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电视剧全集是怎样回城的

女知青用肉体换回城?
“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七十余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不是陈腐性裂痕,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
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在微博和论坛里被疯狂转播;同时,其真实性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有一些质疑看起来也很有道理,譬如:“1、大学体检竟有妇检且做数字统计?2、全国知青总数约1600万,安徽哪个县能分得数万知青?……
这些质疑站得住脚吗?这则故事,是真的吗?
网络上的各种流传,在交待史料来源时大错特错
微博、论坛以及纸媒网站,在转载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并交待史料原始来源的时候,无一例外都说是来自邓鹏教授编著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甚至有纸媒网站刊文,直接注明文章的作者就是邓鹏先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事实上,这则故事的原始来源,是一篇1991年发布的报告文学,与2009年才出版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毫无关系。
微博传播,全都注明史料来源是邓鹏《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
邓鹏先生是一位60年代的老知青,现为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教授,编著有知青回忆录系列《无声的群落》。微博在流传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时,将原始史料来源,全都归在邓鹏先生名下。如图所示:
网站在转载相关文章时,错得更离谱,直接注明这则故事的原始来源是“邓鹏”
这则故事被广泛传播,与一篇名叫《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 女知青失身惊动党中央》的文章有直接的关系,许多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将文章的作者错认为是知青学者邓鹏教授。如图所示:
文章中有一段很离奇的“注”(黑体部分):“我(本文作者邓鹏)所下乡的地方虽不是建设兵团,却也查出了问题。我们乡的党委书记以谁满足他的要求,谁就可回城为诱,和乡里的多个女知青发生了关系,事情败露后,尽管他有一定的后台,但死罪免了,活罪难逃,去监狱关了好几年。” 编辑遍查《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篇署名为“邓鹏”的文章。
真相:这则故事与邓鹏教授毫无关系,而是出自一篇1991年的报告文学
《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 女知青失身惊动党中央》这篇文章,根本就不是邓鹏先生编著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中的内容,至于那个将文章作者定为“邓鹏”的离奇的“注”是谁给加上去的,以及这篇文章的真实作者是谁,是件很难考证的事情。不过,邓鹏先生此书出版时间是2009年10月,而编辑在查索源头的时候发现,早在2008年天涯论坛上就出现了相同的内容。有意思的是,该帖子中这一句――“我所下乡的地方虽不是建设兵团,却也查出了问题”――并没有那个离奇的“注”。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与邓鹏先生及其著作毫无关系,是完全可以确认的。
那么,这则故事的原始来源,究竟是什么呢?编辑力所能及,所能查找到的最早的来源,其实是一篇报告文学。该报告文学名为《被亵渎的青春》,作者“丁雨雨”,收录在一本名为《拥抱战神的孩子们》的知青报告文学集里,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该文描写道:
“有些女知青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大夫惊讶地发现,二十余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旧性裂痕,再准确点说,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
除了女知青的数目存在差异以外,其余描述与微博及网文完全一致。在没有找到更早的来源之前,可以暂时认为,这份报告文学,就是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的原始来源。
来源虽然是报告文学,但故事并不见得就是假的
知名媒体人黄章晋先生在微博上对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提出了四点质疑:1、大学体检竟有妇检且做数字统计?2、全国知青总数约1600万,安徽哪个县能分得数万知青?3、据统计,75%的工农兵学员是特权家庭或有背景家庭;4、下乡知青依然是高等人,每个公社都有知青办,当时对诱奸、调戏女知青的处罚通常极重。
就编辑所获得的资料来看,上述几点质疑,其实都站不住脚。
女知青返城上大学被要求检查“处女膜”是实有其事的
当年女知青返城上大学到底要不要被检查“处女膜”?有没有数据统计?答案是:在许多地区,要检查,有统计。编辑查到一份知青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各公社推荐出来参加高考的知青都到县里集中,先是在县医院进行体检。我们先测了身高、体重、视力,再是量血压、听心肺,又过了五官科,现在另一个科室门口的长凳上等候。我见凳上坐的全是女知青,没有男的,检查完毕出来的人又是一个个脸通红的,不晓得这科室里检查个什么名堂。……我慢吞吞地爬到检查台上,直直地躺下。‘脱下裤子,快!’那穿白大褂的女的走过来,带橡皮手套的手上拿了个亮闪闪的器具及一把手电筒。我难为情地脱下裤子。‘屈起膝盖,叉开腿。’她话讲得飞快,动作也飞快,把手中那个器具往我两腿中间冰冷地插了进来。我的天,她这是干吗呀?……后来与其他女知青‘咬耳朵’,才知道所有的女知青,必需通过这道‘处女膜’检查,才能参加文化考试。检查有问题的个别人,暴露了隐私,丢了脸面,罪人似地回生产队去了。”(康雪培,《常家庄插队生活纪实》,收录于《三色土?旅美知青的故事》,休斯敦知青联谊会主编)
编辑还查到一份日《湖南省劳动局、湖南省卫生局、湖南省高等教育局、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关于不准检查女青年处女膜的通知》的文件,该文件称:
