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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派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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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引子
http://www.cchere.com/article/3729033
笔者所说的五岳派不是金庸老先生笔下的武林名门正派。笔者要谈的是中国的航空工业系统，他们喜欢用&秦岭”、&太行“、&泰山”命名自己的航空发动机产品，再加上现任掌门人林左鸣江湖人称&左掌门”，因此得了这五岳派的封号。左掌门可是家大业大，手下好几家大学，十数家科研院所，上百家工厂企业，站出呼喇喇一大帮子，虽说武功比不上西帝北丐那几个绝顶高手，但也是江湖大派，威风八面、威震一方。
莱特兄弟1903年开着装上发动机的木制风筝飞上蓝天的时侯，我大清正值风雨飘摇之时，马上就要歇菜了，脑子里想的都是些&多难兴邦&的大事，自然没有那份儿&航空兴国&的闲情逸致。
先总统空一格常凯申公纵横大陆二十余载，毕竟在东洋留过学，再加上娶了个中国脸美国心、汉语勉强能说、善于用英文思考的老婆，凯公对现代高科技还是心向往之的，人早在1946年就拨款80美元(其实是46年的10万法币，折合80美元)外加一座教堂去研究原子弹了，思想上和日记上可是领先老毛这些土鳖很多年的。
于是凯夫人美玲亲自出马，揣着2000万美元，亲自去美国买飞机，截至1937年抗战爆发，总共采购了300来架各式飞机，然后聘请美国顾问，招募青年才俊，人称凯夫人为&中国空军之母&，伊言必称&我的空军&，颇为得意。不要以为300架飞机很多哦，那不是数亿美元一架的F22，主要机型是霍克II型战斗机，一种双层机翼、螺旋桨动力的小型战斗机，在那个以零部件标准化为基础的流水线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飞机的月产量要是不弄个万儿八千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美国在二战期间共生产了二十万架飞机，苏联在二战期间飞机的月产量曾经高达20000架，日本鬼子二战期间也生产了6万多架各式飞机。
凯公的账房先生，凯夫人的兄长，同样是中文勉强能讲，擅长英文思想，笔记公文全用英文的经济学专家、财政部长宋子文后来给自己的妹妹算了一笔账，说飞机那是高科技的玩意，更新换代极快，跟现在的CPU换代的速度差不多，你现在买了飞机，过不了几年就落后了，还得再买新的；咱要是把买飞机的钱存进美国的银行，等用得着的时候，咱买最先进的飞机，这期间咱还可以吃利息，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凯夫人深以为然，遂断了继续扩大机队规模的心思。现有的两三百架飞机逢年过节、迎来送往的时候出来露露脸，感觉足够了。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凯公没读完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校长、老师加同学、校友、前辈率大队人马进攻中国，中国空军虽说英勇顽强，但好汉难敌四手，架不住对方装备质量的优势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在淞沪、杭州湾、南京、武汉等地与日本空军空战数次之后，基本上就所剩无几了。直到1941年陈纳德率领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华，中国的天空就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想轰炸哪里就轰炸哪里，根本无法做任何有效的抵抗。当然美国人也不是那么好伺候，高薪厚禄不说，还得小心谨慎地当大爷一样伺候着，逢年过节还要派太太小姐姨太太们陪着跳舞玩儿乐，直到美国空军在汉口闹出&景明大楼集体强奸名媛案&的高潮大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抗美援朝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航空工业开始起步，在随后的几十年间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喜怒哀乐。笔者准备在随后的几篇帖子里八一八航空工业系统中的主要的院校、研究所、工厂企业。纯粹都是闲谈野史，中间涉及到任何人物事件，都不保证其真实性，有心人请勿对号入座。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种子
&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其实不光二十一世纪，自古以来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要聊中国的航空工业，就不能不提航空口的几所大学，尤其是北航、南航、西工大三家，在航空系统的科研院所工厂企业中，毕业于这三家大学的，那是绝对的主力。虽说现在航空部没了，三所大学的拨款从工信部和地方上拿，但&左盟主&来了还是要净水泼街、黄土垫道的，毕竟科研经费还是要从&左盟主&手里拿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1951年开始搞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把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西北工学院和厦门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了清华大学航空系。1952年又调整了一次，以清华航空系为基础，加上其它几所大学的航空系，成立了专门的航空大学: 北京航空学院(1988年才改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由于院系调整，很多人高考时进的是这个大学门儿，毕业时出的却是另一个大学的门儿。比如，歼轰七&飞豹&的总设计师陈一坚，1949年考上的是厦门大学的航空系，1952年毕业时拿的却是清华的毕业证。
北航和清华的渊源极深，神舟五号的总设计师戚发轫，考上的是清华大学的航空系，毕业时却拿了个北航的毕业证。要搁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但那个年代不讲究这个。不过这样也有好处，清华、北航都承认他们是校友。
北京有很多大院儿，北航占了整整一个街区(block)，面积不小，也算是个大院儿了。王岐山当北京市长的时候，对这些大院儿恨的牙痒痒，总是想修路从这些大院中穿过去，但这些大院都不好惹，最后修路的事儿还是不了了之了。
北航在学院路上，不远就是西土城路上的北京电影学院，每年北电报名发榜的时候去看美女，从北航走路去就行了。
北航院子里有个航空馆，规模虽然不如小汤山航空博物馆，但也有不少好东西，以前去北京出差，有时间总要去看看。印象比较深的是展馆里有架八爷的木质模型，院子里有架英国产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八十年代和西方合伙对抗前苏联，与英国关系不错，曾经想买70－80架鹞式战斗机外加生产线，有人说英国人死活不卖生产线，也有人说是因为中国没钱，或许是两种原因都有，总之这个事儿黄了，但是用一架拉-9式苏联战斗机与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换来一架鹞式战斗机实物，北航肯定进行了相关研究，以后要是搞自己的垂直起降战机，也不是一点儿基础都没有。航空馆里另一件儿好东西是美国产P－61B，绰号黑寡妇，目前世界上仅存有两架，一架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空军博物馆，另一架就是北航这架。P－61抗战期间在中国立过不少战功，这架P－61曾经在四川大学航空系做教材使用，后来院系调整，最后落在了北航手里。听说2008年北航修了新的航空馆，不知道完工没有。
据说北航现在有17位院士: 比如搞发动机的陈懋章、刘大响，搞空气动力学的李椿萱，搞惯性导航的冯培德，搞材料的杜善义、徐惠彬，搞信号的张彦仲。发明沙丘驻涡火焰稳定器的高歌一直没评上院士，估计也该退休了。貌似北航现任校长和前任校长都是码农出身，鼓捣计算机的，希望以后空气动力、隐身技术提高以后，北航能有个搞飞机的校长。
北航也有自己设计的飞机: 蜜蜂系列，比如“蜜蜂”-3C飞机是北航研制的双座超轻型飞机，上单翼、半封闭座舱、正常式尾翼、前三点固定式起落架、三轴操纵系统，价格只有20万至30万，比一辆好点儿的汽车还便宜。等中国开放低空的事儿搞定了，有银子的不妨买一架玩儿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航创建于1952年，一开始叫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1956年被列为八大国防工业重点院校之一，并更名为南京航空学院，直到1993年改名为大学。
南航的老校区在明故宫遗址上，明故宫没剩下什么建筑了，只剩下午朝门的一段城墙。南航在南京老城的城墙里面，当年出了中山门就是郊区了。所以，以前和华东工学院(原兵器工业部所属大学)的同学吹牛聊天，总是以&你们住郊区，我们在市区&踩得对方无言以对。从南航步行十几分钟，出了中山门，城墙根下有一个挺大的湖，叫前湖，曾经是夏天游泳的好去处，但是后来养鱼的农民在里面加鸡粪，水质变差了，让喜欢游泳的同学愤恨了一阵，于是只好多走一段落，去半山腰上的紫霞湖游泳，虽然水面小很多，但水质很好。前几年去南京，前湖和紫霞湖都改造成了公园，怕是不让游泳了吧。前湖旁边是孙权墓，满山的梅花，叫做梅花山，过完寒假开学，正是梅花盛开的日子，天公往往作美，再下上一场雪，&踏雪寻梅&便是寒假后例行的节目。
南京是民国故都，大学很多，再加上是南京军区所在地，军事相关的院校就有一大批。上学时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到新街口的马路边上看过路的女兵，制服诱惑的魅力令人终生难忘。
南航的旁边儿就是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当年躺在南航的宿舍里就能听见隔壁通信工程学院的熄灯号和起床号声。南航的对面还有一所海军指挥学院，以前南航新生军训完阅兵的时候，总是请海指的将军(印象中校长是个少将)来检阅，学生们虽然没当过兵，但被真正的将军检阅一回也可以当成以后吹牛的资本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南航曾经设计了一架超轻型飞机&旅游者号&，在南航机械厂实习时，看到过停在院子里的旅游者号，全玻璃钢结构的小飞机，鸭式气动布局，所以中国第一架鸭式布局的飞机还真不是歼十哦，嘿嘿。南航在无人机方面颇有建树，最早是长空一号无人机，曾经是南航的骄傲，那时新生的录取通知书上印着的就是长空一号。这些年，南航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各种用途的无人机，想必也培养出了一大批无人机设计领域的牛人。
西北工业大学
西工大地处陕西西安，在读大学要去&天南海北&(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的时代，西安并不是学子最喜欢去的地方。很多人对西工大不甚了解，甚至只知道西安交大，不知到西工大。但在五岳派的地位，西工大堪比华山派的风清扬，武功深不可测。
在笔者搜集到的国产各型飞机的总师、副总师共18人的名单中，出自西工大的有9位，占了半壁江山，由此可见西工大在中国航空工业界的影响力。
下面这个名单是笔者从各种公开的新闻中搜集到的不甚完整的名单，欢迎各位补充。
宋文骢(歼10总设计师)，1960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陈一坚(歼轰七&飞豹&总设计师)，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
