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要改革开放30年以来取得成功的原因经验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最好在700字左右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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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2-25 &匿名提问 发布
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经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主要有八条基本经验:一.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向”也没有出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若不顾客观条件变化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固守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僵化体制，只能把社会主义引向死胡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相反，如果借改革之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全面走向资本主义，也难以找到出路。这是中国改革的首要经验。二.要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清除思想障碍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改革的深化也有赖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其实，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农村改革之初，有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特区刚建立时，也有人说，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外，其余全是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市场经济被视为洪水猛兽，被斥之为社会主义的异端；还有些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资本主义土壤，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所谓的私有化……不解放思想，不冲破传统观念，不打破思想枷锁，不抛弃“左”的教条，改革就无从谈起。同时，也要警惕右的倾向，防止被外国敌对势力所利用。三.要把改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改革的实质和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有改革理论的提出和一切改革政策的制定，都是围绕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展开的。四.是“异端”，还是正途，要靠实践来检验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被人们接受。因此，后来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的方针，这种“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摸索，边总结，尊重改革实践，尊重群众创造，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确立改革目标的做法，有利于改革的稳步推进，同时又防止了出现大的挫折。五.“骑自行车原理”的启示自行车骑得太快，易栽跟头，若骑得太慢或者不动，最终也会摔下来，这就是“骑自行车原理”。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改革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速度，才能稳步前进。六.要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和巩固改革成果要把改革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运用法制手段巩固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这样可以使人们在改革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化，还可以避免由于人事更迭，使改革进程发生逆转。七.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到权力的调整，又涉及到利益的分配，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公民的利益。要把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顺利完成，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领导核心只能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有组织、有秩序、分步骤地积极推进，才有可能实现既定目标。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党的领导，解散党的组织所导致的灾难性恶果，从反面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就失去了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不仅改革搞不下去，建设也无从谈起，甚至连起码的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这是全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的实践中认识到的一条真理。八.边实践，边总结，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进行改革理论准备社会生活中的无序和混乱，根源于思想上的混乱，而思想的混乱又源于理论上的混乱。只有澄清理论上的是非，才能解决思想混乱问题，只有解决理论和思想问题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社会生活的混乱和无序。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而且提出来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说这两段话，高度概括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改革是必由之路，为什么是当代中国命运的抉择，如果不改革开放，不可能发展中国，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应当深刻的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种高度的理论概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旧的观念出发,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当前存在问题，如分配不公、机会不均、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国有资产的流失、不公平竞争、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诚信危机、国民基础教育投资不足、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经济和民事纠纷激增，社会结构呈不稳状态，人们幸福感下降等等，几乎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合理地界定二者的边界所造成的。当前最亟待的问题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付托，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尽快退出来，不要为了自己那一点小的本位利益或者权利或者等等来妨碍这个大局。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当前最要紧的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时对人民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这些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企业方面做的，应该尽自己更大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企业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因为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我们才能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竞争力，从另一方面讲，企业应该更多地尽到自己的帮助社区，帮助贫困地区，帮助周围的那些穷人；　　对个人来说，应该加强信用教育，信用的建设，因为如果是一个社会处在信任危机中，这个社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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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收到了明显实效，积累了丰富经验。认真反思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历程、成效和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搞好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　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　成效　经验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适应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先后进行六次重大改革。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尽管道路曲折，但在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法制建设、政府的民主化科学化决策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初步形成了基本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历程，认真总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搞好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的建设。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回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适应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先后进行六次重大改革。　　第一次是1982年的改革。这是改革开放后首次进行的行政改革。这次改革改变了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行政权与生产经营权的分离。同时，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和精简，较大幅度地撤并了经济管理部门，加强了综合、调节、监督、法制部门，进行了后勤社会化的试点，并结合机构改革推行了干部年轻化，废除了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了干部离退休制度。这一阶段的改革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铺平了道路，为此后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这次改革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全面展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机构林立、职能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　　第二次是1988年改革。这次改革明确提出以转变政府的职能为关键，要求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把直接管理企业的职能转移出去，把直接管钱、管物的职能放下去，把决策、咨询、调节、监督和信息等职能加强起来，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逐步转向间接管理为主。同时，对国务院机构进行了改革，强化综合部门、经济调节部门、监督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适当弱化专业管理部门。