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从湘江战役的惨败到遵义会议(2)
从湘江战役的惨败到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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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八军团被打散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是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师（中央警卫师/即工人师）编成的一支革命武装。长征出发时,中革军委的统计表格上显示该军团为10922人。这个军团新兵多，战斗力不强。
　　长征期间，红八军团担任全军的右后翼，掩护军委纵队前进。越过三道封锁线后，红八军团变为左后翼。渡过潇水后，红八军团与红九军团向江华、永明方向开进，威胁广西龙虎关、恭城、富川、贺县等地，迫使桂军夏威部主力从灌阳南调恭城。
　　11月25日17时，中革军委下达了《我野战军前出至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的作战部署》的作战命令，决心从桂北西渡湘江，电文规定：“八、九军团为第四路纵队，经永明（如不能占领永明则从北绕过之）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县道前进。”根据这一命令，八、九军团成了最靠南的一路纵队。红八、九军团在湘桂边境的三峰山遭到桂军及民团的阻击，无法按原定路线前进。11月27日下午，红八、红九军团接到紧急命令，晚上再度组织强攻，仍然无法突破桂军阵地。28日凌晨，八、九军团接到命令，改道北上由雷口关入桂。此时，距桂军夏威部主力南撤恭城已经过去了五天，距中革军委作出西渡湘江决定已经过去了两天，而八、九军团仍滞留于湖南永明、江华境内，他们要先北上再西进，走一条直角形的路线，比其他部队多走了不少路。而此时，中央军占领了道县，桂军主力返回灌阳，湘军刘建绪部进占全州，八、九军团的西进通道随时都可能被中央军、桂军、湘军切断，八、九军团成了红部队中处境最为危险的部队。
　　红八、九军团西进道路上的第一个危险来自周浑元的中央军。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于11月26日占领了道县，他们随时都可以西进占领湘桂边境的雷口关、永安关，封闭红八、红九军团的西进通道。幸好周浑元部行动并不积极，红八、红九军团才得以顺利通过都庞岭，进入广西境内。
　　日午夜（30日凌晨），红八军团赶到广西灌阳县水车地域，这里距离湘江还有大约五十公里。在那里，红八军团碰到了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红三十四师转来军委电报，称鉴于敌情紧张，要求八军团：“火速前进，不惜代价，必争二十四小时通过湘江，否则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天亮后，红八军团尾随红九军团从左翼向湘江前进。红三十四师则赶往灌阳新圩接防红六师第十八团阻击桂军。
　　30日下午15时左右，桂军一部由灌阳方面绕过红五师的阻击阵地，穿插进来，前出至全州两河乡鲁枧村隔壁山一带，截断了红八军团的去路，双方发生激烈交火。随后，在红五军团十三师的掩护下，红八军团冲破桂军封锁，继续向湘江前进。红八军团在隔壁山与红十三师分开后，按照军委的命令向全州古岭头、青龙山一带前进。而红十三师则从从八军团的北面，经石塘圩，到凤凰嘴过湘江。
　　在古岭头附近的螃蟹形山，红八军团又遭到从灌阳方向北上的桂军先头部队拦截，双方发生激烈交火。军团长周昆命令孙超群率二十三师掩护，其它的部队尽快往前冲，非战斗人员一律跑步前进。拦路的桂军人数不多，孙超群率军奋勇冲杀，一鼓作气将敌人赶到全州与灌阳新圩交界处的两河乡石形山。这时，桂军北上的部队越来越多，源源不断地开过来加入战斗，形势越来越不利。当桂军企图对红二十三师进行迂回包抄时，孙超群下令边打边撤，撤到螃蟹形山继续阻击，然后经古岭头、青龙山一线向湘江方向退去。据说红二十三师在此战中损失一千余人。
　　一路上，不时有渗透进来的桂军小股部队，对红八军团进行袭击骚扰。红八军团边打边走，有时敌我几乎搅在一起，参谋长毕占云（中将）不时发出“非战斗单位跑步前进”的命令。桂军追兵最近时距军团指挥机关只有数十米，罗荣桓与机关人员一样，掏出手枪参战，这是从他担任红四军政委以来很少有的情况。
　　近乎灾难性的悲剧是从午夜开始进入高潮的。后面有急讯传来，说敌人卷上来了，黑鸦鸦的，至少有两个师的兵力。这个消息在队伍中引起了巨大的惊慌。应对之策未出，又有消息传来，左翼也有大队敌人出现。像要印证这种消息似的，顷刻间枪声大作，弹线交错流曳，炮弹在四下里腾起了巨大的火团。一下子，红八军团乱成一片，部队完全失控：建制乱了，队形乱了，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四处都是涌动的人群，如同逃避瘟疫的难民。落伍的，走错了路的，跌伤了手脚的，产生失望情绪而开溜的……真正的溃不成军！敌人不时从侧后搅进来，黑暗中敌我难辨，乱仗纷纷，甚至出现自相残杀的惨剧。一路过去，伤亡遍地，溃兵四散……
　　12月1日午后，红八军团先头部队才陆续到达湘江边。此时界首浮桥已经被炸毁，界首渡口也已经被桂军占领。红八军团只好从位于界首下游12公里的凤凰嘴徒涉过过，这是红八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第二次走直角形的弯路！当红八军团前头部队赶到湘江东岸麻市村庄时，发现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和红九军团部队正在凤凰嘴渡口抢渡。红八军团为了保证兄弟部队渡江，主动担负起后卫掩护任务，布置好警戒并赶紧煮饭。没有菜、没有盐也没有碗，指战员们用帽子装饭吃。饭还没吃完，从新圩追来的桂军44师部队又从旁边插了过来，敌机也前来轰炸扫射。八军团战士多数是新兵，被桂军44师部队打得一片混乱，只有部分人员得以抢渡湘江。
　　12月1日晚，红八军团收容过江人员、整理队伍，发现红二十一师完全垮掉，红二十三师减员严重，全军团战斗人员仅剩六百余人，连挑夫、勤杂人员等林林总总的加起来，也只有1200人。12月13日，中革军委决定取消红八军团的番号，余部并入红五军团。走在红八军团前面的红九军团损失也很大，其中红二十二师损失四千余人，基本上全师覆没。
千家寺阻击战
&&&&12月1日，红军主力过湘江。2日，桂军在桂北编组两个追击队，夏威15军协同桂北区民团联队为第一追击队，廖磊第7军为第二追击队，24师归还第7军建制。夏威部44师（缺132团）留兴安；45师由兴安开往灌阳，
134团归还45师建制。夏威本人亲自率领15军43师的三个团（每团缺一个营），以及15军44师的132团，共9个营，以每一个营为纵队，共分9个纵队，向西继续追击红军，不断对红军进行尾击，催促红军离境。第7军军长廖磊亲自率领19师、24师在红军南面并行追击，不断向北侧击红军，防止红军南下广西腹地。
　　从12月2日起，一直到12月13日中央红军离开广西，红军主力部队一路受到桂军和广西民团的袭击、骚扰。期间，红军与桂军间的小战斗不计其数，较大的战斗有两次，分别是五军团的千家寺阻击战和三军团的两河口阻击战。