顾诵芬(歼八总设计师)，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杨伟(歼20总设计师)，1985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力学专业；
李守泽(KJ-2000预警机总负责人)，1983年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毕业；
唐长红(歼轰-7A战斗轰炸机&飞豹&总师)，1982年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学专业毕业；
欧阳绍修(运八总设计师，KJ-200预警机总师)，1978年西北工业大学导弹飞行力学专业毕业；
吕海(新舟60总设计师)，1986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航空机械制造专业，1997获得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硕士学位；
孙聪(歼-11系列飞机总师)，1983年7月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杨风田(歼-8D/F总师)，1964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
方锦星(歼-7系列飞机总师)，成飞副总工程师，1968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航空自动器专业；
周振国(轰-6H总师)，1982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雷达与导航专业，2001年获得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石屏(教-8教练机总师)，洪都总设计师，1956年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徐朝梁(直-8直升机总师)，直升机所副总师，1987年7月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直升机设计专业；
李家云(中航工业直升机所副总设计师)，身兼直8海军型、直11及AC311直升机总师，198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吴希明(武直十总设计师)，1984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直升机设计专业；
王希豹(直-9直升机总师)，199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仪表与测试专业；
张继高(歼-10副总师) ，611所副总师，1982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北航博士；
有人说: &你不识数! 我数的明明只有7位&。没错，从西工大毕业或者在西工大拿过硕士博士学位的只有7位，但是我把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宋文骢和杨风田两位也算进取了，为什么呢? 那就要从西工大的历史谈起了。
西工大最初是1957年由西北工学院和西安航空学院合并而成的，而西安航空学院则是上海交大、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后内迁的。1970年哈军工的空军工程系整体并入了西工大。看到没? 严格地说，顾诵芬这个上海交大毕业的都可以算成西工大的，我还少数了呢!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其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为设在哈尔滨，因此简称&哈军工&。哈军工是大将陈赓受命组建的。空军工程系是&一系&，可见其地位。
1952年，周恩来要求苏联方面按5个系的规模为哈军工派遣专家、顾问；苏联顾问团的团长奥列霍夫中将是苏联空军最高学府茹柯夫斯基航空学院毕业的，哈军工空军工程系主任唐铎少将是他的校友，奥列霍夫1957年因心脏病客死在中国。
麻省理工毕业的梁守槃、美国加州理工毕业的庄逢甘、密西根大学毕业的任新民、在美国加州理工获得航空博士学位的罗时钧、航天计算机技术的开拓者朱正，都曾经在哈军工空军工程系任教。想想看，是什么力量才能让这些大牛齐聚冰天雪地、条件艰苦的哈尔滨? 这种力量叫做&国家意志&! 是国家的坚定的发展重工业的决心让这些人才聚集在一起，同时也给了他们报效国家的舞台。
苏联为哈军工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专家顾问团，由苏联专家负责指导中国教员集中备课，再由中国的教员给学员们上大课。哈军工是得过毛子真传的，也难怪后来涌现出宋文骢等一大批牛人。
1966年哈军工被迫转业改制，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1969年中国和前苏联在黑龙江的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干了一仗，哈尔滨靠中苏边境太近，中央军委觉得重要的军工部门放在前线不保险，于是林彪发布关于战备的“一号命令”，哈军工被要求分拆内迁，1970年正式分迁，空军工程系划归第三机械工业部(就是航空部)被并入西工大，风洞实验室成了三机部的一个研究所(现在是中航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哈尔滨所，即627所)。
如今，西工大的毕业生遍布中国的航空工业系统，再加上陕西是中国的航空工业基地，飞豹、新轰六、运七、运八、新舟60系列、秦岭发动机都在陕西生产，西工大的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是大大的好。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创业
1949年傅作义高举白裤衩，北平和平解放，土共进了北京城。随后召开的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决定设立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部长是陈云。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的组长就是吴大观，后来人称“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
日，政务院下发《关于航空工业建立的决定》，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随之成立，新中国航空工业正式建立。1952年重工业部拆分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其中航空工业局的工作由第二机械工业部接管。
土共在朝鲜战场上，吃了空军不给力的亏，所以憋着一股劲，肯定是要大力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颇有些&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意思，适逢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投入大笔资金，在苏联的援助下，一口气搞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其中航空占了12项，包括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发动机、航空仪表、甚至机轮轮胎，统统引进技术和设备自己生产，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哈飞、哈尔滨东安动力、沈飞、黎明、洪都、株洲航空动力，都是那时开始建设的。
那时候，苏联是老大哥，什么都学苏联的。也不讲什么&知识产权&，各种图纸成火车的可劲儿从苏联往回拉。包括工厂的组织模式、厂房的设计、设备的布局排列、设备的规格型号、产品设计、工艺规程、夹具模具设计，统统照着苏联对应的模板工厂复制过来，甚至连暖气片的位置都跟苏联的工厂里一样。机床操作工，每个岗位都有苏联师傅手把手地培训，刚放下锄把子的泥腿子学着开机床特带劲。所以中国军工厂的工人看苏联的反映工厂生活的老电影，那场景感觉就特别熟，跟自己身边儿一样。
这种大规模的技术转移，以后再也不会有了，这种千年等一回的机会让中国抓住了，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所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复制的&，这句话还真有点儿道理，不过老美说这话的意思是害怕其它国家学着中国的样儿跟他们作对，其实老美的担忧有点儿过了，其它国家(比如阿三)想学中国，还真是没法儿学，今天搞共产主义的祖宗都不玩儿共产主义了，阿三上哪儿去找这种大规模技术转移的机会去?花钱买?阿三就是把爹买了，也买不起，更何况西方世界讲究&知识产权&，对技术盯得紧着呢，卖给你设备都要限定用途，派个人去盯着你怎么使，以民用为借口买得设备要是用作军用，人家就要找你麻烦。想想看，你要是买个避孕套，被人盯着看你的使用过程，是个什么感觉。
从毛子那里引进了全套技术资料生产，包括后来参照苏联原型机防制测绘的飞机有:歼五(米格17)、歼六(米格19)、歼七(米格21)、直五直升机(米4)、轰五轰炸机(伊尔28)、轰六轰炸机(图16)、运五运输机(安2)、运六运输机(仿伊尔14)、运七运输机(仿安24)、运八运输机(安12)。可以说，前苏联米高扬设计局、伊留申设计局、安东诺夫设计局、米里设计局、图波列夫设计局年代几乎所有产品的图纸包括制造工艺及工艺装备图纸，在中国都有个备份。这么多图纸是要用火车专列往中国运的，要是指望派间谍去偷，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算阿汤哥本事大，给他两个麻袋让他背，他能背动多少？
中国与这些设计局之间，年代几乎断绝了联系，直到之后，美国带着诸小弟制裁中国，中苏军事合作才又重启。那时候苏联经济上比较窘迫，也开始搞改革，玩儿“新思维”，开始和中国缓和关系。本来中国是准备购买西方战机对付苏联的，一制裁所有项目都泡汤了，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转过脸来又和苏联旧情复燃，再次掀起购买苏联战机和技术的高潮。当时苏方积极推销米高扬的米格29,但中国却相中了更大型的苏霍伊设计局刚刚定型、苏军自己尚未大量装备的苏27。这都是后话了。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闭关
以中国的身板儿和胃口，就不是个给人当小弟的材料，也不是哪个老大能养得起的。除非象印度一样主动缩减食量，一天吃两顿饭就心满意足地去练瑜伽，你要想吃第三顿，再喝杯牛奶，日尔曼的默克尔大妈就会指着你的鼻子骂。
既然中国有自立门户的心，那么有时候就不那么听苏联老大哥的话。那边厢赫鲁晓夫正要与美国缓和关系，这边厢土共就对着金门不停地打炮，&您那儿要和平，我这儿还没统一呢，要打还是要和，得我说了算&。那边厢1963年美苏刚签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边厢老毛就开骂:&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吃多了不许放屁，试看天翻地覆。&1964年，土共的原子弹爆炸成功。
一开始中苏双方只是因为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等事情发生口头上的争执，1959年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后来矛盾越来越大，直至1969年双方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样中国不得不独自对抗世界两大流氓，北部边境要防着苏联，东部沿海要防着美国。
