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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民燃蜡烛哀悼五位消防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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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京公网安备:-1] [] 总机：86-10-哈尔滨追悼在“1?2”火灾中牺牲的五位消防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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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广网北京1月9日消息（记者迟嵩 哈尔滨台记者崔恩泽 姜凯旋）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哈尔滨昨天举行追悼会，深切悼念在“1?2”火灾中牺牲的五位消防战士。成千上万名市民顶着零下二十多度严寒，自发为烈士送行。
　　早上6点30分，5台灵柩车从西华苑驶出，沿途街道聚集了自发前来为烈士送行的市民，他们有的打出“向消防烈士致敬”、“英雄一路走好”的条幅，有的脱帽向烈士致敬：“他们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我想对他们的妈妈说，多保重。”“一定要来看看，送送哥哥们最后一程。”
　　早上9点，追悼会正式开始。在哈尔滨市天河园殡仪馆观天厅内，摆满了烈士遗属、烈士生前友好、素未谋面的群众等社会各界送来的花圈。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小溪：“5位战士献身使命，用青春和生命给了站在生死之间的人民群众开始了新的希望。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冰城消防铁军的崇高荣誉。他们不仅是家乡人民的骄傲，更是冰城百姓的榜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新闻热线，拨打热线电话即可将您手中的新闻线索第一时间反馈。我们将第一时间派出 记者调查事件、报道事实、揭开真相。）
编辑：李逢静作者：上海美专高才生文艺巨星陨大丰——纪念被日寇杀害的新四军杰出文艺战士、剧作家、《黄桥烧饼歌》词作者
上海美专高才生
文艺巨星陨大丰
——纪念被日寇杀害的新四军杰出文艺战士、
剧作家、《黄桥烧饼歌》词作者李增援烈士
编者按：西团镇长眠着一位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中国抗日史上的文化名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剧团团长李增援，然而许多人却不知道。经过党史工作者的追踪调查，烈士得以含笑九泉。在国家首个法定清明节之际，我们郑重向全镇人民介绍李增援烈士，以期纪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名人、戏剧家。
&图1：李增援烈士在南京戏剧专科学校读书时照片。
图2：烈士家乡山东莱芜市寨里镇党政领导凭吊李增援烈士。
图3：李增援烈士墓。
图4：山东莱芜市寨里镇与江苏大丰市西团镇部分领导在以烈士字号命名的增园前留影。
图5：寨里镇与西团镇结为友好乡镇。
图6：西团镇中小学生清明时节凭吊烈士英灵。
图7：以隐士字号命名的“增园”碑石。
图8：增园记碑文。
图9：李增援烈士的侄孙李刚（左）、发现和寻找李增援烈士史料作出巨大贡献的党史工作者陈海云（中）与作者吴耀庭（右）在一起。
揭开了那段尘封的历史，终于找到了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烈士，这位烈士就是在当代中国抗战史上略逊于聂耳、冼星海等音乐名人的新四军杰出的文艺明星李增援。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深情地怀念在苏北大丰市西团镇丧生日寇之手的新四军杰出的文艺战士、《黄桥烧饼歌》和《大红灯》《勇敢队》等歌词的作者李增援烈士和他的战友们。在和平发展的今天，在保持先进性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借此文把烈士的光辉事迹传知后人，以继承烈士遗志，发扬烈士精神，这也是当今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义务。
巨星陨落西团镇&&&
烈士榜上却无名
