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页 :称帝闹剧　　称帝闹剧
　　“洪宪大戏”前，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公民、商会、乞丐、妓女、人力车夫等各种请愿团鱼贯登场。与其说，袁克定及“筹安会”强奸了民意，不如说，他们操纵利用了一部分民意。当时的人民，实在搞不清大总统和皇帝有什么区别。
　　杨度一手策划了乞丐请愿团。有一天，他驱车经过闹市口，看到有两个乞丐吵架，其中一个厉声道：“今天还有王法吗？都是共和闹的，假如皇帝复生，一定不会让你们这些人如此横行。我只有每天早晚祈祷老天爷，再给我们一个皇帝吧。”杨度大喜，这才有3天内召集不下万余乞丐请愿的壮举。
　　袁家诚(袁世凯孙，十子袁克坚之子)在与家人聚会时也问：“我就是想不通，他为什么一定要当皇帝呢？”
　　章太炎、汪凤瀛都曾点明袁世凯的私心所在：“元首不及世”，“特一继承问题而已”。说白了，就是想把王位稳稳地传给儿子。
　　他曾对五子克权说：“你大哥是个拐子，你二哥成天和一些清客鬼混。你们哪里见过天下有拐皇帝、书呆子皇帝呢！”
　　类似的话，他对部下冯国璋、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也讲过。据徐世昌记，他对冯说：“我绝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指男性)，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
　　记者在骆宝善、刘路生夫妇家中，看到一份珍贵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影印件。这是日出版的美国《独立周刊》对袁世凯的专访，题目是《中国的共和制将继续下去》。
　　编者按中说：
　　“鉴于从远东传来的惊人消息—袁世凯总统正在策划颠覆中国的共和制度，以便他自己做皇帝，我们很高兴提供他亲口给出的内容相反的保证。”
　　袁世凯对《独立周刊》记者说：
　　“你们的杂志一定有能力让美国官方和人民深刻地明白：说我赞同恢复帝制，希望成为皇帝的论调，并不是由我的朋友，而是由我的敌人虚构的。
　　“中华民国是否会失败？现在我申明，不会。……的确，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有复辟帝制呼声。就在昨天，国会建议我下令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命令正在制定，将在两个星期内颁布。我希望，在12月末或1月初召集大会。大会将有重要行动，但并不与变动政府形式发生联系，尽管我希望某些部门，特别是行政部门的管理，以及省级选举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会出现恢复君主制的问题，我相信会有相当长时间、相当认真的讨论，但是，并没有出现帝制派成气候的迹象。”(刘路生译)
　　然而，就在访谈还没发表的11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批准了君主制。12月11日，各省代表假民意请求袁就任中华帝国皇帝，袁以无德无能婉拒；12月12日，他“不情愿”地同意了代表们的第二次请求。13日，他下令1916年新朝开启，名为“洪宪元年”。
　　北京最大的绸缎庄“瑞蚨祥”承制了袁世凯的龙袍、于氏的娘娘服、众妾的嫔妃服和皇子皇女服。那件龙袍，代价是70万金；仅一双文袜，就值4000金。
　　短短两个月，袁世凯改主意了？
　　清末政局，不是一般的混乱。政坛角逐的目的在输赢，而不在是非，每个人都没有固定的敌友，却都有讳莫如深的行为。
　　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披露了一次袁世凯和老友英国公使朱尔典的秘密谈话，呈现出袁的另一种心态。
　　朱尔典：大总统实行君主立宪的日子一定不远啦？
　　袁世凯：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还有文武各官，都说不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到了今天，全国都赞成了，我只有顺从民意。
　　朱尔典：现在各国，不论实行君主制的还是实行民主制的，都没有像大总统一样，权力如此之大，责任如此之重的。英国女皇的权力不用说了，就是德皇、日皇、美国大总统，他们的权力都不如您啊！
　　袁世凯：您这个说法，颇合情理。我现在所处的地位，一百分责任，我自己承担了八十分，而各部加在一起担了二十分……
　　朱尔典：如果换一个人担此重任，那他就寝食俱废啦！
　　袁世凯：我考虑帝制的事情，不过就在这几年，只是与我的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到头来没有不弱之理，这也是可忧虑的……当初提出创立共和制的人，根本不知共和是什么东西；今天主张立宪君主，也不知立宪君主是什么东西。多数人民，脑海中存留的不过是汉、唐、明、清的专制君主。也许一百个人里有一个知道日本的君主制、美国的联邦制。至于我要实行的这个立宪君主制，他们恐怕做梦也猜不出是什么东西……
　　5种人鼓动袁世凯称帝
　　据幕府里陪伴十多年的张一麟与刘成禺在南京的长谈可知，民国元年，袁“尚知在《约法》中讨生活，无违背民国意”，然而，他办不成事。