没有了对外交流，五岳派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闭关修炼。这期间，虽然功力增长有限，但航空工业的规模扩大了不少，在四川成都、陕西汉中和贵州的大山里新建立了三个航空工业基地。要问为什么不建在经济发达、技术基础好、交通方便的东部地区?偏偏把这么多工厂企业建在偏僻的大山里，那就不能不提中国经济史上的一次大规模工业迁移—&三线建设&。
五岳派的总舵叫三机部，是1963年成立的，全称是第三机械工业部，专门负责航空工业。三机部这个名字用了将近20年，直到80年代改称航空工业部，即便是改名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是习惯叫三机部。航空工业的&三线建设&就是由三机部负责的。
三线建设是1964年开始的，所谓三线，大体上说，东南沿海和北部边境是边防前线，算是一线，中间儿的安徽、湖南、江西等省份算二线，而大西北和大西南等省份算三线。搞三线建设就是准备打仗，就算前两条线守不住，还有最后的防线。朱成虎少将曾说:&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核武器摧毁的准备&,这句话美国佬没当回事，不过把公知们吓得尿了一裤子。其实朱成虎还真不是瞎说，中国真的做过这种准备，三线建设就是证明。不过，那时候中国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还不成熟，只好做被动挨打、龟缩防守的准备。现在中国手里也有大把的蘑菇，真玩儿全球核大战，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的美国城市都种上蘑菇的能力咱也有。三线建设现在看起来有点儿多虑了，但这也是事后诸葛亮之论。
闭关期间，主要是抄作业，沈阳从毛子那里抄来的那本《米格19制造方法大全》在成都、陕西、南昌、贵州几个同学之间传抄。当然，自己也做了几个小习题，比如沈阳做的歼8，南昌做的强5和歼12。1980年代，太宗说：“时间到了，交卷子！没做完的同学不要做了！”结果成都同学的歼九、南昌同学的强六、上海同学的运十就杯具了，都只做了半道题，卷子没做完就被老师强行收走了。
太宗执政后，三线建设基本上都停了，很多铺的很大的摊子都烂尾了。三线企业有些内迁了，有些下马倒闭了。但也有不少企业痛苦地坚持了下来，比如陕飞、贵航等。
成都飞机制造厂在正式提出&三线建设&之前的1958年就已经开始建设了，但主要的建设还是在三线期间完成的。现在的歼十、歼二十都出自成飞。
三线期间在贵州安顺建设了&011基地&，现在的贵州航空工业集团就是那时打的底子。贵航最新的产品是高教9&山鹰&高级教练机，不久前网上流传出山鹰采用DSI进气道(网友戏称腮腺炎)的照片，不论什么高技术，到了中国人手里都能玩儿成&白菜价&。
三线的另一个遗产是汉中的陕西飞机制造公司(陕飞、西飞不是一家，很多人会搞混)，陕飞脱胎于三线期间的&012基地&。现在陕飞的主要产品是&运八&运输机,运八改装的预警机可是空军的宝贝，还出口到巴基斯坦，陕飞现在小日子过得还行。
关于三线建设，各种评论都有，批评者认为建设地点太偏僻，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了浪费和不便。但也有人认为三线建设推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不过呢，凡事都有两面儿，中西部地区的成飞、陕飞、贵航的地处偏远虽然不利于吸纳心向&北上广&的新一代科技人才，但是身处内陆也让它们抵御了&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艰难存活了下来，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大厂可是被冲的渣儿都没剩。关于上海大厂的事，以后咱慢慢聊。现在网络的普及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土共干点儿什么坏事儿，几秒钟就会传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交通和物流的改善让人即使身处内陆也可以很方便地采购到各种最新的产品。追求生活品质的话，也不是非挤在房地产价格吓死人的&北上广&不可。再加上各大学拼命地扩招，每年600万的海量毕业生中总会有不少人才流向中西部。现在成飞、陕飞、贵航的大门也不那么好进，人家对人才也可以挑挑拣拣了。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接客
话说那年太宗继位，克成大统，昭告天下曰：“而今天下太平，万物安宁。武林人士自当铸剑为犁，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于是当时的五岳派盟主召集大伙儿开会，说现在时代变了，天下太平了，今后看家护院、保镖押运、打造兵器之类的传统活计越来越不景气，武功高不代表牛B，有钱的才是大爷。以后大家得自个挣钱养活自己，要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尤其是恒山派的师太们，不能太死心眼，大好的资源闲置着饿肚子让人笑话，佛祖都说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要笑贫不要笑娼，接客也是一种修行，要解放思想。众人无奈，纷纷下山，有开店的，有改行做锅碗瓢盆的，师太们有些姿色的做头牌，没姿色的做老鸨，你别说，后来还真出了几个青楼名妓。
其实航空企业干民品不是头一回，一开始就干过，后来被批“把军品的材料用来干民品，忽视军品质量，是不务正业”，领导差点儿挨枪子儿，才开始一门儿心思干单一军品。
航空企业早期生产的民品中最拉风的是“长江750”摩托车，车身是南昌飞机制造厂造的，发动机由株洲航空发动机公司生产。长江750是一种带边斗的三轮摩托车，原型是纳粹德国的宝马R71，二战期间德国鬼子装备了好几万辆，二战电影里那玩意儿是德国鬼子的标志，就像吉普是美军的标志一样。老毛子看这玩意儿不错，于是抄作业，自己造了不少。后来又把作业本让中国抄。中国生产了很多配备给公齤安局，看老电影的话，抓特务的警齤察一准儿是三人一组骑一辆长江750。改革开放后，西方人到中国来，发现这种西方早已濒临绝迹的“古董”，不少人都要弄一辆回去。
刚开始接客的时候，一个是生存压力大，在一个也是没经验，也不挑客。啥活儿都干，有的弄点儿机械加工的零活儿干，自行车、洗衣机、电风扇甚至哑铃、杠铃、篮球架这些最没技术含量的东西也生产。好在那是个短缺经济的时代，只要你能做出产品来，好赖都能卖出去。后来这些技术含量低的东西逐渐被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抢占了市场，航空企业毕竟是国企，在偷税漏税和坑蒙拐骗方面具有天然的劣势，再加上退休职工、幼儿园、学校、医院之类的负担，跟私营企业竞争肯定要被齤干趴下。但国企也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向上面报项目拿投资或贷款上大项目，摩托车、汽车之类的投资大，那个年代的私企没有这么大的本钱，李书福那时候还在背着照相机走街串巷地给人照相呢。
南京金城机械厂（511厂）是生产航空液压产品的，开始生产摩托车，先是仿制，后来引进日本铃木的技术，生产军品的企业设备是国内最先进的，再加上有质量控制的传统，产品质量是有保证的。那时候买摩托车得凭票，不是有钱就能买得着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会儿，中国只有那么几种乘用车，“红旗”是给中央一级的领导坐的，地方上的头头儿只能坐“上海”牌轿车，公检法一般是老式“北京吉普”。江西昌河的主业是直升机，但是直7难产胎死腹中，直八也是困难重重，难以量产，全厂数万张嘴要吃饭，指望每年生产几架随时可能会掉下来的直8肯定是不行。于是琢磨着把直升机的螺旋桨去了，下面加上四个轮子，开始造汽车。到日本溜达了一圈儿，看着铃木的ST-90V面包车不错，一个小车能塞八个人，挺对国人的心思。于是想“引进”生产，结果一打听，图纸人家根本不卖，就是卖也是个天价，根本买不起。天上飞的咱能鼓捣出来，地上跑的还能难死不成？法国的超黄蜂直升机咱都山寨出来了，寨你个破面包车还不跟玩儿似的。于是买了一辆样车回来，组织技术人员，把样车大卸八百块，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测绘，编工艺，设计工装，建设生产线，两年以后第一辆昌河面包车下线，一下子就火了。开始是公检法、机关单位、邮政局这些公家单位大量采购，随后从北京开始，第一代北京“的哥”开着黄色的昌河面包满世界乱窜，人称“蝗虫”，紧接着就风靡全国，整个中国到处都是这种“蝗虫”。
河北的保定惠阳机械厂，主业是生产直升机螺旋桨的，开始生产冷却风机、发电风机等民品，后来抓住“新能源”概念，把风电机组卖到美国、德国，把欧美的同类企业挤兑得高举贸易保护的白裤衩。
年代是航空企业民品大发展的年代，象哈飞汽车、沈飞客车、西安庆安空调压缩机，一大批企业都是那时候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后来大多成了上市公司，左盟主手里控制着20多家上市公司，真不是吹牛。
到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五岳派的总产值中，与航空无关的民品占了70%，差不多真正做到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炸馆事件之后，386加大了对航空工业的投资，这种情况才逐渐开始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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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游击队员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大师兄
　　日，日本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父死子继，张学良在老爹被炸死之后，接掌东北。张学良比较新潮，对航空非常感兴趣，他掌权之前是东三省航空处总办，买了50多架飞机，成立了飞龙、飞虎、飞鹏、飞鹰、飞豹5个航空队，而且还创办了《东北航空》杂志传播航空知识。
　　张学良掌权后，通电全国，东北易帜，把原来悬挂的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空一格常凯申喜出望外，到处吹嘘自己的丰功伟绩：“中华秋海棠叶归于一统”。各地军阀名义上都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其实都有自己的军队，而且互相掐架争地盘，不给中央交税，中央也根本指挥不动各地军阀。这种统一只是名义上的统一，全国一盘散沙，外敌来了稀里哗啦。凯申公早就忘了北伐的一个重要目的——打倒军阀。凯公的掌控能力有限，自己内部也是派系林立，军阀遍地，他撑死也就是个做省长的料。
　　少帅把几个航空大队合并，成立了东北边防军航空司令部，亲自兼任边防军空军司令，添置了不少飞机，总数达300多架。少帅扩建了沈阳东塔机场，兴建了葫芦岛和沈阳北陵两个新机场，还建立东北航空工厂，从荷兰福克公司引进技术生产飞机零部件，弄的挺红火，可惜只有两三年的时间，接着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遵守凯公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北。其实把丢失东北的责任归罪给凯申公有点儿不公平，你东北军阀把地盘儿丢了，怎么能怪罪我一个浙江军阀呢？甭管是谁的责任，三百多架飞机、机场、东北航空工厂，数以千计的机器设备和物资，统统归了日本人。
