园口关帝庙西侧数百米处，马嘶人叫，火把林立。蒋在珍踌躇满志地上阵了。可没多久，干活的喧沸声就变成了一片激烈的冲突、咒骂。
原来，新8师的一个团长为加快进度，抢下头功，从附近征来了几百名民工。可民工一发现原来国军要掘堤放水，立刻炸了窝。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农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每一块土坷垃上都留下过祖辈的血汗和泪水。如今让他们放水冲掉祖辈多少代人创下的基业，那他们能不急眼。一时间，老者扔下手中的工具，又是哭闹，又是央求，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则与当兵的争吵起来，脾气急躁的甚至与前来制止的宪兵推搡起来，工地乱成一片。
恰巧蒋在珍来到这里。一见这情形，对着前来报告的团长就是一巴掌，怒骂道：“他妈的，什么时候还在这里穷折腾，误了工期你兜得起吗？”
宪兵见状大叫住手，可呼喊声淹没在愤怒的斥骂声中。见大堤上百来名民工在砸着已挖成的坑洞，蒋在珍火气更大了，冲着身边的宪兵吼道：“眼都瞎了，那帮混蛋破坏国防施工，该当何罪？”
宪兵会意，提起手中的冲锋枪照准大堤上的人群一阵猛扫。几支黑森森的枪口喷吐着火舌，堤上的民工像是被割倒的麦子，一片片倒下，咕碌碌顺着斜坡滚了下来。这时整个工地突然安静下来，人们呆呆地望着这突然发生的一幕。
蒋在珍急着要放水，也怕把事情闹大，转身把负责的旅长叫到一边，斥责道：“你怎么也这么糊涂，这种事也能把民工拉来？！误了事你掉脑袋我也得赔着。现在连委员长都惊动了，到时完不了工咱们怎么交差。”
旅长垂头听着，没敢吱声。
“你现在回去把民工遣散回家，死伤的人给补点儿钱，另外你们旅再抽出一个团担任警戒，方圆10里不准老百姓进来。”蒋在珍顿了顿，补充道：“从现在每个团里抽出800名精壮士兵，编成突击组，轮番上，一定要快。我把师工兵营也拨给你们，一定要按时完工，冉个能出半点儿差错。”
“放心吧，师座，决不会再出岔子。”
旅长敬了个礼，转身走了。
8日，工程进度加快了不少，尤其是炸药爆破，在花园口坚硬的大坝上更见效果。一声声巨响，卷起冲天的烟尘，漫长的大堤像被啃出一个巨大的缺口，新8师工兵营更不含糊，跑上大堤内坡，又挖又凿，装炸药炸。里外几层，一个波次累垮了，一声吆喝：换人。另一波次身强力壮的士兵又冲上去。缺口在不断扩大着，降低着……
9日凌晨，掘口基本成形。蒋在珍一面急不可耐地向商震、程潜报捷，一面请求战区调几门平射炮。他要万无一失，利利索索地在商震、程潜，也在蒋介石面前露好这一手。
上午8时，随着最后几十捆炸药惊天动地的巨响，高出地平面，像是悬挂在空中的黄河水终于越过掘口，缓缓地溢流出来。蒋在珍眼巴巴地盯着缺口，心里急得恨不能整个堤内的河水都能奔涌出来。
近午，从战区调来的四门平射炮运到。蒋在珍急令支起大炮，猛轰掘口。炮兵顾不得喘口气，架炮平射，一气就是60多发，缺口一下被打宽了六七米。顿时，黄河像是一条被激怒的巨龙，翻滚着，咆哮着从缺口奔涌而出，巨大的撞击力拍打着堤岸，使掘口两侧的泥沙土块像是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不住地向两侧坍塌、崩溃开来。冲口越来越大，水流越来越急。
第二天，天公震怒，电闪雷鸣。一整天，中原大地暴雨倾盘，如瀑布飞泻，百里内外，一片烟波。黄河水像是被关在宝瓶里数万年的妖魔，一被放出来，则更加凶猛异常，难以控制。中原百里，河道涨满，水势连天。狂风呼啸不己，浊浪铺天盖地。丈余高的溢洪浪头，更像一头无情的野兽，吞人冲屋，荡村毁寨，无所顾忌地肆虐着，发着淫威。巨大的轰鸣声数里可闻。
黄河掘口转眼使中原千里沃野化作人间地狱。从中牟经安徽涡河直至江苏洪泽湖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哭声震天盈野，卒不忍闻。洪水过后，田地成了黄汤，房屋村寨没了踪影。污浊的黄汤上，到处漂浮着家惧什物和泡得胀鼓鼓的死尸。一片片露出水面的高地上，挤满了面黄肌瘦、死里逃生的难民。豫、皖、苏3省呻吟着，哭泣着，咒诅这空前的人间浩劫。据事后统计，黄河掘口使豫、皖、苏3省44个县54000平方公里土地陆沉水底，淹死民众89万之众，1200万民众流离失所，沦为难民。
一个无可奈何的计谋，使中国百姓横遭灾难。军力不如人，蒋介石才行此下策。这是一个弱国、弱军的悲哀。
漫山遍野的洪水给程潜带来一线胜机。
中牟一带，土肥原师团的1个混成联队、卫个炮兵大队和1个骑兵中队约2000人，最先听到了洪水惊天动地般的咆哮声。骑兵中队和10余辆坦克到底腿长些，忙掉头向东南退去。剩下的约1500名步兵、炮兵刚跑出县城不远，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掉头退回县城内。满街的拆门板，调沙包，把县城的四门堵了个严严实实。水是堵住了，可日本人也走不掉了。程潜抓住战机，急令刘和鼎39军向中牟孤敌发起攻击。战至22日，日军被歼数百，淹死近百名，其余乘抢到的船只向韩庄退去。公秉藩的34师乘机收复中牟县城。
尉氏一带，16师团3000余人被汹涌的洪水从梦中惊醒。这些小鬼子在战场上自认有办法，可在这铺天盖地的洪水面前也一时慌了神儿。尉氏的这3000日军在接到草场旅团长的撤退令后，四处搜抢船只、门板、水缸，一切能用的泅渡工具都不放过，人人争先恐后，急于摆脱这令人恐怖的“黄龙”。处在外线的中国军队抓住战机，四面出击。25师，张浏尼的第20师，李英的24师猛攻尉氏，毙敌近千名，收复尉氏。
已挺进到新郑的日军骑兵一部约500人，在后路被断的情况下仍拼死抵抗，中国军队不慌不忙调来重炮，一阵密集的猛轰，将该敌连人带马送上了天。
黄河大水使1战区新挫之余，取得了一次有限的胜利。
随着北方军情的安定，随着长江流域日军“嗵、嗵”脚步声的日益逼近，蒋介石似乎慢慢忘记了黄河决口这一幕。武汉这时似乎更加闷热，闷得人透不过气来。入夜，蒋介石在柔和的灯光下，细细地审阅着成沓成探的文件报告，这时他的全部精力，已放在如何守住武汉上了。
(摘自《国殇》）
本帖于日21时14分被程咬银修改
