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148期】黄济人、文定中：国民党战犯改造录：将军决战在战场？
来源:凤凰网读书
核心提示：六十多年前那场决定中国现代发展道路的决战中，一方高唱凯歌，"百万雄师过大江"；一方仓皇辞庙，"金陵王气黯然收"。战场上尘埃落定后，"战争罪犯"们开始了漫长的改造生涯……　　对于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改造"毫无疑问是一场可怕的梦魇。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个人的命运裹挟在时代洪流中，思想的力量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些被改造者体验了不同的人生况味：有的人迅速转向、积极靠拢，有的人坚持尊严、固守底线……
　　战场内外论胜负，功德林里赚功德。从矢志救国的青年，到叱咤战场的将军，到接受改造的战犯，这些国民党将领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嬗变？他们还能唱出"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誓言吗？
　　有意模糊历史，只能挑起仇恨、撕裂民族。战争使人盲目，革命宣传曾给国民党人戴上了统一的脸谱。但是，他们有信念、有智慧、有灵魂。在远离了战争的此时此地，如果我们仍然疯狂地面对历史、论断现实，我们如何才能走出历史的怪圈？
　　本期嘉宾：黄济人、文定中
　　本期主题图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5月版
以下为本期读书会文字实录
黄济人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黄济人：败将后裔的身份过去是一种耻辱
　　主持人：我们这期凤凰网读书会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一书的出版者，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成晓明，今天我来主持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凤凰网读书会和作家文摘报社联合主办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一书的读书会。我们为什么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这本书是好书、说它具有经典的意义呢？各个阶层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解读，作为我们出版者来说，我们认为这本书有它自己独到的价值。
　　首先它的题材非常独特，把原国民党战犯作为主人公，用他们的视角去观察人、观察社会，在出版史上可谓是空前的。所以三十年前这本书（完全本的上部）刚出来的时候，著名作家王蒙评价此书是勇敢地突破了禁区，参与了思想解放的大合唱。
　　第二，写人与写史俱佳。本书通过对主人公的描写和刻画，让历史变得鲜活和生动。
　　第三，这本书的写作时间跨度比较大，三十年前，出版了上部，作者经过三十年的积淀和思考，厚积薄发，又在近期出版了下部，这本书写了三十年，在图书出版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
　　下面，让我隆重地介绍这本书的作者，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重庆作协名誉主席黄济人先生。黄先生是本书主人公之一的原国民党将军黄剑夫的儿子、邱行湘的外甥，他被杜聿明、黄维、沈醉等老前辈视为子侄，因此，他得天独厚地选择了这个特殊的题材。
　　另一位嘉宾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黄埔军校同学会联络委员文定中先生。文先生刚才打来电话，今天太热，车抛锚了，他说大概还有十分钟能赶到，我先把他介绍了。文先生是原国民党中将文强之子，他跟毛泽东算是亲戚，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母亲姓文，所以说文先生他们家跟毛家算是姑舅关系。表哥是共产党的领袖，表弟是国民党的战犯，理念不同，命运迥异，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中的一个插曲。
　　我们今天请这两位嘉宾聊一聊父辈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造的故事，下面就先请黄济人先生跟我们分享他的看法--失败者不是鬼，胜利者也不是神。请大家欢迎。
　　黄济人：首先要感谢今天每一位到这里见面的朋友，我本人是昨天晚上专门从重庆赶过来，而且我今天得知在座的有朋友专门为这个事从外地赶过来，这让我很感动。作为一本书的作者，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地点和诸君见面，感到很荣幸。本来今天的嘉宾除了文强先生的儿子文定中之外，还有沈醉的女儿沈美娟女士，因为她有另外的原因，到宁夏去了，所以她委托我向诸位问候。
　　我们今天从写书人的角度来讲，可能首先还是讲一讲我们这些人的状态。不管是我们的父亲、我的舅父，还有沈醉先生、还有文强先生，他们都是败将，我们都是败将的后裔，这种身份的确定在过去是另外一种代名词，是耻辱，是抬不起头来，是"黑五类"。
黄济人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黄济人：那个年代能够生存就是最大的愿望
