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人才是非有准则&&&&
&&&& 古人云：“为治以知人为先。”治理国家以了解、识别人为最首要的事情。如果买玉不识别好坏，必然没有珍宝；选拔人才不进行识别，不论是否贤良，就没有贤才。而“以贤举人，以德命官，贤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从之，一定而不易。”以才能为标准推举选拔人才，以德行为标准任命官吏。才能有大小，德行有优劣，任命官吏职位依此而作安排，定下来后不随意更改。有人提出，“国家选取人才，要以品行和实际才能为首要标准”；有的提出“遴选官员唯一的标准就是才能，而不应营私。爵位赏赐唯一的标准就是贤德，而不应赏给品德恶劣的人”；有的提出“狗的好坏，不以它叫的是否好听为标准；一个人是否高尚，不是凭他是否有动听的语言。即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行为，而不是花言巧语”；有的人提出识人应以实践为标准；有的提出识人应以相貌为标准；有的提出要以个人好恶为标准；有的提出应以听众为标准；还有提出识人的英雄标准和识贤的标准等，尽管识人标准五花八门，但还是有客观的是非之分的。朋友，愿你成为“有识之士”，不当“无识之徒”，明辨识人标准的是非，这样才可称得上识时务者为俊杰。按照什么标准识别和选拔人才，既是识才、选才中的一个实践问题，又是人才学所需要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识别人才总要有个标准，不是实行正确的标准，就是实行错误的标准。人才标准是否正确，掌握人才标准的水平如何，是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识别和选拔人才的大问题。因此，揭示人才标准的含义，明确其作用，深刻理解军事人才标准的内容，是识别和选拔人才必不可少的前提。所谓“标准”主要是指衡量事物的准则。衡量、鉴别世间一切事物，都离不开一定的标准和尺度。人才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事物。所以对人才应当有一个进行客观衡量和鉴别的标准。人才标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在阶级社会里，虽然用人标准千差万别，但任何用人标准都反映着一定阶级和政治集团的利益和愿望，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用人标准，就人才标准而言，封建社会有封建主义的人才标准，如提出为将要做到“仁、忠、信、敬、勇”等。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人才标准，在他们的人才标准里渗透着商品交换的原则，人才自我奋斗的最终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而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鲜明的人才标准。我们对“德”和“才”所规定的内容，都是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比如强调军事人才的“德”，是要有献身国防的精神，要有甘于吃亏为人民的情操；强调“才”，最重要的是要有为人民服务、造福于人民的实际本领。这种“德”、“才”的本质同其它阶级在人才标准上是有根本区别的，这是把握人才标准不可须臾忽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一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必然要作用于那个时代的人们，决定着那个时代的人才特征。因为任何人才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一切人才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社会差别和时代的印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都有不同的人才标准。
&&&&1．明德才兼备为标准
&&&& 要评估人，无非德才两者。德的内涵包括个人品质、伦理道德、政治品德；才指才智、才干、才华，等等。人才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学问型，一种是事业型。而人才的形成是靠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因此，德才兼备的人的成长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要发现人才，主要是根据其德才的表现。但要认识人则需要时间的考验。如人的政治品质，平时难看出什么问题，在非常时期则好坏分明，古代的忠臣义士大都是在危难时刻涌现的，所以，有人将之总结成一句格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才能也需要考验，有些人能说会道，在实干时却很窝囊；有些人平时默默无闻，但在实践中却才能毕露。用人以德才兼备最好，但在大量需要人才的时候，只能以掌握现有的人才资料，按其德才而任用。古代英明之主驾驭人才，是待之以诚，纠之以法，赏功罚罪，使之向上，不敢为非，这是爱护、培养、发展人才的根本法，至今仍很值得借鉴。识人须明德才兼备为标准，就是说，要知其人，必须考察其德才，而以德为其灵魂，重在其实践。强调德才兼备。周朝吕尚在《六韬?龙韬?论将》中讲到：将有五才，“勇、智、仁、信、忠也。”它解释为：“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春秋初期管仲在《立政》篇中说：“君子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源也。”就是说，朝廷选拔人才，需要审慎地掌握三个条件：一是道德品质是否与他所处的地位相称；二是功劳是否与他所享受的薪金待遇相称；三是才能是否与他所担任的官职相称。“德、功、才”是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国古代比较早、比较全面的人才标准。孙武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东汉王符在谈到军事将才时说：“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是故智以折敌，仁以附众，敬以招贤，信以必赏，勇以益气，严以一令。”在古代人才思想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是曹操提出的“德识才学体”五德皆备的思想。三国时的刘劭著的《人物志》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保留下来最完备的人才专著。在这部著作中把人分为“兼德、兼材、偏材”三类，即德行高尚者、德才兼备者与才高德下者三类。作者明确推崇德才兼备的人是最高尚的。对德才关系做了较为全面、较为精辟论证的，是宋朝的司马光。他明确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就是说，德与才是不能分开的，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从德和才两个方面出发，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在用人时，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而愚者虽欲为不善，但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这就是说，有才而缺德的人是最危险的人物，比无才无德还要坏。司马光还说，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的才，而忽视了德。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司马光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自然有他的思想局限性，但是就德才关系本身的分析来看，论述比较深刻，有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
