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殖民地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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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殖民地历程　
几乎所有各种题村的所有各类书籍都己写成，放到我们的手中。我们在这方面的情况是 独一无二的。我们和英国人民说着同样的语言，两国的关系又通常相安无事，因此，我们在和 它的商业往来中，不断地为我们带来了在那里充斥泛滥的书籍中为数不小的一部分。在每一门 艺术、科学和文学中，我们得到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我们需要的东西。因而，书籍写作，对我 们说来，就不如对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家那样必要；我们的书籍相对地写得少，这就是一个起 很大作用的原因。　　有一些眷恋往事、喜欢模仿的人们切望在美洲土地上再现英国文学的丰 姿。直到 1769 年，还有一个署名“蒂莫西。苏伯赛兹”的人在《宾夕法尼 亚纪事报》上提出警告说，宾夕法尼亚人尽管忙于鼓励生产，却不应再继续 忽视九位缪斯，“看来这几位可爱的人物没有一位与我们的先祖一起从欧洲 移居到这块大陆来。”这位批评者希望，“我们将不再象迄今为止那样，完 全地仰仗母国来得到所有的散发着诗情画意的文章，而是最终能够自力更生 地得到足够的诗篇和乐章——我们自己劳动和耕耘得未的果实。”然而，即 使是在费城，这座美洲大陆上所能找到的最具都市气氛的城市，创造优雅的 文学作品的努力也是拘谨、扭泥和毫无成果的。譬如，费城学院的教务长威 廉·史密斯牧师曾经打算将志同道合的诗人们集合在“文人协会”的大旗之 下。但他所能找到的，只有一些劣等“诗人”。美国在殖民地时期。乃至在 后来的时代里听产生的最好的作品，不是韵律优雅的诗作，也不是文采飞扬 的小品文。相反，最好的作品是来自千百个源头的涓涓细流：法典汇编、政 治论争小册子、方案和计划、宣传小册子、布道词、议会讲坛上的演说、报 纸专栏文章和科学协会断断续续的记事录。这样的文字，是绝对满足不了旧　　世界的文人学士的。 美洲的文字出版物恰恰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文化贵族阶层而兴旺发达起来。文字出版物四处扩散：它的中心到处皆是，其原因就是哪里也不是中心。每个人都关心出版物所议论的东西，人人都能使用出版物中的语言。这 样的出版物，既是一个繁忙的、流动的和公众的社会的产物，也是这个社会 的创造者。这样的社会更希望得到的是贴切有关的下界实情，而不是海阔天 空的上苍真谛，并对带有沙龙情调的聚会闲谈、旁征博引和明讽暗喻保持着有益的怀疑态度。1772 年，圣公会牧师雅各布·杜谢（他是一系列受人欢迎的美洲教坛布道者中最早的几位中的一个）指出：特拉华海岸上最贫穷的劳动者，认为自己有权在宗教和政治问题上同上层人物或学者同样自由 地表达情感。毫无疑问，费城各界居民之间的差异，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城市中最不明显的。财 富的多寡形成不了差异，因为每一个人都期待有朝一日会和最最富裕的邻居乎起平坐。??读 书蔚然成风，以致几乎人人都是读者。他们评判着各自所读的各种书籍，有正确的，也有错误 的，从而就知识而言，将自己置于与书本作者同等的水平上。第十二编 保守的新闻出版业“就我所知，没有一个美国人为了要成为 作家而愿意住阁楼的。”蒂莫西·德怀特49.书籍出版事业衰微不振　　就殖民地时期美利坚人的智力状况而言，他们出版的书籍可说是出奇地 少。甚至他们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如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也未在书本中表达 他们最重要的思想。富兰克林于 1743 年为建议成立美洲哲学学会而发的通告中曾说，美利坚人由于忙于其他事情以及美洲文化还“不成熟”，因而没有写出更多的书 来，这种说法会使人产生误解。在此地，书籍出版事业虽未繁荣起来，但是 其他形式的印刷品却在大量增长。　　殖民地的印刷商完全没有条件出版长篇著作。首先是缺少铅字。在英国， 限制供应铅字是控制出版界的手法之一。星法院①1637 年的一项命令规定，任何时候只许四个人（每人可各带人数限定的学徒）同时从事铸字业。到革 命爆发，美国的印刷商才能买到在美国铸造的铅字。使美洲殖民地的情况更 糟的是，带到这里来的铅字，很可能是英国的印刷商用过很久和已经弃置不 用的。1779 年，当富兰克林在法国收到寄给他的几份波士顿出版的报纸时，他说他在这些报纸上可以看清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美国的印刷商亟需新的铅字。“如果你们有什么机密希望好好保守的话，就把它们印在这些报纸 上好了。”在排版机出现之前这段长时间里，印刷商能排多少页字直接取决于他所拥有的铅字数量。只有一套某一型号铅字的殖民地印刷商，不可能把排好字 的版子长时间保存不拆；他必须排几张，印几张，然后把版于拆摔，才可以 继续再排。零星印刷业务的紧急订单——如印广告小册子或法定的和商务上 的表格，这些都是主要的业务——随时都要用铅字。在这些情况下，一位精明的印刷商宁愿承接一些能很快收回投资的小件印刷，而不愿印刷书籍，因 为书籍市场把握不定，而且资金的回收要推迟一年或更长时间。纸张缺乏和纸质低劣是妨碍书籍印刷的另一个因素。费城印刷商威廉·布雷德福早在 1690 年就在杰曼敦附近开办一家造纸厂，而且在殖民地时期其 纸张的产量有所增加，但是美洲印刷商们仍然要靠欧洲的供应。《印花税法》 和《汤森法令》之所以使人如此愤怒而有助于促发革命事件，其原因之一是 它们把纸张也纳入征税的进口商品之列。即使抛开重大的原则问题，纸价昂贵本身就促使殖民地印刷商煽动美利坚人的愤怒情绪。“对殖民地的印刷商来说，纸张进口极为需要，1769 年一些关于抵制进口的革命决议中未列入 价格较低的印报用纸，就说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时期，乔治·华盛顿不得不在零星的纸片上写信给他的将军们，①
英国历史上的星法院拥有民事和刑事裁判权，主要处理有关侵犯王室利益的案件，以专断暴虐著称，于1640 年废除，——译者因为他没有更好的纸张。送给军官们的公文是散页的，因为纸张大宝贵就不 用信封了。通讯记者则在书上扯下来的衬页上和旧帐本的空白页上写作。由 于缺纸，周报有时不能出版，即使出版，它们也常常是用印刷商所能找到的 颜色、大小和质量各不相同的纸张印刷的。　　殖民地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严重缺纸，因为既缺少造纸的原料——破 布，也缺乏熟练的造纸工人。当威廉·帕克斯于 1741 年在弗吉尼亚开设第 一家造纸厂时，他在他的《报》（1744 年 7 月 26 日一期）上劝威廉斯堡的 公民们把他们穿破了的亚麻布衣服卖给他：聪明的哲学家曾经说过， 无中不能生有； 哦！帕克斯，你的厂很多 来自我们认为一钱不值的废物??（但愿这位慷慨的爱国者健康长寿， 他用现钱收购破布头！） 艳丽的佳人，你们闻名于爱神的天地， 津津乐道，多少人被搞得心荡神迷； 破损了的衬衫，破损的围裙， 件件都安放得小心透顶—— 哦，上帝！一件衬衫也许包含着十首十四行诗， 为你们增添妩媚，使你们自负不己； 一顶帽子，可以变成一封情书， 当它还是一顶帽子的时候，这岂非离谱。 而一些彼视为神爹的小手帕。 也许会将隐藏在其中的哀情倾诉。 好姑娘迪莉妞的衬衣，洁净无损， 为了灵魂的纯洁，谁又敢染指 现在成了报纸，遍布全城， 可以拿起，也可以摊平。即使迪莉娅把它抛弃， 也非亵读清白，泯灭良心。新英格兰的印刷商用一种种学奇想来增进生意。波士顿的印刷商和文具商托 马斯·弗利特于 1748 年买下了一艘被掳获的西班牙船只中值钱的货物—— 纸张，他从中发现了一些教皇的训谕和赎罪券。