　　骆宝善告诉记者：分摊权利的机构太多，议会、参议院、众议院，且国民党占议员的多数，几乎任何一件法令都通不过；任何事情都反对，又说不清原因，永远在扯皮。这种花样翻新的选举和分散权力，对于习惯了独断专行的中国首脑来说，近乎谋害。而分散权力有什么好处，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看出来。
　　“民初那几年，中国真的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的条件。真正制造舆论和接受舆论的人就那么一小层，老百姓不懂，他们也未必真懂，包括孙中山领导的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人也不懂。孙中山制定《临时约法》，并不是用来实行共和、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袁世凯的，这一点他自己承认，今天的学界也没有异议。总之，就中国当时的思想基础、制度基础，想要实行共和是非常困难的。”骆宝善说。
　　《王筱汀日记》的作者王锡彤(字筱汀)是袁世凯兴办实业的得力助手，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袁称帝前一个月已经四伏的危机：表面上各省纷纷成立筹安会分会，请愿帝制者频频组织上书，但云南、四川已在兴师，中央虽派兵讨伐，但将帅一直都在观望，不肯用力；“内则段芝贵别有怀抱，外则阎百川(锡山)、冯华甫(国璋)均另作主张”；大典筹备处兴高采烈，各种费用目不睱接地摊派给各省，跟前清祝寿时没什么两样；各省督抚虽然口头上都答应认捐巨款，但实际上“虚与委蛇，待时而动矣”！
　　即位当天，护国军内乱再起；第54天，袁世凯宣布推迟登基。四面楚歌的皇帝当到第80天，袁世凯不得不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撤销帝制的文告。国号、年号、国旗都定了，龙袍、龙椅也做好了，还没来得及登基，朝代便告终结。
　　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
　　阎锡山在回忆录里细致分析过当时鼓动袁世凯称帝的5种人：一是长子袁克定太想通过立太子而承大统；二是清廷的旧官僚，意在封公封候；三是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好复辟；四是副总统黎元洪的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使黎能够继任总统；五是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使之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它们在中国的利益。
　　阎锡山对拥帝派朋友说过：“你们这是要把大总统往炉火里推。”
　　从《二十一条》到“十二条”
　　晚清最恨日本的有两个人，一个李鸿章，一个袁世凯。李鸿章脸上挨了日本人的子弹，虽然日本天皇及皇后派人送来亲手折叠的纱布，可中堂大人就是留着子弹在脸上不取，以便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讨价还价。
　　袁世凯与日本的过节，可以追溯到驻朝鲜时期。1884年朝鲜宫廷政变中，袁世凯入宫救驾，平定了亲日的“开化党”人作乱，日本人很生气，但伊藤博文看重他，当李鸿章感慨人才难得时，伊藤说：“以袁世凯的才干，只当小差，难怪贵国缺人才。”
　　甲午战争时期，袁世凯对日本态度强硬。日俄战争时期，袁世凯实际上做了不少有利于日本军方的事；在他所练的新军中，日本教官也发挥了不少作用。
　　日俄战争后，美国与日本、沙俄争夺东北日益激烈，袁世凯“以夷制夷”，联美、德制日，让日本生气。1908年建汉冶萍煤矿公司，盛宣怀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权，袁世凯却主张将公司收归国有，没谈成，日本也生气。
　　辛亥年间，袁世凯在外交上依赖英美，英美等国也公开支持袁世凯掌权，日本显得落后，于是认为如果袁世凯当国，日本在中国就不可能获得最大利益。年，日本对德宣战，强占青岛，在山东半岛登陆；到了1915年，就端出了《二十一条》。
　　据曹汝霖(时任外交部次长)回忆，他收到的袁世凯批阅件上有这样的文字—
　　针对合办矿业：“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国人自办。”
　　针对建造铁路：“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针对开商埠：“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针对汉冶萍矿厂：“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针对福建让与：“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针对内地杂居：“治外法权没有收回之前，不能允许杂居。”
