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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平等的措施反而促进了分化
多元文化主义须探索新路
日03:16&&来源：
　　长期以来，在很多人心目中，欧洲大概是最适合生活的地方之一。人们对欧洲的印象，比较多的是充满宏伟古老建筑的都市、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良好的人权保护以及祥和安宁的社会氛围。此外，欧洲也是资本主义和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主要发源地，是现代化的滥觞之地，目前看来也是世界上经济、政治和社会一体化比较成功的地区。　　但是，已经制度化为“欧洲联盟”的欧洲，如今面临着至少四大挑战：一是经济增长乏力和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欧元区分裂危险；二是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大量涌入所引发的社会治理危机；三是日益嚣张的恐怖主义威胁；四是英国“脱欧”所引发的欧盟本身分裂风险。　　所有这些挑战中，经济增长自有其周期，也许是迟早都能解决的问题，但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却可能演变为欧洲的生存危机。这些危机的背后，是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理念及制度面临的困境。　　多元文化主义的要旨在于以制度保障来维护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相互尊重和宽容，确保不同文化传统成员在社会上平等和谐。这本来是公认的管理多民族社会的正确政策。欧盟自上个世纪90年代正式将多元文化主义议题纳入一体化议程，以期建立一个重视基本人权、尊重多元宗教信仰、尊重文化多样性与平等的欧盟。　　应该说，多元文化主义理念如果能切实得到实施的话，也有可能真的建立一个兼具多样化与和谐性的社会。但欧洲国家的现实表明，这样的理想社会尚未建立起来，欧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欧洲在奉行多元文化主义上始终半心半意；二是更确切地讲，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虽然很好，但现有的各种制度措施未能与之很好匹配。　　二战以后，欧洲社会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大量移民涌入，造成原来单一民族国家的人口构成改变，其主要原因是战后欧洲重建，需要大量劳动力，只好从中东和北非地区引入。如何对待这些移民，欧洲主要国家形成了几种模式。　　一种是英国模式。多元文化主义其实最初产生于英国，因为英国当局认识到必须通过公共政策解决移民的政治参与问题，让他们成为本国政治体制的利益相关者。英国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种团体和机构，帮助移民参与政治，并根据他们的需要来分配资源。这样，众多基于种族和宗教建立的特殊组织就在社会上大量浮现，但这些组织反倒凸显了少数族裔的差异性和不同于主流的特殊性。　　一种是德国模式。德国模式正好相反，是从拒绝移民融入德国社会的政策起步的。来自地中海沿岸的移民，主要是土耳其人，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德国社会的客工，被期待在完成建设工程后就回到他们的母国。德国迄今只给了1/4客工公民身份。多元文化主义在德国反而使这种“不接受”待遇正当化，德国政府鼓励土耳其人保留其自身文化、语言与生活方式，实际上在德国领土上创设了互不往来的平行社区。　　一种是法国模式。法国的做法与以上两种模式都大相径庭，其初衷也许是最理想的。法国以本国长期奉行的自由、平等、博爱政治哲学为由，拒绝给移民以特殊待遇以及认可移民社区的文化独特性。相反，法国采取一种“共和模式”，希冀抹平差异，将移民完全吸纳到本民族的文化之中。其结果是貌似一视同仁，但众多移民得不到必要的帮助，徘徊在社会底层，而由于生活习惯、宗教、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实际上始终难以融入主流社会。　　总体上讲，移民在欧洲的融合并不成功，移民社区也与主流社区颇多隔阂，多次发生激烈的种群冲突。多元政策的一大后果是身份政治兴起，人们更多的是以种群身份来互相区分，这又引发了两种社会思潮。一种是主流民族的种族民粹主义。对差异群体的偏见、社会地位降低带来的失落、经济上的损失、失去工作机会等，使得众多欧洲民众产生强烈排外情绪，表现为反移民、反自由贸易、反欧盟、反欧元等，民粹主义政党在不少欧洲国家重新兴起，且已经开始参与民主选举，试图掌握国家或地方的政治权力。另一种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尤其是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开始越来越有影响力。由于认定自己家庭和种群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很多年轻人开始诉诸自身种族背景的宗教来寻求身份认同，到最后往往受到极端主义思潮甚至是恐怖主义思想的吸引。　　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践经验，可以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观察和思考的素材。诚然，尊重差异，承认多样性，平等对待来自每一个种族、宗教和文化传统的个人，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道路，但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注定历程艰难。因为任何制度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都必然利弊相伴，而且利弊之间不能互相抵消，使得一些本来为了实现平等的措施，其效果反倒促进了分化和割裂。有着同样问题的其他地区人们，应该试着走出一条新路来。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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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政淇、刘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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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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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未来的挑战
作者：&&&&文章来源：&&&&点击数：4045&&&&更新时间：&&&&nbsp
