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亚斯·卡内蒂&&诺贝特·埃利亚斯&&艾丽斯·默多克
把这样的三个人并列在一起，似乎有点不伦不类风马牛之感，但是也不尽然，因为地球实在太小啊。埃利亚斯·卡内蒂是犹太人，诺贝特·埃利亚斯也是犹太人，埃利亚斯·卡内蒂获得过198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有人认为有点明珠暗投的味道，因为他的《群众与权力》更像是一部社会学著作。埃利亚斯·卡内蒂一生漂泊，他自陈对他影响最大的城市是维也纳、苏黎世、伦敦，生命终结在英国，享年89岁。他一生用德语写作，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迷惘》出版在1935年。从欧洲大陆最终避居英伦三岛的，还有一位约瑟夫康拉德，这位被奥斯卡王尔德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的作家，从东欧到马赛港做水手，后来到英国，据说刚开始掌握的英语词汇不超过6个，但他却用英文写出了风格独特的小说，卡尔维诺、伍尔夫也都评价过康拉德的小说。诺贝特这个犹太人是一位人文学者，来自于多瑙河畔，当然也是用德语写作，译林出版社出版过他的《个体的社会》，他1990年去世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享年92岁。艾丽斯·默多克与传媒大亨默多克没有关系，她来自于爱尔兰，成名于伦敦，被认为是继狄更斯之后又一位高产的女作家，也是一位哲学家。她曾经与埃利亚斯·卡内蒂有过3年的密切往来，她还写出了《大海，啊大海》，是以埃利亚斯·卡内蒂为原型，充满了深情与敬意，但埃利亚斯·卡内蒂却对她不以为然，大加凌辱，也让人觉得埃利亚斯·卡内蒂尖刻狭隘心理阴暗。这位女作家晚年患阿尔茨海默症，由其丈夫精心照料，为其送终，其丈夫还写了《艾丽斯挽歌》，被拍成电影，获得了奥斯卡奖。艾丽斯·默多克生于1919年，病逝于1999年，享年80岁。
埃利亚斯·卡内蒂（）
埃利亚斯·卡内蒂（1905年7月25日－1994年8月14日）是英籍犹太人小说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和剧作家，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德语写作。卡内蒂最著名的作品是《群众与权力》（Masse
und Macht）。
埃利亚斯·卡内蒂出生于保加利亚北部港口城市多瑙河南岸的鲁斯丘克，即今天的鲁塞，他的家庭是1492年来自西班牙的瑟法底犹太人后裔，所以除了保加利亚语外，卡内蒂还会讲老式的西班牙语——拉迪诺语（一种已经遭废弃的方言）。他的父亲是籍犹太商人，母亲是籍犹太人。1911年，6岁的卡内蒂随父母来到英国的曼彻斯特。1913年，父亲去世后，母亲带他和他的两个弟弟移居维也纳。此后他母亲让卡内蒂平日以德文沟通，日后他亦用德文写作。他先后在和等地读小学和中学，1924年进维也纳大学攻读化学，1929年获博士学位。从1924年至1938年，他定居维也纳，间或去，在此期间，他还潜心研究历史和文学，结识了卡夫卡、巴别尔、布莱希德等著名作家和艺术家，并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完成了《年轻的罗马执政官》和一部诗歌戏剧。
1938年，纳粹德国并吞了奥地利，卡内蒂流亡法国，在巴黎住了一年，然后定居英国伦敦，并取得国籍。以后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英国度过，而且在那里他主要用英语发表作品，因此有些作品先有英文版本，然后再由他译成德文出版。而其小说则被纳粹封查，至60年代才重新得到重视。
埃利亚斯到访过柏林和认识了一些艺术家后，卡内蒂开始创作一系列关于人类狂热行为的小说，如1935年的 （Die
Blendung），灵感来自1920年代暴民焚烧维也纳正义宫时的疯狂现象。此书颇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保罗·托马斯·曼与英国哲学家兼小说家艾瑞斯·梅铎的赞赏。20世纪30年代，卡内蒂亦写了两部戏剧：《婚礼》（Die
Hochzeit）和 （Der
Eitelkeit）。不久，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开始翻译其著作。
&在英国，卡内蒂停止了文学创作，着手写论文集《》。因为“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而获得诺贝尔奖。
1994年8月14日，卡内蒂逝世。卡内蒂获得过
（1972年），约翰·彼得·赫贝尔奖（1980年），弗朗茨·（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1981年），奈利·萨克斯奖（1995年）。
卡内蒂共发表了19部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迷惘(小说)》（Die
Blendung，1935年） ，卡内蒂的剧本都没有主角或连贯的情节，却只表现某些场面。其中的事件都是卡夫卡式的。《婚礼 (戏剧)》（Die
Hochzeit，1932年）：叙述腐朽社会的没落与崩溃，（Der
Eitelkeit，1934年），《确定死期的人们》（Die
Befristeten，1956年）：叙述极权主义社会中人们的不安全感
。《群众与权力》（ und
Macht，1960年），分析当年法西斯取得权力和群众支持的原因（群众受愚弄），《耳闻集》（Der
Ohrenzeuge-Funfzig
Charaktere，1974年），评价了五十位作家 ， （Diegerettete
Zunge，1977年），《耳中火炬》（Die Fackel im
Ohr，1980年） 。卡内蒂还有 （Der
andere Prozess，1969年） ，《Hitler nach
Speer》，《人的省份》（年）《良心话》（1975年），《目语》（1985年），《钟表的神秘心脏:杂记》（1987年）《Die
Fliegenpein》，《Nachtr&ge
aus Hampstead》，《Party
im B Die englischen
Jahre》（2003年）。《Aufzeichnungen
Marie-Louise》（2005年）。