　　针对限制中国主权的第五号条款：“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对照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原件，可以发现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讨价还价”，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办不到”；有关日本臣民在满州可租赁或购买土地，袁圏出“或购买”3字，批：“购买有碍完全领土”。最后，他写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曹汝霖在回忆录里还披露了另一些情况：袁世凯特派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打探到日本天皇及政府尚未获悉《二十一条》内容，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借政府名义提出，带有先斩后奏、事成邀功的意思。袁世凯获信后高兴地说：“得要领了，得要领了。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他同时派出耳目，探明日本天皇是否真会因谈判破裂而出兵。
　　一方面，陆徵祥(时任外交总长)、曹汝霖奉命想方设法拖延谈判，譬如将每周谈判从5次压缩到3次，谈判代表顾维钧每次说完开场白即献茶，尽量占用两小时的谈判时间；另一方面，袁世凯将此事透露给英、美、法、俄，想通过他们的利益争夺给日本施加压力；同时，他也将内幕透露给中外报界，借助国内民意和舆论。
　　从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5月7日日本发出限时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历时105天，谈判20多次。5月1日后，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
　　收到最后通牒的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通告此事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他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他还引朱尔典的话，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5月25日，陆徵祥与日本正式签订讨价还价后的《二十一条》，实际上是“十二条”。第五号共7条，没有签订，此外删除2条。
　　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30年代初，史家陈恭禄在其《中国近代史》中评点此事：“何可厚非。”
　　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虽对袁世凯评价不高，但在《袁世凯传》中说：“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了5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了。’”
　　新近发现的一些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还有另一重压力—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二十一条”谈判过程中，日置益的说法显然让袁世凯感到了压力。袁世凯方面(不是袁本人)曾因此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被通缉，流亡日本。现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确实存有一份孙中山与日本人签订的《盟约》。按照《盟约》，如果日本人出钱或武器，帮助他重新在大陆夺取政权的话，(孙)就把满洲割让给日本。这个问题现在争议得非常厉害。每次开学术会议，几方的学者都恨不得打起来。日本学者都坚持认为这是真的，台湾学者坚持说这是假的，部分大陆学者倾向于认为是真的。”
　　骆宝善先生说：“中国，包括世界上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势力，想要在本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都要依靠外国的力量，不管打什么样的旗号。在寻求政治上、经济上支持的时候，只能拿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做交易。”
第3页 :被遮蔽的功绩　　被遮蔽的功绩
　　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至少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
　　人们不太知道的是，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