作　者： 朱世达& &关键词： 美国社会文化& &书　名： 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未来的挑战& & 成果形式： 论文& & 合著者： 　&&PDF版本文：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社会未来的挑战朱世达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其移民种族性之驳杂、数量之多、信仰背景之歧异，是人类文化史上所从未有过的。最初移民美洲大陆的人们是在欧洲受到宗教迫害的新教徒。继后，在美国的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移民潮。人口专家认为，美国自1970年以来人口的变化表明多样化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长期的特点。在1975年，每5个学生中有一个是少数种族，1995年3个学生中就有一个少数种族。1970年，在2.03亿美国人口中，外国出生的人口为970万，如今，在2.63亿美国人口中为2260万，白人占83%，黑人占13%，其余4%为其他人种。西班牙裔血统的人在人口中占10%。 这种状况主要是移民大潮造成的。美国全国有2300万人自称为拉美移民，这个数字比1980年增长了50%，这还不包括非法移民。据移民专家估计，来自拉美的非法移民至少有700万人。1985年到1995年外来移民的数目比美国历史上任何10年都多。 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们，何以在美国的这块土地上凝聚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何以成为一个美国人？正如克雷夫科尔(J.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在1782年所问的，“什么是美国人，这个新人？”美国是一个熔炉，抑或是一个文化马塞克？美国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抑或是由数个主要种族文化组成的一个文化交响乐团？美国的主流思想一直认为，美国文化是一个独立的人文资本体系，美国思想是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所有移民美国的人都要与这个文化体系和这个美国思想认同。然而，在20世纪，霍拉斯•卡伦(Horacc Kallen)提出文化多元性(cultual pluralism),认为美国从它立国一开始,就是一个由各种民族文化聚集在一起的联合体。在1941年，W. Lloyd Warner提出了种族性(ethnicity)这一概念，强调种族集团的归属性和权利。在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在美国出现了将多种族(multiracial)演变成(multicultural)的倾向，出现了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其目的是从文化的视野来审视各种族的归属性，以及种族归属性与美国归属性的关系。关于美国是一个融合体还是一个马塞克的联合体，在美国是否存在宪政理论与现实脱节，一直是后现代社会的美国文化争论中的一个主要的命题。一、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渊源在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辩论中，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深入研究与讨论了宪政民主与承认不同文化归属性之间的关系。这是鼓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基础。从康德人的自治(human autonomy)的观点出发，哈巴马斯(Jurgen Habermas)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就是法与政治的伦理中立问题。他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仍然不足以构成宪政民主。他认为，自由主义社会的权力体系还必须考虑不平等的社会条件或者文化差异。 宪政民主给公民提供了民主讨论的可能性。只有通过民主讨论使公民明确什么传统他们必须继承，什么传统他们需要扬弃，他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们的历史、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与自然的关系，等等。宪政民主可以通过由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而产生的分歧中得以发展。哈贝马斯将广义的文化DD即所有公民必须共享的文化DD和以相互尊重权利为标准的共同的政治文化区别开来。宪政民主就是通过给予少数种族的文化与主流文化共存的平等权利以区别广义的文化与共同的政治文化。他说，如果一个运转正常的、具有允许与促进旨在自我理解的讨论的公共领域能够在一个自由主义文化框架下多元文化社会中发展的话，实施平等的个人权利的民主过程将扩大，以保证不同的种族群体和他们的生活文化形式得到共存的平等的权利。 安塞尼•阿匹亚(K.Anthony Appiah)认为，归属性中的集体性内涵(collective dimensions)提供一种可以称之为脚本(scripts)的东西，人们根据这种脚本来规范自己的人生计划。而这种与妇女、同性恋、黑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和其他群体的归属性有关的人生脚本(life-scripts)往往对人们在社会中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反而造成障碍，使他们不被社会的其他成员视为平等的同类。 那么，是否有可能出现一种承认少数种族文化归属性的政治，既尊重多元文化的各个文化的归属性，同时又不给任何人生规范一个群体性的脚本呢？哈贝马斯和阿匹亚都指出，有一种宪政民主的形式可能提供一种政治，这种政治不是基于阶级、种族、种族性、性别或民族，而是基于平等自由的民主的公民权利，均等机会和对个人的责任感之上。根据多元文化主义者，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由于种族、性别、阶级和心理的不同而不同的，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人的经验可以分归为不同的文化多元性之中。各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了解是不可能的DD这是一种相对主义(relativism)的观点。近年来，在美国社会人们开始辩论公众机构是否需要更好地承认弱文化少数种族的归属性，如果有此需要的话，该如何更好地承认。在一个政体(a politics)中，基于种族性、种族、性别、或宗教的不同文化归属性的公民如何才能被认为给予了平等的待遇呢？美国的社会正面临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iutism)挑战。诚然，这种挑战对于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rary)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自由主义民主本身崇尚的是人人平等的原则。自由主义的民主不能排斥或歧视某些特别的文化归属性。如果公众机构不承认区别于主流文化的特别的文化归属性，而只承认在民权与政治自由、收入、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共同享有的利益的话，不同文化归属性的公民显然就不可能平等了。传统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公民的自由与平等只是包含共同的特点，共同的需求DD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选举权等等，而不问特殊的文化归属性。公众机构DD包括政府机构和文科大学DD没有必要承认任何特殊的文化归属性，并把它作为平等地对待文化中的一个问题。它们应该是中立的。正因为它们是中立的，它们才能保护公民的自由与平等。事实上，权利自由主义(liberalism of rights)对于文化歧异是不友好的，因为它：1.坚持规范权利的法的统一性；2.对于集团目标它始终是怀疑的。 根据社团自由主义(Communitarian liberalism)的观点，诸如约翰?