在如今，说起李增援烈士，可能知道的人也并不是很多。但提起在苏北、苏中地区和新四军中流行多年的《黄桥烧饼歌》、《勇敢队》、《大红灯》等革命歌曲，当年的那些革命老战士乃至现在五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恐怕没有几个不知道的。然而，有谁想到，李增援就是《黄桥烧饼歌》的歌词作者！又有谁想到，李增援这个新四军杰出的文艺战士，竟然被日寇杀害在苏北大丰市的西团镇上龙王庙附近。烈士的遗骨在前几年还掩埋在镇东东团村的革命烈士公墓后被统一安葬在大龙烈士陵园里。更使人想象不到的是，由于抗日战争的残酷性，这段悲壮的历史竟然被整整尘封了五十多年。直至1986年，大丰市党史办主任陈海云同志几经曲折，方才揭开了这段历史的尘埃，从尘封的记忆里，找到了烈士牺牲的线索。1987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向李增援烈士的家人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当地政府和李增援烈士的家人还专程从山东到苏北西团镇东团村烈士墓祭奠了李增援烈士。1999年，在建国五十周年前夕，烈士家乡《莱芜日报》派记者苏文、唐文芳来到李增援烈士战斗过的地方——大丰市西团镇进行追踪采访报道，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这才再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
到现在，这位闻名遐迩的《黄桥烧饼歌》的歌词作者、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副组长李增援，牺牲已经65个春秋了。然而，在1994年4月中共大丰市西团镇委员会编辑出版《山海烽火》一书之前，他长眠的大丰市西团镇基本是无人知晓；烈士家乡山东莱芜的英名录上，也没有他的英名。几十年来，他的家人为了寻找他的下落，四处打听，到处寻觅，解放初期曾登过报，前些年又请人去台湾查询，可一直都杳无音信，烈士的父母在文革期间被怀疑为他们的儿子上台湾投敌了，而被活活用碾子压死，其状惨烈，其情可悲，令人扼腕长叹。
1941年2月，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司令李长江叛变投敌当了汉奸，粟裕司令奉新四军军部命令率部讨伐李长江。为防止敌人偷袭我军后方机关，一师卫生部及其医院及印刷厂等单位由东台紧急转移到苏北大丰市西团镇（当时叫台北县西团镇）。重伤员安置在西团集镇西北部的龙王庙里。轻伤员安置在东团的董家祠堂里。这批轻伤员中，就有名闻遐迩的《黄桥烧饼歌》的词作者、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副组长李增援同志和战地服务团民运队长唐克等同志。
当时西团镇北的龙王庙，东怡书院，西近盐场场署，袖前是屏式的明壁墙，大门楼上是西团最后的戏楼，楼身不高，看戏不要仰头。院落不小，东有厢房，中间中观音堂，也是僧房，西边是院墙，没有房屋，过去是盐场场官和宫眷坐在场内就可隔墙看戏，戏楼建筑精美，飞檐翘角，画梁雕栋，彩色油漆，金碧辉煌，楼板墙上是清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笔力苍劲的竹石，原来隔壁是官衙，寓意为官者必须洁廉如竹，志坚为石，天画板上画的是白鹤翱翔，从台下看去象真鹤，凌空飞舞，不知出于何人手笔。前殿供于龙王塑像，横匾写着“海不扬波”四个大金字，后殿是供东海龙王。横匾写着“河清海晏”的红底黑字，前后相通，中间隔着四方天井，两边有走廊，与前殿相连，从前殿东侧，有七便门进内，是一个不大的院落，南边是客堂，北边是正房，当时为缉私营驻军驻用，这里除龙王庙外，平时无人问津。龙王庙较为宽大，房舍较多，条件也好，这里曾设“接官亭”，古时候盐场“场大使”（相当于县令的官员）就驻节在龙王庙。由于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把新四军的后勤机关转移到这里是非常妥当的。
日夜新四军一师医院印刷厂等到后勤机关刚刚转移到西团镇落脚不久，2月21日（第二天）就遭到日军的偷袭，三只汽艇从兴化方向过来对西团镇进行了偷袭。当时的目击者、后来是李增援等烈士遗体埋葬者之一的现西团镇退休老干部董尔钧老先生告诉人们：驻东团董家祠堂的轻伤员中的李增援、唐克等同志仅持有手枪和少数手弹，为掩护驻龙王庙的重伤员撤退，他们主动向敌人开枪，吸引敌人的火力和注意力。日寇听到东边的枪声后，立即包围上来，李增援、唐克等同志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并把日寇向西团东北的千墩牌（西团中学东北）方向吸引，终因寡不敌众，在子弹打光后，李增援、唐克等五名同志全部壮烈牺牲。当时，地方上干群谁也不知道这五位烈士的名字，将他们安葬在西团乐郊的乱坟场。1958年平坟，干群又将这五位烈士的遗骨装在五个罐子里，迁葬东团烈士公墓。每年清明节，络绎不绝的少先队员、青年学生、干部群众前来祭扫吊唁，以继承烈士遗志，李增援就是这牺牲五名烈士中的一个，他当时牺牲时年仅29岁，是因为患肺结核心吐血而到一师医院就医的伤病员。
由于他们的及时掩护，龙王庙的重伤员和其他伤员在西团镇当地干部群众的救护下得以安全转移。1915年4月出生的当地群众西团村三组村民刘雨林，1924年8月出生的西团三组村民陈广林等人，他们都是当时参加救护新四军伤员的群众之一。刘雨林回忆说，当时有100多名一瘸一拐的伤员，在两支长枪一支短枪的掩护下转移，从龙王庙住处向东北方向向牛湾河中的接应船只，刘雨林见一些重伤员艰难的爬行，在这危急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一口气驮了5名伤员上船，每次行走约200余米，使他们脱离了危险，驮完伤员后，他累得再也走不动了。陈广林回忆说，日夜，新四军一师卫生部及后方医院、枪械所，从东台转移至西团后，重伤员住在龙王庙。当时，年仅17岁的陈广林在新四军到达西团的当晚，和邻居陈国喜、沙竹青一起提着马灯，将七八条船上的数十名新四军伤病员抬至龙王庙正殿。第二天，从兴化东犯的日寇经白驹偷袭西团。