　　黄济人：我父亲是一个起义将领，后来到南京军事学院教书，我是南京军事学院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文革"当中，因为父亲说了一点话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我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调不出来工作。到了77年，考大学要走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家里成分是什么样的，是"历史反革命兼现行反革命"。这个成分长到这种程度，当时我自己很惊讶。
　　由于有这样的成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比较特别的家族来讲，我们的生活状况是可以想见的。说实话我们这一批人，要么沉沦，要么堕落，因为社会不会给你带来一点点让你茁壮成长的元素，所以这一点构成了我们这批人比较特殊的心理。当然，好在我们每个人都很上进。我们的奋斗目标很低，因为成分问题我们不说大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安分守己地做人，凭自己的劳动养家糊口，这是我们非常实在的想法，因为这种想法是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文定中先生待会儿会来，他父亲是毛泽东的表弟，也是国民党的中将，是军统北方区区长，在淮海战役当中是前线的副总参谋长。文先生小的时候连鞋都没得穿，这我们完全可以想见。
　　这种经历对于我来讲，稍微有一些不同。我父亲是一个起义的将领，这种起义要打一个问号。在座的很多人比我更懂得历史，我父亲算投诚，因为他当时在北平守城。有一部电视剧叫《北平战与和》提到我父亲当时的状态。他拒绝参加傅作义起义，说十六军的军长走了，我作为副职没有权力处理军务、政务，因此从东单机场飞回南京见蒋先生，然后重新恢复十六军番号，一直打到西南，在新津军事会议上被分到李文的第五兵团，担任军长继续打，打不动，在阆中那个地方举白旗，这样刘伯承将军让他到南京军事学院教书。这样一种经历，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现在很多人说生活追求、生活目标，坦率地讲，在那样的年代其实我们没有目标，没有梦想，能够生存就是最大的愿望。要求是这样的低，所以有的时候很容易办到，只要勤快，只要不做坏事情，这个社会总能给你生存的机会。我们上山下乡到农村都是这样。
　　黄济人：胜利的中共对战败的国民党评价有失公允
　　黄济人：没有想到很多事情意外地发生了。我们上中学然后上大学，看了很多书，其中有一点我们感到不太真实，就是胜利的中共对战败的国民党的评价有失公允。举例：抗战。毛泽东先生有著名的论断，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国民党抗战一枪不放。像这样的东西和我们所了解的出入比较大，尤其是我们得到的信息不是哪本书告诉我们，不是哪个人告诉我们，是我们的父辈他们身上的子弹在告诉我们，他们的伤口在告诉我们。当遇上这样的情况以后，就觉得天下的事情不公平的有很多，有一点点想法，得说出来。说出来是谈何容易，得找机会。这个机会来了，粉碎"四人帮"。
　　我这本书出的时候，《人民日报》约了一篇我的创作谈，我很感慨地写了这么一个标题《天门为我启开一道缝》，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一种公平的曙光在出现，黑暗的、蛮不讲道理的、黑白颠倒的一些东西在得到纠正。我大学学的是中文，77年上大学的朋友都知道，那时学校很乱，我们是老三届的，有新三届的，父亲和儿子坐在一个书桌上的都有。王安忆有本小说就写这样的状态。各种情绪很乱，要写的东西太多，但是但凡老三届的，总忘不了写写过去。我就想到了，我是这样一个家庭，是不是应该把以前看的一些不真实的情况，找机会写出来。这种机会是非常难找的，但是我等到一个机会，就是我父亲平反，恢复革命军人的名誉。我的舅父是战犯，他来到了重庆，他描述了战犯改造的一些情况，所以当时现实和历史交错的很厉害。我们当时岁数也不大，感受到各种信息的刺激。我父亲追悼会上，他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学生、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韦杰将军专门到追悼会来向他鞠躬。而当时我父亲所在的政协，在追悼会上称我父亲为先生，不能称为同志，遭到韦杰将军的质询。他说不错，他是一个国民党将领，但是他投诚了，他参加了解放军，穿了解放军的军装，在中印边境的战争中，我们专门把他请到了前线，我们请教他地形的特点，为国家利益做了贡献。这样的人不要因为人家是国民党将领这样的历史，就否掉他，就不能称之为同志。
　　这种信息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给我们带来的，所以当时就放弃了很多需要写的内容。当时有个作家在我们这个圈当中对这代人很有影响，现实中也是我很好的朋友，叶欣。叶欣是知青，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有知青的经历，所以要写知青，特别是看叶欣有这种写法以后，大家都感到很亲近，都想我也能写。这个时候我就感到有一个问题，就是都当过知青，但是未必都是国民党将领的后裔，如果利用国民党将领后裔这种对父辈的了解，能够写出另外一个题材，另外一个内容，我想除了占据了一个新的题材，在那个新的题材基础上一定对生活会有新的发现，从而有新的结论。在文学上这种思考是必要的，所以当时决定写这个东西。
黄济人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黄济人：父辈生活得很孤独、很痛苦、很沉闷