　　鬼子霸占了沈阳航空工厂和机场后，于1932年9月在奉天商埠地（和平区五经街3号）建立满洲航空株式会社。1938年6月迁址于北陵后改称满洲飞行机制造株式会社，资金2000万元，主要从事日本军机的维修和部分零配件的制造。满飞这种生产军工产品的企业，技术人员是清一色的鬼子，工人也是鬼子居多，并且用了不少盟军战俘当工人，中国工人数量很少，重要的生产环节禁止中国人触碰，核心技术中国人更是连边儿都摸不着。解放后土共接管工厂，满世界招收原“满飞”和“满航”工作过的工人，只凑到一百多人。
　　鬼子对满飞进行了扩建，到1940年，满飞资金超过一个亿，分发动机课、机体二课、机体三课、装配课等，每月可生产装配军用民用飞机几十架。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满飞源源不断地生产各式飞机，参加与美军作战、轰炸中国各地。此时，张学良建设的北陵机场被鬼子改扩建为满洲航空株式会社，简称“满航”。
　　1944年12月驻守四川成都的美军第20航空队派出108架B29超级空中堡垒，对伪满工业重镇奉天（即沈阳）进行空袭，主要轰炸目标是满洲飞行机制造株式会社、奉天造兵所、工作机械株式会社等战略目标。几次轰炸过后，满飞损失惨重，基本上无法开工了。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百万关东军不战而降。东北的大批日本开拓民逃回日本。满飞的日本技术人员和工人也逃遁四散，全部技术资料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就地销毁。毛子占领沈阳后，把满飞的设备大部分运回苏联。到国民党接受满飞时，基本上只剩下些断壁残垣了。1946年国民党政府接管后改称空军第三十八厂，生产嘛，就国民党那些废柴，当然是没法儿恢复了。
要聊中国空军和中国的航空工业，就不能不提东北老航校。
1945年日本投降，对于国共双方来说，在东北的势力都是约等于零。土共方面，周保中的抗联残部只有几千人；国民党方面就更惨，只有个把特务。东北被苏联控制着，于是土共动了独吞东北的心，给东北局的指示是“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王霸之气尽显。土共占了地利上的优势，从华北山东调集大批人马出关；国军大部龟缩在西南，于是跪求美国派军舰海运部队去东北。
在土共出关的队伍中，就有一批搞航空的，目标是去东北创建航空学校。带队的两个人是王弼和常乾坤，这俩人虽然是从延安的土窑洞里出来的，但绝对不是什么土包子。
王弼1925年加入土共，立马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选学了空军，在列宁格勒苏联空军机械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工程，毕业后在苏联空军干机械师。1933年考入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攻读飞机发动机设计，这个学校是苏联空军的最高学府。
常乾坤，黄埔三期毕业生，比林彪还早一届，林彪是黄埔四期的。常乾坤黄埔毕业后也去了苏联，在红军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在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是土共几个最早的飞行员之一。1933年考入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航空工程系。
王弼和常乾坤在茹科夫斯基是同班同学，1938年两人毕业。那正是抗齤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俩人坚决要求回国。到了延安才发现根本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土共连枪都少得可怜，更谈不上飞机。于是俩人只能在抗大教教书，纸上谈兵地讲讲航空理论，玩玩儿纸飞机。这一憋，就是七年。
俩人带队到东北后，到处划拉飞机和航空器材，搜集到120多架破旧飞机、200多台发动机，还有一批器材设备。在辽宁通化创建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常乾坤任校长，王弼是政委。
林弥一郎率领的日本关东军航空队，特别害怕毛子，躲进了深山。被毛子弄到西伯利亚去的日本战俘，多半儿死在了那里。林弥一郎他们在山里饿得受不了，于是下山向中国军队投降，但是把错把共军当成了国军。林彪和彭真一看这批人挺有用，于是给了航校做教员。
国共双方在东北鏖战三年，东北航校先后转战通化、牡丹江、东安等地。到1949年开国大典，东北老航校共培养了126名飞行员，322名机务，24名领航员，另有场站、气象、通信、参谋88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土共空军的骨干，在抗美援朝期的时候，派上了大用场。王海、林虎等人都出自东北老航校。
辽沈战役以后，航校派人随大军进沈阳，接收国军的航空机构。东塔机场是原来的“满航”，国齤民党接收后改为“空军257供应中队”，共军进驻后，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机务处第三厂”，简称空军三厂。在铁西区新建了第四厂，做机械加工和铸造。北陵机场组建为飞机修理厂，是第五厂。三厂、四厂、五厂就是沈飞的老底子。
第五厂的厂长是熊焰，1937年毕业于南昌航空机械学校甲级班航空发动机专业。熊焰也是土共航空工业史上的著名人物，后来当过沈飞的厂长、阎良试飞研究所（试飞院前身）第一任所长，运十工程总指挥。
当时五厂里停放着一堆美制P-51野马战斗机的残骸，所以主要的任务是修理残机。七拼八凑的，居然让他们修出30多架。
1949年五厂归属空军工程部东北修理总厂，1951年改称国营112厂，112这个代号用了很多年，一提112，都知道是沈飞。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派专家、顾问帮土共组建空军。苏联支援的米格-15是用火车运过来的。为了运输方便，他们把飞机的两个机翼、尾翼分解后立放在机身的两侧，装在大木箱子里运到中国。这样112厂的第一要务就是组装这批米格-15。中国工人把大木箱子运到厂房，然后由苏联来的人员开箱、装配、试车、试飞，再交付出厂。苏联派来了以总工程师顾问格涅辛为首的航空工业专家组，帮着112厂按照一个飞机制造厂的规模建立职能机构和生产车间。
抗美援朝期间，112厂主要的任务就是组装苏联运来的飞机，以及修理战争中受损或故障的战机。另外还生产副油箱，毛子本来没把这玩意当回事，寻思这么简单个铝壳子中国肯定能自己搞定，没想到中国还真生产不了这玩意。那时候中国的工业基础太差了，别看是个铝壳子，背后也得有探矿、采矿、冶炼、轧制、机械加工一整套设施撑着才能生产出来。跟韦小宝一样，必须从少林长拳开始练起，根本来不及呀。好在中国还有不少会用白铁皮做脸盆的工匠，一琢磨，也别用铝合金了，那玩意儿太贵咱用不起，干脆，拿白铁皮（也叫马口铁）用榔头敲吧。后来在朝鲜战场上，中国的战机就是挂着白铁皮做的副油箱与美国佬作战的。
112厂通过组装、维修米格-15，对这个飞机的结构、性能各方面摸的比较熟。朝鲜停战后，慢慢就动了仿制米格-15的心思。
1953年，朝鲜战争打完了，签了停战协定。中国开始集中精力搞大规模工业建设。112厂定为飞机制造厂。但是围绕厂址问题开始争论起来，有人说沈阳离朝鲜太近，老美还赖在南朝鲜不走，112厂应该内迁，在内地选择新址建厂。也有人说沈阳基础好，在原址上扩建比较快。后来还是决定利用沈阳北陵已有的机场、厂房、设备扩建，新建一批厂房，尽快生产出飞机来才是关键。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就把112厂列为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于是开始大规模扩建，从全国各地调集大批干部和技术工人。苏联也派了大批专家顾问，手把手地教授。
土共在朝鲜战场上用米格-15比较顺手，112厂又有维修经验，于是想仿制米格-15，苏联也同意了，于是中方开始准备。但是刚过了几个月，苏联就说，这个吧，米格-15已经落后了，你们还是仿米格-17吧，比米格-15先进多了。中国人这个感动啊，说这老大哥对咱是真不错，怕咱生产的飞机落后，让咱仿制最先进的飞机。
厂房建得很快，设备、图纸、样板、工具、夹具、标准件源源不断地运到112厂，这边是一边儿安装调试，一边儿派人去苏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学习。
共青城在苏联的远东地区，阿穆尔河畔。正是因为共青城飞机制造厂位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二战期间德国佬鞭长莫及，所以共青城立了大功，在二战期间生产了数以万计的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共青城是苏联的第一大飞机制造厂，第二大飞机制造厂是伊尔库兹克飞机制造厂，也在远东地区。
派到共青城学习的有7个人，包括熊焰和叶正大。叶正大是叶挺的儿子，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制造系。太祖访问苏联时接见留苏学生，发表著名的“八九点钟的太阳”演说那次，叶正大找太祖索要签名，太祖给了他一张“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的手谕，可惜当时是匆匆忙忙写在叶正大的笔记本上的，当时人多又拥挤，那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否则早就刷得满大街都是了。
叶正大他们7个人到了共青城才发现，人家生产线上制造的都是米格-19的零件，开会研究的是米格-21的生产准备问题，这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师傅教徒弟，没有不留一手的，自己白感动了一回。
仿制过程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用从苏联运来的大部件装配，练习初装、总装，然后交试飞站学习地面准备、排故和试飞的技术；第二个阶段，用苏联来的组合件上型架铆接，练习部件装配，然后初装、总装、试飞；第三个阶段，用苏联来的零件上型架铆接成组合件和大部件，再初装、总装、试飞；第四个阶段，用苏联来的原材料和我国自己的原材料，根据工艺规程和各种工夹具加工成各种零件，然后再铆接装配成飞机，通过静力试验，达到技术要求后，进行试飞。
日，第一架纯国产喷气式歼击机首飞，试飞员是吴克明。一开始叫“56式”，因为是56年试制成功的嘛，估计“56式步齤枪”也是这么个来历。后来定名为“歼五”，取“从无到有”之意，“无”——“五”同音嘛。后来这种定名方法在航空界沿用下来，编号都是从5开始，所以“运五”、“直五”、“轰五”都是这么命名的。
到1959年停产为止，歼五共生产了767架。
歼五刚刚试制成功，土共就开始琢磨自行设计的问题。1956年，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决定在112厂成立“第一飞机设计室”，以歼击机设计为主，熊焰主持组建工作。除了112厂原有的技术人员叶正大、沙正平等一批人以外，还从全国其它单位调集各路神仙去沈阳，包括徐舜寿、黄志千、陆孝彭、顾诵芬、管德等人。设计室主任是徐舜寿，副主任是黄志千、叶正大。
各路神仙齐聚沈阳，基本上汇聚了当时中国最强的设计力量。这些人后来很多都成了开山祖师。
徐舜寿16岁考上清华，1937年毕业后在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工作，1944年到1946年间曾被派往美国韦德尔飞机公司和麦克唐纳飞机公司工作，是见过市面的老资格航空人。徐舜寿后来去了西安重型飞机设计研究所任所长兼总设计师，创立了华山派。
陆孝彭是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1946年抗战刚刚胜利那会儿，国民政府踌躇满志、洋洋自得，与英国格洛斯特飞机制造公司签订了合作设计喷气式战斗机的协议，派了陆孝彭和黄志千等人赴英国参加设计工作。他们研究过英国的“流星”式战斗机和EI44喷气式战斗机的设计资料，而且参与了机身后段的结构设计。陆孝彭和黄志千是真正看见过猪跑的。黄志千后来在一次飞机失事中身亡，非常可惜。陆孝彭后来去了南昌洪都机械厂主持设计“强五”，小强自出世以来一直是土共的主力对地攻击机，还出口到巴铁（巴基斯坦铁哥们）不少。貌似小强现在仍在服役。