一听到枪声，陈广林便立即通知睡在他家的苏北实业保安挺进团连长吕铮（吕铮，字少南，曾著小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后拍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赶快离开西团，并送他过了河，使吕铮脱离了危险。陈广林送走吕铮后，新四军伤员能走的都走了，他又和伯父陈永富一道用泥兜子把不能走动的重伤员，抬到北边的荒草沟掩蔽起来，先后抬了五六名，使他们脱离了险境。有一名年青的新四军伤员，摸到了他家门前，陈广林想，这里离敌人只有百米之遥，住下来很危险，于是将这名伤员送到北面的大路，指明了方向。这名迷了路的伤员，半小时后又摸了回来。这回，陈广林把他送出三里之外比较安全的“王家大坟”方才返回，使这名伤员也脱了险。从西团加工厂退休的董继明回忆，日，日寇袭击西团，在东团村，战斗打响后，有5名新四军伤病员惨遭日寇毒手而牺牲，另一名负伤的排长，带一支知短枪藏身在东团一户农民的草堆中。董继明知道这事后，非常着急，他想绝不能让亲人再遭意外，便和葛全商量后，一起来到徐家墩子乱坟场子的空田中，用芦席、木棍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铺上干草，然后将这名排长隐蔽地安排在这里休息，并将家中的鸡蛋送给他吃，养伤补身体。董继明精心护理一天两夜，使这位同志的病情有所好转。这时部队来了人，将该排长接回去了。
李增援与唐克牺牲的消息传到新四军一师师部，师政治部当即通知了驻角斜（现属海安县）的师部战地服务团。听到噩耗，全团上下悲痛万分，为李、唐二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美术组为他们默绘了大幅肖像，自制了花圈，并出了悼念烈士的墙报。追悼会由服务团领导主持，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等都来参加了会议。粟师长在讲话中号召战地服务团和全师指战员要向李、唐二烈士学习，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像李增援和唐克同志那样忘我的工作，不怕牺牲，为夺取抗战胜利而勇敢战斗。
李增援牺牲后，战友们想起了他常跟同志们说过的话：“我家乡的葱又粗壮又嫩，吃起来甜丝丝的。将来革命胜利后，我一定请你们到我的家乡去尝尝大葱蘸面酱，那可是美味啊！”可是，他这个朴素而美好的愿望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就长眠在黄海之滨苏北大丰市西团镇这个地方了。
李增援牺牲的消息传到大后方，南京政府的陪都重庆，当时迁在重庆的李增援母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于1943年11月为李增援开了追悼会，校长余上沅作了“天伤颜回”的题词，并署名写下了“挥泪致敬”四字，以表悼念之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事人在抗战和解放战争后，碾转各地，李增援烈士成了无人知晓的谜团。
长知识思想进步&&&&
苦学成文艺之星
李增援，原名李增园，字益三，变称夷散，益安。籍贯，山东省莱芜市塞里镇太平街村（原莱芜县水北区）。家庭成份是破落地主。李增援出生于日。
李增援的父亲李可训，在地方上颇有名望，任过区民团团长、联庄分会会长等职。因开小煤窑破产，卖田抵押，从此家道败落，生活每况愈下。
李增援有五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排行第六。他7岁（1920年）接受启蒙教育，先后在太平街民办小学和陈家楼完小读书。1926年完小毕业后，考入泰安三中，转莱芜县立中学学习。1928年，他考取山东省曲阜第二师范后师三级一班就读，同年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夏秋之间，他参加了由学校组织发动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子见南子》话剧的演出，进行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宣传，发扬了“五四”运动的精神。
1931年，李增援师范毕业，考入华北大学二年肄业。1933年2月插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二年级学习。因为李增援的家庭经济已败落下来，学习费用要依靠家乡寺堂奖学金供给。为解决生活困难，他在假期里去补习班代课。相反，贫困又可以磨练人的意志，更加激发了李增援刻苦向上，追求光明、奋发进取的精神，在政治思想上日趋成熟。例如，1935年美专毕业时发表的《艺术与文化建设之杂话》一文，就颇有见地。在这篇文章里，他对十教授发表“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宣言”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抨击了脱离实际空谈文学艺术的思潮，提出了“大众文化”的艺术观点：“助大众于自己之力量，生长良善之未来信仰，寻出此未来之合理道理，使一切生活方式，生活形态向上，此文化之使命也。竭力美化丑恶，使悲剧之感情，争斗之欢欣，普罗美修斯之欲求，顽强之高迈心，与非妥协之勇猛心，同时发扬，此艺术之使命也。”这反映了李增援的进步思想，是他政治上成熟的一个标志。