&&&& 诸葛亮择宫以德才兼备为准则诸葛亮以其“隆中策”预见天下三分，显示其大才；以其“鞠躬尽瘁”尽忠汉室，显示其大德。其人如此，其择官也以德才兼备为准则。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向刘禅上疏，即《前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刘备)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的皇帝，先后兴起第一次、第二次“党锢之祸”，杀戮敢于直言的李膺等贤臣；二人都信任宦官，使宦官得专政，朝政腐败。桓帝封单超等五宦官为侯，任其专横胡为。灵帝公开标价卖官，敛财私藏，上梁不正下梁歪，贪污风盛，民不聊生，致社会动荡不安，终于激起黄巾造反。之后群雄攻战，从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上《前出师表》时，刘备已去世，由他执政辅佐刘禅，故在出征前总结了先汉与后汉兴亡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刘禅，不要学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要学先汉“亲贤臣，远小人”，才能使蜀国兴隆，以复兴汉室。诸葛亮还在《便宜十六策》里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因此，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特别重视选拔德才兼备之士。诸葛亮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重兵，负责宫中之事。刘禅常欲增加后宫嫔纪，董允认为古时天子后妃之数不超过十二人，今已足数，不应增加。刘禅宠爱宦官黄皓，皓为人奸佞，想干预政事，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黄皓，允在时，黄皓不敢胡为。蒋琬、费、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为他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入蜀初期任干都县长，刘备下去巡视，适见蒋琬饮醉，不理事，大怒，要杀他。诸葛亮深知其人，为之说情：“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敬重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亮提拔琬为丞相府长史，亮每次出征，琬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常赞琬为人“忠雅”，可与他辅佐蜀汉王业。亮死前，密表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亮死，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代之，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无虞，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杀钟会以复兴蜀汉，其宿愿虽不现实，足见其人忠烈。刘备死后，有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蒋琬、费、姜维等辅佐，刘禅这昏庸之主才得安坐帝位达四十一年之久。而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魏立国虽有四十五年，但早在十七年前司马懿就发动政变夺取曹爽的军权，魏政权已归司马氏，魏已名存实亡，魏政权存在实际只有二十八年。孙权死后，孙亮立为吴帝，内部不和，国势日弱遂被晋灭，孙权后人掌权只有二十七年。三国相比，蜀汉政权较稳固，无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事，这是因有德才兼备的贤臣辅佐之故。
&&&& 元世祖用人重才学也重德行元世祖忽必烈与赵孟b谈话，问叶李、留梦炎两人优劣，孟b答道：“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忽必烈说：“汝以梦炎贤于叶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叶李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汝以梦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赋诗讥之。”孟b所赋诗，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语，忽必烈颇赞赏。(《元史?赵孟b传》)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府于金莲川(在今河南结源)时，已任用汉儒为其谋士。及灭宋后，广泛搜求宋朝名士任官，为之理政治民。宋魏国公赵孟b是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宋亡，家居，后被召入朝任官。忽必烈对叶李、留梦炎的评价与孟b是不同的；孟b赞许留梦有大臣之器，对叶李则认为其才能与己相当；忽必烈却认为叶李贤于留梦炎。这是以两人对贾似道误国罔民的不同态度而定优劣。公元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大汗命进军围攻鄂州，宋派贾似道率军前往救援，而忽必烈因其兄蒙哥死急于回去争帝位，适贾似道派使来求和，忽必烈便顺势答应并率大军北返。贾似道却谎报“鄂州大捷”，说蒙古兵已肃清，这事虽能欺骗宋理宗，贾似道得以入为相，但朝野上下是清楚的，留梦炎却依附之以取悦于贾似道。时叶李只不过是一个太学生，愤贾似道害国害民，便带头与同学八十三人，伏阙上书揭露贾似道的罪恶，责其“变乱纪纲，毒害生灵，神人共怒，以干天谴。”贾似道大怒，知书是叶李所定，使其党人逮捕叶李，叶李便逃匿。适宋亡，叶李归隐富春山。忽必烈多次派人征召不出，后不得已才入见。忽必烈劳问：“卿远来良苦!”又说：“卿往时讼似道，朕尝识之。”言下之意，是对他表示敬意。忽必烈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叶李陈述古帝王的得失成败，忽必烈赞许，命他五日一入议事，后任资善大夫、尚书左丞。叶李在宋时不过是一布衣，忽必烈却如此破格重用，是因赏识其人忠直敢弹劾误国欺上的贾似道。而对留梦炎这个宋朝丞相和有名的状元，虽赏识其文才，却认为其人有私心而缺德行，便降级使用。由此可见，忽必烈用人重才学，也重德行。“唯才是举”，早在战国时的苏代已有此意，刘邦图天下就如此用人，曹操根据东汉末年的实际和总结前人的用人经验，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历史事实说明：能否成事，决定于有无人才。古代逐鹿中原者，人才济济的则取得成功，缺乏或无人才辅佐的则招致失败，而人才的有无，究其原因，决定于能否唯才是举而用之。不仅在乱世需要唯才是举以用人，在治世也应如此。当然，乱世和治世所需的人才着重点有所不同，乱世主要需要图天下的人才，治世主要需要建设的人才。其共同点是，都需要众多的人才。在这里提出唯才是举而用之，并不是说治世不需要讲德才兼备。用人才总是要衡德量才而用之。但人是在发展，其人也在变化，有否德要经考验才知。关键在于如何用人，如治世以法，明于赏罚，有功者赏，违法者罚，则可鼓励人向善，不敢为非。这不仅能保护人才，更重要的是能培养众多德才兼备之士，为国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战国策?燕策一》记载：苏代对燕昭王说：“今有人于此，孝如曾参、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鲍焦、史?，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燕昭王说：“如是足矣。”苏代说：“足下以为足，则臣不事足下矣。臣且处无为之事，归耕于周之土地，耕而食之，织而衣之。”昭王问：“何故也?”苏代答道：“孝如曾参、孝己，则不过养其亲耳；信如尾生高，则不过不欺人耳；廉如鲍焦、史?，则不过不窃人之财耳。今臣为进取者也。臣以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苏代在与燕昭王的谈话中，论述两种人的不同作用：一种是品行好的人。