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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之武退秦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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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之武退秦师的语言艺术
电话：010-57
中学学科网烛之武退秦师
资料 论述 文章 解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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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之武退秦师
1.先秦历史散文简介
　　先秦历史著作的形成，有一个演变过程。早期的《尚书》，除假托的部分，完全是史官所保存的文件的汇编；《春秋》虽相传经过孔子的删定，但仍然保持着史官记录的体式。战国初形成的《左传》、《国语》也利用了大量史官记录，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著作。至于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形成的《战国策》，其主要来源是策士的私人著作。总体说来，这个过程表现为官方色彩逐渐减弱。 ??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愈是后期的著作，所表现出的官方意识形态特征愈淡薄。尤其反映策士思想的《战国策》，由于当时的“士”本身是“四民”之一①，虽具有进入统治阶层的可能，但其思想情趣，还是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其次，古史“记事”与“记言”的区别，在《尚书》和《春秋》之间还是截然分明，而以后就渐渐混淆了。再次，愈是后期和愈是接近民间的著作，其成分愈是显著，而相应的，在史学的严格性方面都有所削弱。 ??①周王朝的“士”原来是贵族的最低一级，至战国时成为庶民的最高级。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选自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史》)
2.《左传》概述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但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纯用义理解释《春秋》，而《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只是后人将它与《春秋》配合后，可能做过相应的处理。一些专门解释《春秋》“书法”而与史实无关的文字，显然是后加的。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有人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但对此，唐代以后颇有人怀疑，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无名氏的作品。其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只是后面多十七年。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左传》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书中虽仍有不少讲天道鬼神的地方，但其重要性却已在“民”之下。如桓公六年文引季梁语：“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文引史嚚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此类议论，都是作者所赞同的。诸子散文（尤其《孟子》）也有类似的议论，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 　　《左传》虽不是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应该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为后人称道。写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春秋时代著名的五大战役。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 　　《左传》所记外文辞令也很精彩。这一类文字照理应该有原始的官方记录作为依据，但必然也经过作者的重新处理，才能显得如此精炼、严密而有力。与《尚书》乃至《国语》所记言辞相比，差别是很明显的。