“近来,各地反映,有的单位在招工、招生、征兵,吸收国家干部体检时,要检查未婚女青年的处女膜;有的在审查两性关系案件时,要检查女方处女膜,还有的甚至在逼死人命后还要检查尸体的处女膜。把处女膜松弛和破裂作为不能录取女生,女兵,女职工、女干部的条件和乱搞两性关系的定案依据。这样作,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有的女青年未被录取,本人和亲属都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有的蒙受冤屈,甚至含冤自尽。为了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杜绝这类事件再度发生,特作如下通知……”(《检察手册()》,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粗体为编辑所加。)
湖南如此,全国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年5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局”转发了湖南省上述《关于不准检查女青年处女膜的通知》,通知说道:“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局:现将湖南省劳动局、湖南省卫生局、湖南省高等教育局,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关于不准检查女青年处女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你们通知所有医疗单位,‘凡是在招工、招生、征兵、吸收国家干部或处理两性关系案件时,一律不准检查未婚女青年处女膜’,违反这一规定的,视其情节,严肃处理。”(《检察手册()》,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粗体为编辑所加)可见,招生、征兵检查处女膜,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
安徽某县有数万知青并非不可能
至于安徽某县是否可能存在数万知青,编辑手头没有安徽各县的县志,故未能查到各县具体安置的知青数量,只能说: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为什么呢?据金大陆、金光耀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所提供的数据,安徽全省共安置了72.55万知青,安徽现在是56个县,当年区划可能略有出入,但差距不会太大,平均每县万余名知青,并不奇怪,某些县多一些,有个两万多乃至三万,也是有可能的(某县两、三万知青是很常见的,譬如据《丛化县志》记载,广东的丛化县就安置了2.43万知青);况且知青也并不是平均分配到各县的,条件好的县乡知青云集,穷山恶水则比较寥落,是很常见的现象。安徽某县有数万知青,并不奇怪。
女知青遭遇性侵犯在当时是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黄章晋先生的第三、四条理由,意思似乎是说女知青相对于下乡所在地的民众乃至干部,仍然是存在身份优势的,是相对强势群体,故而,这类“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事情虽然存在,但并不具备普遍性(编辑的理解,如有误,欢迎纠正)。
但从各种官方披露的资料来看,女知青遭遇性侵犯,在当时的“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占据着最大的份额。譬如,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上海审判志》记载:“197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下发了文件,要求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对强奸女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行依法惩办,对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判处死刑。1973年9月~1974年底,全市法院受理破坏上山下乡案件364件,其中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的案件占90%以上,受害者有487名。上海县上山下乡办公室1名工作人员,1968年以来利用职权,威逼利诱,强奸女知识青年3名,奸污、猥亵16名。”
另据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记载:“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可见女知青当年遭受性侵犯,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具体到安徽,全省“破坏上山下乡案件”当中,对女知青的性侵犯占了一半以上
具体到安徽女知青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据刘小平《安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述评》(原载《安徽史学》)一文记载:“上山下乡过程中,给知青的生活带来的不幸是不能否认的,其中残害下乡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其中以逼害女知青为最。据怀远县1969年到1973年统计,共发案94起,案由基本是:利用职权,以帮助招工、升学为诱饵对女知青进行奸污,或趁人之危进行强奸,或以物质引诱,以关心生活为幌子。”“据1975年统计,安徽全省破坏上山下乡案件中,强奸、奸污的有319起,逼婚、诱婚的有61起,殴打、捆绑的有118起,杀害的有5起,非正常死亡的有82人。”如此,可以说,专题开篇所引述的安徽某县“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这一故事,绝非空穴来风。
上山下乡是一场悲剧;女知青的遭遇则是悲剧中的悲剧。如何面对和反思这样的悲剧?这其实涉及到整个文革的历史真相,并不是一、两期策划所能讲清楚的。这里只强调一点:在女知青的肉体上狂欢的,在农村不是农民,在厂矿不是工人,在部队不是战士……是谁呢,是那些基层权力的实际拥有者;那十年里,谁是权力的实际拥者呢?是从上而下的各级“革委会”。所以不难想见,当这些案件被送入基层革委会后,其结局会如何;也不难想见,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女知青们其实没有选择;更不难想见,何以大量的强奸案,会被办成“通奸案”……
知青要求回城,罢工百日
毛泽东希望用宪法巩固文革“成果”
