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中国更有规则路只有一条：坚持真正的改革来源:京报网 15:42
　　核心提示：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坚持真正的改革、人民的改革。今日中国社会的诸多弊端，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是没有改革、改革不彻底、改革被扭曲造成的。最明显的例子是腐败，有人说腐败的根源是市场化，是外国资本的进入，但几乎每一个腐败的案例都表明，它产生于权力的滥用和不受监督、制约，而市场化正是抵御权力集中的最根本手段。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看法很有分量，他在力陈反腐的艰辛后总结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本文来源：京报网，作者：徐友渔，原题：《评论：改革开放30年》　　我们即将迎来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虽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行进的轨迹已经镌刻进人类的历史；这30年，有意的制度安排、政策设计和自发努力、自生秩序交错纠缠、相互激荡；这30年，我们既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30年之后回眸，原点既清晰、又模糊，既亲近、又遥远和陌生。　　身在改革开放未尽的过程中，身在一段复杂的历史中，却力图对它审视和反思，这既冒险，又必要。　　一、背景　　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迟早都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因为，虽然与战乱、革命时期相比有振奋人心的业绩，虽然依靠对农民压取资金可以快速发展重工业，但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不能保证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疲软和停滞总会到来，落后和贫穷不能靠口号与宣传遮掩。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在理论上是“国家的主人”与他们实际上无权受压形成尖锐对照，官民关系日趋紧张，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任何执政党既然好不容易夺取了政权，第一要务就是设法永久掌权。对权力的敏感使得对现实敏感，对问题和弊病敏感。尽管“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根深蒂固，或者变革的尝试是变本加厉，“拧紧螺丝钉”，但宽松人性的方法始终作为可能性存在，因为世界上还有其他成功的经验，同一体制、同一阵营中还有大胆的探索者。　　中国将近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下提前进入议事日程的，这场浩劫使原有体制的弊端暴露到极致。文革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彻底扼杀人们经济追求和生产的动力，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号令抹杀多样性和主动性，以“自力更生”的政策搞闭关锁国。文革中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使社会主义成了贫穷落后的代名词；文革以“群众路线”为欺骗和动员的口号，以大规模镇压和大量的冤假错案为结果，逼使人们在痛定思痛之余追问“这是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在惨痛的教训和严峻的现实面前，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还可以沿着老路前进。然而，急匆匆地“向前看”和宣布“新时期”的到来使得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浅尝辄止。　　这样的背景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与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一样，它以江山为指归而不以理念为指归；第二，它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受上层思想、路线、权力布局等制约多，受社会情绪制约少；第三，它的进程始终充满张力和内在矛盾，比如在作为政治动员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在经济上的灵活多变与政治上的坚持不变之间。　　二、启动　　改革开放打上了邓小平强烈的个人印记，以至于不论从开始还是到现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可以谈论“邓记”的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启动，在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停顿甚至回潮时，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的重新启动。　　邓小平革命生涯中与毛泽东的关系，他在年对强硬路线的奉行和坚持，使得他不像胡耀邦等人，对于“背叛革命事业”、“动摇党的领导”等怀疑与攻击有很强的免疫力，这与反共老手尼克松反倒容易与中国结盟是一个道理。他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韬光养晦”、“不争论”等等，都在关键时刻为指明方向和划定界限起到一言九鼎的作用。　　1978年底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正式启动。它使得在权力角逐中党内正统派对文革既得利益派取得迅速胜利，它还宣告了毛泽东的话是绝对真理、永远正确时代的结束，宣告从此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路线，勾勒出了邓小平理论的大致方向和基本思路。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告别了毛泽东时代，迎来了邓小平时代。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广大农村迅速掀起包产到户的浪潮。这种做法并不新鲜，但1956年、1959年和1962年的3次尝试都遭到失败。这一次的成功是改革开放路线的胜利，又反过来大大促进了新路线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推进。包产到户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大胜仗，它使改革开放赢得人心，取得声势，它表明改革开放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一致。　　