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散工们在街头等待雇主靠当天结算的工钱活在城市中 生存在昆明生活在别处_新浪新闻
清晨，散工们在街头等待雇主靠当天结算的工钱活在城市中 生存在昆明生活在别处
这对夫妻30岁左右，妻子很豁达，但丈夫面对镜头太羞涩
“老板”来招工了，工人们一拥而上
等活儿时打扑克，小赌怡情
“甲壳城市”小区附近的立交桥上，每天早上都会自发形成“马路劳务市场”■ 本版图片 都市时报实习记者 曲憧 柯安东
清晨，路灯还未熄灭，等活儿的人已经在路边上守候了
　　■ 都市时报记者 陶琪
　　实习记者 杨秋月 曲憧
　　散工，一群打零工的体力劳动者。他们没有高学历，也缺少扎实的技术功底。为了生活，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聚集在城市边缘的各个角落。他们的居住地旁边，会自发形成大小不一的马路劳务市场。
　　散工，是一座城市的建设者，也是这座城市的造梦者之一。他们憧憬着能在城市里实现自己的梦想，或是回乡改善生活，或是成为城市的一员。为了这些梦想，这群人孤独地守在城市边缘，在艰苦的条件下生活、工作，博运气，获得廉价的快乐，规划每一分钱的用途，规划自己和家庭的未来。
　　散工，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是像“候鸟”一般的存在。城市里没有建立统一、规范、有序的散工管理、服务体系，任凭他们四处奔波，自谋出路。但无论是走是留，他们很清楚，只有在城里，才有希望。
　　早市从凌晨开始
　　马路劳务市场的“开业时间”在早上6点至8点之间。9点前还没找到活干，就意味着这一天赋闲了。
　　凌晨5点半，天色未明。马玉群叫醒丈夫唐健，自己先起了床。打开房门，她拿起毛巾漱具，走出窄小的房间，弯腰站在公用的水龙头旁洗漱。筒子楼式的出租房内一片寂静，马玉群打水、生火，往沸水里放下一扎面条――这是她和丈夫常吃的早饭。
　　夫妻俩的动作很快，起床半个小时后，两人就洗漱吃喝完毕。马玉群轻轻地关上房门，侧坐在唐健的自行车后座上，双手拽住丈夫的衣角，朝着2公里外的目的地前行。
　　“甲壳城市”小区旁，一条穿越铁轨的公路隧道上方，陆续出现了几个和唐健夫妇一样穿着朴实的中年人。他们骑着电动车或自行车，有的带着锹铲，有的戴着安全帽，在路边停步，蹲坐在人行道上。几个妇女与男人们保持一段距离站着，小声地交谈。
　　此时，街头路灯还亮，店门未开，空旷的路面上没有行人。远处清洁工的扫地声传来，由远及近。
　　在这群人的注视下，唐健夫妇的自行车缓缓驶来。马玉群抬头瞄了一眼蹲坐的人群里是否有相识的面孔，找了个没人的位置，靠着路边的花圃蹲下。根据唐健的经验，在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里，这里会聚集至少二三十个人。
　　看到有车缓速靠近，这群人就会围上前去。“要工不，老板？”“老板，要水工还是泥工？”他们习惯把来招工的人叫做“老板”，这群早起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散工。
　　4个月前，唐健在四川老乡的指引下来到昆明，来到这个靠近商品楼和主干道的散工聚集地谋生。在这个被称为“散工市场”的地方，经常可以看见来自重庆、四川、贵州、广西和云南各州市的人，操着不同的方言，向陌生的面孔毛遂自荐。
　　这个市场已经存在了好几年，没人能说清这个市场是由哪些人组建的，他们现在又去了哪里。只知道，这里渐渐有了名气，周围的人要找工，不论是砌墙、气焊、搬砖还是装水电，都会来这里看看。有时周围的工地上缺人手，头戴安全帽的包工头也会出现在市场里，大声吆喝：“有没有人会做的？来两个！”
　　这里的招工只在清晨时分，这座城市还未睡醒的时候。6点至8点之间，来招工的人最多。看见前面停下一辆小面包车，散工们立即围了上去，但车里的人连脑袋都没有探出来。
　　“搬砖上楼，80块一天。”“上几楼？有多少砖？”围上前的散工们开始讨价还价。最终只有一个人上了车，车里人没有多问，关门就走。
　　“他是几天没做工了吧，80块也去？”众人回到之前的位置蹲下，一个人玩笑似的说道。
