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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薪后续:天空堂官网已关闭 传濒临倒闭收藏
07073游戏网9月5日消息 上周,07073游戏网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欠薪事件进行了报道。今天下午,07073又得到消息:目前天空堂官方网站已关闭,旗下各游戏产品官网也已停止注册,公司濒临倒闭。另据介绍,公司法人拒不出面接受当地劳动部门的调解,欠薪问题至今无法解决。更有知情人士爆料:天空堂法人可能在接触新的投资方准备另立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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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幻象与乐园
技术差距可以通过不断创新去学习,但是对于制造业的精益态度,却是需要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化做支撑的。
湖湘制造 一条湘江将长沙天然地分隔为河东与河西。为了拜访枕戈―湖南《印象》杂志主编,我打算跨过湘江到河西去。车行至湘江猴子石大桥上,穿越雾气向北望去,巨大的青年毛泽东塑像轮廓隐现。这种感觉让我意识到,过了江就是另外一个长沙了。有人说,相比热闹的河东―“中国娱乐休闲之都”的精华基本集中在河东―河西的日子要过得清贫些。不过,这种对比枕戈决然不会同意,他是湖湘文化的固守者。我们约在岳麓书院的正门口见面。这次谈话的主题是:湖湘文化与商业湘军。枕戈欲以为例讲述。一个特殊的原因是,他与三一集团副总裁何真临相熟。那是2008年,枕戈从湖南大学研究生毕业在即,他和几个同学在学校做出一本刊物并摆出来销售,恰好院长路过,跟他们说起自己买过这本杂志,而且还推荐给了何真临。更巧的是,何真临当真读了杂志,并主动打电话给他们,邀请他们到三一来聊聊天。何真临对这本杂志感兴趣,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约请的作者多是湖南商业、文化圈内的精英,比如伍继延。伍继延是湖湘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重庆校友会副会长、重庆湖南商会创始会长。在枕戈主编的《大汉?印象》2011春季卷中,刊登了一篇伍继延的文章,题为《湖湘文化,经营天下》。文中写道:1920年,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文中说:“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细微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止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1988年后回顾陈独秀先生对毛泽东那代湖湘弟子的呼唤,让我更加体会湘商的发展对未来世界的巨大责任: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地域文化湖湘文化,在催生了曾国藩为统帅的“湘军”和毛泽东为领袖的“湘政”两座高峰后,面临的是迎来伟大复兴、还是进入历史博物馆的严峻挑战!毫无疑问,湖湘文化发展的新目标是振兴经济,湖湘文化复兴的新标志是湘商崛起,湖湘文化的新使命是创造和谐天下!……在这位湘商灵魂人物看来,湖南商业最重要的资本是湖湘文化,“是湖湘文化所赋予的心忧天下的责任意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经世致用的务实风格、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和实事求是的诚信作风”。湖湘文化给湘商打上的这些胎记,使湘商具有极强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也使湘商这支中国商帮的新生力量,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文化性格。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湘商都不是名震天下的商帮。在湖湘文化重地长沙,湘菜、酒吧、足浴产业,似乎难以支撑起“产业湘军”四字,而娱乐湘军只是湖南卫视的代名词。要寻找区域经济的引擎,较早时期的远大集团算是一个,现在来看,则是三一集团、、等重工企业,其中最能体现湖湘文化特点者,当地人一定会说是三一重工。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唐浩明―《曾国藩》三部曲作者―就说,三一重工是商业上、产业上、机械上的湘军,应该是很高的评价。三一集团始建于1989年,是中国工程机械顶级企业之一,已经在国内建有上海、北京、沈阳、昆山、长沙等五大产业园,有30个海外子公司,业务覆盖达150个国家,产品出口到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三一集团副总裁何真临还是提到了“中国制造”与“德国制造”、“日本制造”的差距。在他看来,技术差距可以通过不断创新去学习,但是对于制造业的精益态度,却是需要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化做支撑的。他说,在三一发展过程中,湖湘文化中的“敢为天下先”、“学以致用”等要素,都是促成其成功的要诀,但是作为一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制造企业,精益求精的制造文化就显得更为重要。何真临有这样一个大胆的想法,选择一批具有德国文化体系下性格特征的职工,创办一个试验场,将他们培养成为以德国文化为背景的个性主体,在单一产品上力争赶超德国制造。用他的话说,这样的中国人不是没有,但是凤毛麟角。一年多以前,咨询公司Simon-Kucher & Partners的董事长赫尔曼?西蒙参观了三一重工位于长沙的混凝土泵工厂。在此后他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一篇题为《中国制造vs德国制造》的文章中写道:“三一重工不是一家典型的中国企业,但它代表着未来的方向……中国是德国未来最可怕的竞争对手。”三一集团总裁唐国修与何真临一起接待了西蒙。“为什么西蒙先生讲三一不是一家典型的中国企业?就是说三一抛弃了中国企业的糟粕;为什么说三一代表着未来的方向?是因为三一引入了很多舶来品。”何真临说。我问何真临,很多人都说长沙官本位思想严重,你怎么看?他并没有回避,“很多人说湖南出政客,很少出商业精英,但为什么又出现了梁稳根(三一重工董事长)呢?因为,三一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但是三一又不搞官本位,三一通过市场竞争的手段而不是通过(权力)寻租来经营企业。”