今天杭州人把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请回中国，是否丧失了骨气？这难道就是与国际接轨？难。。。
文天祥、朱自清、闻一多这些人物一直被中国人奉为“有骨气”。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也高调赞美他们“有骨气”。那么，今天杭州人把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请回中国，是否丧失了骨气？——窃以为，他们不但丧失了骨气，而且还丧失了国格，丧失了做人最起码的尊严，丧失了一个城市应有的独立自强的品格。
过去美国人做不到的事情，今天有些中国人就是喜欢鞍前马后、乐颠颠地去做。今天美国人甚至还不敢开口的事情，我们的人民政府倒是已经攻关到了美利坚的国土上，以鲜花、以礼炮、并且低下不那么高贵的头颅，心甘情愿地做着我们的先人所不齿、不屑、不愿做的种种蠢事。这难道就是与国际接轨？难道就是与时俱进？
与我“比邻而居”的司徒雷登-----傅国涌
2008-11。。。
与我“比邻而居”的司徒雷登-----傅国涌 (点击:45)
17:37:34 发表于焦点房地产网-谈房论市-金地格林小镇论坛
我家的对面就是“司徒雷登故居”，边上还有一个他父母这一辈就开始传教的“天水堂”。上我家来的朋友，常不无惊讶地羡慕我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知道司徒其名大概都是从毛泽东1949年发表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开始的。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对司徒其人其事所知甚少，乃至完全是隔膜的。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他的讲演原文本来有一段关于司徒的，可惜收入教科书时被删节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有着火一样性格的闻一多在“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和“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中间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比较完整的演讲记录稿发表在日的《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九期，并已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司徒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一开篇就说：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
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就是我居住的这条耶稣堂弄，在武林门外，当时还比较荒僻。他父母都是虔诚的牧师，在他出生前的两年定居杭州，那时杭州武林门一带是城市的边缘，不但不像现在这样繁华，而且是个贫民区，周围就是农村，“处于遭受太平天国严重破坏的中心，是杭州市一个最贫穷的地区。就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几幢传教士的住宅。传教士‘住宅’所在的小巷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耶稣弄’”。周围乡村的美丽景色，给他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天水堂”传教（曾被叫做“天汉州桥教堂”，其实是“天水桥”），这里成为司徒儿时的摇篮，也是他成年后踏上传教生涯的第一站。他在这里前后一共生活十四年之久。
他父母除了向城市贫苦阶层和乡下的农民传播福音，还热衷于办学，他父亲办了一所男子中学，母亲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后来成为杭州有名的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前身之一。司徒雷登和弟弟们一起在“耶稣弄”度过的童年时光，在他的记忆里是永远也抹不去的：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风景区，在那里举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夏天，我们在山顶上一座阴湿的古庙里避暑（起初只是在那里搞一些原始的野营，后来这座古庙成了传教士们避暑休息地）。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险意味的。
他幼时在培德学校上学，学校里也有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同他们讲中国话并为他们所喜爱的中国小朋友。“但在放学后，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兄弟几个独自在教会院子里玩。我父亲他们在院内栽了好多棵树”。