屠基达1951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先是分配到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几年后被任命为设计科科长。1956年，屠基达也被指名调往112厂飞机设计室，担任机身组组长。屠基达后来去了成都132厂，峨眉派创始人之一，后来做到132厂总工程师，把歼七改到它妈都不认识了。屠基达也是枭龙的前身“超七”的总设计师。
陈一坚1952年从清华毕业后，也是先分配到哈飞，任设计科设计组组长。1956年组建第一飞机设计室时，陈一坚被选中，奔赴沈阳。陈一坚后来也去了西安加入华山派，成为“歼轰七”飞豹的总设计师。
程不时1951年毕业于清华，先是在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建厂规划设计处工作，1956年，随徐舜寿被调到112厂飞机设计室，担任总体设计组组长。程不时后来去了上海，运十副总设计师。
顾诵芬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大航空工程系，一开始在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工作，成立飞机设计室时被调往沈阳，任空气动力组组长。顾诵芬后来主持歼八的研制，人称“歼八之父”。
“第一飞机设计室”的第一个活儿就是设计喷气式教练机。当时土共空军的训练主要依靠雅克-11，一种螺旋桨活塞式后三点起落架的教练机。这玩意速度很慢，操控方式与歼五区别也很大，新飞行员学完雅克-11后直接上歼五，就跟刚学会骑自行车，马上就开摩托车的感觉一样，很容易出事故。
1956年10月，设计工作正式开始，当时被命名为“红专-503”，名字颇有时代特色，后来才定名为“歼教-1”。歼教1改米格机机头进气的方式为两侧进气，发动机也是在涡喷-5（歼五的发动机）基础上改进的新型号。歼教-1于1958年首飞，但只生产了两架，就下马了。主要原因是发动机叶片折断等故障不断，再加上工厂任务繁忙无力顾及以及空军训练体制的改变，空军由初级教练-中级教练-高级教练的三级体制改为初级教练-高级教练两级体制。
其实歼教-1的下马与土共当时的心态有关。土共的想法是一下子就生一个18岁能下地干活的重劳力，没想到生出来是个拉屎拉尿都要人照顾，没事儿还得要“抱抱”的胖小子。结果嫌太麻烦，就直接扔尿盆了给淹死了。
歼教-1虽然下马了，但是对第一飞机设计室的90多名技术人员来说，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习题课。从此以后这批设计师都认识到，要想生个好儿子，打炮的快感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随后一把屎一把尿的养活才是最重要的，这需要的坚忍和耐心。
其实中国1958年就拿到了米格-19的全套技术资料、样机、部分散装件和成品附件，但直到1964年第一批堪用的仿制品——“歼六”才交给空军。长达6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么长的时间，相当于苏联一个型号的整个生命周期。
1958年，苏联的米格-19的生产接近尾声，米格-21已经上了生产线。按照中苏之间的协议，米格-19的技术资料转交给了中国。
与前几代产品相比，米格-19是具有特殊性的，它是苏联第一款超音速战斗机。美国的第一款超音速战斗机是F-100超级佩刀。二者几乎同时在1954年服役。
米格-19在苏联的服役时间很短，它很快就被马赫数高达2.0的米格-21取代。但它的中国仿制品“歼六”，直到2010年才退出空军编制序列，服役期长达50年，这将是一个很难被打破的世界纪录。
1958年土共拿到米格-19图纸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嘛，人们都有高超的思想觉悟，都很自觉，“质量检验”这种人监督人的制度，那是脱了裤子放屁，是极大的浪费，取消！热处理保温时间要14个小时，太长！改成8小时！图纸都是俄国方言，翻译太慢，不翻了！自己随便编！夹具要35000套，太多！自己弄5000套凑合一下不就行了！
总之，一通胡搞，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959年就鉴定验收了。1960年，西了呼噜生产了100多架，结果都不合格，空军一架也不要，说用你们那玩意儿，我们出了好多次重大事故，还死了人，发动机问题尤其严重，经常空中起火。贺龙把112厂和生产发动机的410厂的几个负责人找去，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如果他们不是延安过去的老人儿，估计就要被拉出去打靶了。
这一骂，都老实了，再加上大跃进失败，仓促上马的一大堆新设计，东风102、东风107什么的统统下马，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去研究吃透米格-19的技术资料。这一研究才发现，毛子的原始技术资料问题也不少，跑去找老毛子问：“这个问题你们怎么解决的？”毛子说“米格-19停产了，现在生产米格-21，问题解决了。”中国人听了，郁闷得不行。对于毛子来说，米格-19就是个过渡机型，他们自己也知道毛病不少，在设计米格21的时候做了很多改进。但是，土共那时候和毛子正吵架呢，米格-21的技术资料根本要不来。其实就算是要来了也白搭，土共那时候明摆着就是基础太差，对于飞机的设计制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稍微一点儿小小的改动都做不了。
没办法，只能回来自己慢慢研究试验，这一折腾就到了1964年，第一批合格的歼六才交付部队。
其实研究吃透一种机型，对于土共来说，虽然花费了不少时间，吃了不少苦头，但绝对是件好事儿。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一样，要是不摔上几跤，甚至弄的鼻青脸肿，根本就学不会走路。在后来的歼七（仿米格21）仿制过程中，遇到的麻烦也不少，决不亚于歼六。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成长的烦恼”是个必经的过程。飞机制造是对整个工业生产系统能力的大检验，考验的是包括冶金、化工、仪器制造等等在内的各个行业。
比如说材料，工科院校的学生大多学过《工程材料学》，最简单的铁碳合金，要想清晰地了解这种材料的性能，就要对碳含量、热处理的加热温度、冷却时间等多个变量进行各种组合的试验研究，才能对材料的强度、硬度、耐磨性等各种性能有清楚的了解。想想看，得做多少次实验才能画出课本上那几条曲线啊。何况飞机包括发动机在内，使用的材料种类奇多，工艺复杂。这么多种材料，要想用的得心应手，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进行无数次实验，才能得到那些宝贵的性能曲线的。
土共吃透了歼六之后，一直生产了20多年，改了20多种型号，直到1986年才停产，总共生产了5000多架，其中出口到国外近800架。
& && & 民国初，段祺瑞手里有几架飞机，张勋复辟时还开到故宫上空吓唬小皇帝来着，张作霖觉得这东西好玩，段祺瑞直皖战争下台后张作霖分了几架飞机当作战利品运回沈阳，在沈阳城东兵工厂附近修了东塔机场，建了飞机修理厂。不过老张当时对飞机的作用认识还不深，直到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被直军飞机轰炸，吃了大亏，开始痛下决心发展空军。以前奉军培养的飞行员都不太理想，于是老张让小张亲自负责选拔飞行员，借着这个机会小张自己也学会了开飞机，从此建立了东北空军。
　　老张有个拜把子兄弟，叫冯德麟，老冯本来是奉天的一把手，结果张勋复辟时老张忽悠他说，咱哥俩各踩一条船，你跑到北京去朝拜，我在奉天拥护共和怎么样？老冯傻乎乎的就上套了，到了北京他手里没军队，又是站队错误，就成了国民公敌，任人宰割，从此就失势了。不过老张自觉对不住老冯，给了他不少银子。老冯的儿子冯庸跟小张也是兄弟，连字都一样，都叫“汉卿”，他辅佐小张发展空军，后为东北空军司令。小冯和小张都主张工业救国，发展工业自然要先培养人才。老冯死后， 冯庸倾其所有（连老娘都要租房住）在沈阳西南揽军屯办了冯庸大学。小冯是空军出身，自然修了机场买了飞机建了航空系。九一八后冯庸要在学校组织义勇军，结果九二一这天鬼子军队就开进冯庸大学，冯庸被捕（不过小冯关系够硬的，找到了日本皇室出面说情，几周后被释放），学生逃亡到北京，大学被迫停办。鬼子在大学的原址上改建成飞机制造厂。
　　另一个重要发展则跟小三有关，少帅上台后包养赵四，不过碍于面子不敢在沈阳城里的大帅府明目张胆的包养，去哪呢？沈阳城北有皇太极的陵，称为北陵，皇家陵寝嘛，陵周围都是官地，现在自然就是归张家，不用征地，少帅就在此大搞开发，先是培养人才建了东北大学，顺便修了个别墅金屋藏娇，小张爱开飞机嘛，于是又建了个机场，不久又开始决定修飞机工厂汽车工厂（汽车厂位于沈阳北站附近），机器都买来了，结果九一八了。。。
　　鬼子来了一看，正好，机器都在，就建立了满洲飞行机制造株式会社，同和自动车株式会社（后来迁到长春）。满飞主要造运输机教练机，主要生产厂就是北陵东塔揽军屯三厂。二战后期美国开始轰炸日本本土航空工业，于是又开始造战斗机，44年12月初，日本本土天气不好，从四川起飞的B29转而轰炸鞍山沈阳，飞机厂也被炸得够呛。鬼子一看沈阳也不安全，那就内迁吧，就迁到哈尔滨，不过到了哈尔滨没多久厂房刚修好鬼子就投降了。。。
　　土共占了东北不久就开始发展航空，成立了东北老航校，本来在吉林通化，后来国军逼得紧，就内迁到曾经的伪满东安省省会黑龙江密山，建立了飞机修理厂，辽沈战役以后东北全境解放没必要在偏僻地区呆着啦，当时沈阳形势还不稳定，正好哈尔滨有航空工业基础，于是把老航校的飞机修理厂迁到哈尔滨马家沟机场附近，为航校机务处一厂，一五期间苏联援建，在731细菌工厂原址附近建了哈飞，把一厂一块迁来造发动机，顺便把“东安”这名字也带来了。
　　沈阳解放后，东塔揽军屯北陵的满飞工厂也被接收，分别为航校机务处三厂四厂五厂，因为北陵厂的条件比较好，抗美援朝期间，开始组装米格15，从此有了沈飞。也是因为抗美援朝，东塔的兵工厂内迁齐齐哈尔，一五期间在兵工厂原址上把东塔厂扩大建立了发动机厂黎明。揽军屯这个厂则被移交到了国家体委，开始造滑翔机，培养航空人才，不是航空系统的，自然也就不太受重视，现在半死不活，机场早就被房地产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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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取经
太祖说他自己既有“虎气”也有“猴气”。虎气乃王霸之气，这个好理解。至于猴气，西方人的解释就五花八门了，甚至有所谓“权威的中国研究者”把猴气解释为“狡黠、机敏之意”。其实满拧，西方人没看过《西游记》，不知道孙猴子是何等人物，中国人则是打小儿听着西游记的故事长大的，自然知道孙猴子是“秩序的挑战者”。给他个齐天大圣的封号，即使安排他去干弼马温的活儿，他也会屁颠儿屁颠儿去赴任的。
土共为了弄这“齐天大圣”的封号，费了老鼻子劲了。首先，美苏两家 1963 年签订的《禁止核试验公约》是坚决不能承认，1964年先爆原子 弹，1967年再爆氢弹，1971年卫星上天，“两弹一星”是齐天大圣的必杀技，没这本事，就戴不了这帽子。有人说，原子 弹氢弹的威力可以理解，那颗卫星只能播放单调的东方红乐曲，嘛用都没有。其实不然，能把卫星送上天就意味着能把核弹扔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它代表着你的运载能力，至于卫星本身能干什么并不重要，就算是个铁疙瘩也无所谓。如果说核弹是子 弹，那运载火箭就是枪。枪和弹都有了，这大流氓的标准配备就齐活儿了。除了练功之外，就是拉票，亚非拉的穷哥们儿，统统的送礼。