　　时间渐渐流逝，来招工的人越来越少，没接到活儿的人们懒散地蹲坐在路边。有人掏出扑克牌，招呼相熟的人过来打两圈，赌点小钱。更多的人只是在一旁看着玩牌的人，或者望着不远处的遛狗者发呆。偶有晨练女孩从眼前跑过时，几个男人会同时抬起头，目送女孩跑远，然后对她的紧身运动衣裤评头论足。
　　8点后，一些人开始起身回家。“如果在9点前还没有找到工，你就不用再等了，今天不会有人来了。”“散工”王庆生说，这时人们可以回到租住的房子里补觉，或者想想接下来的一天要怎么打发。
　　当最后几个人骑车离开，市场下方的隧道里已是人来车往，远处的十字路口开始排起等待红灯的车龙。这座没有招牌和柜台的市场，在开放了不到3个小时后，打烊了。
　　“自由”的工作
　　相对自由，做完活就拿钱，是散工们青睐这种工作方式的原因。不过，收入不稳定也是困扰他们的因素。
　　在昆明，“甲壳城市”的散工市场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散工聚集地。从小西门到小菜园，从波罗村到南坝，散工聚集的马路市场四处发芽。
　　营业时间最长的散工市场在南坝，毗邻南坝人力资源市场。这里旺盛的人气给了散工们更多的“寻租”劳动力的时间，但他们似乎有意与其他应聘者保持距离。一片嘈杂的吆喝中，散工们通常站在远离职业介绍所招工牌的位置，静待雇主上门。有时他们会走进人力资源市场――不为找份稳定的长期工作，只是寻个宽阔点的座位，打个盹。
　　“做长工（指签合同的稳定工作）有什么好的？会上当被骗，还会被拖欠工资，辛苦活儿都白干了！”来自宣威的朱培兴颇有怨气。
　　5年前，曾有一份每天200元工资的砖厂工作摆在朱培兴的眼前，如此“高薪”的就业机会让他倍感珍惜，只身一人跟着招工者上了路。在一个他不认识的偏远地方，朱培兴和其他工人被搜去了随身物品，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他们遭到严加看管，每天做工十多个小时，只有两顿饭，没有工资。
　　“没钱不算，能捡回条命来就不错了！”他最终还是逃了出来，从此再也不相信各种招聘信息，只肯接做完就给钱的“散活儿”。
　　市场上的散工们大多都遭遇过做“长工”被拖欠工资的情况。一纸合同或者一句口头约定，未能为他们维护应有的权益。在城市边缘谋生的丰富经验告诫他们，相比不稳定的收入来源，劳无所获带来的伤害更严重。
　　“我们刚来昆明不久，不熟，找工作怕被骗。”唐健说，来昆明以前，他先后辗转深圳、重庆等地的工厂，有着相对稳定的工作。2012年初，工厂遭遇大火，失业的他一时找不到工作，南下昆明找做散工的老乡，加入了散工的队伍。
　　“在昆明，做散工的工资不比‘固定工’低，做得好还要高一些，而且不拖欠工资。关键是很自由，想做就做，想歇就歇，不开心就可以不做，不用看人脸色。”
　　因为能做些技术活儿，唐健的工资标准是“师傅”级别，每天100到150元，马玉群则是“小工”级别，每天只有80元上下。稳定的时候，一个月下来，夫妻俩的总收入在4000元左右。
　　“像我这样没读过书，年纪又大的女人，自己不会做，只能跟着师傅的，工厂都不要。还是做散工好，赚一点是一点。”马玉群说。
　　不过，散工最大的劣势是不稳定，有时很忙，有时几天找不到事做。朱培兴说，自己已经好几天没接到活儿了，有的“老板”招的活儿他不会干，有的价钱谈不拢。每天中午在外吃盖饭，要10元一份。“只花没赚，烟也舍不得抽了。”
　　唐健的境况要好一些，他接活儿的范围比较广。几天前，他被人叫去做电焊，火花迸在脸和脖子上，烫脱了皮肤，结起一块块斑点状的血痂。“如果是在工厂里（当工人），做这些事单位都要有防护措施的，做散工就没有，不做准备就会被烫伤，只有自己去处理。”
　　“要是伤重了，药费还要自己担，‘老板’只给工钱，什么医保、社保，我们都没有。”他想了想，补充道。
　　进城、攒钱、盖房子
　　“来昆明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如果不是为了赚钱，我不会出来。”
　　因为工地上的施工进度较快，新图纸还没下发，闲来无事的马琼兰又一次到散工市场上“赚外快”。这名来自楚雄的中年妇女用一顶紫色花纹的大檐帽、一件白紫相间的长袖格子衬衫，把自己和其他散工区分开来。