按照他的说法,在审批制、市场准入制等行政管制措施大量存在的背景下,在一部分行业和企业还享有特权的背景下,三一重工是个异类。长沙是消费之都、娱乐之都,三一总部位于长沙,是否会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何真临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魏文彬有过一次探讨。何真临对魏文彬说:“你到长沙之后的丰功伟绩是把长沙的娱乐影视产业建立起来了,但是你也有一个失误,你把‘新青年’拉下来了。”何真临讲得很直接,魏文彬没有说话。“新青年”是湖南卫视一档存在了近五年的高端精英类电视谈话节目,“叫好不叫座”,受娱乐节目冲击,最终夭折,原导演罗强良后来也加入一档以奇人绝技为卖点的大众擂台秀娱乐节目做制片人。有人说,长沙既有湖湘文化之刚硬,又有小城遗风之保守。它既能为革命流血,亦能光怪陆离、夜夜笙歌。在外人看来,这座城市充溢着十足的人间烟火味道和与生俱来的娱乐精神,甚至还有某些轻狂。但何真临依然认为,长沙人骨子里依然是“霸得蛮”、依然是敢为天下先,而非娱乐文化。至于三一的企业文化,更是湖湘文化的承续。至今,三一还在岳麓山上租了几间闲置房屋,高管们常常到那里开会,在湖湘文化发源之地回味根基。据说三一很多重要的决策都诞生于此,也包括何真临当初决定加盟三一。我们需要一次文化变革口述:三一集团副总裁何真临&& 我和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先生是在湖南省八届人大会议上认识的,我们同是人大代表,而且都在娄底组。我那时是一家国有企业的领导,而三一还是小荷刚露尖尖角。但是,梁稳根非常爱才,所以,我们认识之后的十五六年中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一直希望我能够加入三一。可是,我当时在那家国有企业干得比较好,后来又到湖南省轻工业厅做领导。我当时跟他调侃:“我为共产党奋斗了一辈子,不可能变节,等我退休了,把这个句号画圆了我再考虑吧。”等到我退休的时候,他打电话来了,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来吧!”我说:“老板,你还是容我再考虑考虑吧。”我当时的想法是,自己也算是戎马一生,好不容易歇下来,又要去受累,何必呢?所以就犹豫了。有两件事情让梁稳根一直对我非常欣赏。一次是在八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我跟朱F基总理一次语惊四座的对话。我说语惊四座,这不是吹牛。我当时对中国经济畸形的、疯狂的发展提出了四点国策型建议,此后的国家政策中有三点跟我提出来的是一致的,这不一定是采用了我的建议,但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跟朱总理表达完观点之后,我说:“总理,我问你一个问题,市场就好比球场,企业就好比对垒的球队,政府是裁判员,假如裁判员也来打球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朱F基总理非常睿智,他马上回答:“又吹哨子又打球―准赢。”后来中国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但是没有人知道是谁引出了这段话,不过梁稳根心领神会。以至于我第一次到三一,他把我介绍给大家的时候说的就是这段故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请我去他们公司进行交流,梁稳根和我一起去的。牟先生谈完自己对世界经济、中国经济的展望之后,我大概用了几十分钟的时间评点了一下。后来牟其中握住我的手说:“何先生,有幸能认识你,你在经济上的造诣很深。”梁稳根都看在眼里,他十几年如一日地希望我加盟三一,我非常感动。而且,他说到了关键一点―“你是一位学者型的人才,你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展示舞台。”我犹豫了九个月,期间梁稳根并不放弃,后来我们两个人就在岳麓山上谈妥了。当然,我之所以决定加盟三一,也是因为非常看好三一,看好梁稳根,看好他的求贤若渴,看好他的睿智、坚韧。我加盟三一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如火如荼的“十一五”开端,也正好是三一突飞猛进的“十一五”。当时三一的销售额不过50个亿,2010年便达到了500亿,我亲历其境,感受至深。梁稳根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三一,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一个默契。这只是我个人的故事。我写过一本“三一企业文化手册”,详细叙述了三一创业发展过程中的此类故事。我想在中国能够共患难又能够共成功的企业人很少,兄弟、夫妻、父子反目的很多,为什么三一没有血缘纽带,还能够在这么多年之中让几个创业者不弃不离?我总结了几条。第一,他们都出身于贫苦的农村,心中都埋藏着一颗急需改变贫困面貌的种子,这是动力;第二,他们幸逢盛世,却身处了无生趣的国有企业,所以他们感觉到必须要突破,他们又赶上一个好时机,拿出了勇气;第三,梁稳根的魅力。三一初创有所成的时候要分配股份,贡献最大的是梁稳根,但是最后股份基本上是平分的,所以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先生每次谈到这段历史都非常感慨。中国有句古话:钱散则人聚、钱聚则人散,就是这个道理;第四,领导层的睿智。在三一每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梁稳根和各位高层都能把这个死巷走通。三一惟一的失误就是进入光电子领域,其他再没有失误过,这是老板亲自给我讲的。而且,三一的每一个历史性时刻,都是在低点时投资,高点时崛起。再回到三一的人才观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陷入了家族化的陷阱,而三一从创建之初就形成了一个合理的、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可以说,三一是少数没有陷入家族化陷阱的民营企业之一。我并不是说家族企业不好,世界500强中有很多是家族企业,但是家族企业也有另一个问题:难以招揽天下人才为我所用。三一则不同。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与三一重工执行总裁、首席科学家易小刚都不是创业元老,但是他们在公司的地位非常高,梁稳根是以贤、德、能来衡量人的,而绝不考虑家族、朋友、创业者、加盟时间早晚等因素,他是非常敢于用人的。不过,董事长的儿子接班应该是毫无疑义的,这一点由他的资本话语权决定。据说,他儿子从11岁就开始参加董事会会议,耳濡目染商业是什么、企业是如何成长等等。小伙子从英国留学回来,在三一做过车间工人、车间管理人员,后来做了三一的CFO,现在是三一最大子公司的总经理。25岁了却从不涉足灯红酒绿,不像媒体报道过的一些“富二代”一样在优越的环境中滋生奢华、懒惰倾向。