土共1971年4月成功发射卫星，1971年10月就“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把常凯申那把常任理事国的椅子给抢过来了。土共终于从台下的看客变成了棋手，坐到棋桌上开始下棋了。太祖下的第一手棋居然是跟宿敌美帝握手，共同对付昔日的老大哥加盟友苏联，这让好多人大跌眼镜。其实不光太祖，尼克松也看到了这一步棋，所以说太祖和尼克松都是政治家，而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只是个政客，这厮就是一维持会长，为了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拒绝与土共改善关系，苏联最后解体与这厮长达20年的僵化腐败执政关系密切。
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大为改善。航空界也开始接触西方技术，西方的技术体系与毛子差异巨大。西方的设计原则追求的是精度高、寿命长。毛子的设计思想是结构简单可靠、便于大批量生产，因为战时飞机的生存期都很短，几场战斗下来，一批飞机基本就打光了，新飞机必须尽快补充进来，能长期生存下来的飞行员都很少，更不用说飞机了，并不是每个毛子飞行员都是阔日杜布，飞行员起飞时根本就别做能活着回来的打算。二战时追求的是飞机的生产速度，至于寿命是50个小时还是1000个小时并不重要，反正大部分飞机10个飞行小时之内都会被击落，只要飞机生产的足够快，飞行员命大不阵亡，每次回来都开新飞机也能供得上。二战时，毛子就是靠这种大批量的“粗制滥造”把追求“精益求精”的德国佬干趴下的。毛子这套手段在战时很管用，但在和平时期就不太灵了，和平时期精度高寿命长的产品使用成本低，有利于降低军费。
中国与西方公司的接触是从1970年代初开始的。刚开始购买的英国“三叉戟”客机是从巴基斯坦转手买来的，林彪出逃时乘坐的就是其中一架，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后来与西方关系缓和了，干脆直接从英国购买。三叉戟并不是一款特别成功的机型，一共只生产了170多架，却有30%在中国。但就是这西方末流的三叉戟在土共眼里也是神器，对三叉戟上寿命长可靠性高的发动机印象尤其深刻。开始跟英国商量着要引进三叉戟的发动机“斯贝(SPEY)”，英国佬只答应卖不带加力的民用版，土共说那算了，后来英国佬还是答应卖军 用版的。“斯贝”是1975年引进的，国产型号叫“秦岭（涡扇9）”。
土共1975年从法国购买了14架SA321超黄蜂直升机，后来自己仿制的型号叫“直8”。1980年代又从法国引进了“海豚直升机”的生产技术，国产型号为“直9”。如果说土共的固定翼飞机深受毛子的影响，那么直升机相关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则深受法国的影响。土共与法国的合作比较多，而且土共多次赞赏法国“具有独立的外交政策”，这是官话，土话是“你们不太听美国老大的话，俺们很高兴”。1985年，沈阳601所研究在歼8II上挂中距弹，需要做风洞捕获轨迹试验（Captive Trajectory Test，CTS），当时国内风洞还不能做这种试验（这种风洞1988年才建成），是李天带队去法国宇航院的莫当1.75米跨超声速风洞做的试验。当时法国佬给了每人1500法郎“零用钱”，李天他们回国后都上缴了。法国佬给回扣的手段不比温州商人差，所以弯弯后来购买幻影2000闹出弊案也不奇怪。现在印度正准备购买法国的“阵风”战斗机，不知道又有多少红头阿三发大财。
1970年代，西方的航空电子产品更令土共开眼界，尤其是雷达和平视显示器。土共与英国的马可尼、史密斯、费伦蒂、法国的汤姆逊等航电公司都相过亲。后来决定从马可尼引进航电和平显等设备改装歼7，型号为歼7M。在此之前，土共只是有少数人听说过平视显示器，没有一架飞机上装这玩意儿，谈判前只能现找资料恶补。1979年屠基达等人去英国谈判，一共引进了7项设备，分别由国内的厂家定点生产，大气数据机由161厂（中航成都凯天电子）、雷达高度表由782厂（陕西长岭电子）、电台及保密机由712厂（天津通广）、静止变流机由秦岭航空电气厂、照相枪由248厂（西安北方光电）、测距雷达由781厂（兰州长风）、平显由西安7171厂（电子及总装）和248厂（光学部件），分工定点生产。
1980年合同签完，600万英镑定金交了。结果空军说没钱，外汇紧张，不要了。张爱萍召集开会，决定“停止工程、撤销合同、不再谈判”。负责谈判的屠基达当时就懵了，定金要不回来，加上国内的费用，损失将达到4000多万，这责任要是抗下来，不死也得丢半条命。屠基达只能做些说服工作，说平视显示器是发展趋势，而且毛子还在用瞄准具，F16才刚刚装上平显，这绝对是好东西，不要太可惜了。大领导们说，我们知道是好东西，但实在是没钱，真没办法。
就在这时候，救星来了，约旦要买歼7，而且要的很急，可以先付定金。土共一听，兜里正缺钱呢，财神就来了。于是这批加装英国航电的歼7直接卖给了约旦。其实约旦也不是真正的买家，真正的买家是伊拉克。那时候伊朗伊拉克的“两伊战争”打得正热闹，都忙着满世界购买武器。伊朗早前跟土共买过一批歼7，土共不好意思直接卖给伊拉克，所以让约旦过过手。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波斯人知道以后不愿意了，心说，我们俩打架，你个腹黑小白兔两边儿递刀子，太不地道了。后来伊朗以“售后服务不好”为由，把这批歼7处理给了苏丹。现在伊朗虽然极度缺乏战斗机，但打死也不买中巴联合研制的“枭龙”，不知道是否与那时的经历有关。
不过伊朗是不知道土共的难处，那时候是真穷，没办法，吃饭要紧，道义只能先放一边儿。在1980年代初，航空企业的日子都很难过，工资都发不出来。成飞能拿到60架飞机、2亿多美元的大单子，其它企业都羡慕的不得了。
1983年，航空部开会，张爱萍副总理讲话，批评航空部引进上的三件大事是“三大洋马”，第一是斯贝发动机，第二是马可尼的航电、第三是海豚直升机。屠基达听了，脖子后头凉飕飕的。
成飞这单生意完成之后，埃及、巴基斯坦也开始订货，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
1986年，第一批可以挂PL-8导弹的歼7M交付空军，土共才第一次用上平显。
武林人士对于武功秘籍看得很重，无数人为了本儿《九阴真经》而丧命，而拿到手的人则秘不示人，甚至连老婆孩子都不让看。老美也不例外，为了防止秘籍被人偷看，把猪 朋 狗 友们召集到一起，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也叫“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专门负责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
巴统是1949年秘密成立的，一开始针对的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禁运货品有三大类，包括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战略产品。I号禁运货单为绝对禁运者，如武器和核原料，II号货单属于数量管制，III号货单属于监视项目。违反规定的小弟，一律家法处置。1983年，日本东芝公司违反巴统规定，卖给毛子几台大型五轴联动数控铣床，让毛子的螺旋桨推进器噪音大大降低。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鬼子的一个雇员因为被解雇，对老板不满，于是跑到老美哪里告状，说老板良心大大地坏了，数控机床毛子地卖。老美知道以后大为光火，结结实实地给了鬼子几个大耳瓜子，东芝公司不仅要接受制裁，还要花上亿日元在美国50多家报纸上登报“谢罪”，最后鬼子的首相出面道歉，这事儿才算过去。
有趣的是，1952年巴统特意设置了“中国委员会”，专门对付土共。而且制定了针对土共的“中国特别禁单”，该禁单包括的项目比对苏联和东欧的项目还多500余种。可见朝鲜战争的确打痛了老美，所以对土共特别地咬牙切齿。
19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后，老美在西欧的诸小弟争相与土共建交。巴统开始放宽对土共的限制，后来又把对华出口审批权下放给各成员国，不再逐项报批，这种情况一致持续到1 9 8 9年，直到6.4风波之后，老美与欧共体先后决定禁止对华军售。1980年代是所谓“中美蜜月期”，土共从欧洲引进了一大批军事技术与装备，在航空领域与老美也多有合作。不过，对老美来说，土共终归只是“非敌非友”，对盟友都防着一手的老美，当然不会对土共完全开放，始终只是有限制的接触罢了。巴统虽然于1994年解体了，但巴统的职能由欧盟接替，禁运与遏制的实质并未改变。
年代，正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在雷达、导航系统、火控计算机及数据总线方面，老美是一枝独秀，就算是毛子，差距也不小。土共对此早就垂涎三尺，跟英国马可尼谈判的时候就要过雷达，马可尼申请不到出口许可证，只好作罢。
1980年代中，土共考虑过引进西方的战斗机，老美F-16 和法国的幻影2000都曾在考虑之列。参加巴黎航展时，歼7的首席试飞员葛文墉还曾试飞过幻影2000，对幻影2000的航电系统那是赞不绝口。不过，土共那时候囊中羞涩，大批量购买其实也没有能力。而且，只买产品的话，土共也不会干，必须是全套技术资料与生产工艺一起引进，那样西方也不会答应，他们传统上只卖孩子不卖媳妇儿，李书福对此就深有体会，老李花大价钱买了个洋媳妇儿，人家不让带回家不算，连摸一下都不行。退一万步讲，就算西方答应出售全套技术资料，那个费用也会是个天文数字，土共根本承受不起。
觉察到土共与法国人的接触，老美嗅到了钱的味道，于是与土共达成了用美国航电改装歼8-2的协议，美国佬给这个计划起了个名字叫“和平珍珠”，土共方面也叫“和平典范”。合同主要内容是为歼8-2加装APG-66脉冲多普勒雷达、座舱显示系统、1553总线、新型火控计算机等，一共55套，合同金额5.5亿美元。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一笔小钱，按当时的价格，能买24架F-16。“和平珍珠”的美方主承包商是格鲁门公司。那个APG-66脉冲多普勒雷达是个好东西，F-16A/B block15上安装的就是这种雷达，当时土共自己只能生产单脉冲雷达，属于上一代的技术，脉冲多普勒雷达自己搞不定。
土共与格鲁门公司早就有过合作。当时巴基斯坦每年都能拿到一笔美国的军事援助，巴方嫌美国飞机太贵，琢磨着用中国歼7的机体加上美国的发动机和电子设备，攒一个比F-16便宜很多，但性能还算不错的战斗机，巴方把这个计划叫佩刀II，中方叫“超-7”。所以由巴方牵头，把成都132厂和格鲁门公司拉到一起，研究为巴基斯坦生产“穷人的F-16”。当时屠基达带着一帮技术人员一直在格鲁门公司进行“佩刀II”的可行性研究，项目的资金由巴基斯坦支付，对于132厂来说这是笔不错的生意。“佩刀II”计划后来被巴基斯坦放弃了。但是132厂不死心，想继续这个计划，抢占低端出口市场，所以和格鲁门公司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其实对于土共来说，“和平珍珠”并不是什么太合算的买卖，美方只是销售产品，中方得到的只是“黑盒子”，能拿到的技术资料有限。老美为了防止泄密，设备的安装测试都不让中方干，土共必须把飞机运到美国，美国佬安装完设备测试好了，再运回中国。不过中方可以派20多名技术人员到格鲁门公司学习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设备的安装调试，也算有所收获。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1 9 8 9年6.4之后，中美彻底反目。“超-7”和“和平典范”计划双双流产。“超-7”那边中方损失不大，反正只到了方案论证阶段，中方反而学到了不少东西。“和平典范”那边的损失就大了，运到美国的两架“歼8-2”被美方扣下，技术人员全部遣返中国。中方损失的不仅仅是前期投入的2亿美元，而且对于土共来说当时最先进的歼8-2的技术性能被美方了解了个透，蔡国庆被人前前后后摸了个遍还拍了裸 照，这个亏吃大了，这是一出真正的“赔了夫人又折兵”。后来格鲁门公司表示，要继续这个项目土共必须追加2~3亿美元的投资，理由是放在美国的歼8-2必须交保管费。土共只好终止了这个项目。直到1992年老布什做出“简单了结”的决定，两架蔡国庆才回到中国。
在与老美的接触的10多年中，土共算是看到了《九阴真经》的目录，真正的经文是一点儿没看着。在西天取经的这些年中，真正对后来的技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个项目，一个是“斯贝”发动机，另一个是从法国引进的全套“海豚”直升机生产技术，这些咱们以后再慢慢聊。