　　1900年以前，中国的城市里没有巡警，维持治安由驻防军或衙役负责。租界出现以后，中国人看到西方的警察。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在直隶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清廷在北京、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绩是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
　　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一个国际性的实业博览会)上，参观了直隶馆的实业家张謇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袁世凯确能干事，此人与别人毕竟不同，在工业上尤有擅长过人之处，远远胜过了江苏。”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创办的各式新式学堂不下几十所，除了小学、中学、大学，还包括专科、技术、师范、医学、政治、军事等多种学堂。
　　1905年，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他出面筹钱，资金很快到位，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器材还都免了税；他任命当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这段铁路虽然只有170多里长，但途经居雍关、八达岭，地形复杂、工程难度高。詹天佑发明了许多新技术，比如用两个车头一拉一推，巧妙解决了牵引力不足的问题。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都有袁世凯的功劳。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在“节制资本”思想的影响下，反对保护私有财产，而北京临时政府提出“保护私产”、“经营自由”。财产私有，主要表现在“土地私有”，当时大批旗人变相出卖土地，许多封建官地和公田转到私人手里。譬如，从1910年至1929年，黑龙江省95%的土地归私人所有。
　　现在公认，民国初年有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期”。一方面，它是“一战”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和对外开放，“黄金期”不可能形成。学者苏全有认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开通商业“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引进外资，尤其注重侨资。
　　北京民国政府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从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这其中，北洋系将领大多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民国政府自总统、副总统以降，几乎人人染指企业。如袁世凯是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巨额股票持有者；黎元洪参与银行、企业12家；曹锟7家；段祺瑞9家；徐世昌7家。
　　骆宝善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咎由自取
　　1916年正月十五，当了15天皇帝的袁世凯正吃元宵，忽然，六、八、九3位姨太太为了“妃”、“嫔”之称当着他的面争起来了。袁世凯长叹一口气，说：“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回办公室去了。从此，这个精力旺盛、除了腿部有轻微风寒几乎从不生病的男人食量渐减，恹恹成病。
　　七子袁克齐回忆了父亲的弥留之际：“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
　　那几个人是谁？是北洋系蔡锷、称病拒绝讨蔡的段祺瑞、袁克定的把兄弟陈宦、北洋弟子陈树藩、汤芗铭？还是趁势敛财、最终富比王侯的管家袁乃宽？
　　帝制失败后，袁世凯曾对幕僚张一麟吐露：“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袁世凯身后，留下一个军阀混战、武夫当国的乱局。各省督军，加上大约200名佩戴勋章的将军，率领他们步履蹒跚的队伍，从一地到另一地。每到一地，就将苛捐杂税强加到百姓头上。
　　看看几十年里人民背上的种种捐税吧：灯膏捐、肉捐、车马捐、厘捐、酒捐、煤炭捐、房捐、蚕丝捐、茶摊捐、铺捐、统捐、茶捐、茶碗捐、船捐、靛捐、旱挑捐、展帘捐、猎捐、渔捐、剃发捐、糖捐、鸡鸭捐、小商品捐、学捐、车帖捐、器具捐、柴草捐、粪捐、国民捐、米捐、路矿捐、花布捐、警捐、花捐、亩捐、牛马捐、果捐、秤捐、竹木捐、牌照捐、戏捐、出口捐、契纸捐、户口捐、文庙捐、油坊捐、染坊捐、纸捐、河捐、路捐、教养捐、烟丝捐、轿捐、槟榔捐、瓷器捐、巫道僧尼捐、红事捐、农会捐、洋药统捐，等等。
　　12年军阀混战与袁世凯主政时期相比照，章太炎的评价是，“一蟹不如一蟹”。