这一阶段的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创立条件。然而，由于这次改革是按照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要求进行的，因而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　　第三次是1993改革。按照党的十四大的要求，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为宗旨，以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为核心，改革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政企分开。同时以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为重点，全面推进机关、事业、企业人事制度的改革，并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探索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这一阶段的改革由侧重下放权力转向制度创新，由改革旧体制转向建立新体制。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宏观环境的限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第四次是1998年的改革。与前三次相比，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力度最大、机构变化和人员调整最大的一次。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这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上述目标要求，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精简政府机构，首先是精简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管理权限，明确各自的人事权、财权和决策权；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把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作为机构改革的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还进行了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财政税收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但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这次改革仍是过渡性的。　　第五次是2003年的改革。这次改革的目的在于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组织保障。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机构改革涉及七个方面：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健全金融监管体制，建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组建商务部；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基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第六次是今年开始的改革。今年3月15日，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我国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这次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立和不断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与和谐社会要求、职能转变到位、政府规模适度、组织结构优化、人员素质优良、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切实建立一个以人为本、施政为民的服务政治，权责明晰、监督到位的责任政府，法律完备、行为规范的法治政府，清正透明、精干有力的廉洁和高效政府。[1]围绕着这一总体目标，当前和今后一段行政改革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积极搞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完善行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加强政府重大事项决策机制建设，加快政府管理法制体系建设。　　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尽管每次改革的背景与任务不同，过程有难易，效果有大下，但历次改革都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的重要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成效是显著的，基本上革除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旧的行政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初步形成了基本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成效有：　　（一） 政府机构改革成效明显，政府职能转变迈出重要步伐。政府机构臃肿庞大，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府包揽一切，是改革开放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重大弊端。这些弊端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因此，改革开放以后，精兵简政、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就成了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1982年开始，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总体原则，我国不断进行政府机构的改革。这些改革，强化了政府从事经济调节监管、社会管理服务的机构，减少部门间的职责交叉，精简了政府机构和人员的数量，有效地推进了政府只能的转变和行政效率的提高。仅就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就由40个减少到29个，部门内设精简1/4，人员编制减少一半。[3]经过数次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各部门从1982年的100个减少为27个。与此相适应，政府职能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根本改变了以计划为龙头，由综合部门管理专业部门，专业部门管理专业局，专业局管理国有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二是撤销了直接管理企业的绝大部门，原来的综个合部门也改成宏观调控部门，初步建立了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并先后组建了市场、质量和金融管理等一批机构，形成了市场经济新的管理格局；三是政企分开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特别是2003年机构改革成立了国资委，完成了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职能分开的功史性任努。层管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体制还不完善，但应当说，以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任务己基本完成。[4]　　（二）行政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政府行为日益规范。鉴于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法规基本空白，行政指令主宰一切的状况，建立完备的法规体系约束政府行为，依法行政，就成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进程中，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和目标任务，党和国家对各级行政管理机关不断强化依法行政的要求。为此，大力加强了落实依法行政要求的法律制度建设。上世纪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相继制定并颁布施行，对监督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规范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单行法形式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对中国各级政府落实依法行政要求，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繁荣发展市场经济，产生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1999年11月和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规范性文件。这些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既为政府施政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又有效地规范了政府的管理职能和行政行为，又为全面依法行政和从严治政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　　（三）政府的民主化、科学化决策取得重大进展，行政管理方式不断创新。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都对此进行积极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很多积极成果。1．建立健全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即各级政府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的 重大决策，必须以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广泛听取个方面意见，由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坚决杜绝决策的盲目性、随意性和领导者个人独断专行。对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要实行社会公示和听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必须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同时要规范专家学者的咨询行为，保障咨询意见的客观公正、合理性和可行性。在明确责任主体和责任界限的基础上，推行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决策失误引咎辞职和处罚制度；同时建立纠错机制，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决策失误。2．推行政务公开。继1998年6月中央决定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200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在全国乡镇政权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通知》，2005年3月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把政务公开的范围和程度提高到新的水平。公开的原则是：除涉及国家机密、依法受保护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其他行政事项能公开的一律向社会公开。公开的重点是：政府工作中容易产生不正之风、滋生腐败的环节和事项；与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公共部门要前面推行办事公开制度，向群众公开服务承诺，学校、医院等单位必须公开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接受群众的监督。3．推动电子政务建设。实施政府上网工程建设、推进电子政务，是今年来各级政府管理方式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1999年1月，由中国电信和国家经贸委经济信息中心联合40多家部委办局信息主管部门共同倡议发起的“政府上网工程”正式启动。2002年7月，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专项规划》、《归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指导意见》。