劳尔(John Rauls)、罗纳尔德?德瓦金(Ronald Dworkin)，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有义务保护弱势团体不受多数或主流文化的侵袭。承认并平等地对待某些团体就要求公众机构承认而不是否认文化特殊性。这种对文化特殊性进行政治承认的要求实际上是一种普世主义(universalim)，它将文化以及个人珍惜的文化价值视为公民的基本利益的一部分。然而，公众机构在承认文化特殊性的时候，遇到了如何对待各种文化价值的问题。例如，自由主义民主社会应该尊重那些鼓吹种族优越的文化吗？如果是应该的话，那么对种族优越文化的尊重如何能与人人平等的原则相调和呢？如果是不应该的话，那么什么是道德界限呢？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在封建时代，只有少数贵族受到社会的承认，而大多数平民不可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只有当贵族社会被推翻，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政治承认的要求才得以萌生，所有人的尊严应该得尊重的思想才得以产生。然而，这也同时带来新的问题。卢梭将人的尊严(human dignity)定义为归属性(identity)以适应普遍的要求政治承认的思想。卢梭认为自由（即不被专制）、角色一致性和非常紧密的共同目的是三者不可分割的，他的思想无视社会歧异，而主张同质化，鼓吹共同利益的政治(a politics of the common good)，共同利益反映所有公民的普遍归属性。然而，普遍归属性只有当公民普遍认为与其他的人都是平等的，并且期望公众机构如此承认他们时才有可能。与卢梭相反，自由主义民主不能视公民性(citizenship)为普遍的归属性，因为：1.人们是由一个个独特的、自我创造的、赋有创造性的个人组成的，正如密勒(John Stuart Mill)和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认为的；2.人们本身就是文化载体，他们所载的文化由于历史的与现实的归属性不同而不同。个人的归属性是如何创造的呢？根据泰勒，个人归属性是通过与他人的对话而创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人的归属性承认的政治就需要为人们在公众场合和其他公民研讨共同的归属性提供可能。一个承认个人归属性的社会必然是民主社会，因为个人归属性至少部分是通过公开的民主的相互尊重权利的集体对话而形成的。由人的尊严的理想而产生的对社会承认的要求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即保护个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即承认个人作为特殊文化群体的一支而赋有的特殊需要。承认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社会至少需要两方面的尊重：1.尊重每一个个人的独特的归属性，无视性别、民族或种族；2.尊重弱势群体，如妇女，亚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印第安人等每一个成员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泰勒认为，在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上，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在将一种文化强加于其他文化之上是有罪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殖民主义的历史，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将源于其他文化的人边缘化了(marginization)。 为了矫枉更正，他提出了承认所有价值体系是平等的思想，尊重所有文化的思想，所有对人类作出贡献的人类文化平等的思想。这是多元文化主义之所以有可能存在的一个基石。在这里牵涉到两种政治：平等尊严的政治(politics of equal dignity)和承认分歧的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平等尊严的政治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享有同样的权利和豁免；而承认分歧的政治则意味着每一个个人或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归属性。于是这两种政治模式就相互发生了冲突。一方面，根据平等尊严的原则，所有的人都享有同样的尊严；根据分歧的原则，社会必须承认个人或群体的特殊性。前者指责后者破坏了非歧视的原则；而后者则指责前者忽略了特殊归属性，强迫人们融合进一个单一的群体中。这两种政治的模式始终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之中。而这正是美国当今社会在讨论多元文化主义问题时所遇到的两难的处境。总之，人的尊严、承认分歧的政治与个人主义的信条以及在这信条基础上演进的对少数种族群体的尊重，对少数种族群体文化尊重的信条是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基础。二、当代美国的文化现实加州州立大学伯克莱分校关于设立本科生必修课美国文化(American Cultures Requirement, ACR)的争论最清晰不过地表现了这场文化战争的性质、起因和内容。 早在1981年，伯克莱分校讲授种族研究的教授私下就设想将美国少数种族文化课程作为种族研究的一个必修课程。1983年1月，加州州议会议员、民主党人特里萨•休斯提出一个383提案，敦促加州州立大学校方考虑接受将美国文化作为种族研究系毕业的一个必修课程。由此，这一问题在加州成为一个公开的政治问题。383提案在委员会讨论时就未获通过，但在1984年7月休斯又提出一个修改的提案，获得通过，该71号决议要求加州州立大学校方“对其课程作一政策性检查，以了解在课程中对非白人种族集团的文化与历史经验排斥在核心课程之外的程度与性质”，并要求该校考虑将美国文化课程作为种族研究毕业的必修课程。该校教育政策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al Policy)在1986年春在一项决议中一方面承认“校方应致力于增加对构成该校学生和社会的各类种族和文化集团的了解”，另一方面认为“在种族研究中设立美国文化必修课程毫无必要。”1987年2月，大约60名学生和教师在德维内尔广场举行罢学与罢教。学校理事会主席埃德曼?爱泼斯坦同意由有色人种学生组成的“种族研究联合会”(Ethnic Studies Coalition)参加理事会会议，并作10分钟阐明其主张的发言。在嗣后的学生投票中，53%的学生同意种族研究联合会的主张。学校理事会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此问题。特别委员会草拟了一个提案，建议在所有学士学位的课程中设立美国文化课程，认为此举将可以强调诸如美洲土著人、拉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与欧裔美国人在创立美国过程中的文化与政治的贡献。学校中有许多力量反对此建议，认为此建议实质上排斥了欧裔美国人种族集团。特别委员会对其建议作了修改，终于在1989年4月以227票对194票，仅以33票之差获得通过。伯克莱分校的教育与种族特别委员会对于自由主义教育的攻击最典型地代表了文化激进主义的观点。在一篇给该校理事会的提议中，它说，“近年来，自由主义教育的传统内容在美国主要的大学里和公众辩论中受到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关键的问题是：当世界主烦恼 卫个地球村，美国的居民变得越来越多民族化、越多元文化，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中是什么关键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能促使有教养的个人过一个聪敏的、有创造性的、敏感的和负责的生活？