　　黄济人：写这个东西的难度很大，我们虽然是这样的家庭，我们的父辈是那样的身份，但是扪心自问，我们对父辈的了解究竟有多少？其实是不多的。父辈告诉我们的东西极其有限，我们的父辈当时的经济地位、政治面貌都决定了他们生活得很孤独、很痛苦、很沉闷，他们几乎和儿子的交流都没有，他们不说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他们的一些东西很困难。但是社会传达了一种信息，这样的信息是父辈需要知道、我们需要去破译的，那就是生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历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的舅父邱行湘先生来参加我父亲追悼会，他一走我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准备。当然这个准备很艰难。第一，很穷。穷和文学本来没有关系，但是在具体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些影响，当你采访一个人连路费都没有的时候，当你写作真的穷到买稿纸都买不起的时候，你就要克服困难。我这本书的书稿由中国作协的现代文学馆收藏，收藏总有收藏的想法，我自己估计，决不是我的文章写的好，是因为我的稿子很特别。因为很穷，买不起正规的稿纸，所以我先买的白纸，用铅笔画格子，画得特别整齐，一格一格画下来了，这样的手稿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独一份，所以他们收藏。
　　当时写这个东西的时候，还有更重要的。我是77年上大学，78年开始采访，寒假、暑假到处跑，关键是接触了另外一批战犯。在接触很多战犯的时候，感受到了另外的信息。比如说待会儿要来文定中先生，他是文强先生的儿子。我到文家了见文强之后，文先生居然在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开会时发言说，我们的孩子来了，很可怜、很穷，现在想写点东西，我们大家来一个约法三章，走到哪家，哪家管吃、管住、管提供材料，管给他告诉东西。这让我感受到另一种阶级感情。当然，感情在，但是观点未必相同。比如见黄维先生，私下我舅舅警告我说，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有的时候说话你要忍耐，但是人特别好，特别正派。我见到黄维先生，他第一句话说我知道你是谁，收到你舅舅来信了，你进来吧。那天到黄维家正是北京下瓢泼大雨的时候，他家刚好有木地板，当时也没有脱鞋的规定，我就穿鞋进去，他老把眼睛盯在我脚踩的地方，我当时内心说黄维先生我看不起你，国民党为什么会被打败呢？一点脚印你都看不起，大事情做不了。结果他让我脱鞋，他把他自己的鞋放到我跟前，让我脱袜子。袜子脱下来脚底都是白的，皮肤泡白了。这个时候他指着我的鼻子骂：你这个好吃懒做的人。这个话骂得很毒，我也很难接受。我说黄伯伯我不好吃懒做。他说你为什么这么穷？我无言以对。他把他的布袜子放到我膝盖上，然后让我穿上。我穿上之后，他情绪变了，他说对不起，我没有资格骂你，我们无能，把仗打败了，把国家丢了，吃亏的当然是你们。这样才达成一种谅解。晚上他说你不准走，你就住在我家。他当时再婚，以前的妻子蔡若曙自杀了，和一个江苏老太太结婚。他有糖尿病，不能吃鸡，他让他的太太去买两只鸡，把鸡腿掰给我，看着我吃。我说黄伯伯你也吃，他说你吃，不说话。我看他那个表情，他似乎在偿还什么债务。这样的情绪上的交流，比任何文字、比任何素材的交流更重要。
黄济人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黄济人：将书稿寄给公安部是这辈子最聪明的一件事
　　黄济人：当然，关于这本书，我必须要讲到的就是公安部对这本书的支持。我的身份是一个师范学校的在校生，写战犯的改造牵涉中共改造战犯的很多政策、方法、步骤、策略。这么大的事情有关部门是不能够容忍一个在校生评头论足，甚至胡说八道的。因此我把这本书的初稿寄到了公安部，因为改造战犯是由公安部在进行。说一句题外话，我总觉得一个人一辈子会聪明一次，一个人一辈子会糊涂一次，没有两次，这一次聪明或者一次糊涂，将给你的一生带来影响。在今天这个会上，我坦率地讲，我这辈子聪明过一次。哪一次？就是写完稿子以后，没有寄到编辑部，而是寄到了公安部。这件事情做的太聪明了，事后的一切证明，能够出书，能够有机会跟大家见面，认识大家，都是从那件事情开始的。如果不寄到公安部，这本书不会出现，因为在1979年，粉碎"四人帮"也就过了短短几年，说实话正面描写国民党的稿子，你寄到任何出版社，可能他们都不太愿意接受。我无外乎打了一个擦边球，大范围肯定了中共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在当中有一个杜聿明先生亲口告诉我、让我非常激动的一个素材，就是说有一天他被公安部的管理战犯的最早的领导凌云先生请到了功德林外面的会客室，说你这个资料我们看了，中央领导同志也看了，现在不是要你写交罪材料，是要你写个人的经历。你单写了你淮海战役当中是怎么回事，搞死我们多少人，怎么施放毒气，这是一个方面，但你缺少另一个方面，你要把抗战期间的东西写出来，你的昆仑关血战打得多好！什么叫杜聿明？淮海战役加昆仑关血战才叫杜聿明。杜聿明先生听了这番谈话后，回到牢房，对宋希濂先生讲，我是今天被共产党俘虏的。
　　当时对战犯的改造居然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种认识高度，尤其是那样的年代，我们的党在很多地方正在犯错误、正在走极左路线的时候，公安部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这种思想深度，我们不能不感到佩服。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国民党抗战的事迹利用这样的范围、利用这样的语境展示出来。我写了昆仑关血战，写了黄维先生在共产党监狱中为什么说要交罪没有，我只犯过一个错误，就是把仗打败了。这样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幸好寄给了公安部，由此也开辟了我个人人生一个新的轨道，我能够在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被公安部请到北京改稿子。当然很多朋友对我的经历表示怀疑。我问过，为什么你们说可能性不大？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他们说你是不是和公安部某人是亲戚，否则他们不会这样眷顾于你。这件事我是一头雾水，最终我明白了，我朋友的疑问是有道理的。公安部不是编辑部，他们没有义务来审查你的稿子，更没有义务通知一个在校生立即到北京来改稿。