孝如曾参、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鲍焦、史?，当然是品行好的人。但是苏代认为像曾参、孝己这样的孝子，只不过是善养其父；像尾生高这样讲信用的人，只不过是不欺骗人；像鲍焦、史?这样廉洁的人，只不过不偷人钱财。一种是有才能的人。这种人有进取心，想有大作为，苏代说他就是这种人。苏代将这两种人进行对比，他认为前一种人，只是在德行上自我完善，虽然他们德行完善，却缺乏进取之术。而具有进取心的人，才有建功立业宏愿，才能辅助君王成大业，大有利于国于民。苏代是战国时的纵横家，《史记》《战国策》都说他是苏秦之弟，但有人考证他活动早于苏秦，应是苏秦之兄，他是反对“连横”，从事“合纵”游说的。当秦以“连横”之策分化六国而约燕昭王入秦通好时，苏代便到燕游说，终于阻止了燕昭王入秦。也许在这时，他与昭王讨论如何用人的问题。战国时期，是个互相兼并，尔诈我欺的时代，君主为卫国图存，或为称霸于天下，所需要的是有进取心的才能之士。苏代强调这一点，是为引起燕昭王对自己的重视，使能用其才，实行其“合纵”之策，以破秦的“连横”分化六国之术。苏代等纵横家，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曾起重要的作用。至于孝、信、廉等美德，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是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当然是值得提倡的，可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对社会的稳定、人际关系的和好，即对治世是有重要作用的。但如仅有这些德行而无才，在战国时代是无补于时的，因既不能为称霸或图存的君王所需，也不能挽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
&&&& 看领导要看政德既然成就伟大的事业需要一种务实的工作作风，况且领导者又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所以用什么眼光看待领导者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了。领导者之所以被推举到领导岗位，决不是让他来坐而论道的，而是让他带领群众干事的。要干事，必然有政绩。领导者的政绩，是他思想、品德、才能、作风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一个有觉悟的领导者，其事业心和责任感肯定是强的，其结果，势必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以，看一个领导者如何，尽管应看其各方面的情况，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其政绩如何。其它方面再好，唯独政绩不突出，是算不上一个好的领导者的，因为他没有干多少实事。对于这样的领导者，最好让其离开领导岗位。这样做了，就会给一些不好务实的领导者敲起警钟，使他们认识到如果再坐而论道的话，那日子就难于维持了，以促使人们把精力都集中在干实事方面来，这样繁荣兴旺的局面就会到来。否则，空喊口号，坐而论道的人会渐渐地多起来，任其发展，事业也就无成功可言了，到头来必定是坐吃山空。所以，用什么眼光去看待领导者的问题，实质上是倡导什么风气的问题。因此，不论何人，对领导者的评价，都应将其目光集中在他们的政绩方面，这是促进事业发展的需要。群众靠领导者组织，只有组织起来的群众才有力量，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成就事业是领导者的天职，也是领导者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离开了这个目标，领导者也就不成其为领导者了。成就伟大的事业，单靠订计划、喊口号和高谈阔论是不行的，必须依靠脚踏实地的行动。只要领导者作风扎实了，他所在的单位就会出现一种“务实”的好风尚。上、下一致干实事，事业上的成功就指日可待了，这里的关键在领导。只有一马当先，方有万马奔腾。只要领导者走在前边，群众才会跟着来，领导敢下海，群众就敢擒龙，否则，群众就会有力使不上。正如俗语讲的：“干部不领，水牛掉井。”
&&&&2．以实践为标准
&&&& 要知人，要重在其实践，即要衡量其人如何，主要要看他在实践中的表现。可以用花言巧语去骗人，但要用其实践去掩盖自己的虚诈面目是难的，虽然假动作也可骗人于一时，但不可能长久，其真面目终将暴露。实践将说明，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从其实践中去知人，可以说是知人之本。拓跋烹在实战中识人就是其中一例。《魏书?伊传》记载：北魏世祖拓跋焘将征伐凉州，议者都认为凉州无水草，难于行军，故都进谏，不同意征伐，只有司徒崔浩极力主张征伐。群臣出，伊对拓跋焘说：“若凉州无水草，何得为国?议者不可用也，宜从浩言。”拓跋焘认为他说的对。攻克凉州后，拓跋焘于姑臧举行庆祝大会，对群臣说：“崔公智计有余，吾亦不复奇之。吾正奇弓马之士，而所见能与崔同，此深自可奇。”他看着浩说：“智力如此，终至公相。”浩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卫青、霍去病亦不读书，而能大建勋名，致位公辅。”拓跋焘说：“诚如公言。”拓跋焘对伊的赏识，是因他能在实践中发现人才。在讨论证伐凉州时，群臣大都反对，他们都认为凉州无水草，不能行军，只有司徒崔浩支持征伐，崔浩有智计，拓跋焘不感到其奇，而感到奇的是伊这位弓马之士，其所见竟与崔浩一样。凡人所居之处，必有水草，没有水草，人何以活，也就无人居了。既然凉州能建国，必然有水草，这是一般常理。诸臣想不及此，伊却能开动脑筋想到，提出了“若凉州无水草，何以建国”的高见。诸臣认为无水草，是只听传闻，人言亦言，因而盲目反对，可见他们的智力远不及伊。伊既有武勇，又有智计，说明他不是一勇之夫，而是有文武全才的将领，故拓跋焘认为他前途远大，可位到“公相”。果如拓跋焘所料：伊为人忠谨，屡建战功，以功赐爵魏安侯，加冠军将军，后出任东雍刺史，政绩颇佳，百姓爱戴。后进爵河南公，位列三公，拜司空。项梁于平时考察人才的事，见《史记?项羽本纪》：项梁因杀人，与其侄儿项羽避仇于吴中。吴地绅士、豪强都与他有交往，凡吴中有大徭役和丧事，常由他主办，他都按兵法进行部署和指挥，并从中考察其所属各人的才干。及陈胜、吴广起义，项梁举兵响应。他招得吴中精兵八千，根据他平日所了解的人的才干，分别任为校尉、侯、司马等职务，有一人不被任用，他问项梁为何不用他，项梁说：“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项梁是楚名将项燕之子，项羽是项梁的侄儿。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杀，秦灭楚后，项梁因杀人与侄儿逃亡于吴地。国仇家恨，项梁无时不在准备复国雪恨，故在吴负责大徭役和丧事时，都按兵法部署和指挥，以训练军事人才，并从中了解各人的才干，以储才为尔后举事作准备。因此，他在起义时，谁可当什么职务，他心中已有数，故一举事不至于手忙脚乱，乱拉人应差事，而是据其所知而用之，因有适当的人才为八千江东子弟的骨干，项梁死后，项羽继之，其部队以八千江东子弟为核心，横行天下，推翻暴秦。所说重在行，即重在实践，历史上无数知人善任的事实说明，实践是知人的标准。春秋时的楚文王正是通过自己的实践而知人善任的。禧和申伯侯都事楚文王，禧这人刚直，一见文王有错就犯颜直谏，文王认为禧在众臣面前揭其短，感到有点恼火；申伯侯就事事顺从，且善于同文王动静，文王想说想做的，他已先说先做了，文王觉得有申伯侯在身边很顺心。可是，楚文王经过实践证实：禧所谏的都是正确的，有不少事因纳其谏而不犯错误，于己于国有利；而申伯侯顺己意做的事都错了，于己于国不利。于是，楚文王才知禧是贤臣，应予重用，便加封其爵为五大夫；楚文王因知申伯侯是阿谀奉承的佞臣，认为这种人不能再用了，便将他驱逐出国。听舆论对人的评价，对辨别贤佞虽有参考的作用，但难以确定，因为舆论如出于别有用心而颠倒是非的人之口，好人可以说成坏人，坏人也可以说成好人。所以知人要务实，即要实事求是地弄清其人的行为，在事实面前，贤佞自可辨明。因此，看人要重在其实践，从其人实践中就可知其人如何。可以见，实践是知人的标准。刘备以知人见称。刘备之所以知人，主要看其人在实践中如何。他选将用人也据此而定。刘备破格提拔魏延镇守汉中，是根据魏延在战争实战中的表现决定的。魏延出身于行伍，他是从实战中打出来的，他学到打仗的本领是来自实践，他是以其卓越的战功获刘备的赏识的。