详尽还原《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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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周,景洪农场12个分场的知青都被串联起来,成立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通过宣言,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这一事件令云南省委十分头疼,立即派出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进行了一次正面接触。省、州工作组的领导们摆出一副官架子与知青代表见面,居高临下地说了一番劝导的话,使得知青们十分不快。丁惠民看出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诚心,便突然提出一个让他们为难的问题:“各位领导,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回答,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这个问题让领导们目瞪口呆。确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领导们发怒了,对着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谈判代表拍桌子,大声斥责起来。知青罢工代表立即全体退场,表示抗议。也就是在这罢工的关键时刻,中央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会议决议播发后,犹如在火堆上又泼了一瓢油,知青们的愤怒更加强烈了,要求回城的信念更加坚定了。日,罢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并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组队北上。冲突再次迅速升级,又一轮斗争开始了。一封寄自北京的匿名航空信及时地送到了丁惠民手里。写信人显然熟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他向罢工决策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最高层对上山下乡运动存在着不同看法,分歧很大。《四十条》并不代表许多老同志的意见,据说邓副主席对知青问题已另有指示,云云。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上海知青收到朋友的来信,朋友的父亲刚刚参加了北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他将这次会议中的种种内幕和细节透露给了远方的这位知青朋友。信中说:“……我父亲说,知青问题迟早是有希望解决的,但是切忌操之过急。”这两封信给了罢工的组织指挥者以很大的信心与勇气,他们决定继续北上,并写了《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一封公开信》。在北上请愿团成立大会上,丁惠民讲了话: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识青年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请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道路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唯一的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经过一番较量,知青请愿团战胜了省、州工作组,顺利到达昆明,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云南省委派人会见了知青代表。省委某领导并没好好看《请愿书》和《北上宣言》,瞄了一眼便交给了秘书。然后他却郑重其事地指出,知青们赴北京请愿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向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指示:“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省委这位领导的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口气严厉地接着说:“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动,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几个知青代表小声地耳语了几句后,丁惠民站起来宣布道:“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应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数以千计的昆明市民和学生冒着严寒,纷纷赶到羊方凹围观。当天晚上,省、市委组成工作组赶赴卧轨现场,进行说服劝阻工作。大批军警也奉命开进羊方凹,待命行动。60个小时过去了,铁路线依然中断,连秘密开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也不得不停在那儿。3天3夜后,云南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北京的最高层。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人数须限定在30人以内。喜讯传到羊方凹,响起了一阵欢呼声。欢呼后,知青们又抱头痛哭。他们终于用自己的行动震动了北京,换得了应有的一份权利。日,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北京火车站迎来了这批衣衫单薄的云南知青。丁惠民在月台上左右张望了一番,没有任何人前来同他们接洽与中央首长见面事宜。他心里被这种怠慢与冷遇暗暗地激起了一团火,于是下了命令:“全体集合,打出我们的旗帜,列队前进。目标,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30位皮肤黝黑、衣着不整的男女知青,风尘仆仆、表情肃穆地列成两队,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朝着天安门广场走去。一面皱巴巴的大旗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上面醒目地写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一连两天,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知青家长和从各地回家过节的知青,纷纷赶到广场来声援云南知青请愿团,食品、饮料和御寒衣物堆成了小山。许多外国记者咔咔地按动快门,把关于中国知青的新闻发往世界各地。