卡内蒂30岁的时候就雄心勃勃地计划写一个由八部小说组成的系列“疯子的人间喜剧”，结果只完成了一本，直到二十多年后，《迷惘》才逐渐受到重视，被称为先知之作，因为小说中描写的二战前夕社会怪诞的氛围，多少切合了当时仍未走出创痛的人们的感受。自此以后，他的主要文学作品就是三个回忆录——《》、《耳中火炬》和《眼的游戏》了，题目都很特别，隐隐标示着卡内蒂感受世界的独特途径，以及惯用自然现象和人体器官作比喻的写作风格。
　　正是C.V.维吉沃德把《迷惘》翻译成了英文，并且为促成此书的出版殚精竭虑。当然，炮轰总要挑大腕，卡内蒂贬斥得最厉害的是T.S.艾略特。他并不懂多少的诗学，他嘲讽艾略特在战时伦敦文人的聚会中以老大自居，要大家吟诵他的诗句。卡内蒂在战时也认识了当时的一批文化人，例如伊诺克·坡威尔、威廉·恩普森和伯特兰·罗素，当然还有著名的多产女作家艾丽丝·默多克。他现在把这些人一一嘲笑过来，他说坡威尔只会大段大段地引用尼采，说罗素的笑声像山羊。从1952年开始，已婚的卡内蒂与默多克有过一段三年左右的情史。让人愕然的是，他连默多克也没有放过，或者说，他把对其他人的冷眼一视同仁地延续到了英国情人的身上。
&“卡内蒂喜欢随身携带一个审判席。他有种诡异的力量，尤其对女人而言是如此。他总想表明是属于他的，是他一手缔造了她。他从来不会为人们掌握自主权而高兴。”这是牛津圣卡特琳娜退休教授约翰·巴利的愤激之语。1999年默多克去世的时候，这位跟她相伴走过45年的老伴痛不欲生，五年之后卡内蒂的回忆录的问世，给他的创伤又撒了一把盐：“我不认为对这家伙关于艾丽斯的评价有什么可重视的，我肯定无法从他的描述中辨认出她。我认为，知道他的为人的人都不会对他的评价感到惊讶。他们会把这些话归因于他病态的自负和嫉妒。”
在1978年获得布克奖的长篇小说《大海啊，大海》里，艾丽斯·默多克以卡内蒂为原型，满怀敬畏地塑造了一位名叫的导演。她也许想不到，昔日的情人后来会如此评价她：她一件一件脱掉“跟爱没有丝毫关系的衣服，都是羊毛织品，难看得很，”然后“毫无魅力地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我只是觉得我进入了她，没感到她有什么反应……若是她用某种形式抗拒着，也许我本来还能感觉到，但这跟快感一样都是不可能的。”完事离去的时候，卡内蒂还注意到她的一双扁脚穿着“古里古怪的拖鞋”，走路像一只“让人讨厌的狗熊。”
既然是一个在床上毫无激情的女人，又何必要跟她在一起呢？回答是标准大男子主义式的：“是她需要我，不是我需要她。”“我喜欢把艾丽斯当作一个听众，”卡内蒂写道，“我感到她擅长这个，我认为这是她要向我求取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想要听我说话的欲望更能让我靠近一个人了。”同时，卡内蒂又讽刺默多克是一口“冒沫的牛津锅子”，集中了他所鄙视的英国式生活中的一切。“你可以想象她作为家庭教师在酒馆里不停地说、不停地听，在床上跟她的男女情人说话的样子。”
在巴利眼里，卡内蒂是个蛊惑人心的巫师，默多克跟他共处三年，虽然1955年被巴利救出魔窟，身上却一辈子烙下了阴影。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魅力十足，能让对方心甘情愿俯首帖耳的人物，其中的傲慢有时让人咋舌：“尽管她缺少热情会使我凉了半截，她的爱却永远不会冷却——只是因为这不是爱，这是一个冷漠的行为，对她却有着莫名其妙的重要性。”他认为默多克写作没有“合法性”，从未因为思考和写作吃过苦头，不像他自己既是犹太人又是流亡者，“根红苗正”，有权忆苦，有权写作。巴利终于按捺不住要质疑他的为人了，他同情地说起默多克的受虐倾向，同时愤怒指控卡内蒂“是个病态的自大狂”，是因为“嫉妒她的成就”才如此丑化默多克的形象。巴利给故妻写过一本传记，名叫
，根据此书改编的影片在2001年获得了奥斯卡奖。现在看来，他为亡人辩诬的事业还得继续。
卡内蒂的品行在生前就颇受微词，他暮年写下的文字更是在身后给自己引来麻烦。一个不懂得知恩图报的、毫不宽容的人，在一般人看来，似乎难以与他所取得的荣誉相称。卡内蒂的原配妻子薇扎对丈夫也是忠心耿耿，甚至全力支持丈夫的婚外恋，还做过一顿饭约默多克一起共进。这些都让人对他的尖酸刻薄生出反感。
卡内蒂似乎无意于研究政治。两次大战之间的中欧社会，确如他惟一的小说《迷惘》里描写的那样阴气四溢，但同样的氛围也可以适用于其他黑暗时代。因为他的终极关怀落在广义的“人”上，为此不惜剔掉血肉，拔出性格，把具体的人抽干成一件形貌古怪的标本。这种顽固的识人癖孕育了《迷惘》，孕育了精彩的警句集和小品集《耳证人》，也最终决定了回忆录中的别人和他自己的形象。
附：1）云也退：谁惧怕埃利亚斯&卡内蒂？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句常言用在卡内蒂身上好像很合适。他靠68岁之后出版的三部曲回忆录奠定一世名声，应该算是很耐得住寂寞的作家了。过去读《获救之舌》没大感觉，等了四年等来了《耳中火炬》和《眼睛游戏》的中译本，终于瞧出了一点名堂：此人的本事在于识人，不声不响地给当年的熟人一一贴上条形码，聚类分群存进了自己的记忆库里，到写回忆录时一个个调出来亮相，顺带把当年以维也纳为中心的德语文化圈的氛围给营造出来了。这些身处政治乌云下的文化精英不论得到的评价是高是低，无不具有呼之欲出的鲜明个性。
　　卡内蒂似乎无意于研究政治。两次大战之间的中欧社会，确如他唯一的小说《迷惘》里描写的那样阴气四溢，但同样的氛围也可以适用于其他黑暗时代。因为他的终极关怀落在广义的“人”上，为此不惜剔掉血肉，拔出性格，把具体的人抽干成一件形貌古怪的标本。这种顽固的识人癖孕育了《迷惘》，孕育了精彩的警句集《钟的秘密心脏》和小品集《耳证人》，也最终决定了回忆录中的别人和他自己的形象。
　　因为喜欢识人断人，卡内蒂骨子里把表达、写作当成一种莫大的权力。读他的回忆录，尤其是后两部，人们会感到他手握一大批人乃至一个时代的盖棺之论，跟他接触得万分小心，你不知道他以后会怎么写你。特别是维也纳文化圈里的那些名流，如大诗人卡尔&克劳斯，大指挥家赫尔曼&舍尔辛，大剧作家贝&布莱希特，都在死后到他的回忆录里亮了相，不见得都是负面描写，但张扬、傲慢是这些人身上少不了的。卡内蒂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中看出了野心，看出了攻击性，他们出将入相，企图震慑所见的每个人，提醒人们自己是“大人物”。
　　老实说，看重话语权的卡内蒂也不可能淡泊，他从未丢弃“彼可取而代之”之念，只是戏法变得不同。他从30年代起就活跃在德语文化重镇维也纳，写作虽然不多，但不急于事功，而是通过许多作品朗诵会慢慢扩大社交圈。有些人，比如作家恩斯特&布罗赫，和他结为好友，也成为他长期观察的对象；另一些人如布莱希特、埃米尔&路德维希则被他深深不齿。最不幸的人只凭一句话就被他打入另册。1935年，詹姆斯&乔伊斯来参加他的朗读会，听他读《虚荣的喜剧》，听完后说了一句话：“我用刀刮胡子，而且不用照镜子”，卡内蒂认为是讽刺他的剧本中“不让照镜子”的主题：“我为他感到羞愧；他这种强迫症似的敏感，降低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此后卡内蒂每每提起乔伊斯都会露出几分不屑。他抬高穆齐尔，贬起和《没有个性的人》齐名的《尤利西斯》来却很来劲。他最讨厌装腔作势，喋喋不休，欣赏穆齐尔这样穷困潦倒的老实人。