实践证明，以实战如何来衡量人有否真本事，这是知人的根本方法。刘备赏识魏延是经得起考验的。魏延在刘备去世后，仍有卓越贡献。刘禅继位，封都亭侯。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驻军汉中准备北伐，任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建兴八年(公元230年)，诸葛亮派延领兵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延大破淮等，被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刘备破格提拔魏延，刘备可称知人，惜诸葛亮用兵谨慎，不敢冒险，也就不能用奇计。魏延每随亮北伐，常要求给他兵万人，与亮异道会师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说亮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魏略》记载延向亮所献之策较详细：“夏侯?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侯?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余日，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此为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田，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当然，用兵要立足于万全之计，以稳操胜券为上，但如果过于谨慎，有可冒之险而不冒，则不能用奇计建奇功。夏侯?喜读兵书而缺实战经验。“怯而无谋”，听魏延之策，取长安大有希望，虽然孤军深入有危险。邓艾正因冒险偷渡阴平灭蜀而建盖世功，听延之策也许能有邓艾之功。诸葛亮正因过于谨慎有可冒之险而不敢冒，致六出祁山，虽“安从坦道”而无功。刘备在时，从无立锥之地到取荆益两州，称帝西蜀；及诸葛亮执政只能“以攻为守”而已，这与诸葛亮知人善任不如刘备有关。
&&&&3．莫以相貌为标准
&&&&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是中国人民的一句有益的识才辨才格言。泰戈尔说得好：“你可以从外表的美来评论一朵花或一只蝴蝶，但不能这样来评论一个人。”以相貌取人，判人，没有丝毫的科学根据。早在商周时期，吕尚就提出选将不能以外表为准，他说：“夫士外貌不与中情相应者十五：有贤而不肖者；有温浪为盗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谨而内无至诚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湛湛而无诚者；有好谋而不决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gg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诡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肃肃而反易人者；有yy而反静悫者；有势虚形劣而外出无所不至，无所不遂者。天下所贱，圣人所贵，凡人莫知，非有大明，不见其际，此士之外貌不与中情相应者。”事实上其貌不扬的人，有不少有才学的人，而相貌出众的人，也有不少平庸之辈。任何人也没有找到人的才能与人的相貌之间有必然的联系。识人不要以相貌为标准，才能真正地识人是否有真才实学，是否是真正的具备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中国历史上大圣人孔子就主张识人莫以相貌为标准。孔子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卷67)孔老夫子这人，“知过勿惮改”，他曾以言语来看宰予，以相貌来看子羽，后为他认为都看错了，就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误。这不仅使自己，也使别人能接受“以貌取人”的教训。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比孔子小三十九岁。他长得丑陋，欲拜孔子为师，孔子看了他那副尊容，认为难以成才，不会有大出息，因子羽是他的学生子游介绍来求学的，孔子虽看不起他，还是收留为弟子。他在孔子那里学了三年左右，孔子才知他是个貌丑而才高德隆的人，所以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羽学成后，曾任鲁国大夫，后来南下楚国。他设坛讲学，培养了不少人才。成为当时儒家在南方的一个有影响的学派。宰予也是孔子的学生，鲁国人，他以善辞令著称，列言语科之首。也因他善辞令，孔子收他为学生。他自始至终跟随孔子周游列国。于孔子对他的一些作风和主张有意见。有一次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治长》)这是说，朽腐的木头是无法雕刻的，粪土一样的墙壁是无法粉刷的，对予宰予这样不可救药的人，责备他是无用的。又说：“始吾于人，听其言而信其行。于予与改是。”(同上)这是说，他过去是听人言而信其行，宰予使他改了，现在是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宰予还主张改革旧礼制，认为守丧时间太长，影响生产，可使礼坏乐崩，应改为一年，因而遭到孔子的斥责。所以，孔子说“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也许孔子在这方面又把宰予看错了，宰予主张一年丧，未可非议，说明他敢于改革旧礼制一些不合时宜的事。宰予是个德才兼备的人，孔子曾派他出使楚国，楚昭王认为楚国的官尹中没有任何人的才能可以与之相比。楚昭王要把一辆华丽的车子送给孔子，他以理拒收，受到孔子的称赞。他在孔子弟子中是个有所建树的人，唐玄宗开元八年(公元720年)被列为“十哲”之一，配祀孔子。因宰予有一次在白天睡觉，孔子竟斥为“朽木不可雕也”．这是孔子又一次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在中国古代知人的经验教训中，以貌取人还是看人重在其行，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知人之法。前者只看人的外表，而后者看其实践如何。前者知人多误，而后者则较能揭开人的真假、善恶、美丑。以貌取人，连圣人孔老夫子也犯这种错误，他就公开检讨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孔子因子羽貌丑曾看不起他，其实子羽是很有德才之士。人的外貌跟内貌没有必然的关系，因而以貌取人多误。所说外貌，不只限于人的相貌，还包括人的表面的种种表现和印记，据此而取人，历史的教训甚多。如：南宋宰相张浚认为秦桧“议论刚正，面目严冷，必不肯为非”，因而错误地肯定他是“不畏死，可共天下事”的“人才”，于是，推荐他参政，致错用这个千古罪人。及秦桧得势，他就被排挤在外，使南宋屈膝向金求和，张浚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以“隆中策”促成刘备三分鼎足于西蜀的诸葛亮，也犯表面看人的错误。他因见马谡熟悉兵法，理论上说得头头是道，尽管刘备对马谡无实践经验而空论兵计认为是“言过其失”，临死前特叮嘱“不可大用”，诸葛亮却不以为然。诸葛亮后来重用马谡为先锋，结果丧失战略要地街亭，诸葛亮进无后据，被迫退回汉中，他第一次出祁山取得的辉煌战果也就化成泡影，后悔不听刘备之言并自责无知人之明时已迟了。还有不少人以资历、级别、门第取人，而这些也不过是人的表面印记，据此而取人也就多误。魏惠王因公孙鞅是魏相公叔痤的家臣而看不起他，尽管公叔痤死前极力推荐，要惠王“以国事听之”，惠王却认为公叔痤病得糊涂说乱话，拒绝使用公孙鞅。公孙鞅便投奔秦国，为秦孝公所重用，结果是秦国日强，魏国日弱。贾谊才华、识见超人，二十余岁就为汉文帝所重用，升擢为太中大夫，还拟任为公卿，当命大臣议定时，周勃等老臣因他年少资历浅，极力谗毁说：“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竟听其说而疏远之，不用其议，派贾谊到外地任职，贾谊因不得志忧伤而死，一代英才就这样被埋没了。有的以门第取人就多用庸才，如五代时后唐的创建者李存勖统一北方后，招人才以辅佐，要取门第高的士族为相，结果错用了豆声革、卢程等庸才，于国无用而有害，李存勖无有用之才辅佐，结果兵变被杀。