他在这些东西背面，有的印 上“黑眼睛苏珊”、“漂亮的哈里”和“蒂格逛兵营”之类流行歌曲，其他 的则登广告出售：“出售当今教皇乌尔班八世的训谕和赎罪券，单张或整刀 整令购买皆可，价格比从法国或西班牙神父处购买便宜得多，而且保证对持 有者同样有效。”　　美洲殖民地生产的那种纸张，当时虽然还可以用来印刷报纸、小册子、 单面印刷品、历书和初级读本，但不适用于印刷书籍，因为书要用上多年。 就书来说，殖民地的印刷商不得不从伦敦代理人那儿订购欧洲（最好是荷兰） 的纸张。整本书要全部用上同一质量的纸是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而 且，印刷商在整本书所需的足够的纸张到来以前，也不可能把少量已排好铅　　字的版子保存不拆。因此，他只能有多少纸就排多少页铅字，然后把已印的 书页储存起来，拆掉版子，一直到有更多的纸张到来才可以继续排印。汕墨也是个问题。印刷商的主要手册（1683 年出版的莫克松所著《技工课程》）忠告说，成批制造的油墨不及印刷商自己调制的油墨好，但是殖 民地印刷商缺乏制造油墨的原料油烟和调墨油。因此他们继续要大量依靠从 英国进口的现成的劣质油墨。印刷机也必须进口；这就是 1769 年纽黑文的 伊萨克·杜利特尔冒商业上的风险造出美洲第一架印刷机之前的情况。因此毫不奇怪，美洲殖民地印刷的书很少，在整个殖民地时期，美洲书商的主要商品是进口书籍。1769 年关于抵制进口的革命协议，在仍可以从 英国购买的项目中，除火药和鱼钩以外，谨慎地列举了“铅印书籍和小册子”。 直到十八世纪末，英国书籍的进口才开始受到美国书籍竞争的影响。　　确实引人注目的是，殖民地印刷商甚至在他们所印的那些书籍——多卷 本的法规、关于晚近历史的应时作品和宗教小册子——方面也是成功的。他们所印的每件东西都带有设备简陋、原料缺乏的标记。印刷商为了节约原材 料，使用的铅字比人们合意的要小，这样就可以少用些纸张。在某些情况下， 节约有助于风格简洁，但纸张的短缺使人难以采用宽敞悦目的版面设计。　　虽然美利坚人打算引进一些英国的改进措施，可是在整个十八世纪，美 洲印刷业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英国。本杰明·富兰克林 1724 年以后在英国居留期间——他往往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方具有不可思议的本领——曾 为威廉·卡斯龙的一些资助者工作，因而恰巧能知道卡斯龙改进铅字字体的 事。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他把这种字体引进美洲。然而，直到 1790 年，即 铅字铸造业和造纸业成了美国有地位的行业之后，美国的印刷业才印出了第一部不朽作品，那就是 1790 年开始陆续发行的美国版《大英百科全书》，该书共十八卷，印制全书历时七年。 在欧洲，从印刷业问世以来，印刷商总是企图事先取得一个有钱的赞助者的支持，以保护他的投资，而赞助者则通常希望印刷商在书上印上给他的奉承性题辞以为回报。随着书籍市场的扩大，印刷商逐渐寻求许多赞助者， 而不是每本书找一个；人们事先同意在某一本书籍最终离开印刷所时就去购 买。当书籍市场像在十八世纪的英国那样进一步扩大时，出版商开始以他们 自己的资金来冒险。但是，美洲一些篇幅较长的书籍，继续在政府官员、总督和立法机构的赞助下出版。在大洋此岸出版的书籍中，很少有印上奉承性 题辞、献给哪个出钱买恭维话的贵族赞助者的。在十八世纪，美洲的印刷商 比起他的英国同行来更倾向于用事先预订的办法来筹措资金。　　当书籍不得不事先预订时，印刷商有充分理由谨慎从事，对新颖的思想、 不著名的作者和激进的质问者多加提防。每当印刷商要冒险出版未征集预订 的书籍时，他总是尽力了解这本书，以免盲人骑瞎马。甚至富于进取心的本 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版书目也是极平常的。正像卡尔·范多伦指出的，富兰 克林搞出版是为了赚钱或交朋友，最好两者都是。他出版的政府印刷品、历 韦，以及《医药顾问手册》（1734 年）、《绅士的兽医》（1735 年）和《新 英格兰初级课本》之类书籍利润可观。　　十八世纪美洲书籍出版量有所增加，但有深远影响的作品很少。特别是 在新英格兰，篇幅较长、字数较多的书虽然不一定是神学著作，但是以宗教 书——布道集、宗教小册子、宗教仪式指南以及《圣经》注释为多。在美洲 出版的书籍中，销售量大的主要是教科书（如《新英格兰初级课本》）、实　　用手册（如约翰·但南特的《医药顾问手册》）、业务手册（如威廉·布雷 德福的《青年文书指南》）、计算手册以及歌曲集。在南方，法律韦的销售 数量超过宗教书。殖民地立法机构众多，受过训练的律师却寥寥无几，而且 法院体制有好几种，非专业出身的法官比比皆是，因此在非专业的外行人中 到处需要法律手册。当然还有少数其他书，如《海湾圣诗》（1640 年）、 乔纳森·爱德华兹的《意志自由的探究》（1754 年）和门诺派殉道者的书《流血的现场》（1748 年）。这最后一部书有七百五十六页，堪称革命前 在殖民地出版的篇幅最大的（一般认为也是最令人生厌的）一部书。1789 年，观察敏锐的《美国书目》的作者从伦敦写道:
北美也许缺乏某种以文学作品作为摆饰的习气。高贵的文人无助于生活的真正赏心悦目 的追求和发现，在欧洲受到斯文食客的奉承和无知群众的称赞，但北美却不以这些文人自夸?? 有用的东西都卖得出去，而关于纯理论问题的出版物，与其说重要不如说古怪的书籍， 以及一般篇幅很大、价格昂贵的艺术和科学著作，只能滞留在书商手中。他们没有余钱去买他们并不需要的东西。他们在购买书籍方面，着眼于目前或今后的用途。50.报纸的兴起　　美洲的印刷商服务于知书识字，而不是服务于文学。他们印行的文学书 籍寥寥无几，但为满足商人和政府的迫切需要而印刷的其他东西却数也数不 清。在这后一方面，他们至少和英国的同行不相上下。他们的职责不同于大 洋彼岸同行工匠的职责，后者是由传统和贵族统治所确定的。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殖民地居民拥有现成的纯文学著作，这是他们干脆从英国进口的。而且，英国主要的文学书籍，在殖民地主要城市里大概就 像在英国的外省城市里那样容易买到。如果印刷商可以从伦敦进口书籍并将 其出售，他为什么一定要费力印制质量差价格贵的殖民地版本呢？1782 年 以前，殖民地的印刷商从未出过一本全本的英文《圣经》，但是他们到 1663年为止却已发行了一千多本由约翰·埃利奥特译成“印第安语”的著名的《圣经》译本。英文《圣经》良容易从英国获得，但是新英格兰传教事业所必需 的印第安语译本却只有这里才有。美洲的印刷商可以自由地为他们社会的特 殊需要 服务。杰斐逊不无夸张地称道说，美利坚人免受欧洲出版社发行的 “一大堆废话”的干扰，同时在生产有益的科学读物方面又远远走在欧洲前头。　　正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一开始支持了印刷商的是殖民地政府的需 要。而且，政府机构很早就分散到若干殖民地首府，这就使文化和新闻机构 散布开来。印刷机普遍地传到英国外省城市是在 1693 年以后，那时最后一 些限制性法令最终失效；像利物浦、伯明翰和利兹这类英国城市那时还没有印刷机。但是 1693 年年底时，美洲殖民地的坎布里奇、波士顿、圣玛丽城（在马里兰）、费城和纽约已经出现印刷机。如果每个殖民地必须等到对于 书籍或商务印件的需求能带来足够的收入时才设置印刷机，那会耽误几十 年，但美洲的印刷业到十八世纪中期已兴旺起来。在每个地方，印刷所的创 办都是依靠政府的补助。1762 年，佐治亚在十三个殖民地中最后一个得到了一架印刷机，这吸引了詹姆斯·约翰斯顿去萨凡纳担任政府印刷品的承印人。至此，各殖民地已经有大约四十架印刷机在运转。　　最初，印刷机印出来的大部分是政府事务的材料，如规章、选票和殖民 地议会的记录。在英属北美殖民地，首先印出来的不是一首诗，也不是一篇 布道辞，而是一份法定表格，即 1639 年的自由民誓约。法定表格和商业表 格是大宗产品，因为对它们的需求不随文学口味的变动而变动。