委员会的答案是：使学生对美国的种族和文化的多元性有更多的了解。而美国少数种族文化课程有助于增进这种了解。同样，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潮中，关于双语教育，也成为辩论的焦点之一。激进的黑人学者积极主张双语教育，他们对美国教育中白色人种文化的统治地位早就存有疑义。他们认为这种教育源自欧洲中心主义，其实践也必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因此，那是一种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精英式教育；排斥黑人价值和成就。有的人认为，这只是旧朝代的肉体上的奴役变成了现代的心理上的奴役而已。还有的人认为，在这样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教育体系中，黑人学生被“非文化化”了(deculturization)，也就是说，被剥夺了他们自己的文化，而去认同其他的文化的价值。更有人认为，只有当白人对黑人心灵的垄断被打破，才有可能谈论黑人的解放。欧洲中心主义的课程给黑人孩子洗脑筋，使他们失去对自我力量和种族归属感的信心，实质上是“弑害他们，弑害他们的心灵。 在学校中进行双语教育是为了顺应大量的移民孩子的需要，特别是西班牙裔孩子的需要。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美国学校讲授的并不一定是英语。在18世纪，在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有的学校讲授德语、法语、荷兰语和瑞典语。在19世纪中期到29世纪初期，在中西部有的城市学校讲授德语，在路易斯亚那州教授法语，在匹兹堡讲授希腊语。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学校才实行以英语讲授的制度。到了60年代中期，民权运动的拉丁裔积极份子抗议美国教育，认为美国现行的讲授英语的教育体制对高达50%的拉丁裔孩子的辍学率负责。1968年，国会通过了由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拉夫•雅宝罗(Ralph Yarborough)提出的议案，该议案要求在学校里为移民的孩子排除语言障碍，使他们能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权利。这样，“双语教育法”为在学校中实行双语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1974年最高法院在刘诉尼考尔斯(Lau v.Nichols)中正式要求学区为不能讲英语的移民的孩子开设特殊的用本族语言讲授的课程。按照雅宝罗议员，该法案并不是谋求创造少数种族的特殊的与外界隔绝的社区，而是致力于使这些孩子最终掌握英语。在实践中出现了几种思潮，在双语问题上有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其中，得克萨斯大学副教授布朗迪娜•卡旦娜斯(Blandina Cardenas)提出了“不相容理论”(theory of imcompatibilities)，该理论认为，墨西哥裔美国孩子与大多数白人孩子是如此不同，他们必须接受双语的与双文化的教育，以取得教育上的成功。吉姆•卡明斯(Jim Cummins)提出了两个假说，即“成长期相互依赖性假说”(developmental interdependence)和“门槛假说”(threshold)，按照成长期相互依赖性假说，用本族的语言学习读写有助于掌握一门第二语言；根据其门槛假说，孩子们对第二语言的掌握取决于他们对本族语言掌握的程度，当他们熟练地掌握了这两种语言，将会出现最佳的认知效果。 然而，30年实践的结果表明少数种族的学生并没有因为讲授本族语言而掌握了英语，并在其他课目中成绩出色。自尊也并未得到增进。根据西班牙裔孩子辍学调查组(Hispanic Dropout Project)的调查，西班牙裔的孩子在以往25年中辍学率反而升高了，达30%到35%，是黑人孩子的2.5倍，是非西班牙裔白人孩子的3.5倍。 报告说，其关键就在于这些辍学的孩子未能掌握英语。于是，在拉丁裔美国人中间产生了对双语教育社会与文化成果的怀疑。《洛杉矶时报》在1997年10月的一次调查中发现，84%拉丁裔美国人主张他们的孩子直接学习英语和美国主流文化，而不再学习特殊的种族文化。 反对双语教育的学者认为：1. 双语教育有可能造就一个既得利益的教育集团和一个既得利益的政治集团。所以，双语教育绝不是一个平民运动，而是一个精英运动；它是一种文化的与语言的种族隔离政策。因此是不可取的；2. 双语教育不仅没有促进移民后裔接受美国社会的主要交际工具DD英语，没有促进融合，反而造成了种族隔离的社会现实；3. 它滋生相互分割的自行种族聚居化(self-ghettoization)，而种族聚居化反过来在对愈来愈稀少的社会资源的竞争中使弱势种族愈益弱势，从而滋生种族对抗；4. 它使少数种族，如西班牙裔，与主流社会愈益疏远化；5. 少数种族由于使用自己种族的语言，而不是社会通用的英语，交际范围狭窄，在美国社会中始终处于二等甚至三等公民的地位；6. 只有单一语言（即英语）教育才可能为少数种族进入一个更为宽阔的美国主流社会提供便利；7. 共同的语言（即英语）对于多种族的美国，对于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和作为一个政体(polity)的凝聚是至关重要的。 三、文化激进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激进主义者或文化进步主义者(cultural progressivists)认为，美国学校存在对多元文化的漠视，其欧洲中心主义的课程设置与有色人种的生活毫无关联。旧世界的价值在这类课程里被描述为“普遍的”“客观的”，而实质上，所谓的客观性仅仅是白人客观性。他们认为，通过支持设立美国少数种族文化课程，将可以增进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相互尊敬与了解，美国的文化多元性才能得以张扬。 正如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一份关于黑人研究的文件中指出的，不进行对黑人的研究，整个人类的历史将是不完善的，将不可能被完全地理解。黑人研究就是要承认与尊重人类所有的价值，它的目的就在于发掘、抢救、审视与捍卫黑人对世界的贡献。为什么每一个学生必须学习黑人研究课程呢？它说，每一个学生应该了解非洲和非洲裔美国人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这些贡献包括：在一个领土主权的国家内首次创立了政府；创立了科学、数字和先进科技的基础；人类最早的书写的文字；创立了哲学与心理学的基础；建造了金字塔。通过学习，学生将认识非洲的男人与女人在道德良知、艺术、科技和政治方面的成就。他们认为，种族研究作为必修课对于美国人认识其民族归属性，对于如何认识他们自己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对形而上的框架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重组，即：美国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熔炉，也不再存在所谓的主流，而是许多股“流”竭力在寻觅它们共同的源头，而共同的源头不是西方文明。 更有人认为，在美国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并在其上建立核心课程的中心。美国是一个多文化的多经验的实体，而这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正是最根本的、最宝贵的。 文化激进主义者认为，学校应该培养学生适应21世纪处于激烈变化的美国社会。