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父辈的峥嵘岁月
第一章& 父辈的峥嵘岁月
我家祖籍河北河间，老家叫“直隶河间府百杨村”，也许是“白杨村”，谁知道呢？我的曾祖父大概是个小小的“游击”之类的武官，参加过讨伐太平天国的战争。“长毛”平定后，接了家眷到南昌上任当官了。我的曾祖母是个旗人，那时“旗人”是很荣耀的身分，更值得骄傲的是她生了五个儿子。五兄弟中的老大也早已娶妻生子，生的儿子和我排行老五的祖父差不多大。曾祖母带着一大家子十多人，还带了四十八口大皮箱，浩浩荡荡风风光光地从大运河坐官船来到南昌。她年纪不算老就当上了奶奶，在家里是有特殊崇高的地位的。
到南昌后，我的大伯父——李家的长房长孙渐渐长大成人，要参加科举了。为了他能免去返回原籍考试的麻烦，我家便把户口从直隶迁到南昌，落籍于南昌的“九都十图”。
从此，我家算南昌人了。“九都十图”在哪里，连我父亲也不知道。现在想来，清朝的科举也像现代的高考一样要防止“高考移民”。不过，得到“移民”好处的我这位大伯公，在南昌参加科举没考出名堂。再后来，大概是曾祖父和曾祖母都去世后，五兄弟分家，我们家就败落下来了。我父亲说，他从未到过河北老家。抗日战争前，老家还常有人来南昌，会带一些老家出产的梨啊枣的来。抗战以后，彻底没了音信。
我祖父叫李润珊，在兄弟中排老五，最小，也没什么出息，我只知道他在南昌附近的高安县衙当抄抄写写的“书记”，这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书记，只是个抄写员。他就是在那个任上得了两脚瘫软的病，被人用独轮土车推回南昌，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回南昌不久就去世了。祖母比祖父要小十几岁，三十多岁带着一儿一女守寡。祖母姓艾，南昌本地人，小名考姑，她墓碑上的大名叫艾青。嫁到李家后，祖母很受了些委屈，她不知道一早一晚要向曾祖母请安，不懂得妇道人家要遵守的许多清规戒律，常被曾祖母斥为“江西婆娘就是没教养，不知礼仪”。分家后，祖母的心情才舒畅些，可惜不久丈夫去世了。
我祖母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女人，她不会写字，但能认很多字。因为做闺女时娘家隔壁是私塾，所以她能把《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还有《幼学琼林》等背得滚瓜烂熟。祖母做得一手好针黹，祖父死后，她就是靠给人缝衣绣花养大了一双儿女，还能把儿女都送进学校念书。
父亲小学快毕业时，祖母再也无力供他上中学了，就和一家黄烟店的老板说好，让父亲一毕业就去刨烟丝当学徒。父亲读书很用功，成绩也好，实在不愿就此中断学业。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偷偷地报考了师范。
父亲小学毕业，进黄烟店后当学徒没几天工夫，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发榜，父亲居然榜上有名，考取了。祖母听说读师范吃饭不要钱，还有零花钱发放，就答应让父亲继续读书了。
我父亲叫李心恒，1905年冬出生，小名叫冬狗。1920年，他进了江西省立第一师范。那时的师范由小学毕业生报考，一读就是六年。入学后，同学之间渐渐熟悉，了解到他们这一届，从江西各县考入师范来的学生，成绩都是非常拔尖的。
1920到1926年，正是大革命的高潮时期。这对当时的青年来说，又是怎样的一段峥嵘岁月啊！后来每读到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长沙》里的诗句“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句，结合父亲一辈人那时的经历，总有一股别样的滋味涌上心头。