他小时候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水果，尤其是为婚礼而精心安排的宴席更让他难忘。当然，新年里吃年饭、看社戏、观灯、坐彩船游西湖……都在他脑海中留下了“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他有时候还会跟着父亲到街头或庙会上去传播福音。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他十一岁那年（1887），他随着休假的父母回到美国。直到1904年冬天，在完成神学院学业之后，二十八岁的司徒雷登带着新婚燕尔的妻子再次回到杭州，踏上了他儿时熟悉的这块土地。尽管离开杭州十八年，他幼年时学到的那点语言几乎全忘光了，但他还是很快适应、学会了杭州话。他说：“这一方言在整个中国是很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他开始在杭州附近的许多乡村传教，为贫苦农民的孩子开办免费的《圣经》学习班，“很快就成了他们的知心人”，“我在杭州及其附近度过的那些岁月是极其宝贵的。当时，我除了同家里人以及偶尔同住在城里的其他一些传教士有所交往之外，同当地人相处得也十分亲密，讲的、听的全是他们的本地话”。1906年2月，他唯一的儿子也在杭州出生。
在1908年2月发表的《传教士与中国人民》一文中，他袒露了自己近三年来在中国传教的感受，在批评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丑恶、不诚实、贪婪和缺乏道德”的弊病后，他也对他们的忍耐力表示赞赏。他认为传教的事业几乎是“创造一个国家”，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也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他应邀到金陵神学院任教，这年夏天起，他告别了杭州。
但杭州传教的三年半，他终生难忘。“我在杭州的那些年间所结交的朋友，主要是布道团的雇员，如传道士和教师。他们忠诚可信，办事稳妥，只是有些阿谀奉承的习气，在下属人员中算是比较好的。……我同教会中的这些成员虽然经常友好交往，互谦互让，但意气相投的并不多。我有时还同农民一道用午餐，他们在稻田里或在桑园里干完一上午的活后，饥肠难熬，一餐要吃五大碗米饭，而我只能吃一碗半。所有这些经历有助于我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偶尔还带来明显的好处”。
他永远忘不了清朝官僚的排场，“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丽的大轿，有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官吏，对我而言，我是决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
让他感到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官吏的夫人是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的基督徒，是曾国藩的女儿，八十三岁那年还造访过燕京大学，回到杭州后，还给司徒雷登送了一幅“书法清秀的对联”。她有十七个孙儿、孙女曾在这所久负盛名的学府学习。谁又能知道，昔日那个在杭州街头独步的美国青年传教士会成为未来的“燕京大学之父”。
1909年，司徒雷登的大弟因猎枪走火意外身亡，埋葬在西湖畔九里松的外国坟山。1913年秋天，他七十三岁的父亲去世，他回杭州奔丧，将父亲安葬在大弟的墓旁。杭州的教友还集资在众安桥建“湖山堂”纪念他“在中国传道凡四十年”的父亲。1925年1月，他八十三岁的老母病故，与他父亲合葬在西湖畔。
司徒一生的事业在中国，他是个传教士、神学教授，更是一位教育家。他成年后的人生可以分为三段，一是传播基督教，从杭州到金陵神学院，前后大约十五年；二是创办燕京大学，从1919年到1946年；三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时不足三年，他以一个失败的大使黯然别了他深爱的第二故土。从此，没能再回来看一眼，看杭州他出生并度过幼小时光的老屋，看他父母在西湖九里松的墓园，看看度过一生最宝贵岁月的未名湖、燕园，看看南京中山陵……他在遗嘱中要求将骨灰安葬在中国，这一心愿至今未了。
司徒在燕京大学的二三十年是燕京的黄金岁月，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达到了生命的巅峰状态，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贡献难以估量，他被誉为“燕园之父”当之无愧。到晚年老病之时，他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看着窗外飘零的落叶，脑子中浮出的仍是燕园未名湖畔一丝丝、一缕缕的绿意，燕京大学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实现了的梦想”。司徒六十岁生日时，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辞说，在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认为他的理想就是把燕京办成一所逐渐由中国人自己资助、管理的中国学府。我有一位做记者的朋友昝爱宗说司徒雷登先生是一个理想的中国大学校长。我是同意这个判断的。司徒对这所大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举其大者：
如果不是他筚路蓝缕、到处奔走筹款，燕京大学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像的。1918年12月当他受命之时，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二十多人，中国籍的两人，而且许多外籍教师压根就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从1919年起他不止十次地到美国募捐，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美国募捐到的大约有二百五十万美金，成为燕京主要的经济来源，同时他还在中国的军阀、政要和社会名流之间募捐。随着时局的变化，1934年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给燕京拨款六万元，而且从“庚子赔款”的退款中每年再增拨一万五千元。燕京成为当时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二十所私立大学之一。不过，即使国民政府拨款加上中国各界的捐款，也只是占燕京每年经费来源的十分之一。