最突出的例子，要数“烛之武退秦师”一节。整篇说辞不到二百字，却抓住秦国企图向东发展而受到晋国阻遏的处境，剖析在秦、晋、郑三国关系中，秦唯有保全郑国作为在中原的基地，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于是轻而易举地瓦解了秦晋两大国的联盟，挽救了已经必亡无疑的郑国，至今读来，仍是无懈可击。这是世界外交史上运用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很早的杰出范例。 　　从上看，《左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考虑，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这些都是显著的因素。 　　一般说来，史籍记载中，愈是细致生动的情节，其可信程度愈低。因为这一类细节，作为历史材料的价值不大，在发生的当时或稍后，也不大可能被如实地记载下来。尤其所谓“床笫之私”、“密室之谋”，更不可能是实录。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左传》作者所依据的材料，虽主要出于史官记录，但也有不少原来就是社会上以各种方式流传着的历史故事，其中已经包含了若干虚拟的成分；在完成这部著作的过程中，作者又根据自己对历史的悬想、揣摩，添加了不少内容。当然，这种虚拟和揣摩，不同于小说、戏剧的虚构，它是完全依附于历史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历史，并表现作者的历史观念。但不能够说，这里就没有追求一种“故事趣味”以满足作者自身和读者的搜奇心理的潜在意识。 　　举例来说，在《秦晋郩之战》中，作者选择了蹇叔哭师、弦高犒师、文嬴释囚、秦伯悔过几个小故事，把这一历史事件的曲折经过，有声有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晋公子重耳之亡》所选择的故事，尤其富于戏剧性：过卫乞食于野人，在齐贪恋安乐而被姜氏与随从灌醉强行带走，过曹时曹共公窥其裸浴，至楚与楚王论晋楚未来关系，在秦得罪怀嬴而自囚请罪……，把重耳十几年流亡过程写得跌宕起伏，饶有趣味。重耳之亡，大概原来就是很有名的故事，所以流传过程中，留下不少有趣的内容，而作者的取舍，又偏向于这一方面。在这些故事情节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重耳的性格，既有贪图安乐、高傲任性的一面，也有胸怀远大、善于自我克制的一面。而且在流亡过程中，他作为政治家的气质也逐渐成熟。有些细节，是写得颇为传神的，如： 　　秦伯纳妾五人，怀嬴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 　　怀赢是秦穆公之女，先嫁给晋怀公（重耳之侄），此时又改嫁重耳。她捧着匜（盛水器）浇水让重耳洗手，重耳洗完以湿手挥她，这原是贵公子任性的派头，怀嬴认为这是卑视自己，因而发怒。重耳此时正恳求秦国帮他回到晋国夺取政权，岂敢得罪怀嬴？只得以隆重的礼节赔罪。这一节文字虽短，却写出了二人在特定处境中的特定心理。 　　人们对故事的兴趣，是产生的基本动力之一；故事情节、人物描写，也是小说和戏剧的基本要素。在整个中国史上，小说与戏剧的产生相当迟，但与此有关的因素，却不可能很迟才出现。只不过它借了历史著作的母胎孕育了很久才分离出来。而《左传》正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的这一类因素的历史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这种传统既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写作提供了经验，又为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分析文章如何用对话来带动情节的发展 　
解析　　1.佚之狐对郑伯说：「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他这句话把主角烛之武带出场。　　2.郑伯对烛之武说：「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他的话促使烛之武答应游说秦国，使情节又推进一步，引出下面的说辞。　　3.烛之武到了秦后，连用他的智能和辩才，侃侃而谈。这是故事的核心。他的话促使秦穆公打消攻打郑的念头，使事情发生了逆转。&&&
2.赏析烛之武游说秦伯的那段话。　解析　　　烛之武为了说服秦穆公退师，采取了高超的攻心战术，大体说来分为五步： 　　第一步：欲扬先抑，以退为进（郑知之矣）。 　　第二步：阐明利害，动摇秦君（邻之厚，君之薄也）。 　　第三步：替秦着想，以利相诱（君亦无所害）。 　　第四步：引史为例，挑拨秦晋（君之所知也）。 　　第五步：推测未来，劝秦谨慎（唯君图之）。 　　这段说辞，只有125字，表现出烛之武高明的心理战术和精彩的外交辞令。他看准了秦晋联合攻郑各有所图，而若取郑则客观上只会对晋有利，而对秦不仅无利，还会招祸。若秦穆公明白了这一层，就很可能反过来弃晋帮郑，烛之武抓住了秦穆公这一心理、晓之以利害，终于打动了对方。而烛之武的说辞更妙之处在于他心里处处为郑着想，但口口声声说的是为秦，这就容易被秦伯接受。整段说辞，分析利害，委婉曲折、面面俱到、步步深入、层层紧逼，句句打动对方，显示出极强的说服力。 　　这说明作者在描写人物语言方面，尤其是在描写外交辞令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3.分析讨论烛之武的游说才能 　