　　(参考：左舜生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许指严《新华秘记》，徐一士《一士谭荟》，陈夔龙《梦焦亭杂记》，汪曾武《鹣龛随笔》，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萧乾编《近现代新笔记丛书》，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张永东《百年之冤》，西里尔·珀尔《北京的莫里循》等；鸣谢骆宝善、刘路生慷慨提供大量资料照片和日本外务省报告影印件。)
第4页 :袁家后人　　袁家后人在袁寨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河南项城
　　日，袁世凯出生在河南陈州府项城县张营，袁家的祖居地。生父袁保中有6子3女，他排行第四。日，从海内外赶到项城袁寨的袁氏后人济济一堂，不相识者互问：“你是几门？”“我四门。”
　　35岁的袁文清(六门克艮后裔)告诉记者，“今天看到袁家琼(六门克灵之子)4岁儿子的照片，可我得管他叫叔。”在这样一个大家族里，一样年纪，很可能是“长房的孙子末房的爷”。
　　袁世凯一妻九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17个儿子又生下22个孙子、25个孙女；儿孙共计79人。从袁世凯的父辈到孙辈，世系辈分依次为：保、世、克、家。如今，在世的后人已至启、文、绍辈。
　　日，距袁世凯出生150年，从各地赶来的30多位后人排成三行肃立在袁世凯童年住过的那栋楼前，向先祖三鞠躬。
　　这是民国以来，这个家族的第一次聚会。他们每个人都受过这个人的影响：有的改过名，有的跨不进大学门，有人入党艰难，有人半辈子沉默谨慎。
　　咸丰七年，袁家从张营迁到石腰庄，建起住宅、学校、兵营、花园等，占地270亩，从此这里改称袁寨。
　　54岁的侯金亮守着袁保中(袁世凯亲父)、袁保庆(袁世凯嗣父)等人的墓地已近20年，他父亲也是袁家守墓人。他指给记者看袁寨当年炮楼、吊桥的位置，三道护寨河尚存一道，浅浅水洼里游着一队肥鸭子。
　　据老辈人讲，当年百十里外的流浪汉到了袁寨，只要在袁家祖坟上烧张纸，就能进寨有吃有住。之后可以帮袁家打些短工，也可以自己做点小买卖。一度，帮袁家种地，在袁寨借居、打工的将近300人。
　　“文革”时，袁寨改名红旗大队。省里工作队下来，组织群众“批林批孔”外加“批袁”。“有些年纪大的批着批着就哭起来了，说受过袁家的好处，工作队就不叫发言了。”侯金亮说，袁寨经过3次毁灭性破坏，只剩下50多间房，不少是危房。
　　整理家谱和家族史
　　袁晓林是六门(袁世凯六弟袁世彤)袁克艮的孙子，老党员，曾任项城市政协副主席。30多年来，他是老家的一个枢纽，许多寻亲者最先找到他，然后才找到各自在庞大家族中的那个点。袁家骝(袁克文三子，著名物理学家)从1986年第一次回项城，至2003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都有这位贤侄一路相陪。
　　除袁晓林外，至少还有4位袁家后人在整理家谱和家族史。
　　袁家诚是袁世凯十子袁克坚的儿子，退休前是天津某医院放射科主任。在他自幼生活的天津，袁家人粗粗算来也有上百人之多。袁家诚想把这些人的经历、故事搜集起来。
　　他自己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少年时，他心中的榜样是堂兄袁家骝。“他在美国读博士，我要在中国读博士。”连考5次大学，每次成绩优秀，就是政审通不过。多年以后，他读了两个夜大。日子平顺起来，子女也平顺起来：儿子是美国硅谷一家芯片公司驻上海的副总裁，女儿是央视9套的英文翻译。
　　现在纽约经商的袁弘哲(原名袁启威，祖父袁克桓是袁世凯第六子)也是一位家族史热心者。他1951年在天津出生，少年时代正赶上“文革”，念小学时他就被同学押上课桌批斗。后来他被发往内蒙插队。有一次回天津，向父亲讲起自己学会了赶马车，也学会了烟酒。曾经留学美国、后在天津一所中学教英语的父亲对他说：“将来国家不只需要会赶马车的人，还需要有知识的人。都去赶马车，一旦有异族来侵略，我们就成亡国奴了。”他明白父亲的意思，戒掉烟酒，带上数理化和英文书籍回到内蒙。“文革”结束后，他考上天津对外经济联络局的翻译。
　　他归纳说，袁世凯后人从事教育、科学、艺术的比较多，其中最著名的要算袁家骝；从政的、做生意挣大钱的很少。
　　去项城前，记者电话联系到袁世凯八子袁克轸之女、现在纽约市立大学李曼学院图书馆工作的袁家淦教授。袁氏家谱是她的研究立项之一，计划3年完成。50年代她在香港读高中时，恰与康有为的孙女同班，“整个中学的人都觉得很好笑”。2008年末她回大陆收集资料，一路上许多惊讶—人们好像不再用过去的口吻谈论袁世凯，也不再因他的错而否定他做过的好事。
　　袁世凯的儿子们都靠祖产过日子，许多人没有工作，即使后来有了也学不会上班，不少人有抽大烟的嗜好，除袁克定等少数例外，大多在50岁前去世。孙辈几乎都经过“文革”洗礼，如今有人成为教授、医生、工程师，有人是中共老干部，也有在老家当农民的。
　　袁家诚说：“‘克’字辈的叔伯们都已经过世了，他们身上那个时代不好的东西也随之而去。我们‘家’字辈，当年很多人没有得到学习机会，下一代‘启’字辈中，50多岁的也没能上大学，但有些孩子很争气，如今事业有成。”
　　从门当户对到平民联姻
　　袁家人曾这样评点袁世凯的儿子们：长子克定最有权，次子克文最有才，五子克权最超脱，六子克桓最有钱。