　　“我女儿都二十三四岁了，在一家妇产医院做助产，住在医院的学生宿舍。丈夫在外跑车，挣钱比我们轻松，收入还算不错。”即便这样，马琼兰一有空闲还是会赶早去散工市场。“来昆明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在老家收入太少，存不下钱来。”
　　几乎每一个散工心里都揣着一本账。每个月的辛苦所得，要么寄给留在农村的家人，要么自己攒起来。
　　来昆明后的第3个月，唐健夫妇向家里寄出了第一笔钱――3000元。“家里有3个老人，还有个8岁的女儿，都等着钱花啊！”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两口子刚来昆明，花销有点大，活儿也不熟，不然肯定能寄更多。
　　唐健在四川广元的一个农村长大，他说，自己的家乡山清水秀，风景怡人，只是种植廉价的农作物无法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如果不是为了赚钱，我不会出来。”
　　这个男人在昆明最快乐的经历，是一天就赚了200元――帮人安装水管。每每谈及此事，他总抑制不住笑容，一旁的女人提醒他：“乐什么？也只做了那一天而已。”
　　马玉群时常会跟丈夫抱怨昆明的高物价。为了省钱，夫妻俩的早餐和晚饭就在家里吃，但中饭必须在外解决。“两个人一顿饭要花二三十块，太贵了，这个钱都可以在广州吃一顿了，但昆明的收入比广州低，找活儿也没广州容易。”
　　和大多数散工一样，唐健希望能赚一笔大钱，“最少要能回老家盖栋大屋，一家人住新房，我就不出来了，在村里养老。”在此之前，他不得不告别家中的孩子和父母，在陌生的城市来回闯荡。
　　现实的情况是，家中老人身体每况愈下，“带不动孩子了”，多次要求马玉群回家照顾。矛盾之处在于，归巢的女人似乎能解决家庭问题，但也意味着全家收入减少，留在城里的男人将背上更重的养家负担，盖房梦想只会遥不可及。
　　几个月前，因为缺钱，唐健19岁的儿子离开了高三年级，放弃了参加高考的机会，远赴广东自求温饱。
　　“去之前，我给他的要求是，不要先急着选择自己的道路，先熬一年，吃点苦，再看看自己适合做什么。要学有用的技术，离开广东也能找到饭吃的技术。”说出这句话时，唐健的儿子已经明白，今后已无考大学的可能。
　　“我的儿子很老实、内向，他的成绩也不差，不是那种读不进书的人。”这位父亲背身躲过妻子的视线，低声说，“我觉得是我对不起孩子，真对不起！”
　　没有朋友，无处娱乐
　　租住在同一栋楼里的散工们很少有交集。在昆明，他们认识的人只是老乡。
　　马街，一条距离散工市场不远的街道，因为有相对廉价的房子出租，这里成为了外来者们的聚居地。
　　唐健夫妇住在这里，王庆生住在这里，马琼兰一家三口也住在这里。虽然都在一个市场上找活儿干，但口音不同的他们彼此并不熟悉，也不来往。
　　“在这里，我们认识的人不超过10个，全是老乡，没有朋友。”马玉群说。
　　交不到朋友，老乡也难以交心。一个多月前，唐健被老乡“请”去帮忙加夜班，从下午6点忙到第二天早上8点半。14个半小时，他预计收入至少是200元，但老乡只给了他90元。
　　“第二天回家睡了一整天，没出去找活儿干，白浪费了一天。才90块钱，还没白天做一天赚得多，人又搞得辛苦。”唐健之后再也没接过这个老乡的活儿。
　　唐健租住的房子非常便宜，每月300元，沿着走廊过道，一字排开一溜10平方米大的房间。房间里除了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没有其他多余的物件，一张不大的双人床就占据了小半个房间的面积。
　　散工们的住房大多如此。他们挤在若干个狭小的空间里，共用洗漱池和厕所。大多数出租房都没有洗浴室，连公用的也没有。妇女们只能用脸盆、水桶打好水，关门拉上窗帘，在房间里擦身。
　　虽然每天进出碰面，但租住在一栋楼里的人很少有交集。直到隔壁一户人搬走，马玉群也叫不出对方的名字。“只知道是云南本地人，有时候也去做散工。一个男人带着三个孩子，蛮辛苦的。”
　　没有朋友，也无处娱乐。为了省钱，马玉群从不逛街。闲下来时，她和唐健喜欢看电视，看各种电视剧。房内没有电视，她会到楼下的几家小卖部“蹭”电视看。“小卖部老板是本地人，我不熟，每次只能看十多分钟，不被别人赶的话，第二天就可以再来看。”