当时江西第一师范的校长蔡漱芳，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老同盟会员，是江西著名的教育家。他经常向学生灌输新思想，鼓吹革命，深得学生爱戴。第一师范的很多师生，都在那段时期参加了革命党。大多数人加入的是国民党，也有不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后来转成了共产党。其中有的先入国民党后又加入共青团，也有的先入共青团再入国民党，反正都是革命党，都是兄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当时在第一师范里，谈论革命是一种时尚，参加革命党是半公开的。对学校里的政治活动, 北洋军阀政府好像并不过问，也不干涉。在学生中影响最大的是《新青年》那样的杂志，还有《胡适文存》和《独秀文存》两部著作。第一师范的学生，除了学专业功课，就是谈论革命，探讨中国的未来，大有以天下的己任的壮志和舍我其谁的气概。有一个叫徐作胜的学生，能滔滔不绝地背出一百多个“主义”——从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国家主义到无政府主义，连打光棍也叫出个独身主义。抗战开始后的某一天，父亲在南昌还偶然遇见过这位老同学，那时苏联有空军帮我们抗战，他在给俄国飞机司当翻译。第一师范学生之间的年龄相差也很大，像我父亲这样十五岁入学算是小的，比父亲大十多岁的成年同学也大有人在，这样的同学阅历丰富，有的入学前就在城里当过工人学过手艺，有的在家乡就还闹过农民运动。这样的学校还真有点后来的黄埔军校的味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也有，但并不很多。
父亲毕业时正是北伐军打进南昌的1926年。谁能料到后来还不到一年，北伐军、革命党内部就杀了起来，原本的兄弟从此成了势不两立的生死对头，并在以后你死我活的斗了几十年呢？当然这些已是后话了。
父亲曾特别深情地回忆起训育主任兼英文教员饶思诚老师。饶老师是国民党员，也很可能是共产党。我父亲是班上的英文课代表，和饶老师接近的机会多，对他是特别的崇敬。饶老师不仅课教得好，而且总是找机会宣传革命，引得学生对革命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1926年父亲从第一师范毕业后, 离开了母校,当了小学教员。过了一年多, 发生了著名的“八一起义”，
因为是发生在七月三十一日的深夜，当时叫做“七·卅一事变”。后来父亲听说，饶老师带着一帮同学，参加了八一起义，只是随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他的肺病加剧，半路被人送回老家临川救治，没有再随队向广东进发。好几年后饶老师回到南昌，在南昌一中重拾教鞭，从此远离官场，直至解放。
饶老师的儿子就是共产党的高干饶漱石。饶漱石那时在上海读大学参加革命，国共分裂后和家里失去了联系。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前，报上报道了军调处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饶漱石将军，饶老师心存疑惑，觉得这位将军应该是自己的儿子。他想找回儿子，又怕是同名同姓的人闹笑话。他曾写信去询问，但信发出后，局势越来越紧,
也没了下文。再后来他就无从打听了。
南昌解放不久，解放军进城后不到一个月吧，一天，饶老师像往常一样正上着课，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的钟声，大家不知出了什么事，只听得有人高喊：“全体到礼堂集合！”饶老师随大家到礼堂坐定。只见台上坐着几个军人，一个身材魁梧的胖首长招呼人把一张太师椅放在台中央，然后向着台下喊：“饶老太爷到了没有？快请快请！”有人把饶老师请到太师椅上坐下，胖首长对大家说：“饶老太爷功劳大啊，他的儿子就是我们华东局的饶漱石政委！……”原来，胖首长是刚上任不久的省主席邵式平。接着，威名赫赫的陈赓将军讲话，对饶老师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