在21世纪，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将不再是白人，而是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所以，美国教育应该培养其所有的学生学会生活在一个越来越非白人化的社会，经济上和政治上越来越互相依赖的世界。达此目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在课程中包括各少数种族对美国文化多元性(heterogeneity)的贡献。如果学生不了解非欧裔种族文化的活力和丰富性，那么，他们将永远不会在与其他种族集团的互动中抱积极的态度。 文化激进主义对于“合众而一”，对于“众”(Pluribus)和“一”(Unum)之间的关系有它们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美国的归属性(national identity)反映了三个方面：1. 美国是由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具有各自历史传统的人民组成的；2. 各自的历史传统通过新世界的经验而得以重组。美国文化从这些不同文化传统汲取营养，在美国土地上的互动中形成新的文化，这新的文化包含了原来种族的传统，同时又超越这些传统；3. 排异。美国大多数的种族集团都经历过这种排异和孤立，只是时间长短不同而已。总之，在他们看来，美国归属性就是多元。在文化进步主义者或者文化左派 看来，在美国高等教育中设立关于少数种族的文化课程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什么文化足以使下一代美国领导人形成他们的理想、价值以及分析与理解的范畴。” 所以，在高等教育中在课程中包括种族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学者，如杰拉德•格拉夫和威廉•卡因(Gerald Graff and William Cain)，认为课程设置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的微观世界，它包含什么，拒绝什么，是这个文化视什么为重要，什么为有价值的指数。在准则(canon)上的冲突是社会对它自身的认识上的冲突。在多元文化主义问题上的辩论表明美国文化在美国种族问题上应采取什么立场和应如何行事有甚大的歧异。 他们认为，一个由死亡的白种欧洲男人统治的历史与作品充塞的课程是一种偏见。巴巴拉?赫恩斯坦?史密斯(Barbara Herrnstein Smith)提出，在美国没有一个单一的综合性的大文化，没有一个所有的或者大多数美国人参与的大文化，没有一个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凌驾于其他少数种族文化的大文化，没有超越其他文化的文化。所以，美国是多文化的，只有将这种多元性涵盖在民族归属性之中才有可能造就文化间和谐的局面。 四、新文化右派与多元文化主义反对设立美国文化必修课程的文化传统主义者(culturel traditionalists)认为，美国文化课程特指四个特殊的少数种族群体，即美洲印第安人、非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排斥作为一个种族的白人，因而是无法接受的。有人认为为了追求一个与大学教育精神不相容的政治目标而引进美国文化课程是危险的，是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都是不可取的。文化传统主义者强调上帝或自然权利是道德权威的源泉；强调历史的延续性和旧日的真理；认为美国文化和归属性都统一在西方文明的传教之下。文化传统主义者或者“新文化右派”，如艾伦?勃罗姆(Allan Bloom)和威廉?巴尼特(William Bennet)，反对多元文化主义，认为美国文化植根于“自然法”(the Natural Law)和西方文明的犹太D基督教传统(the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巴尼特认为，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美国社会建立于公正、自由、民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之上，这些思想直接继承于西方文明的伟大时代。这些思想是凝聚多元民族的粘合剂。正是这些信念将美国人，不管他是白人还是黑人，是亚裔还是西班牙裔，是富人还是穷人，与其他西方传统的文化集合在一起。巴尼特是一个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即使多元的美国也仅仅是西方文明的多元而已，美国文化必须统一在西方传统的旗帜之下，不承认并排斥其他文明对美国文化的影响以及其他文化在美国存在的现实。所以，在课程设置问题上，他认为，美国大学课程的核心应该是西方的文明，因为西方文明对于美国和美国人民有无所不在的强大的影响。在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营垒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艾伦•勃罗姆(Allan Bloom)和他的著作《美国思想的终结》(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在这本著作中，他指出，“当用自然权利来审视阶级、民族、宗教、种族根源或文化时，它们便全然消失了，或变得模糊不清了。因为自然权利给人以共同的利益并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兄弟。” 对于人的自然权利的承认与认可是人们团结并成为同一个归属性的一部分的源泉。他认为，移民必须舍弃旧世界的归属性，而接受一个新的教育。他说，虽然这并不是意味着舍弃旧的日常习俗和宗教，但这却实实在在地意味着他必须将这一切从属于新的（民主）原则。他说，应该有一个使自然本身同质化(homogenize)的倾向。他继而指出，“当人们对于公共利益已没有共同的目标或看法时，社会契约还可能存在吗？”针对文化多元化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巨大威胁，勃罗姆提出一条对付其挑战的办法，即“阅读共同承认的经典作品”。他所谓的“好的老的伟大的作品”(the good old Great Books approach)，实质上就是帕拉图、亚利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卢骚、汤玛斯•杰弗逊等西方文明的思想家们和所谓的英语的三大巨匠DD乔叟、弥尔顿和莎士比亚。他说，读这些作品不是作为历史的产物来读，而是象原作者希望的那样来读。他指出，自由主义的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危机是一种学术的危机，知识的危机，如何解释周围世界的危机。 在他看来，只有倡导一个基于阅读经典作品之上的通才教育，才能促进文化的一统性，使美国人对公共利益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勃罗姆的“好的老的伟大的作品”的看法，其实质就是强化美国文化的欧洲传统，对WASP价值的认同，强化年轻的美国人DD未来美国的领导人DD对欧洲价值的认同，以对抗形形色色的种族文化对美国主流的侵袭。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对多元文化主义可能造成种族狂热，特别是非洲黑人中心主义表示忧虑。他认为，这种种族狂热会使美国社会零碎化(fragmentation)，分割成不同的种族社区，反而加深了种族间的隔阂、对立和仇恨。非洲黑人中心主义是一种对欧洲恐惧心理的反应，其结果反而造成黑人自己要求实行黑人与白人的分离政策， 形成“一所校园，两种天地”，黑白学生分开居住、分开饮食制度。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认为，所谓只能黑人教授黑人历史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黑人巫术观念(voodoo)而已。 