梁稳根在刻意打造他的经营和管理能力,让他懂得这不单是一个资本的继承,而是事业的继承。三一的创业者都是湖南人,而三一总部所在的长沙市是湖湘文化的聚集地,岳麓书院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充分地体现在了三一的人才观上。一年前,董事长交代我一个任务,要我研究人才,我也正在从各个方面努力为他提供一份满意的答卷,其中包括人才测评。提出这个任务之后,董事长一直没有过问,我也没有向他汇报过。但是我把它当作一回事了。因为我觉得未来三一最重要的不是资金、技术或者其他什么资源,而是人才。我认为,未来的三一在选择人才的时候不单纯是智力、能力的选择,文化背景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三一弘扬了岳麓书院的人才文化观,聚集了一大批人才,而且三一弘扬了湖湘文化中最重要的“敢为天下先”、“经世济用”等特点。其实,湖湘文化中的很多理念未见得其他地方、其他流派没有,唯独经世济用是一个独特的角度―学问不是为了炫耀,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要变成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三一的理念“品质改变世界”,也是与湖湘文化交融的。三一也因此被称为“商业湘军”。当然,这些也都与梁稳根是湖南人直接有关。在创办涟源茅塘焊接材料厂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成就三一,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就提出要做“一流企业、一流人才、一流贡献”,这是他头脑中呈现出的三一雏形,也是他永远在追寻的梦。在外人看来,这简直是胡言乱语,是吹牛皮、不切实际。可这偏偏就是湖南人的敢为天下先,敢想敢干,起码敢想,你就只能永远往前冲,这就是湖湘文化的基因和积淀使然。在三一的总部长沙,董事长、总裁和高管们都在,这种强大的文化使得长沙的员工要么服从、要么离开。三一非常强调文化认同,一个优秀的员工必须是认同三一文化的,如果不认同三一文化,就是不认同三一基本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也就不是同道中人。目前三一的扩张速度这么快,其他地方的分公司与长沙总部的区别也就在于文化上。总部的主流文化绝对是三一文化,但是我们到了上海,上海的海派文化就会与三一文化产生一定的冲突。比如三一文化中有拼搏、奉献的文化,三一的领导人每天都是12至16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他们认为中国的复兴要靠我们这一代人的拼搏努力,加班是为了三一的崛起、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长沙的职员认为自己是需要加班的。但是海派文化是一个熊掌与鱼兼得的文化,员工不想加班又想高薪,所以上海、江浙一带的离职率比总部要高。而到了沈阳,东北文化又是一种强大的文化,他们不求多么富贵,按照老话说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一种人伦文化,这种文化与三一文化也抵触,那里的员工也不会想加班。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有不同文化。但是三一文化中既有湖湘文化的传承,又引入了一些外来文化,比如“品质改变世界”,“品质”就是西方的舶来品,就像是德国人炒菜,一斤菜放多少盐都是要对应克数的。所以,在扩张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与当地文化交融,在学习外来文化的时候如何实现与舶来文化的交融,这是三一所面临的问题。而文化的渗透又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问题,我认为亚文化要打破主流文化,最首要的还是在选人上做文章,选择哪种认可企业文化的人,这是今后的道路。在企业招聘人才的时候,去研究他们的性格,考察他们的文化背景。这个选择不是简单问问你是不是认同三一文化,而是看他的骨子里是否会认同,这就需要一套科学的研究体系。这是三一发展到现在的高度之后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但是三一现在的高速发展把这些问题暂时掩盖了。因为它强大,这个人不来那个人来,可是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容易暴露出来。这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目前三一在国内的扩张还是首先考虑地域经济、交通、土地和人才供给,三一以这么快的速度扩张的时候,三一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不过,在三一多元化扩张的过程中,已经做到了延揽天下精英为我所用。在中国需要进口的行业以及未来有增长点的行业中,三一都在布局,比如风电、精密机床、海洋重工、煤炭机电等等。未来的五年中三一要达到3500亿元的销售额,那么工程基建的天花板一定是要突破的。当一个企业在一个行业中成为绝对领导者的时候,势必要扩张。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找到这个领域中数一数二的管理者,这就是三一的诀窍。而海外布局上,我们主要是从市场、人才、研发和文化这些方面去考虑。所谓国际化就是用国际化的资源提升国际化的三一:第一,到异国他乡去建厂;第二,引进国外的人才,提升国内的技术。比如德国的布局是看重当地的人才和文化,美国是管理和人才,印度、巴西主要是市场。三一的海外布局所选之地看起来是矛盾的,最发达的德国比我们厉害一百倍,可正因此我们要到那里去学习,把德国的人才、技术、管理为我所用,把他们的蓝领为我所用。德国的蓝领工人是一支非常厉害的队伍,都是能工巧匠。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现在把奔驰引入中国,全部的顶尖技术都引入进来,但如果缺乏德国的工人,我们也很难将技术转化成产品。我们不能以己之短攻人之长,这场较量最终还是文化的角逐。三一继承了湖湘文化中的精华,但是三一也摆脱不了中国主流文化的影响,要真正和德国、日本的制造业去抗衡,中国文化难以全面支撑。日本是精益制造,德国是精密制造。任何一个国家要赶上德国都很难,这是民族文化的差异。德国文化是严谨、科学的制造文化,德国人从小把修理和制造当作乐趣,中国人把炒菜、养花、休闲当作乐趣,我认为中国人以后在这些方面会做出世界第一,但是在制造领域要和德国去比,需要一次文化变革,不管是精益制造还是精密制造,要真正赶上德国、日本尚需旷日持久的追赶。但是,我们可以在其他方面赶超,比如服务。德国的产品五年一修,三一的四年一修,但是德国的一修就是两个月,因为他们远在重洋,没有配件,他们的人员和服务配不上,三一两个小时就修好了,最终中国胜出。正兵迎敌,奇兵制胜。三一的计划是,五年之内,海外市场占据30%的份额。