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饶阳历史名人——李昉专页(转）
一、基本资料
朝代：后汉、后周、北宋
姓名：李昉（字明远，谥文正）
历任职务：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右仆射、平章事（追赠司徒）
效力主公：后汉&高祖刘知远&
&&&&&&&&&&&&&&&&&&&&&后汉隐帝刘承佑&
&&&&&&&&&&&&&&&&&&&&&后周太祖郭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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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世宗柴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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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恭帝柴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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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
&&&&&&&&&&&&&&&&&&&&&宋太宗赵光义&
民族：汉族
出生地：深州饶阳人（今属河北）
出生时间：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
死亡时间：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
享年：72岁
安葬地：河北省饶阳县南12公里五公村东
二、主要亲属
父亲：生父李超（太子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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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父李沼（右资善大夫）
母亲：谢氏（郑国太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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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符氏
子女：长子李宗讷（比部郎中）&&&&&&&&&&&&
&&&&&&&&&&&&&次子李宗诲（右赞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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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李宗谔（右谏议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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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李宗谅（主宾客员外郎）
李昉（九二五～九九六），字明远，深州饶阳（今属河北）人。后汉干佑中进士。仕后周，为翰林学士。入宋，加中书舍人。太祖建隆三年（九六二），罢为给事中。四年，知衡州。开宝二年（九六九），复拜中书舍人、直学士院。三年，知贡举；四年，拜翰林学士。太宗即位，加户部侍郎、工部尚书兼承旨。太平兴国八年（九八三），改文明殿学士，除参知政事，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东都事略》卷三二）。端拱元年（九八八），罢为右仆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淳化二年（九九一），复拜平章事。四年，罢守本官。五年，以特进司空致仕。至道二年卒，年七十二。谥文正。《宋史》卷二六五有传。
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
出生于深州饶阳。
后周太祖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宰相李谷征淮南，昉为记室。
后周太祖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加史馆修撰、判馆事。是年冬，世宗南征，从至高邮，会陶谷出使，内署书诏填委，乃命为屯田郎中、翰林学士。
后周太祖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春。丁内艰。恭帝嗣位，赐金紫。