　　出于智者式的骄傲，卡内蒂的爱憎里偏见所在多有，他也不否认自己心胸狭窄，眼里揉不得砂子。当骨子里的不宽容突然爆发时，他觉得是在释放压抑。在《获救之舌》里，他就详写了5岁时曾想用斧子劈死姑妈的女儿劳里卡。后来长大了，这逆子又同母亲来了次决裂，因为“家里的大部分事情都体现着专断，我想离开这个家”。就连难得的红颜知己薇莎也不能幸免，卡内蒂二十六七岁上读了19世纪“伟大的”德国剧作家毕希纳后，带着天大的委屈冲进薇莎家里，“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骂你。……六年来，所有美妙的东西我们都谈过，你却没有一次在我面前提起毕希纳。”
　　《获救之舌》这个书名很有意味，“获救”二字既揭示了作者身为东欧犹太人，度尽劫波平安活到晚年的事实，也透露了他的“强迫症似的敏感”，总觉得有人要害他——和他指摘乔伊斯的地方一样。这多少可以解释他那睚眦必报的个性。不过，聪明的卡内蒂事先打足了预防针：我就是这么个人，“我改不了我的不宽容”，让你觉得促狭归促狭，倒也不失真诚。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卡内蒂比劳里卡活得长，那个小女孩后来长成了一个性格冷酷的俗气女子，全无追求，就想嫁个好人家。卡内蒂鄙夷道：“她23岁，而且还怕人家已经把她当成老处女来看待了”。至于母亲，他始终认为她貌似柔弱，实则专横，总想从子女那里榨取感恩。母亲逝世的时候，卡内蒂带着一束玫瑰花来到她的床边，面对一张气若游丝的枯槁容颜，他仍然看出了母亲对他和薇莎结婚一事的怀恨，“充斥我内心的，还是她从前的威风，我怀疑她在我面前隐藏自己。”
　　只有薇莎能驾驭住他。尽管卡内蒂看不上弗洛伊德，认为后者的理论解释不了他所关心的群体心理现象，但比他大8岁的薇莎却很好地填补了他落空的恋母情节，取代了他看不顺眼的寡母。薇莎给他大量的生活指导，引导他接触卡尔&克劳斯等一批德语界的著名文人，又在克劳斯完全占据了他心灵的时候，适时地拿出《圣经》，教给他不把任何人册封为上帝的清醒。对于这匹过早涉足思想生活的劣马而言，除了薇莎这样老道的驭手，一般女性的确无法克制。
　　卡内蒂敏感的自尊和挑剔的个性，只有遇到两种人才会偃旗息鼓。一种是薇莎这样的知心姐姐，见招拆招，刚柔并济；另一种则是卡内蒂渴望成为的那类人。《眼睛游戏》中写到一位松内博士，此人每日拿着报纸在“博物馆”咖啡馆静坐，偶尔放下报纸露出后面的脸，就赢得了卡内蒂整整一年半的注视。这里可以发现“耳证人”的原型：“耳证人并不努力去细看，但他也就听得更好了。他过来，他站住，他悄悄地挤缩到角落里去，他瞧着一本书或一个橱窗，他听听有可听的，然后他就既无动于衷又心不在焉地离去。他那么善于消失，以致几乎可以认为他根本没来过……”但同时，“什么他也不忘记，到了把它说出来的时候，耳证人就蛮值得一看了。”
　　原来这个人性的分类爱好者从来没有放过自己，相反，他在松内身上看见了理想中的自我形象：一只目光犀利的猛禽，貌似淡定，内怀机心，在不着声色中识人断事。如果说松内被他一见钟情，那么，好友布罗赫则给予他以更全面的个性示范：
　　布罗赫……一言不发。……他的倾听由细微的、可感知的呼吸打断，这证明说话者所说的话不仅被听见，而且被吸纳，仿佛你每说一句话就踏进一所房屋，然后从容地在那里落座。那些轻微的呼吸声是主人对你表示的敬意：“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说什么，请进，你是我的客人，愿意在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下次再来，一直在这里待下去！”
　　然而倾听并不是消极的礼贤下士，倾听者也是一个威胁他人的人。卡内蒂说布罗赫的眼睛意味着“捕获、抢夺”——凭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威胁的敏感，他在克劳斯、布罗赫以及世间无数凡人身上看出了这种攻击性，自己也耳濡目染，深得个中三味。布罗赫“吸纳”人，卡内蒂则学会了吞噬人，把人吞进他的灵魂深处，像榨汁机一样榨成《耳证人》里的五十个怪人，五十种性格——“泪水司炉”、“受诱太太”、“累娘子”，等等不一而足——并为后来《群众与权力》中对人群的分门别类铺平了道路。他的性格缺陷，他的受迫害臆想，却成了思想和创作上独树一帜的优长。
　　不管是鄙薄还是景仰，卡内蒂的观测方向都是人性的某些细部，一旦把它们显微放大，谦谦君子也成了狰狞怪物。他很早就决定以观察人群为毕生事业，他的青年时代覆盖了奥地利民主随着魏玛共和的动荡而日趋衰落，最终被纳粹帝国吞并的全过程，但在回忆录里我们看不到多少现实政治关怀。他在乎的只是“人”。
　　1927年7月15日，那个改变了他一生的日子里，大批维也纳工人为了两名被一审处死的工人同胞举行暴动，火烧司法大厦。卡内蒂看到了军警的枪弹，看到呻吟倒下的人，后来还把混乱的氛围写进了《迷惘》，但他得出的结论无涉阶级话语，他只关心“群众运动”自身的客观逻辑：“肯定有人率先喊出了‘去司法大厦’。但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因为每一个听到这呼声的人都将它传给了其他人，没有迟疑，没有顾虑，没有考虑，没有停留，没有推延，每个人都将它向同一个方向传递。”如此解剖起来，所有集体运动都可以抽掉其政治、阶级、种族、宗教背景，化约为一份标本。《群众与权力》就是这样一把解剖刀的产物。它的教材体，它的科学著作的文风，都表明卡内蒂是怎样一个冷若冰霜的观察家；松内和布罗赫无意中被他用作了导师。
　　文如其人。以“沉默是金”为学术品格的卡内蒂，他的功名之路也只能后发制人，必须借助回忆录的力量立功立言。1964年，当德国文学批评界“沙皇”赖希&拉尼茨基与寓居伦敦的卡内蒂取得联系时，后者的追随者队伍还只是稀稀拉拉的一支，命运还在考验他的耐性。然而，在拉尼茨基的笔下，年届天命的卡内蒂已然活到一个瓶颈里，浑身散发着乖戾、孤僻和傲慢。他跟对方约定，电话要打两次，每次响五下，他才接听；他公开宣称基本不看活人的作品；他认为海因里希&伯尔不配被他评论；他用这样的口气评价正值百年诞辰的著名诗人霍夫曼斯塔尔：“鉴于某人的一百岁生日而要我写点什么的想法，我必须对此感到好笑……他对我从来不意味着什么。”