当富兰克林在 1730 年前后开设文具店时，第一批备货中就有许多这类的表格，他在《自 传》中恰如其分地形容它们是“市面上所曾见到的最力正确的一种”。为数 众多的殖民地政府都有各自的规章条例、法院系统和案卷，因此所需表格的 数量成借增加。　　《可怜的理查德》的名声使其他许许多多应付日常需要的历书黯然失 色。殖民地每个有抱负的印刷商都发行自己的历书。历书提供给十八世纪美 洲农民的服务，有如现在由农业推广部门，城市报纸、杂志、无线电广播和 电视所提供的服务。日出日落的时间、月满月缺和潮涨潮落的周期，以及气 候的预测构成了农民一生的时间表，这对他正像火车时刻表对现代的长期车 票使用者那样必不可少。对许多农民来说，他们所拥有的印刷品中，除《圣 经》外，当数历书为最重要。它告诉他们法庭开庭的日期和邮差、驿车及定 期客船的时间表。它具有当今《庭园美化》、《大众机械》和《读者文摘》 等杂志的特色。它还载有实用的生活须知，如乔纳斯·格林所编《1760 年 历书》中所提供的烹任法——“即使是一块有恶臭的肉，在几分钟之内也可 以把它烧得像所有的肉那样喷香可口，合乎卫生要求”。印刷商们总是力求 将明智的（即使是陈旧的）意见以及具体的想法，提供给“学者之高见从不 光临的穷人和愚民的偏僻小屋”。过时的历书保存在那里，以便借此在漫长 的冬天消磨时光，供过夜客人的消遣娱乐，或用作笔记本和帐簿。历书中有 着许多始终适用的忠告、资料和美妙的文辞，因而十多本翻旧了的过时历书 积累起来，便成了偏僻地区的读者经常阅读的材料了。在革命爆发前不久的 年代里，历书传播了最新的政治消息、舆论和论争。　　尽管印刷商不出版历书就出不了名，但要得到更多的收入和更好的前程 却要靠报纸。富兰克林有戴维·霍尔曾合伙开设印刷所（ 年）。 该所的帐簿表明，这个时期最大的—宗收入（占该所总收入百分之六十以上） 来自《宾夕法尼亚报》，其余的收入一半来自公私零星印件的印刷，一半来 自各种出版物，包括《可怜的理查德的历书》。虽然富兰克林的业务规模是 少见的，但上述比例很可能有代表性，即特别着重当前时事的作品，“文学 作品”为数不多。在十八世纪结束以前，一位曾经考察过美国印刷品情况的 英国观察家报告说：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的报纸，无论就智慧、幽默、娱乐和教育 作用来说，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个大陆的每个主要城市都出版一份周报，它们中有的还有一份 或几份日报。　　十八世纪的头几十年，当英国的第一批地方报纸出版时，在美洲殖民地 的一些首府里，报纸早已成为人所熟知的事物。到 1730 年，已在四个殖民 地定期出版了七种报纸。到 1800 年，报纸已超过一百八十种。《纽约报或 邮递员周报》夸耀道（1770 年 4 月 16 日）：千真万确，报纸是知识的源泉， 是全民族一切时髦话题的来源。（尽管我们仍尊敬学院。） 啊！如果没有新事物， 这伟大的人民将干些什么？ 报纸像一桌宴席， 有些菜对每个客人都适宜；有的碟子大，有的碟子小，有的味道浓，有的烧得嫩， 大胃口，小肚肠，各自都合适。十八世纪末，塞缪尔·米勒牧师指出，美国的人口虽然是英国的一半，可是 它每年发行的报纸估计在一千二百万份以上，是英国报纸发行量的三分之二 强。1786 年富兰克林从费城给人写信说：“近来大多数人的阅读时间都用 来看报纸和小型的定期刊物，现在几乎没什么人敢于尝试阅读四开本的大 书。”　　美洲报纸这种过早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仅仅是英国正在发生的一些情况 在殖民地的表现而已。不过，它又受许多当地情况的激发，如识字者的增加， 幅员的辽阔，各有其政治新闻的几个首府的存在，以及沿海城市间的竞争。 美国人关于自己阅读习惯所说的话固然有许多是爱国主义的夸大，但有不少 事实可以证实塞缪尔·米勒牧师对 1785 年前后的美国所作的生动描绘：这里出现了人间前所未有的奇观，甚至地球上任何景象都不能和它比拟。这不仅仅是学者和富 人中出现的景象，也是这伟大的人民的整体所表现出来的奇观。这个社会中即使每天从事劳动 的阶级，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也都能随意经常接触报章杂志，得到有关每一个事件的正式消息， 注意政治进程，讨论公共措施，并因此不断激发自己的求知欲和给自己提供不断取得知识的手 段。可以确切地断言，同一国的人口相比较，像我国现在政治性报刊的数量之大，是前所未有 的。从各方面考虑，这些政治性报刊如此便宜，传播如此广泛，又能如此容易看到，也是前所 未有的。　　美洲生活如此变化多端、新颖纷陈、千姿百态，在文字上最能适当地将 它表现出来的当数五花八门、为期短暂的各种报纸。报纸要有用，要同人们 的需要有关，但它不能要求人们长时间地研究或专心阅读；它必须文字漂亮， 但它不能把生活的艺术表达方面与其商业和生产方面分割开来。它必须有 公、私两方面的内容；它必须考虑社会整体，但要着眼于行动和具体事件， 而不是着眼于一般原则。报纸是美洲如何打破一切差别的象征。当时的一位 印刷商说，“报纸已成了把无数知识片断传播给社会各阶级的工具，这些知 识当即提高了公众的才智，加强了他们阅读期刊的兴趣。”　　使报纸不至于“文艺”气息太重，最重要的莫过于广告的作用了。广告 把报纸和日常的商业问题联系在一起。艾赛亚·托马斯这位殖民地的印刷商 兼历史学家解释道：“此外，报纸上每天都有关于新书、工程、发明、发现 和技术改良的广告，它们可以很好地用来扩大和启迪公众的思想，在唤起并 保持公众注意力的许多方法中，它是值得一提的方法，而在现代，这种注意力之宽泛，更是史无前例。”美国的报纸很早就以自己是一种商品而不是正统观念的鼓吹者自许。当时在法国，罗怕斯庇尔和米拉波各有自己的报纸来引导各自的选民，但这不是美国的作风。杰斐逊愤怒地否认对维护他的观点 的报纸有什么控制。只是在 1790 年后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报纸 才被一种厉害的党派精神所支配。就美国新闻业的大部分历史来说，美国报 刊的独立性和高质量是与商业精神和公开市场上买主期望货价相当的需要相 联系的。　　虽然美洲最早的杂志带有某些地方色彩，可是在日常生活的范围里远没 有报纸来得重要，因为它们在美洲这个舞台上盛行较晚。杂志像书籍一样是 “混合的”文学形式，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娱乐性内容和教导；它在版式、趣 味的持久性以及对印刷商的要求上，都接近书籍。它在美国取得空前的成功 是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事，当时它成了我国文化的一个特点的标志，这个特点 就是虽然不重文学但文化十分普及。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杂志仍然带有文学 界小圈子气息，它就是为他们办的。　　直到 1741 年，美国第一份有着连续历史的杂志才开始出版。在革命时 代以前，美洲的杂志为数少，存在的时间短（最长只有三年），而且没有生 气。差不多到十八世纪末，一种能生存、发行面广和有特色的美国杂志才问 世。早期的美洲杂志大多数毫不遮掩地仿效英国的《绅士杂志》和《伦敦杂 志》，正如弗兰克·卢瑟·莫特所说，它们不过是“在殖民地出版的英国杂志”。它们缺少文学上的创新这一点给人印象深刻；看来它们主要是用剪刀而不是用笔创作出来的。美洲的期刊有抄袭的习惯，它们的内容至少有四分 之三抄自其他（主要是英国）书籍、小册子、报纸和杂志。在版权制度的实 行使剽窃成为不体面的事情以前，这是一种比较容易的写作方法。51.为何殖民她的印刷品是保守的　　当印刷机、铅字、纸张和油墨必须进口时，当陆上交通很不发达而城市 又很少时，谁也不能在不为政府所知和未经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拥有或运转一 架印刷机。对印刷业的控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在美洲殖民地的最初年代 里更为有效。在这个辽阔的、尚未拓殖的地区，是找不到那些十七世纪里在 英国惹政府当局着急和恼怒的“秘密印刷机”的。　　