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罢为给事中。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平湖湘，受诏祀南岳，就命知衡州，逾年代归。陶谷诬奏昉为所亲求京畿令，上怒，召吏部尚书张昭面质其事。昭老儒，气直，免冠上前，抗声云：“翙罔上。”上疑之不释，出昉为彰武军行军司马，居延州为生业以老。三岁当内徙，昉不愿。宰相荐其可大用。
宋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召还，复拜中书舍人。未几，直学士院。
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知贡举。
宋太祖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复知贡举。秋，预宴大明殿，上见昉坐卢多逊下，因问宰相，对曰：“多逊学士，昉直殿尔。”即令真拜学士，令居多逊上。昉之知贡举也，其乡人武济川预选，既而奏对失次，昉坐左迁太常少卿，俄判国子监。
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五月，复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冬，判吏部铨。时赵普为多逊所构，数以其短闻于上，上询于昉，对曰：“臣职司书诏，普之所为，非臣所知。”普寻出镇，多逊遂参知政事。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3月，命翰林学士李昉等人编著类书一千卷，小说五百卷。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太守征调李昉、宋白、徐铉、杨徽之等二十余人重新编纂一部上继《文选》的总集。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李肪等奉命编修《太平总类》一千卷成，该书征引该博，天文地理、舟车杂物，无所不包。诏令参知政事李昉撰录军国政要，枢密院令副使一人编纂，每季送史馆，李昉将其所修的《时政记》，每月先送太宗，然后付史馆。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郊祀，命昉与琪并为左右仆射，昉固辞，乃加中书侍郎。
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文选》完成，名为《文苑英华》，共一千卷。全书上起萧梁，下迄晚唐五代，选录作家二千二百人，作品近二万篇，分赋、诗、翰林制诏、策问、杂文等三十八类。其中唐代作品最多，约占十分之九。该书保存了许多罕见资料，给后世留下一部珍贵的文献。
宋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罢为右仆射。
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复以本官兼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
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夏，旱蝗，既雨。时昉与张齐贤、贾黄中、李沆同居宰辅，以燮理非材，上表待罪，上不之罪。
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昉以私门连遭忧戚，求解机务，诏不允，遣齐贤等谕旨，复起视事。后数月，罢为右仆射。先是，上召张洎草制，授昉左仆射，罢相，洎言：“昉居燮理之任，而阴阳乖戾，不能决意引退，俾居百僚师长之任，何以示劝？”上览奏，乃令罢守本官。
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卧疾数日薨，年七十二。谥文正。
五、历史评价&&&&&&&&&&
《宋史·列传第二十四》昉和厚多恕，不念旧恶，在位小心循谨，无赫赫称。为文章慕白居易，尤浅近易晓。好接宾客，江南平，士大夫归朝者多从之游。雅厚张洎而薄张佖，及昉罢相，洎草制深攻诋之，而佖朔望必诣昉。或谓佖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数诣之？”佖曰：“我为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尝一有请求，此吾所以重之也。”
昉所居有园亭别墅之胜，多召故人亲友宴乐其中。既致政，欲寻洛中九老故事，时吏部尚书宋琪年七十九，左谏议大夫杨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运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庐州节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张好问年八十五，吴僧赞宁年七十八，议将集，会蜀寇而罢。　　