解析　　　1.善于揣摩心理：　　烛之武明白秦国攻郑无非为了自身利益，于是指出攻郑其实只会增强晋国的实力，对秦反而不妙。而且又答应在秦往东的路上供应物资。　　２.思辨能力强：　　指出晋曾背约，不予秦土地；而且晋野心勃勃，企图扩张领土，秦实在不值得与晋合作。　　３.词锋锐利：　　烛之武进言时气势凌厉，论点一个接着一个，强而有力，又常用反问句来打动秦穆公，最终使郑国免却灭亡的威胁
4.烛之武是如何说服秦王的
解析　　1.分析攻郑的害处.??即使秦晋灭郑成功，秦国也必须越过晋国，才能到达郑国，这样对秦国不利，只对晋国有好处。如果晋国国力壯大了，相对的秦国也就吃亏了。　　2.指出不攻郑的好处.　　如果秦放弃攻打郑国，郑国得以保存，秦国的使节往东去时，郑国可以作他们的东道主，供给他们所需要的物资。　　3.离间秦晋两国.　　晋国曾答应给秦国焦、瑕兩地，但结果背约。而且，晋国有扩张领土的野心，一旦它的国力壮大，一定会削弱秦国。
1． 秦晋围郑示意图 　 &&&&
　 2.20世纪《左传》研究概述　
　 《左传》是先 秦历史散文的重 镇，而20世纪的 《左传》研究的历 程，也最能够代表 这一百年先秦散文研究思路的嬗递。　 《左传》属于 古文经，与今文经 《公羊传》、《谷梁 传》合称“春秋三传”。第一个大力 推举《左传》的，是 西汉末年的刘歆。 在东汉时，古文经 学派在经过了长 期的斗争之后终 于战胜了今文经 学派，从而奠定了 在中国封建社会 近两千年的统治 地位。在这漫长的 年月之中，《左传》一直是学者们所信奉的儒家经典。　 清代晚期，今文经学重新兴 起，与古文经学争胜。19世纪初， 刘逢递禄的《左氏春秋考证》提出， 《左传》本名《左氏春秋》，左丘明 作，是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 近似的一种杂史，而并非解释《春 秋经》的书，后来刘 歆为了标举古文经， 对抗今文经，才对此 书进行了全面改编： “刘歆强以传《春 秋》，或缘经饰说，或 缘左氏本文前后事， 或兼采他书以实其 年。”到了19世纪90 年代，康有为在《新 学伪经考》中，认定 西汉末年刘歆所力 争立博士的《周礼》、 《逸礼》、《左传》、《毛 诗》，全都是刘歆伪 造的，都是“伪经”。 其中《左传》是刘歆 割裂《国语》而成。康 有为根据《汉书。艺 文志》中所录《国语》 二十一篇、《新国语》 五十四篇的记载，得 出结论：“盖五十四 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 小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 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 而为今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 也。”这种学说无疑是对古文家的 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打击。以康有为 为代表的清末今文家之所以要这 样大力排击古文经，其真实意图是 通过打垮旧的思想体系的支柱，而 达到改革时政的目的。　 康有为的学说是雄辩的，但实 际上，从先秦到西汉古籍中有大量 的有关《左传》的记载，他并不能作 出完全合理的解释。清末古文家的 两个主要代表章炳麟(太炎)和刘 师培也正是抓住了康有为立论中 这个根本的缺陷来加以反击。尤其 是出身于显著名的《左传》研究世 家的刘师培，在他的论著集《刘申 叔先生遗书》中，有很多关于《左 传》的论述。他引用了许多先秦典 籍中的记载，证明《左传》成书于先 秦，而非刘歆伪作；又作了《周秦诸 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 考》；《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等文 章，详细考证《左传》在先秦和西汉 的流传；及其对司马迁创作《史记》 的影响；这种议论有其坚实的理论 和材料基础，对今文家而言是一种 有力的回击。　 今文、古文两家的争论从 19世纪末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在追随康有为的人中，崔适的《春 秋复始》(1918)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之 间进行的论战，基本上都还是传统 经学内不同家法之间的斗争，但是 却激发了更多的人去深入地思考 问题，为现代《左传》研究的突破铺 平了道路。 　 随着满清帝制的覆灭，封建经 学也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新文 化运动取得了初步成果之后，胡适 等人又发起了“整理国故”运动，主 张用实证主义方法来重新整理古 代史料。