在少数种族研究的课程中把Crispus Ahucks吹捧成在反英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与美国建国元勋等量齐观的英雄是十分荒谬的。小施莱辛格对于少数种族文化的学习是否能增进少数种族的自尊(self-esteem)存有怀疑。他不同意纽约课程修改组关于在课程中存在的单一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对年轻的非洲裔、亚裔、拉丁裔和美洲印第安人心理的损害之说；不同意所谓的对自己种族历史的了解与认同有助于克服种族自卑感之说。他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科学的研究证明少数种族课程与少数种族的自尊有什么关系。 他指出，与其让少数种族学生了解并尊重他们种族自己的文化、语言、宗教与种族渊源，与其通过公共教育加强并延续各自分割的种族的亚文化，还不如让他们了解他们成长期间的美国文化，并对这一共同文化的未来发展作出贡献。 J•E•圣胡安(E.San Juan, Jr.)强烈地批判了对种族性与多元主义的盲目崇拜。他指出，由于种族研究逐渐学院化，基于欧洲移民成功模式的对种族性的崇拜竟然成了正统的学说。在理论上无限地拔高种族性则无异于从历史的角度系统地排除了种族和种族主义作为筑建美国政治与经济结构导因的任何概念。 海兹尔?卡比(Hazel Carby)则认为，坚持认为“文化”就是指统治与从属的对立关系必将破坏多元文化主义本身包含的多元兼容性的概念。她指出，多元文化主义的模式实际上排除了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与从属的文化的概念DD无论这些文化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同时否认种族主义的存在和政治-经济控制以及政治-经济权威的占有与实施有关，也和反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权力的形式有关。 路易斯•盖茨认为，种族性模式(the ethnicity paradigm)有一种忽略历史、权力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历史的倾向。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号下，对文化的阅读总是首先试图去寻找种族特殊性的指标，特别是那些有可能被认为是反叛性的、颠覆性的、破坏性的指标。文化的复兴DD保留文化的歧异DD几乎赋予了一种急救性的使命。 西方自由主义一方面以资本主义为其伦理的基础，以多元性为其意识形态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与民主之间则存在紧张的关系。勃莱克曼(Brenkman)指出了多元文化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认为，公民只有在拥有共同认同的词汇之后，才有可能自由地参与政治讨论与决策。民主需要所有参与其间的公民用在历史中形成与认同的共同的形象、符号、故事和词汇进行交流；同样，民主也要求人们熟悉相互的词汇与历史以平等地进行政治讨论与决策。根据勃莱克曼的假设，公民在参与政治之前已经作为一个文化原子的存在，公民的归属性在此之前就已经预设了。公民在参与政治时，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的整体，他排除了政治创造或改变一个人的文化或种族归属性的可能性。勃莱克曼的假设同样也排除了将社会视为一种由各种正式认可的文化主权(cultural sovereignty)组成的联合体的所谓团体多元文化主义(group multiculturalism)。勃莱克曼提出用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或公民人道主义(civic humanism)传统来缓解民主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公民人道主义强调公民参与，个人发展与个人作为一个自治的决策社团，一个政治实体(polis)或者作为一个共和的公民参与是紧密地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勃莱克曼认为，现代的政治实体作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空间比前现代的共和理想的固定空间为公民的竞争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为多元文化主义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五、美国归属性的前景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所代表的对于种族属性的关注最终将危及到美国的共同的归属性。多元文化主义和双语教育的推行有可能使美国出现一个“离心的不认同美国主流价值的少数种族多数”(minority majoity)。根据人口学家列昂•布维埃尔(Leon Bouvier)，2060年在美国将出现一个少数种族多数。1990年人口普查显示，美国186个县，或者说6%的县内，已出现了这种情景。 在80年代20世纪第三次移民高潮中，80%以上移民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而在1910年近90%移民来自欧洲。他们认为，欧洲移民的减少使欧洲文明的延续DD美国文明缺乏欧洲人力资源，从而也就缺乏其推行西方价值的文化势头。同样，不会说英语的亚裔和拉丁裔移民的增加，将加强其他文明传统对美国欧洲传统的挑战，将增加社会融化移民的困难。社会学家注意到，在多文化的洛杉矶，拥有130万人口的美国第六大城区的圣费尔南多峡谷商业与政治领袖甚至想从洛杉矶县分离出去。他们认为这种分离的倾向有可能使美国巴尔干化，形成一个“城邦运动”(urban confederacy movement)。 正如伊萨亚•柏林(Isaiah Berlin)说的，“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价值会发生冲突DD这就是为什么文明之间是不可能兼容的。在文化之间，在一个文化中的不同团体之间，在你与我之间……是不可能兼容的。”他又说，“社会的或政治的冲突肯定会发生；……但是我相信，这些冲突可以通过保持一种脆弱的平衡来使之处于最小的程度，这种平衡不断地受到威胁，不断地需要修补，但，我必须重复说一遍，只有这才是安定社会和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行为的前提；否则，我们必将迷路。” 哈贝马斯也提出移民潮有可能改变一个民主国家的主流价值DD即他所谓的政治、伦理原则。他说，民主宪法对移民所提供的这一自由的抉择具有十分深刻的历史的含意。政治社团的合法的归属性，从长远来说，在无数移民潮中却不是不可能改变的。虽然不能强迫移民放弃其固有的传统，但随着其他生活形式逐渐建立并渗入社团，公民阐释宪法原则的空间也随之扩大。这样，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中，在公开移民的原则下，移民可以改变一个社团的性质，也可以改变整个民族对政治-伦理的理解和阐释。 有的美国学者对此持乐观的态度，认为：1. 在美国不可能出现一个“少数种族多数”(mionority majority)的状况。黑人在1920年占美国总人口的9.9%，在1950年占10%，在1970年占11.1%，在1990年占12.1%。 亚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增长同样十分缓慢。同时，由于收入的增加和种族间通婚的增加，使人们更易接受美国生活方式。 如在大洛杉矶，三分之一在美国出生的拉丁裔中产阶级和四分之一在美国出生的亚裔与其他种族通婚。 2. 美国的欧洲，特别是盎格鲁D撒克逊与渊源是一个不争的文化与历史事实。