昉素与卢多逊善，待之不疑，多逊屡谮昉于上，或以告昉，不之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逊事，昉颇为解释。帝曰：“多逊居常毁卿一钱不直。”昉始信之。上由此益重昉。　　
昉居中书日，有求进用者，虽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绝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颜温语待之。子弟问其故，曰：“用贤，人主之事；若受其请，是市私恩也，故峻绝之，使恩归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无善辞，取怨之道也。”
六、研究资料
1.《宋史·列传第二十四》
2.《赵宋王朝》
3.《宋史演义》
4.《东都事略》卷三二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
6.《枫窗小牍》卷上
李昉与973年的“科场舞弊”案
&&&&&960年的新年，东京汴梁少了往年春节的欢乐气氛，市民们表情严肃，来去匆匆。自周世宗半年前突然病故，京城上空就一直笼罩着不安的气氛。这种气氛似乎正越来越凝结成一片压向城头的乌云，或许会马上变成一场狂风暴雨，不少人正在惴惴不安地等待这一刻。正月初三，赵匡胤的大军开出汴梁，夜里京城卫戍部队不同寻常的调动似乎都在验证着一个传闻。传闻中，赵匡胤像10年前的周太祖郭威一样，将在这次令人疑窦丛生的出征中举行兵变。汴梁百姓在乱世中养成的政治敏感没有错，此时赵匡胤和他的军队正匆匆行走在由陈桥驿到汴梁城的路上。960年2月3日上午，许多文人或悲或喜地走进大宋历史的第一页，但是这其中却少了一个很重要的身影，他就是后周的翰林学士李昉。
　　李昉可能是这天上午惟一一个拒绝与叛军合作的后周大臣。作为973年北宋那场影响中国科举考试史的“科场舞弊”案的主角，这个李昉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李昉其人
　　李昉，这位曾深受周世宗器重的翰林学士，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的当天，似乎并没有什么人关注。他在后周的地位虽然不如范质、王溥等顾命大臣更重要，但是作为翰林学士的他理应见证这一天的政治剧变。可令人不解的是，大部分宋代史料都没有记录李昉这一天的作为，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话语策略——史家对李昉的沉默，恰恰可能说明李昉的这一天是不为新成立的宋政权所接受的。而且更引起笔者怀疑的是，李昉在宋太祖赵匡胤执政的前十余年，确实可能遭到当局的“封杀”，政坛上很少听到他的声音，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赵匡胤篡周后，出于敷衍四方诸侯、保持政局稳定的目的，对后周的重要官员并没有撤换，可为何偏偏冷落了这位前朝的翰林学士？
　　北宋陈师道的《后山谈丛》卷四中记载了一条关于李昉的奇怪资料。说它奇怪，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旁证来直接证明这条材料的真实性，但是它的合理性又不容忽视。
　　这则故事虽然简短，却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根据这段记载，李昉早就预见到赵匡胤可能谋反，但是他并不像后周宰相王溥那样去巴结赵匡胤（王宰相老早就送了赵匡胤一套房子，当作政治投资）。等到赵匡胤穿着件黄袍子大模大样地入主汴梁城时，这位心高气傲的李翰林也不像其他文人官员一样屁颠屁颠地去朝见新主子（同是后周翰林学士的陶榖不仅朝见，而且还恬不知耻地事先准备好周恭帝的禅位诏书，以讨好新政权）。在这发生兵变、改朝换代的特殊时期，李昉采取这种不合作态度是非常危险的。不仅如此，这个执拗的翰林学士被新政权贬了官后，故意慢悠悠地以散步的速度去上任，继续表现拒绝合作的姿态。赵匡胤让他骑马，他就故意骑驴，在交通工具的选择上也要摆明与赵匡胤对着干。后来召他回京，他又故意磨磨蹭蹭，仅在路上休病假就用去了三个月。当他终于以蜗牛般的速度踱进京城时，赵匡胤不仅没有怪罪他，反而表现出热烈欢迎的态度，这时候李昉才真正放下前朝大臣的架子，向新政权表达了自己的忠心。
　　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文人传奇，可以作为电视剧戏说的好素材。但是，读者大概很快就能从那段传奇经历中读出细节上的涂抹部分。这条材料的重点不在于马、驴和旅行速度的问题，这些细节极有可能是文人加入的自以为合理的想象，这条材料的重点在于李昉采取对赵匡胤政权不合作的态度，并因此付出代价。这个内核可以通过考察李昉在太祖朝的遭遇而获得证实。至于一些具体的问题，则不一定都是可信的。其实宋人已经开始对这条材料的细节表示怀疑了，如南宋汪应辰在为《后山谈丛》所作的跋中就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但这位曾经考中状元的汪应辰主要质疑了《后山谈丛》中李昉具体职务的变动，“俟他日详考”（《文定集》卷十二），并没有对李昉“不朝”赵匡胤提出什么有力的反驳，因为即使各种正史资料没有写李昉的“不朝”，但是也没有写他的“朝”，在没有具体史料反证的情况下，李昉“独不朝”事件被证伪的可能性不大。