这些文件和措施，对于推进各级政府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更快捷、经济地履行有关职能，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改进行政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截止目前，中央人民政府和73%以上的地方政府（省、地、市）拥有了门户网站，93%以上的国家部委建立了部门网站。北京、上海、青岛市等政府门户网站达到了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　　（四）干部素质发生变化，行政能力有效堤高。行改人员的素质、特别是行政领导干部的素质，不仅直接关系到行政行为的合理程度，也决定着行政能力和效率的层次水平。多管齐下推进行政人员队伍建设和提升素质，成为这些年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一是建立严格的行政人员或公务员的录用机制。除特殊情况外，进入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考试，这种凡进必考的机制有效提升了行政人员的准入门槛。二是建立科学的行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通过逐步探索，形成了“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竞争上岗、适当范围内投票表决、辞职解聘”等一系到制度。三是建立规范行政领导干部定期轮训和持续学习的制度。通过专门机构定期对各层次的行政人员和的行政领导干部进行脱产培训，同时，建立健全科学的学习考核与激励机制，推动领异干部结合工作实践不断加强理沦学习，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围绕行政人员的素质、特别是行政领导干部的素质的提高，相关的法制建设不断加强，而200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成为公务员队伍建没和管理走向法制化轨道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成效是显著的。这是中国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之所以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安定团结、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民总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取得的重要成效，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经验有：　　第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采取分步实施、逐步到位的渐进改革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项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是由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没事业中的地位、作用和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性质所决定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没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代替它。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行政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有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有利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保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促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改革是对各种利益和权力的重大调整，必然会引起权益格局和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也必然会遇到许多矛盾和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决定了我国的行政改革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必须审慎从事，“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和力度以及这些措施堆进的速度，都必须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而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因此，我国在推进行政改革的过程中，采取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从表层到深层分步实施的做法，自上而下地逐步推行，使改革取得明显的效果。　　第二．从实际出发、立足国情，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齐步走。一个国家行政体制是由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决定的。只有从国情出发，才能保证行政改革取得成功。中国人口多、内地人口十二三亿，占世界人口的22%左右；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还比较低，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府承担着公有制财产的保值增值责任等，这决定了我国政府的职能比西方国家要广泛、要复杂得多，决定了我国的行政改革必须从国情出发。否则，再好的改革设想，也是空中楼阁，没有实用价值。此外，还要看到，我国地域辽阔，物质文化基础千差万别，各地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平衡性，其发展水平由沿海到内陆到西部呈梯次状态，且每个地区、每个县市之间的发展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客观上的差异性要求在把握行政改革总目标和实行改革时，必须注意照顾各地的特殊情况，使具体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我国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坚持了统一设计、总体规划，同时又十分注意从各地实际出发，在组织机构、管理模式、行政构架成乃至改政府层级的设置上保持适当的灵活性，在改革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方面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齐步走。　　第三，坚持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配合，协调发展，统一于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在这个总体布局中，政治体制改革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归根到底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发展生产力服务，需要经由经济基础这个环节，所以它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同步、配合。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改革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经济建设事业进行，无论是机构的精简，还是人员的调整，都服从发展经济运行的需要。同时，把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企分开，使企业拥有真正的自主权摆在突出位置，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不断深化。实践证明，这是我国行政改革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原则。　　第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要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改革和发展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实践表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30年来，我国政府在推进行政改革过程中，十分注意从整体上把握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保持改革、发展、稳定在动态中的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使之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特别是机构精简、人员分流等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上，始终注意采取经济稳妥的方针，既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又妥善安置富余人员，在保持政府工作连续性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使改革达到预期的目的。　　第五，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行政改革经验及我国传统的行政精华，但决不能照抄照搬。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绝对不能照搬西方的行政模式。但并不意味着不能和不需要批判地继承和借鉴西方行政文明的积极成果和中国传统行政的精华。世界各国在长期的行政管理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创立的某些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同时，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行政历史为当今中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因此，我们在行政改革中既坚持对外开放，注意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学习发达国家科学管理的方式方法，以丰富我国的行政改革内容，也十分注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古为今用，促进中国特色的行政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但我们吸收和借鉴是有分析、有批判的，不简单模仿、全盘照搬。这既使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又充分利用了传统和当今世界各国行政管理改革和建设的成功经验。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　　注释和参考文献：　　[1] 袁曙宏：《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 宋德福主编：《中国政府管理与改革》[M]，第346—378，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3] 王一程：《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与面临的挑战》[J]，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三期　　[4] 范恒山：《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J]，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6期　　[5] 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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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经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主要有八条基本经验:一.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向”也没有出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若不顾客观条件变化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固守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僵化体制，只能把社会主义引向死胡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相反，如果借改革之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全面走向资本主义，也难以找到出路。