没有一块殖民地有今日公认的“出版自由”。1686 年英国政府在给各 殖民地总督的正式指令中有如下一段文字：鉴于印刷出版自由在你管辖下的我国上述领地内可能引起的极大不便，你必须下达所有必要的 命令，规定在未首先取得你的特别许可和许可证的情况下，任何人不得备有印刷机以从亭印刷， 也不得即制书籍、小册子或任何印刷品。只要在十三个殖民地中存在着皇家总督，这种控制就始终是他们的法定职责 之一。虽然要行使这一权力是困难的，或是鲁莽的，但它存在于幕后，必定 使殖民地的印刷商不敢轻举妄动。　　报纸能使任何人通过不负责任的指责来兴风作浪，当局对此仍然印象深 刻。欧洲的统治阶级无意放任极易引起轰动的印刷品的印制，正如他们不会 允许擅自制造火药或招募私人武装那样。在美洲是实行出版物控制的，有时 采用这一种方式，有时采用另一种方式，是否需要实行审查制则随事件的进 程而定。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欧洲那种垄断新闻出版业以巩固社会秩序　　的传统观念已成功地移植到美洲沿海地区。美洲的环境，使这种控制比在英 国实施的更为有效。1639 年至 1763 年间，美洲的出版物有一半以上来自新英格兰，而其中极大多数是在波士顿及其附近的地方印刷的。因此，马萨诸塞对于印刷出版 的限制是在早期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马萨诸塞的第一家印刷所于 1638 年 建立，此后二十年问并没有一个官方审查机构，但是产量不多的坎布里奇印 刷所没有印过一种会使官员们不快的印刷品。社会内部虽有今端，如安妮·哈钦森事件或以罗伯特·蔡尔德博士为首提出的法制改革要求，但在马萨诸塞从未出过支持这些不满者情绪的印刷品。坎布里奇印刷所受哈佛学院院长的 监督。1662 年，马萨诸塞议会由于对一些“共和政治的煽动者”的担心， 通过了一项法令，以“防止印刷所对本殖民地当局的违法和非礼行为”。该 法令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对交付印刷前的全部原稿进行审查。于是，殖民地时期马萨诸塞的印刷业的历史，就仅仅是以不同形式和在不同程度上实行控制的故事而已。大约在 1685 年以前，审查是严格的，此后四十年就有些放 松。1723 年后，殖民地攻府不再采用付印前审查原稿的控制办法，但它经 常威胁将根据范围广泛的诽谤法提出起诉（偶尔也真的提出起诉），以此来 施加控制。在英国，这些年里人口的增长、印刷所的增多和自由思想的兴起，使政府难以实施对印刷业的控制。但是在马萨诸塞，政府仍然有效地控制着印刷 业。因为马萨诸塞是殖民地政府，它是按当地法律行事的，所以英国审查法 中的漏洞（就 1679 年以后一段时期而言），乃至 1695 年英国所有的审查法 全部终止，都未能在美洲方面产生同样的宽容效果。在马萨诸塞海湾，审查制（即出版前的控制）虽然有所放宽，但仍继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因此，当美洲第一份正规的报纸——《新闻通讯》于 1705 年 4 月 24 日在波士顿 问世时，它还印有在英国早已废除了的审查制标志，即“准许出版”这个很 能说明问题的词句。总督参事会继续保持一种公认的权利，禁止有所冒犯的 印刷品出版。对新闻出版的有效控制一直继续到革命年代。1770 年，也就是在马萨诸塞出现的革命鼓动的早期阶段，英国殖民大臣抱怨殖民地政府未能惩处“煽 动性和诽谤性的出版物”。马萨诸塞的总督参事会答复说，它在宪法范围内 实际上已比英国的上院取得了更多的成就。“为什么不责备英国上院??在 国内不禁止煽动性和诽谤性的出版物呢？如果我们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英国和我们这儿是五十与一之比。”尽管如此，总督参事会还是打算控告有所冒犯的印刷商诽谤罪，以表明它没有失责。到革命时期，禁止反对派的出版 物已是一种既定的做法，出版自由没有得到普遍支持，也未确立成为社会的 习惯。因此，当革命精神在波士顿兴起时，激进派用群众恐怖行动来打击那 些敢于捍卫国王和英国议会的作家和印刷商。1778 年马萨诸塞拟订新宪法时，其中有一项赞成言论出版自由的声明。然而，也许对于这种新制度的明智性还普遍存在怀疑，因而这项声明词句浮夸、含义不清。独立战争期间， 凡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出版物全都被禁止，实际上没有出版自由。和平到来后， 马萨诸塞的政治领袖们所要求的不是“自由出版”，而是回到“受到严格控 制的”出版业。例如，约翰·亚当斯一直主张“出版许可证不是自由的证明”。早在 1774年，英国事业的一个辩护士论证说，革命派关于暴政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形形色色的意见在马萨诸塞都彼允许出版，亚当斯就抱怨这个“可耻的 亲英派的出版许可证”。“世上没有好得不会被人滥用的东西。??当人们 变坏时，出版物可以被用作使他们彻底堕落的工具；现在无人不知，内阁每 天都在利用它增添腐败，认可腐败，使道德彻底沦丧??出版自由只会加速 自由事业的毁灭，而不会促进它。”毫不奇怪，约翰·亚当斯和他那一伙在 马萨诸塞的联邦党头面人物赞成 1798 年的关于处置外侨和煽动叛乱的法 令，他们只担心这些法令不会奏效。亚当斯在二十年后仍然警告说：“要是 人类的状况会有改善的话，哲学家、神学家、立法家、政治家和伦理学家将 会发现出版业的管理是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中最困难、最危险和最重要的问 题。照目前的情况，没有它就不能治理人类，可是现在有了它，也不能治理 人类。”　　在殖民地时期的马萨诸塞，一些占据统治地位的牧师，如处于其权势顶 峰时的马瑟兄弟，找到了法律以外的办法来推行他们的准则。1700 年，当 央兑里斯·马瑟写书攻击由本杰明·科尔曼牧师和他的朋友们在该殖民地新 建的一个教会所实行的做法时，被攻击的牧师撰文回击，但为了争取出版， 他不得不把原稿送往纽约。科尔曼在小册予里解释道：“请读者注意，波士 顿的印刷所如此敬畏我们所要答复的作者大人和他的朋友们，以致我们在那 里找不到印刷商来承印下面的文字，这就是本书印刷困难、我们要把原稿送 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印的唯一真实原因。”波士顿印刷商巴塞洛缨·格林则解 释说，他拒绝承印是有充分的商业上的理由的，上一次他事先未征得政府同 意就承接了一批印件，结果被要求在出版前修改重印以应付官方的批评。　　在所有的殖民地里，印刷业开始时是置于政府的主持之下的。印刷业被 认为应是现存制度的支持者，一旦出现它可能服务于别的目的的危险，当局 就宁可不要它。曾任弗吉尼亚总督三十八年之久的威廉·伯克利爵士于 1671 年夸口说：“谢天谢地，我们没有兔费学校也没有印刷听，我希望几百年都 没有。因为学问把不服从、异端邪说和宗派带到世界上来，而印刷品又把它 们公诸于世，传播对政府的诽谤。愿上帝让我们避开这两件东西。”下一个 世纪的一些弗吉尼亚领导人物并不像伯克利那样热衷于不要文化，但在许多 年中柏克利那关于弗吉尼亚的温和的寄望至少在印刷业方面得到了实现。1682 年，政府第一次受到了来自一家印刷所的惊吓。这家印刷所的印刷机 是由格洛斯特县一位有饯的地主和商人约翰·巴克纳进口的，他的罪名是未 经授权擅自印刷殖民地的一些法律。巴克纳被传到总督及其参事会面前，勒 令停止这种破坏活动，并被要求具结交保，“以防止可能由于出版自由而发 生的一切动乱和麻烦”.1683 年英王下令，为防止今后发生此类“动乱和麻 烦”，弗吉尼亚总督必须“下达所有必要的命令和指示，不准任何人在任何 场合使用任何印刷机印刷”。一直到 1730 年，当威廉斯·帕克斯在威廉斯 堡开店时，弗吉尼亚才有了印刷所。从那时起到 1766 年，弗吉尼亚只有一 家印刷所，而且这家印刷所还是政府的官方喉舌。杰斐逊在许多年后回忆道：‘我不知道弗吉尼亚曾经禁止出版报纸。一直到我们的革命斗争开始时，我 们只有一家印刷所，它担负着政府的全部印刷事务，独享官方特权，没有任 何被总督厌恶的东西能通过它来印刷。”　　