　　李昉在北宋政权的头十来年一直过得不如意。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开宝四年（971年）五月他与御史中丞刘温叟等人商讨国家礼仪时，还只有“中书舍人”的头衔，这个时候北宋已经建立了十二个年头了；到了972年，有关李昉的记录才显示他已经是翰林学士了，而这正是他在陈桥兵变前的职位。可以说，在大宋头十二三年的时间内，李昉的官职一直属于超跌状态，大约直到972年前后才勉强回升到后周时的水平。不过即使又当上了翰林学士，李昉也没有获得宋太祖的信任。而开宝六年（973年）发生的一场科举考试舞弊事件，作为丑闻主角的李昉，更在事后受到了赵匡胤严厉的处分。
　　这是件怎样的案子呢？
　　可疑的“科场舞弊”案
　　北宋开宝六年（973年）三月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按照惯例会见当年新考取的进士。在这次接见过程中，赵匡胤“发现”有两个人好像是滥竽充数的“东郭先生”，于是就把这两个人清除出录取者的队伍。而似乎在同时，有位名落孙山的考生敲了“登闻鼓”，直接找皇帝状告主考官李昉在考试过程中营私舞弊。很快，考试被重新安排，在仕途上刚刚有点起色的李昉再次遭遇被贬斥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所谓的“科场舞弊”案却有着极大的正面效应——引发了中国科举考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对文人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科举考试产生于隋代，经唐代的发展演变，已经逐渐成为帝国选拔人才、更新官员队伍的重要方式。在科举考试中，主考官的地位非常重要。考试中登第的考生，一般都称为主考官的“门生”，而主考官就是所谓的“座主”。这些“座主”、“门生”在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往往会形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为了防止这种权力或利益共同体对帝国政治产生负面影响，统治者一般要以法律的形式，对这种关系在政治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作用进行一些限制性规定。但是在“重情”的儒家法学思想下，这样的法律规定实际效果并不大。因此，这种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干部，并由此形成的权力或利益群体，与皇权一直保持一种奇特的若即若离的关系。
　　李昉刚刚重返帝国权力中心并成功地掌握了干部选拔权力，根据已往的经验，随着“门生”们渐次走入仕途，李昉在赵宋政权中的地位将会而变得重要起来。《宋史·李昉传》在记载这一事件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它写道：“（开宝）三年，（李昉）知贡举。五年，复知贡举。”
这个说法明显错误，更多可靠的史料显示，李昉主持的是开宝六年的考试。关于“科场舞弊”的具体内容，《宋史》的记载很简单，只有短短几句话：“昉之知贡举也，其乡人武济川预选，既而奏对失次，昉坐左迁太常少卿，俄判国子监。”《宋史》出于为传主隐讳的目的，并没有直说李昉在这次考试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是却通过言语之间的阅读逻辑，强烈暗示了李昉有“用情”录取考生的嫌疑。这年三月，新录取的进士10人，诸科28人，到皇宫赵匡胤主持重要会议和政务活动的讲武殿向赵匡胤表示谢恩。在开宝六年之前，这样的接见与谢恩活动都是礼仪性的，没有任何考试性质，甚至连面试的性质也不具备。但是赵匡胤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固执地认为这近四十个人中有两个考生有问题，当场黜落了他们。当赵匡胤了解到被黜落两人中的一个竟然是李昉的同乡时，更加生气，主考官李昉的前景一片惨淡。而恰恰在这期间，有个叫徐士廉的落第举子击鼓鸣冤，告发李昉在进士考试中存在舞弊行为。赵匡胤接见了这位徐同学，在认真听取了他的控诉和改革科举考试的建议后，做了两件事：其一是挑选了195个落第举子，让他们和已经考中的那些人一起重新考试，然后赵匡胤在讲武殿“亲阅之”，共录取了129人，录取人数是原来的三倍多；其二，赵匡胤经过简单的调查，确认原来的主考官李昉主持考试不公，抹掉了他翰林学士的头衔，把他降为“太常少卿”。
　　这次考试的最大的得利者并不是徐士廉（他在重新举行的考试中金榜题名），也不是宋代著名文人柳开（他也在第二次考试中被录取），实际上最大的得利者是作为专制君主的赵匡胤。他通过这次重考，催生了科举考试中一级新的考试程序——殿试，把对文官的选拔权牢牢地掌握到自己手中。这之后，“座主”、“门生”的关系渐渐在专制政权体系中被淡化，考中的进士都可以自豪地称自己为“天子门生”了。从北宋开宝六年开始，殿试作为一级考试被逐渐制度化，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模式逐渐成为中国科举考试的基本形态。