　　12月5日，夏威部43师偷袭红军后卫红五军团指挥机关所在地千家寺。红五、八军团仓促应战，边打边撤，向老山界方向转移。在战斗中，红五军团十三师有两个团，即三十八团和三十九团，被桂军切断。三十九团改道经水埠塘，三十八团沿河道突围，都顺利归还建制。但是，红五军团十三师，在千家寺还是遭受了不小的损失。43师129团团长梁津回忆，该团在千家寺俘获红军千余人，整个追击期间，该团共收容红军一千三百余人。127团第1营营长颜僧武回忆，该营在千家寺俘获红军五百人（15军参谋长蓝香山回忆为六百多人），收缴步枪三百多枝，还有许多步枪弹和手榴弹，同时收缴红布白字的红军第十三师旗帜一面。这些都是建国后的回忆，应该不会夸大。
&&&&12月3日，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地区。脚山铺至界首间湘江两岸被湘、桂军控制。此间，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在由新圩向湘江撤退中，被桂军分割包围大部牺牲。在新圩、脚山铺、光华铺阻击战的同时，担任红军总后卫的红5军团，在永安关、水车一带阻击“追剿军”第3路的追击，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及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该军团第34师被阻于湘江东岸，转战于灌阳、道县一带，虽经英勇战斗，予敌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包括师长陈树湘在内的绝大多数指战员牺牲。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但此役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损失最大的一次。连同前三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作战斗减员），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1]
&&&&日，湘江战役旧址被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名单,这一战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湘江一战，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湘江战役虽然粉碎了军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后损失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连同前3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逃跳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此战之所以能够保重红军主力部队渡过湘江，是因为红军指战员在作战中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英勇的献身精神，阻止住了敌人的进攻。此战之所以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损失，则主要是因为"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没有充分发挥红军的长处，部队在行动中仍要背负着"坛坛罐罐"行军，行动迟缓，战略战术指导上更是存在着严重错误。
湘江之战，以红军惨败告终。8万6千红军官兵，牺牲和失踪约3万1千人，被俘约6千人。殿后的红八军团不复存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军团六师18团和红五军团34师全军覆灭。其余各部编制在湘江之战均只剩不足半数。官多兵少。红军大量缩编。自离开突破历次封锁线，红军损失如下：第一道封锁线，损失3700余人；第二道封锁线，损失9700余人；第三道封锁线，损失8600余人；第四道封锁线，也就是湘江之战，共损失近38000人，而且主要是骨干作战部队。加上沿途红军征召的新兵，此时红军已不足30000人。(苏区出来的民夫和新兵大量逃亡)
在告别脚山铺战场时，林彪，聂荣臻，，等一军团首长亲自为死亡官兵安葬。据后人回忆平生极少流泪的林彪当时望着满山遍野的灰色尸体泪如泉涌。我们看看朱德以红军总司令部给林彪和彭德怀的命令吧："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这是为命运而战。
　　湘江战役后，在全州旁边的湘江转弯处，叫岳王塘。此处江水流速很缓，上游漂下的尸体几乎全都汇到这里。在水弯处，红军尸体密密麻麻，一眼望去，湘江就是灰色的。几十年后，当林彪位于中共高级领导职务时，也曾去过一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怀旧，但他再也没有回过界首。在中共的军史上，湘江战役是惨败。但是，林彪，彭德怀作为红军开路先锋的最高指挥官，为挽救整个中共和红军的命运功不可没。同时还有五军团的董振堂。
　　1934年11月－12月，湘江和潇水之间，中共和红军从死亡线上走了出来。让我们记住这些英雄的名字：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左权，李天佑，黄克城，陈光，杨成武，耿飙，黄劲功，李英华，，陈树湘等。湘江战役是红军辉煌的英雄诗篇。
湘江战役纪念碑
&&&&走进气势雄伟的烈士碑园，看着具有极高艺术感染力的大型雕塑，您会看到湘江战役中那场血与火、生与死、存与亡的一幅幅历史画面。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于11月下旬进抵湘桂边境。这时，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在湘江以东地区（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一带）布下了号称“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试图将中央红军全歼在此。面对生死存亡的危境，红军将士浴血奋战7昼夜，以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分别由兴安县的界首、全州县的大坪、凤凰咀等主要渡江点突破湘江。之后，中央红军一、二纵队在其他军团的继续掩护下，进入兴安县华江乡和金石乡，艰难翻越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高峰——老山界，尔后向云贵川挺进。
　　可以说，没有红军突破湘江的成功，就不会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以及爬雪山、过草地这些气吞山河、可歌可泣的革命历程，乃至共和国的建立。1984年，著名随军老作家魏巍重走红军长征路时，来到界首光华铺红军烈士墓前，心潮澎湃，禁不住老泪横流……。回到北京后，老作家与聂荣臻元帅共同向国务院建议修建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以抚慰烈士英魂和教育革命后代，界首渡口便成为红军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的重要标志。