　　我事后才知道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1975年毛泽东先生批示在押战犯全部释放，一个不剩。定中先生的父亲文强先生就是75年最后一批释放的，全部释放。当时释放的条件特别好，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政府提供方便。其中一批人想去台湾，因此出现了几个人，比方说一位叫段克文的军统少将和叫周养浩的等一批人，先去香港，然后转到台湾。但这个时候台湾这方面的政策不像今天这么好，他们当时有一个政策，凡是被共产党释放的前国民党人，统统是叛徒，因此台湾拒绝接收。为了生存，段克文先生就去了美国，投亲靠友。美国生活也困难，得靠自己自食其力，所以段克文先生经朋友介绍做了一件事情，就到各个大学讲学，讲在监狱的生活。但是为了书能够卖钱，能够得到出版社的赞助，就必须要写怎么遭到共产党的虐待，共产党是怎么样在战俘的问题上违背国际公法。这本书出版了，标题叫《战犯自叙》，封面是蓝天白云，下面一个电网，电网下面有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上的血滴落在一片龟裂的土地上。公安部得到这本书，很客观的说，他们的评价我觉得很好。首先，这本书的真实性可取，没有造谣，但是糟糕的地方就是把"四人帮"军管会接收后对战犯的吊打和共产党对战犯的改造混为一谈，不分时间和地点，给人的印象是共产党干的这些事情。这本书出版以后，在人权机构，在其他地方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一切，我们当时谁都不知道。
　　我这本书写出来之前，公安部自己发生了一件事情。据说段克文的书来出来以后，公安部的人说要找到对策，因此就准备请一些战犯管理所的管理员和干部坐下来研究段克文这本书中提到的很多东西。我们逐条批判，他讲他的，我们讲我们的，这样针对他这本书我们也出一本书。写作小组成立了，经费到位了，忽然我这本书的稿子也到了。他们一比较，认为我这本书效果更好。首先是没有针对性，客观记录了战犯生活的来龙去脉。另外我个人身份也对，父辈是国民党系统的人，这样也写得客观。更加看重的，就是我诠释的主角全是国民党人，偶然出现一个共产党管理员那是为了写国民党将领而设置的配角。当时我们文艺理论是三突出，要突出英雄人物，这和我的写作是两码事。我写的是几十个国民党将领，在六百多名战犯中我突出了以杜聿明先生为代表的这么一批国民党战犯改造过程。所以能够得到公安部如此大的支持，我还是很惊讶。
　　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我到北京来，一个穷学生到公安部，没想到第一天，就有公安部的四位领导和我谈话。那个谈话真是和现在不一样，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唯一一句多余的话，是凌云副部长那句话：哎呦，没想到这么年轻。除了这句话，其他的都是他们把书稿看过后提的建议。凌云副部长说，第一，书名不好。以前我的书名叫《功德林》。他说叫《功德林》不好，北京老百姓都知道功德林是关战犯的，现在粉碎"四人帮"了，是另一个天空，我们不要搞得这么灰暗，换一个标题。很干脆。然后，他说你写到战犯三次给毛泽东的感谢信，这很正确，一次不多，一次不少，而且你很不容易地把谁起草的、谁誊写的、战犯怎么争这个权利，写得很生动。但是感谢信的内容一点没有，因为你不知道。三封感谢信的原件在公安部，我们马上调出来，你写上去。他们这种支持的力度是多方面的，倘若当时不是寄到公安部而寄到编辑部，就没有以后的故事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正确的。
　　黄济人：文学和时代背景扣得太紧
　　黄济人：这是三十年前的事情。我今天非常感动，现场有朋友给我带了一本杂志，叫《时代的报告》。《时代的报告》当时为什么登这篇文章呢？它有一段故事。公安部当时有一个大学叫国际政治学院，我到这儿来改稿子，我不能白吃饭，就作为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借调到公安部的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担任教师。我一边教书，一边还要改稿，这个时候我们新闻系的主任黄钢先生就办了一个刊物叫《时代的报告》，我的这篇文章首先在《时代的报告》推出。推出的时候，我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刊物来转载，最后终于在82年出了这本书。当然出书的背景，还是因为年代的关系，文学和时代背景扣得太紧，我只讲一个小例子：我请杜聿明先生给我写一个书名，他非常高兴，说："我这个字能够登上去啊？"我说你给我。他随便找了一支笔，这个笔还是杨振宁给他老婆杜致礼买的，杜致礼当时在学书法。写好了以后我兴冲冲地拿回去，拿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当时的社长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诗人，叫李瑛。我说社长我把杜聿明的题词拿来你看行不行？他非常严肃地讲："你怎么能够瞎来呢？