&&&&4、莫以个人好恶为标准
&&&& 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应该以实践为标准加以检验而得知，但在识人过程中，古往今来都存在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的事实。武则天的夏官尚书武三思就说：“凡与我为善者即为善人；与我恶者，即为恶人。”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来识人，这在历史和现实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特别在识人用人问题上，不能搞五湖四海，而是搞小圈子、拉山头，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与自己感情好的同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与自己感情、关系一般的，“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其实，这种以个人好恶为标准来识人，早在历史上就有人不赞成。“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其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考察，不是专靠自己的耳闻目见，也不是私下听某个人说了算。想要知道一个人的品德，就要了解他的行为；想要知道一个人的才干，就要听其言，观其行。一个领导者，是否坚持公道正派、任人唯贤，是关系到人才命运的大问题。事实上，凭个人好恶、亲疏、恩怨、得失看人用人的情况，决非仅有。有的人喜欢听恭维话，把善于逢迎的人当成人才；有的人热衷于搞小圈子，对气味相投的人倍加欣赏；有的看重个人恩怨，凡对自已有恩惠的，则想方设法予以重用；有的习惯于自己的“老一套”，偏爱于“听话”、“顺心”、“顺耳”的。上述情况的存在，一方面容易使某些德才平庸、善于投机取巧，甚至有严重问题的人得到重用；另一方面又必然使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被埋没，甚至遭受不应有的打击。应当说，凭个人好恶用人，其主要原因在于私心作祟。但是也有一些人其用心无可非议，但由于思想水平不高和思想方法不对头，没有识人的“慧眼”，“近己之好恶而不自知”，结果同样不能坚持公道正派、任人唯贤的原则。宋朝宰相张浚初次见到秦桧，觉得他言词刚正，表情严肃，认为这个人一定正派，便启用了他，结果铸成千古大错。张浚的教训就在于以言貌取人，并没有了解秦桧的本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时常看到张浚式的人物，他们在看人用人上往往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偏见和感情用事所左右。有时这种问题并无挟私因素，所以较之有意识的打击报复、拉帮结伙的错误，更容易得到一般人的谅解和容忍。也正因为这样，在上心安理得，在下有苦难言，其危害也就更加严重。唯我型。此指那种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嫉妒上司支持或重用他人(尤其是意见不同者)的人。这种人只准上司支持他，若是支持了别人(不管对还是不对)，他就会对支持者说长道短。别人若是得到提拔，他就会感到难受，甚至会同上司闹翻。同时，他还可能在领导班子中寻找新的支持者，其手段也多是卑鄙的。大家的关系本来都是正常的，由于唯我型亲疏有别，很可能会人为地造成领导认识上的不一，问题就出在这里。实惠型。此指那种得了实惠就说好，有奶便是娘的人。这种人唯一的是非标准是看能给自己带来多大好处，凡能给他带来大好处的，他就说那人是大好人，除此，你给集体带来的好处再多，他也全然不顾。领导成员是有分工的，有些能给部属解决一点实际问题，有些则不然，不论是谁解决的问题，都应视为组织的力量，而不能归结为个人的功劳。掌握实权的领导者中若有将组织对部属的照顾归结为个人对部属关心的话，在部属中，势必会产生感恩于个人的现象。顺我型。此指那种对待部属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领导者。这种领导者喜欢恭维，讨厌挑剔，容不得半点反面意见。在这种上司面前，拍马屁的常常吃香，刚正不阿的往往遭殃。该遭殃的吃香，该吃香的遭殃，部属中势必产生对立情绪。
&&&&5．听众论以为鉴
&&&& 知人，当然要靠人，既要靠用人者，也要靠听众论。在古代，大都靠用人者慧眼知人，但靠人眼光看人，终究有局限性，即使善于知人的人，看人不可能全面，也会知错人用错人，因此，智明之士提出知人用人要兼听众论。孟子就是如此主张的，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朱元璋也认为“辨邪正”也要兼听众论，他说：“众人恶之，一人悦之，未必正也；众人悦之，一人恶之，未必邪也，盖出于众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要兼听众论，朱元璋不仅是口头说了，而且是这样做了。朱元璋统一天下后，整顿吏治时，曾错捕不少人，但经其治下的人民派代表上京申辩，他查核属实也就放回官复原职，有些因有善政反得到升迁。而不少官吏得到升迁也因得到人民喜爱所致。知人用人听众论，实际上是让人民参加选拔人才和监督官吏，因而在明初，官吏不敢为非，有些借用的人兼听众论而得到纠正。所谓兼听众论有二种：一是听取同时代人对所用之人的意见；一是采纳古代人知人用人的意见，即借鉴他们知人用人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说以史为鉴，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知人用人，其中不少好的意见，或称理论，是从无数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孟子的主张翻译过来就是，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不行，不要听信；诸位大夫都说某人不行，也不要听信；国人都说某人不行，然后加以考察，发现他真的不行，再抛弃他。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贤能，还不行；诸位大夫都说某人贤能，也还不行；国人都说某人贤能，然后加以考察，发现他确实贤能，然后加以使用。事实也说明，“一目之察，不如众目之明”。一个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众人的认识总比一个人的认识看得清楚和透彻。我们平常所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人的优劣，群众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最后综合得出的结论和总的看法就会更接近其本人的实际，以众人的看法为标准也是识人标准之一。
&&&&6．忌以貌取人
&&&& 古人云：肤表不可以论中，望貌不可以核能。这就是说，不能根据外表评价人的品德，不能看相貌估量人的才能。即不能以貌取人。观察其相貌定是非，倒不如研究他的思想和他办事的能力如何来得可靠。识人愚智，不能只看外表、听言辞，而要试以官职，考其功能。如果根据外表、容貌识别取人，就会因为不能任用子羽这样的人而犯过；根据言辞识别取人，就会因为信任宰予这样的人而犯过失。戏剧《徐九经升官记》里的徐九经，“皆因爹娘没有为我生一副好五官”；结果便“才高八斗我难做官”。皇帝老儿衣貌取人，不看本事看长相，让他“头名状元到那玉田县，当了一个小小的七品官”；王爷也是衣貌取人，以为相貌丑陋的徐九经，一定心灵也丑，所以竭力保举他当大官，意图让徐九经为王府制造冤案。不料人不可貌相，这徐九经貌丑心不丑，要“做一个良心官”，宁可“刚做了大官，我又要罢官”，决不“做一个昧心官”，使王爷的如意梦成了泡影。《三国演义》里的襄阳名士庞统，“上知天文，下通地理，谋略不亚于管仲、乐毅”，只因长得浓眉厚唇，黑面短须，衣帽不整，形象古怪，又是个矮个儿，刘备本来对他慕名已久，求之若渴，而一旦见面，心里马上凉了半截，暗自喃咕：此人其貌不扬，谅必腹中空空，要不孙权怎能不用?便不委重任而胡乱派了个差事。幸亏张飞到庞统掌事的耒阳巡视，发现庞统果然才能过人，报告了刘备，这才引起了刘备重视，赶忙请回庞统，向他作揖请罪，并委任他当了副军师。要不是张飞当了“伯乐”，这位凤雏先生虽是“千里马”，说不定要老死枥下呢!