1月3日下午,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分开人群,走到知青跟前。他们掏出工作证自我介绍后说:“对不起,哪位是丁惠民同志?请你们随我们先到招待所住下,中央首长明天接见你们。”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代表终于等来了中央首长。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听取了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严重问题的汇报后,说了许多感慨之言。首长的话说得很诚恳,很感人,对知青们有安抚,也有鼓励与小小的指责。对于上山下乡的道路正确与否,首长们没有评说。他们只是让知青们回去后,“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起来,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你们要在那里安家立业,以那里为家,创造新乐园……”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新时代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远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会见后,首长与知青代表一一握手,最后,还直呼其名地把丁惠民留下来,嘘寒问暖。1月24日,丁惠民等3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王震,以检讨的口吻说了一些话。没过几天,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以及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就在元旦过后不久,云南省的一个工作组来到勐岗农场,要在场部召开知青代表大会。工作组的组长是省知青办的副主任,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干部。他走上台后,看了下面一眼,然后念起了讲稿:“国营农场广大青年职工同志们,战斗在农场生产第一线的广大青年工人、干部、党团员同志们……”下面的知青一下子愣住了:“你再念一遍,开头那句是什么?”副主任没有听出台下人的话中之意,把开头那句又念了一遍。台下顿时哗然,会场一下子如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知青就是知青,你们搞什么鬼?怎么干了十年,连知青也不是了吗?……”会场大乱,知青们情绪激愤,有人当场痛哭起来,更多的人则冲上台去质问副主任。副主任这才知道自己的头一句话便出了问题。可是,面对质问他还强辩说,这是中央最新的《四十条》里规定的,自己没有说错……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见过大世面的知青指导员龙胜云忍不住站了出来,他的一番话很快赢得了众人的支持:“知识青年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兵团知青,我们是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到边疆来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而不是来就业找工作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在兵团撤销,‘文革’也结束了,为什么还有人任意篡改我们的知青身份,剥夺我们落实知青政策和回城的权利?《四十条》是不能接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什么人讲的话,哪一级领导的指示,如果不尊重事实,不遵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都不能接受!”很快,新的知青罢工潮又掀起了。
(编辑:dq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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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回城欢送会
来源:文章阅读网 时间: 22:20 阅读:
   知青集体大回城,上边有统一要求,要求相关生产队做好欢送知青离队的最后工作,特别要召开好一个热烈的欢送大会。
  刘巧英回队参加了保卫大队第三生产队欢送无锡知青点知青回城大会。
  这是知青们的狂欢时刻。女知青兴奋地跳着还是在学校文艺晚会上表演过的舞蹈,尽情释放能够回城的欢乐。男知青们三个一堆五个一团,打牌的打牌,说荤段子的说荤段子,为回城这一天的到来而欢庆。
  从这些自小就在城市里的知青对一朝再回城的狂欢之中,刘巧英感受到了城市磁铁般的神力。城市是城里人的家园,农村人只有羡慕的份儿。
  欢送会是在生产队大场上举行的。是初夏的一个下午。
  知青们的行李已经都装上了大卡车,大卡车就停在离生产队大场不远的大队部前边的大路上。
  因为戴着初中帽子的保卫小学半数以上是知青,为着知青回城,学校也只能放了假,三队的小学生初中生们也都来到了大场上为他们的老师送行连带看热闹。
  中午生产队里在大磨坊里为这些知青办饯别会餐,男女知青们都喝了不少酒。
  开会前,大场上熙熙攘攘,知青们喊着相互的名字,打着各种各样的招呼,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
  大队派来了一个支部委员主持欢送会:
  “开会了,开会啦,大家都聚过来坐好啊。”
  主席台就一张长条桌,几张木椅子,一个扩音喇叭。
  主席台的后上方挂着一条写着“热烈欢送知识青年返城”的横幅,是用两根竹杠子竖起来拉上的,仿佛以往晚上放电影那样,不同的是放电影拉的是白幕子,这横幅却是红布上贴白纸,白纸上再写黑排笔字。
  “慢,慢!我们还要挂一条横幅!”
  几个男知青兴高采烈地拿来了一条副标,用大头针别到了那条横幅下,上面写的是“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我们’毕业’了”!
  所有的无锡知青兴奋地鼓起掌来。
  挂这条副标是保卫小学现任校长和第三生产队现任小队长。
  校长知青从主持会议的大队支部委员手里抢过扩音喇叭:
  “你们知道我们这些没有门路的知青今天怎么能集体回城吗?多亏了他三落又三起啊!”
  校长知青有声有色地讲起了那个知青们后来有口皆碑的传奇。
  在一次高层工作会议上,他问在坐的高级领导干部,你们哪个有子女还下放插队在乡下,请举手。全场鸦雀无声,一个没有举手的。他紧接着说,你们的子女都开后门回城了。好吧,今天我要开大后门了,让那些还在乡下的无法回城的知青,统统回城!下面一片惊愕,那是千万人回城,惊天动地的大事啊!据说有在场的记者,听到后不敢就此发稿,是真还是假,莫不是他说说的……。后来知道是真的,那些记者为没有抢到头条新闻而不已。
  “万岁!三落又三起万岁啊!”