除波士顿，殖民地的两个主要印刷业中心是费城和纽约市。在这两个地 方，至少在革命前还继续承认当局有权控制印刷品，即使不是通过事先审查，也可以通过控告诽谤或议会的谴责来控制它。在费城，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个印刷商威廉·布雷德福（第一次印刷是在 1686 年）不断受到政府和公谊会 的责罚，通常是由于一些无足轻重的轻率言行。1693 年，当他由于出版了 一本支持贵格会教徒内部纠纷某一方的小册子而受到控告时，他厌恶地离开 了这个殖民地，在纽约成了英王敕许的印刷商。在此后六年里，费城完全没 有印刷所。威廉·布雷德福的儿子安德鲁回到费城，于 1719 年成了官方的 “本殖民地承印人”。他在使当局满意方面，只比他父亲略胜一筹。一直到 革命前夕，审判“诽谤者”和压制反对派的出版物，是那儿常有的事。　　纽约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它直到 1760 年以后，才作为印刷品的印刷地 开始与波士顿或费城竞争。著名的约翰·彼得·曾格一案（1734 至 1735 年）——它肯定了陪审团在诽谤案件中有权既断定事实又决定法律——无论在回 顾方面和作为法学理论的里程碑方面都是重要的。但在这个城市的实践方 面，它并不是一个转折点；即使在曾格案件以后，纽约的问题并不在于出版物应否“加以严格控制”，而在于控制权应由谁掌握。对曾格在这场审判——使其作为英雄而被载入出版自由史——中所作的辩白的回报，那就是他于1737 年被任命力有垄断权的“公文承印人”。二十年以后，另一位印刷商 休·盖恩被带到议会法庭，受到了申斥；他“低声下气地请求他们原谅”， 但是仍被命令缴付诉讼费，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犯了印刷议会一部分会议 录的罪过！“纽约议会承印人”詹姆斯·帕克于 1747 年服从总督克林顿的禁令，不出版议会对总督的抗议书；虽然第二年他在印议会选票时又冒险把 它印了出来。不到十年，即 1756 年，议会本身因帕克的报纸上登过一篇批 评议会的文章而宣布他犯有“行为严重不端和藐视议会权威之罪”。从此， 他的报纸也就垮了。美洲殖民地印刷业所受的约束，并不仅仅来自政府的控制、审查制度和被控犯诽谤罪的威胁。最初的印刷所多亏了殖民地政府才得以存在，这一事 实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印刷商及其印刷所产品的性质：政府的支持意味着政府 的控制。在这些分散的殖民地社会里——在那儿人们对文学的兴趣不大，从 英国进口的文学书已经可以满足他们——如果印刷业要依靠对于优雅的文艺作品的需求，那末印刷机的引进很可能要推迟几十年。可是在第一批移民来到后不久，每个殖民地政府都需要一架印刷机印行文告和法令，向总督参事 会成员和议会议员提供辩论记录、会议录、决议文本以及选票，并供应每天 都需要的法定表格。甚至在各殖民地建立初期——当时商务印件的销路小， 对当地印刷的书籍没有需求，报纸期刊的市场也还未发展起来——政府也可以同任何能符合其需要的人签订年度合同，保证他们的收入。　　总之，美洲殖民地引进印刷业的历史就是这十三个不同的殖民地政府如 何津贴一项公务的概述。在马萨诸塞，最早的印刷业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处 于主要牧师和哈佛学院的严密监视之下；它同时为教会和国家服务。它的业 务范围和局限性可以用它最早的三种出版物作为代表。这三种出版物是：最新修订的《自由民誓约》（1639 年）、为新英格兰发行的一本历书（1639年）和著名的《海湾圣诗》（1640 年）——即《赞美诗》的新译本，它由 新英格兰的三名牧师翻译，一般认为译文更为精确。英国殖民地的初期出版 物主要是殖民地议会制定的法律和法令。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位有事业心的事业家。他把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议 会的秘书一事，主要看作是一条为其印刷所谋取政府印刷业务的途径。富兰克林在不到十二年时间里（1739 至 1750 年），收到的秘书薪金和承印法规上纸币所得，共计二千七百六十二宾夕法尼亚镑。富兰克林《试论纸币的性 质和必要性》一书（1729 年）——这本书既是他写的，也是他印的——极 力主张印刷更多的地方纸币，用宾夕法尼亚大量可供拓殖的土地作担保。“我 的议会中的朋友们想起我曾有微劳，认为当由我承印纸币以作酬谢；这是获 利甚丰的生意，对我大有帮助。此事也是由于我能够写作而得的又一桩利益。 “在另一个场合，富兰克林甚至因为销毁久用而破损的殖民地货币得到酬 金。就在这时前后，邻近的特拉华殖民地也与富兰克林签合同，印刷纸币、 法令和政府会议录。　　1730 年在弗吉尼亚开设半个世纪以来该殖民地第一家 印刷所的威 廉·帕克斯，仅在几年前曾作为马里兰的官方承印人在安纳波利斯设店营业。 这个职务可以使他通过承印议会的辩论记录、选票和法律得到有保证的年 金，从而吸引了他。帕克斯只是在弗吉尼亚议会向他提供官方的印刷任务并 保证逐步增加年金后，才到威廉斯堡开设印刷所的。他的年收入开始时为一 百二十镑，到他去世前已增至二百八十镑。并不是所有的殖民地都有这种好 运气的，有的殖民地把要印的东西送到邻近的殖民地甚至国外去印。虽然南 卡罗来纳的议会早在 1722 年就开始以提供津贴来吸引印刷商，但过了九年 才有一位印刷商被说服在那里定居开业。　　在这些情况下，殖民地的印刷业很难成为新颖的、惊人的或激进的思想 的温床。印刷商必须成为“政府人士”，必须是殖民地的统治集团所能接受 的人。只有政府的业务才能使一个人有可能在值民地以开印刷所为生。因此， 政府的印件在一个稳健的印刷商的工作日程中居于最优先的地位。在那些被 延期或以节本形式出版的私人资助的书籍中，表示歉意的前言就可对此作出证明。随着每个殖民地的商业和人口的发展，政府印件在整个印刷业务中所占的比例逐步缩小。只有在这时，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或不落陈套的印刷商才 有可能在经济上获得成功。52.“公文承印人”　　在以后几个世纪里，美洲有影响的“出版界绅士”按欧洲标准来看完全 不是“绅士”。美国新闻界人士的前辈不是随笔作家、才子和专业作家，而 主要是印刷商，即经营实用的公共新闻的匠人。他们不是聚集在客厅、咖啡 馆或沙龙里的文人学士。相反，他们是社会公仆，用十八世纪的语言来说， 是”公文承印人”。他们的手沾有印刷油墨，他们经常出入于议会和市场， 以收集好销的商品。他们的印刷所成了讨论会的场所和邮局，即发布新闻和 舆论的中心。为了谋生，他们必须赢得政府的信任，发现新闻来源，寻求尽 快地推销他们的商品的办法。他们已经开始发展这种前所未有的公众信息 网，这种网将使一个巨大的民族团结起来，刺激和满足渴求新闻的欲望。　　殖民地生活的一些特点加强了以此类工作谋生的人的影响。最主要的一 个事实是存在着许多各自独立的政府，它们有着各自的行政机关和议会，有 着各自的条例、法律、议会辩论 记录、选禀、会议录和命令等需要印刷。 单是这许多各自独立的政治单位的存在，就给美洲早期印刷事业提供了一个 中心和一种实际的公务用途，而且有助于使印刷所为整个文化界服务。到革命时期，每个殖民地政府都已在它的首府有一个印刷商为它的需要服务。在大西洋沿岸的所有主要城市都可以找到印刷商。如果一个殖民地政府嫌它的“公文承印人”不合心意，别的政府会欢迎他去，并提供给他官方 的印刷业务。几适合于当“公文承印人”的人总有地方要。在印刷所向美洲的城镇扩展的同时，它们也从伦敦、牛津和剑桥扩展到英国各郡。但是，美洲殖民地的印刷商有着他在英国各郡的同行们所不知道 的尊荣和权势（以及一些新的职能）。“公文承印人”是一种美洲制度。威 廉·帕克斯、本杰明·富兰克林、威廉·布雷德福和安德鲁·布雷德福生活 在政府的中心，而那里是新闻的来源。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预示着美国的政治和新闻界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最近表现为总统定期的记者招待会。