　　袁克桓是五姨太杨氏的第一个孩子。杨氏在袁府有相当的地位，因为她会理财管家，袁世凯在内务上很依赖她。她对子女的教育也与其他几房迥然有异，所以4子2女没有坐吃山空、吃喝嫖赌的记录，倒是一辈子记着忠君、爱国、实业兴家。
　　“文革”前，袁克桓是北方屈指可数的工商实业大家，曾被列为天津市副市长的候选人。他娶的是江苏巡抚陈启太之女陈徵，嫁妆据说是一列火车。
　　从天津来的袁绪承是袁世凯三子袁克良之孙，头发花白，言行谦谦，他将一册《袁克权诗集》赠给记者。袁克权师从桐城派大家吴闿生，20岁时已有旧体诗883首，诗品与袁克文完全不同：苦涩、忧伤、谨守节操。他与袁克定、袁克文同膺太子服，可见袁世凯对他的喜爱。他娶的是两江总督端方之女，一生没有纳妾。端方将宋版百衲本《史记》作为女儿的陪嫁之一，所以他自号百衲。
　　袁世凯子女的配偶，大多出自豪门、名门。三女袁静雪说，父亲往往一两句闲话间就决定了儿女的终身大事，有时很明显是从政治利益出发，像决定袁克权娶端方之女的同时，将二女儿许配端方的儿子，尽管女儿很不称心；还险些把袁静雪许给逊帝溥仪。
　　他为袁克定指定的是湖南巡抚、大书法家吴大澂的女儿吴本娴；袁克文迎娶的是天津候补道刘尚文的女儿刘姌(梅真)；四子袁克端娶的是天津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九子袁克玖娶了黎元洪的女儿，十子袁克坚娶的是山西督军陆建章之女陆毓秀，十三子袁克相娶的是前清大学士那桐的孙女，十五子袁克和娶的是天津八大家之一张调宸的二女儿张允倩；他病逝时还在母腹中的第14个女儿袁祜祯，后来嫁的是曹锟的儿子曹士岳。
　　这种门当户对的指婚一直延续到袁世凯身后，影响到第三代人。袁克定的长子袁家融，留美回国后娶了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女儿；袁克定的二女袁家第嫁的是苏州三大文人之一费树蔚的公子费巩；袁克文的长子袁家嘏娶的是扬州才子方地山的女儿方初观；袁世凯生前还将侄儿袁家鼐与段祺瑞的三小姐段式巽联在一起。随着袁家的失势，也有过对方悔婚的情况，譬如徐世昌就没肯把女儿嫁给袁克坚。
　　袁世凯的重孙辈大多与平民联姻。
　　荒唐才子袁克文
　　民国文人黄濬曾用一句“饮醇近妇叹天才”描绘袁克文。与他同为一母(朝鲜金氏)所出的袁静雪这样谈论胞兄：“他的荒唐生活，从十五六岁就开始了，常常整夜不回来，大姨太沈氏对他百依百顺，帮他隐瞒。”
　　袁克文18岁时以荫生授法部员外郎(相当于司法部秘书)，几乎从不上班。有一次，他不得不同去验尸，便用墨将所戴的眼镜涂黑，回家后就病了一场。
　　袁克文有名份的妾有5位，没有名分的，前后大约七八十位。“他很少住在家里，不是住旅馆，就是住‘班子’，有时候连最低级的‘老妈堂’，他也同样去住。有时候他回到家里，二嫂和姨奶奶总忍不住要和他吵。他既不回嘴，也不辩解，只是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完了，扬长而去，继续过着他那荒唐的生活。”
　　他留下的日记和大量的艳情词，勾勒了一个被暖玉温香包裹着的憔悴浪子，一个大隐隐于花丛床笫的寒云公子，粗通诗词的人都能读出其中的惊慌、漂浮和无助。
　　袁克文位居“近代四公子”之首，是梨园名票。他的一生，也像一场放诞的“玩票”。平生最擅长的，一出是昆曲《惨睹》，一出是京戏《刺汤》。
　　袁世凯死后，他常住上海，入了青帮，当上“老头子”，是当时惟一的“大”字辈。袁静雪详述了她当时偷看到的开香堂的场面。这位三小姐也了得，后来成了红帮老大，所收徒弟多是舞厅、妓院的女老板或老板娘。
　　父亲死后，他分到的那份资产外加1万银元很快用尽，仅1918年一次上海之行，据说挥霍大洋60万。不得已，他开始鬻文卖字。
　　袁静雪这样写道：“他所写的字，只要送出去便可换钱。但是，如果他手上有十块钱，他也是不肯写的。他写对联和扇子，有时候是躺在烟铺上提着笔悬肘写的。有一次，他给张宗昌写了一个极大的‘中堂’，代价是一千元。那张纸又宽又长，屋子里摆放不开，他就把纸铺在两宜里的衖堂里，脱去了鞋子，提着个最大号的抓笔在纸上站着写。”
　　他的画是文人画，题款别致，如1924年画一棵松树，只一干一枝，没有一根针叶，题词为：“怒气勃勃、怨气森森，天地之间，弃我寸心……”他的字与画，都是有感情、有生命温度的。
　　袁克文死在天津两宜里。猩红热刚退烧，他就跑到长期包住的民国饭店四号房间，召了个妓女小阿五来，回家后又发起高烧，两天后死了，当年41岁。
　　丧事是青帮包办，轰动一时—吊丧的徒子徒孙不下4000人，另有很多妓女系着白头绳去哭奠守灵。日出殡，北京广济寺和尚、雍和宫喇嘛赶赴天津，为其超度亡灵。
　　袁克定闻讯到天津吊唁，袁静雪记恨他唆使父亲称帝，支走众家眷，令帮里兄妹摆开阵式，要教训一下长兄，她可是随身带着袖珍手枪的。幸亏刘梅真赶到，灵堂才没成战场。袁克定在克文灵前磕了个头，匆匆离去。
　　袁克文有4子3女，并在34岁时就当了爷爷。4个儿子家嘏、家彰、家骝、家楫；3个女儿家宜、家祉、家华。
　　9月16日，刚过知天命年的袁侃拄着拐杖穿过一大片玉米地，去祭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墓。因为几年前遭遇车祸，他的一条腿不方便。他慢慢走着，脚底下的玉米杆发出轻脆的响声。陪他同来的朋友用天津卫方言向记者道：“他爷爷是袁克文的大儿子。方地山可知道？方初观就是他奶奶！”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以每月100大洋，聘方地山、严修等名士教授袁家子弟。袁克文与方地山亦师亦友，他一生的政治观点、道德文章乃至生活作风，都受白须飘飘的方地山影响。两人“三杯淡酒便成婚”，袁家长子家嘏迎娶方家四女初观。