1970年代末，太宗克成大统之后，大批军工科研项目下马，其中就包括已经定型的“直7”直升机。在勒令直7下马时，某高层曾经表示“六院是大肥猪，要宰而食之、食而化之”。六院即航空研究院，前身是国防部第六研究院。
自研项目下马了，仿制苏联“米-4”直升机的国产“直5”因为性能太落后，也于1979年停产了，土共面临无直升机可用的窘境。1970年代与西方国家关系缓和，再加上很多地方等直升机急用，于是先后从美国、法国购买了一些直升机。
1973年从法国购买了14架“超黄蜂”SA321直升机，后来成了土共的宝贝疙瘩，装备给海军航空兵，干了不少活儿。当时七机部要试射东风-5洲际导弹，想往太平洋中发射，需要远洋测量船，船上必须配备直升机，当时建设整个测量船队的工程叫“718工程”，超黄蜂就是为718工程配备的。1980年洲际导弹试射成功，超黄蜂是立了大功的。
装备海航的“超黄蜂”反潜直升机：
1975年，北京燕山石化建设30万吨乙烯工程，第二年一个火炬头烧坏了，必须更换，需要在125米高的火炬塔上安装直径1.2米、高4米、重3吨的火炬头，当初火炬塔是在地面安装好后整体吊装的，如果再次把火炬塔放到，管道、电线、仪表都要拆，工期会很长，于是有人提出能否用直升机吊装，请求海军航空兵协助。超黄蜂直升机到达后，在地面模拟了几次没问题，吊装也很顺利，但火炬头就位后，绳子死活解不开了，本来直升机上有紧急断绳装置，但驾驶员没有使用，想再坚持一会儿，结果发动机过热，超黄蜂坠毁，飞行团长王新训罹难。
1970年代末，还从美国购买了8架贝尔212直升机，用起来感觉不错，但原装机价格太高，多了买不起，于是想引进技术自己生产。1979年，三机部在总参和中航技公司的安排下，派出考察组去美国贝尔、西科尔斯基和休斯三家直升机公司考察。中航技，全称是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1980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各国防工业部门成立“工贸结合”的进出口公司，一是从国外进口产品，二是从国外揽点儿来料加工之类的活儿干，中航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考察组由三机部副部长崔光炜为团长，中航技柯德铭为秘书长，哈飞的总工程师齐志昆和曹竞南为技术小组，共12人。
此前，三机部部长吕东率代表团去法国看过法国宇航公司的“海豚”直升机，但法国佬“悍然”拒绝转让技术，于是只好作罢。
考察团到美国后，参观了几家公司的生产线，并与贝尔公司谈判，贝尔公司同意转让“贝尔212&直升机相关技术，但要价颇高。
法国佬听说生意被美国人抢了，急了，两个月内五次派团到中国谈判，还派了“海豚”的总设计师亲自来华洽谈，602所（直升机设计研究所）问了不少设计方面的问题，总设计师都做了回答，还给了不少技术资料。土共一看法国人表现不错，很有诚意，于是又派考察团去法国，还是去美国的那些人，又加上了602所的所长何文治，一共13人。海豚直升机性能很好，技术也更先进，国内各用户一致赞同选海豚作为引进机型。1980年，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同意三机部提出的引进方案，386时任进出口委员会的副主任，参加了有关的会议。后来引进苏27时386拍板果断坚决也许与他这段经历有关。
1980年9月，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上报“关于三机部引进法国‘海豚’直升机人民币贷款的请示”，时任副总理的古牧批示“拟同意。请紫阳、万里、依林、爱萍同志批”，众头领均圈阅。
经过几次谈判，与法国达成了协议，法国宇航公司的“海豚”365N/N1直升机技术转让4850万法郎，透博梅卡公司的阿赫耶涡轴发动机技术转让1100万法郎，50架份直升机和发动机的整机、零部件和原材料共25385万法郎，总共31335万法郎，按当时的汇率，折合7460万美元。比美国贝尔的报价便宜24%，贝尔的报价中还不包括发动机和燃油调节器的技术转让。
合同规定转让生产许可权，包括技术资料与技术秘密（Know how），允许中国向亚洲和非洲的非法语区出口。另外，中方生产的合格零部件还可以返销法国。
法方还同意提供他们将“海豚”改装成各种用途武装直升机的图纸、资料，包括装备导弹、火箭弹、机炮、搜索雷达、声纳、着舰鱼叉、反潜、反水面舰只各种装置的图纸、资料。为避免巴黎统筹委员会方面的麻烦，提供上述军用资料的内容没有写在合同文本内，法国另写一份保证书保证。法国佬与土共的幕后交易由来已久。
从1980年9月到1983年5月，中国方面共收到海豚SA365N直升机资料77批、586个包装箱、总重4235公斤，共51010分，230953页。
海豚直升机机体交由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122厂）生产，阿赫耶涡轴发动机由湖南株洲的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331厂），主旋翼轴、尾轴、发动机连接轴主减速器和尾减速器（简称三轴两器）由哈尔滨东安发动机公司（120厂）生产，螺旋桨由河北保定惠阳航空螺旋桨制造厂（550厂）生产。
日，由哈飞总装的第一架“海豚”试装完毕。运到法国试飞后分解，运到北京后再次组装试飞，后交付民航使用。
1982年12月，6031号海豚直升机在122厂验收飞行中坠毁，正副驾驶和机械师三人遇难。6031号机是法方提供大部件和成品，122厂总装，空军第二试飞大队负责试飞的第三架飞机。在规定试飞科目试飞中一切正常，科目飞完后，飞行员自己增飞了一个“跃升翻转”机动动作，进入翻转异常状态，坠地爆炸烧毁。现场调查中，工业部门认为事故原因是飞行员对“海豚”技术未吃透，操纵不熟练，轻易做此高难度动作，缺乏应急处置能力，瞬间坠地，造成坠毁，事前法国专家曾有警告，但未予重视。
1983年10月，总参发文，海豚正式列入解放军装备序列，命名为“直9”，发动机命名为“涡轴8”。
涵道式尾桨是“海豚”的典型标志：
鼻子的确很像海豚：
多年后，再看当时引进法国技术是非常正确的决定，如果与美国合作，难保不出现第二个“和平典范”。迄今为止，土共仍未研制出技术上超越“涡轴8”的发动机。海豚的引进极大地提高了土共的直升机制造水平，而直九的全面国产化也使直九改装的武装直升机成了陆航的主力机型。
装备陆航的直九武装直升机：
网友拍到的直九的最新改进型WZ-19，网友戏称其为“阿帕豚”：
在这场交易中，法国也是极大的受益者，透博梅卡等法国公司在中国的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株洲和西安发动机公司的外包业务很多都是透博梅卡公司的。以土共庞大的国内市场做后盾，法国30多年前种下的种子，将在今后有更大的收获。
“航空工业有心脏病”这话出自周文正公之口。
1971年，文革闹的正汹，航空产品质量急剧下降，作战飞机机毁人亡的事故不断，援外飞机问题频频。朝鲜的飞机事故报告、巴基斯坦飞机质量报告、空军海军的飞机事故报告一摞一摞地堆在周文正公的办公桌上。于是周公指示叶剑英负责处理，中央军委甚至急令全国所有歼6一律停飞。叶剑英遂召集空军和三机部召开“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
会议开到第8天，周公率李先念、余秋里、李德生等亲临会场。周公曰：“大家不要紧张，主要的责任在国务院，我向你们道歉。”于是众人释然，开始七嘴八舌地汇报情况、分析原因。有人试探着说约翰牛家里的“斯贝”质量很好，咱们买的“三叉戟”用的就是斯贝发动机，英国装备的F4鬼怪式战斗机用的就是带加力燃烧室的军用型斯贝MK202，所以MK202也被叫成“鬼怪斯贝”，不知道能否考虑引进。
周公曰：“发动机是飞机心脏，不管导弹、原子弹、氢弹都有发动机问题，航空工业更是如此。航空工业有心脏病，要好好治治这个心脏病。”并表示引进英国斯贝的问题可以考虑。“心脏病”一说就是出自这次会议。
1971年7月，周公批准三机部从英国进口16台民用“斯贝”发动机。这叫“以民掩军”，就是名义上是民用、实际上是军用。以前为了规避巴统制裁、现在为了规避欧盟和老美的封锁，这种以民掩军的事儿土共没少干。土共的旺盛需求甚至在欧美催生了一批专门干这种事儿的公司，“战争之王”们的手段不可小觑，当然偶尔也会有走霉运的“战争之王”被揪出来游街示众甚至送进大牢。不过，土共也免不了要多出点儿血，价格比正常渠道高数倍都是有可能的。
日，住英国使馆商务参赞张建华约见“斯贝”的生产商罗罗公司，了解直接购买“斯贝”发动机乃至引进技术的可行性，张收到邀请参观了罗罗公司，同时罗罗的技术董事胡克提出访华要求。
看到大主顾上门儿，罗罗公司也很积极，甚至通过罗马尼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向叶剑英副主席传话，询问胡克能否访华。叶剑英招呼外贸部、三机部、空军、民用航空局会商。三机部决定购买60-70台斯贝，用于改装轰5改和轰6改各10架，这种改装是当时的想法，后来都没有实现。
1972年5月，罗罗公司技术董事胡克一行访华，期间介绍了“斯贝”等四种发动机的情况，进行了技术交流和座谈，参观了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厂。叶剑英多次指示“要从胡克那里挤出点儿东西来”，不知道那位先生当时有没有当奶牛的感觉。
1972年底英国同意向土共单独出售民用“斯贝”发动机。
1973年1月，三机部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报告，建议购买“斯贝”专利，两架猎兔狗飞机（现在一般叫“鹞式”战斗机）和一套发动机试验设备的方案。李先念批示拟同意，众头领圈阅，表示同意。
1973年3月，胡克和罗罗董事长基恩先后访华，土共一口咬定只要军用“斯贝”的专利，民用的不行。基恩说，巴统那边绕不过去，很麻烦，只能跟英国政府争取。
时任英国首相希思亲自去美国向尼克松大统领请示，征得美国同意后，罗罗公司约见中国住英国大使宋之光，表示英国政府已授权罗罗公司，谈判出售“军用”斯贝发动机。双方开始互派谈判和考察小组。
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606所）拿到斯贝的数据一看，说这玩意低空性能很好，但高空性能很差。当时土共军机够不着美国的高空侦察机，颇为恼火，所以对高空高速有近乎变态的需求，606所说斯贝的高空性能还不如国产涡喷呢，用在歼击机上恐怕是没戏。三机部说斯贝油耗低、可靠性高、寿命长，歼击机上用不了，那就上强击机和轰炸机吧。
1974年，江青弄出个“蜗牛事件”。美国康宁公司送给土共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一些小礼品，是“玻璃蜗牛”，江青说“美国人这是骂我们爬行主义”，是“路线问题”。斯贝引进也被批为“卖国主义”、“引狼入室”，差点儿停止。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坚决顶住，斯贝引进才没有流产。
1975年，太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英双方经过六轮谈判，1975年12月签订引进“斯贝”专利的合同。内容包括购买军用斯贝航空发动机专利（4150万胖子）、50台套发动机整机购销合同（3097万胖子）和发动机辅机专利合同（432.5万胖子），合计7679万胖子。
斯贝的国产型号定为“涡扇-9”。
一开始想把斯贝安排在沈阳黎明发动机厂（410厂，因为与香港歌星黎明同名，网友戏称其为“歌星厂”）生产，但黎明忙于试制涡扇6，不想要。于是只好安排在西安红旗航空发动机厂（430厂，也叫红旗厂）生产，人称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的吴大观也从606所调到了430厂主管质量考核。红旗厂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700多台新设备，狠狠地发了一笔横财，估计歌星厂后来肠子都悔青了。
红旗厂先后翻译复制了42万份技术资料。1979年下半年，分两批装出了4台发动机，并完成了150小时持久试车考核。1980年在英国完成了高空模拟试车，低温启动试车、疲劳强度试验，均符合技术要求。去英国做试验时，624所（燃气涡轮研究院）的刘大响也在其中，深入了解了牛牛的高空试车台和试验方法，回来后刘大响对此念念不忘，最后搞成了中国自己的高空试车台，那是后话。