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由于他酷爱戏剧艺术，又于同年10月考取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开始，他学习的是话剧本科，由于乡音太重，他花很大精力来矫正自己的发音，随身携带注音字典，逐字查对，并不时向北京同学请教。经过努力，单字发音虽有了很大改进，但因到了“弱冠”之年，尽管字典翻烂了好几本，方言仍难以完全纠正。到第二学期按四种专业分科，李增援便主动放弃了话剧专业，选择了装置设计专业，还选修了导演专业。他同时学习两门专业，几乎要听全部课程。有的同学认为这样太辛苦了，但李增援认为，这样对积累知识和今后的专业工作，是有好处的，便毅然坚持学习。以后，他所以能集编、导、演于一身，是由于他刻苦学习，勇于实践，掌握知识全面，有较深厚的艺术功底的结果。在同学的心目中，李增援那不太高的身材中，装满着出众的聪明智慧。在学业期满前，已经为学校的公演做着设计工作。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及话剧公演广告，很多是他的手笔。镇江旅行公演时唱的《豆腐歌》，就是像曹植的七步诗那样，是他在去焦山步行中形成的。
在剧专学习期间，李增援曾和陈永倞一同参加了挪威作家亨利克·易卜生的著名话剧《国民公敌》的演出和布景设计，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1936年暑假，一些进步学生临时组成的“南京联合剧社”，到芜湖去演出了《赵闰五》，《走私》等剧目，也由李增援和陈永倞担任布景设计。因资金无来源，他们在旧布和芦席上糊上纸，涂上颜料，效果甚佳。因为演出的是抗日戏，看的人很多，但警察强令停演。大家一道去警察局质问，并写文章登报，揭露了停演事实真相，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1936年底，在教师杨帆的介绍下，李增援参加了南京抗日救国会，并是学生界的负责人之一。当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杨帆秘密带领救国会的李增援等同学到郊区燕子矶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进行抗日宣传。
1937年6月，李增援从剧专毕业，由该校教师王家齐带队，从南京去武汉一带从事抗日宣传活动。目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祖国大片河山沦陷的现状，他忧国忧民，期望施展抗日抱负，在繁重的《保卫芦沟桥》演出中，不失往日的“轻松”，写了不少优秀的宣传剧，特别是《盲哑根》，具有优秀的写作技巧。李增援不愧是为人生而艺术的剧人。
抗日文艺的尖兵&&&
抗战歌词传至今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要左联作家、战地服务团秘书杜宣设法在武汉召募一批文艺人才，组建“战地服务团”。在张光年的引荐下，由杜宣介绍，李增援于1937年底在武汉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1月上旬，新四军在南昌正式成立，李增援成为军部战地服务团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先后担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副组长，剧团副主任，新四军一师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等职。
新四军占地服务团成立之初，分为戏剧组、歌咏组、舞蹈组、美术组、民运组。戏剧组除李增援是戏剧科班生外，大部分成员是刚离开学校门20岁左右的男女爱国青年，对于编、导、演戏都是门外汉。为了把这个戏剧组带好，李增援费尽了心血。从怎样念台词、怎样走路、怎样表演、怎样掌握戏剧的节奏、起伏、高潮等等，都由他一点一点地教给大家。在指导排练时，他善于诱导启发、亲自示范，使大家较快地掌握了演戏的技巧。
戏剧组一成立，就赶排节目，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为了纪念“三·一二”孙中山逝世13周年，李增援自编、自导、自演了以大义灭亲为主要内容的《一家人》，这是李增援到战地服务团后编演的第一出戏，也是服务团自编节目的开始。该剧演出后，观众的反映很好，由于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对全组同志是一个很大鼓舞。从此，这个战斗集体在李增援的带领下，紧密配合部队战斗和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历次演出任务。
1938年底到1939年初，我新四军三支队在皖南繁昌粉碎了日寇陆海空的五次大规模“围剿”，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对国民党顽固派污蔑新四军“游而不击”、“不能打大仗”，是一个有力的驳斥。为此，李增援和吴强、王于耕3人合作编写了大型话剧《繁昌之战》，在1939年元旦的军民联欢会上首次演出，后又慰问部队，观众台达五六万人，反映热烈，哄动一时，这是李增援军旅戏剧生涯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此，他认真地写军人、写群众，使自己的戏剧创作更密切地结合实际，更直接地服务于伟大的抗日战争。
《红鼻子参军》是李增援的戏剧代表作，故事情节紧凑，语言幽默、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该剧的剧中人“红鼻子”和“张大嘴”都想参加新四军，而他们的妻子的态度却截然不同。“红嫂子”积极支持丈夫参军，而“张嫂子”则处处阻挠，塑造了两个个性鲜明的舞台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凡看过戏的人深受启迪，许多青年农民看了这出戏以后，激情满怀，主动报名参加新四军。