如果要谈改革开放的“光荣与梦想”，那么最值得缅怀的岁月大概是1978年。从思想文化方面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人们从现代迷信中解放，有一种类似文艺复兴到来，打碎精神枷锁的兴奋；从经济、生产方面看，农民从扭曲的公有制、实质的人身依附制下获得解放，他们提供的丰富产品使人们感到长期清苦的日子即将结束。　　三、80年代：在拉锯中前进　　人们对于80年代改革开放的印象和记忆，总体来说是美好的。和后来相比，那时存在对改革开放的共识，改革开放既是中央的主旋律，也是全民支持和参与的事业。　　现在看来，80年代的美好图景具有一定的表面性。由于改革尚未深入，改革的代价问题没有产生，在改革中谁得益、谁受损的分化还不明显。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许多民众心目中，改革开放像乌托邦一样在前面招手，不同的人对它寄托了不同的梦想。80年代弥漫整个社会的是“文化热”，把将近10年打扮得似乎可以和追求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和人类历史上辉煌的启蒙时代和理性时代相媲美。　　改革开放的凝聚力还来自处于领导第一线人物身上散发的理想主义光辉，他们体察民心，顺应民意，了解世界潮流，这时的改革，既代表历史发展方向，又具有道德优势。　　80年代的改革开放在重重阻力和反复曲折中顽强行进。对国有企业，以放权让利、增大活力、增加效益为主线的公司化、股份化改制缓慢推进；民营企业破土而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开始形成；东南沿海一些城市被划为经济特区，成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来自海外的投资逐年增加。　　但是，民心和舆论上的一面倒掩盖不了改革开放和教条保守的二元对立。批什么“化”、清什么“污”的运动接连掀起，不断有作家、学者、官员、电影、诗歌、小说、戏剧、歌曲等等受到批判，许多改革措施受到质疑和阻碍。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反复提起，又不断夭折于议论和谋划中。　　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已经是举步维艰，改革派的大将中有人中箭落马，甚至改革派的领军人物胡耀邦也被迫出局。　　改革开放受到挫折甚至重创是改革深化的必然。改革的初阶具有对于苦难深重的文革拨乱反正的性质，重返正常轨道和秩序不会惊扰某些人的思想和心理惯性，短暂的“咸与维新”的局面不难形成。但改革的深入一定会触犯某些人的禁忌，这些禁忌或许是头脑中的教条，或许是既得利益，或者兼而有之。另一方面，改革的深入自然会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化、调整，激起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对有些人来说，这不是自然和正常的，而是“乱子”，是中断改革开放的理由。　　四、90年代：改革是怎样成为不可逆转的？　　在1989年的风波之后，改革开放面临风云突变的形势。一时间，“反和平演变”成为主旋律，改革开放的指导方针遭到质疑和批判，退回到以前的呼声此伏彼起。　　是邓小平到南方视察这一举动，以及在南方的一系列支持改革开放的讲话，强行中止了复旧的势头，改革开放重新获得动力，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滚滚前进。形势变化之突然，受到重创之后的改革开放重新启动后势头之猛烈，不但使反对改革的人目瞪口呆，连一度哀叹改革开放大势已去的人也大感意外。可以说，新的改革开放浪潮推进之快之远，大大超出了当时最激进的改革要求。　　比如，以邓小平南方视察的1992年为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数量后10年为前10年的10倍以上。　　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怎么可能发生？破解这个谜将对理解从那时起的整个发展走势、理解当前的形势和问题、理解未来的不同路径提供最重要的线索。　　邓小平的强势和坚决是一种答案，但是，那只是原因之一，仅仅这一点并不能给出充分解释。因为，在那之后改革开放好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自动运行，不再需要行将离世的老人时时驱策。　　另一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如果说第一次启动是以理想和历史责任等等为感召的话，那么这第二次启动的动力源是利益。通过允许政府机构办公司，甚至允许军队办企业、办公司等措施，让与权力有关联的人尝到甜头，或者再说到位一点，把他们之中曾经对改革开放持反对、怀疑、观望态度的人拉下水。虽然后来停止了政府、军队办公司的做法，但局势已经非常明显：可以从改革开放中获利，而且可以获大利，因为权力可以变为金钱。　　第二种动力源的威力、持续力和可靠性大大超过第一种，这从对于人性的分析中可以知道，从形势的发展中更是得到了证明。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初看起来难于解释的现象：在遭到巨大挫折和面临中断危机之后的改革开放，甫一复苏即成不可逆转之势。这“不可逆转”是多少改革的志士仁人苦苦追求而不可得的目标啊，居然在最没有希望的情势下突然现实了。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利益是不可逆转的，人性是不可逆转的。从90年代中期起，一个改革开放既得利益群体稳固形成，当然，他们在主观上和客观上搞的都不是真正的改革，他们利用改革，败坏改革的声誉。　　必须看到，依靠第二种动力源，得到的是改革开放的新势头，使国家公务员站到了改革开放的一边，但没有得到的，或者说是失去的，是道义感召力和凝聚全民的理想。　　面临此景有人说，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情况一样，当革命胜利，人们高呼“革命万岁”时，同样可以高呼“革命死了”；当改革以不可逆转之势席卷中国时，也可以说“改革死了”。　　五、中国改革向何处去？　　社会不公正、贫富分化、腐败严重的现实，使得改革开放的合法性成为问题，使得原来一直就不赞成改革的左派再次活跃起来，他们也打起社会公正的大旗，以为民请命的姿态，鼓吹旧教条，要求回到旧体制。　　中国的改革正处于十字路口，2006年被称为“改革的反思年”，不同的人对近30年的改革开放有不同的评价，对未来有不同的期望。左派重新提起的是老问题：要不要改革？而人民群众和有识之士提出的新问题是：要什么样的改革？　　有人认为“改革的民意基础”是个伪问题即不是问题，或者不是重要问题，他们的理由是，改革开放早已过了开初的舆论动员阶段，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们策划和操作的事情。