在国内、国外的扩张过程中,在多元行业的扩张中,三一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大企业病。一个是管理上的失察,面对六万名职工,董事长怎么了解每个人都在想什么?他想了办法克服,设立了董事长信箱以解决信息的不对称。另一个是成功反被成功误,成功容易滋生经验主义,乐观激进,不能认真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对潜在的危机缺乏创业初期的那种敏感。何立伟:长沙就是快乐大本营采访:《锦绣》杂志主笔邹波、记者刘君整理:《锦绣》杂志记者刘君我们和何立伟约在白沙井附近的白沙源茶楼。关于白沙井,《长沙府志》记云:“白沙井,县东南二里,井仅尺许,清香甘美,通城官民汲之不竭,长沙第一泉。”井边绿树葱茏,有许多人提壶汲泉水,煮饭或煮茶。住在附近的何立伟曾以此为原点缓缓展开热闹而又宁静的“长沙岁月”。事隔多年,我们期待的是另一种叙述。&& &锦绣:白沙井这个地方,特别有老长沙的生活气息。何立伟:白沙井可以说是长沙的一个源头。古井的斜对面是“长沙简牍博物馆”。博物馆过去三四百米是天心古阁。古井背后是体育中心。我以前读的浏正街小学也离这不远。这里不仅有长沙城的记忆,也有我个人的许多记忆。锦绣:在这里感到生活节奏很慢,抽烟、喝茶、打牌……这是长沙人娱乐生活的写照吗?何立伟:长沙是一个市井社会,你们看到的这些,算是典型的长沙人的生活。慢节奏,其实是农耕社会传递下来的,带有一种封闭性。但是在封闭的文化里面,民俗民风又有一种热烈、开放的东西,所以长沙的娱乐产业能够领先全国。再往深处说,湖湘文化有一个传统,就是以个人的力量来改变大格局。娱乐产业的领头人,基本上也具有这种秉性。比如说,几乎所有电视台都是以新闻立台,但是湖南卫视就要标新立异,以娱乐立台。我宁可自己做,不和你们在一张桌上玩游戏,你们这个游戏规则我受不了,我搞自己的一套。&&& 锦绣:长沙文学界有没有这种心态?何立伟: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是这样的,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中,两个是湖南人,历届全国优秀小说奖基本上都有湖南人。而当初湖南的出版业,根本就是籍籍无名。湖南人的好作品,在本地发不出来。像韩少功的作品,曾被《湖南文学》退稿,后来在《人民文学》发出来。省级刊物退稿,国家级刊物发出来,而且全国得奖,说明当初湖南人的文化意识、生活意识都很保守。锦绣:你说的保守是指大众,还是指一个更整体的氛围?何立伟:整体,但是人群里面有优秀分子。湖湘文化有两个极端,其中高端的是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精英,铁肩担道义、兼济天下的那种人物。当然沈从文是另外一种类型。他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和政治意识以及经邦济世的怀抱没有关联。&&& 湖南文学也是多样化的,爱政治的人搞文学可能就是政治倾向很浓的,也有那种纯艺术的,对文化有特别深的追求的,比方说像韩少功,他通过词汇―从语言这个很小的切口探进去,把地域文化怎样制约人的生活等这些东西表达出来。像我就比较喜欢诗意的、唯美的东西―文学没有趋同的东西。现在的商业文学是趋同的,商业不展示个性,个性要被淹没的。商业文化在消解很多东西,你再到凤凰去看,人潮如织是次要的,关键是改变了所有人的心态。&&& 锦绣:在现代商业化背景下,长沙悠闲自得的氛围,给人一种乡村的情调,它源自哪里?何立伟:其实这本身就是农耕时期的生活习惯,懒懒散散的,农事忙的时候才做事,闲下来就找找乐子。现在就是这样,人只有干活挣钱的时候是认真的,一闲下来就是吊儿郎当的、快活的,而且呼朋唤友,常常过群体生活,不像北京这种大都市更多以个体为主。长沙就是熟人社会、群体社会、人际网络社会。要不家族,要不同乡,这种种关系都是农耕社会典型的人际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湖南还非常农民。我当过工人,而且很留恋工厂生活,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很纯粹的。那时工人很多,在市民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小,即使如此,整个社会还是属于农耕社会。&&& 锦绣:你现在在长沙还能感觉到这种封闭性吗?何立伟:互联网时代,像长沙这种省会城市你说它封闭说不过去。但市井文化里面还有很浓的农耕时代痕迹,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嘻嘻哈哈、打打闹闹,都成了地方性和民风了,很难改变。在北京生活的长沙人,过的是一种很现代的生活,但是一回来马上就被同学、朋友包围,长沙就是一个染缸,它的颜色决定了个体的颜色,你很难有意识,你有意识就太另类了,就会很不合群,很痛苦。你排斥所有的人,所有人也排斥你。&&& 长沙现在同时有几条地铁在修,东西向的城区和街道都有过山隧道,速度在改变人的生活,但这种建设不会改变长沙人慢生活的节奏。或者是渐变,一种不易察觉的改变。长沙人性格是很顽固的,就像爱吃辣椒的口味一样。&&& 锦绣:在这种市井生活中,娱乐消费的兴起似乎很容易理解了。何立伟:长沙娱乐消费很发达。歌厅文化在全国首屈一指,任何城市都没有长沙这么火,包括北京、武汉很多夜总会的主持人都是湖南过去的。附近的田汉大剧院,365天只有初一到初五休息,360天几乎场场爆满,琴岛也是一样。但本土市民在里面消费的很少,票价不便宜,基本上都是外地人到长沙,本地人带着他们看看、吃饭,吃完饭以后洗个脚或者做个脸,然后去剧院看戏,看完戏吃宵夜,一直到天亮。北京有个朋友来到长沙,说长沙就是“快乐大本营”,夜夜笙歌,通宵达旦。满街都是洗脚屋,北京是首都,长沙是“脚都”。&&&长沙聚会,没有谁坐在家里,而是一边洗脚,一边享受地躺着,喝茶聊天,一起去吃宵夜。这种群体性的形式当然能推动娱乐消费。&&& 锦绣: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已经有贫富悬殊的因素进来了,它会产生破坏吗?何立伟:贫富差距使人的心理变得非常微妙。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小学同学聚会聚不起来了,很多人不愿意参加,就是因为贫富悬殊很大,大部分人混得不好。很多原来的工人都处在一种吃低保、拿很低退休金的生活。我的小学同学中也有亿万富翁,大家坐在一起气场就不对了,哪怕富豪做出低调的姿态,但是大家心理上还是有距离的,很难彼此真的不在乎。所以现在这种聚会都是以阶层划分的,经济上一个阶级,消费水准才能一致。况且,整个中国社会都有仇富和仇官的心理,一个混得不好的人,看到混得好的人,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锦绣:你在《长沙岁月》中说,如果用一种声音来概括对长沙的印象,那就是花鼓戏的声音,为什么这么说?何立伟:喧腾,花鼓戏就有这个特点。湖南的地方戏有两个代表,一个是花鼓戏,一台戏从头热闹到尾;另一个就是湘剧高腔,你注意在街上听,任何人说话都是高腔,很能反映一个地方的民性和文化性格。