  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无锡知青们一片欢呼,高呼,“知青回城好”、“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流露的感激之情,真是溢于言表。
  欢送会被这位校长知青一激荡,主持人大队支部委员再也没有办法按事先拟好的顺序继续主持会议了。
  现任生产队队长知青干脆从校长知青手里接过扩音喇叭:
  “感谢父老乡亲们!感谢脚下这片大有作为的土地!也感谢我们知青点的所有知青战友们!”
  “还依稀记得我们坐船来到保卫三队,今天我们就要乘车回到无锡老家了。无悔,这些年来,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跌打滚爬,我们起来了,我们真正了。农村真落后,生活真难,农民真苦。我在这里入了党,我会永远记得我做过这里的生产队长。我已经学会像一个真正的农民那样生活和思考,那样从最基层来看中国,来了解中国了。”
  “我回城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到无锡名士李绅塑像前磕个头。我要告诉他,我这些年在生产队里艰辛劳动,踏实务农的经历。让我懂得了农村和农业生产,切实加深了对社员的。更深刻理解了他那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悯农诗。回去了不是知青,但我永远认为自己是‘知青’;回去了不是农民,但我永远认为自己是‘农民’,永远不会丢弃那种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
  说完这些,生产队队长知青回头对主持人大队支部委员也是对会场上的两幅横幅深深地一鞠躬,又转回头,对会场上所有的人连鞠了三个躬。
  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生产队队长知青更加激动了:
  “我还写了一首叫做《回城有感》的诗,现在我就读给你们听听!”
  知青队长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跳上了主席台旁边的一只石碾子上边,放声朗诵了起来;
  “接受‘再教育’届满‘毕业’,没有‘校长’来签发证书。
  春种秋收岁岁转田头,夏管冬臧轮轮磨年华。
  我唯有感谢这片热土,是她敞开胸怀接纳我。
  走来时还是少年稚子,离去时已经是而立之年。
  淌下的血汗已渗入泥土,留下的足迹不会磨灭。
  你给我们和,大地,我向你作出。
  流逝时光虽无法回头,返城后定要找回那份:迟到的辉煌。”
  “好啊,好啊!”
  “乌拉,乌拉!”
  知青们都欢呼起来,社员们又一次热烈鼓掌。
  队长知青跳下石碾子,待会场稍稍平静下来时,郑重提议:
  “下边欢迎我的领路人老队长给我们讲话!”
  老队长还没有走到主席台前就已经热泪盈眶。他接过知青队长递上的扩音喇叭,哽咽地说了起来:
  “我代表我们第三生产队的所有社员感谢你们这些城里娃娃。是你们让我们知道城里人怎么样生活。你们改变了我们农村人的观念,改变了我们农村人的服饰、饮食和生产生活方式。你们就像老人家所说的长征红军。你们到我们农村扎根落户也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你们也是是宣言书,也是宣传队,也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从来没有城里人像你们这样为我们农村人出力流汗。你们是宣言书。你们向所有人宣告,你们城里人一样是英雄好汉,什么样的脏活累活都难不倒你们,你们一样可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又是宣传队。你们给我们农村带来了文化和技术,帮我们扫盲,为农村人看病,叫农村读书识字,让我们农村小辈们也有了,有了,他们都已经知道,应该像你们城里人一样去为明天的好日子时刻准备着。我,你们回城以后,一定会为改变我们农村的落后面貌继续鼓与呼。你们更是播种机。你们在我们农村播下了。你们播下的这希望的种子,也一定会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老队长又是你们的新队长了,大家以后还是都听他的啊!”