　　袁侃显然得了两位名士的才气，从小跟着琴棋书画无所不精的奶奶写字、画画。1977年，他在大港油田荣立一等功，有一次入党机会。上级党组织派人来谈心，让他谈对曾祖父的看法。袁侃说：“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课本上说他是啥就是啥，我个人没看法。”上级不满意。10年后，他任国企副厂长，才入了党。
　　袁侃珍藏着袁克文用过的3枚象牙套印，是篆刻家陈巨来所治，共有“袁克文印”、“君子豹变”、“袁仲子”、“寒云”、“眉云长寿”、“袁苏澄印”6面，玲珑剔透，雍容雅致。袁侃精于书法、雕刻，尤喜收藏，他后来创办了一家工艺品厂，所产丝花远销美国。
　　袁家出了个袁家骝
　　袁家骝和夫人吴健雄大概是20世纪华人中最知名的一对伉俪。二人都是国际一流的高能物理学家，袁家骝是美国物理学会会员、纽约科学院院士，吴健雄是全美物理学会会长，曾获美国“国家科学勋章”，国际编号275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吴健雄星”。
　　袁家骝的导师密立根，吴健雄的两位导师、“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和塞格瑞都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独子袁纬承出生那天，袁家骝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爱因斯坦专程前往祝贺。
　　回国时，袁家骝谦虚得名片上只印着姓名，没有任何头衔与职称。有一天，他郑重地告诉袁晓林，这3个书法体的字是父亲袁克文的手迹。
　　今天项城袁寨里，有夫妇俩专门的展厅，袁家骝生前穿过的白衬衣、老式西装与领带、黑色皮鞋与布鞋，随身携带的工具包，都静静躺在玻璃橱里。那双皮鞋，1984年主人穿着它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当时左边那只开着一道大口子。此后，主人又穿了它十多年；那只工具包里，大大小小18件：5把尖嘴钳、3只小夹子、小刀子、小镊子、小钻子、小起子……还有一粒白钮扣。衣服鞋子破了，他动手修补；家电坏了，他戴上老花镜，捣鼓几下便好。据北京协和医院陪伴了老人500多个日夜的特护张涛说，袁家骝在日常生活中，俭朴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从1980年代开始，夫妇俩在太仓(吴健雄老家)、项城、安阳、天津之间跑来跑去，累计捐出近300万美元建了一所中学、3个科学奖学金。这些小物件，与父亲袁克文留下的字画、情诗，与祖父袁世凯留下的顶戴花翎、袁大头(银元)、巨大如床的黄花梨龙椅，遥遥相映。
　　袁家骝的母亲薛丽清，本是南部小班名伶，据说皮肤细腻白皙、气质高雅，袁克文一见倾心，纳为姨太太。袁家骝出生在安阳，他3岁时，薛丽清离开大总统家，寻自由去了。袁家骝从小由别房照料，无缘锦衣玉食，惟有补丁衣服、粗茶淡饭。
　　他13岁进天津南开中学念书，在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在司徒雷登帮助下获得赴美深造的奖学金。青少年时期就对物理学有兴趣，常摆弄无线电；另一大爱好是拉京胡，拜的是著名琴师杨宝中。当年袁克相(袁世凯十三子)、程砚秋、余叔岩等人常在昆明湖上泛舟唱和，伴奏的便是袁家骝。
　　25岁赴美留学前，袁家骝找到父亲的老友方地山，才知自己的母亲是谁。苦苦寻到上海，才知母亲已在两年前过世，十分伤心。
　　命运从另一方面给了他补偿。日，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密立根的花园里，袁家骝迎娶才女吴健雄。密立根教授的礼物是一句话：实验第一，生活第二。他们践行了一生。
　　袁寨有一张照片：身穿长袖旗袍的吴健雄走在中间，左边是消瘦憔悴的总理周恩来，右边是诚恳笑望总理的袁家骝，身后两米之外是郭沫若。这是1973年，夫妇俩第一次访问故土。当时周恩来对袁家骝说：“袁家出了3个‘家’，你祖父是政治家，父亲是文学家，你是科学家，现在，袁家后人中又有了共产党员，你们袁家真是一代比一代进步了！”
　　那些没能进步的，遭遇却凄凉。那一年，袁家骝的胞妹袁家祉正靠做临时工、洗衣妇养家糊口，独自拉扯几个孩子。她那间破烂不堪的房子，已经历过无数次抄家；她还落下一个毛病，一听见口号声就会神经质地发抖。有一天，她接到哥哥袁家骝要回国探亲的电报，躲回低矮的房子里仔细端详，眼泪簌簌往下掉。袁家骝刚到北京，就有人上门来规定了几条纪律：不准议论时事政治，不准把袁家骝带进这间破房子，到车站接站时全家人都要穿新衣服，见了面不准哭，要面带笑容等等。袁家祉连连点头，赶紧找人借钱，给孩子们扯布做了新衣服，跟哥哥相见时，忍着泪水，微笑……当年，她嫁的是北洋系段芝贵的公子段昭延，出入有佣人、保镖、司机的。
　　如今，她儿子段虁是天津某企业负责人，女儿段洁是北京歌剧舞剧院钢琴家，而段洁的儿子是乐队指挥，9月中旬正在人民大会堂紧张排练，迎接国庆60周年。
　　同样大起大落的人生也落在堂妹袁家倜身上。她父亲是袁克端，母亲是天津最有名望的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当时何家在天津仅出租的瓦房就有几千间。袁家倜上学的时候，8点上课，送她的汽车7点50到校，车窗垂着帘子，一直开到教室门口。她到上初中时都不会买东西—由女性长辈领着，身后跟着保姆、保镖，到百货公司看好货品，就有车送到府上，来人自去账房领钱……“文革”中她在农村一呆8年，锻炼得能把捏不拢的散窝窝头和着野菜吃，40斤的一麻袋土豆背起来就走。