燕京之所以成为当年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固然离不开司徒雷登长袖善舞的募捐本事，更重要的是他确立的办学方向，一开始就摆脱了教会大学狭隘的宗教范畴，使燕京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他请的教授只要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学术流派。他力图要把它办成经得起任何考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所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的真理，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无非就是给每个学生以选择的自由。
1933年的燕京大学汇集了教育家陆志韦、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邓之诚、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文学系更是人才济济，有周作人、朱自清、林庚、顾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
黄卓是燕园有名的左倾教授，他在经济系开有“社会主义”课，大部分时间都是讲《资本论》。有一次他问：“看过《资本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他摇头叹息：“《资本论》都没有看过，主修什么经济系！”这一来，学生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司徒说：“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独立报人俞颂华1947年在评价长期担任燕京哲学系教授的张东荪时说过：“他在燕大讲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不仅在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他可放言高论，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即使不为一部分人所谅解，但校长不但不加限制，且予以保障。”
“中国化”是燕京始终如一的办学目标，但并不排斥“国际化”。校园里不是宗教的而是世界主义的氛围，与世界许多大学有交换教师、学生的制度，尊重不同的文化，各取所长，融会中西，形成了司徒所说的“燕大精神”。燕京实行了男女同校授课，每个学生都能体会到当年燕京求学生活的温馨气息：燕京大学的校园曾经是那么的美，黄沙地曾经遍种花生。当秋天开学时，花生熟了，一些女生会挖些花生，用洗脸盆盛来煮熟，围成一团，快乐地剥花生吃。那种说不出的余香数十年后都还残留在某些女生的齿颊。
从学科的建立与健全，无不显示了司徒主持下的燕京传承与创新的能力。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就是1922年在这里诞生的，培养了一代社会学专业人才。新闻系也令举国瞩目，1945年9月在密苏里号军舰日本投降仪式现场的三个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朱启平那篇通讯《落日》已成了传世之作。司徒曾说：“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
当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沦陷，选择留下的燕京成了北中国的自由“孤岛”，成为华北地下抗日运动的坚强堡垒。即使有张东荪、陆志韦、夏仁德、林迈可这些教授，如果没有司徒在背后的有力支持，燕园这个堡垒也不可能支撑四年之久，他们为抗日后方输送人才和急需的战时物资。日本宪兵要进校园搜查，被他以美国“治外法权”的理由断然拒绝；燕京学生在校外被捕，他总是伸手救助，决不坐视。一句话决不向日本的刺刀屈服。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包括他和洪业、张东荪等教授，还有学生三十多人被捕。在身陷囚牢的三年八个月中，他也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显示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凛然风骨，他因此而赢得了中国和世界的普遍敬重，声望如日中天。
“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司徒和几个同事将《圣经》中的这两句话熔铸在一起，确立为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他认识到学生毕竟是学校的主体。这一校训影响极深远，成为衡量每一个学生的尺度，造就了几代学子。