确实，以为国家大事要靠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策划，脱离了现代国家的治理实际，但是，以为国家大事与人民群众无关，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往往没有必要、没有能力像专家、官员那样制定建设和治理的计划、方案，但有必要和能力评价这些计划、方案的优劣利弊，有权利决定它们的取舍。近些年频繁出现的拆迁、征地、收费、建设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纠纷，充分说明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把他们撇在一边或者侵犯他们的权利和利益是行不通的。　　在谈到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办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必须坚持，除了继续改革，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现在的自由程度、富裕程度固然非常有限，而且分布不均，但毕竟是多与少的问题，而退回去就只能是有与无的问题。这里说的改革，不是特殊利益集团扭曲了的，作为招牌的改革，而是本来意义的，与我们的初衷一致的改革。这样的改革，简单说来就是：以宪政民主为目标，以市场经济和法治为手段，实现人民的富裕、国家的强盛。　　应该看到，今日中国社会的诸多弊端，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是没有改革、改革不彻底、改革被扭曲造成的。最明显的例子是腐败，有人说腐败的根源是市场化，是外国资本的进入，但几乎每一个腐败的案例都表明，它产生于权力的滥用和不受监督、制约，而市场化正是抵御权力集中的最根本手段。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看法很有分量，他在力陈反腐的艰辛后总结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坚持真正的改革、人民的改革。分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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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经典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怎样叫响的（组图）
毛泽东经典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怎样叫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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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德杰王犁田&&&&&&&&
誓言有声铸铁拳。一踏进成都军区某部师史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写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口号的条幅，该部在修建师史馆时，将本部队率先叫响的这个口号，精心制作并展示出来，作为培育部队战斗精神的一块教育阵地。
这句蜚声军营内外的誓言是如何产生的呢？带着这个鲜为人知的话题，笔者日前采访了成都军区政治部原主任乔学亭，他满怀深情地披露了这句誓言产生的经过。
川藏线上筑路大军喊出的豪迈心声
1952年4月，为了修筑长达2400多公里的川藏线，在汉藏人民间架起一条“金色飘带”，历尽艰险由四川徒步进军到拉萨的十八军某部又迅速投入到筑路的艰苦征程中。
时任十八军某部副政委的乔学亭等领导奉命带领该部官兵和近万名藏族民工，组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筑路大军，实施西线（拉萨至林芝）的施工任务，仅用2年多时间，就完成了这一空前的历史壮举。
他率领的这支筑路部队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豫皖苏地区，曾在抗击日寇、千里跃进大别山、解放大西南、进军西藏等革命征程中，立下不朽功勋。
接到任务后，广大官兵迅速投入到了施工中。大家面对的是高寒缺氧，地质条件复杂，工具简陋等诸多困难。如在海拔4796米的敏拉山施工时，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当内地还处在乘凉摇扇的酷暑时节，此山上却早已冰封雪飘。六七级大风夹着沙石腾空而起，卷着冰雹盖地而来，给施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施工难，休息也难。有一次，一夜大雪，就把工地上的帐篷压垮了37顶，大家不得不半夜起来拾掇住处。缺氧又使得同志们每迈一步都要气喘吁吁。再加上修路的剧烈劳动，使不少人患了高山不适应症，脸上发烧，心跳加快，一般每分钟心跳都在100多次；血压升高，不少人鼻孔出血，头痛难忍，但干部战士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们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用各色石子镶嵌了“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等大字标语，并以行动实践着这些口号。
在著名的皮康崖险段，筑路部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几十米高的陡壁，状如刀砍斧削直插云霄。汹涌澎湃的尼洋河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裹挟着黄沙巨浪，撞击着绝壁，声震九天。当地民谣这样唱道：“飞鸟难过皮康崖”，可见地形之险，行路之难。看见“金珠玛米”要在这里修路，一个当地小贵族曾预言说：“那是牦牛也爬不上去的皮康崖，除非是神才能在那里修出公路来。”
解放军的回答最是豪迈而坚定。负责该段的该部二连官兵誓言有声：“我们的战士都不是神仙，而是凡人。但我们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他们攀上陡壁，从悬崖的顶端，用几十米长的绳子吊着身子悬空打眼放炮，开出一条刚能站住脚的小道，经过一个连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在这段悬崖上修出了公路。
消息传出，正在工地现场的乔学亭等领导为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仪式。乔学亭激动地说：“二连官兵总结得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金珠玛米’就要发扬这种精神，不管有多难，路一定能修通。”
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升华的铮铮誓言
1962年10月，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打响后，乔学亭带领该部奉命开赴前线。