此后，饶老师离开了三尺讲台，到省政府担任了有好多个高级头衔的虚职。其实他并不情愿离开他的平凡的教师岗位，最初动员他搬家，他坚持了好久不肯搬，说：“住大院不习惯。学校宿舍好，方便，我不用出门，打开窗户就能买到鸡蛋、小菜。”饶老师也曾被儿子接到上海，只是他享不了清福,
没多久又回南昌了。饶老师一生自奉甚俭，生活简朴，待人真诚，没有谁不夸赞他人品高尚的。后来儿子成了“高饶反党集团”
的两大主角之一，饶老师居然没受到什么牵连，足见他平时巨大的人格魅力。据说饶漱石平时的生活也很严肃，非常省俭，这一点倒是得了乃父真传,
像个真共产党。
1966年，我父亲解除了长达八年的劳动教养, 来到我下放的所在地——江西泰和县马市公社良口大队第四生产队。这是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山村，名叫桐岗，大家口头上称之为“桐门上”。1967年的冬天，父亲的肠癌进入晚期，骨瘦如柴，连大腿都没有了肌肉，大小便也失禁了。病到这个地步，却得到了意外的好处——晚上再不用隔三差五地去开陪斗会了。我用砖给他砌了个“炕”，“炕”里填满稻草，将一马桶窝在稻草中；稻草上铺一床旧棉絮，马桶上方将棉絮挖一个洞。父亲生命的最后两三个月，就是在这张高级“席梦思”上走完的。我睡在“席梦思”的一侧，送父亲走完了他的最后一段路。这两三个月，每到夜晚，或是下雨下雪不用出工，我陪着父亲，不时给他按摩按摩，听他讲述他那遥远的青年时代，他那些走着不同的道路的同学、朋友。
我当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意识到父亲一直是很钦佩甚至可说是很崇敬共产党的。他曾从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认识了延安——当时他是从英文报刊上读到的——又看到解放后人民政府的作为，有许多地方都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做到像共产党政府这样廉洁，这样有效率。即便是对越来越紧的阶级斗争，对自己坎坷的遭遇，他虽很迷惘不解，也认为是形势的必然，是宿命，没什么好抱怨的。他把所有受到的苦难，都看成是“赎罪”，并劝导我，像他这种经历，必然会给子女带来“原罪”，遇到运动，是在劫难逃，要看得开。
我曾有一本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编的书，暗红色封面，纸质很差；书里介绍了很多江西籍的革命烈士。躺在“席梦思”上的父亲已没有力气自己阅读，我按笔画顺序把烈士名录读给父亲听，读到“冯任”，他突然说：“这是我同学，都昌人。”读到“朱由铿”，他又说：“也是我同学，南康人，27年牺牲的”。读到“陈赞贤”，他又说：“也是我同学，他名气最大，比我大十多岁，只读了一两年就去闹革命了，在赣州被害的。”我对照着书中的烈士事迹简介，发现父亲说的完全符合，觉得非常有趣。父亲说：“同一年进第一师范，同窗六年，能不熟悉吗？”他还说了好几个名字，都是参加了共产党的同学，我在名录中却没有查到。他还特地要我查陈姓里有没有“陈紫垣”或“陈子元”的名字，然而名录中没有。他说：“应该有呀，怎么会没有呢？”接着，他讲了陈紫垣的故事。
陈紫垣是和父亲同了六年寝室的同学，比父亲大十来岁，是共产党。他的老家在修武铜（修水、武宁、铜鼓三县合称，具体哪县我记不起了），入学前他就在家乡闹过革命，这些情况当然保密，父亲是后来知道的。他和父亲的友情最深厚，毕业前他曾对父亲说：“毕业后如果在南昌找不到工作，你来找我。”
从第一师范毕业后，六年的同窗纷纷离校各奔前程。父亲顺利地在南昌北坛小学找到了教席，陈紫垣也回他的故乡。不到一年，陈紫垣来到南昌，告诉父亲，他已被任命为南昌天后宫小学的校长。父亲向他恭喜之后，心里有些纳闷：一个毕业不久的师范生，刚从小县份来到省会南昌，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怎么可能被任命为一所重点小学的校长？也不便打听，但老朋友能经常见面走往，却是很高兴的事。