我们这是堂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出版机构，怎么能够容忍一个战犯题字？开什么玩笑？这个玩笑你开得太大了。"凌部长知道这个消息后很简单地说："哦，这样的话，没关系，你多跑一趟，把书稿拿回来，由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出版。"我就这样又回那个地方拿稿，准备到群众出版社出。 李瑛这时候不干了，说："这个书我们上计划了，拿不回去了。鉴于你这个要求，我们研究了，折中一下，封面不用杜聿明的。"他跟我诉说了很多杜聿明的罪状，淮海战役当中怎么搞怎么搞，这个人太坏，然后就不能够让他上封面。李瑛本人也是个军人，给我找了个北京的书法家，题了字，把杜聿明的题字放在扉页，放到书里面去，这就是第一版出版的过程。出版以后，很快改编成了电影，叫《决战之后》。杨振宁先生看后说他岳父嚎啕大哭，说书写的很真实，比如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杜聿明怎么给他写的信、这个信件是谁来取的、怎么样送到他的跟前，书中也有描述。
　　三十年后我本人除了这个题材还写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中国的作家体制是公务员，我本身是编制内的作家，我还是个厅级行政级别的人，因此我们要奉命去写作。终于我这个作协主席就奉命要去写打黑，重庆打黑。我们就在公安局上班，早出晚归，我单写文强案。这个文强和文先生他爸爸的名字一样，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缺乏知识，以为重庆的文强好像地位更高，就是不太懂历史。当然王立军事件一爆发，我们这套书就不能出版，我写的文强案作废。在此之前，这套书写完了之后，审查完了，准备出版，请了很多出版社。王立军看中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胡社长带了主要领导干部到重庆，王立军款待了一番，就准备要出版了。胡社长吃完饭以后跟我讲你留一步，我有话告诉你。我就留下来了。他的话让我很惊讶，他说老实讲我对出重庆打黑这套书不感兴趣，我是奔你《将军决战》的下篇而来。他说重庆打黑离政治太近，我不感兴趣，另外北京对重庆打黑的评价，和你们重庆自身不太一样，我没有必要出这样的书，不感兴趣。他说我直接奔你而来，希望你能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下半部写出来。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事后我不能不佩服中青社胡社长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敏感性。果然打黑这套书没有出来，我们在得到应有的补偿费用之后，就从事了这本书的工作。这本书因为过去有一些采访基础，更重要的是有一些情感积累，再加上包括定中、美娟，我们战犯后裔这一代人的鼓励、支持，所以这个书很快就写出来了，就变成了它的下部。中国青年出版社把上下部合在一起叫做完全本。这是我写书基本的一个轮廓。我就讲到这里，谢谢诸位。
　　主持人：感谢黄济人先生的讲述，下面我们有请文定中先生聊一聊他的一些看法，他的一些经历。
文定中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文定中：人一生要搞懂"是非"两字
　　文定中：谢谢中青出版社，谢谢济人兄，谢谢各位在酷暑之日能够到这儿来听听。我是一个闲散之人，说不出什么深的东西，但是我们家的特殊经历，以及我跟老父亲文老一同生活了二十六年，老人家给我的一个印象，首先正直，也善良。他是早期中共创党时候的一个比较活跃的省委一级的领导人。文老的经历很特殊，文老是毛泽东的姑表弟，年轻的时候，24、25年的时候跟毛泽东、毛泽覃来往很多，特别是跟毛泽东弟弟、比我父亲大两岁的毛泽覃关系非常地深。我父亲通过他自己的几十年的生活，他觉得民族之间不应该讲阶级、出身、残酷斗争，应该是和为贵。就像我的名字，文定中，定于一，质中和。所以这个观点，对一个老共党，也是后来所谓的国民党战犯，他能够理解到这一点，确实是从民族、从人性、从国家发展、从两岸统一，他得出了这个感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另外一点，文老在弥留之际，94岁多的时候，把我叫到床头，说：老五啊，你知道你一生看东西、学东西，请教别人，甚至跟人家辩论，你要得到什么吗？我脑子转了半天，权力？地位？名誉？但我不敢说。他说不对，我告诉你，一生孜孜以求的，两个字，是和非。人穷极一生，你要搞懂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是是和非两个字。有的人一辈子读了无数的诗，读了无数的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最后是和非没弄对，那你懂的越多，危害越大。所以他去世以后，这句话一直萦绕我的脑海，哦，人生一辈子最后弄懂就两个字，是和非。何其难也，非常难！我受济人兄之托，也受中青社之托，因为我口才不好，才疏学浅，我拿我的提纲。
　　首先我谈一谈关于《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完全本。这本书的上部是80年代初出的，黄济人先生作为我的兄长，在很艰苦、很闭塞、政治压力很大的环境下，吃住在文史专员办公室，晚上蚊香都买不起。他作为一个师范的毕业生，月工资42、46？
　　黄济人：30多。