顽保安九旅张少华部盘踞苏北名镇姜堰以后，对黄桥我军实行经济封锁。为粉碎韩德勤的阴谋，我军决定攻打姜堰。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亲自组织“勇敢军”（敢死队），经反复争夺冲杀，终于攻克该据点，取得了歼灭1000多敌人的重大胜利。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赴姜堰进行慰问演出，当李增援听到“勇敢队”的英勇事迹之后，便立即找该队队员了解情况，并到突破口现场观察，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勇敢队》的歌词，由章枚谱曲。词曲都激昂优美，在军民中广为传唱，指战员们百听不厌，如歌词的最后一段把“勇敢队”比作“大铁锤”，“谁敢投降与反共，铁锤打它粉粉碎”。这确是一首气势磅礴的赞歌，鼓舞斗志，勇往直前。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唱团、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都曾多次演唱过这首歌曲。
姜堰战斗后，韩德勤倾其主力围攻黄桥，妄图全歼苏北新四军。新四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被迫对顽韩展开自卫决战。为配合战斗，服务团积极主动地为部队作宣传鼓动和战地救护工作。李增援亲眼看到了老百姓冒着敌人的炮火，送子弹、抬伤员，并推着小车把黄桥烧饼送往前线慰劳部队的情景。黄桥战役后，李增援挥笔写下了《黄桥烧饼歌》的歌词，由章枚谱曲。歌词分六段，每段歌词都有一个深刻的政治含意。例如：第一段“烧饼要用烈火烤，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写的是军民团结，相互支援，夺取战争的胜利。第四段的“烧饼好吃面难磨，胜利当中有困难”。写的是在胜利面前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夺取新的胜利。这首词从黄桥烧饼入手，巧妙地歌颂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我军取得胜利的最深刻原因，无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达到了高度完美、炉火纯青的程度，受到陈毅司令员的多次表扬。解放后拍摄的《黄桥决战》电影里将这首歌用作了插曲，为许多人所熟知。
这首脍炙人口的新型革命民歌诞生后，在军民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苏北到苏中，从部队到地方，几乎人人会唱，现已被载入《抗日战争歌曲集》、《建国五十周年歌曲集》和中国音乐的史册。同时被载入歌曲集的还有《勇敢队》等歌曲，这也是李增援同志对革命事业的杰出贡献，是他艺术创作道路上的一座巍巍丰碑。
1941年元旦之前，战地服务团来到了盐城。当时正是新四军与八路军部队会师之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时期，为了迎接这个胜利的新年，服务团积极筹备晚会。因为盐城民间风俗有过年挂红灯的习惯。李增援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就和司徒扬一起切磋，写出了《大红灯》的歌词，由沈亚威谱曲，服务团进行实地排练。
新年晚会第一个节目就是演唱《大红灯》。随着激情而优美的歌曲，工、农、商、学、兵数十人一起上场，每个人都提着一盏红灯。灯光闪闪，歌声嘹亮，表演精湛，台上台下，立即形成了热气腾腾，喜气洋洋的氛围，把抗日军民的革命激情推向了高潮。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创作表演。时过40多年后，盐城新四军纪念馆举行开幕式，重新演出了《大红灯》，仍然赢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充分显示了这首革命歌曲的艺术感染力和强大的生命力。
李增援在戏剧的导演工作中，很能根据剧情的需要选用人才。一次，服务团朱克靖团长看到老百姓在日机空袭时很惊慌，指示戏剧组需编个节目，向群众宣传防空知识。如果写一个完整的剧本，要花好长时间，李增援当机立断，先确定几个演员，台词由每个演员自己说，集体创作，他负责导演，并新自参加演出。戏的主角是一个女教师，由刚参加服务团的邓洁同志担任。邓洁过去没有演过戏，怕演不好，建议另选别的人演。可李增援讲：“我考虑过了，你演最适合，因为你的气质很象老师。”邓洁在李增援的鼓励下，边学边演，到第二天上，这个活报剧就上演了，形象而生动地宣传了防空知识，使广大群众受到教育。
一次，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著名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新四军军部来。军部决定召开欢迎大会，而服务团所演出的剧目中还没有一个适合欢迎国际友人的。李增援立即组织大家赶排了欢迎史沫特莱的活报剧，并亲自导演，选择了模仿和表演能力较强的女大学生周纽蕙扮演史沫特莱。演员一登场，观众立即争着看台上的“史沫特莱”和座位上的史沫特莱，全场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史沫特莱边看节目，边热烈鼓掌，频频点头微笑。这个演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是与李增援高超的编导水平分不开的。