斯贝1980年试制成功后却没有继续生产，所有技术资料包括购入的40多台原装发动机直接被封在仓库里无人问津了，因为与其配套的强6、轰改等军机项目统统下马了。这一停就是十多年。
斯贝长期嫁不出去，自然也就成了当时负责引进的人的一块儿“心病”。王震甚至亲自去找工程热物理专家吴仲华，让吴仲华院士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把斯贝改成燃气轮机，做为舰用动力装置。直到吴仲华1992年去世，斯贝改燃气轮机的事儿也没成。
歼轰-7“飞豹”能够研制成功，这批躺在仓库里的“斯贝”是立了大功的，当时力主引进的几个大头目后来都位极人臣，这批货躺在那里对他们总是无形的压力，或许“飞豹”就是因此逃过了太宗的无影砍刀手，否则飞豹必死无疑。
直到歼轰7“飞豹”定型批生产之后，这批“斯贝”才走出仓库。1994年，海军空军抢着要飞豹，库存的斯贝不够使了，于是又去找英国人商量想再买一批，英国人说30多年前的东西早停产了，于是只好从英国人的手里买了一批退下来的“堪修”的旧货，七拼八凑的又弄了80多台发动机。还是不够使，这才又启动了斯贝国产化的项目，这时候只能一切从头开始，包括相关的原材料、工艺等也必须自己重新研制。
2003年，斯贝的国产型号“涡扇-9”定型，命名为“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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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六扇门儿
随着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五院”声名鹊起。五院的前身叫“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是钱学森。老五在江湖上威名赫赫，但是提起老六，很多人都说不知道。
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毛子那本《九阴真经》不让土共看了。于是土共开始琢磨着建立自己的航空科研机构。1961年中 央 军 委决定成立“国防部第六研究院”（航空研究院），属于军队编制，全部穿军装，部队番号4847。六院主要的人员来源是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的科研部门、哈军工一部、沈飞的歼击机设计研究所、空军的科研单位、陆军守备22师师部等11个单位。六院的第一任院长是唐延杰中将，政委王振乾少将，都是带兵出身的。
六院第一批成立的研究所有六院一所（歼击机设计所）、六院二所（发动机设计所）、六院三所（航空附件设计所）、六院四所（航空情报研究所）、六院五所（航空兵器设计所）、六院六所（航空材料研究所）、六院七所（空气动力研究所）、六院八所（试飞研究所）、六院九所（航空工艺研究所），稍后又成立了计量检定所、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航空标准化研究所等，形成了初步的科研能力。
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前期，为加强大型飞机设计，开展电子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在飞机设计中的研究与应用，以及补充弹射救生等缺门。扩建了弹射救生研究所（609所），兴建了大型飞机设计研究所（603所）、直升机设计研究所（602所）、水上飞机设计研究所（605所）、大型客机设计研究所（640所）、第二歼击机设计研究所（611所）、计算技术研究所（631所），以及航空部、厂所属的各研究所与设计所，形成了完整的航空科研体系。
六院的人先是1961年穿军装入伍，1965年又脱军装归三机部领导。几经辗转，现在发展到30多个研究所，总舵叫中国航空研究院，直属中航工业。
现在航空系统的研究所基本上都是“六”字开头的，我们先来看看六扇门儿在全国各地的分舵：
601所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602所 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景德镇）
603所 中航第一飞机研究院（西安阎良）
605所 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湖北荆门）
606所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
607所 中航雷达与电子设备研究院（苏州）
608所 株洲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609所 中国航空附件研究所（湖北襄樊）
610所 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湖北襄樊）
611所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612所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河南洛阳）
613所 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614所 中国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无锡）
615所 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上海）
618所 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620所 中国航空系统工程研究所（北京）
621所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622所 北京航空工艺研究所
623所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西安）
624所 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院部成都，试验基地江油）
625所 中国航空工业制造工程研究所（北京）
626所 沈阳空气动力研究所
627所 哈尔滨空气动力研究所
628所 中国航空信息中心（北京）
629所 结构热强度研究所（陕西长安）
630所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西安阎良）
631所 中国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西安）
633所 上海航空测控技术研究所
634所 北京长城航空测控技术研究所
637所 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
640所 上海飞机研究所
648所 贵州飞机设计所（贵州安顺）
649所 贵州航空发动机设计所（原来在贵州平坝，现已迁至贵阳）
650所 南昌飞机设计研究所
其中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是原沈飞设计室与哈军工一部分师生合建而成的，当时叫六院一所。所址是原沈阳炮兵侦察学校的营房，解放前那里是日伪的兵营。
大跃进时期，哈军工的师生搞了一个“东风-113”项目，设计目标是“最大马赫数2.5，升限25000米”所谓“双25”方案。而原112厂设计室搞了一个“东风-107”项目，设计目标是“最大马赫数2.6，升限26000”。反正都是吹牛，堪比“亩产万斤”。两拨人合并后一商量，两个项目指标接近，人手又都不足，干脆合成一个项目干吧。那时候，无论是理论基础、设计规范和方法、系统整合能力、设备研制能力、材料工业全都跟不上，项目的失败是必然的。大跃进过后，东风107、东风113双双夭折。
1961年，毛子同意转让米格-21的技术给中国。土共决定仿制，一开始定名为62式飞机，后来改称歼七飞机。土共达到了20架份米格-21的散装件和部分图纸及技术资料。后来因为中苏矛盾越来越大，米格-21的图纸并没有全部拿到手。
大跃进过后，601所的主要任务转为摸透米格-21，翻译、修正、补全图纸。
国防部六院一所（601所，也就是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刘鸿志，徐舜寿、叶正大都是副所长，黄志千是总设计师。
601所成立的时候，把哈军工参加“东风113”设计的师生合并进来，其中就有后来因成功研制“歼十”而大名鼎鼎的宋文骢，他当时担任气动布局组的组长。还有后来官拜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谢光，宋文骢研制“歼十”遇到困难时，谢光给了老宋两个锦囊，老宋回家打开一看，一个上面写的是“拖”，另一个写的是“熬”。
1961年，弯弯的一架美制RF-101“巫毒”式侦察机被福建高炮部队击落，飞行员吴宝智跳伞后被当地农民拿锄头俘虏。提起这件事儿，弯弯总是很委屈地说，大陆“野蛮地击落了我们手无寸铁的侦察机”。“巫毒”被击中后，在福州附近撞山坠毁，变成一堆废铁。当时宋文骢等人就被派去研究这一大块“铁”。虽说RF-101是电子侦察机，只安装了六台照相机，不过它是在F-101A歼击机基础上改装的，所以具有很强的歼击机设计的技术特点，对于宋文骢他们这样的歼击机设计人员很有参考价值。
1962年土共拿到米格-21的20套散装件和部分技术资料以后，没有贸然开始仿制，因为上次吃了仿制米格-19失败的亏。所以六扇门儿要求各分舵“摸透米格21，学习基本功”。于是上上下下开始熟读米格-21各册说明书、规范性能计算程序、研究气动布局和作战使用、深入研究各种布局参数以及改变参数的敏齤感性影响。总之，要找到米格-21身上所有的敏齤感区。这一摸，就摸了三年，前戏的时间“有够长”。
60年代，陆陆续续击落了一些弯弯的美制飞机，RF-101侦察机、P2V-7电子侦察机、U-2高空侦查机。另外徐廷泽起义从台湾飞来一架F-86，还有美国佬玩儿导弹击中了自己的F-4B，也落在我国领海。这些飞机残骸，601都派人进行了分析研究，后来还专门儿成立了“敌机残骸研究室”。
601整理完歼七（仿米格-21的国产型号）的技术资料，发下去图纸以后，就交给112厂负责了。112厂生产了一批歼七交付部队，但部队反映不积极，一个是新飞机小毛病多（这是一定的，啥时候都一样），再一个部队觉得这玩意儿比“歼六”强不了多少。1968年，歼七转给了成都的132厂，112厂不再参与歼七的工作。歼七真正大批量装备部队是80年代以后的事儿了，关于歼七和132厂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聊。
1964年，601开始着手自行设计研制高空高速歼击机。当时，U-2能飞到20000米，而歼六只能够着18000，打U-2非常吃力，吃了不少苦头，所以部队上对“高空高速”有近乎变态的执着。1965年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批准了“双发、机头进气”的新歼击机方案，命名为“歼八”。
1965年，罗瑞卿让国防部六院（航空）、七院（舰艇）、十院（雷达电子），三个研究院十万人脱军装转业，划归各工业部领导，六院划归三机部（航空部）。所有人员下调两级工资，搞得很多人怨声载道。同一年，总设计师黄志千出国考察时，在开罗上空因飞机失事遇难。这两件事儿，给了601所连续两记上勾拳，虽说牙没被打掉，但是难受了好一阵子。
1965年9月，歼八的设计工作全面展开。飞机设计的计算工作量很大，一开始只有一台手摇计算机，一天到晚不停地摇，那确实是个“体力活儿”。后来买了电动计算机，虽然不用出汗了，但速度还是很慢。再后来用上了中科院研制的103计算机，601所出现了第一批“码农”。
1968年歼八01架、02架完成总装。02架做全机静力试验，加载到百分之九十时，机身在第38框拦腰折断。当时正值文化大革齤命，代总师王南寿和主管试验的冯钟越、赵沛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