父亲是在1927年7月31日和母亲结婚的。结婚那天上午，陈紫垣匆匆赶来送了一份礼，还送了一幅对联，上面写的是“鸳鸯福禄，鸾凤文章”。父亲留他喝喜酒，他却说有些急事只能失礼，又匆匆地走了。那天深夜，南昌城内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原来是共产党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
大约过了四五天，陈紫垣提了两件行李、书籍和一大木炭篓的油印文件来到我家，把这些东西交给我祖母和父亲。他告诉父亲，他是共产党，就要跟起义部队撤出南昌了。那些油印的传单留不住就烧了，免得惹麻烦；如果他回不来，行李就送给我父亲作个纪念。父亲原先的猜想都证实了，他送陈紫垣出门，却没料到这次竟是和老朋友永别。
陈紫垣父母去世得早，他是由姐姐抚养大的。解放后，他的外甥女——他姐姐的女儿来南昌找到我父亲，要我父亲帮写关于陈紫垣的材料。外甥女说舅舅当年在乡下办农会，从事农民运动，搞得很有声势的。现在解放了，她要找到舅舅。她向很多部门查找，都没有回信。后来终于从省里的一位叫艾寒松的高官那里打听到消息，说确有其人，不过后来改了名叫陈子元，曾在某处的抗大分校当教育长，后来病逝了。至于更具体的情况，父亲也不得而知。陈紫垣最终没能出现在革命烈士的名录中，父亲总觉得是一大遗憾。
在江西第一师范读书时，同寝室的六位同窗，还有一位和我父亲、和陈紫垣都交往甚密的，他叫陈用霖，铜鼓人，不过加入的是国民党。抗战刚爆发，他投笔从戎，进了军界，在江西兵役管区司令部任职。后来兵役管区司令部分成了军管区和保安处两家，他在保安处任主任秘书。我父亲后来进军管区，就是他引荐的。解放后，陈用霖被关押，在牢里拖死了。
加入国民党后来下场很惨的同学还有多位，其中有一位的故事颇为曲折，甚至可以演绎为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主人叫邹宪章，他也是我父亲的同班同学。邹宪章是上饶人，江西第一师范毕业后，回到了家乡上饶教书。1936年应同乡当专员兼县长的郭觫之邀，进了县衙当文书。
这时方志敏率领的红军第十军作为抗日先遣队，在1935年已全军覆没，方志敏本人被俘，押至南昌后遇害。而上饶县衙还关押着许多红军俘虏和家属。在被押红军家属中，有一年轻女子，邹宪章见了心生爱意，设法将她和她母亲救了出来。
这女子竟是方志敏烈士的胞妹方秋蓉。方秋蓉的丈夫唐在刚原是红军的一个军区司令员，35年突围时已经牺牲。方秋蓉和母亲关在牢中已一年了，能够出狱，对邹宪章也心存感激。不久，邹宪章和方秋蓉结婚了。
婚后夫妻恩爱，两口子带着岳母一同过日子。不久，专员郭觫被免职，邹宪章也随之离开县衙重返教坛。后来邹宪章来到南昌教书，夫妻俩生有两个孩子。
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抗日。数年后，共产党方面派人来接方志敏的母亲，邹宪章夫妻虽很不舍，终还是将岳母送到了西安，再转送到了延安。
邹宪章继续在南昌教书，夫妻俩带着孩子过平平淡淡的小日子，直至解放。
解放后，邹宪章夫妻被迫离婚。邹宪章因进县衙当过文书，受到郭觫的拖累，被抓去劳改了好几年。而方秋蓉恢复了烈士家属的身分，参加了工作，并当上了上饶保育院的院长。他们的两个孩子，也跟着方秋蓉算作是烈士子女。
邹宪章出狱后，去找过方秋蓉，后来秋蓉还为他生了一个孩子。文化革命期间，这些所谓“丑事”被人“揭发”出来，闹得满城风雨，方秋蓉自是被斗得很惨。连革命立场非常坚定、当年逼他夫妇离婚的堂兄方志纯，也因这事吃尽了苦头，这事也成了他“走资派”的罪状之一。至于方秋蓉最后结局怎样，我不知道，也无从打听。
平心而论，邹宪章只是很短暂地进过旧县政府当文书，算不得反革命；方秋蓉出狱，更没当叛徒。他们夫妻俩如果能平平稳稳过当老师的小日子，那才是平安是福。解放后遭受的棒打鸳鸯两分离的悲剧，本来就没有必要演出。