　　文定中：39、38。有时候到我们家，我们家也很穷，虽然毛泽东周恩来特批的有两个战犯到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但是工资很低，只有100多，后来是200。有的战犯，身为中将，分到农村，工资只有60、50、40、20。80年代初，还分粗粮细粮，最好的饭是一毛钱炸酱、两毛钱肉末，弄点葱花炒一炒，呼噜呼噜吃一两碗，没油水，又三十多岁，很痛苦，很艰苦。但是济人兄最大的优点，就是他没有怪社会、没有怪生活、没有怪艰苦，他反而把这个苦难变成自己精神的锤炼、意志品格的锤炼。我想成功的人都这样，甭管好人坏人，你去看，不怕艰苦、坚持奋斗。但是有一点，济人兄是非弄对了。他作品最大的闪亮，是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沿着人性的本来面目去叙述，这需要胆量、需要预见、需要毅力、需要超越。我父亲是国民党中将，又是军统，军统就五个中将，又是老共党，又是毛泽东表弟，这个人一定青面獠牙，蛇蝎心肠，残害人类，就是电影里描写那种比杜月笙、黄金荣还坏的人。但是济人兄能够如实地叙述文老这个人。当时他一定是读了很多历史书，连我父亲看他的一些草稿都说这个人读了不少书，他顺着人性的脉络在写，这个书就有嚼头。80年代初，阶级斗争的荼毒还没过去，社会没有完全开放，那时候没有互联网，信息不对称。为什么我敬重济人兄？一般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在困难面前、在高压面前脊梁是断掉的。但他不是，你们看他66了，眉宇之间堂堂正气，这就是今天他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在座的年轻人现在条件比他好多了，至少你不明白可以随时上网。所以年轻人应该向黄济人学习，学习他不断地追索真理，不断地寻求人心深层的丰富内涵，不断地充实自己。我说一句朴素的话，你要想过好日子，你得有本事，你没本事，空有各种想法，没用。与大家共勉。
文定中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文定中：林肯如果宣布南方为阶级敌人，美国现在还在打内战
　　文定中：我是文老的孩子，岁数也不小了，我今年65岁，属老鼠的。我从战犯家属、战犯孩子的角度，结合我们家庭的变迁，我切身的感受，以及对于世界史、世界公道、普世价值的一些综合考量，我谈谈我的一些观点。也许我的观点不合时宜，也许我的观点没有水平，也许我的观点有失偏颇，我愿意与大家交流，你们当场可以批评我，我一定接受。
　　首先我们先谈内战。解放战争它是一个内战。请问，春秋、战国，史家定论是什么？春秋无义战。第二，东汉末年，刘备、曹操、孙权抢夺江山，谁是对？谁是错？都是为了政权，都是为了集团的利益。什么叫战犯？我查大不列颠辞典，大不列颠公认是比较客观的，我给大家念一念：参与、策划准备发动进行侵略战争--什么叫侵略战争？国内战争没有侵略二字--或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违反人道原则的严重罪行，比如毒气弹、细菌武器、虐待俘虏、枪毙俘虏、活埋平民百姓，这个是战争罪。另外还有国际通用的规则，是国内战争结束后，指挥官没有违反战争的惯例、违反人道，应该迅速地释放。
　　我再举一个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不一定详细思考的问题，我愿意提出来与大家讨论。比如说林肯总统。林肯代表北方，领导了南北战争，南方以李将军为首，李将军就是南方蓄奴主义者的代表。当时进行战争投降谈判的，就是北军的司令格兰特和南军的司令李将军。宣布投降事宜的那一天，南方军队的统帅李将军，一身戎装，挎着一柄镶着宝石的利剑，骑着高头大马，神采奕奕。他为什么这样表现？我虽败，我要保持我的尊严，如果你不让我保持我的尊严，我的军队剩最后一个人我也得打，你给我杀了吧。格兰特是北军的司令，那何等豪气啊！打了四年，双方总共死亡了70万人，美国的总人口那个时候才3500万人。格兰特将军豪无准备，胡子拉碴，穿着带有战争硝烟和泥土的士兵服，背靠着墙。李将军威严地坐在谈判桌的这一头。格兰特根本不提投降的事，先问你们将士们需要什么？李将军答， 需要粮食，他们饿了，你们切断了粮食供应。格兰特说，我命令军需官先让他们吃饭，做面包。你身体怎么样？太太还好吗？他始终不谈投降，最后弄得李将军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说格兰特将军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谈投降的事。格兰特说那好说，一切听你的。为什么？格兰特闪耀着人性的光芒，他生怕刺激这位能征善战的南方将领。结果李将军就说，第一允许军官佩剑，带武器。格兰特说，军官保持尊严，佩你的剑，带你的武器。第二，凡是带战马过来的南方将士，应该归还他们的战马。格兰特说那当然，如果他们没有战马，秋收的粮食怎么收割？这是不是有人性的光芒？第三，所有归降的将士们，人格不受侮辱，不能宣布这个处罚那个处罚。格兰特说我们是兄弟，不过是北方赢了，南方输了，但是你的战争能力我是深深佩服。这个投降的协定报给了林肯。林肯讲了一句话，更是闪耀了人性的光芒，说战争中的每一滴血都是残忍的。林肯站在一个很高的人性的高度，他没有宣布打败了的以李将军为首的1750万南方党政军及其家属都是阶级敌人，他当时要是宣布了，美国到现在还是打，打的还很厉害。白人、印第安人、黑奴，黑人彪悍，他们平均身高178，我们才多高？我们才到154就不错了，两个牛排，我们五十年后才有人吃到。所以五十多年以后，不到六十年，美国的GDP世界第一，因为这个背后带动了很多很多的社会凝聚力、社会的正能量。好的科学家投奔它，有才能的艺术家投奔它，有才能的科学家投奔它。而且美国还有一点是它不钳制舆论。推动南北战争有一本书起了关键的作用，我们大家在座的很多人都读过，就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它以柔和的手段、非暴力的手段叙述了南方奴隶的悲惨境地，引起北方人、欧洲人的极大的同情，推动了蓄奴制的灭亡。在1852年，有一个希尔德烈斯，他写了一本更出名的书，叫《白奴》，揭示了不仅是黑奴的悲惨，就算是混血的奴隶，只要祖上带有一点点黑人血统，那你就带着阶级的烙印，你到哪儿都没有自由，并且被当成黑种人给抓走，卖给农场主，当时能得三美金。当时三美金就是三万块钱。所以因为没有舆论的钳制，让人性的光芒不断地发挥，就引导着人们走向理性的道路而不是走向残忍的道路，走向民族和解的道路而不是走向民族仇恨的道路。