李增援总是把舞台当战场，工作起来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他所担任的角色都演得十分自然流畅，令人喜爱和赞赏。如李增援在《一家人》中扮演二流子汉奸角色，醉熏熏眯着眼睛，嘴里胡乱哼着小曲儿，将二流子汉奸刻划得有声有色，入木三分。人们看了对这汉奸无不憎恨，但谁也不相信这竟是平时很诚实的李增援所扮演的。又如他在《最后一计》的剧中担任“马百计”这个角色，其“最后一计”是毒死自己的儿子。因为儿子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开始动摇，马百计虽然爱儿子，但他泾渭分明，决不允许自己有个叛徒儿子。李增援在演到这一段时，他那大义凛然的正气和极为悲痛的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他的双眼射出复杂而深沉的目光，情传全场，感人至深，观众无不热泪盈眶。
除编导演外，李增援还充分发挥他在剧专学习装置设计的特长，每次主动担任演出的舞台设计工作。特别是《一年间》、《阿Q正传》、《魔窟》等大戏演出的舞台装置、道具有设计，更是李增援的杰作。
生而无臭死无闻&&&
烈士胸怀宽如海
李增援自幼热爱劳动，无论在家或学校打扫卫生、喂牲口等活，他总是主动去干，从不要人说。人人都讲李增援是热爱劳动的好孩子。他待人彬彬有礼，凡有人从他家门前经过，都要喊他们到家坐坐。在街上碰到熟人，总是先打招呼。他从小乐于帮助别人，老师讲的课，有的同学听不懂，他总是不厌其烦一遍又遍地讲解，直到弄明白为止。
在放学路上，有的同学因小事争执打骂起来，他总是主动上前劝架，使他们和好如初。他生性聪明活泼，唱歌、画画都爱好。他还经常组织同学们开展唱歌、吊小鸡、拾手绢等课外活动。所以，无论教师、同学、大人、小孩都喜欢接近他。他到外边上了洋学堂后，仍然把小时候的朋友放在心上，每次假期回家，他都要去拜该他们。1935年夏，李增援从上海美专毕业后，专门带回一把理发推子，替邻里理发。村里有一个要饭的李可生老大爷，谁都赚他脏，不愿意接近，而李增援却专门替他理发，老大爷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还经常画画、写字、赠送给乡亲、朋友。每天晚上，乡邻们都自动地来到村里的小学教室，观看李增援的拉胡琴和唱京剧表演。李增援巧妙地将表演和宣传进步思想、革命道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使观众既得到艺术上的享受，又在思想上受到了启发和教育。
李增援说话和气，从不跟别人“抬杠”争吵，但对一些错误与落后的东西，总是毫不留情，决不妥协，体现了鲜明的是非观念。1927年9月，14岁的李增援正是读初中，父母强迫他与一位18岁的民女订亲结婚，李增援坚决不同意。结婚的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朋友李德良等劝他回去，他没有作任何争辩，只说“好的”，便一道回去了。当亲朋们走后，他又离开了家。1934年，李增援曾给家中去了一封信，毅然提出了离婚的请求。以后，他和家中失去了联系。
李增援参加战地有服务团担任戏剧组副组长以后，戏剧组都是20岁左右的男女青年，大家团结得象兄弟姊妹一样，无论是跋山涉水行军，还是日夜赶排节目，总是你帮我，我帮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多次胜利地完成了领导所交给的演出任务。这除了有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外，还与李增援善于团结和帮助同志是分不开的。因为他待人真诚，总是乐呵呵的，大家热情地称他为：“团结兄”，都愿意跟他讲心里话。有人说李增援不讲原则“和稀泥”。李增援听后说，哪有那么多原则，不以为然。所以，戏剧组在他的带领下，一直团结得很好。
李增援特别关心全组同志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工人出身的夏时同志尚未入党，对此，他一直放在心上。1939年秋的一天，李增援找夏时同志谈话，问他对党的认识，要不要加入共产党。夏时虽然没有向党组织提出申请，但早就迫切希望加入党的组织，一听到李增援的问话，便毫不犹豫地说：“要参加，党是我的政治归属。”李增援听后也连忙说：“你赶快去找大队副顾属同志，他会和你谈的。”在顾属和李增援的帮助下，夏时同志很快入党，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夙愿。
李增援尤为关心提高全组同志的业务水平。王于耕同志听了从前方回来同志讲的故事，便学着写了一个独幕话剧《人财两空》。李增援看了以后，认为剧本写得不够成熟，但展示了王于耕的才气。于是，他向王于耕同志讲了写剧本的基本方法，并帮助她写了剧本的提纲，让其加工完成。在李增援的热情帮助和带领下，王于耕编了一出戏叫《母亲》，剧中人的女儿当了汉奸。女婿告诉了丈母娘，要她去劝说女儿改邪归正，但女儿不听，仍然给敌人送情报，母亲便报告了新四军，抓了这个女汉奸。戏演出后，有人说好，也有人说怪话，王于耕听了有些不高兴。李增援便找王于耕个别谈心，说：“任何创作都要经得起批评，用不着这么不愉快。”然后，李增援提出了修改意见，王于耕又重新修改了剧本。1939年春，周恩来同志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要看戏剧组自编自演的剧目。当他看了《母亲》、《人财两空》、《春秋曲》等剧目后，赞扬了服务团具有较高的编导和演出水平。