还有“弹丝浪”,我在湖南一中的校友谭盾,回来采访的时候就对这个很感兴趣。这是长沙的“土话”,就是人死之后的吹拉弹唱。唢呐、笛子、锣鼓、梆子都有,通宵达旦地闹,一闹好几个晚上。长沙的红白喜事都讲究热闹。就是没有悲气,白也是喜事,叫“白喜事”,不称为“悲事”。悲绝不是城市主调,短暂的悲情之后,它就重新格式化。&&& 锦绣:湖南卫视的娱乐节目,是否就是以长沙这种本土文化为依托的?何立伟:对,你比如汪涵主持那个“越策越开心”,它为什么收视率那么高?长沙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看?除了有方言的亲和力之外,它符合长沙人的性格,长沙人就喜欢那么热闹的节目。“策”不是湖南卫视发明的新词,在长沙话里就是耍贫嘴、过嘴巴瘾以及打口水战的意思,但又不是有敌意的口水战,而是一种很亲昵的调侃。你来我往,频率很快。这就像拉锯,说话就是耍短锯的节奏。&&& 所以这个节目是扎根于本土文化的。长沙人没有很高级的幽默,就是一种市井的滑稽。中国文化里面缺少幽默,但是有一种民间的滑稽,是一种土幽默,档次不高的幽默――但是你一定会喜欢,因为除了说,它还有表演,说一下还要唱一下,还要模仿一下。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很快把人逗乐了。何立伟:长沙市文联主席。代表作有《小城无故事》、《白色鸟》、《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大号叫人民》等,另有漫画集《何立伟漫画与戏语》、《失眠的星光》、《情文情画》等。谁能整编电视湘军《锦绣》杂志记者:严晓霖6月28日,是湖南广播电视台和由其控股的市场主体“芒果传媒”挂牌一周年的日子。一年前,在欧阳常林的主导下,局台分离已经完成。一年后,倘若事企资产边界厘清、事企分开方案成熟,干部人员分流问题便将提上日程。戴着镣铐舞动了多年的电视湘军,能挣脱最后的枷锁吗?& &&如果不是因为工作,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湖南卫视。其实,在我这一代人的成长记忆里,已自称“芒果台”的湖南卫视必定是留下过印记的。上世纪末,大学宿舍每周六晚抢夺遥控器看《快乐大本营》,是一种潮流和出位的表现。在文本电视和《综艺大观》式的庄重感文化节目当道的年岁,这一中部欠发达省份突然冒出头来的“小台”,完全打破了央视官方色彩的语言范式,宛如一股清流,令人侧目。再后来,是2005年的“超女”大爆炸。亲眼见到不太会发短信的中年人摸索着为他看好的选手投票、为谁更应该晋级争得面红耳赤时,我的惊讶与恍惚,丝毫不亚于将李宇春印在《Time》封面、评价其为中国民主自由标志的美国媒体。这两个符号性的电视产品,恰恰是湖南广电第一、二次改革的典型产物。“超女”以后,国内舆论对带有鲜明魏文彬印记的湖南广电中部崛起迸发出了空前的解读热情。不少时评人士将笔墨集中于选秀的短信投票环节,认为其是中国民主选举的预演和范本。虽然在许多人看来,这一提法过于拔高和牵强,紧随其后的广电总局叫停和央视封杀却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答案。今年的“快女”,公众投票已被禁止,仅能以微博转发人气替代之。前期的比赛大多只有湖南人从娱乐频道看到,卫视上甚少呈现,影响已大不如前。这些年,影院由门可罗雀重新喧闹了起来,社交网站红火了一阵,接续移动终端的普及开启了微博为王的碎片时代。“自娱娱人”的方式已然太多,资讯和话题也从来不缺,若不是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这档逆“反三俗”风向而上的相亲节目以话题制造机器的姿态火了起来,怕是在大城市里生活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淡忘了电视的存在。不过今天,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已经由精英阶层延伸到了平头百姓,参与切身权益和生存大环境的建设愈趋主流。曾经被娱乐节目启蒙过的人们面对现实已经激发出了相当的娱乐精神,这境地,电视仍然要带领大家娱乐至死么?娱乐只是冰山一角&&& 六月初,长江中下游百年不遇大旱,湖南亦是重灾区。洞庭湖部分水域干涸见底,千万亩农田受旱,若干集镇断水,百万人饮水困难,相关图文铺满网络。如是情境下,该省影响力仅次于央视的强势频道若仍将资源尽数投掷于歌舞升平的“快女”选秀和明星舞蹈比赛,湖南人的娱乐神经会否太过强悍了一些?带着诸多困惑来到长沙,恰逢久旱过后的第一场暴雨。原先联系好的《都市1时间》栏目组无人有暇回应,所有人都好似在打仗。这是一个风格硬朗的民生新闻栏目,记者们冲杀去了下面洪水围城的乡镇,我打开电视了解了一个新词汇:旱涝急转。每次到长沙都来去匆匆的我,这时才第一次看到“电视湘军”的全貌:除了湖南卫视、金鹰卡通、国际频道三个上星频道外,还有经视、娱乐、都市等省台旗下五个频道,政法、经贸等长沙市台八个频道。翻看手里的收视报告,财经、新闻、娱乐兼而有之的综合频道经视,无论在省内或长沙市内,均为收视龙头;都市频道则是纯粹的民生新闻频道,与走青春时尚路线的卫视分居省内收视的第三、四位,次序不定,且均不足经视一半份额,亦落后于电视剧频道。若只看长沙本地收视,都市频道排在第二,卫视则落到了第六。各频道自办栏目,排在长沙收视榜首的是《都市1时间》,其后《天天向上》、《世界大不同》等娱乐、新闻类栏目平分秋色,未见娱乐节目拥有绝对优势。这与电视上呈现出来的景象相符:一边是洪水滔天,一边是快女真人秀;有频道在全天滚动播放家长里短的连续剧,有节目请来专家与观众互动,嬉戏着探讨保姆应该怎样带小孩,也总有人摇晃着镜头带你去看哪些黑心商家把往年的粽子改头换面重新摆出来卖。很鲜活,很生活,也很真实。只是离开湖南,只看到卫视,只余一片清浅欢腾,便被此假象迷惑。其实,湖南广电的改革,恰恰是从新闻节目开始的。彼时,前任湖南省广播电视剧局长、党组书记,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魏文彬,刚刚来到电视台,担任新闻部主任一职,尔后成为分管新闻的副台长。正是他主导创办了第一批带有变革意识的时政新闻类节目,包括站着播报不发播音腔的《晚间新闻》、央视《焦点访谈》的原型《焦点》。日后电视湘军的中坚力量,湖南广电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现任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管委会主任丁晖,原经视台长、刚刚履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吕焕斌,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总编辑、湖南卫视总监张华立,潇湘电影集团总经理刘惠东,加盟华侨城都市娱乐投资公司的原生活频道副总监吴澧波,湖南的第一位明星主持人、后来的卫视新闻中心副主任施华耕,连同后来有力推动了卫视内容改革并延续至今的制片人制度,全部出自那个阶段的新闻部。