英国地方上的印刷商恰是另一种匠人，只有伦敦的英王敕许承印人才 有官方地位。但是，美洲每个殖民地的公文承印人都占着一个重要的公务职 位。　　“公文承印人”作为殖民地法律、议会会议记录和主要报纸的印刷者， 是当地邮局主要的主顾。因此，他经常感到成为当地的邮政局长是既方便又有利可图的差使。他不仅可以用公费由骑马的邮差分送他的报纸（富兰克林 一度这样做过），而且能以许多间接方式从邮政局长这一职务中得到好处。 距离之遥远加强了对新闻的渴望，从而各城镇的邮局成了事务家们聚集的地 方。因为所有信件首先要经过邮政局长之手，因此他能最快而且最机密地得到消息。当城镇居民夹寄信时，他可以收集当地的趣闻轶事，同时销售书籍杂志、咳嗽药、封蜡、巧克力、柠檬、书写纸、笔和琴弦等等。印刷所变得 像以后的百货店了。在每个社区里，印刷所的主人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第一份定期出版的美洲报纸——《波士顿新闻通讯》（1704 年 4 月 24日创刊）——是经该市邮政局长、马萨诸塞殖民地“公文承印人”约翰·坎 贝尔“许可出版”的。此后历任波士顿邮政局长竟至于认为它是该局的出版 物。1734 年由埃利斯·赫斯克创办的报纸有个意味深长的名称，叫《波士 顿邮递员周报》。该报的版权说明如下：波士顿；邮政局长埃利斯·赫斯克出版：广告业务承接地点在市政厅北门对过国王街邮局，该 处并为本地城乡各界人士供应本报。在康涅狄格，第一份报纸亦由一位出任该殖民地邮政局长的印刷商创办。当 邮政局长的诸种好处有助于使报纸掌握在政府所信赖的有身分的人手中。　　因此，美洲殖民地早期的书报印刷商（通常还有作家）熟知公众的口味， 也熟知向广大群众销售和投递印刷品的各种问题。富兰克林偶尔违背他本人关于对公职“决不营求，决不拒绝，也决不辞职”的准则，其中一次发生在1751 年。当时，他谋求美洲殖民地邮政总局副局长的职务，并且授权他在 英国的朋友为此付出一笔高达三百英镑的款子。“这个位置一般认为一年只 有约一百五十英镑收入，但在其他方面它对我非常合适，特别是它能使我实 行一项好久以前就已形成的计划。现附上一件此项计划的抄件，我希望它不久会产生使你和所有的有用知识爱好者都会欣然赞同的某种东西，因为现在 我已认识了美洲一大批有创见的人。”这项“计划”就是要去组织美洲哲学 学会，富兰克林首先是把这个学会设想为交流有用知识的场所。促进通讯是 它的主要目的，因为富兰克林认为，把生活在“不同气候下，有着不同土壤， 出产不同的植物、矿藏、矿物，并能进行不同的改进和制造等等”的人们中 间的非正式信息集中起来，就能产生进步。　　在富兰克林参与殖民地邮政长时期中——他先是（1737 年后）费城的 邮政局副局长，以后（1753 至 1774 年）是所有美洲殖民地的邮政总局副局 长——他为加速邮政的发展和使自己有利可图，做了大量工作。他就职时， 邮政总局几乎入不敷出，而到 1769 年，他已获利一千八百五十九英镑。当 他于 1737 年就任费城的邮政局长时，并无收寄报纸的法律规定，也没有订 立运送报纸的收费标准。作为邮政局长，他可以干脆把他的报纸发给骑马的 邮差（并且禁止他们运送与他竞争的报纸）。他的职位还带来出版方面的许 多其他好处：“能使消息灵通，从而改进了报纸，增加了它的需要量和它所 刊登的广告，结果使我得到了一大笔收入。原来和我竞争的那家报纸就相形 见绌，日见衰微。”　　富兰克林在就任所有殖民地邮政总局副局长时，扩大了他在费城进行的 允许其竞争者邮寄报纸的试验。1758 年，他第一次为报纸规定了固定的（可 获厚利的）邮费。甚至这一改革，也主要是为了巩固和增强保守派的报纸， 而不是为了提供 出版自由。他解释说，他的目的是要消除这些不便，而不 是阻拦报纸的推广。报纸在许多场合下对政府有用，对商业和公众有利。　　殖民地政府对发行报纸的控制（因而也即对印刷成文的舆论的控制）， 由于舆论的冲突尖锐起来而变得更难以忍受了。威廉·戈达德（ 年）和他的姐姐玛丽·凯瑟琳·戈达德（ 年），由于反对邮局 的垄断而获得了美洲出版自由的守护神这一名声。戈达德在许多方面是美洲 实业家的典型，他好动，不幽默，不圆滑，可是以具有极强的进取心和组织 能力著称，他还善于让人听取他的意见。他是康涅狄格新伦敦的一位医师兼 邮政局长的儿子，曾经拜纽黑文的邮政局长和报纸发行人詹姆斯·帕克和约 翰·霍尔特为师学习印刷业务。1762 年，戈达德在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开 办一家印刷所，创办一份报纸，并担任该城的邮政局长。办报必须有八百个 订户才能应付各项开支，但他没有这么多订户，于是他先到纽约，然后去费 城，在种种不同的要担风险的出版事业中去试试运气。最后他在巴尔的摩定 居，在该地办起了《马里兰报和巴尔的摩广告报》（ 年），在 独立前的最后一些年月里大声疾呼。　　他作为“一份十分自由的报刊”的业主，深受政府控制的邮局的损害。 向费城以外各地分发三百五十份报纸，邮局要向他每周收费一镑。结果他自 立邮政系统，使他的报纸不受政府控制，以此来对付这种滥用职权的行为。 戈达德的这项工作发展了起来，1773 年 12 月 30 日有关波士顿茶党的新闻 就是由他的邮差从纽约带到他在巴尔的摩的办公室的。　　希望有一个比较自由、比较“合乎宪法”的邮政事业的想法符合革命舆 论的主流。早在 1711 年，弗吉尼亚议会就曾拒绝拨款给不久前根据英国议 会的一项法令改组的邮局，理由是这项法令所确定的收费标准无异于不经他 们同意就征税。到十八世纪晚些时候，也就是在富兰克林对邮政局进行了九 年遥控以后，旧制度才受到了有效的竞争。到那时，报纸的兴起扩大了对邮 政业务的需求，而咸廉·戈达德的勇气、事业心和组织能力使一种新制度有 建立的可能。纽约的印刷商约翰·霍尔特于 1775 年 5 月解释道：“戈达德 的行动始终一贯，他总是尽力支持英国宪法和同胞们的权利和自由??不顾 自己的个人安危和个人利益。作为一个印刷商，他尤其如此。由于这种行为， 戈达德惹怒了许多当权者，邮局停止和阻碍发行他的报纸，使他受害深重（他 认为他是该殖民地受害最严重的一个）。邮局一直是英国内阁手中的一个工　　具，被用来促进他们奴役殖民地和破坏英国宪法的阴谋。” 大陆会议的需要，新建的美国军队的需要，以及正在兴起的殖民地报纸的需要，使第一个美国邮局应运而生。当公有的美国邮政制度于 1775 年 7月 26 日建立时，它不是以英国制度为基础，而是以旨在使邮局摆脱政府统 治的戈达德的私人企业为基础。当新政府任命第一任美国邮政部长时，被任 命的不是那位曾构恩和创办美国邮局的戈达德，而是曾多年运用英国制度的 富兰克林，这就表明了新政府的保守主义。美国邮局，特别是邮政部长和各地的邮政局长，将继续介入政治。　　因此，殖民地的印刷商-新闻工作者-邮政局长这种一身而三任的人所从 事的是一项新的、显然有美洲特色的职业。惟在美洲是作为匠人和小商人而 不是作为文人起家的，但是他在政府中的重要作用使他和公共事务保持着联 系。政府之分散于十三个不同的中心，对于某些种类的实用信息的迫切需要，以及印刷所和邮政局的结合，使印刷文字的潮流和公众的思潮融合在一起。第四卷 战争和外交“为什么屏弃在如此特殊形势下的有利 条件呢？为什么离开我们自己的立场而 站在外国的立场上呢？”
