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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a All Rights Reserved. 蜀ICP备号-1“爱国者”祸害中国&“卖国贼”振兴日本
恐怕要被“爱国者”骂得狗血喷头
“爱国者”祸害中国 “卖国贼”振兴日本
日 10:25来源：多维新闻
19世纪60年代一头一尾，中日都进行了改革开放，中国叫洋务运动，日本叫明治维新，结果中国输给了日本。为什么呢？事实上，近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都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精英主导进行的，一败一成的原因显然跟两国政治精英关系极大，简单概括一下中日两国改革的差异就是，中国是“爱国者”主政，日本是“卖国贼”主政，正是“卖国贼”才让近代日本走上了富强道路。当然，这里的爱国者和卖国贼，都是中国定义。本文摘自微信公众号“大时代”，作者魏勇，原题为《“卖国贼”让日本强大——吴建民先生去世引发的思考》。
看近代史一定要把中日两国对照起来才有意思。19世纪60年代一头一尾，中日都进行了改革开放，中国叫洋务运动，日本叫明治维新，结果中国输给了日本。为什么呢？中国的学者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环境、传统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不乏真知灼见，但我以为没有完全get到点。事实上，近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都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精英主导进行的，一败一成的原因显然跟两国政治精英关系极大，简单概括一下中日两国改革的差异就是，中国是“爱国者”主政，日本是“卖国贼”主政，正是“卖国贼”才让近代日本走上了富强道路。当然，我所说的爱国者和卖国贼，都是中国定义。
清政府中的清流派和保守派，在当时人看来他们就是爱国者的代表，或者高调主战，或者对传统价值一往情深，他们定义了大清国政治正确的内涵。晚清政局表面上看是慈禧当政，其实是“政治正确”在影响中国走向。什么是政治正确呢？从晚清驻英副使刘锡鸿控告自己顶头上司驻英公使郭嵩焘三宗罪可见一斑：第一宗罪，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第二宗罪，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第三宗罪，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甚至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全都是罪过。要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1876年，即大清国改革开放第16个年头上，发生在一个正义凛然的爱国者检举揭发自己的上司的奏折中，可见政治正确对那时的人影响有多大。这三宗罪后来这成了郭嵩焘人生的污点，他去世后，李鸿章曾奏请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理由是“颇受外界争议”。
可见，对待洋人态度强硬或者傲慢，就是政治正确，就能占据道德制高点。通晓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近代中国就是被这帮“爱国者”搞砸了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再写一篇文章《“爱国者”让近代中国被动挨打》。与中国相反，日本的改革开放却是一帮崇洋媚外的“卖国贼”主导的。
近代日本有两个著名的亲西方的“卖国贼”，一个是伊藤博文，一个是井上闻多（井上罄），早在明治维新前的1863年，这两人曾一起到英国留学。见识了外面的花花世界之后，就开始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变成了愤怒青年。同年，由于奉行攘夷政策，先是日本炮击了英国商船，然后招致英国报复，当然日本打不过英国，于是日方委托他们俩去英方谈判，目的是拖延英军进攻时间。在任何一个中国的爱国者看来，都是义不容辞的事情，这叫忠党爱国，但伊藤博文和井上闻多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对于祖国交这样的任务给自己感觉十分不满和愤怒，他们拒绝履行爱国义务。井上闻多是这样说的：“自己任意炮击，还说对方攻来，把责任转嫁给对方，叫别人暂为等待，这无异于是故意挑战。只要是个人，绝不能做这种无理命令的使者。”（久米正雄《伊藤博文传》第76页，团结出版社）
在中国人看来，井上闻多的言论比郭嵩焘公使的行为严重得多，胳膊肘往外拐，典型的卖国思想。更加过分的是，伊藤博文代表日方与英国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不是甲午战争那个《马关条约》。日英《马关条约》条约规定：
一、今后外国船只航行马关时，须受到友好待遇
二、煤炭食物柴水以及其他船中用品，必须出卖给外国人
三、马关海峡波涛汹涌，风浪大时，外国人能够毫无阻拦地登岸
四、凡新筑炮台，或修理旧炮台、装设大炮等事，一概禁止
五、关于赔偿金和战费赔偿，由四国钦差在江户决定
这里面第四条等于解除了日本门户武装，从此大门洞开，这还得了，伊藤博文和井上闻多被一些武士看作是“日奸”、“卖国贼”，誓言要追杀卖国贼。不久，井上闻多被暗杀，身受重伤，伊藤博文仓皇出逃。日本的爱国者貌似小胜一场，但最后日本精英阶层还是做出了务实的决定和选择，把伊藤博文和井上闻多推上政治舞台，一个当首相，一个当外相。这两个“卖国贼”带领日本废除了以前的不平等条约，带领日本打败了中国。设想一下，这样的人如果生在中国，绝对不可能在政治上有出头之日，最好的情况也就是象郭嵩焘和薛福成那样，当一个驻外公使。可以这样说，在超越狭隘民族意识和幼稚的虚娇心理方面，仿佛中国人一百多年来没进步。
再来说说另一个“卖国贼”——吉田茂。这位二战后日本首相，每天早晨阅读的第一份报纸是英文版的《泰晤士报》，然后才看《朝日新闻》。他主持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百分之百体现美国意图，甚至可以说是麦克阿瑟的意图，在他的领导下日本内政外交唯美国马首是瞻，他完全是美国的走狗。
当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时，吉田茂在欢送词中“厚颜无耻”歌颂这位占领军长官：“是您麦克阿瑟将军大人，把我们从战败的惶恐与不安和混乱之中挽救过来，并把我们引领上了战后重建和恢复的道路，是您在我国的各个角落洒下了民主的种子是您为我们铺平了和平的道路，我们全国人民对您的惜别之情非我的言辞所能表达”。言辞之间，恨不能唱“东方红，太阳升，麦克阿瑟是日本人民大救星”。但事实上，吉田茂本人被日本人看作二战以后最伟大的首相，他才是大救星，他把日本人从战败绝望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
与吉田茂同时代的中国领导人是毛泽东，据说是伟大的爱国者，但他的强硬政策把中国引向了何方呢？大家可以思考。对比中日两国“卖国贼”的命运和对“爱国者”的不同理解，你可以清晰地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近代日本人比近代中国人成熟的多，这也是日本总能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
从黑船事件后，日本人逐渐明白了，主张开国而不是开战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把握而做出低调务实决定的领导者，才是真正负责的爱国者。从这个角度来说，李鸿章和邓小平，是真正的爱国者。尽管受到重重阻挠，李鸿章提出的八字方针“外须和戎，内需变法”，造就了晚清相对最好的一段历史时期，时人称“同光中兴”；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不抗大旗、不当头”的低调外交政策，给中国换来了三十多年的黄金时期。其实两人执政思路高度一致——闷声发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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