巧合的是,被魏文彬开辟为“特区”以激发尚未上星的省台改革的经视,收视一炮打响,靠的正是1996年的此时,记者泡在齐腰深的洪水里,被琼瑶戏称为“湖南骡子”的欧阳常林驻守在抗洪一线亲自指挥,现场连线直播,将这种骡子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如是看来,一众文学青年和老新闻人耗费多年心血却打造出一艘娱乐旗舰,必然是一个策略性的选择。其中或许包含对硬性新闻操作风险的规避,以及对更广大受众、更高收视的迎合。收缩战线,集中资源,要比新闻、娱乐两头并重更适合在市场中攻城略地。确立“快乐中国”为卫视核心概念,并将之锁定为以娱乐资讯为主的个性化娱乐频道,是在欧阳常林担任卫视台长、主导第二轮变革任上。这是一次覆盖整个湖南广电的改革,由于频道间同质竞争严重,耽于内耗,而省内广告增长空间已至瓶颈并迅速下滑,出现了严重的盈亏不平衡,一度滑到了崩盘的边缘。那一年的《环球企业家》杂志和《南方周末》,在相近时间发表了同一作者几乎相同的两篇文章,《虚火的电视湘军》和《电视湘军“虚火上升”》,分析了当时湖南广电的成本管理、广告黑洞和名牌栏目赔本赚吆喝等问题,影响甚广。究其原因,根子在于局台不分、以事业之名行企业之实的体制病灶。而当时的解决办法,是收缩编制,部门合并,频道整合。卫视、经视、都市三大主干的错位分工,便是在那个时期确立的。今天,除了都市频道,其他频道已不被允许染指纯粹的民生新闻领域。亲民视角、敢讲敢冲、深度调查,这令得现在的都市频道留有几分早期新闻部和经视挥洒新闻理想的影子。走进都市频道的收视王牌,同时也是新闻类栏目、甚而包括娱乐节目在内的所有自办栏目中本地收视最强劲的《都市1时间》栏目组,这种感觉格外明显。与卫视面向年轻群体恰恰相反,《都市1时间》的核心观众群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既有基层民众,也不乏机关干部。作为一档九十分钟的日播节目,记者和编导们的工作状态是相当残酷的:一大早出门跑新闻,下午回办公室密集写稿、审稿、剪片。播出时只能剪出一部分片子,接下来的需要边播边剪。三十八个人,一分钟的内容也不能断档,制片人聂胜强说自己的神经几乎一直是紧绷的,特别是到了下午,办公室氛围接近凝重。原则上每周能休息一天,然而最近抗洪,注定无休,甚而正常的作息也不能保证。栏目收视最高的一个环节叫做“真相大追击”,是湖南省内包括纸媒惟一存活的深度调查版块,不可避免地时常触碰到多个政府部门和敏感点,被反调查是家常便饭。到目前为止,记者提供的证据和证据链未有出现过偏差,也未曾授予过他人私下交道的权柄,公信力和美誉度于是一点一点建立,今年已到了第十个年头。可是这毕竟只是在地面频道,这些电视人纵然优秀却不可能像在卫视那样享受到全国性的反馈和知名度。虽然年年都拿最优秀栏目、最高性价比奖,这个栏目实际占用的资源和贡献效益绝对值仍然相当微小。一个记者、一个摄像、一台车,出去跑一天,就能带回来几分钟的节目,成本仅是稿费、油费、设备折旧。而一档娱乐节目,特别是一台大型直播节目,动辄劳动的是几百人、几百上千万资金,以及浩大的场地、设备投入。去年,都市频道投入1600万,创收1.5亿。经视逾3亿,卫视则达到了40亿,预计今年可超50亿。同样的高强度,却要涉险犯难,而非只在演播厅里蹦蹦跳跳,在娱乐大旗之下做新闻会否难逃边缘感?“从我个人感觉来说,并没有。”都市频道副总监、《都市1时间》的创始人周新天否认了这一判断。虽然一线员工都很年轻,但令她欣喜的是节目公平、公正、关爱民生的理念得到了后生晚辈发自内心的认同,这种态度和情绪流露于记者与受访者一言一行的沟通,以及稿件措辞、导语拟就。周新天每次出长差回到长沙,重新看自己的节目,这种感受便强化一次。“做娱乐和做新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责任,也是两种从业人员的不同追求。人们需要娱乐,满足他的娱乐需求这是对的,但并不是说娱乐就比新闻重要。投入多寡是由节目性质决定的,娱乐节目涉及舞美、明星,大投入才能有大产出,我们的产出就投入来说也算不错,只要有合理的性价比就OK。喜欢新闻的人终究会把新闻作为职业追求,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往娱乐道路上走。况且在湖南广电做娱乐门槛非常之高,没有相当的经验积累和对观众欣赏心理的把握根本无从驾驭。我们去到英国考察,发现我们的娱乐节目基本已经跟国外接轨了。而且他们一两年才出一个创意,五六年才能做成熟,在国内连五六个月的成长余地都没有,不行很快就会被砍掉,创新和竞争的压力大太多了。把娱乐真正做到人心里去是很难的,整个过程基本上心力交瘁。从这一点上说在台里不管做新闻还是娱乐,境遇是相似的。”受娱乐节目形式不断翻新的刺激,周新天也想过给《都市1时间》换一身欧美风格的洋气包装,内容不变。结果,收视连跌了七天。栏目的考核是以收入前三名为奖励前提的,这样的业绩已经维持了数年。到了第八天,实在扛不住压力的她把新形式全盘推翻,一切变回从前,收视立刻回升。“节目做到这个程度已经不再属于我了,不再属于栏目的每一个个人,而是属于观众。这说明观众需要这样一个平台为他说话,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个平台守护好。这种感觉特别好。”但尽管如此,她也时常敦促记者和编导们不要一心沉迷于业务,要有职业规划,多发掘和把握外出进修、出国考察的机会,读EMBA或是寻找影响力更大的平台。其他电视台来高薪挖人,她从不阻拦,甚至愿意主动提供机会。因为这档栏目已然相当成熟,也一直注意梯队培养,不担心后继无人,而外面尤其是上星的卫视,天地广阔。她本人的职业理想,是做一档大型室内演播室的政论脱口秀,让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与市民同台探讨、辩论,增强互动性,尤其是与高端人群的互动。这一想法已经酝酿了两三年,从自身的职业生涯积累来说是时候了,但新闻大环境和平台资源还不具备,还在等机会。自上而下的纠结&&& 今年的6月28日,是湖南广播电视台和由其控股的市场主体“芒果传媒”挂牌一周年的日子。对包括周新天在内的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坎。一年前,这波呼声已久的第三轮改革完成了局、台分离。接下来,剥离经营性资产注入芒果传媒,结合诸如与盛大合资的“盛世影业”,吸纳了弘毅投资、中信产业基金、红杉资本三家投资机构3.3亿元融资的电视购物公司“快乐购”等新业态,加速市场运作,已是路人皆知的未来蓝图。目前,芒果传媒惟一运转的部门叫做“上市办”,意图昭然。倘若事企资产边界厘清、事企分开方案成熟,干部人员分流问题便将提上日程。本文截稿时,6月28日将近,欧阳常林所说的“管办分开、事企分开两个改革并作一步走”能推行到什么程度,每个频道、栏目和个人的编制、事务划归到哪一边,都尚未有定论。这涉及到频道的身份界定、栏目的资金投入和组织形式,当然也关乎个人收入。虽然对于芒果传媒是否已具备上市条件尚有争论,有一个非官方的猜想几乎是公允的:欧台59岁了,正厅级干部60岁退休,但上市公司董事长是没有退休年限的。可是一档新闻节目,划出体制外的概率有多大呢?换个角度猜想,倘若做新闻并不面临太大从体制内“圈地”的阻力,是否今天的广电和卫视也便不会大面积娱乐化如斯?2008年6月,提前从广电党组书记任上退休到政协当副主席的魏文彬,并没有完成自己雄心壮志的改革。明晰产权,将集团建设成以股份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他早就看明白的方向,也是电视及衍生至多媒体产业化发展的必然。