　　文定中：阶级斗争撕裂人情，铸造邪恶之心
　　文定中：阶级斗争相反，它撕裂人情，它铸造了人的邪恶之心。可怕的阶级斗争，反对式的阶级斗争，严格说起来，党内每次路线都是阶级斗争，凭什么说人家刘少奇是坏人？凭什么说彭德怀是汉奸？是坏人？他是正义直言为民说话，在古代就是清官，就是青天，这个事呢，我就不再谈，各位在历史上、在哲学上、在社会学上，你们肯定读的比我多。
　　第二点，我谈谈蒋介石先生这个人。我这个共党和国民党双重身份的后代，我更倾向于蒋介石，我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我丝毫没有贬损，我推崇的是人们普遍确认的美好的东西，美好的人性。尽管我对近代史、古代史不能说细致，但是我研究了，我读了，我想了，我说我的一个观点，说的不对，只要不打右派就行。国民党的部队在参战的时候有三百七八十万，打到最后两百万不到，中间还补充了三百万。蒋介石，三百多万人，中间补充三百多万人，加起来七百万，打到后来两百万，为什么解放战争一打就打完了？他的主力、他的重机械、他的重武器全都没了。所以蒋介石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一个被宣布为中国战区统帅的人，如果我们说他是不抗日、假抗日，汉奸走狗，你对不起英烈，你对不起死去的五六百万同胞，也包括我们共军将士。你更对不起著名的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左权。左权是什么？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参谋长，蒋介石任命的，你对不起英烈。你内心没有是和非吗？我们不能这样去亵渎神灵、亵渎历史老人。蒋介石是悲剧性的人物，手段不行，他的思维没能超出一个正常人，反他的人多了，李宗仁反过他，白崇禧反过他，宋庆龄也反过他，郭沫若反过他，鲁迅甚至也骂他，他敢动吗？要换个人试试？这是历史，非也。
　　所以历史老人也是眷爱有加，给蒋介石22年，从27年北伐甫定到49年，退缩台湾，22年，我们今天听起来不可理喻，给你22年，你一个国家没搞定，手段，没手段，魄力没魄力，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能够得天下吗？
文定中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文定中：我们是一个拥有政党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党
　　文定中：我再谈谈。刚刚我说济人兄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又当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三十多年以前，他顺着人性写这一本当时不敢涉足的战犯题材，台湾有很多教授，很多大报的主笔，到了大陆采访我父亲都说是左派。为什么？你不说以后不让你来。他能够从一个人性的角度去说，在当时的时空环境是要有胆量，要有见解的。为什么？他父亲就是黄埔将领，黄埔五期，副军；他舅舅是邱行湘这本书的主角（之一），邱老虎，青年军师长，也相当于一个军长。青年军是蒋经国亲自指挥的，文化程度普遍高中生大学生随便数啊。所以呢，从这本书我引申到一点，民主问题。为什么？如果没有民主，中国民族，中国这个国家以后永远是在你打我我打你，你犯我我犯你，永远社会动荡。这个从国外的伊拉克可以看到，两河流域文明始于公元前6500年到现在，都是在进行战争。特别近代的两次世界大战，都靠打。人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建立一个最好的社会发展模式，就是民主。世界各国打怕了，打够了，然后发现、要使社会进步、世界稳定、国家稳定、人民稳定，互相不仇杀就是民主。德国明白了，我投降，到烈士墓我跪下，我忏悔，世界各国人民还防两次大战的发起国吗？防德国吗？先进武器卖了，卖给他，出口，行，你出口了。它忏悔了，它走民主道路了，它进入规范了。我看日本要快一点忏悔。
　　我再简单谈谈，我学问够不上，你们学问比我高。我觉得我们现在国家要纠正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是一个拥有政党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党。要纠正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不纠正了，国家即党，党即国家，国家属于政党？不对。应该所有的政党属于国家。谁来代表国家？人民，全体人民。顺便我来了，我也再说几句，现在的经济问题，成为我们国内的一个大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对GDP的发展是非常迅猛，上个月7.6，平均下来到8.9，这是平均。但是随之而起的是什么？收入分配极不公平，不公平的表现形式是基尼系数，上个月是4.8，云南大学统计是0.52，社科院是0.48，我个人认为远远不止0.52，为什么？你把二元机构填进去，没有医疗、没有劳保，没有福利。这我就不展开了，基尼系数是收入分配的测算，你把二元机构也填进去，我跟你说，不得了，农民有户口吗？有劳保吗？有福利吗？有医疗吗？所以有总结性的经济问题我不说多，只是有利必有弊，有弊必有利，你不断的去加基尼系数，人均收入极度不平衡，最后形成了一个是内需上不去。我们现在内需是36%，美国80%，日本75%，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这个社会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指出的改革之路。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民主，取消终身制，取消阶级斗争，解散人民公社，右派平反，这叫改革。实际上改革归根到底就是民主，所以我希望我们社会，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一定要按照民主的原则来发展社会，自以为聪明的人，靠几个绝顶聪明的人来武断行事，政府的手变的越来越粗，只能强取民众的利益，却无法替代市场的力量，民主也是如此，谢谢大家！