&&&&7．不可求全责备
&&&& 古人云：龙有蛇之一鳞，不害其为灵，玉有石之一脉，不害其为宝。这说明识人时不能求全责备。求全责备还是舍短取长，这关系到能否知人用人。求全责备，大才也被埋没，天下无可用之人；能舍短取长，人人可尽其力，天下无废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人总有缺点，对人才而求全责备，即使有大才在身边也视之而不见。战国时卫国的苟变，很有军事才能，能带领五百乘兵，即三万七千五百人，那时能带领这么多兵，可说有大将之才了。子思到卫国，会见卫侯时向他推荐苟变，卫侯说知道这人有将才，可是，他当税务官时白白吃了农民的两个鸡蛋，所以不用他。子思听了，要他千万别说出去，不然，各国诸侯听到了会闹笑话。子思指出这种“求全责备”的思想是错误的，认为用人要像木匠用木一样，“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合抱的大木，烂了几尺，木匠也不会弃掉它。今处于战国之世，正需要军事人才，怎能因白吃两个鸡蛋的小事而不用一员大将呢?因子思的话说到点子上，卫侯的思想才能转过弯来，同意用苟变为将。如果没有子思的推荐和教导，有大将之才的苟变就因白吃两个鸡蛋而被卫侯弃置不用了。领导者对人才的求全责备，不只不能知人，且将会陷害人才。历史上不少贤才之所以蒙冤，都是由于君主喜欢追究小过，如司马迁只不过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却被汉武帝处以腐刑，使他遗恨终生。苏轼因对朝政有意见而写几首讽喻诗，却蒙“乌台诗案”之冤，下半生都被贬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历史上，因上苛求人小过，别有用心的和溜须拍马之徒就趁机投井下石，极尽其吹毛求疵之能事加以诬陷，因此，贤才蒙受不白之冤的事就更多了。有鉴于求全责备失才害贤，孔子对仲弓问政特别强调：“赦小过，举贤才。”历史上，能知人善任者都是如此。齐桓公发现宁戚是个人才，决定要用他时，有人主张调查他是否有问题后才确定，桓公说：“不然，问之恐其有小恶，以其小恶，忘人之大善，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难全，权用其长者。”于是，封他为卿，用宁戚之所长，让他负责农业部门的工作。后桓公能称霸，宁戚起了重要作用。刘邦用陈平，有人告陈平“盗嫂受金”，刘邦责备推荐人魏无知，无知说：“臣所言者能也；陛下何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拒，臣进奇谋之士，从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刘邦因而不计较陈平小过而重用之，后刘邦能开创汉朝，陈平是立大功的。范仲淹选拔人才也多取气节而略小故。他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兼陕西四路安抚使时，开设幕府，选用幕僚，多用因罪降职而还没有复职的人。有人怀疑他用人是否适当，范仲淹说：“其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吏，不因事起之，遂废人矣。”因此，范仲淹所选拔的人，大多有真才实学。司马光于公元1086年上书朝廷也指出：“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若指暇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任授，则世无可弃之士。”司马光所说确是至论。唐太宗看人总是看人的主流，而不斤斤计较人的小过，故能知人之长而用之。房玄龄、杜如晦被太宗所重用，肖禹向太宗说他俩短处，谗他俩“朋党比周，无心奉上”。唐太宗说：“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苛求也，自当舍其短而用其长。”因唐太宗深知二人，不为肖禹谗言所惑。始终予以信任。管理者一定要能够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某些缺点和不足。使用时，一定要有“力排闲言碎语”，不怕“吹冷风”的勇气和魄力。现在，在我们一些单位的人才使用中，常见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在遵循一条所谓的“保险法则”，叫做“有反映者不要轻易使用”，由此往往导致一批贤能之士、开拓创新之才被拒之于门外，而某些平庸之辈却容易得到重用。识人切忌求全责备，就是识人看本质，看主流，不能因有点短处而不见其长处。科学地对待人的短处和长处，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富于领导经验的同志总是经常向自己提出问题。例如，当他认为某个下级不得力时，他就着重问自己“这个下级有什么长处?”“现在交给他的任务能否发挥他的长处?”“自己为发挥他的长处创造了哪些条件?”如果这些都做得不好，“不得力”的责任就应该在自己，而不在这个下级。高明的领导人懂得，得力或是不得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关键在于使用是否得当。用其所长就得力，用其所短就不得力。用人最忌讳勉为其难。如果硬要下级干他不善于干的工作，自然难于获效，久而久之，还会导致上下级关系紧张化。对待上级和同级也是如此。利用上级的长处，既有利于上级的工作，也有利于下级的工作。例如，有的上级善于从统计数字中看出问题，有的善于抓典型分析。下级就应当根据上级的不同特长，给前者多提供准确的统计数据；而给后者多提供有代表性的典型。这样，不仅给上级工作提供了方便，也便于上级了解下级的工作。对同级也是如此。用其所长，才能互相支持，要求人家做办不到的事情，必然影响两家关系。看别人的短处容易，看别人的长处难，这是阻碍我们“识人之长”的障碍。例如，对待下级，领导者往往对其缺点和短处敏感，而使其优点和长处被掩盖。再如，选人，我们过去常常本末倒置，不是从使用出发，着重了解其所长，而是把注意点放到被选者有哪些毛病，一再细致地了解其短处，这样做，就算选到短处不多的人，但也很难是很有本事的人才。其结果势必逼着我们去干那种用其所短，勉为其难的蠢事。选人的原则，应当不是选没有毛病的人，而是选有本事的人。往往长处明显的人，短处也明显，如果只着眼于短处和缺点，就会选不到有用的人才，因此也就做不到用其所长。当然，这不是说可以不顾及缺点和短处。对待缺点和短处，领导者的态度是，如果不影响交给他们的工作和长处的发挥就不必苛求。领导艺术的作用，是如何运用组织手段和思想工作，克服短处，使其不发生影响，而不是听之任之。譬如对于那些品质上存在某些缺欠的人，尽管他有一技之长，也不能忽视其问题，要在用其所长的同时，辅以必要的措施，防止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识人切忌求全责备，这就要求我们的人事部门，尤其各级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要知人之长，善用其长。如果“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舍其所长，用其所短，即使是委以重任，也是违背现代管理原则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唯物辩证法的语言说来，就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会同时有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对一个人来说，有长处必有短处。《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可谓文武双全，既能出谋划策，又会领兵打仗，这是其长；但气量狭小却是很大的短处。诸葛亮足智多谋。治国治军出类拔萃，人们都钦佩由衷；但“事必躬亲，后继无人”却又是其长中之短。识人切忌求全责备，就要破“求全的心理”。切忌宁肯使用“低能好驾驭者”，也不愿起用“高能难驯服者”。
&&&&8．贤之标准