但他力排众议、开风气之先主导了两次改革,仍只是体制内分分合合的游戏。对大一统进行拆分,再将零散资源整合,如此反复,激活病体有限的生命力,却未能拔除病根,建立新秩序。至他离任,湖南广电仍然是集团与局合署办公,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以事业单位式的管理和分配制度,在产业前沿冲锋陷阵。许多人为魏文彬不平,认为以他的功绩,这个休退得未免潦草。另一种声音却说,他能安全退到这个位子,已是难得的不易。在广电内部,有人解读说魏文彬其实是被动离开的,他的存在被认为实际上阻碍了改革的深化―他已经待得太久,有太多的利益关系。这令这位曾经怀抱文学梦、不屑于官场的才子,两手空空在浏阳河边的荒山上造就一个娱乐王国的故事,更添了一份纠结。这种纠结感,贯穿于我对在长沙遭遇的每一个广电人的感知,和他们讲述的故事。6月9日,周四,打开卫视,晚八点半黄金档,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栏目,《帮助微力量》。这是国内第一档民生公益慈善类节目,不是让大明星从高塔上跳下去就能为穷孩子赢得一座学校式的用公益为娱乐增加含金量,是彻彻底底的公益主题“直播+互动”。节目现场,由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与湖南广播电视台共同发起的“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芒果V基金”正式宣告成立并开始运行。这是一个公募基金,观众可以通过热线、手机短信、微博和线下四种渠道认捐,每份捐赠价值5元,每人每次可捐赠若干份无上限。认捐人和认捐数量即时在节目大屏幕滚动显示,认捐总数也随着直播同步累加。认捐完成后,认捐人再通过银行汇款和支付宝两种渠道兑现捐款,期限是截至下一周节目直播的前一天,也即是下周三。芒果V基金则负责在当期节目直播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将落实到账的善款交付指定受助人或解除受助人困境的第三方,并将交付情况在官方微博和直播节目中公示,接受观众监督。第一期,节目组找来了身患尿毒症却无钱医治的乡村女教师贾桂艳、高位截肢却十年如一日在荒山种树的退伍老兵马三小两位受助人,分别计划为之募得换肾手术费用20万元、即4万份“芒果V基金5元认捐计划”和5000株绿树、价值7万5千元、即1万5千份善款。根据节目官方公布的结果,二人实际获得的捐赠超出了预期金额,但只兑现了认捐金额的50%。按照《芒果V基金管理实施办法》,超出部分将汇入基金用于其他需要帮助的项目;反之假若不足,不足部分将由基金本金补足,广电已为基金首期注入了500万元作为基础。这档节目的制片人,是在广电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老战士陈晓(微博)冬,此前著名的情感访谈纪实节目《真情》的制片人,其他作品还有《8090》、《越淘越开心》、卫视自制电视剧《丑女无敌》。见到他时他正处在第一期节目播完、开始冲刺第二期的亢奋状态,刚刚开完会,一看就没怎么睡。他的团队在卫视比较另类。90%的娱乐节目以外,他们是兼具娱乐性与新闻性的少数派。行走在娱乐的边缘,又以贴近民生、擅讲故事赢得了收视王牌。这档节目是由台领导发起的。上层决策认为,卫视发展到今天,品牌、效益、市场占有率都已经到达了相当高度,应该回馈社会了,是时候彰显一个主流媒体必须具备的责任感了,于是临阵点了陈晓冬的兵。而陈亦有意愿,《真情》之后“叛逃”过央视两年的他,回流后尚未找到事业的新高潮。尝试过几乎所有门类的电视节目,体会过收视长红和不论叫好或饱受诟病都掷地有声的影响力,经历、阅历都积累到了一定的年纪,陈晓冬说他盼望的是回归思考,回归人文关怀和社会关照。所以在《帮助微力量》和已经上手、模式简单的《越淘越开心》之间,他选择了风险和压力大得多的前者。第一期节目的播出效果基本达到了预期,陈晓冬没有想到的是,他收到了若干同行发来的肯定短信。在之前,即使是《真情》最火的时候,他也没有得到过这种回应。即使有观众叫好,不快的情绪仍然挥之不去。因为情感节目诞生伊始,是贴近民生的优秀典型,但十年后泛滥成了恶性竞争已经变质。为了博取眼球,许多跟风者无所不用其极,个人隐私成了最佳武器。他的节目也常常受到质疑和责问,内心的缺失无以填补。《帮助微力量》这个节目由于其性质,即使发展成熟也未必能有情感节目那般的高收视,但他却在这里找回了激情。“那些期盼的眼睛都是真实的、干净的,虽然很累,但睡得着觉,很安心、很踏实,这种感觉很好。收视率我有过,铺天盖地的影响有过,但经历过了那些,对很多东西反而不强求了。眼下的安静、纯粹我觉得弥足珍贵,在此基础上我会尽可能地完善它,争取叫好也叫座”。但在欣喜之下,隐忧也是重重。在国内,民间发起的公募基金会是无法独立注册的,只能寻找拥有公募资格的官方机构挂靠。芒果V基金挂靠的是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虽然可以借助其名义向社会公开募捐,但无法拥有自己的独立账户和公章。《帮助微力量》节目中公布的捐款账户,户名确是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这种钱款不分家的情况,势必会对募得款项的支配和监管构成约束。这一制度性障碍,早在几年前李连杰发起“壹基金”时便被深入讨论过,几年来除了“壹基金”依靠、万科、腾讯们的扶持,拿到了一张由深圳市民政局颁发、民政部特批的试点性质的公募基金身份证,尚未有任何政策松动。这意味着芒果V基金存在着先天性缺陷,认购程序和直播、网络公示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其可能引发的争议和不信任,但确保有效募捐到当事人、确保钱款有效地作用到当事人身上,涉及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一个电视栏目能够通盘把握的。“这是目前最大的技术性难题,也是我最担心的地方。一旦财务上不透明,授人以柄,对做公益来说就是致命伤。看公益慈善节目的人心态与看娱乐节目是不一样的,是抱着一颗真心来的,真心容不得半点杂质。对无法逾越的制度壁垒我很无奈,我能保证的是钱款的使用在我们这个层面是绝对阳光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能做的便是利用我们同时也是媒体的特性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动用一切可能的办法调整和修正。”陈晓冬说,作为拥有强大传播效力的电视频道,迎难而上尝试为公益事业破局,也许正是使命的体现。就电视行业而言,当所有台都跟风大搞娱乐的时候,作为领跑者的卫视便必须跳出娱乐,重新开辟一片蓝海。&&& 在6月28日即将到来之际,开播这样一档注定纠结的转型栏目是否有其特殊用意,我无从得知。公益是把双刃剑,可能抢夺到更多话语权,而一旦影响力升级,非议和拷问也势必水涨船高。不过,在体制的边缘戴着镣铐跳舞,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路,正是电视湘军的一贯作风。