倒是引荐邹宪章进县衙的郭觫，还真是个十分了得的反革命。他在上饶短暂当县长的期间，就充分展示出反革命的才干。他跑到方志敏建立的苏区根据地，就采取了和共产党针锋相对的策略：共产党讲打土豪分田地，他就讲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办列宁小学，他就办中山夜校。此人在解放军打进江西后，逃到广西、贵州还组织游击队负隅顽抗，最后被俘押回南昌枪毙。不过此人抗日中打仗也是一把好手，1939年他任36军的参谋长，协助军长参加桂南会战，在昆仑关打得很出色。郭觫在会战前参加了军事会议，仔细记录下各项部署，特别是长官提到“可以相机撤退”的具体条件时，他站起来拿出他的记录复述一遍，并问长官记录是否准确，长官回答“准确无误”后，郭觫要求长官在记录上亲笔签字确认。昆仑关取得大捷后又最终失守，36军因友邻擅自撤退而被迫撤退。事后蒋介石亲自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检讨战役失利原因，有人诬告36军擅自撤退导致对昆仑关失守，蒋介石听后大发雷霆，36军军长有口难辩。随同参加会议的参谋长郭觫待蒋介石怒火稍平，从容镇静地起身报告，然后将藏于军帽中的有关相机撤退的记录取了出来双手呈上，蒋介石看过后默默无语，一场大难被郭觫平息下来。
六位同室六年的同学，还真有一位对革命不感兴趣的，叫游汝霖，他后来成了我的姑父。不过最早革命的却是他。他是乐安人，家里很早就给了订下了童养媳。他却闹起了“家庭革命”，投考江西第一师范后再也不回家了，但也不参加任何党派，毕业后留在南昌，一心一意的教书。敢闹家庭革命并不见得真敢革命，姑父其实很胆小怕事，这辈子他大概见过了太多的腥风血雨，所以能远离政治他就尽可能地远离。这倒很合我姑姑的心意，姑姑也是个极为胆小的好人，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从不沾惹是非。他俩一同教小学、教中学，真是情投意合，一辈子活得最为平凡也最为充实安逸。他这一对在教书育人上却极为成功，我只知道姑母解放后在女中、南昌师范等学校教书，年年都是劳模，《江西日报》还写了通讯，报道她的先进事迹。姑父姑母育有四子三女，大女游玛利清华大学毕业，二女游雪利江西农学院毕业，老三游永利和老四游泰利江西大学毕业，老五游南利江西医学院毕业，他们后来都成了高级知识分子。只有老六游豫利遇上文化革命下放当知青，在乡下放电影，改革开改后他当过南昌光明皮鞋厂的厂长，当时很做出了一些成绩，我在《江西日报》上还看到过关于他的事迹的报道。最小的老七多利表妹，解放后出生的，姑姑实在无力抚养，把她送给了乡下人家，我对她没有什么印象。长大后怎么样我不清楚。《三字经》中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姑姑、姑夫做得并不比古代的窦燕山逊色。
父亲的同学中，有好几个虽不关心政治，但在专业上却出类拔萃，后来成了大家。其中有一个叫唐学润，永新人，家中很穷。他后来到法国留学，成了音乐博士。父亲说他为了练好钢琴，把虎口都割开了。
国画大师傅抱石先生，也是父亲同期的同学。傅抱石的传奇经历，在同学中传为美谈。傅抱石在江西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就表现出了非凡的绘画天赋，字写得好，画得更好。他的中国画画得好，西洋画、油画也无所不能，篆刻更是精通。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会画，而且懂得画理画史，谈起来头头是道。一毕业，他就留在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里教美术。