欧洲思想与文化奠定了美国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的基础；美国文明仅仅是欧洲文明的延续。在1882年，87%的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1907年，81%来自南欧和东欧。 可以说，80%以上的美国人是欧洲人的后裔。所以，以欧洲文明为基础的美国文化是不可能被少数种族或多元文化主义所淹没的。3. 美国文明从一立国就开始吸收世界其他文明的营养，并把这些营养作为营造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美国政治、文学、生活中都得到体现。正如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说的，炒面，爱尔兰裔的圣帕特里克节大游行以及非洲发型，全是土生土长的美国货。“老式盎格鲁撒克逊人排斥社会消遣的清教徒作风，早就被德意志人乐于从事文体活动以助身心健康的消闲气度所压倒，而这种健康的消遣活动现在已被认为是普通美国人的一大特征。美国流行音乐亦置根于创造出爵士音乐和感伤乐曲的黑人音乐传统。美国的政党体制主要脱颖于爱尔兰人的党派作风。没有什么东西比汉堡包或牛肉香肠更能称得上是地道的美国货了，但这两个词都是德国城市的名称。” 4. 洛杉矶现象表明大量的亚裔和拉丁裔移民创造了一种新的繁荣的太平洋沿岸的文明，成为美国文明的一部分。自1980年初以来，在洛杉矶县，拉丁裔美国人已取代黑人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的工业劳力；拉丁裔与亚裔美国人开办的企业从7万增长到22万。在繁荣的奥林奇县，在260万人口中四分之一是拉丁裔，11%是亚裔，只有2%是黑人。有人描述奥林奇工厂工人多种族的情景为“西班牙裔―天主教家庭价值与亚洲―儒家集团中心价值的混合体”。由于他们带来了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经验，由于他们在更为先进的科技条件下融入美国社会，他们将帮助美国文明缩短其与其他文明的距离。 5. 正如D•H•劳伦斯(D.H.Lawrence)说的，美国是钱袋的故乡，而不是一个血缘的故乡。对于大多数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少数种族的移民来说，他们关心的是抵押买一幢房子，在新大陆生活下去，他们并不关心文化问题，并不关心美国的归属性，他们关心的是经济。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好生活。只要美国经济在全球处于领导地位，移民的钱袋鼓鼓的，就不会出现文化问题，就会认同美国。所谓的爱国主义将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提出在美国社会中存在否决效应(veto effect)。按照这种理论，在美国社会中尽管存在多元的文化，有代表各自文化的利益集团，但他们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里斯曼的模式正与美国社会多元化观念是相容的。 在美国社会中没有一个终极的遏制的力量存在。这种终极的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遏制力量的缺少，正好造就了培育多样性的温床，同时，美国自由主义民主也为多样性与多元文化主义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多样性是一种理性的促进开放社会发展的力量，成为美国熔炉――也就是“合众而一”的重要的前提。里斯曼的模式代表一种实用的与乐观的学派，为了实行他的理想主义的否决效应，他需要“合众而一”的政治运作体制；反过来，多样性的力量和“合众而一”使否决效应成为可能。从上面的分析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方面美国的民主环境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双语教育提供了生存的可能，另一方面，它们确实有可能在根本上动摇和腐蚀美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基础。如何避免使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使由于种族不同而造成的裂痕与歧异不至于将美国社会瓦解，使之巴尔干化呢？根据赫尔伯脱•克劳利(Herbert Croly)，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终极的联合纽带”(ultimate bond of union)，他继而把这纽带解释为“民主的社会理想”(democratic social ideal)。正是民主社会理想使美国社会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成功地将不同种族、历史、文化、宗教背景的人们融合在一个单一的社会中，因为民主原则为这种联合提供了哲学基础上的认同感和广泛的共同的社会实践。根据美国信条，美国民族是由作出自我选择并对自己负责的个人组成的，而不是由种族团体组成的。在美国少数种族处于不断演进与变动之中，它从来就没有历史地域的基础。迪阿纳?拉维契(Diane Ravitch)最好地描述了美国文化，他说，“美国拥有一个多文化的共同文化。” 必须指出，正如柏林所警告的，追求种族的纯洁――无论是种族清洗或文化正统，对于公民秩序和人类尊严来说，比文化的驳杂会带来更大的危害。所谓的归属性或认同感总是处于一种对话的状态，它们只有在相互关系中存在，它们本身也处于一种演进的过程之中。所以，美国文化必须面对融化的问题，同时面对文化歧异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多元文化主义有它的局限性。 在这里，最关键的是美国社会如何处理“一”与“众”的关系，如何保持“多样性”(Diane Ravitch)与多元性的平衡，实行文化多元性而不是排斥共同文化和语言的崇拜少数种族文化的多元文化主义，如何使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价值既共存又统一于美国信条的旗帜之下。必须指出，所谓多样性，应包含种族多样性与思想多样性。文化新左派所强调的往往是种族多样性。移民确实给美国带来种族多样性，但多样性的种族必须向美国的普遍或主流价值认同，而成为新人；而民族间的融合，也即混血化或文化杂交(cultural hybridization) 的趋势在美国后现代社会中，也必然加快。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仅管有多元文化主义，但在美国“合众而一”的理想是不会受到冲击的。在美国经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条件下，不可能发生巴尔干化现象，因为：1.没有任何一个种族享有历史的与传统的地理基地。即使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他们也已生活在人为划定的狭小的保留地之中；2. 除印第安土著之外，几乎每一个都是移民；3. 在美国，民族融合的过程相对来说是较快的。它将是一种有机的过程，在几代之后美国化的效果非常明显；4. 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存在一种润滑的机制――自由主义的民主原则，这机制使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歧异不至于发展成巴尔干式的对抗与仇恨。哈贝马斯研究了民主宪政国家在什么方面可以要求移民归化以保持它的公民整体的生活方式。他认为，从哲学上，可以将归化分为两个层次：a. 承认宪法的原则。承认国家政治文化和公民从伦理―政治角度对宪法所作的解释；也就是说，公民的自治在接受社会中被纳入其体制之中，公众理性原则得到运用(public use)；b. 继而愿意在文化上被同化，也就是说，不仅身体上归属，而且在生活方式和习俗上与当地文化融合。这样，归化已达到伦理―政治一体化的水平，对于移民者来源国文化的集体归属性发生深刻影响，而不仅仅停留在原来政治社会化的层次上。