  坐在主席台上的大队部派来主持会议的支部委员,终于逮着了空子,插上了一句话。
  “这是大队的最新任命,要我带过来向大家宣布的。”
  “我去让大卡车先出发,把你们的家当送到无锡去。等会儿东方红大拖拉机过来送你们去县城汽车站。”
  主持会议的支部委员大概看得出欢送会已经没有他的份儿了,索性起身向会场各个方向摆摆手,再拍了拍主席台上知青前校长和知青前队长的肩膀,又走到知青堆里,和所有男女知青一一握了握手,就喷着酒气打着饱嗝儿,走出大场,向大队部蹒跚而去了。
  “告诉你们吧,你们当初来的时候,我是并不理解的哦。我们的社员们,那个时候,在深处,并不怎么欢迎你们的到来哦,大家对你们都是心存疑虑的呢。”
  老队长干脆坐了下来,和知青们,和社员们拉起了家常话。
  “你们当初来的时候啊,我就是不理解。但你们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我们就不能不接纳你们,不能不表示对你们到来的热烈欢迎。其实啊,算算小账,安置你们啊,不仅要增加开支成本,还增加生产队的管理难度。起初让你们分散住社员家,多担心人啊。不错,国家是给了你们每个人头五百元的安置费,但那得慢慢来啊。我们为你们建知青点,砌房子垒灶台,家家户户有物出物,有劳力出劳力,连茅厕猪圈都帮你们整得有模有样的。你们还记得吧,开始给你们划拨的知青点自留地,都是社员们帮你们栽菜种庄稼的哦。你们那知青点啊,从那一排泥墙草盖房发展到现而今的红砖青瓦大院落,真正的鸟枪换大炮,有你们知青的功劳,也是我们全队社员的功劳哦。”
  “曾记得啊,当初还没有给你们搭好安家窝,大队就要生产队出钱出物出劳力为你们在保卫小学大操场上竖篮球架建篮球场,说是上级统一要求统一布置的,说是要让你们知青有娱乐和锻炼的场所,我就反问大队干部了,要什么篮球场、篮球架的啊,要锻炼到田里去打个早工,锄二行草不就行了嘛。哈哈,哈哈。”
  老队长的话引得全场跟着笑了起来。
  “不说啦,不说啦。今天是欢送你们高高兴兴回城的日子,我们应该祝贺你们从我们农村这所毕业了。”
  “我早说过,国家不会要你们在这里扎根一辈子的,你们就像当年的土改工作队,任务完成了就会卷铺盖走人。你们来学做农民,你们学成农民样了,不是就全部要拔寨子回城了吗?国家一声令下,我们还是真诚欢送。你们好了,你们熬出头了,就是苦了我们这些在大场上溜达的孩子们了,他们没有了知青老师,还不知道猴年马月能复上课呢。听说公社卫生院一半护士许多医生都是你们城里知青,你们走了,我们吃药打针也得犯些难了。你们走了,就连我这个老队长都要重新出山了,你们走了,队里以后出个墙报黑板报、刷个标语都不会利索了,你们走了,我们的文艺小分队也就差不多要垮了。我说这些啊,不是说你们不应该走,是说舍不得你们走啊,是说你们已经成为我们农村许多关键岗位上的骨干了,是说你们在我们农村已经无可取代的,是说我们农村其实已经离不开你们了。”
  “我们这个大场上的老老少少都已经把你们当家里人了,我们这里的一沟一渠,一草一木,对你们也都有感情了。你们回到无锡,要常常写信给我们,要让我们知道,你们回城后怎样工作,怎样生活。以后有机会,你们最好还能来我们农村看看。最后啊,我们希望你们会像我们想你们一样想着我们这些人。”
  老队长把扩音喇叭搁在长条桌上,埋下头去就不再言语了。
  老队长刘朗奎是刘巧英的远房大伯。连同这次复职,也正好是三落三起。
  “我回城后一定第一个给老队长写信!”