　　正所谓三岁看老八十看小，三十年不做声地观察人，倾听人，最后卡内蒂也成了自己笔下的怪人之一，当年的宏伟抱负——八卷本系列小说“疯子的人间喜剧”——之所以草草收场，也正是因为他在计划描写的每一个“疯子”身上都看到了现在或将来的自己，而这另一个自己，早在第一本《迷惘》中就被他“自噬”——点起一把火烧死了。沿这样一条窄路走，卡内蒂文学创作数量有限乃属必然，于是他撤下了战场，回避了在文学和学术创作上与同时代人的比拼，也不关心比他年轻的人的作品，把心思全交给“回忆录”这种能把识人术发挥到极致的体裁。那一代名人这时已所剩无几，他也得以放开手脚勾勒、评说。
　　虽然拉尼茨基向来以大嘴著称，但与同为怪人的卡内蒂却颇有惺惺相惜之意。他说，人们当时还没能认识到卡内蒂“独辟蹊径的力量”。事实上，要不是晚年被“发现”，这个已经钻进瓶颈里的作家怕是永无出头之日了。不过，这也正是“耳证人”的力量所在：记住一切，直到有机会用那根“获救之舌”把它说出来：“他什么也不添加，他把它说得十分准确，”而且要准确到足以让那些人暗暗嫉妒：“但愿自己当时缄默就好了。”这几句话道出了卡内蒂的心声，也是他对自己的终极定位：你们爱风光就风光去吧，看看咱谁笑到最后。
附：2）令人失望的得奖人——1981
年获奖者：［英国］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当瑞典文学院公布一位七十六岁的英国德语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中了1981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头彩”的这一消息时，世界文坛为之震惊。一是人们期待获奖的作家一个也没有；二是卡内蒂“对当代世界并没有太多太大的影响力”，除了西德等国知道他的名字外，对世界大多数地区的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三是他并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几十年只写了九种作品：一部小说，一部包含三个剧本的戏剧集，一部社会学性质的著作，一部游记，一本研究卡夫卡书信的文集，两本薄薄的笔记，以及两册自传。这不能不说是一位令人失望的得奖人。
卡内蒂于1905 年7
日生于保加利亚北部的鲁斯丘克（今鲁塞），他的祖先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犹太人。从十九岁起到二十四岁，卡内蒂在维也纳读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二十五岁起在柏林从事翻译工作。1938
年迁居伦敦，并获得英国国籍。卡内蒂1929 年开始创作，1930
年完成了小说《迷惘》，他没有急于拿出去发表，直到1935
年才在维也纳出版，这部长达四百多页的小说，是他的代表作。小说主要写一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如何受到愚笨但又贪婪的女仆的控制和嘲弄。这位学者最后在女佣人的摆布下，精神失常，被迫自焚。小说反映了二、三十年代欧洲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表现了人生的变幻莫测，揭露了动荡的社会中所出现的邪恶现象。卡内蒂在三十年代开始写剧本。1932
年发表第一个剧本《婚礼》。《虚荣的喜剧》（1950），
《确定死期的人们》（1956）两个剧本中没有主角，没有情节，只是表现了某种场面和人物的心理状况，带有明显的荒诞性。
瑞典文学院授予他1981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他的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丰富的幻想和艺术的力量”。卡内蒂亲临斯德哥尔摩领奖，这位行动迟缓的老人本来并不打算在授奖会上发表演说，但是，面对大厅里辉煌壁灯照耀下的众多宾客，他还是即兴发表了热情谦逊的讲话。其内容不仅表达了他对自己居住、学习过的三大城
市：维也纳、伦敦、苏黎世美好的印象，而且对他的创作起过决定性影响的四位宗师：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克劳斯、穆齐尔、布罗赫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激之情。他说：“今天站在诸位面前，我愿提出四个人的名字，四个我深深感激的人物。第一个是克劳斯，他是德语界最杰出的讽刺家，他曾教会我的耳朵全神贯注地去谛听维也纳的声音。而更重要的是，他引导我反对战争，因为在当时，这种诱导和灌输对许多人而言是非常必要的。”他又说：“第二个人是卡夫卡，卡夫卡懂得如何使自己变得卑微以摆脱权威——这个一辈子不可缺的训示，是我从卡夫卡那里学来的。”同时，他还提到了穆齐尔、布罗赫的名字。正如他说：“如今我不感激这四个人物是不可能的，他的四个字中只要有一位今天尚若健在，那末，今天站在这里的将会是他们而不是我”。卡内蒂的这番话，表达了他在获奖时并没有忘记对他的文学创作起影响的文坛宗师。值得感到荣幸的是，卡内蒂是第一位获得整整一百万克的奖金的作家。
诺贝特·埃利亚斯（）
诺贝特·埃利亚斯，犹太裔社会学家，1898年出生于德国布雷斯劳（即现在波兰的弗劳茨瓦夫），199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去世。他是贯穿古今社会学与当代社会学的关键人物，一生致力于“人的科学”的研究，试图整合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并以“形态社会”来整合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心理发生”层次与“社会发生层次”的问题。这位百科全书型的大师，一生著作颇丰，主要著作有《》（上下册）、《宫廷社会》、《个体的社会》、《圈内人与圈外人》、《德国人研究》、《什么是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论文集》（上下册）等，此外还留有众多手稿。2005年，其19册的全集由Suhrkamp出版社出版。他还著有《莫扎特的成败:社会学视野下的音乐天才》。
他于1897年出生于原属、战后划归的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海尔曼·埃利亚斯是位富商，并拥有一专为大户人家制作西服的工厂，早在之前就已退出工商界赋闲家居。退休后他依然受人尊敬，在税务局担任荣誉性的职务，为此他对其一生颇有一种成就感。母亲名为，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传统女性，有关家庭财政的事她全由夫君做主，自己维持着一个活跃的社交圈子。