乔治·华盛顿 美国在殖民地年代的经历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和平和战争观念，它将长期 影响我们对战争的目标、外交手段的使用和军事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的态 度。战争与和平不仅仅是否存在声音、气味、破坏、痛苦和流血的问题。它 们是制度问题。一个国家通过战争或和平所表示的东西，就同它的法律或宗 教一样，具有这个国家的经历的特征，而且与这个国家的其他方面密切相关。在以下几章里，我们将看到美国的战争方式和外交方式是怎样开始的。第十三编 民兵之国“在他们决意去当民兵的时候和决意放 下武器的时候，他们都是军人。”约瑟夫·多德里奇53.防御战和幼稚的外交　　建立美洲殖民地的这段时期，一般被称为欧洲的有限战争时代。大约从 十七世纪初——其时清教徒在马萨诸塞海湾定居，到十八世纪临近结束—— 法国革命战争前，欧洲表现出明显的节制。在宗教战争的大屠杀之后，“启 蒙时代”使欧洲暂时解脱了最残酷的战争恐怖状态，而不是解脱了战争本身。 战争更多地是通过正式的战争法规的发展而不是通过废除战争的努力来节制 的，它也受到军事职能专门化的节制。因为使战争不那么具有破坏性的各种 节制也使战争不那么具有决战性质，所以殖民地时期的欧洲史是一部持续不 断地进行非决战性战争的历史。丹尼尔·笛福在 1697 年，即荷兰联盟战争 逐步停息时说道：“现在这是常有的事：拥有五万大军的军队在相互看得见 的地方进退两难，整个战役期间都在规避作战，或者用高雅的话说，他们相 互观察，然后开赴冬季营地。所以有这种不同，是因为现在的战争格言和过 去大为两样，这正像戴长长的假发和以蓄须为美不同，或者正如现 在的习 俗和过去的习俗不同一样。现在的战争格言是：没有明显的优势决不打仗， 经常宿营戒备以免被迫作战。如果敌对双方的将军们仔细遵守这两条法则，他们一定打不起来。” 战斗最可能在大的开阔地展开，在那里约定俗成的规则和编队方式能够得到遵守。战斗开始时，敌对双方的军队像棋盘上的棋子那样摆好阵线；每 一方通常知道对方有些什么样的部队，预料一支军队中的每个部分只执行特 定的动作。偷袭、非正规战以及出乎意料和突如其来的战术通常被当作违反 规则而遭到非难。笛福简洁地写道：“这种作战法和过去的战争相比，一般是花钱多流血少。”虽然军队增加了，但伤亡数却下降。在发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一些决定性战斗的 1704 年，英军士兵和水手阵亡仅二千人，因 伤、因病或由于其他与战争有关的原因而死亡者则不超过三千人。　　如果打仗不成为一种大多数人民感到与己无关的专门化职业，就不可能 有这样的节制。战争成了战士的工作，他们的职责已经和普通人的职责分开，就像有学问的律师、医生、或教士的工作一样。敌对双方的军官享受着所有职业军人和欧洲国际性的贵族阶层的友爱：他们在西次战斗之间互敬美酒， 以球戏、音乐会和宴会互相款侍。他们通常是贵族的职业军人，是从贵族和 上层阶级中选拔出来的，对他们来说，为君主在军中服役的义务仍然是封建 时代的一种遗风。至于还未取得“为祖国而战”的荣誉的士兵们，按现代的标准说，为数不 多，而且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渣滓。落到不得不从监狱和小酒馆中征集兵员的君主，宁愿用瑞士入和黑森人之类的雇佣兵充实自己的军队，如果他能付得起所需的钱的话。 于是，战争并不是一种由两个充分动员起来的社会群体进行、并由爱国主义加以神圣化的遭遇战。战斗并不发生在工厂和城市的废墟上，而经常是在军事演习场——一块多少远离居民的平地上进行。在那里，人们干脆而严 格地遵循“战争规则，尽可能少地干扰家庭、农场和集市的和平环境。指挥 官们不会在夜间或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在茂密的矮树丛或树林里打仗，正如现 代的职业棒球队不会同意雨天在密林里打球一样。虽然也有例外，但是极少。从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行将结束时，欧洲的战争只是一种政策工具。它不是为了灭绝另一国的人民，也不是为了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或他们 的政治经济制度。它通常是某一个在位的君主力扩大其领土、维护其荣誉或 者从敌国君主——可能是他的表兄弟——手中获取商业利益所作的努力。比 起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的宗教战争，它们的目的有限得多。贵族书本文化的泛欧性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思想观念，而从这一思想观念中发展出了规定战争的正当理由和适当限制的专门著作。在这段时期的大部 分时间里，主要的手册是格劳秀斯的《论战争与和平的法律》（ 年出版），它为文明国家确立了权威性的“规则”。十八世纪后期，它为瓦 特尔的《国际法》（1758 年出版）所取代。该书虽作了某些变动，但仍认为文明国家在战争与和平方面要受某些自然规则的束缚。　　不幸的是，埋伏以待最早到来的移民的美洲印第安人，没有读过格劳秀 斯或瓦特尔的著作。他们既没有国际的贵族阶级，也不相信只在晴朗天气下 在开阔地带作战的有限战争的好处。他们有自己的武器和自己的作战方式， 即森林方式他们不习惯于对阵战，也不习惯于吹号下令的攻击。印第安人的弓箭不像火绳枪，它没有声音，十发九中，甚至在雨天也能快速发射；战斧是一种比十五英尺长的长矛更适用的武器。当印第安人抓住一个敌人时，他 们并不服从格劳秀斯的战争法规去用俘虏交换俘虏。相反，屠杀和拷打是他 们的法则。他们满不在乎地剥敌人的皮，或者用棒尖猛戳，使他流血而死。 十八世纪后期，约瑟夫·多德里奇牧师在西弗吉尼亚看到了这种野蛮的攻击：印第安人杀人不加区别，一律格杀勿论。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敌人斩尽杀绝。孩子是他们报复的 牺牲品，因为如果是男孩，今后他们会成为战士，而如果是女孩，她们会成为母亲。在他们看 来，甚至胎儿也是有罪的。让胎儿与被杀害的母亲一起死掉还不够，他们还把它从怀孕的子宫 里拉出来，放在棒上或竿上高高举起，作为战利品，也作为一种对屠杀中的余生者进行恐吓的 物品。如果印第安人抓住俘虏，那末他在处理上极少有所怜悯。他饶了那些落在他手中的人的 性命，是为了用折磨俘虏的办法，来满足他和他的同伴们的残忍的报复心。　　北美的这种史实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冒险文学，即印第安人的俘虏的故 事，它详细叙述了普通移民及其妻儿们所受的苦难和英雄事迹。印第安人是无处不在的。他们搞突然袭击，他们是出现于荒僻小屋的寂静中的一种夜间的恐怖。科顿·马瑟回忆说，新英格兰移民觉得“到处都受 到无数活生主的魔鬼的袭击”，对他们来说印第安人是“许多‘出洞的狼’”。 沿海各殖民地的每一个地区都遭到血洗。1622 年弗吉尼亚居留地遭受惨重 伤亡，1644 年又一次被血洗，这在该殖民地从未彼人忘却。1678 年弗吉尼亚的纳撒尼尔·培根叛乱说明，西部移民要求更多的帮助来对付印第安人。我们已经知道，十八世纪中期印第安人的大屠杀是怎样使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的政府危机尖锐起来的。在十八世纪临近结束以前，这种恐怖感决定了 移民的军事政策。在整个殖民地时代经常出没于居留地边缘的印第安人的威 胁，到十九世纪开始后很久仍然是逐渐伸展中的西部的一大恐怖。1876 年 卡斯特将军的部队惨遭屠杀十年后，剩余的少量印第安人迁入了印第安人领 地或保留地，印第安人的威胁才告消除。　　印第安人不是唯一的威胁。英国殖民地的某些地区断断续续地受到欧洲 列强——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入侵威胁。虽然至少从 1588 年西班牙 “无敌舰队”被击溃时起到拿破仑时代止，英国本土一直处于免受外敌入侵 的相对安全之中，可是弗吉尼亚的早期移民却经常胆战心惊，唯恐西班牙人 在佛罗里达的卡罗琳堡屠杀胡格诺派教徒的事件会在他们自己的殖民地重 演。詹姆斯顿的早期移民不止一次发出警报，说西班牙船只正在驶入他们的 河流；他们不安地注视着每一艘驶近的船，怕它们带来入侵者。1643 年， 波士顿由于拉图尔乘坐的一艘一百四十吨的法国船驶近而惊慌不已，此后也 曾出现过多次使它有理由担心可能遭到一些欧洲国家军队进攻的情况。甚至 信奉和平主义的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也由于西班牙船只出现于该城的港 口而紧张起来。　　这种威胁，迫使整个群体在危险时期群集而后。作为在印第安人袭击期 间的栖息所和避难所建筑起来的卫戍营房，成了美洲战争的无限性的一个象 征。印第安人即将袭击的警报一发，邻近居民便会收拾起他们最值钱的财物 集中到营房中去。