黄济人、文定中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文定中：谁说军统不抗日？
　　主持人：谢谢文定中先生的发言，我们在座的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誓死捍卫他发言的权利。现在是读者和作者嘉宾交流的时间，诸位读者对本书和嘉宾有什么问题和建议都可以提出来，最先提问的前四名凤凰网读书会的会员朋友，可以获得本书的嘉宾签名。赠书有限，希望大家抓住机会。
　　文定中：我再补充一点，有的人说军统特务头子抗战了吗？这是抗战60年纪念奖章，我代替我父亲领的，在人民大会堂，这是请柬。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抗日将领及遗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60周年大会，全国40个。军统抗日吗？军统是为抗战成立的，还有中美合作所也是抗战的产物，是美国人帮助我们打日本人的，在抗战结束以后，中美合作所是解散的。有的人说是沈醉说的，他在监狱里呢，他能不说吗？他不说你放不出来。60年，你不想文老关到75年呢，痛苦，我家里吃糠咽菜，人家说你放屁，你长那么高大，声音那么洪亮，我遗传的，象吃草也长两米吧，老鼠天天吃油、吃肉天天也就这么小。谁说军统不抗日？
　　【互动环节】
　　提问1：我要请文先生介绍下，当时您老父亲关在功德林，作为家属的遭遇您介绍一下。
　　文定中：这个说起来我都痛苦，防止我流眼泪我说快一点，一笔带过。我母亲48年就带着我们全家去了台湾基隆，到了台湾基隆以后知道我父亲被捕了，千里寻夫，女的讲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忠烈之女，她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复旦毕业的，从台湾千辛万苦变卖财产回来了，不让她见面，最后55年自杀了，我们家先是变卖财产的，回到大陆了，后来变卖财产，过了没几年，再好的字画、古董不值钱，最后差一点要饭，人家就不相信，说你这小子胡说八道。
　　提问2：黄先生在那个年代写这个书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介绍情况有局限性，您写也有局限性，希望那些真实的东西将来您能够细致的留下来，真实的东西要留下来，把那书重新写一遍最好。
　　提问3：我先代表我个人向过去抗战的这些军人和家属鞠一躬，感谢你们，其实我们是很多对不起你们的。
　　文定中：没这事，没这一说。
　　主持人：最后一次提问的机会我建议让给女读者，这位女同志。
　　提问4：我对两位老师的发言非常赞同，我和他们有同样的经历。我是新疆的，我的父亲是新疆和平起义的将领罗汝正。
　　文定中：罗师长，那个是很有名望的。
　　提问4：对，新疆起义他是立了功的，起义之后他他开发了新疆石河子，是第一任市长，干了17年。"文革"被打成"假起义、真潜伏"，株连我们全家，包括我在内。我当时还是学生，就把我当做我爸爸的发报员，让我交代联络信号是什么？把我关起来了，后来我跑了。在我被抓的17天之后，我的母亲在连队里受尽了酷刑，吊着打，让我母亲承认有人1969年在合作社门口给她的一个包袱是电台，这是无中生有。三位师级干部被打死了。我父亲被抓起来吊打，最后折磨的七天七夜不让睡，轮流值班，只要他一睡就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跑出来之后，就到工团报告，后来经过调查完全没有，这件事情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当时石河子全国的第一枪需要人来顶，就让我父亲成了牺牲品。
　　文定中：工业也搞的好。
　　提问4：对，可就这样一个人，我们的军事博物馆的照片居然把他给改了。
　　文定中：换头术。
　　提问4：我感到很不公平，我们应该看到人性，不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人。
　　文定中：对，文老也这么说的。
　　提问4：虽然我今年72岁，我的能力有限，但是我从95年开始搜集资料，把所有的原始资料搜集起来，我整整干了七年。
　　文定中：那你父亲到底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迫害死的还是怎么死的？
　　提问4：我认为是迫害死的。
　　文定中：哪一年？
　　提问4：73年逝世。
　　文定中：据我所知，那个陶静初（音）是个地下党。
　　提问4：对，陶静初是地下党，可是他们就把他当作国民党来对待。
　　文定中：可悲，老是以阶级观点。
　　提问4：所以我最赞同的是，两位老师说的是非要清楚，历史要恢复原貌。
　　文定中：您这说的跟文老一个道理，一辈子学问就是是和非，两个字。
　　提问4：听了两位老师的交流，我感到这本书一定会做出来。
　　主持人：本次读书会到此结束，感谢读者朋友的光临，本期活动的视频还有图文实录将会在凤凰网读书频道呈现，欢迎今天意犹未尽的朋友们前去观看并分享观感，谢谢大家！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前台购买，然后请作者签字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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