聘请一位“小姐”担任，乃为当时的风气，埃利亚斯家也未能免俗。不过父亲经常调换人选，这使得孩提时代的他疲于应付。诺贝特自小身体孱弱，儿科中几乎所有的病症都光顾过他，为此家人没送他去幼稚园，另聘一位男性教师为他进行三年的学前教育。1903年，他进入约翰内斯文理中学的附属小学。该校小学生一律穿校服，戴校帽，用铅笔书写，一般的学校则没有如此的气派，用来写字的是石板石笔。当时有三大犹太人聚居的城市，首推，次为的，名列第三的则是。约翰内斯文理中学学生特别多，犹太教师也多。教师中有几个是市议员，隶属自由党，这对校风也产生了某种影响。
体质柔弱的埃利亚斯在约翰内斯文理中学如鱼得水，学业名列上等。那时是按成绩排座次的：学习差的座位在前。据其同学回忆，诺贝特总是在后面排排坐，尽管他身材矮小。学校犹太人虽多，但犹太教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强调，几个拉比讲授宗教课，也只是应景而已。埃利亚斯在其回忆中津津乐道的乃是该校的人文主义传统对他的影响，几位杰出的教师所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埃利亚斯特别喜欢钻研哲学，在高年级，他和同学组织了一个哲学兴趣小组，主要阅读以艰深著称的的著作，并在阅读速度和理解深度方面展开竞赛。埃利亚斯如此“自讨苦吃”，是因为他早就下定决心要在满布荆棘的文人学者之路上跋涉，有意识地进行一番智力上的磨炼。对哲学的迷醉，对罗马文化的崇敬，对以和歌德为代表的的热爱，这一切都为其名山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的排犹、反犹并非自始，然而在皇帝治下的德国，犹太人在法律上还是受到保护的，经济上也有着平等竞争的机会。埃利亚斯家道殷实，属于中上层，和那些沿街叫卖、衣衫褴褛、满口葱蒜味的“犹太佬”相距遥远；埃氏一家虽则皈依犹太教，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可他们公民的自我感觉更加强烈。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偶尔发生的仇犹事件，并没有使他们受到真正的伤害；在他们看来，这仅仅是没有教养者的幼稚行为，不值得跟其一般见识。正如埃利亚斯在其生平漫笔中所写的，他们过的是一种“人身、经济和文化受到保障的生活”。的理性批判精神，歌德的世界公民的胸襟，都为犹太人融合整合于社会开启了方便之门。的战鼓擂响之后，犹太人也纷纷走向战场，为帝国流血牺牲，不少人战功卓著，受到应有的表彰。直至1938年，埃利亚斯的父母还没有从其梦中警醒过来。那年他们去探望流亡的儿子诺贝特，后者劝他们留在伦敦。可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双亲还是要返回，父亲的理由是：他的所作所为光明正大，从没有什么不义之举；自认为是在一个法制国家中过了大半生，分享了它繁荣的成果，致使自己达到了小康。可是他错了，为此付出了惨重得无以复加的代价。
中学毕业后，早已决心走“homme de
lettres”(文人，学者)之路的埃利亚斯于1915年6月进了大学，所学专业为哲学和学。可是一注册，他便像所有其他同学一样报名参军。他成了通信兵，被派往东线，在夏季战役中所在部队损失惨重。由于体格不强，他在战场上曾虚脱过一次，继而便被遣返回家。他不再适于野战，于是便当了驻军的卫生兵。服役的同时，他开始学医，直至1919年4月才和军队彻底脱钩。
他的绝大部分同学都血洒“光荣的战场”，对战争的残酷埃利亚斯曾有如下的描述：“污秽，泥浆，鲜血，垂死的马匹，垂死的战友，密集的炮火；我还能回忆起向前线一步步推进的场面：隆隆的炮声日夜不停，我们看到开炮时的闪光。我身旁的战友吹起了口琴，大家唱道：‘我曾有一个战友……’”体弱的他，身心无损地从战争中走出来，这近乎一个奇迹。不惟如此，经过“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磨炼，经过战火的洗礼，他反而更加坚强了。在战争环境下他培养出一种自律的能力，使自己的身心很快适应环境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无疑有助于他度过那漫长的流亡岁月，有助于他进行长期的、默默无闻的学术研究工作。
学医是父亲的意旨，他父亲中学毕业后曾想攻读医科，可他无钱读下去，于是便将当个济世活人的医生的理想寄托于儿子身上。埃利亚斯不愿放弃他心爱的哲学，学医的同时又兼学哲学，在其通过了医学基础科目考试之后，便逐步放弃医学而专注于哲学。可是临床前的医学基础和解剖学的学习，由此所获取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其以后的事业带来莫大的裨益。在其《生平漫笔》中他曾写道：他对人在笑和微笑时的面部肌肉的运动了如指掌，并和类人猿进行了比较。人类笑肌的复杂多样使面部表情的丰富与动物面部表情的呆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引发他得出这样的认识：人类的感情不仅仅是某些面部的原因，感情和表情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码事，自我的存在和他人是无法分开的。只是在文明的进程中感情和表情才人为地分了家。埃利亚斯甚至怀疑，如若没有医学知识，他能否构建起他的有关西方人心理发生的理论。
在，他师从者理查德·霍尼希斯瓦尔德(Richard H?nigswald，
)。为扩大眼界，1919年夏季学期他就读于，听过他心仪已久的贡(Friedrich Gungdolf，
)的课，后者是歌德专家，同时也是诗人，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11年后，年轻的来到，也对贡的道德文章大加赞扬。埃利亚斯还参加了(Karl Jaspers，
)的讨论班，雅氏建议他就文明为题作个主要发言。所谓“文明”原是用来讽刺包括其兄长在内的左派作家的，在这里文明是作为文化的对立面出现的。在看来，文化是自然的、真实的，因而也是的；而文明则是异邦的，没有魂灵的，分裂的。
迄今为止，埃利亚斯很少过问政治，其父母亲眷的圈子也都远离政治。在战时的1918年他曾因其口才出众被战友选进了士兵委员会，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对政治敬而远之的态度。面对这一政治化的题目，他避开现实，而是从历史根源上来阐发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