自去年1月1日广电总局61号令生效以来,省级卫视的广告时间一再受到控制,卫视向新闻、高端转身的传言便一再流出。一年后,一周七天的零点档,已成为这些新栏目的试验场。每周二的《非常靠谱》,是以姓氏为线索的文史脱口秀,由汪涵主持;周三的《岳麓实践论》,是由张丹丹主持的高端谈话类节目;周四的《博物馆奇妙夜》则是大型文博揭秘节目,将纪录片与真人秀两种看似不搭的形式组合在了一起。对此,有人解读为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卫视迫于生存,被动改版。但对于广电的高层、那些多年前投身娱乐洪流的老新闻人来说,这看起来更像是一次回归。用卫视新闻中心副主任牛嵩峰的话来说:“过去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现在,是重拾理想的时候了。”马栏山人的未来&&& 浏阳河大桥以东,内城通往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沙的必经之路上,长沙市与长沙县的交界处,有山有水的数千亩土地,均属广电地界。那里除了广电的办公大楼,还有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等旅游景点,大型活动场馆国际影视会展中心,五星级酒店及餐饮、健身、垂钓、茶室等休憩场所,员工住宅小区,俨然一个城中城。这里对外的正式名称是“金鹰城”,因为中国电视界最高级别的节事活动“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永久落户于此。长沙人习惯称这一带为广电,而广电人则似乎更偏好这里原生的地名,马栏山。魏文彬在任时,曾授权湖南日报旗下《华声》杂志的总编辑黄晓阳写作过一本解读他本人连同整个“湘军”大本营的书―《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书里对他当年如何在马栏山下画了一个圈,仅凭几百万硬生生征下这么多土地、撑起几十个亿大项目的过程做了细致的讲述。去过了德雅路的老台,市井小街上一个有些狭小、老旧的院子,广电改革的策源地,就更体会到了这种翻天覆地变化的速度感。与歌厅、酒吧、洗脚城林立的喧闹内城不同,马栏山是清静的。因为外来人员不多,广电人又都痴迷工作。许多马栏山人很少进城,没有时间,除非为了工作。当然也有个别是顾忌公众人物的烦恼,乐得猫在这里躲清闲,比如在湖南据说比省委书记还要有名的名嘴,汪涵。汪涵最近在市区某大厦24层俯瞰湘江的上好位置开了一间书屋,取名培荣。物业是早就买下的,因为喜欢那个角度的江景,但一直没想好做什么。现在想要做成一个开放空间,布置上他收藏的字画、古印,摆满四处收集来的文史哲书籍,尤其是古书,供同好者在此饮茶、谈天或是做小型沙龙,填补长沙独立人文书店的空白。第一次见到他便是在书屋。素色衬衣、短裤、赤脚,嚼槟榔,清爽自在。这是他在市内惟一能放松游走的自留地。第二次是在马栏山,酒店一侧的茶室。星期天的下午,他约了老同学继续打打了十多年还没厌倦的麻将。这里是他的乐土,来去都是老同事,没有狗仔和粉丝,没有人会对他端起相机。2005年的“超女”,将原先只活跃在湖南的他一下子推到了全国观众面前。在那之后,各色奖项、活动邀约、水涨船高的报酬等级如云霄飞车般将他的声名瞬间飚到了顶点。接踵而来的,是不堪劳碌的身体告急。他向台里告假休整,此间传出过退隐的想法。后来,他结识了几位书画界的老先生,生活方式和心境受到启悟。开始读古旧的文史书籍,沉迷于欣赏和收藏字画,有意识地回避太多的喧嚣和浮躁,让心静了下来。他将那段时间的心绪写作成了《有味》一书,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令许多人惊诧于与电视上迥异的另一个汪涵,带着些旧时文人气,心中有古意。已为自己打算好不复北上的他,现在已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工作节奏的主导权。工作不会太累,留有时间阅读和静思。也不再执着于身体的疲惫,而让心灵逍遥。卫视的一线主持人里,住在长沙的仅有他和张丹丹两位而已。汪涵今年37岁,不用电脑,没有电邮,手机是一部只能发短信和打电话的七年前旧物,不用iPhone、iPad,也没有微博。他说从内心抗拒这些现代物品,更享受一张张破开来翻看毛边书的质感,偶然与诗人朋友们短信往来,活得很隐蔽。相比以“策神”姿态亮相的娱乐节目,他更想做读书节目、考古节目,想要带着观众去世界各地参观博物馆。即将到来的不惑之年,他还想着做一些文字和音韵方面的整理和研究。他从没想过自己去创业,因为累,因为事儿,他都怕,闲着赖着懒洋洋的多好。所以更多的时候,他只是顺势而为,不做计划。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他,在台内地位稳固,或许真的不那么在意能否拿到芒果传媒的股份,只管安心做神仙。然而对大部分幕后工作者来说,以市场要求付出、用事业衡量回报、内部高度竞争、上升空间有限这样一种不尽合理的制度和结构,始终存在隐忧。1990年代与汪涵共事于经视《幸运3721》栏目的吴娈,现在是卫视娱乐新闻节目《娱乐无极限》的制片人,已任数年。节目收视稳居全国同类栏目第一,他面对的业务问题,常常是如何在高收视带来的导向重压下,把任何明星不论结婚还是离婚的新闻,都播报成励志故事。吴大师(汪涵语)年届四十,虽仍青春勃发,但向上走不愿做官或是谋个闲职。芒果传媒未来能提供的产业而非节目层面的发展空间尚未打开,年轻一代日渐成熟早晚压将上来,拥有与他这一代为广电献出整个青春的电视人的付出相匹配回报的退出机制,据吴娈说,总台还在设计之中,尚未成型。而那些等不及新制度成型,不满足于没钱或是不甘被释过权的许多人,便离开了马栏山,自己创业或是寻找其他平台。也有人经过比较又回流回来,因为湖南广电没打开的结,在国内广电体系下的任何一个单位也同样存在。在这里,那些远离纠结核心的线索或许还能理得更清楚些。外面的同行常常对马栏山人深感费解:拿不了多少钱,为什么还卯足了劲工作,为什么都争先恐后加班,彻夜不休的动力究竟从何而来?为了自尊,为了被认同,为了自我价值实现,为了赢得更大施展空间……我听到的回答总是非常理想化。有人总结说,湖南广电之所以成功,正因为其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创造欲,将既定体制下的一切可能空间腾挪到极致。如果此论成立,却没有合理的治理结构和薪酬激励体系,这种激情疗法,能够长久么?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6日表示,证监会2014年行政处罚的执行情况,证监会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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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之星十大名博,直播室全天直播大盘、指导股市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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