李增援同志在1935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纪念册的照片和代表作旁，他留下了这么一句话：“生而无臭，死而无闻，如斯而已”。他确实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宝贵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人生格言。
党史工作者细心&&&
来龙去脉全搞清
日寇袭击西团镇的这一仗打得相当惨烈，虽然西团当地群众拼命进行了救护和转移，但仍有部分伤员惨遭杀害。在龙王庙附近的大河边（现西团供销社收花站门口南侧）地方，立起了“新四军伤病员遇难纪念碑”。李增援等到五人牺牲在乌家场，他们的牺牲为龙王庙重伤员转移赢得了时间。当时地方上干群将他们安葬在西团东郊乱坟场，但谁也不知道这五位烈士的名字。1958年平坟，迁葬东团烈士公墓。李增援牺牲后，战地服务团虽开了追悼会，但由于时间的残酷性和通讯方式落后，无法和其家乡取得联系，以至于李增援的家人一直不知道他已牺牲，直至解放后也未收到政府和部队的任何通知，其家人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苦苦寻找李增援，甚至托人到台湾查询。为此李增援的家人在“文革”中还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
1983年，中共大丰市委党史办主任陈海云同志在东台烈士资料中发现了李增援牺牲在西团（与李增援同时牺牲的唐克同志是东台人）的线索后，当即进行了长时间的查询核实工作。陈海云同志花了几年时间千方百计寻找李增援和唐克当年的战友知情人，通过一人寻找另一人(即战友找战友)的办法),并多次去山东莱芜李增援的老家调查，十分震惊地发现了李增援的家人至今还蒙受着不白之冤，他又多次到省里进行调查，到当年的上海美术专科调查，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去调查，拿到了烈士的照片、复制了烈士在校的履历表,摸清了烈士的履历生活轨迹。通过与李增援当年的战友多次零距离接触，战友们也为李增援的牺牲情况出具了证明，终于证实了李增援同志的烈士身份。
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夏时、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剧团副主任、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作者沈西蒙（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音乐教员沈亚威、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员演员李明、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演员顾保璋共同回忆：被日寇袭击，李增援、唐克（丁一）两位同志在我后方医院牺牲的消息，系由一师政治部通知我团，其时在1941年3月，正是战地服务团随军讨伐李长江投日的战役之后。1941年2月，我服务团剧团主任李增援因积劳成疾患肺结核病，与民运队长唐克同志同去后方医院治疗，医院设在沿海的西团，比较安全，不料，日寇从兴化来袭击，致使我后方医院被围。李唐两人均带有小手枪，曾掩护其他伤病员，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1941年，我一师战地服务团全体同志在驻地旧场（角斜附近），举行了较隆重的追悼会，美术组的同志默绘了李、唐两人的大幅肖像，自制了花圈和悼念烈士的墙报。会议由服务团领导同志主持，我一师军政领导——粟裕（司令员）、刘炎（政委）、钟期光（政治部主任）均来参加了追悼会，粟师长代表发言，号召全团向李、唐两位烈士学习。李增援生前创作的《红鼻子参军》等歌剧以及《黄桥烧饼歌》、《勇敢队》等歌曲，不仅在抗战时流传苏中、苏北，鼓舞了士气，壮大了新四军队伍，得到了领导同志和群众的喜爱，而且有的歌曲至今仍演唱不衰。他的壮烈牺牲，是我团、我军的一大损失，可他至今还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我们殷切希望民政部门速将李增援同志追认为革命烈士，以慰英灵及烈士亲属。（1983年3月）
新四军一师卫生部指导员宗瑛同志回忆当时西团遭日寇袭击时这样写道：
日，皖南事变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一师师长粟裕，辖三个旅，一旅旅长叶飞，二旅旅长王必成，三旅旅长陶勇。这时，我从军卫生部调到师卫生部任指导员，卫生部长李振湘。当时医院有400名伤员，驻在东台城郊。
1941年2月，国民党鲁皖边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公开投靠南京汪精卫汉奸政府，激起全国抗日军民极大的愤怒。陈军长、粟师长率领一师主力部队去讨伐李长江。临行前，指示负责留守的刘培善同志，要他通知留下来的单位，立即撤离交通沿线，以防大部队开走后，鬼子来扫荡报复。当时，师卫生部长李振湘随司令部去了。