大约六七年前，两位相见恨晚的老人一开始书信往来，交流思想，就谈及了各自母校的校训。日，1940年考入燕京的李慎之先生写信说：“你引哈佛大学的校训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1938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师从王淦昌、束星北等，长期研究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史，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许良英先生对概念、逻辑尤其敏感，他在3月6日的回信中说：“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前半句我能理解，后半句我不理解，‘自由’与‘服务’有什么关系呢？望解释一下。我的母校浙江大学（我是1942年毕业，当时在贵州）的校训也与真理有关。只有两个字：‘求是’。”3月11日李慎之回信：“‘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是相连贯的。你明白必须有自由才能得真理，但是得了真理不（仅）是要服务于人类，比如科学家宣扬真理，也是一种服务的方式。”
这些校训所蕴涵的精神已熔铸在学生的生命中。即使相隔多少年后，燕大学子唱起燕京的校歌：“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仍然禁不住会哽咽。这就是一所成功大学的精神魅力，是教育播下的种子。
1947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南京举行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举行露天酒会招待各国代表，见到从杭州来的阮毅成（时任浙江省民政厅长，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他说：“我双亲的坟，均葬在杭州，不久要去扫墓，请先代我查看一下现状，如需要修理，我会负担费用。”不久，他到杭州扫墓，当地政要及社会各界给予了空前的欢迎，有数十个社会团体、学校派代表到机场迎接、献花、赠致敬书。他先到西湖九里松扫墓凭吊、献花圈，看守坟场的老人告诉他，自己已看了十几年的坟场。杭州沦陷时，日本人曾在这里养马，地上有些小洞，就是马蹄的痕迹。
接着，他到耶稣堂弄的故居看了看，附近小学的数百名学生手持彩旗欢呼，昔日的朋友邻居聚在门口相迎。年愈古稀的他走进他诞生的那个老屋，在熟悉的院子里和当年的同伴笑叙儿时的情景。这是他最后一次重回故居，这个幼时觉得很大的院子此时却感到又陌生又熟悉，“在我成年后再回到那里，想起童年时代所记得的宽敞而又充满神秘的庭院时，那儿似乎显得狭小而又不起眼了”。然后，他又到“湖山堂”做了礼拜。
在杭州各界于大华饭店举行盛大的欢迎聚餐会上，他激动地指着周围的标语说，称杭州是他的第二故乡写得最恰当，回忆幼时在杭州西湖各处“耍子”（游玩），龙井、虎跑、天竺、灵隐都去，爬南北高峰、城隍山、玉皇山。这次重回杭州，看到西湖和钱江大桥，倍感愉快。他在杭州生养长大，来杭即是回家乡。杭州的丝、茶、绸缎、扇子、剪刀等都驰名中外，希望朝着工业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其他事业也力求发达。
他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时不时夹几句杭州话。杭州各民众团体、特别是商会送了他很多土特产。之江大学、燕京大学的校友邀请他坐船游览西湖，他遥指着雷峰塔的方向说，自己儿时“耍子”过的雷峰塔，可惜现在已看不到“雷峰夕照”了。最后一幕是授予司徒雷登为“杭州市荣誉市民”的仪式，在基督教青年会，杭州市长周象贤将证书及一把纯金制作的市钥匙郑重地交给他。他说，自己是个普通的杭州佬，给他“荣誉市民”称号，感觉格外的光荣高兴。明天就要返回南京，乘此机会向乡亲们告别。此行令他十分感慨，他在回忆录中说：
值此时势艰难之际，杭州市长邀请我到我的出生地杭州市作了访问。那是一段饶有兴味和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受到了官方的接待。他们按惯例设宴招待了我。更有甚者，政府、市民和教育机构，以及许多老朋友都给我以热忱的欢迎。我并不把这些看作是对我个人的恭维，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对美国人民的深厚真挚的情谊。我相信，这种友谊不会因中美官方关系之间有一段误解和疏远而遭到破坏。访问结束时，杭州市长授予我以该市荣誉市民称号，使我深为感动。
当1949年来临时，国民党败局已定，身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早就打算在四月初到杭州去过清明节”，但在启程前一两天，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到了破裂的边缘，共产党人向李宗仁提出了类似最后通牒的要求，五天内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就将打过长江。局势急转直下，司徒中断了杭州之行，从此与他的出生的城市竟成永别。８月，司徒最后告别了他热爱的中国。1962年谢世前，他完成了《对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其中多处深情地回忆起了他在杭州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当然他更忘不了亲手缔造的燕京大学，那是他“实现了的梦想”。
1940年考入燕京的李慎之。。。
“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司徒和几个同事将《圣经》中的这两句话熔铸在一起，确立为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本帖于日23时11分被程咬银修改
本帖于日23时23分被程咬银修改
本帖于日15时28分被程咬银修改
> 毛泽东与司徒雷登
后您才能在本论坛发布信息！
热点楼盘论坛
热门楼盘推荐
社区热点社会星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