　　李昉在这一事件中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宋史》本传讳言这段经历，显然把它当作传主的丑闻看待，而由于其他史料别有用心的话语构建，又使读者必然地产生这样两个密切相关的阅读印象：其一，李昉是个不公正、徇私情的官僚；其二，赵匡胤是个非常英明的君主。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宋太祖开宝六年的“科场舞弊”作为一个宋史中的常识性事件，其中有没有隐藏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一事件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之前的任何一位主考官身上，而是发生在经过赵宋政权十多年的“封杀”，刚刚在政坛上开始崭露头角，素以正直风节闻名的李昉身上？
　　对历史常识的解构
　　经过反复研读相关史料，笔者认为，发生在973年的“科场舞弊”案，本身极可能是个历史阅读的陷阱；李昉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是被史家有意无意地建构起来的。这一事件的真正得利者赵匡胤被官方史家们着意打扮成一个合格的“监考人”，似乎只有他才真正给了读书人公平的考试机会。但真实情况是否如此，我们不能轻信宋人倾向性的解说。
　　为了完整地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还是从唐代的科举考试谈起，那正是科举制度逐步完善的朝代。唐代科举考试只是文人走向仕途的第一步，一个考取进士的文人（通常称为“前进士”）最终能不能如愿以偿地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往往还要经过专门的吏部铨试。吏部铨试考四个内容，即所谓的“身、言、书、判”：“身”是看长得怎么样，有没有做官的仪表；“言”主要看语言表达能力，说话是否口齿清楚，思路是否清晰；“书”看字写得怎么样，将来能不能拿得出手；最后一项看“判词”写得怎么样，一方面考应用文写作能力，另一方面也考法律知识。这四项都过关了，一个有进士文凭的“前进士”才可以正式迈入仕途。
　　这种情况在宋代有了变化。此时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已促使社会由门阀政治向文人政治转型，赵匡胤有意抑制功臣贵戚家族势力的膨胀；天下初平，也需要大量的干部作补充，因此整个太祖朝的文人官员还是比较匮乏的。笔者曾对北宋欧苏时代的科举情况做了研究，发现彼时虽然文官数量已经相当庞大，但中了进士的文人往往还是可以直接授以官职。揆之以情，宋初的进士入仕应当远较唐代宽松。宋初中进士的人并不多，皇帝往往要亲自接见一下，看看这些未来的帝国服务者到底怎么样。正如前文所说，这样的接见往往只是礼仪性的，一直到开宝六年以前，士人选拔权还由于传统制度的规定，并没有被赵匡胤抓到自己手中。
　　赵匡胤本来就对李昉抱有成见，虽然自己压制了他十几年，但心中未必就了无芥蒂。开宝六年这批新进士和其他诸科登第考生前来拜见时，他居然一眼就看到其中有两个人“材质最陋”，一个是进士武济川，一个是三传刘浚。而且这两个人在回答赵匡胤的问话时“应对失次”，更加引起赵匡胤的不满，结果把他们淘汰了。史料记载往往要强调一下武济川与李昉有同乡关系，故意引发读者的联想。但当我们回到事件本身，就会发现这是历史叙事在这一事件上呈现给我们的修辞陷阱。要破解这个陷阱，我们先要看看赵匡胤在这次会面中扮演的角色。他一次要会见三四十个人，以往都是礼仪性的活动，但是这次他不知为何，居然担任其吏部的铨选职责，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考察了这批考生的“身”、“言”两个重要的入仕指标。这样的考察具有比较大的随意性，如果说“言”或许能看出此人的才能，但是“身”这一部分便完全属于感官印象了。以外表去衡量一个人的才能，当是古代品人的一种偏见，特别盛行于魏晋时期。而到了被学者称为开“近世”风气之先的宋代，这一套把戏早应该被淘汰了。
　　估计很多读者会认为“材质”一词是指才能的意思。这正是笔者考察这条史料的突破点。“材质”作为开宝六年“科场舞弊”案的关键词，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内涵被慢慢地转移了。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这两个字本身的词义，以及它在赵匡胤会见38名考生的特殊语境下所可能呈现出来的意义。“质”字如果用在人的身上，首先指的是人的形体、外貌等，属于物质层面的内容。宋人王谠在《唐语林》中写道：“见其人，质清秀，复览其文卷，深器重之。”很明显“质”是外在的，与一个人的文采是分开讲的。这种可以由外在表现观察的“质”，也可引申出“素质”、“禀性”的意思，但是此层面的“质”必须在较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得出判断。