乔学亭说，不管对手如何，战争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较量，军人的战斗精神，永远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战前和作战中，部队各级党委充分发挥我军政治工作优势，不间断地对部队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士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这次作战中得到充分显示，广大官兵英勇顽强，机智灵活地反击入侵敌人，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和人物，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被国防部授予荣誉称号的“阳廷安班”。在作战中，该部二连6班在班长阳廷安带领下，抄近道向敌军的地堡发起攻袭，面对敌军密如蛛网的地堡，阳廷安高声喊道：“冲啊，为祖国人民争光啊！”只见他“腾”地跳起来，右手端枪，左手举着手榴弹，几个箭步，疾速地冲进敌军的主堡。
随后，在一片怒吼的冲杀声中，他们又向其他子母堡扑去。此时，敌军的火力网像泼雨似的倾泻而出，阳廷安不惧如雨飞弹，对身旁的战士喊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跟我来，打进去！”雄壮的呐喊声震荡着山谷，如同阵阵霹雳。阳廷安跳过堑壕，向敌军纵深冲去。当他刚刚跳过一棵横倒的大树时，胸膛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他跌倒在地上。
6班副班长曾祥智看到阳廷安壮烈牺牲，高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班长报仇！”的口号，带领战士何德中、杨秀洲、李世明、刘汉彬奋力冲向敌人，他们带着为烈士复仇的怒火，一鼓作气，连续夺下了敌军七座地堡。
英雄的“阳廷安班”8位战士，前仆后继共牺牲了7名。他们的牺牲换来了重大的胜利！6班和5班一起，攻克了敌军地堡27个，打死和俘虏敌军55名，缴获了火炮3门，各种枪支59支。为全歼入侵敌军打开了胜利的道路，并且还一直攻入敌纵深。
“阳廷安班”的英雄壮举深深震撼了各参战部队，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将军亲自来到该部，当他听说此事后，眼含热泪说：“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的部队有了这股劲头，世界上的任何敌人只要胆敢来犯，我们就能坚决歼灭它。”
中南海里毛主席赞成的响亮口号
1963年2月，张国华奉命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一天，张国华刚从会场出来，就被告之，毛主席点名让他汇报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的情况，毛主席说，“张国华一直在前线，最有发言权”。
接到通知后，张国华心中忐忑不安。他多次给毛主席汇报过西藏的工作，深知毛主席会在他的汇报中提出一些问题，这次又事关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的全面情况，可不能有丝毫疏漏。于是，他连夜精心准备了一份汇报提纲。特别提到了西藏各参战部队在战前战后与战斗过程中保持我军优良传统，发挥我们的政治工作优势，注重培养军人过硬的战斗精神。为此，他在汇报提纲中满含热情地提到了那句已在驻藏部队中传播开来的豪迈誓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提纲拟就后，张国华首先呈给时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审阅。罗总长看后，大为振奋，他提笔批示道：“此件看了，很好，请照此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
2月19日下午，汇报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当张国华进入会场前，罗总长还叮嘱他：“老张，你不要紧张。记住给主席汇报时，千万别漏了那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不仅是你们的发明，也是我们全军部队的政治优势。”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指出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由张国华同志汇报刚刚结束的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情况。毛主席见坐在他与刘少奇中间的张国华显得颇为拘谨，便幽默地说：“井冈山（毛主席对张国华的爱称）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仗打胜了，你还紧张么子哟，今天是你唱主角喽。”
经这一讲，大家“哄”地一下笑了起来，会场的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
果然，毛主席频频插话，他对参战部队的表现特别满意。当张国华说道，战胜敌人，“我们的战士靠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时，毛主席给予了肯定：“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说完，他用手指了指张国华，“这是你的发明权。”
张国华赧然一笑，连连摆手说：“不是我，发明权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过去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前句有片面性。那时金兀术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今天我要说，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这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誓言，得到了毛主席的充分赞扬与首肯，同时也成为我们这支军队坚强不屈战斗精神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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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口号&&&&&&&&&&&&&&&&&&&&&&&&&&&&&&&
作者：赵　忠&