1920年夏季学期他又就读于，目的是要参加在任教的(Edmund
Husserl， )的歌德讨论班。由于大学的导师希斯瓦尔德的预先警告，他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抱着批判的态度。介绍他来见胡塞尔的曾是胡氏的学生和助教特·施坦因女士。她在推荐信中写道：“而今有个青年到去，为的是听您的课，我曾答应他将其介绍给您，本来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他叫。主科或副科是医学，在希斯瓦尔德那里进行哲学训练，不过我劝导他：暂时收起他的批判主义，以便对现象学有所了解。”艾蒂特是个极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后被纳粹残害于集中营。教皇在1987年访问时，曾对她加以表彰。
在其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埃利亚斯的解剖心理学的观点和导师的观点发生了冲突，实际上是和发生了冲突。流行于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后分为两派：马堡学派和学派。他们提出“回到那里去”的口号，但又指责康德唯心得还不够彻底；他们否认康德“自在之物”唯物主义的意义，将其说成是一种“极限概念”，它所表明的乃是认识的极限，而并非实在之物，认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埃利亚斯的导师希斯瓦尔德既不属于马堡学派，也不属于学派，甚至提出了“具体主观性”和“事实认识”的立论，但骨子里还是。埃利亚斯在其《观念和个体》中表达了他从解剖心理学角度出发所得出的认识，这和哲学唯心主义有所背离；他强调大脑运作的方式，这也和者所称的先验就有的作为观念领域的人的“精神世界”无法合拍。埃利亚斯认为：先验的一切无法符合事实，“我对此不能视而不见：所说的超越时间和超越经验的一切，是一种有着因果关系的表象，这种有着时间性或自然和道德法则的表象和其相应的话语被他人习得才能保留于个人的意识之中。这些概念(或表象)是一种知识财富，因而也属于一个人的经验宝藏。”在这里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先验论。导师无法接受他这位博士生的观点，并指出“生物学并非万能”，要求他进行根本性的修改。那时师徒如同，不进行修改，论文就无法通过；进行根本性的修改，又有违自己的本意。面临这两难处境，他进行了“小修小补”，致使导师满意，而他的基本观点也得以保留。1922年他通过了如下学科的口试：哲学、心理学、艺术史和化学，1924年拿到了博士学位。
埃利亚斯的博士论文充满着哲学术语和抽象的论证，但特别重视事物发生的先后次序；在该文中埃利亚斯就已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先前的国家形式如何发展成后来的形式；先前的经济形式如何发展成后来的形式；先前的知识形态如何发展成后来的形态；先前的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如何发展成今天的形式，这也透露出他日后研究的信息。
一位年轻的大学生不媚俗、不欺世，明知自己的观点不合时宜，也大胆地发表出来；面对对自己未来有决定性影响的权威也能坚持原则，但又会在枝节问题上进行某种妥协，表现出适度的灵活性，这是一种忠实于学术的可贵的品质。在此后的数十年之久，埃利亚斯不为世人所理解，在学术界一直处于边缘人的地位，可他无怨无悔，不改其孜孜以求的乐趣。
20世纪初，有个名为的人组织了一个候鸟协会，奖励青年，一时间满山遍野闪动着青年人的身影，传出阵阵歌声，这使人想起我们曾经有过的“拉练”。不过这种协会排斥犹太人参加，犹太人不甘寂寞，也组织起一个蓝白协会来与之唱对台戏，不仅进行“拉练”，也进行的宣传。据同时代的人回忆，埃利亚斯参加了蓝白协会，并且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不过他所起的作用，至今还是争论的话题。这里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于1921年7月在该协会的《蓝白杂志》上发表过题名为《在自然中观察》的文章。该文完全没有涉及这一刊物最为关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而是概述了他的学术观点，显现出他以后学术研究的方向和轨迹，是其从向人学家转变的第一篇文献。这里所说的“人学”，并非“文学即人学”意义上的“人学”，而是直接研究人的科学，它包括以下诸学科：历史、心理学、心理分析、人种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埃利亚斯就是试图将这些学科熔为一炉，来创立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他认为，人面对世界并非一个封闭的个体，而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属于这个世界。他不承认先验的东西，一切的理论都需要进行科学的论证。如果说他在以前的思考中还有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而现在则是开始朝着经验和实践的方向转变。经验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评价客观事物的科学的尺度。
《在自然中观察》一文不仅表明了埃利亚斯的科学态度，也显现出他的远大目光，开阔胸襟，承前启后、一往无前、将学术研究进行到底的志向。他在该文中引用一句拉丁成语，以为其一生的座右铭：“lapadia
echontes diadosusin
allelois”，用中文来说就是火把接力的意思，也可说是薪尽火传。前薪虽尽，后薪以续，前后相继，学术之火，永不熄灭。他对其博士导师希斯瓦尔德满怀感激之情，他也从导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1966年之后，在其获取学术奖金之后的一次答谢演讲中他曾这样说：“人学以及其他的学术工作都是一种火炬接力：从上一代接过火炬，前进一程，又将其传到下一代的手中，代代相传，学术的火炬永远照耀着人们前进。前一代为后一代创造了超过自己的前提。”