第一师范的美术老师都是北大、北师大毕业的大学生，很有些看不起他这个师范生。傅抱石不服气，心里想：你们敢和我比比硬功夫吗？但那时注重的是学历，人家不吃他这一套，讲的是文凭，傅抱石的才华受到压抑，却也莫可奈何，委屈了好几年。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大画家徐悲鸿来到南昌，傅抱石带着自己的画作前去求见。徐悲鸿看了画册觉得很不错，就高兴地接见了他。深谈之下，徐发现傅还深通画理画史，而且很有些独到的见解，对他更是欣赏有加。傅抱石提出，让他作东，邀请徐悲鸿夜游东湖，徐欣然答应。这事在南昌一时成了美谈。回到学校，傅抱石心情很舒畅，想着：你们大学出来的同事看不起我，徐悲鸿可看得起我，还成了我的朋友，他是你们的老师呢！但在注重文凭的教育界，徐悲鸿的赏识并不能改变他的实际处境。因此，他想到了出国留学。
这时日本侵占我东三省，中日关系紧张。江西第一师范的老校长蔡漱芳，奉派到日本作管理留学生的“经理员”，对留学生进行保护，并帮助他们撤回国内。当时只要能拿得出五百大洋，就足够去日本留学的花费。傅抱石工作了这些年，但距积蓄五百大洋的目标还差很远，他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刻了一方印章，把它送给当时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熊式辉很赏识这个青年人的才华，听说他有留日的志向后，资助了他一笔钱。就这样，傅抱石终于顺利地东渡扶桑留学去了。
在蔡老校长的帮助下，傅抱石结识了一批日本知名的画家。他的留学，并不是进到某个洋大学去念书，而是更像今天的访问学者跑到国外去交流。他进入了东京帝国美术学院学习研究，凭着自己精湛的画技和深厚的功底，很快引起了日本画界的关注。大约一年不到，在一些热心的日本画家和蔡校长的帮助下，他举办了个人画展。这个画展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日本著名的报纸《朝日新闻》用大量篇幅作了报道，题目是《支那青年画家傅抱石画展》。傅抱石买了很多份当天的《朝日新闻》寄往国内，老同学们都为他的成功而庆幸。
又过了约一年，傅抱石回国，当然不再是回小学去教画画，而是进了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当了教授，真的成了徐悲鸿大师的同事。
在父亲的朋友中，还有一位更具传奇色彩的外国朋友。
1926年10月下旬的一天清晨，南昌南面进贤门的高高的城楼上，出现了几个人影。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美国人，坐进了一只糠箩（一种装砻糠的大箩）。几个人躲在堞垛后，用粗绳将糠箩从城头缒下。美国人两手高举两面小小的美国国旗，不停地摇晃着。到达地面后，他晃着旗帜向北伐军的阵地快步走去。
太阳已出来了，阳光斜照在美国人身上，能见度很好，凄厉的枪声似乎慢下来了。美国人终于走到阵地前，被北伐军拖进了战壕。
“我要见你们的最高长官！”美国人从胸口掏出了一封信。阵地指挥官看完信后，叫人用布条把美国人的双眼紧紧蒙住，然后牵押着他跌跌撞撞地走了很久很久。
当脸上的布条摘下来时，美国人发现自己被带到一间小房间里，窗外可以看到很大的院落，他觉得这里好像是寺庙又不像是寺庙，到处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官兵。看守他的军官给他倒了开水，告诉他信已呈交上去了，让他休息坐等回音。
这一等就是好几个钟头，中间还有人给他端来了午饭。下午，他被带到一间很大的接待室，一个大胖子军官接待了他。
胖军官对美国人冒险送信的义举表示了敬意，并告诉他，北伐军本来就是来解民于倒悬的，对被围的南昌百姓的苦难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他给了美国人一封回信，回信中宣布几月几日起一连三天，从上午几时到下午几时，北伐军在指定的几个城门停止进攻，可以让城中的平民百姓特别是老幼妇孺疏散出城投亲靠友，商贾可在这几天运粮进城，农夫也可进城送菜并挑粪出城。他还告诉美国人，在北伐军阵地他可以保障客人的绝对安全，离开阵地后他就保证不了。
接待完后，美国人又被蒙上眼晴送回了阵地，他从原路晃着旗帜来到城楼下，坐上糠箩被吊回了城头。