  一个女知青站了起来,她没有走向主席台,也没有去接知青前队长递过来的扩音喇叭。
  “我还记得当年大妈大嫂笑话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娃,细皮嫩肉的,戴着眼镜、手表,根本就不象个干农活的,但我们都硬是闯过了劳动关。过了这个劳动关,我们曾经自豪无比,到处炫耀自己‘磨两手老茧,炼一颗红心’、‘脸晒黑了,心炼红了,鞋磨破了,路走对了’。”
  刘巧英知道,这个女知青不是大队卫生室赤脚医生,但她学会了针灸技术,也能为社员防病、治病。当初,刘巧英的陆萍芝犯关节炎,就经常找她针过银针。
  这个女知青最怕和其他知青一起去紫云山老街上去收粪肥。有一年冬天,她穿着平时不穿的棉衣服和大棉鞋,用大围巾把脸包的严严实实,跟着男知青们去掏紫云山老街上各个厕所里的粪便,为了好好表现自己,她竟然跳下了厕所。偏偏在她刨粪的时候,上面去厕所解手的人尿了她一身,上来烘干后棉衣上还留下尿的痕迹和一股尿臊味。
  这个女知青叫邢红燕,已经做到县团委副书记,但她听说有厅级知青干部都工作回城了,她也不能不下决心回城发展去。知青前校长魏自生和知青前队长蒯日登拔根回城,与她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刘巧英知道,他们这个生产队里的无锡知青点知青,已经早已不再是要社员们养活的城里人了,他们都与刘巧英的那个苏州下放干部子女吴甜甜不一样了,他们都不再需要继续在的余荫之下讨生活,他们都俨然是能够自食其力的农民了。他们也都凭自己曾经的城里人优势加上学到的农村人的吃苦耐劳拼搏的劲儿,在农村里,比同代农民,都活得更人模人样了。
  他们现在就要了,但他们已经把城市文明基因传给了这里的农民们了。农村的真正的移风易俗,不是破四旧立四新形成的,而是靠了知青和下放户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比如,农村生产力低,生活贫困,本来没有好的卫生习惯。三角圩是水乡,保卫三队从来不缺水,但社员们一般不刷牙,冬天几乎不洗澡,也很少洗衣服。起初,社员们看到知青天天早上、晚上都刷牙,很是奇怪。社员们还笑话知青的衣服是洗烂的,而不是穿烂的。是知青给社员们讲卫生的好处,告诉社员们衣服上的汗会把衣服渍坏的,穿在身上也不舒服、不卫生。知青们用自己带来的理发推子帮社员们理发,理了发又让社员们去洗头。在知青的影响下,社员们逐步改变了不良的卫生习惯,尤其年轻人,也跟着知青刷牙、勤洗澡、勤洗衣服了。一些年轻人,有时还会跑到知青的房子里,趁知青们不注意,拿起知青的剃须刀来刮胡子。
  邢红燕还在颇为煽情地讲着话,“笃笃笃”的东方红大拖拉机已经开到大场边了。
  主席台上的知青前校长魏自生和知青前队长蒯日登随着老队长刘朗奎一起站了起来。
  老队长刘朗奎扯开了他曾经的大嗓门:
  “ 锣鼓队把锣鼓敲起来,我们一起送他们上路!”
  “ 是我们把他们敲锣打鼓迎进来的,我们再敲锣打鼓把他们送回去!”
  大家都跟着知青们涌向东方红大拖拉机去。
  知青和社员们的生死开始了。
  刘巧英远远的站在一旁,看着知青们的哭着,笑着,看着社员们笑着,哭着。看着知青与社员拉手、紧抱,看着他们拍照片留影,看着他们互送纪念品。
  “ 好啦,好啦,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还是上车吧!”
  知青前校长魏自生已经登上了拖拉机,在大声招呼他的战友们了。
  魏自生大概知道,当年无锡汽车站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整装待发的他们胸前戴着大红花,成为那个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里最光荣的人群,今夜再回到无锡汽车站,绝对不会有无锡人再敲锣打鼓把他们迎回城了。
  消息灵通人士魏自生曾经听说,当年,在北京,国务院宿舍区不过400多户人家,仅1969届初中毕业生去东北兴凯湖兵团农场的就有近50名,再加上奔赴其他地方的老三届,全院生至少100人以上和他们一样做了这最光荣的知青。在上海,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就带着狂热的革命色彩。许多上海中学生都是写了血书,坚决要求奔赴最艰苦的地方插队落户的的。不到岁数的虚报岁数,不让上车就扒火车,带着上海工人阶级的豪情,要去农村“播撒革命火种”。
  魏自生大概是这群无锡知青里最先冷却了“战天斗地建设新农村”热情的人,他已经对回城有些迫不及待了。
  知青们已经全部登上了东方红大拖拉机。
  “笃笃笃”,大拖拉机向着西天的斜阳开过去了,小孩、大人们都跟着大拖拉机跑出了好远。
  “ 升炮,祝知青们一路平安!”
  老队长刘朗奎没有追上去,他留下来指挥放鞭炮呢。
  刘巧英没有等她的母亲陆萍芝和刘巧凤、刘巧兰一起回家。
  刘巧英独自怏怏地往农科队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刘巧英在往农科队回走的路上,却莫名其妙地想到了知青诗人食指写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那首诗: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
  城里人总能抓着城里的什么东西的,城市依然是他们的,永远不会有那真正的最后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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