这是中国改革的首要经验。二.要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清除思想障碍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改革的深化也有赖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其实，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农村改革之初，有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特区刚建立时，也有人说，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外，其余全是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市场经济被视为洪水猛兽，被斥之为社会主义的异端；还有些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资本主义土壤，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所谓的私有化……不解放思想，不冲破传统观念，不打破思想枷锁，不抛弃“左”的教条，改革就无从谈起。同时，也要警惕右的倾向，防止被外国敌对势力所利用。三.要把改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改革的实质和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有改革理论的提出和一切改革政策的制定，都是围绕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展开的。四.是“异端”，还是正途，要靠实践来检验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被人们接受。因此，后来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的方针，这种“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摸索，边总结，尊重改革实践，尊重群众创造，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确立改革目标的做法，有利于改革的稳步推进，同时又防止了出现大的挫折。五.“骑自行车原理”的启示自行车骑得太快，易栽跟头，若骑得太慢或者不动，最终也会摔下来，这就是“骑自行车原理”。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改革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速度，才能稳步前进。六.要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和巩固改革成果要把改革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运用法制手段巩固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这样可以使人们在改革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化，还可以避免由于人事更迭，使改革进程发生逆转。七.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到权力的调整，又涉及到利益的分配，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公民的利益。要把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顺利完成，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领导核心只能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有组织、有秩序、分步骤地积极推进，才有可能实现既定目标。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党的领导，解散党的组织所导致的灾难性恶果，从反面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就失去了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不仅改革搞不下去，建设也无从谈起，甚至连起码的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这是全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的实践中认识到的一条真理。八.边实践，边总结，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进行改革理论准备社会生活中的无序和混乱，根源于思想上的混乱，而思想的混乱又源于理论上的混乱。只有澄清理论上的是非，才能解决思想混乱问题，只有解决理论和思想问题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社会生活的混乱和无序。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而且提出来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说这两段话，高度概括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改革是必由之路，为什么是当代中国命运的抉择，如果不改革开放，不可能发展中国，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应当深刻的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种高度的理论概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旧的观念出发,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当前存在问题，如分配不公、机会不均、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国有资产的流失、不公平竞争、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诚信危机、国民基础教育投资不足、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经济和民事纠纷激增，社会结构呈不稳状态，人们幸福感下降等等，几乎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合理地界定二者的边界所造成的。当前最亟待的问题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付托，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尽快退出来，不要为了自己那一点小的本位利益或者权利或者等等来妨碍这个大局。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当前最要紧的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时对人民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这些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企业方面做的，应该尽自己更大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企业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因为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我们才能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竞争力，从另一方面讲，企业应该更多地尽到自己的帮助社区，帮助贫困地区，帮助周围的那些穷人；　　对个人来说，应该加强信用教育，信用的建设，因为如果是一个社会处在信任危机中，这个社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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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经济，3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9.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比1978年增长40倍和30倍，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8%。这么大的经济总量，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这在世界现代史上是罕见的，公认为“中国奇迹”。这一奇迹和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生死攸关。”“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点没错，但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比1978年增长40倍和30倍”很不科学，不论这一数据是真的假的，但以平均数据表示改革的成就，是很不科学的，比如，两个人一共一百元钱，平均每人五十元这没错，但如果其中一人占有99元，另一个人也就分享到1元钱，从这个角度说，平均法是很不科学、也是很不道德的。中科院的另一个统计数据是这样的：中国不到10%的人口，占有中国全部财富的70%以上，而90%以上的人口，仅分享到财富总量的不足30%。该先生对不到10%的人口，占有中国全部财富的70%以上，而90%以上的人口，仅分享到财富总量的不足30%的改革成就，深情的这样说：“这一奇迹和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生死攸关。”由此可知，那些精英为什么疯狂的拥抱“普世价值”了。说穿了，他们拥抱的“普世价值”，就是不到10%的人口，占有中国全部财富的70%以上，而90%以上的人口，仅分享到财富总量的不足30%。如果换一种情况，比如说1978年前，中国的基尼数仅为0.16，日增千倍也不是人成就，而是罪恶，因为那样太平均了。面对这种利益型判断，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如何看待改革？一，从财富总量上来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把改革的成就基点放到1949年，当今天会如何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任何有点良知的人，没有成为野兽的人，都能得出正确的答案，这是一。其二，假如十三亿中国人民，不是用三十年，而是用一天的时间，就创造出世界总量的财富，但这个海量财富是不是就是成就呢？我看未必，因为，如果十三亿中国人创造的海量财富，让几个人全拿走了，其他人全都饿肚子，我看就不能算成就，而只能算罪恶。当然，这只是假设。但这个简单的假设，是不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呢？改革的成就是不能用财富总量衡量的，而应该既看总量，又看人均分享量，而不是人均增加量。因为，那个人均增加量，90%以上的人口并没有分享到。其三，除了这些具有良知和失去良知的数据外，还要看社会是比过去安定团结了，还是暴力冲突增加了？人的道德是比过去崇高了，还是比过去堕落了？如果是前者，就证明改革是成功了，如果是后者，就证明改革失败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是社会动荡、冲突不断、暴力上升的。但中国的精英偏偏选择了那个标准。其四，经过改革，中国是更加独立自主了，还是成了“依附美国的中国经济体”，“美国控制的中国殖民经济体”，“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经济体”了？这些问题本来很简单，不复杂，我想超过十岁的孩子都能分得清上下高低、分得清好坏，但学数五车的主流精英怎么连个孩子都不如了呢？二，正确的价值观、发展观，才会有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才会走好下一步。因为，一个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发展观，你怎么寄希望于他们有正确的判断呢？没有正确的判断、正确的方向，你又怎么寄希望于他们有个正确的价值目标选择呢？没有正确的价值目标选择，一味的从制度机制上助推不到10%的人口，占有中国全部财富的70%以上，中国的未来又怎么可能有好的结果呢？既然不能正确的面对改革就不会有好的未来，中国人就应该直面现实，实事求是的分析现实，为走好下一步作准备。世界历史一再证明，一个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寻找自身错误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民族，而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民族，又怎么可能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不仅不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会受到开除球籍的惩罚。三，人类的成长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犯错误，不断纠正错误、否定错误，并从错误中成长起来的历史。