1922年进行了博士考试之后，他再也不能指望得到父母经济上的支持，因为大萧条也使他们自身难保：难以想象的大幅度的通货膨胀使得父亲的退休金萎缩得微不足道。于是他不得不设法自己养活自己。一家生产炉盖和阀门盖的工厂需要一位高学历的年轻人，最好是博士。经人推荐，埃利亚斯前往应聘，结果他便成了这家拥有800多员工的中型企业的销售部主任。于是他经常出差到诸国，开展其营销活动。为此他和打交道，他也观察到了经济危机中的工人那令人触目惊心的穷困。他也了解到工厂主之所以孜孜为利，也并非只是为了赚钱，为了竞争所带来的乐趣，而是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使然。埃利亚斯迄今为止主要是栖身于学校的围墙、学术的象牙之塔之内，士兵的经历打开了通向社会的一条门径，而这次的“学商”则使大门洞开，对其以后的学术生涯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文明的进程》的许多观点就是源于这次的营销经历。
销售部主任是个令人眼馋的职位：薪给优厚，又能经常到国外出差，他本可以衣食无忧、开开心心地干一辈子，可这样的生活非其所愿。他锁定要在大学里发展，教学科研才是其所爱。他自信能做一个好老师，为人授业解惑，在同学中他享有这样的声誉：复杂的事物能以简单的话语表达。1924年他离开了工厂，来到了阔别五年的。这期间，父母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也可供他们惟一爱子的不时之需。在这里还需提一件事：埃利亚斯是个珍惜时间的人，在工作之余，在旅途中，他将一些的故事和笑话加以翻译改写，后来竟在画报上发表，并得到稿酬。这使得他坚信，笔耕也能使他维持生活。童年和青年时代过去了，在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页。
艾丽丝·默多克（）
　　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是战后文坛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同时她还是一位伦理道德家,拥有广泛的国际声誉。她是继狄更斯以来英国文学中少有的多产作家，在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总共发表了小说、剧本和哲学著作近四十部,其中小说就有《在网下》、《黑王子》和《海，海》等二十六部。
　　艾丽丝·默多克出生于，父亲曾是皇家骑兵少尉，母亲是声乐家家庭出身，她小时随父母移居，后就读于和的两个学院，学习、古典文学和历史。她当过英财政部助理主管，还在联合国救济与康复组织工作过，安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灾民。1948年后重返牛津，在圣安妮学院做了多年的研究生，并教授哲学课。
广博的学识，丰富的才情，使她还能够成功地跨界，在作为主业的哲学和作为副业的文学上成为双料才女，她的拿手好戏是以小说的形式来阐释自己的哲学观点。一生写了25部小说、6个剧本、1本诗集和5部哲学著作。
她重要的哲学着作《作为学向导的形而上学》，确立了其作为重要哲学家的牢固地位，20世纪70年代她以日记体散文形式的长篇小说《大海，大海》获布克奖，之前她已因自己的声誉担任过三届布克奖颁奖佳宾。她的《女孩》和《被砍掉的头》(AServedhead)被改编成舞台剧，《被砍掉的头》还在1971年被拍成电影。艾丽丝被誉为“举手投足间，左右当代英国思想潮流”。
艾丽丝于1999年去世，活了80岁。但是在她的晚年到来时，就已经得了阿兹海默症，俗称早老性痴呆症。
　　《网之下》（1954年），《逃离魔咒》（1956年），《钟》（1958年），《砍掉的头》（1961年），红与绿》（1965年），《黑王子》（1973年）
《大海，大海》（1978年），《好学徒）》（1986年），《书与兄弟会》（1988年），《给地球的消息》（1990年），《致敬：骑士》（1994年），《浪漫理性主义者》（1953年），是一部批评理论研究著作。
&在作品中她审视了自由、爱、性、道德以及命运之间的关系。她以其叙述技巧、机智和独创性而着称。她的小说经常关注哲学的困境，情节构思精细而复杂，人物具有象征意义。
　　附：3）张新颖：献给爱丽丝的挽歌
在爱丽丝·默多克和其丈夫约翰·贝理两人的关系中，最令人称奇的是各自保持、彼此尊重的美妙的“孤独”。英国著名小说家爱丽丝·默多克（
Iris Murdoch）晚年患早老性痴呆症（ Alzheimer's
disease），她的丈夫积年累月地服侍她，穿衣脱衣，喂饭洗澡，不离身侧。她如果看不见他，就会产生恐惧。
爱丽丝一生创作小说二十余部，是本世纪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同时她还是个哲学家。可是她不像哲学家那样写哲学，也不像小说家那样写小说，哲学与小说常常编织在一起，纯粹主义者可能看不惯，却无法降低她写作的重要性。她丈夫约翰·贝理（Job
Baylev）也非等闲之辈，是牛津有名的和研究专家，堪称一代学术宗师。两人结婚四十多年，共同创造出一种不同一般的婚姻生活类型，用英美报刊上的话来说，他们的故事，扩大了我们对于爱的想像空间。在照料妻子所余的不多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里——通常是在早晨，爱丽丝还躺在他身边安睡——贝理动笔写作回忆录，昔日的情境和当下的现实交相出现在他笔下，很难说贝理不是通过写作行为所唤起的深情记忆，来对抗眼前命运的残酷捉弄这本回忆录在爱丽丝去世后不久出版，名为（ Elegy for Iris，275pp．New
York： St．Martin's
Press），颇获好评，一时打动不少读者。前些日子读到李欧梵一篇短文，他说贝理的文字在脑海中“绕梁三月”，读到感动处有热泪盈眶的感觉，顿时想到“地老天荒不了情”的句子。另有消息说正根据贝理的书改编拍摄电影，莱迪·丹奇（JUdi
Dench）将饰演爱丽丝。
　　贝理和爱丽丝相识于一九五四年，那时她三十出头，是牛津的教师；他还不到三十岁，是英文系的新人。爱丽丝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沿路而过，浑然不觉有人在看她。那是贝理第一次见到她，立即就坠入情网。他写道：“可能我爱上了她，”——其实当时的情形根本就无需“可能”这个词——“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爱。”这句话隐含的一个意思是，他所渴望和追求的是那种人类返回童年时代的式的爱。所以他接下去写道：“我沉浸于刹那间的狂想之中，觉得从来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在她身上：她只是骑着自行车，等着我走上去。她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知的现在。”