学者们开始跳出经学的束 缚，以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先秦 典籍。在西方思潮大量涌人中国的 “五四”时代，胡适提倡的实证方法 与清代学者，特别是今文家的疑古 辨伪精神相结合，就造成了著名的 ‘古文辨派”。它的灵魂人物顾颉刚 和钱玄同等人，对先秦两汉的古籍 进行了广泛的甄别、辨伪的工作。 他们虽然已经算不上是今文家了， 但对于《左传》，基本上还是继承了 刘逢禄、康有为、崔适等人的学说。　 1927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Bernmhard Karlgren，又译珂河罗倔 伦）的长文《论左传之可信及其性 质》（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sn）由陆侃如译为中文， 以《左传真伪考》为名出版(上海新 月书店)。高本汉从文献考证和文 法研究两个方面来论证《左传》在 秦始皇焚书以前就已经成书了，从 而否定刘歆伪作说。他把《左传》和 《国语》的文法对比后得出的结论 是：这两部书的文法最为接近。他 的本意是想要证明《左传》成于先 秦，但古史辨派的学者们却利用他 的成果，反过来证明他们的论点， 即《左传》是刘歆从《国语＞中割裂 出来的。 　 顾颉刚1930年6月在《清华学 报》第6卷第1期上发表的《五德终 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进一步 发展和充实了刘歆伪作《左传》的学 说。他所倡导的疑古理论在当时风 靡一时。也有—部分学者坚持自己 的独立观点，向顾氏的理论提出了 质疑。就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 历史》发表的同一个月，钱穆也在 《燕京学报》第7期上发表了著名的 《刘向歆父子年谱》，向伪作说提出 了二十八条质问，极为雄辩有力。这 些质问中最锐利的，是指出伪作说 在时间上不能成立： 　 刘向卒在成帝绥和元年 (前8)，刘歆复领五经在二年， 争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建平 元年(前6)，去向卒不逾二年， 去歆领校五经才数月；谓歆遍 伪群经，在向未死之前乎？将 向既卒之后乎?向未死之前， 歆已遍伪诸经，向何弗知？不 可通一也。向未死二年，歆领 校五经未数月，即能遍伪诸 经，不可通二也。 　 反对伪作说的还有杨向奎。他 的代表文章是发表在北平研究院 《史学集刊》1936年第2期上的《论 〈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 系》。该文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和精 辟的考辨有力地驳斥了伪作说。最 后得出结论：“书法、凡例；解《经》 语及‘君子曰’等为《左传》所原有， 非出后人之窜加，故《左传》本为传 《经》之书。《国语》之文法、体裁、记 事、名称等皆与《左传》不同，故二 者决非一书之割裂也。” 　 由于抗日战争的开始，《古史 辨》杂志没有能够继续再出下去， “古史辨派”倡导的疑古思潮也开 始回落，但在40年代，它仍然在史 学界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要之，在20世纪的前面一半 时间，对于《左传》的研究是以真伪 问题为核心的，附带而出的，还有 对《左传》是否传《春秋经》、其编纂 者究系何人等问题的讨论。从 的角度来研究先秦散文的不多，成 就也很有限。虽然也有了不少的文 学史著作，但提及先秦散文时大多 都只有片言只语，不成体系。在这 方面，只有少数几位学者作出了一 定的成绩。　 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 法》(清华周刊丛书社1925年)中， 从记事、记言两个方面来评价《左 传》，但实在是稍嫌简单：　 《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 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 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 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 而筒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 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 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　 陈柱在《中国散文史》(商务印 书馆1937年)中认为《左传》和《国 语》文体风格截然不同：“《左传》体 奇而变，其流为《太史公书》；《国语》 体整而方，其流为班氏之《汉书》。” 并评论道：“近世今文家或有以《左 传》为刘歆本《国语》而编次以附于 《春秋》者，不知左氏文体，剪裁严 密，尚有非司马氏所及者，何论子 骏?” 　 