关于“材”字，我们也不能马上把它与“才能”、“才学”的“才”等同起来，它实际上有“资质”、“本能”之意。“材质”连用，确实常用来指内在的东西，但是也有一种外在直观把握的意思在。赵匡胤在讲武殿对武济川的不满，更多就是这种通过外表作出的判断。而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以貌取人，通过短暂的会面就做出“材质最陋”的判断，往往是不可靠的。比较有趣的是，据宋人潘自牧看到的材料，只有“进士武济川等人质最陋”的记录，里面干脆没有使用那个容易使人联想的“材”字。当然，武济川“材质”低下的另一个证据是他“应对失次”，大概意思是他在回答赵匡胤的问话时语无伦次，或者极不得体。言语表达能力也是唐吏部录取公务员的一项指标，但李昉做的是礼部考官，即使出现了“应对失次”的情况，似亦不应由他负责。官方的历史记录偷换了“材质”与“才能”的概念，又把“言语能力”和“才能”联系起来，必然指向李昉所主持的考试值得怀疑，暗示考生与考官之间存在默契。这种默契是被历史书写者建构起来的，当我们寻找建构的根据时，无非还是“材质最陋”、“应对失次”八个字，这种循环论证是御用史家常用的把戏。
　　另外，落榜考生徐士廉“击登闻鼓”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很重要，它与赵匡胤黜落“材质最陋”的两名考生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不少史料在写完赵匡胤黜落“材质最陋”的武济川、刘浚时，写道“会进士徐士廉等击登闻鼓”，用一个“会”字模糊了一个重要情节，即徐士廉击鼓鸣冤是在黜落武济川之前还是之后？“会”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二者不期而遇、同时发生，这也构成证明李昉科场舞弊的证据链，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李昉就在这种暗示中被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根据笔者对北宋几次所谓“击登闻鼓”事件的初步考索，发现这样的事件往往隐藏着朝堂斗争的背景。笔者没有证据证明徐士廉的真实背景，但是如此公然地反对主考官，至少与赵匡胤黜落武济川的行动有着逻辑关系，虽然史臣使用了一个“会”字，但是那登闻鼓在武济川被黜落后响起，才更符合历史逻辑。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科场舞弊”案更有可能的历史真相是，李昉首次在北宋主持考试，碰巧录取者中有长得不帅的武济川，而且此人恰巧和他有同乡关系。赵匡胤本来就一直怀疑李昉看不起自己这个大老粗，对十几年前的旧账记忆犹新，因而趁此机会借题发挥，黜落了两个自己凭第一印象就不喜欢的考生。这一信息有多种渠道传播，比如考生自己，比如那个一直与李昉作对的卢多逊，总之，落第的举子似乎从这起事件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于是有个叫徐士廉的落榜生或自愿、或受人指点，去敲了登闻鼓。再加上朝中卢多逊的煽风点火，李昉“科场舞弊”的事件就这样在历史上被坐实了。
　　也许大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李昉主持的贡举成为当年最大丑闻，但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材质最陋”的武济川和刘浚两个人身上。据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考证，赵匡胤重新组织考试，除了之前已经黜落武济川外，李昉所录取的其他十个进士全部再次录取，而且从第一名到第十名，名次都没有改变，而这次重考又多录取了进士26人，“不过附名在此十人之后”（《文献通考》卷三十）。如果把这一事实也考虑进去，尽可能回归李昉“科场舞弊”的历史语境，大概赵匡胤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他不过是借题发挥，趁机把士人的选拔权抓到手里，进一步削弱文人官僚的势力，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而李昉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棋子罢了。并且，用这种方式来击溃李昉文人的高傲，恐怕比他十多年来贬斥这位当年瞧不起自己的老同事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第16辑，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历史学家茶座》，是山东人民出版社为知识大众奉上的通俗历史读物。该读物以历史文化为大背景，做出了真善美的小文章。出版社为其定位为“有识、有趣、有用，真相、真实、真切”，其涉猎内容广泛而又丰富，谈人物，论事件，钩历史之沉，宣一家之言，立足九州说风土，放眼域外讲心声。众多知名历史学家聚拢茶座，以严肃认真的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高屋建瓴深入浅出、活泼有趣雅致隽永的写作风格，使这本通俗读物颇具百家争鸣，异彩纷呈的特色。