我们依靠老百姓的帮助，组织了大大小小100多只船，大船坐的几十人，小船坐十几个人，载着全部伤员以及物资，从东台县城郊的东广营、西广营撤往北面的西团镇。千帆齐发，浩浩荡荡北上。行驶了一天一夜，第二天黎明，到达了斗龙港边上的西团镇。岸边没有码头，船不好靠岸，全体医务人员都下船抬伤员。
西团是个大镇，上岸后，将四五十名重伤员安置在街西头的一座大庙里，留下部分医务人员为他们换药。我带领轻伤员驻到镇东边一里多路的祠堂里。因为伤员多，集中在一起好管理，伙食也好办。伤员们刚住下，突然，听到西团镇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我急忙跑出大门一看，大河上有几艘日军汽艇疾驶而来，机关枪对着西团镇疯狂扫射。
“快跑呀，鬼子来啦”。人们惊呼着，拚命往外奔跑，西团镇上一片混乱。老百姓都怕鬼子上岸来奸、淫、烧、杀，青年，妇女、儿童纷纷向外逃。
这时，几十名重伤员还在大庙里，我决定立即赶回镇上去看看。谁知刚跑出去不远，就被站在坟堆上观察敌情的汤福明一把拉住，说：“指导员，你不能去，鬼子已经上岸了，你一个人去也没用，让我先进去看看吧！”当时，来越、周振欣两人也在那里。我们商量后，决定由他们化装成老百姓，进镇去望伤员。我和苏扬、陈炳玲、潘英、陈瑾亚、朱群、陈宗等医务人员一道，带领几百名轻伤员，迅速向东海边的竹港乡、王港乡转移。我们没有警卫部队，汤福明是粟师长的警卫排长，很有战斗经验，黄桥决战伤了下来的。我便将自己的小手枪给他，用以自卫。
来袭击的日本鬼子人不多，在西团镇上烧杀一通，就撤走了。敌人是乘汽艇采用远距离奔袭的办法，搞突然袭击。汤福明三人刚进入镇上，狡猾的鬼子兵又窜回来袭击，他们只好退了出来。当他们第二次进去时，驻在大庙里的重伤员，有的被鬼子浇上汽油烧死；有的挣扎着爬出来后，被敌人用刺刀活活的捅死了。他们见到伤员遭到鬼子杀害，大家都哭了。在牺牲的伤病员中，有一个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是个有名的剧作家，叫李增援，《黄桥烧饼歌》歌词就是他写的。鬼子从他身上搜出了手枪，当场将他枪杀了。
后来，他们三人发动了2个小作坊的手工业工人，依靠他们的帮助，搞了几只船，把活着的重伤员，经斗龙港送到苏北伍佑镇。
一部分从西团镇上逃出的医务人员，后来到了盐城，向新四军军部报告了日本鬼子到西团扫荡的惨状。陈军长听后，当即电令管文蔚、陈丕显同志，要他们一定要设法找到从西团镇逃出的全体伤员。当时，军部的许多老战友也都为我们担忧，有的还以为我们牺牲了。
我们带着几百名伤员，从西团镇撤出后，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靠海边的竹港乡、王港乡一带。这时，上级派出来寻找伤员的人，也和我们联系上了。后来，我到李堡去向陈军长汇报后，他表扬了全体医务人员，十分英勇，艰苦顽强，并马上派部队给伤员们送去了面粉。陈军长一向爱兵如子，特别是对那些为了抗日救亡，不顾个人安危，英勇杀敌、流血负伤的战士，非常关心。回忆陈老总对新四军医务人员的教育和关怀，他的音容笑貌，谆谆教导，仍记忆犹新，终身终忘。
可以说没有党史工作者陈海云的努力，这段尘封的历史是无法从历史的尘埃中揭开的，李增援同志的光辉事迹也许就将成为永久的谜团。1997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向李增援烈士的家人颁发了烈士证书，这桩历史性的误会终于解除。
陈海云同志功不可没，我们向千千万万个战斗在党史工作岗位上的党史工作者，默默的无名英雄们致敬，李增援的家人感谢你们，党和人民感谢你们的努力。英勇的文艺巨星李增援烈士在九泉之下的英灵可以得到告慰了，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苏北莱芜俱光荣&&&
烈士英名永流传
1999年9月，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追忆李增援烈士，在中共大丰市委党史办的主动联系下，山东《莱芜日报》特派记者唐文芳、苏文两位记者来到西团镇，他们在当年参加过抢救新四军伤病员的董尔钧老人的带领下，到旧址凭吊了烈士壮烈牺牲的地方，而后又来到了东团烈士公墓，在中共西团镇委员会宣传委员陈翠红及东团村干部陈香泉等人陪同下，向李增援等五名烈士的大坟敬献了花圈。这两位记者在烈士战斗过的地方进行了追踪采访，《莱芜日报》进行了以“人民不会忘记”为主题的追忆李增援烈士的长达十一期的连续系列报道，尤其《觅旧迹烈士血沃西团镇，魂安兮增援含笑励后人》等长篇报道内容真实感人，催人泪下，经江苏和山东两地新闻媒体报道后，在烈士家乡莱芜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莱芜地区掀起了向李增援烈士学习的热潮。
李增援的一生是短暂的，他29岁就惨死在日寇的枪口下，但他的人生却是波澜壮阔、光彩照人的，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那种把一切都献给民族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博大胸怀和崇高的道德品质，是一切共产党人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楷模。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李增援烈士的鲜血浸润了苏北的西团镇这方热土，人民永远怀念你。杰出的革命文艺巨星李增援烈士永垂不朽！
（2009年第2期（总第10期）《大丰·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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