钱基博在其《中国史》 (1939年前国立师范学院铅字排印 本)中对《左传》有如下这番精彩的 评论： 　 《春秋》文见于此、而起义 在彼；左丘明能窥其秘，故其 为文虚实互藏，两在不测，信 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 也。至文章之雄丽，从容委曲， 词不迫切，而意独深至，反复 低昂，辞气铿訇，使人精神振 发，兴趣悠长，以采自列国史 书，故其文有方言，又喜引 《诗》、《书》之辞，其文整齐。故 多偶句；薄物细故，无不穷态 尽妍；浮夸，尤喜说鬼，怪怪奇 奇。而叙战争，纷纷错综，能令 百世之下，颇见本末。 　 同样是通过对文章风格的考 察来推断《左传》的成书年代，吕思 勉的《马先之〈左氏纂读＞跋》(《东南日报·文史周刊》1947年10月 29日)与陈柱的观点截然相反。文 章一开头就指出：“文有矜练之美， 有疏散之美。矜练之美，以《左氏春 秋》为极；疏散之美，以《太史公书》 为极。”吕思勉从文章学的角度，用 非常精练的语言概括了《左传》在 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并进而据之 以与刘歆附益《左传》之说互相发 明：“然则《左氏》之朴而华，安而 健，备阳刚阴柔之美，而几于无所 偏畸，殆亦以其本为古书，而又经 西汉末人之润饰邪?”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革故鼎新之际，势必面临一个 如何看待民国学术成果的问题。50 年代中期，胡适的学术思想遭到了 猛烈批判，而与之渊源颇深的“古 史辨派”疑古史学自然也就进一步 衰落了。各种研究著作里，几乎都 把《左传》当作先秦的可信史籍来 对待。但是在文革结束后，徐仁甫 又重新挑起了争论。他的观点在专 著《左传疏证》(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中有集中的体现。这本书 从多个方面、用了大量的论证来说 明《左氏春秋》根本不存在；《左传》 是刘歆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杂 采《国语》、诸子、《史记》、《新序》、 《说苑》、《列女传》等书而成。　 徐仁甫的意见立即引起了学 术界的反应。不少学者撰文对他加 以反驳。杨伯峻在《文史》第6辑上 发表《〈左传〉成书年代论述》一文， 指出徐仁甫所有立论的前提 ——时代较晚的文章必然胜过较 早的文章，其实是不能成立的。胡 念贻在《文史》第11辑上发表《〈左 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 一文，对刘歆伪作说的主要观点进 行了逐条批驳；并总结道：“这种奇 怪的结论，是用主观主义的研究方 法得出来的。”赵光贤、林贞爱、郑 君华、唐嘉弘等人也都撰长文，系 统地说明自己的观点。经过这一次 辩论，刘歆伪作说的公案基本得到 了澄清。 　 1949年后的《左传》研究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从方面来说，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0年）汇集了作者一生 通过《左传》研究先秦史所作的札 记，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力，很有 参考价值。在注释整理方面，成就 最高的是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 (中华书局1981年)，这是“五四” 以来对《春秋经》和《左传)全文作 校勘、新注的第一部著作，博赡精 审，影响很大。 　 50年代以来的大部分 史，都是先分析其民本思想、爱国 主义思想、对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 揭露、歌颂比较开明的统治者等思 想特色，再从叙事富于故事性、文 字精炼传神、行人辞令之美、战争 描写出色等方面来归纳其艺术成 就。　 关于《左传》的论文，较早产生 影响的有陈咏在《光明日报》上发 表的两篇长文《试谈〈左传〉的 价值并与巴人同志讨论郑庄公的 典型性问题》(日) 和《略说〈左传〉创造人物形象的艺 术》(日)，通过标 举《左传》在人物描写方面的成就， 为《左传》的研究迈出了较切 实的一步。郭维森的《〈左传〉的思 想内容和艺术方法》(《与研究 汇刊》)1958年第2期)是最早用马 克思主义观点来评价《左传》的思 想的文章，对其中的民本思想进行 了特别探讨。日的 《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曹道衡的《论 〈左传〉的人物评述和描写》，称《左 传》为“史传”(而不是，历史散 文”)，这其实是对这部古籍的 性进一步加以强调。曹道衡还通过 对其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分析，指出 《左传》刻画历史人物与历史小说 的本质区别。 　 在文革前的17年中，关于《左 传》的有分量的论文还并不是很 多。文革结束后，对《左传》性 的研究在数量、质量上都有很大提 高。在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出现 了多维的趋向。1979年中华书局 出版了钱钟书的《管锥编》，其中关 于《左传正义》的六十七条札记，从 书法义例、思想、风俗、训诂、文章技巧等诸多方面对《左传》进行了 探讨。