&&&& 古人说得好，“射者非前期而中谓之善射，天下皆羿也。”这就是说，射箭的人如果不是射中事先确定的目标就算是善射，那么天下的人都是羿那样的射手了。从识贤的视角来说，即指天下如果没有公认的是非标准，那么人人都是尧那样的圣人了。这就告诉我们，识别人才应该有标准，识别贤才也应该有识贤的标准。如果没有识贤的标准，就会出现“有贤不能知，与无贤同”。有贤良之才而不能识别，与没有贤良之才不就一样了吗?可见，如果世上没有识贤的标准，对贤才不能认识、发现，将极大的浪费、埋没人才。那么，什么是贤才呢?因其历史条件的不同其识贤的标准是不完全一样的。当然，从总体上看，既有同中之异，也有异中之同。识贤，论人物当论是非，不当论成败。这就是说，评价人物应以是非为标准，而不应该也不能看其成功或失败作为唯一的标准。古人云：道远知骥，世伪知贤。这就是说，道路遥远，才能识别出千里马；世道欺诈，才能识别出贤良的人。这说明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识别贤愚，辨别真伪。事实也是如此，“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工具一定要经过试用，然后才知道它究竟锋利不锋利；马一定要拉车，然后才知道它究竟是劣马还是良马。这更是说明了只有经过实际工作的考验，才能识别、分辨出贤才和庸才。古代思想家庄子对于识贤也提出了一种标准。他在区分什么是圣人与贤人时说过：“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庄子的这种识贤标准就是说，以仁德分施给人称为圣人，以钱财分施给人称之为贤人。汉代学者王符在《潜夫论?论荣》中指出，“贤愚在心，不在贵贱。”意思是说，区分人是不是贤才，在于思想品质的好坏，而不在于出身的贵贱与地位的高低。唐代诗人白居易也说过，“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出身的贵贱，地位的高低不能作为识人是否是贤的标准。对于识贤的标准问题，古人还告诫人们下面这一种识贤标准是不可取的。即“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死亡。”(见《六韬?举贤第十》)意思是说．如果君主认为一般人所称赞的是贤人，一般人所诋毁的是不贤的人，那么党羽多的就会被任用，党羽少的就会被排挤。这样奸邪势力就会结党营私而埋没贤人，忠臣无罪而被置于死地，奸臣以虚名骗取爵位，社会就会愈加混乱，国家也就不能避免危亡了。在中国历史上，把能不能纠正自己的错误和过失及敢不敢及时向君主谏言其过失而作为识贤的标准。例如，春秋时期的齐国贤相晏婴就是采用了这一标准来识贤的。高缭在晏婴的相府里工作，已经三年，没有什么过错，晏婴辞退了他。左右的人认为这不近情理，对晏子说：“高缭之事夫子三年，曾无以爵位，而逐之，其义可乎?”晏婴说：“婴，陋之人也，四维之然后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尝弼吾过，是以逐之也。”(《说苑?臣术》)晏婴辞退高缭的唯一理由是不能匡正其过。因为晏子认为自己是“灰陋之人”，意思说自己见识不广，不能没有缺点，所以要用“四维”即礼、义、廉、耻来要求自己，才能不犯错误以行直道。而高缭事已有三年，没有提过意见以纠正自己的过失，所以留下这种人对自己没有帮助，使辞退了他。可见．晏婴的看法与左右截然不同，虽然高缭没有什么过失，但无所作为就是最大的过失。在用人上，有两种人，―是喜欢人阿谀奉承，而厌恶人提与己相反的意见，因此，尽忠者遭排斥，巴结者得信用，这么―来，有错改不了，错误就日多日严重。结果是：于己有害，于事业有损。另一种是闻过则喜的人，晏婴就是这种人，他深知“人孰无过”，知过则改，就可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而改了错误，所做的就正确了。因此，晏婴把能不能纠正自己的错误作为贤不贤的标准之一。能者则留用，不能者则辞退。晏婴是春秋时齐国的贤相．正因他能闻过则喜．故用得其人，齐国治理得很好，政治稳定，人民安乐。
&&&&9．英雄之标准
&&&& 伏契克说过：“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刘劭在《人物志》一书中有一节《英雄》篇。他把英和雄分别为两个概念：“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如果一个人聪明过人有“英”的素质，但没有“雄”的胆略，则其聪明谋划无从实现；如果只有胆量而没有聪明机智，则其雄只能是无谋之勇，也难成事。因此，在用人的时候应当把两种素质结合起来，刘劭举汉初的例子说：张良“聪明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可以算英，韩信“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可以算雄。“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樊姬是春秋时楚庄王的夫人，她认为宰相不荐贤不能称为贤相，她这个论点见于刘向《新序?杂事》：有一次，楚庄王上朝后回来很晚，樊姬问其故，庄王说：“今旦与贤相语，不知日之晏也。”樊姬问：“贤相为谁?”庄王说“为虞丘子。”樊姬掩口偷笑，庄王问她为什么笑?她答道：“妄幸得执巾栉以侍王，非不欲专贵擅爱也，以为伤王之义，故能进与妾同位的数人。今虞丘子为相数十年，未尝进一贤。知而不进，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为贤?”楚庄王明日上朝，将樊姬的话告诉给虞丘子。虞丘子叩头说：“如樊姬之言。”于是，虞丘子辞去宰相位，推荐孙叔敖代之。虞丘子听樊姬的话承认自己的严重缺点并主动改正，荐贤以自代，也称难能可贵，故他辞相后被人尊敬为国老。但更可贵的是樊姬能指出宰相虞丘子的要害，使他让位给孙叔敖，在孙叔敖的辅佐下，楚庄王终于称霸：孙叔敖任相后，辅佐楚庄王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在期思、雩娄(今河南商城东)兴修水利，又开凿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蓄水灌田，促进楚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楚晋在?(今河南荥阳北)之战中，孙叔敖辅助楚庄王指挥楚军，大败晋君，国威大振，使鲁、宋、郑、陈等国陆续归附，楚庄王成为霸主。孙叔敖辅佐楚庄王称霸，樊姬是有大功的，有云：“一语兴邦”，信然。樊姬是楚庄王的宠姬，但她没有嫉妒之心，也许是出于古代所谓的“妇德”，她不是不欲君王宠爱集于一身，诚恐这样有损楚庄王的名义，为了爱楚庄王，所以主动推荐了跟她一样地位的几个美女。也许她由此而推理，如果宰相虞丘子是爱王爱国的话，也应推举贤臣以帮楚庄王治理好国家。可是。虞丘子当了几十年的宰相，却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不推荐贤人哪能称为贤相呢?她的理由是：“知而不进，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这么说从正反两方面看，都不能称为贤相：知贤而不推荐，显然，作为宰相不是嫉贤妒才，就是另有所想，这肯定对君主不忠；宰相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辅佐君王领导群臣，而他却不知哪个是贤人，因而无法推荐，这就是不智了。不忠不智的宰相，当然不能称为贤相。更重要的是，从樊姬对宰相贤不贤的评论中，可以得出衡量宰相称不称职的标准，即能否荐贤，这是因为：作为宰相，要辅助君主治理好国家，不能只靠宰相一人，要有众多的贤臣共同辅佐才行。不然，即使这位宰相很有才干，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因此，宰相的主要职责，应是荐贤，如此才能说是称职的贤相。反之，则不能配当宰相。历史无数事实说明：凡雄实多奸，不奸难成雄。翻开中国古代历史，只讲“仁义道德”的，有哪几个能称雄称霸，并一统天下?春秋时，宋国的君主襄公与楚国争霸，襄公很讲究“仁义”，作为他行动准则，打仗时也如此。宋楚两军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楚军正在渡河，宋将目夷主张乘机出击，宋襄公拒绝说：“君子不乘人之危。”等到楚军渡河，尚未排成阵势，目夷又请出击，宋襄公说：“君子不攻不列成阵势之敌。”楚军排成阵势，宋军进攻被打得大败，襄公也受了重伤。像襄公这样讲“仁义”的人，人是好人，但哪能争霸。又如赵国成安君陈余，也是个讲究“仁义”的儒者，他与汉韩信在井陉决战时，韩信只有兵数万，他拥有二十万，李左车认为井陉路狭，派奇兵断汉军后，坚守勿战，彼无粮，进退不能，必败。陈余却认为义兵不用诈谋奇计，不听其计，结果韩信用诈谋奇计将之打败，陈余被擒杀。也许有人认为刘邦不是称为“忠厚长者”而一统天下吗?其实刘邦得天下的原因之一，是他为人狠毒：项羽要烹他父亲，他说：“幸分我一羹!”他兵败逃亡，怕车重跑不快被敌所追，几次把两个儿子推下车；他得天下后，却把为他拼死打败项羽的韩信、彭越、英布杀了。刘备不也是被美化为“仁君”吗?事实上，刘备的诈伪不下于曹操，他从不甘心居于人下，暗中都有自己的图谋，他入蜀，见刘璋声声称“同宗兄弟”，实是千方百计在取而代之。曹操问裴潜：“卿昔与刘备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答道：“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刘备可称一代枭雄。