所以，一个真正强大得不可战胜的民族，不是一直不犯错误，而是能够动态的发现错误、纠正错误，避免重复犯同类错误，并拥有强捍的主体精神、主体价值观念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之所以不可战胜，就在于它善于发现错误、纠正错误，发现弱点，纠正弱点，而不是掩盖错误、掩盖弱点，积弱而行。四，据廖子光先生在一篇文章中透露，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度达70%以上，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创造的70%以上的物质产品，都被美国人享用了。这也是成绩么？我以为不是，因为，70%以上的物质产品，并不是中国人民用不了后出口的，而是中国人民没有消费能力出口的。而且，我们为了保障出口，还搞出口退税，拿中国人民的钱补贴美国。但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拿出出口退税的钱补贴本国民众呢？五，在改革开放后，有人很痛恨毛泽东，诅咒毛泽东，否定毛泽东。从这一点上来说，改革也是失败的，因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精神领袖。试想，一个主流社会诅咒人民的精神领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主流社会与人民为敌了。而一个与人民为敌的主流社会，主导着中国的发展，只会造成社会的价值观念的矛盾与冲突。我不相信一个与人民为敌的主流社会，是中国的进步，更不相信一个把民众迫得不得不暴力反抗的主流社会，代表了中国进步的力量。这一切的一切，都告诉人们，中国人应该正确的对待自己的历史，正确的面对现实。试想，一个把贪污犯视为法学精英、改革精英的主流社会，是不是说明，这个主流社会快走到尽头了，如果他们不走到尽头，中国人民怎么办？结束语中国改革三十年。三十年来，精英霸权导致的精英堕落，已经不是一般的社会问题了，而是一个时代良知泯灭。这意味着中国灾难性的社会暴力，将会在不久的将来风起水涌。面对这么厉峻的局面，为政者不去正视，反而在伟大成就的美妙声音的包围中，沾沾自喜。坦率的说，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站在这个层面上说，中国人应该客观的看待改革：不到10%的人，占有了70%以上的财富。而且，种种迹象证明，现在还在助推财富的集中。对于这个问题，不是仅仅是个财富的问题，而是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如果为政者不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中华大地必将再次成为灾难之地。有些人以为自己捞足了，实行票选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历史往往不是这么简单。还有，为政者不要光看财富总量和平均数，那样会是很危险的，因为，中国重大的灾难，就隐藏在那些数据的深处。看到那些数据背后隐藏的巨大灾难，才是中国人看取改革的正确态度。 白发老人挥手一指，两岸四海生机勃勃。华夏大地东风飞絮，炎黄子孙齐心创业。三十年日日更新，而立时中华腾飞。不求此年越北美，但望和平发展伴人间。您走过千年历史，跨越了世界文明 您明晰千古，坚定为英特纳雄耐尔生生不息 您仁慈博爱，捍卫着绿色与和平世界人民叹服您的胸怀 华夏儿女感激您的母爱改革开放三十年——祖国腾飞时间流逝，不知不觉，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路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街上热闹非凡，公路上车水马龙，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中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上了繁荣富强、世界文明之路。国庆节我和妈妈谈起祖国的变化，妈妈回忆起过去——那时候，哪有什么柏油马路、水泥路，厚厚的泥土让人们踩成了狭窄的马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路上到处是水潭，如果不小心踩到水潭，整只脚就会陷进去，好不容易把脚拔出来，可鞋子却留在了泥潭里……。还有那时的学校很多都是一座座破旧的土木结构房屋，土墙斑驳脱落，窗户上一块玻璃都没有，一到冬天，呼呼的寒风凛冽刺骨，遇到下雨，雨点从破瓦片上的窟窿里落下“滴答”的声音与朗朗的读书声凑成了不和谐的曲子……往事不堪回首，自从改革开放后，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泥泞小路变成了宽敞的柏油马路，路的两旁都种满了花草树木，蜜蜂在唱歌，蝴蝶在跳舞。孩子们也坐在舒适明亮的教室里上课，不再有寒冷之忧。改革开放，使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在短短的三十年里，中国人民渐渐地从吃不饱，穿不好变成了吃得好，穿得暖，有些人还用剩余的钱买了自行车、摩托车，甚至小汽车。我们的祖国日益富强起来，犹如钢铁长城一般坚不可摧！九七年香港回归，九九年澳门回归，零八年黑瞎子岛的回归使中国成为了陆地面积第二大的国家。在非典、百年不遇的南方罕见雪灾和突如其来的汶川地震面前，中华儿女们众志成城，击败了种种困难。体育事业也蒸蒸日上，自从许海峰摘得奥运首枚金牌之后，中华体育健儿自告奋勇，在四年一次的奥运会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就是靠着这股力量，中国荣幸地成为了二零零八年奥运会的举办国家，中华人民也成为了奥运的主人。同时，也向外国人证明了中国人不再是东亚病夫。随着科技的不断提高，神七、神八在世界人民的欢呼声中，带着中国人盼望已久的心愿升上了天空。如果没有邓小平爷爷的带领，没有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今天。今天，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今天，我们迎来了繁荣富强的日子。我们的祖国正在日益壮大。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坚信，祖国的未来将会更加强大，更加美好！忆改革开放，现中华雄威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祖国母亲彻底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中国这头东方睡狮开始慢慢觉醒，但却步履维艰，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从此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华大地再次焕发了活力，中华民族终于踏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30年的征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沧桑巨变，30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蓬勃的30年！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到2006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至21，0871亿元，增长近60倍！中国的经济成就不仅写在了中国历史之上，也在世界历史上刻下了辉煌的一页，过去25年全球脱贫所得成就中，近70%的成就归功于中国！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30年！自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华民族犹如钢铁长城一般坚不可摧！97年香港回归，99年澳门回归；1998年面对南方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2003年面对让人闻风丧胆的非典疫情，2008年面对十几个省份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手挽手将一个个磨难阻击在脚下！ 改革开放的 30年，是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30年！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对世界，面对未来！高考制度恢复之初，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却仅录取27万名；而到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达到1010万，录取新生达567万名！伴随着教育规模的发展，更有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在世界高精尖人才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新的30年！从1979年远程火箭发射试验成功，到2003年“神五”升天，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再到2005年神舟六号载人航天卫星顺利返回，中国航天人在摸索中让祖国一跃成为航天科技强国！2008年，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升空,炎黄子孙的千年奔月梦成为了现实！ 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30年！1984年许海峰摘得中国奥运首枚金牌，自此之后，中华体育健儿奋勇争先：2000年悉尼奥运，中国代表团收获28枚金牌，取得了金牌榜和奖牌榜均名列第三的佳绩；04年雅典，中国军团更是将金牌总数扩增到32枚，位列金牌榜第2位！而今年，在108天之后，奥运大幕将在中华大地上拉开，我们将成为奥运的主人！ 我们坚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必将出现一个又一个辉煌的30年！中华民族的崛起，必将让世界为我们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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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就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要盲目借鉴他国经验。存在问题主要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官员贪污问题很严重，政府盲目搞旧城改造，地区之间大差距越来越大，经济结构不合理，一些地方盲目借鉴别地方的经验不实事求是，农村发展太慢地方政府没有贯彻中央的政策等，问题太多了。 办法就是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监管，从严处理贪污，学习他国经验，政府官员一分钱都不能贪污 通过这个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折： 第一个伟大转折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第二个伟大转折是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第三个伟大转折是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社会转变然后逐渐成为兴旺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不光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有深远的影响。现在按照GDP来算，中国在世界上占第四位。有人说很快会赶上德国。按照PPP（购买力评价），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我们中国是世界第二，因为世界上的购买力评价大概是55万亿美元，中国大概5万多亿美元，大概占到世界的9%。说明中国在国际上经济上的比重大大增加。现在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4000多亿，已经占到世界第一位。之所以有这个变化，都是因为改革开放的结果。 Ω訨愛ηī 回答采纳率:23.8%