　　1973年袁家骝的归来，不仅带来核物理的讯息，也给“家”字辈人带来翻身的机会。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袁世凯第三代后人陆续回原籍，落实政策。
　　1978年，袁家倜重返天津成都道40号小洋楼。1987年，当时63岁的老太南下深圳买了些原始股票，赚了70多万。当时深圳不让汇款，她就用大皮包装着现金，带回了天津。在袁家骝和吴健雄建议下，她在自家楼下开了一家名叫“苏易士”的西餐厅，堂哥题写匾额，很快门前车水马龙。
　　袁克定，拒当日据时期北平市长
　　袁寨里有个专门介绍袁世凯儿子们的展厅，独独缺少长子袁克定。他的生平被单独安排在西面厢房里。研究家族史的“家”字辈后人对这位大伯有指摘：“实在说，他是我们家族的罪人，一心想当太子，搞了不少花样欺骗迷信的祖父。”
　　干瘦、矮小，穿一身长袍、戴一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高一低，瘸得很厉害，脾气有点怪—这是袁克定留给张伯驹女儿张传彩的印象。
　　不知为什么，当袁克定的长子长孙袁萌临(原名缉英)每次出现在项城，干瘦、穿宽大旧西装，头戴旅游帽，斜背一个小包，偶尔拄杖，脾气有点怪—人们会想起他爷爷。
　　当他讲起童年时在北京西山饭店为织姑(袁迪新，袁家鼐与段式巽的女儿)提婚纱的场面，当他未写回忆录先开条件，当他为祖父袁克定最后的际遇愤愤不平(针对张伯驹)，当他想在老家寻一位年轻漂亮的“老伴”(他70多了)，当他习惯于乡人为他的哪怕一副鞋带埋单……良善之人会同情地想，这位美籍华人，北京某高校客座教授，一定是遭遇过什么不幸。是的，“反右”时他被整得很苦，妻子离他而去，据说精神上受过大刺激。
　　他的胞弟，特从加拿大赶回的画家袁缉燕(又名袁始)在餐桌上给了兄长一个紧紧的拥抱，对他说“保重”。
　　1941年，袁缉燕出生在北京宝钞胡同，此时“老爷爷”(他们这辈对袁世凯的称呼)已过世25年了。他的童年，赶上富贵日子的尾声：“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奶妈，每到开饭，大伙围上大圆桌，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座位。”
　　“中国封建大家庭，就跟巴金《家》《春》《秋》里写的那样，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都比较淡。我从小体会不到多少手足之情，到上学了，才找到同龄的伴儿。”
　　那时，袁克定带着私人医生、厨子、听差住在颐和园排云殿牌楼西边的第一个院落清华轩，吴本娴带着袁家融和他的7个子女住在北京城里。有一年多时间，袁克定破例让儿媳带着袁缉燕去颐和园养病。
　　袁缉燕印象中的祖父是一个很严肃的、注重做学问的人，对官场应酬没兴趣。
　　抗战时期，北平沦陷，日本人用王克敏组织伪政府，诱袁克定当市长。阅尽浮华、已至耳顺之年的袁克定即登报声明：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拒见宾客。
　　40年代，袁克定继承的遗产花得差不多了。张伯驹与他时有往来，见他吃饭时，没鱼没肉，只有窝窝头切片，夹些咸菜。但他依然正襟危坐，胸带餐巾，跟从前一样。
　　袁克定从没工作过，没有生计来源。实在没法生活了，迁至张伯驹承泽园的家中寄住。据张传彩回忆，那些年里，通晓德语、英语的袁克定多半在书房看书，以德文书为主，有时也翻译一些文章。“在承泽园时，没怎么见过袁克定的家人来看他。”
　　1949年以后，张伯驹的生计也陷入困境，不能再照顾袁克定了。时任北京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听说后，报呈获批，将袁克定安排在文史馆，挂名委员，月支人民币60元，在家坐领。袁缉燕记得，文史馆有次来了两个人想请爷爷回忆些旧事，他坐着看书，不赶人走，也不理会，仿佛没见屋里有客；祖母的涵养没那么深厚，终于忍不住说：“你们走吧，我们不会为了这点钱把祖宗卖了。”
　　再后来，袁克定靠着街道每月发的20元救济金维持生活。袁寨口齿最清的讲解员告诉回乡的后人们：毛主席当年曾用稿费资助过袁克定。其时，袁克定衣衫破旧，粗茶淡饭，举止言谈依然如故，提起父亲必称“先大总统”。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引述张伯驹的话“1958年克定80大寿，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去世的”，袁缉燕说，“我记得爷爷是1957年去世的，祖母晚一年。爷爷没有活到80，是79岁时过世的，当时是在他自己家里。”袁萌临愤愤地说，那是一间长条形的大约10平米的房子，住着爷爷、祖母(一位续弦)、一个老佣人和一个按摩师，4位老人想转个身，都难。
　　(鸣谢项城市人民政协提供的文史资料和袁晓林、袁道唯等袁氏后人的大力帮助)
编辑：娄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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