　　40多岁的王庆生则是靠读小说打发时间，武侠、言情、官场，题材不限。没事做时，一天就可以读完一整本小说，不出门，“出门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谁好。”
　　在昆明居住了三四年，王庆生还是会想念自己的家乡重庆。对于这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而言，家乡既美好又伤感。多年前，他的孩子意外溺水身亡，妻子和他离了婚，此后他四处漂泊，再也没回去过。“我回不去了。”他说。
　　王庆生很爱跟旁人摆龙门阵，自顾自说：“我觉得我们那边风景比这边好，像街道上的黄桷树把路全部都遮完了。黄桷树，最多黄桷树……我们家屋前面就有一条河，山上全是大树，兰竹、平竹……”围观的人哄笑着散去，没人留意他的话。
　　在他们当中，马琼兰的生活条件最好。“都是出来打工的，都不容易。”她现在能和散工市场的一些妇女说上话，但关系仅限于此。“市场上有的人今天来了，明天就看不到了。有可能有工做，有可能就离开了，再也不回来。”
　　前两天，马琼兰的女儿好不容易有十天的休假，她非要拉着女儿跟她一起到市场上看看。“她就是不去。”马琼兰笑着说，女儿更愿意跟医院里的城里人打交道。
　　在城里才有希望
　　或是留在城里，或是衣锦还乡。虽然目标不同，但他们都得在城里努力工作、挣钱。
　　穿着一件白色的仿NIKE上衣、脚踏皮鞋的张兴能已经告别散工市场一段时间了。几年前，他还和妻子一同在波罗村散工市场觅活儿，由于有些“老板”爱招夫妻工，两人的收入还算稳定。几年下来，攒了几万块钱的他们投资了一家招待所，做起了小生意。
　　张兴能的儿子今年高考，距离二本分数线差10分，上三本学费又太贵。“孩子想复读，那我就要支持嘛。”他掰起指头算：复读的开销包括800元报名费、6000元学费，还有每月的生活费。眼看着要开学了，儿子又提出想自己一个人在校外租房子住，便于安心复习。
　　他咬咬牙，留老婆照看招待所，自己又回到了散工市场，为了每天能多收入百八十元。“我儿子体质差，平时要多给他些生活费。身体不好学习又辛苦，我们都希望他能好好的。”他憧憬着儿子大学毕业，在城里成家立业，一家三口就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朱培兴的女儿已参加工作，妻子做清洁工，一家人的生活与城市工薪阶层几无二致。他的儿子也在城里学习，毕业之后，儿子将成为这家人实现目标――在昆明生活的最大希望。
　　“城里好哇！谁不想留在城里呢？”打算攒钱回村盖房子的唐健，说起城里的好处，头头是道，“城里看病很方便，城里的马路干净，城里的教育好、学校好，老师也好，在城里读书，小孩将来才有出息……”
　　不过，唐健却在为自己留在昆明的日子倒计时。“昆明的收入偏低，而且机会少，攒不下钱来。”他需要去一个能存下足够多钱的城市，一个能助他实现“回村盖房”目标的城市。
　　马琼兰对立足之地有着更高的目标。如果丈夫和女儿能改掉花钱手脚大的毛病，她有把握攒下足够多的钱，在昆明市郊买一套商品房。未来，她的女儿或许会嫁给城里人，结婚生子。
　　“（在这里）可以听到同样的故事：搬迁过来，努力奋斗，供养家庭，认真储蓄，规划未来，仔细盘算自己的每一步。”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里写道，他们都不想再当农民。
　　无论是走是留，散工们很清楚，只有在城里，他们才有希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丽江：生活在别处 我思念的天堂(图)_新浪旅游_新浪网
丽江：生活在别处 我思念的天堂(图)
　　传说汉武帝做了一个梦，就派人寻到了七彩云南；我怀揣着一个梦，飞到丽江以求圆满。
　　飞行前一天，msn的签名已经改成“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 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4年前在工体馆听许巍演唱会的时候，听到这句歌词，这番景象就是时常在我的梦里出现。