　　碑园坐落于兴安县城西南1公里的狮子山，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由大型群雕、主碑、纪念馆组成。1996年6月，国家教委、民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共青团中央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共同确定碑园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将其列为首批“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成为全国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旅游观光区。
惨烈湘江战役后
当地流传“三年莫食湘江鱼”
湘江战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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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是指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注意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
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挺进。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2]
中央政治局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1893年—1976年）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886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1905年—1995年）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1898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成员
　　（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1907年—1971年）军团长
　　（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军团长
　　（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1904年—1997年）中央秘书长
　　（1900年—1974年）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1908年—1997年）翻译[3]
&&&&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前进。这时，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
取主动。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4]
&&&&&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
“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1]
&&&&遵义会议的内容：
　　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
　　(2)指定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决议》主要内容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人民军队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米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5]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6]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老城红旗路80号。1955年，在遵义会议会址建立了遵义会议纪念馆；1964年，毛泽东为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会址是幢砖木结构、通体用灰砖砌成的两层楼房，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原是贵州军阀、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的私人官邸。楼房座北朝南，平面呈曲尺形，一楼有走廊，楼层四面有柱廊，面阔25.75米，进深16.95米，高12米，占地面积528平方米[7]。[8]
“遵义会议二十五周年”纪念邮票
&&&“遵义会议二十五周年”纪念邮票，便是有两种印刷版别的第一套邮票。这套邮票，日发行，编号纪74，全套3枚。邮票第一枚“遵义会议会址”和第三枚“强渡金沙江”采用的是雕刻版印制，而第二枚“在毛泽东旗帜下永远胜利地前进”则采用的是影写版印刷。这是中国第一套有两种印刷版别的邮票。第三枚“强渡金沙江”的图案采用了中国画家张漾兮和庄子曼创作的油画，画面再现了红军战士渡江的战斗场面，显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顽强性格和英勇精神。[9]
“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邮票
&&&&日，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邮电部发行“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邮票，编号J107，全套2枚。邮票第一枚“遵义会议”再现了遵义会议会场。第二枚“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喻示了遵义会议的重要性。原画
作者：（1）刘向平（2）赵域；设计者：陈晓聪&[10][9]
(部分资料选摘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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