钱氏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广 泛征引古今中外各种材料，与《左传正义》互相比较，互相发明，目光 独到，常能发前人所未发，在观点 和方法上都给后来的研究者以很大启示。　 新时期发表的论文中，较有代 表性的有如下一些：　 关于《左传》的思想：米寿顺 《论〈左传〉的民本思想》(《河南师 大学报》1982年第1期)认为《左 传》的作者肯定兼并战争，尊崇霸 者。郭预衡《〈左传〉的思想倾向和 成就》(《语言》1982年第 3、4期)则认为《左传》的基本观点 和孔子的思想几乎完全一致，代表 着春秋后期奴隶主阶级改良派的 政治立场。 　 关于《左传》的人物描写：莫砺 锋《〈左传〉人物描写艺术对〈史记〉 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 第4期)从历史事件的叙述、细节 描写、对话描写、爱憎态度等几个 方面分析了《左传》在人物描写艺 术上对《史记》的影响。何新文《〈左 传〉的写人艺术》(《华中师院学报》 1984年第6期)把《左传》与古希腊 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指出它 们都是“用散文写成的史诗”。尹砥 廷《浅淡〈左传〉对历史人物的刻 划》(《吉首大学学报》1985年第3 期)认为《左传》中的某些人物往往 成了勾连前后文字、章节，联系其 他人物、事件的纽带，这种结构形 式对《史记》纪传体和后来的章回 小说有很大影响。 　 关于《左传》的叙事：易平《〈左 传〉叙事体例分析》(《江西大学学 报》1983年第4期)论述了《左传》 叙事的三种体例：“顺本事脉络展 开其全过程”、“截取某一段历史的 中心写为一完整的篇章”和“运用 互见法从相互关联中写出一事之 始末”。郑君华《〈左传〉——长篇叙 事的雏形》(《评论丛刊》 第18期)认为∶“《左传》是以‘散 文’形式出现的长篇叙事作品。尽 管它写的是‘历史’，但已开始了由 ‘历史’到‘’的变化，这种变化 有自身发展的条件和‘诱 因’。”《左传》由历史升华为， 表现为它艺术地表现了“人”的各 个方面。　 另外，戴伟华《〈左传〉“言语” 对战国诸子散文的影响》(《江西社 会科学》1985年第3期)认为在佶 屈聱牙的《尚书》和文词雅驯的诸 子文章之间，春秋“言语”起了一个 不容忽视的桥梁作用，并从擅长引 用；援譬言理、说理明晰三个方面 探讨了《左传》对诸子文章的影响。 郭丹《思涉鬼神工侔造化——〈左传〉梦境描写的艺术魅力》(《求索》 1992年第2期)对《左传》中梦境描 写的几种功能及其艺术辩证法作 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美籍华裔学者王靖宇的《〈左 传〉与传统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 版杜1989年)中，收入了《从〈左 传〉看中国古代叙事》和《论 〈左传＞伪修辞手法》等几篇论文。 这些文章运用西方的文艺理论对 《左传》的叙事方式和修辞手法进 行了剖析，其理论视角值得我们借 鉴。　 孙绿怡的《〈左传〉与中国古典 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是一部较为系统地研究《左传》的 成就的专著。本书最大的特 色，是将《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进 行了多方面的比较，从中寻绎出它 们之间的传承关系；还将《左传》和 “中国古典小说分别与西方的同类 作品进行比较，从而归纳出中国小说的民族特色。　 沈玉成、刘宁的《春秋左传学史 稿》(江苏古藉出版杜1992年)是一 部优秀的、具有开创性功绩的学术 史著作。它分为两编；上编概说《春 秋》和三传；下编是“春秋左传学 史”，凭借丰富的材料和独到的史学 眼光，全面而详细地论述了从汉魏 直到当代的《左传》研究历史，这个 工作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 　 80年代关于《左传》的研究达 到了一个高潮，但进入90年代中 期以后，论著就逐渐减少了。《左 传》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 期。究其原因，恐怕是建国以来的 单纯的“研究”的方法已经发 挥出了其大部分的潜力，达到了 相当的深度和广度，难以再有新 的质的突破。这其实是整个先秦 散文研究界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 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都感到了 这一困惑，人们在思考：怎样才能 把散文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先秦散文 的研究也期待着新的术语和方法 论的出现。 　 （赵长征 原载于《文史知识》2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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