17:38 检举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经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主要有八条基本经验:一.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向”也没有出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若不顾客观条件变化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固守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僵化体制，只能把社会主义引向死胡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相反，如果借改革之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全面走向资本主义，也难以找到出路。这是中国改革的首要经验。二.要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清除思想障碍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改革的深化也有赖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其实，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农村改革之初，有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特区刚建立时，也有人说，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外，其余全是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市场经济被视为洪水猛兽，被斥之为社会主义的异端；还有些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资本主义土壤，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所谓的私有化……不解放思想，不冲破传统观念，不打破思想枷锁，不抛弃“左”的教条，改革就无从谈起。同时，也要警惕右的倾向，防止被外国敌对势力所利用。三.要把改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改革的实质和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有改革理论的提出和一切改革政策的制定，都是围绕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展开的。四.是“异端”，还是正途，要靠实践来检验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被人们接受。因此，后来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的方针，这种“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摸索，边总结，尊重改革实践，尊重群众创造，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确立改革目标的做法，有利于改革的稳步推进，同时又防止了出现大的挫折。五.“骑自行车原理”的启示自行车骑得太快，易栽跟头，若骑得太慢或者不动，最终也会摔下来，这就是“骑自行车原理”。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改革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速度，才能稳步前进。六.要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和巩固改革成果要把改革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运用法制手段巩固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这样可以使人们在改革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化，还可以避免由于人事更迭，使改革进程发生逆转。七.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到权力的调整，又涉及到利益的分配，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公民的利益。要把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顺利完成，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领导核心只能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有组织、有秩序、分步骤地积极推进，才有可能实现既定目标。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党的领导，解散党的组织所导致的灾难性恶果，从反面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就失去了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不仅改革搞不下去，建设也无从谈起，甚至连起码的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这是全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的实践中认识到的一条真理。八.边实践，边总结，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进行改革理论准备社会生活中的无序和混乱，根源于思想上的混乱，而思想的混乱又源于理论上的混乱。只有澄清理论上的是非，才能解决思想混乱问题，只有解决理论和思想问题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社会生活的混乱和无序。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而且提出来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说这两段话，高度概括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改革是必由之路，为什么是当代中国命运的抉择，如果不改革开放，不可能发展中国，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应当深刻的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种高度的理论概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旧的观念出发,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当前存在问题，如分配不公、机会不均、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国有资产的流失、不公平竞争、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诚信危机、国民基础教育投资不足、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经济和民事纠纷激增，社会结构呈不稳状态，人们幸福感下降等等，几乎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合理地界定二者的边界所造成的。当前最亟待的问题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付托，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尽快退出来，不要为了自己那一点小的本位利益或者权利或者等等来妨碍这个大局。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当前最要紧的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时对人民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这些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企业方面做的，应该尽自己更大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企业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因为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我们才能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竞争力，从另一方面讲，企业应该更多地尽到自己的帮助社区，帮助贫困地区，帮助周围的那些穷人；　　对个人来说，应该加强信用教育，信用的建设，因为如果是一个社会处在信任危机中，这个社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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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西方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比较　　东方与西方两个文明体系的全面良性竞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东方的代表，中国占领的第一个制高点似乎是竞技体育。接下去将要冲击的最重大目标自然是GDP。这最难冲击似乎也是最后的一个目标才是意识形态。在这个方面，西方靠着他们的民主话语体系，至今占据着牢不可破的优势地位。在这个话语体系中，一系列众所周知的价值概念处于核心的地位。我的这篇文章，绝无想对这些可贵的价值发起任何攻击之意。我只是有两个看法希望表述：第一，在当下，这些价值观念简单直接移植到中国似有水土不服之症，它们似乎应当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某种综合、融汇，或考虑到现在中国的发展中的国情有所折中，才能对当下中国的进步有更好的助益。第二，如果数十年内中国真有领导世界的机会，中国也必须为世界提供一套与现行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不完全相同的（完全创新是不可能的）革新版的价值体系。否则，中国的这个崛起也绝不是完整的。　　这两个任务都过于庞大，说句实话确非我能力之所及。但由于特别的情势，我必须就这个题目发表意见，就只好不揣冒昧，斗胆发表一些浅见了。说得如果有一点新意，大家不妨附和一下。如果说得离谱，也准备迎接板砖。　　在我看来，西方的价值体系，有一个最基础的核心，就是个人主义。简言之，就是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政治结构都是从个人出发，个人天然拥有全部的权利，家庭、社区、国家的权利是个人让渡出荣年内消失，实在很难说哪一种价值体系更先进，因为这两种价值体系的较量总是以集体主义的最终胜利而告终。连古希腊城邦的最重要内战，伯罗奔尼萨战争，也是以更集权的斯巴达同盟战胜了更民主的雅典同盟。再后来也是君主制的马其顿统一了古希腊，灭掉了那些独立的城邦。罗马帝国也取代的罗马共和国，公民权利被几乎取消殆尽。中世纪末期意大利北部城市的繁荣也是以封建势力的脆弱，民族国家迟迟未能形成为代价的。欧洲人的普遍性格自古以来就是争强好胜，谁也不服谁。那种细碎分割的政治格局，几十万人口的国家规模，（这已经是超大规模的城邦。据说，一个城邦的理想规模是，站在一个山头上就可以看到全境。）几万人口的中世纪领地规模，必然导致无穷无尽的战争。（想一下你脑海中的欧洲中世纪的形象，是不是一个全身盔甲，不见面目的持枪骑士？）统一的和平红利在欧洲的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就是罗马帝国前期200年。（现在的欧盟是第二次。除此之外，整个欧洲的历史，都是细碎分割，战乱不休，从没有过100年的和平。）城市文明的优势只是在15世纪以后才开始呈现。工商业，城市经济在一个民族国家中占主导地位，只有从近世的大英帝国时代才开始出现。　　东方价值体系中最早出现也最基础的是集体主义。它应该在原始社会的氏族时代既已产生。集体的代表就是领袖。在中国哪怕最古老的传说中，原始氏族民主制的痕迹都极为稀有。（禅让也是领袖做主，只不过不是传给自己的血亲。）领袖们的地位一直极为崇高。从三皇五帝开始，都是大有功于人群的英雄成为帝王（比如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有巢氏发明房屋，大禹治水等）。领袖与人民间的距离，自始就比古希腊大得多。（不过还达不到古埃及的水平。金字塔那样宏伟的王家陵寝，在中国还不可以想象。）中国和大河流域的其它古文明一样，早早就形成了巨大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城市只是行政中心，最大的城市自然是皇都。城市和手工商业从来都处于附属的地位。除了吕不韦一个唯一的例外，商人从未掌握过最高政治权力。官府、士绅、农民的三级结构根深蒂固。三纲五常、仁智礼义信等是中华古典文明的核心价值，就在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上建立。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由孔夫子奠定。他的学说中，仁的概念无疑居于核心的地位。但他主张的仁，与西方基督教尤其是《圣经新约》主张的无差别的仁，甚至主张爱敌人的仁是有原则差别的。孔夫子的仁是有等差的仁，他在很多地方表达了这个等差。发展到最后，就是君臣父子，等级森严。这一套在农耕时代大河流域大民族大国家中是必须的。中华民族在这个价值框架内也取得了及其伟大的成就。一个庞大的，有至少数以千万计的人口的农业国家，在那个时代，集权主义是唯一可行的政治结构。历史上无数次，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宦官手捧“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可以立马解除一个统兵数十万的将军的兵权。太平天国被镇平之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个汉人手里，握有清朝的几乎全部能战之军。然而他们一个个毫不犹豫地解散了绝大部分军队，把剩余的也上交朝廷。1900年，已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末世，八国联军入侵，光绪慈禧西狩长安，中央权力瘫痪。各地督抚，尚无一人趁乱割据。与此相反的藩镇割据、同姓王异姓王掌有实权的年代，都是乱世。不可以说中央集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郡县制）那一套毫无积极意义，否则绝不会有中国这么大一个民族国家存在于世，让中国彪炳于世的那些文景、汉武、贞观、开元天宝、康乾等盛世也都不可能存在。如果像欧洲中世纪那样那样，（失去了皇权的民国初年差不多就那样。）就会有数十个国家，数百数千数万个公侯伯子男爵，（我的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无穷无尽的战争杀戮。到今天都还会留下一批像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那样的袖珍国家。那会是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之福吗？