　　最新的第16辑内容十分丰富，“学坛述往”、“历史现场”、“人物春秋”、“史论沙龙”、“掌故钩沉”等栏目为读者打开了尘封的历史，展示了陈旧却又崭新的页面。
　　该辑还开辟了新的栏目“重读民国史”，解读蒋介石、宋子文等最新公开的日记，揭开层层历史迷雾，还原民国动荡的历史现场。
　　香港中文大学郑会欣教授的《蒋介石与雅尔塔协定》长文，揭秘雅尔塔协定签订前后蒋介石的种种想法和行动。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申晓云教授的《蒋介石与他的外交新进》，讲解蒋介石在任用外交人员方面的变化。近代史所黄道炫先生的《读蒋介石日记札记》，通过蒋介石日记中对福建事变的记载，解读事变决策的具体内容、决策的变化过程，探求历史重大事件背后的真相。
　　本栏缩编的是《李昉与973年的“科场舞弊”案》这个历史故事。
　　公元960年2月3日清晨，赵匡胤带领着他的军队像一支箭一样穿越汴梁城脆弱的防线。经过短暂而看起来“温情脉脉”、颇有怀旧色彩的权力交接后，新王朝大宋一头闯进中国的历史。叛军将领们摇身一变成为开国功臣，后周的大臣们也都识相地对着昨天还是他们同事的赵匡胤三叩九拜、山呼万岁了。但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却少了一个人的身影，他就是后周文坛翘楚、翰林学士李昉，而且据一份暂时难以确认可信程度的史料，他此时可能正担任着首都开封行政长官的职务。李昉在这一天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一切又与13年后引起大宋王朝科举考试改革风暴的“科场舞弊”案有什么关系？
　　尽管年代久远，但从《李昉与973年的“科场舞弊”案》一文中，仍能隐约折射出封建君主的谋略和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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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河北省饶阳县简介：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距省会石家庄市111.7千米，北距京、津均240公里，东临秦、唐、沧开发区，石黄高速饶阳出口距县境仅10公里。日通车的的大广高速在饶阳设有出口&&饶阳，使饶阳融入了京津2小时生活圈。
饶阳县旅游景点：【古城遗址】饶邑古城、汉饶阳县故城、乐乡故城、光武城、鲁口城等。【】纪信墓、汉十八亩冢、刘太守墓、饶阳侯崔君墓、后魏深泽令诸葛润墓、魏广陵惠王元羽墓、隋李敬族墓、宋李昉墓、宋诸葛风举墓、宋曹玘墓（国老坟）、乐乡汉墓、宋李镇抚墓、明路太常墓、明田尚书墓、商王墓、贝壳墓。【古建筑遗址】花台、营台、上方台、诗经台、芜崣亭、南宫亭、解读亭、三良神庙、铁鼓寺、洪福寺、飞梁寺、木殿寺、福泉寺、顶宁寺、黑山寺、旺泉寺、留众寺、天宁寺、楞严寺、镇海寺、玉帝阁、北极阁、冯母庙、王氏家谱堂、太平圣惠井。【饶阳十景（老）】一，、二，沱上拖兰、三，、四，、五，营丘异迹、六，，七，故城木栈、八，泮诏灵源、九，、十，。
饶阳县地方特产：；等。
饶阳县知名人物有：毛苌；刘献之；；；高源；田唯嘉；著名作曲家&&田光等。
饶阳县的历史文化：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中《赵世家》中记载：&（赵悼襄王）六年，封长安君以饶。&这是正史中，首次出现对饶阳的描述。唐张守节撰《史记正义》中解释道：&（饶，）即饶阳也。瀛洲饶阳县东二十里饶阳故城，汉县也，明长安君是号也。&西汉高祖年间，饶阳始建县，以县在饶河之北，故名饶阳。（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涿郡，高帝置。莽曰垣翰。属幽州。&饶阳，中水，武垣，莽曰垣翰亭）曾先后隶属河间郡、幽州涿郡、博陵郡。唐朝初年，属瀛州，后改属河北道深州。宋朝初年，属河北道西路深州，后改属河北道东路深州。元太祖十九年废深州，先后改属南平州、河间帅府深州、真定路晋州。清朝雍正二年属直隶深州。1912年属直隶省深州，1913年属直隶省范阳道，后改属保定道，1928年6月，改直隶省为河北省，饶阳县隶属河北省。1949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饶阳县属河北省定县专区，1954年改属石家庄专区，1958年先后隶属沧县专区、天津市，1960年改属石家庄专区，1962年置衡水专区，饶阳县改属衡水专区，1996年，衡水撤地建市，属衡水市至今。
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人民政府网站（饶阳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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