在这种近乎神秘的幻想中，爱丽丝仿佛是一个“非时间性”的神。许多年后，“非时间性”却变成了命运的诅咒：在一个早老性痴呆病患者那里，过去和未来都坍塌了，脑海里永远都只能是一种混合着茫然的空白和莫名的焦虑的瞬间状态。
可是，爱丽丝身上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发生，她不可能没有他所不了解的部分。一开始贝理不知怎么会产生这么一个奇怪的看法，他认为爱丽丝对别人不会有很大的吸引力，除了对他一人之外。“我为她普通的相貌而心动，那些日子里我以为这相貌全然缺乏性吸引力……既然没有显眼的女性魁力，她也就不像是会吸引其他男人的人。”不久他就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爱丽丝不仅和学院里的女教师们关系亲密，而且还有为数不少的异性情人，过去有，现在也有。让贝理深感苦恼的是，有的还是他的熟人，还有的是些神秘的外国人。
爱丽丝始终保持她自己独立的私人生活，和她结婚的人必须明白这一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贝理却能够站起来迎接挑战。“最初的时候，我总是以为，表现出嫉妒会显得很粗俗，再说我也没有这样做的权利；可是一旦她察觉了它的存在，就会以她和我在一起时的那个‘自我’去抚平它，我马上就明白，她的这个‘自我’与她和别人相处时的那个人一点儿也不一样。”后来漫长岁月的生活似乎更加清晰地表明，“占有”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没有地位，贝理拥有爱丽丝与他相关的那一部分，而把她其余的部分留给她自己，留给她的工作，留给这个世界。
两人相识三年后结婚，婚后一直融洽。贝理说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两个人都天真单纯，不谙世故。这一对夫妇都对尚没有兴趣，穿着随便，有时候甚至称得上糟糕，住的房子年久失修，做家务的能力都很差，可是他们能安然自得，看上去是得过且过，其实轻松自然，不为外物所御所累，这一点上两个人彼此欣赏，彼此感到愉悦。他们很少会想到要让世界顺从自己的意志，虽然两个人都成就不凡，却很难说他们有什么出人头地的愿望，甚至说不上有我们通常所谓的事业。
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
)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女哲学家和富有才华的作家。她一生创作颇丰,有二十五部小说、六个剧本、一册诗集及五部哲学著作问世。她生前“举手投足间左右当代英国的思想潮流”,逝世后依然成为学术界、评论界的热点话题。
由其夫约翰·贝雷(John
Bayley)的回忆录《挽歌献爱妻》改编而成的电影《艾丽丝的情书》,在第五十二届柏林电影节上备受追捧,轰动一时。人们也得以在日常生活这个层面了解了盛名之下才华横溢的艾丽丝。
《大海啊,大海》创作于1978年,曾获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Booker
Prize)。小说以第一人称为视角,叙述了功成名就的戏剧界大导演查尔斯·阿罗比,隐居大海边反省自己的人生经历、寻找情感寄托和执着求“善”的心路历程。全书以查尔斯与哈特莉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辅之以他与众多情人的感情纠葛,其间穿插了他与神秘的詹姆斯以及几个至交好友的故事。作者力图把西方文化与神秘的东方哲学思想——藏传佛教糅在一起来剖析查尔斯的人生追求。作者借詹姆斯之口指出:“我们的种种欲望和情感寄托构成了上帝。一旦某种情感寄托被舍弃,另一种就会以慰藉的面目到来。”青梅竹马式的爱情失意,令查尔斯失去了情感的寄托,只好在别的女人身上寻找哈特莉的影子;与此同时,哈特莉也便成为他心目中至善至美的象征,照亮他人生旅途的“光明之源”。“她是善的信念的组成部分,一条活生生的证据;这份信念纯洁无瑕,无懈可击,无隙可乘。”小村里的偶遇使查尔斯重燃对哈特莉的爱情,他将心目中得到升华的完美形象,投诸现实中形容猥琐、思想贫乏的哈特莉身上,想当然地以为她过着一种痛不欲生的生活,企图凭一介之勇救哈特莉于水火之中。但最终失之交臂。詹姆斯三番五次的开导以及他的去世所带来的震撼力,使查尔斯终于领悟到自己其实是在做“梦的追寻”,“为一个虚幻的海伦而战”。查尔斯对哈特莉的执着追求以及最终的失败,深刻地体现了作者本人对“善”的哲学思考:“善是一种理念,它存在于生活中,但却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就像我们心目中的上帝一样。”“膜拜者赋予被膜拜的对象以力量……对心灵世界近乎完美的干涉就会在心中滋生恶魔。本想唤魔行善,神魔却乘虚而入,随后制造祸端。”作者试图表明:在20世纪,善的理念正在代替人们对上帝的崇拜和对宗教的虔诚,成为新的情感寄托;但这个情感寄托依然像上帝一样,也是一种虚幻。
小说采用独特的日记体散文写成。作者凭女性作家所特有的细腻,以优美乃至华丽的笔触,借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将查尔斯梦幻般的追寻、跳跃无序的默想、悲哀伤感的沉吟,以及玄奥迷离的反省,表现得淋漓尽致。该书在谋篇布局上极显作者的创作功力,看似淡淡的一笔却处处暗设伏笔,前因后果环环相扣,如大海涌动一般,一浪推一浪,步步引人入胜;小说里也时时闪烁着作者智慧的火花,书中引证的《圣经》、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以及其他东、西方文化的各种典故俯拾皆是,显示了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东、西方文化的精深造诣。书中有多段长篇对白,对白双方话中套话、你来我往、针尖对麦芒,读来极富舞台戏剧的效果。
艾丽丝·默多克是英语语言大师,她在小说中充分运用了英语文字句型结构和时态变化的张力,并将其强化推向极致;她也常常利用英语单词的一词多义性和歧义性,使句子蕴含比字面意义更为丰富的内涵。
《大海啊,大海》是当代世界长篇小说中难得一见的佳作,作者借查尔斯之笔写道:“这一次我写的却是传世杰作。”看来,她有望如愿以偿。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