　　上世纪50年代初，十八军奉命筑路进西藏。面对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极其简陋的作业条件和超乎想象的施工难度，某部二连官兵气壮山河、誓言铮铮：“我们的战士不是神仙，而是凡人。但我们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他们攀上状如刀削的陡崖，悬空打眼放炮，艰苦奋战两月，终于在“飞鸟难过的皮康崖”上修出了公路。筑路中，不断有人累死、冻伤，几乎每前进一公里，就要躺下一名烈士，但苦累和死神吓不倒英勇顽强的筑路大军，他们在困难重重的筑路工地上叫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口号，逢山开道，遇水架桥，仅两年多时间，就修筑了一条长达2400公里的川藏公路，架起连接汉藏人民的“金色飘带”，第一次将路基筑上世界屋脊，第一次将汽车开进拉萨，创造了空前的历史壮举。这种敢于战斗、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在血与火考验、生与死较量的战场上焕发出耀眼的光芒。在一次战斗中，某部二连六班在班长阳廷安带领下，向密如蛛网的敌军地堡发起攻击，阳廷安冒着枪林弹雨喊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跟我来，打进去！”战士们前仆后继，同仇敌忾，血战到底，连克7座敌军地堡。全班8名战士，7人壮烈牺牲。六班和五班一起攻克敌军地堡27个，打死和俘虏敌军55名，缴获火炮3门，各种枪支59支。一位前线指挥员眼含热泪说：“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的部队有了这股劲头，世界上的任何敌人只要胆敢来犯，我们就能坚决歼灭它。”
日，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奉命进京向毛主席汇报工作。进入会场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叮嘱他：“千万别漏了那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你们的发明，也是我们全军部队的政治优势。”果然，当张国华说道，战胜敌人，“我们的战士靠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时，毛主席给予了肯定：“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说完，他用手指了指张国华，“这是你的发明权。”张国华连连摆手说：“不是我，发明权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毛主席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过去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又说，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前句有片面性。那时金兀术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今天我要说，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日，总政治部发文号召向王杰同志学习，正式向全军提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的要求。日，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讲话中再次肯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从此，这一战斗口号便在全国、全军叫响，激励全国军民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和强敌。半个世纪以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口号，始终成为部队激励士气、鼓舞斗志的前进号角。
为什么这句口号能够在战场上发挥出如此巨大的威力？能够激起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一兵的广泛共鸣？
因为它高度浓缩了我军英勇善战的光辉历史，是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制胜法宝，也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不断战胜困难和强敌的精神武器。可以说，我军80多年的光辉战斗历程，都集中体现了这种“革命加拼命”的战斗精神。难怪当毛主席将“两不怕”革命精神的发明权归在张国华名下时，张将军却推辞说：“发明权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80多年来，我们手握这柄精神利剑，威震敌胆，斩妖除魔，创造了一个个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战争神话，把一支相对落后的人民解放军建成了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因为它喊出了我军特有的战斗精神。“夫战，勇气也。”古代兵法家把“忠勇”纳入武德要义，认为无气不足勇，少气不成师。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我们充分地认识到，精神和意志是支撑信念、迸发激情、克敌制胜的利器和法宝。“不怕苦”，就是无论遇到多么难以忍受的困难，都能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决不被其吓倒；“不怕死”，就是无论遇到多么强大的敌人或危险，都有压倒他们、战胜他们的英雄气概，关键时刻，毫不退缩，不惜牺牲个人生命。勇者所至，荆棘让道。培育战斗精神，首要的是唤醒和激活潜藏在军人骨子里的血性与锐气，就像“阳廷安班”那样，高呼“两不怕”战斗口号，奋不顾身地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如果我们连苦难和死亡都不怕，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今天，在成都军区某师师史馆，那个写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口号的条幅，尽管因为年久而泛黄，但是它就像一团永远燃烧的烈火，让一茬茬官兵一看到它，就仿佛看到了革命前辈战天斗地、气吞山河的壮丽场面，一想起它，就点燃了胸中无穷无尽的战斗激情。这八个字，已然成为一种充满英雄气概的精神高地，悄然无声地塑造着部队官兵坚强不屈、英勇顽强、锐不可当的精神风骨。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考验，我们要继续传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两不怕”战斗精神，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新要求，引导官兵牢固树立革命英雄主义的苦乐观和生死观，在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培育战斗精神，进一步坚定敢打必胜、决战决胜、战无不胜的信心和决心。　（作者系成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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