　　飞机一路向西南方向行驶，我手中捧着在首都机场买的《云南旅行攻略》，想利用3个余钟头的飞行，计划着此行5天要去哪些地方。这样仓促而缺乏准备的旅行，不够专业且有点冒险，但我要说我确实需要这样一个旅行，便一定会有人理解我的心情。
　　将书翻看了一遍，一个不算主意的主意便产生了――就在丽江古城小住5天也好。
　　生活在别处，哪怕只有5天。
　　(一)古城
　　对丽江古城所有的幻想来自《好想好想谈恋爱》，四个渴望真感情的都市女人在过尽千帆后不约而同地飞向了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石板路，有阳光，有洒满金色阳光的石板路；那个地方有小桥，有流水，绿色的水草在小桥下流水中漫舞；那个地方有鲜花，有柔和的四季，有在四季开不败的鲜花；那个地方有客栈，有院落，有带着可以喝茶聊天的院落的客栈；那里还有一扇窗，推开窗，我可以看见想看见却不曾看见的风景，遇到我盼望已久却一直未曾谋面的人。
　　每天都会在古城迷路，我却把索取一份地图的任务留在了离开的那天，我把所有我将穿行的街道视作所有缘分的见证――如果和一条街没有缘分，即便按图索骥，也不一定能够看到风景。至少我这么想。
　　古城很古老，古城很小资。古城里内容丰富，有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酒吧、客栈、商铺、名人故居，还有在建的图书馆、戒备不算森严的消防局、在周末安静的小学。这里的银行古典精致，木质的门匾上附有银行的东巴文翻译；这里的餐馆满室闲情，能欣赏桌上的鲜花还可以边吃饭边喂狗；这里的人们慵懒自在，过了10点再将门板一块块拆下开张做生意，并且一边看店一边用笔记本享受覆盖全城的无线网络；这里的人视钱为过眼云烟，在晚上7点点菜就会遇到售罄的情况，而且老板会告诉你――没有啦，不做啦――用我常说的话就是：这钱老子不挣了。很好。我很欣赏。
　　我曾在古城走了一整天，从阳光满街走到夜幕初降。腿已断，心猖狂。7点回到客栈，还在琢磨去街口的篝火旁和纳西女人们一起跳舞。但很快，疲劳与饥饿来袭，孤独竟然也趁机而入。拿起电话，没有可以抒情的人，自己找饭去。
　　一个人很容易吃饱，打发醒着的时间便是一个问题。头一天被一个黑导在拉市海夯了几百块，对于去景点游览便失去了兴趣。但事实上，明天也许还会遇到同样的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的问题。此时路过一家“阿拉丁纯玩旅游”，在北京出发之前有朋友推荐过。看看？那就进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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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生活在别处》写实艺术家生存现状
　　中新网1月18日电 《生活在别处》是著名导演张扬的最新力作，以平实动人的手法记录大理的生活图景，著名艺术家叶永青、台湾知名画家韩湘宁、舞蹈家杨丽萍、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等众多名人均在影片中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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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别处》今登陆优酷，全片延续张扬擅长的叙事笔调和拍摄风格，没有特技的渲染、没有华丽的演出，只是忠实地记录和还原一群真实的人，一段在大理平淡却不平凡的生活。但张扬导演还表示片子比较短略有遗憾：“按我的概念特别希望做很长的纪录片，真正表现大理生活。”
(责编： s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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