二、当今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　　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暴力打击下一败再败。救亡图存自然成了中国人的核心议题。学习西方的一切就成了当然的路径。一波波的现代化运动搞下来，最终人们很容易观察到，西方的器物，或者说科学技术是比较容易学的。而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则显然难学得多。中国人在这方面决不是没有付出努力。康梁戊戌变法、清末立宪运动、中华民国初立并击溃袁世凯洪宪帝制及张勋复辟、抗战胜利后的老政协和中华民国国会总统选举、中共建政初期的新政协和54宪法，100年来，中国人在这个议题上至少大规模地努力了五次，统统以失败终结，这绝非偶然。因已超出本文题目所限，这里不能展开，我只能引述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的一个结论：民主当然是一个好东西，但它绝不能简单地放之四海而皆准。我的基本感觉是，这种制度很娇嫩，它要正常生长，对环境条件有相当的苛求。举其大者如：至少小康以上的总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发展水平；一个已经成型的稳健而强大的中产阶级；没有太过激烈的大规模的族群、宗教或其它的社会冲突，总之要有一个相对平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氛围。我认定，在一个拥有庞大贫困人口，文化水平低落，农业人口多过一半的国度里，是建不成合格的现代民主制度的。然后是意识形态。没有对自由平等人权宽容契约精神等意识的长期培养训练，合格的民主制度也同样不会从天而降。　　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先去寻找一种最好最快的过渡机制。条件不够时，我们就要寻找怎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走出戈壁）去取得那些必须的条件。这样我们就需要去构建一套过渡时期的核心价值了。　　中国今天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可以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核心价值体系，个人主张：第一：应当把已经吸取了一部分个人主义精华的合理化了的集体主义视作整个意识形态的基础（而不是象西方那样把个人主义视作基础）。第二：把尽可能快而全面的并且可持续的发展（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放到一切施政的核心地位。（邓小平的话：发展是硬道理。）第三：认识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保证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不认同“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但我认同稳定绝对重要。第四：认识到各项基本自由（首先：a人身自由，b财产自由，c思想自由）是社会发展的必须条件。第五：认识到（无差别的，自然的，所有的）人的整体的公平的利益，是一切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以人为本）。第六，在不发达和发展中的基本社会条件下，（比如贫穷人口还远占多数，比如农村人口还占多数甚至压倒多数，比如文盲还超过人口半数 — 这已不是中国今天的情况，但中国人民的平均文化水平还相当的不高。）在不影响稳定，有利于发展的前提下，努力寻找各种合适的方式去逐步落实人民主权的伟大崇高理想。第七、以和谐（妥协）取代斗争作为处理各种分歧（比如阶级、文化、宗教、种族、国家乃至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原则。认识到各个阶级、文化、宗教、种族、国家乃至各种自然生物（动物植物）都有在这个地球上合理生存的权利。互相之间的利益冲突，都要寻找妥协之道，而不要妄想吃掉谁，消灭谁。推荐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　　下面开始简单而基本的阐述。　　中华价值体系与西方价值体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集体（本位）主义与个人（本位）主义的区别。这两个价值体系，其实是各有优劣、各有适应性的。简单地说，在越是不发达的国家中，集体本位主义就越有更多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而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个人本位路线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就日益呈现。当我们到达一个成熟的富裕文明社会之时，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很可能就应当占有一个相当主要的地位了。建议参看我的另一篇文章：《我的基本人权理念》。　　个人建议，人均年收入1000美元以下，称为不发达社会。人均美金称之为发展中社会。人均10000以上称之为发达社会。在不发达社会中，稳定与发展绝对首要。民主制度建设建议暂缓。进入发展中之后，稳定与发展的权份逐级递减，各项社会公平（比如公共福利）、法治、人权、民主制度建设都要一一逐步进入日程，找出恰当的解决途径。在人均达到10000之前，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妥善的处理。否则必会出现新的社会紧张。　　中国现在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全力渡过小康迈向富裕的中间偏下阶段。（人均3000美金。）因此，稳定与发展还是优先议题。为了保证整体能得到尽可能快的发展，强调集体主义，对个人权利进行一些不过分的限制，还有一定得合理性即社会利益。但这个阶段正迅速地成为过去时。用不了几年，中国的总产值就会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二，人均就会超过5000美元，城市人口就会接近总人口的半数，中产阶级（除了权贵，所有工人农民以上的社会阶层）的总和也会迅速地增加。从这时起，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西方那一套价值体系的合理利益就会迅速增加。当局应当因势利导，努力主动地去寻找各种能够满足这类利益要求的途径方法，推进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更具体一点，个人认为当下的中国绝不可以急于去试行西式普选多党民主。但应当开始广泛地去实验摸索20-30年后，应当在发达后的中国广泛推行的适合中国当时具体国情的肯定是介乎于当今中国政制现状和西方现行制度的很可能带有某些重大创新的某种综合政制。这些民主试验，应当着重、先行在城市、在统治集团内部、在知识分子、在传统中产阶级（各种规格的老板们-除了最大的）中间展开。（而不应当让相对贫穷落后的农村先行。）根据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中产阶级-民主核心”理论，他们是任何健康民主制度的当仁不让的核心。（我有多篇论文阐述此论，请参看。）（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为了人民（for people, pour peuple）这个宗旨是没有分歧的。有分歧的是：是否以及如何通过人民。民主主义一定是要经过人民，（py people，par peuple）。民本主义则可以由一个父家长式的政府来管理人民的利益。我们将来要去建立的政制，当然必须要通过人民。但怎么个具体通过法，就是要研讨的中心。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特质区别之一，是对概念的模糊与清晰的偏好。比如民本与民主。在东方，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父子关系的放大。人民有服从政府的义务，政府有保护人民的责任。谁完成这个任务好谁就可以合法坐台上，称之为“得天命”。反之不论任期，随时都应该下台。但西方人则认为这个办法太含糊。他们一定要弄出一个选举制度来，50.1%就可以让那49.9%下去（比如陈水扁胜连战，小布什胜科尔），而且做满任期没商量。东方人则一定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其实这两种制度真的是各有利弊的，最好还是想办法综合。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阶级斗争）我的确是不信了。但是对于它的哲学，辩证法乃至于历史唯物主义，比如存在决定意识（网上看来一个有趣的表述：屁股决定脑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还有很多相信之处。价值观价值体系属于上层建筑的最上层，就是意识形态。它绝对要受到社会基础的层层约束，不可能脱离基础而独自存在。举例：饱暖思淫欲（比如今天中国到处泛滥的“小姐文化”），饥寒起盗心（比如眼下在索马里疯狂滋长的海盗行径）。　　当然我也看得到，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权暴力机构，可以对经济基础进行极大规模的改造。负面的例子：比如共产政权可以在短短数年之内，把一个国家内的所有有产阶级连根拔掉。而意识形态的开放又可能何等灿烂地推动社会发展。正面例子：现代意义的自由概念在中国实在晚近。但在最近30年的改革大潮中，人们已经可以深刻地体认到，哪怕仅仅是让中国人民享受财产自由，就已经可以创造何等伟大的经济奇迹。调整的例子：这个自由的肆意发挥很快的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于是西方的平等概念再次开始登场。说句实话，平等这个概念有着极大的漏洞。因为它是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做到的。多的不说，就说经济平等，所有的人都有大体相当的收入，这可能做到吗？回到共产时代，高官们的货币收入也比平民多出10倍，非货币收入根本无法计量。政治权利也一样，什么时候，在哪里真正平等过呀？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大资本家在政治选举中的确也和失业者一样只能投一票（他们想必根本就不屑于去投票），但他们还有没有比投一票要强大得多的办法来影响政局呢？比如政治献金。不过相对的平等还是可以争取的，只是其间恰到好处的度又极难把握。其实和谐比起平等是一个模糊得多，也灵活得多的概念。如果这个概念朝好的方向发展，它可以囊括进极多的恰当社会政策，而没有平等概念那么机械。比如阶级和谐讲得通，阶级平等就讲不通。当然如果朝坏的方向牵引，它也可以变成压制不同意见的强横工具。所以这个词在某些极有创意。作者：刘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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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西方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比较　　东方与西方两个文明体系的全面良性竞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东方的代表，中国占领的第一个制高点似乎是竞技体育。接下去将要冲击的最重大目标自然是GDP。这最难冲击似乎也是最后的一个目标才是意识形态。在这个方面，西方靠着他们的民主话语体系，至今占据着牢不可破的优势地位。在这个话语体系中，一系列众所周知的价值概念处于核心的地位。我的这篇文章，绝无想对这些可贵的价值发起任何攻击之意。我只是有两个看法希望表述：第一，在当下，这些价值观念简单直接移植到中国似有水土不服之症，它们似乎应当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某种综合、融汇，或考虑到现在中国的发展中的国情有所折中，才能对当下中国的进步有更好的助益。第二，如果数十年内中国真有领导世界的机会，中国也必须为世界提供一套与现行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不完全相同的（完全创新是不可能的）革新版的价值体系。否则，中国的这个崛起也绝不是完整的。　　这两个任务都过于庞大，说句实话确非我能力之所及。但由于特别的情势，我必须就这个题目发表意见，就只好不揣冒昧，斗胆发表一些浅见了。说得如果有一点新意，大家不妨附和一下。如果说得离谱，也准备迎接板砖。　　在我看来，西方的价值体系，有一个最基础的核心，就是个人主义。简言之，就是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政治结构都是从个人出发，个人天然拥有全部的权利，家庭、社区、国家的权利是个人让渡出荣年内消失，实在很难说哪一种价值体系更先进，因为这两种价值体系的较量总是以集体主义的最终胜利而告终。连古希腊城邦的最重要内战，伯罗奔尼萨战争，也是以更集权的斯巴达同盟战胜了更民主的雅典同盟。再后来也是君主制的马其顿统一了古希腊，灭掉了那些独立的城邦。罗马帝国也取代的罗马共和国，公民权利被几乎取消殆尽。中世纪末期意大利北部城市的繁荣也是以封建势力的脆弱，民族国家迟迟未能形成为代价的。欧洲人的普遍性格自古以来就是争强好胜，谁也不服谁。那种细碎分割的政治格局，几十万人口的国家规模，（这已经是超大规模的城邦。据说，一个城邦的理想规模是，站在一个山头上就可以看到全境。）几万人口的中世纪领地规模，必然导致无穷无尽的战争。（想一下你脑海中的欧洲中世纪的形象，是不是一个全身盔甲，不见面目的持枪骑士？）统一的和平红利在欧洲的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就是罗马帝国前期200年。（现在的欧盟是第二次。除此之外，整个欧洲的历史，都是细碎分割，战乱不休，从没有过100年的和平。）城市文明的优势只是在15世纪以后才开始呈现。工商业，城市经济在一个民族国家中占主导地位，只有从近世的大英帝国时代才开始出现。　　东方价值体系中最早出现也最基础的是集体主义。它应该在原始社会的氏族时代既已产生。集体的代表就是领袖。在中国哪怕最古老的传说中，原始氏族民主制的痕迹都极为稀有。（禅让也是领袖做主，只不过不是传给自己的血亲。）