美国的移民政策取的是第一层次的做法，也即政治社会化的层次(political socialization)。这一政策使政治社团仍然保持其原来的归属性，任何东西，包括移民，都不能改变其归属性。因为这种归属性是建立在政治文化框架之中的宪法原则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主流的生活文化形式的基本伦理准则之上的。这样，移民只要愿意加入当地的政治文化便可以，而无须放弃他们来源国的生活的文化形式。民主自决权包括公民有坚持自己政治文化的权利。它不为主流文化形式的自我肯定而强迫移民同化。这反而可以使社会免于因为拒绝外来的亚文化陷入分裂的危险。 5. 在美国没有一个终极的遏制力量，所以，在社会中存在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正是美国力量之所在；是“合众而一”的基础；6. 美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其文化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们建立在对文化歧异的宽容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所以任何文化的歧异不会发展为影响美国归属性的战争；7. 虽然美国社会会演进，种族结构会变化，但这些有关美国归属性的演进与变化是在美国主流价值和信条的范围内进行的，它不会损害美国的民主原则、政体、价值、共同的理想和语言；8. 美国的民主、自由的社会环境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存在提供了条件与环境，但多元文化主义――或者说任何一个单一的少数种族性不可能将美国化了的为大多数人认同的民主、自由与公正的美国信条淹没；9. 作为美国民族共同的语言――英语，在美国的政治与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少数种族的语言可以否定它的存在，也就是说，不可能有任何力量可以否定以英语为表征的美国民族的归属性。总之，只要来自不同的大陆和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们认同――在美国社会中也必须认同――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和人的基本政治与文化权利的美国信条，认同美国共同的语言，那么，他们便失去了他们原来的来源国的归属性，而具有了美国归属性，在共同的向往自由与公正的基础上找到含意，而成为美国人，成为独特的美国民族。注释：注：作者获亚洲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得以在美国本土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写成此文。在此谨表谢意。美新署华盛顿英文电，日。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ust 20, 1995.Jurgen Habermas: 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State, Multiculimalism, ed., Amy Guttman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1994, p.113.Ibid., pp.128-129.K. Anthony Appiah: Identity, Authenticity, Survival: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op.cit., p.161.Charles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op.cit., p.60.Ibid., p.6.American cultures，在此特指美国少数种族的文化。"The American Culture Wars", ed. James L. Nolan Jr.,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1996, p.21.参见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W.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1992, p.62.Robert D.Kaplan, "Travels into America's Future", Atlantic Monthy, August 1998, p.30.Ibid.Ibid., p.39.请参见Arthur Schlesinger, Jr., op.cit., pp.108-110.持此说的代表为Julie Chang，请参见James L. Nolan, Jr., op.cit., p.20.持此说的代表为Ronald Takaki, ibid., p.20.持此说的代表为Mario Garcia, ibid., p.20.见Jewelle Taylor-Gibbs教授在柏克莱分校理事会上的发言，ibid., p.22.哈佛大学非洲裔美国人课程教授Henry Louis Gates, Jr.将文化进步主义者称之为文化左派(cultural left)，将文化传统主义称之为新文化右派(new cultural right)。文化左派甚至主张将E pluribus unum改为Ex uno plures.James Nolan, Jr., op.cit., p.8.Ibid.Ibid., p.9.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87, p.27.Ibid., pp.344-346.Arthur M. Schlesinger, Jr., op.cit., p.103.Ibid., p.105.Ibid., p.89.Ibid., p.90.Requoted from Henry Louis Gater, Jr., "Beyond the Culture Wars: Identities in Dialogue", a paper read at the 1992 MLA convention in New York.Ibid.Ibid.Ibid.American Demographics, American Demographics Inc., Ithaca, NY, p.12.Atlantic Monthly, August 1998, op.cit., p.38.Henry Louis Gates, Jr., op.cit.Jurgen Habamas, op.cit., p.140.Arthur Schesinger, Jr., op.cit, p.121.Ibid.Atlantic, August 1998, op.cit., p.38.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1992年，第15页。Ibid., p.364.Atlantic, August 1998, op.cit., pp.39-46.参见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 Emory Ellio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参见Arthur Schlesinger, Jr., op.cit., pp.134-135.Henry Louis Gater, Jr., op.cit.哈佛大学教授Cornel West在“Race Mattersr”中提出了文化杂交的思想。Jurgen Habamas, op.cit., pp.138-139.（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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