乔玄和许子将都以知人著称，他俩都曾预料曹操其人，基本上都准确，但以许子将的评价较中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少时机警，有权谋，喜任侠，好出猎，游荡无度。这时，人们都不感到他有什么奇特之处。时任太尉的乔玄，却特别赏识曹操，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音，其在君乎?”《世说新语》记载与此大同而小异。曹操少时拜见乔玄，玄说：“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许子将对曹操的预料也差不多，乔玄对曹操说：“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曹操便往拜访许子将，许子将纳之，由是知名(《世说新语》)。曹操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大笑(孙盛《异同杂语》)。以上乔玄、许子将对曹操的评价基本上是一样。乔玄对曹操是充分肯定的，认为天下将乱，能拨乱反正的是曹操。以至将子女相托。但《世说新语》说乔玄称曹操是“乱世之奸贼”，“奸贼”全是贬义，与乔玄称赞曹操的主调不一致，殊令人费解。倒是许子将的评价较中肯、贴切。认为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许曹操认为许子将的评价切合他的实际．说到点子上，且不认为是贬他，才高兴得大笑。“奸贼”与“奸雄”涵义不一样，“奸贼”是全贬，即奸恶之贼也；“奸雄”虽有贬义，但奸雄亦雄也，重要的还是雄的一面。清代评点家评点人物用“奸雄”二字，实是英雄、豪杰的同义语，往往是互相混用的。毛宗岗在评点曹操时，多次说他“奸得可爱!”既奸得可爱，就是不恶了。也可以说，“奸雄”的“奸”字也指权谋干略，如果没有权谋干略是不能成为“奸雄”的。许子将说曹操是“乱世奸雄”，确是有知人之明。当然，奸雄曹操也心狠手毒，品质上有其恶的表现，如杀吕伯奢全家，借王X脑袋息众怒，梦中杀人，等等，但他一生所为主要还是体现他“雄”的一面；曹操以其雄才大略，知人善用，抑豪强，重农业，轻赋税，“挟天子以令诸侯”，芟除群雄，统一北方，他不仅是魏国的缔造者，也是尔后中国获得再统一的奠基者之一。决不能因他有恶的一面，像舞台那样把他描绘成白脸大奸臣，他是一个有严重缺点的英雄，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英雄。这便是许子将所预见的“乱世之奸雄”。认“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来说，帅才和相才则属于英雄。帅者，统领全军之将也；相者，辅佐也。这里所说的“帅才”，是指那些能够胜任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或一个单位的“一把手”这样职务的人才，“相才”则是能够胜任“第二把手”职务的人才。帅才的最大特征是举重若轻。正因为此，帅才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能够处之泰然，所谓大将风度是也。遇到重大问题，一下子就可牵住它的“牛鼻子”，不会被琐事困扰。但他有明显的缺点，那就是不拘小节。相才的最大特征是举轻若重。正因为此，相才往往会将小事当作大事来办，日理万机，任劳任怨，处事稳妥可靠，很少会出现纰漏。但他由于身处繁杂事务之中，所以有时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表现得不甚敏感。帅才需要相才的辅佐，相才需要帅才的指点。帅才是“蓝图”的设计者，相才是“蓝图”的实施者。帅才是相才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的良师益友。二者共铸大业，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当我们谈到识英雄之准绳的时候，不可忘记三国时曹操和刘备曾有过关于识英雄的对话。他们也有自己识英雄的标准。三国时，刘备是一位起步不晚，但成事很晚的人物，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不得不作为曹操的客卿，而寄人篱下。《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对他与曹操的关系，通过二人的一言一行，描绘得淋漓尽致。一天，刘备与曹操对饮，“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玄德凭栏观之。操曰：‘使君知龙之变化否?’玄德曰：‘未知其详。’操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玄德曰：‘备肉眼安识英雄?’操曰：‘休得过谦。’玄德曰：‘备叨恩庇，得仕于朝。天下英雄，实有未知。’操曰：‘即不识其面，亦闻其名。’玄德曰：‘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为英雄?’操笑曰：‘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绍，四世之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操笑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玄德曰：‘舍此之外，备实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玄德曰：‘谁能当之?’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曹操这个人，自古以来，褒贬不一。其著名的格言是：宁可我负天下人，决不使天下人负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可以对不起任何人，但决不让任何人对不起我。从此人的语言态度来看，这人算是坏透了。但实际上，曹操在行为上，并不尽然。今天，有些企图模仿曹操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大政治家的人，也奉曹氏的格言为座右铭，那恐怕就大错特错了。众所周知曹公还是爱才如命、爱兵如子的人物。曹操对刘备可以说是独具慧眼的。曹与刘的对话一开始，曹操就向刘备提出了“龙”的概念，并指出了龙的行为：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吞云吐雾，小则隐藏若无，升则腾飞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接着，曹操又进一步点明，龙者即当今天下大乱之时的英雄。并将了刘备一下：你刘备屡败屡战，饱经风雨，对天下英雄，一定是心中有数的。刘备作为曹操的客人，本已成龙困鱼池之势，伸腰不得。今天，让主人一点，更是心中不安，于是只好揣着聪明装糊涂说：我是肉眼凡胎，看不出谁是英雄。可曹公作为主人，并不恭敬地指出：你别假谦虚，让你说，你就说。刘备呢，采取了进一步回避的态度硬是装傻充楞说：我承蒙提拔，当了国家干部，只知道工作，没有机会知道谁是英雄。但曹操仍然让他说，刘备无奈只好将封建割据的大头头们，挨个儿说了一遍，曹操一一给予十分刻薄的评价，指出：这些人都是碌碌无为的庸俗小人，不足以称道。刘备表示除了这些知名度极高的人物之外，他确实不知道还有谁是英雄。曹操告诉他：所谓英雄，就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具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人。刘备问：谁可以当之无愧。曹操用手指着刘备。又指着自己说：“今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刘备一惊，吓了一大跳，手里的筷子，失手落在地下。恰在刘备筷子落下的时候，雷声大作，刘备趁机巧借惊雷掩饰自己被人说破心中秘密的恐慌。通过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番表面是聊天的对话，暗地里却是一场刀光血影般的角斗。从谈话的一开始，曹操就一针见血。刘备作为天下第二个英雄，战战兢兢地在曹操的刀下苟活着，如履薄冰。一言一行，都要小心谨慎。整个对话的过程就是曹操咄咄逼人地进攻，刘备一让再让，最后让到无路可走的地步，曹操一语点破：天下英雄，你我而已。一山不容二虎。&&()7X24小时不间段更新最新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