领袖们的地位一直极为崇高。从三皇五帝开始，都是大有功于人群的英雄成为帝王（比如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有巢氏发明房屋，大禹治水等）。领袖与人民间的距离，自始就比古希腊大得多。（不过还达不到古埃及的水平。金字塔那样宏伟的王家陵寝，在中国还不可以想象。）中国和大河流域的其它古文明一样，早早就形成了巨大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城市只是行政中心，最大的城市自然是皇都。城市和手工商业从来都处于附属的地位。除了吕不韦一个唯一的例外，商人从未掌握过最高政治权力。官府、士绅、农民的三级结构根深蒂固。三纲五常、仁智礼义信等是中华古典文明的核心价值，就在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上建立。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由孔夫子奠定。他的学说中，仁的概念无疑居于核心的地位。但他主张的仁，与西方基督教尤其是《圣经新约》主张的无差别的仁，甚至主张爱敌人的仁是有原则差别的。孔夫子的仁是有等差的仁，他在很多地方表达了这个等差。发展到最后，就是君臣父子，等级森严。这一套在农耕时代大河流域大民族大国家中是必须的。中华民族在这个价值框架内也取得了及其伟大的成就。一个庞大的，有至少数以千万计的人口的农业国家，在那个时代，集权主义是唯一可行的政治结构。历史上无数次，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宦官手捧“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可以立马解除一个统兵数十万的将军的兵权。太平天国被镇平之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个汉人手里，握有清朝的几乎全部能战之军。然而他们一个个毫不犹豫地解散了绝大部分军队，把剩余的也上交朝廷。1900年，已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末世，八国联军入侵，光绪慈禧西狩长安，中央权力瘫痪。各地督抚，尚无一人趁乱割据。与此相反的藩镇割据、同姓王异姓王掌有实权的年代，都是乱世。不可以说中央集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郡县制）那一套毫无积极意义，否则绝不会有中国这么大一个民族国家存在于世，让中国彪炳于世的那些文景、汉武、贞观、开元天宝、康乾等盛世也都不可能存在。如果像欧洲中世纪那样那样，（失去了皇权的民国初年差不多就那样。）就会有数十个国家，数百数千数万个公侯伯子男爵，（我的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无穷无尽的战争杀戮。到今天都还会留下一批像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那样的袖珍国家。那会是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之福吗？二、当今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　　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暴力打击下一败再败。救亡图存自然成了中国人的核心议题。学习西方的一切就成了当然的路径。一波波的现代化运动搞下来，最终人们很容易观察到，西方的器物，或者说科学技术是比较容易学的。而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则显然难学得多。中国人在这方面决不是没有付出努力。康梁戊戌变法、清末立宪运动、中华民国初立并击溃袁世凯洪宪帝制及张勋复辟、抗战胜利后的老政协和中华民国国会总统选举、中共建政初期的新政协和54宪法，100年来，中国人在这个议题上至少大规模地努力了五次，统统以失败终结，这绝非偶然。因已超出本文题目所限，这里不能展开，我只能引述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的一个结论：民主当然是一个好东西，但它绝不能简单地放之四海而皆准。我的基本感觉是，这种制度很娇嫩，它要正常生长，对环境条件有相当的苛求。举其大者如：至少小康以上的总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发展水平；一个已经成型的稳健而强大的中产阶级；没有太过激烈的大规模的族群、宗教或其它的社会冲突，总之要有一个相对平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氛围。我认定，在一个拥有庞大贫困人口，文化水平低落，农业人口多过一半的国度里，是建不成合格的现代民主制度的。然后是意识形态。没有对自由平等人权宽容契约精神等意识的长期培养训练，合格的民主制度也同样不会从天而降。　　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先去寻找一种最好最快的过渡机制。条件不够时，我们就要寻找怎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走出戈壁）去取得那些必须的条件。这样我们就需要去构建一套过渡时期的核心价值了。　　中国今天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可以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核心价值体系，个人主张：第一：应当把已经吸取了一部分个人主义精华的合理化了的集体主义视作整个意识形态的基础（而不是象西方那样把个人主义视作基础）。第二：把尽可能快而全面的并且可持续的发展（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放到一切施政的核心地位。（邓小平的话：发展是硬道理。）第三：认识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保证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不认同“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但我认同稳定绝对重要。第四：认识到各项基本自由（首先：a人身自由，b财产自由，c思想自由）是社会发展的必须条件。第五：认识到（无差别的，自然的，所有的）人的整体的公平的利益，是一切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以人为本）。第六，在不发达和发展中的基本社会条件下，（比如贫穷人口还远占多数，比如农村人口还占多数甚至压倒多数，比如文盲还超过人口半数 — 这已不是中国今天的情况，但中国人民的平均文化水平还相当的不高。）在不影响稳定，有利于发展的前提下，努力寻找各种合适的方式去逐步落实人民主权的伟大崇高理想。第七、以和谐（妥协）取代斗争作为处理各种分歧（比如阶级、文化、宗教、种族、国家乃至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原则。认识到各个阶级、文化、宗教、种族、国家乃至各种自然生物（动物植物）都有在这个地球上合理生存的权利。互相之间的利益冲突，都要寻找妥协之道，而不要妄想吃掉谁，消灭谁。推荐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　　下面开始简单而基本的阐述。　　中华价值体系与西方价值体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集体（本位）主义与个人（本位）主义的区别。这两个价值体系，其实是各有优劣、各有适应性的。简单地说，在越是不发达的国家中，集体本位主义就越有更多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而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个人本位路线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就日益呈现。当我们到达一个成熟的富裕文明社会之时，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很可能就应当占有一个相当主要的地位了。建议参看我的另一篇文章：《我的基本人权理念》。　　个人建议，人均年收入1000美元以下，称为不发达社会。人均美金称之为发展中社会。人均10000以上称之为发达社会。在不发达社会中，稳定与发展绝对首要。民主制度建设建议暂缓。进入发展中之后，稳定与发展的权份逐级递减，各项社会公平（比如公共福利）、法治、人权、民主制度建设都要一一逐步进入日程，找出恰当的解决途径。在人均达到10000之前，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妥善的处理。否则必会出现新的社会紧张。　　中国现在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全力渡过小康迈向富裕的中间偏下阶段。（人均3000美金。）因此，稳定与发展还是优先议题。为了保证整体能得到尽可能快的发展，强调集体主义，对个人权利进行一些不过分的限制，还有一定得合理性即社会利益。但这个阶段正迅速地成为过去时。用不了几年，中国的总产值就会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二，人均就会超过5000美元，城市人口就会接近总人口的半数，中产阶级（除了权贵，所有工人农民以上的社会阶层）的总和也会迅速地增加。从这时起，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西方那一套价值体系的合理利益就会迅速增加。当局应当因势利导，努力主动地去寻找各种能够满足这类利益要求的途径方法，推进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更具体一点，个人认为当下的中国绝不可以急于去试行西式普选多党民主。但应当开始广泛地去实验摸索20-30年后，应当在发达后的中国广泛推行的适合中国当时具体国情的肯定是介乎于当今中国政制现状和西方现行制度的很可能带有某些重大创新的某种综合政制。这些民主试验，应当着重、先行在城市、在统治集团内部、在知识分子、在传统中产阶级（各种规格的老板们-除了最大的）中间展开。（而不应当让相对贫穷落后的农村先行。）根据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中产阶级-民主核心”理论，他们是任何健康民主制度的当仁不让的核心。（我有多篇论文阐述此论，请参看。）（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为了人民（for people, pour peuple）这个宗旨是没有分歧的。有分歧的是：是否以及如何通过人民。民主主义一定是要经过人民，（py people，par peuple）。民本主义则可以由一个父家长式的政府来管理人民的利益。我们将来要去建立的政制，当然必须要通过人民。但怎么个具体通过法，就是要研讨的中心。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特质区别之一，是对概念的模糊与清晰的偏好。比如民本与民主。在东方，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父子关系的放大。人民有服从政府的义务，政府有保护人民的责任。谁完成这个任务好谁就可以合法坐台上，称之为“得天命”。反之不论任期，随时都应该下台。但西方人则认为这个办法太含糊。他们一定要弄出一个选举制度来，50.1%就可以让那49.9%下去（比如陈水扁胜连战，小布什胜科尔），而且做满任期没商量。东方人则一定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其实这两种制度真的是各有利弊的，最好还是想办法综合。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阶级斗争）我的确是不信了。但是对于它的哲学，辩证法乃至于历史唯物主义，比如存在决定意识（网上看来一个有趣的表述：屁股决定脑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还有很多相信之处。价值观价值体系属于上层建筑的最上层，就是意识形态。它绝对要受到社会基础的层层约束，不可能脱离基础而独自存在。举例：饱暖思淫欲（比如今天中国到处泛滥的“小姐文化”），饥寒起盗心（比如眼下在索马里疯狂滋长的海盗行径）。　　当然我也看得到，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权暴力机构，可以对经济基础进行极大规模的改造。负面的例子：比如共产政权可以在短短数年之内，把一个国家内的所有有产阶级连根拔掉。而意识形态的开放又可能何等灿烂地推动社会发展。正面例子：现代意义的自由概念在中国实在晚近。但在最近30年的改革大潮中，人们已经可以深刻地体认到，哪怕仅仅是让中国人民享受财产自由，就已经可以创造何等伟大的经济奇迹。调整的例子：这个自由的肆意发挥很快的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于是西方的平等概念再次开始登场。说句实话，平等这个概念有着极大的漏洞。因为它是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做到的。多的不说，就说经济平等，所有的人都有大体相当的收入，这可能做到吗？回到共产时代，高官们的货币收入也比平民多出10倍，非货币收入根本无法计量。政治权利也一样，什么时候，在哪里真正平等过呀？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大资本家在政治选举中的确也和失业者一样只能投一票（他们想必根本就不屑于去投票），但他们还有没有比投一票要强大得多的办法来影响政局呢？比如政治献金。不过相对的平等还是可以争取的，只是其间恰到好处的度又极难把握。其实和谐比起平等是一个模糊得多，也灵活得多的概念。如果这个概念朝好的方向发展，它可以囊括进极多的恰当社会政策，而没有平等概念那么机械。比如阶级和谐讲得通，阶级平等就讲不通。当然如果朝坏的方向牵引，它也可以变成压制不同意见的强横工具。所以这个词在某些极有创意。作者：刘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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