在新英格兰，1676 年的菲利浦国王之战的战乱时期，这 种营房增加了，而在进入十八世纪后很久的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之战期间，仍 保持着许多这样的营房。类似的方案在殖民地各地有所发展。有时一所独特 的私人住宅——厚厚的墙上有一排窥孔，有一个突出的二层楼，四角可能还 筑起用于瞭望的侧堡，整幢房子建造得很适当——被同意用作通常的避难 所。或者，像哈德利、北安普顿、康涅狄格谷地的哈特菲尔德那样，一些城 镇模仿印第安人，在四周围起一道防御用的栅栏。　　正像多德里奇牧师提醒我们的，在挤满了人的卫戍营房里生活不是件轻 松的事；它使移民们怕过他们所谓的“印第安人的夏天”。偏远地区居民听到“印第安人的夏天”一词几乎都要吓得打颤。??在西部早期移民遭受长期 连绵不断的印第安人战争期间，除冬季外移民们享受不到和平，因为冬季气候严酷，印第安人 无法进行对居留地的入侵。因此冬季一开始，这个地区的早期居民就像狂欢节日那样地欢呼起 来。从春季到早秋，他们把自己关在不舒适的营房里??而且还常受印第安人战争的种种痛苦 的折磨。冬季将临，所有农民，除营房的主人外，都搬到自己农场里的小屋去住，好像关在牢 里的人得到释放那样高兴。大家兴高采烈地忙于准备过冬的工作，收玉米，挖土豆，喂猪催肥， 修理小屋。对我们的先辈来说，阴暗的冬季比风和日丽、百花盛开的五月更今人愉快。然而， 有时冬季分明到来之后又出现气候转暖的情况，于是烟雾弥漫的时期开始了，要持续不少日子。 这就是印第安人的夏天，因为它向印第安人提供了到居留地进行破坏性战争的另一个机会。雪 的融化，使每个人面容忧伤，太阳的和暖，使每颗充满恐惧的心不寒而栗。担心印第安人又一 次到来，担心彼赶回令人厌恶的营房，这是极痛苦的，而这种令人痛苦的担心又往往成为事实。　　在这种殖民地战争中，人人都是战士，因为他们全都住在战场上。妇女 的勇敢成为美谈。1766 年在弗吉尼亚谷地的谢南多亚县，两名男子带着他 们的妻儿坐在运货马车里朝着安全的要塞驶去，途中遭到五名印第安人袭　　击，两名男子被杀害。克切弗报道说：“这两名妇女目睹她们的丈夫流血垂 死，不是昏倒，而是拿起斧头，以神话中亚马孙族女战士那般的坚定和近乎 超人的力量保卫她们自己和儿女们。一个印第安人已经抓住希茨夫人的一个 孩子，要拖出车外，但她以闪电般的速度，一只手拉住她的孩子，另一只手 猛击那家伙的头，使他为了 活命而不得不松手。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中， 一些印第安人伤得不轻，最后他们全都逃了，听任这两个妇女带着她们的孩 子继续向要塞驶去。”几年以后，埃克斯佩里安斯·博扎恩夫人曾奋力保护 在她家避难的邻居们。当时，在两个男子受重伤后，她熟练地拿起一把斧头， 砍碎了两个印第安人的头，又使另一个印第安人腹破肠流。边远地区容不得 过于拘谨。任何一个坐等“军队”到来的人是活不长的。　　男孩们的娱乐早就使他们经受了防御训练。他们用弓箭或枪做打靶游戏 和投掷战斧，当印第安人前来袭击时，这就成了救命的技巧。当男孩到了民 兵服役的年龄时，他已经熟悉森林，了解印第安人的手法。多德里奇在十八 世纪六十年代提到弗吉尼亚谷地时写道：“一个发育良好的男孩，到十二、 三岁就配备了一支小步枪和弹药袋。那时他成了要塞的一名士兵，被指定负 责某一个射击孔。猎取松鼠、火鸡和浣熊的活动，很快就使他善于使用枪支。” 边远地区的狩猎活动、对印第安人作战以及各种小冲突，促使美利坚人 在步枪方面作了许多改进。到十八世纪中期，“宾夕法尼亚”步枪（以后以 “肯塔基”步枪著称）已经和它的原型阿尔卑斯步枪显著不同。它更长更细， 口径较小（大约 0.50），子弹只有半英两重，射击起来更准。相反，甚至 迟至美国革命时，德国的步枪仍然笨拙沉重，而且枪管短；它用的子弹有两 借重，发射的速度较慢，后坐力较大，射程短，而且不大准确。慢速装弹——用短铁杆、槌和推弹杆装弹——并未使步枪不适用于边远地区，但美利坚 人发展出了一种较快和费力较少的装弹方式——“贴膏药”，即用一块涂了 油脂的小布片包住一颗铅弹（比枪膛略细），铅弹可以被滑爽地推进枪管。 由于保证铅弹紧贴来复线，“贴膏药”也防止了浪费火力。这种经过改良的 武器，其方便、经济和准确是前所未有的。到了革命时期，这种武器在英国实际上仍然不为人所知，只有欧洲山寨里的猎人中才有；但在美洲的边远地区已是普普通通的了。1775 年，一位 圣公会牧师从马里兰写道：“那些比进口步枪好得多的步枪，每天都在宾夕 法尼亚的许多地方被制造出来，而各地一直在雇用所有的枪炮工人。天啊！ 在这个地区，男孩子一学会放枪，就经常练习枪法，有的打野禽，有的猎野兽。猎物的数量之大，品种之多，以及打猎所得的极大好处，使美利坚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射手；成千上万的人以此维持家庭，以鹿和火鸡为目标的边 境地区步枪射手尤其如此。如果在林中行军，一千名这样的枪手就可以歼灭 你们一万名精兵。”这样的一些报告使英国的正规军认为每个美利坚人都是 神枪手。关于无处不在的美洲射手的神话（这些射手穿的不是军服，而是猎人的衬衫），在心理战中很有作用。狄克逊和亨特合办的《弗吉尼亚报》（1775年 9 月 9 日）报道了一项由前往波士顿的步枪射手们所作的表演：一个男子 在双脚膝盖间夹住一块小木板，中间有个一元硬币大小的靶心，一位步枪射 手在六十码外连发八枪都击中靶心。1775 年 8 月，华盛顿在坎布里奇公地 也安排了类似的表演，希望间谍把吓人的消息带回到英国军队中去。在这个时期，英国的滑膛枪十分粗糙，甚至正式的陆军操典还没将“瞄准”这一指令用于滑膛枪手。在革命初期，乔治·华盛顿将军发布命令，他在命令中“热 切地”鼓励“穿着猎人衫和同样布料的长马裤，??这种衣服会给敌人带来 不小的恐怖，因为敌人以为每一个这样的人都是神枪手。”但是步枪不像欧 洲的滑膛枪，它没有刺刀，是一种较为缓射、较易损坏和需要特殊技能的武 器。它不适用于欧洲那种正式的战斗队形，一直是一种完全单枪匹马式武器， 在小规模的战斗或瞄准个别敌人来打的方面值得称道。这种战术吓坏了受过 严格训练的职业军队，它有助于使英国军官相信，征服美洲的居民是件没有 希望的工作。　　在美洲，战争对公民和战士来说都已成为一种惯例。殖民地居民习惯于 在邻近的土地上保卫他们自己，而不是在一个遥远的战场上雇用职业军人。 在美洲，正像每个人都有些文化但不是非常精通文学那样，在这儿，每个人 都有些军人气息，但不是十足的军人。战争是在没有职业军队、没有将军、 甚至没有欧洲狭义的“士兵”的情况下进行的。联邦宪法第二条修正案将规 定：“管理良好的民兵，为保障自由州之安全所必需，故人民备置和携带武 器之权不得侵犯。”　　每当美利坚人在战争和外交方面一致起来反对欧洲人时，他们独特的美 洲经验自然会造成一些困难，因为包含有贵族军官阶层的欧洲职业军队已经 使战争成了一种复杂的、削弱了的活动。这种复杂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战士职责的专门化有可能限制战争；另一方面是它可能使外交复杂化，君主 们通过复杂的外交，使用职业军队为他们微不足道的或迂回曲折的目标服 务，而漠不关心的民众则在这种外交下面轻易地允许他们的“国家”（即职 业军队）被投入战争。职业军队随意被派往君主由于帝国的、王朝的或商业 的战略需要而希望它去的任何地方。十八世纪的欧洲战争远远不是简单的保 卫家园：专业化的战士受了训练去为他们并不了解的原因、到他们并不热爱 的远方厮杀。随着十八世纪逐渐流逝，这种出于政策考虑而进行的战争，支 配着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的生命和金钱。但是在殖民地的美利坚人中间，这种 战争几乎不可理解，更难以辩护；对他们来说，战争是每个人紧急保卫家园， 使其免遭无处不在的、残忍的敌人的蹂躏。美利坚人久久不能理解国王、大 臣和将军们所玩的军事把戏——这些人在遥远的战场上摆弄穿军服的小兵小 卒；也不能理解他们所玩的外交把戏——战争只是这种把戏中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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