人们发现，他的一面小旗上，赫然被枪弹穿了个洞洞。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我是听从了上帝的召唤来做这件事的，上帝会保佑我。”
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叫阿瑟·安南，他是基督教青年会的西干事。
事情还得从北伐军攻打南昌说起。这次围城，已是北伐军第二次攻打南昌了。从十月初起，北伐军就渐渐把南昌围得水泄不通。守城的是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南昌人称“胯佬兵”，
他们可不是省油的灯，早就作好了守城的充分准备。在围城之初，双方在城外就血战几次。胯佬兵为了清野，竟纵火焚烧城外的繁华地段，大火烧了几天几夜，无数民居被焚，著名的滕王阁也毁于一旦。城墙外大量的平民百姓顿时成了一无所有的灾民，被迫涌进了南昌。南昌的城墙很高，全用非常坚硬的长条麻石砌成，非常坚实。就这样，胯佬兵真正做到了坚壁清野，南昌真的变成了金城汤池，北伐军对这座坚城除了包围别无良策。双方于是形成了长时间的胶着对峙。
这可苦了南昌城内的百姓，特别是那些涌进城来的两手空空的灾民。秋末初冬的南昌，一到晚上已是很冷，灾民大多只能露宿街头，白天他们去粥棚讨一碗粥来苟活保命，渐渐有越来越多的饿殍倒毙在街头了。普通市民也好不到哪儿去，新鲜蔬菜早已绝迹，市面上的粮食渐已售罄，不少人家断了存粮，只能走向粥棚。各大商号和各寺庙等慈善机构虽设下不少粥棚来施粥救济饥民，但已无粮为继。农民不能进城挑粪，厕所屎尿横溢，臭气熏天……
在这种状况下，由南昌商会牵头，邀请各界代表开会共商对策。会上有代表说，北伐军本应是来拯民于水火的王师，不是来害民的，应该写封信给他们，把南昌百姓连遭兵燹困死待毙的惨状告诉北伐军，请他们放老百姓一条活路。又有人说，写信容易，但怎么能把信送出去呢？又有谁敢冒死去送这封信呢？
围城期间，青年会开设了粥棚，也派代表出席会议。开会代表回来向安南汇报。安南一听，对代表说：“请你再去告诉商会会长，我去送信！”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段开头惊险的一幕。
第二天，北伐军如约停止了对几个指定的城门的进攻，南昌不少平民疏散出城，商人运粮进城，城内饥荒大为纾解……
北伐胜利后，在南昌青云谱附近曾建一座北伐胜利纪念碑，碑文里就提及了安南冒险缒城送信一事。事后人们了解到，当时安南被蒙眼押往的地点就是青云谱，那个接待他的大胖子军官就是北伐军第二军的代军长鲁涤平。
安南是美国科罗拉多州人，出身于一个普通的贫寒农家，他是靠母亲在小镇上卖鸡蛋供他读书的。安南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来到中国，先在北京工作过一两年，然后派驻江西南昌任青年会干事。这一任就是十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才转调到安徽屯溪。抗战胜利后，他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解放后，他和别的美国人在武汉集中，被集体驱逐出境。此后就再也没有安南的消息了。
安南在南昌工作期间，留下过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逸闻趣事。
他住在环湖路的一幢洋房子里。走出他家的院门横过马路就是南昌的北湖湖边，再往左走不远就是南湖，将北湖和南湖隔开的是一座拱得不算高的灵应桥。每到傍晚，安南喜欢在湖边散步。他更喜欢站在桥头看风景。远远看见黄包车来了，他会跑到车后帮着推车上桥。坐车人一发现洋人在后推车，都会不好意思地赶紧下车，以至一些乘黄包车的常客，养成了一到灵应桥前就下车步行上桥的习惯。
还有一次，有个小孩在湖边玩耍，不慎落入水中。当时湖边的行人不少，只听见有人呼救，却无人下水。安南见状跑步上前，毫不犹豫地跳入湖中将孩子救起。湖水并不很深，只是湖底淤泥很脏，这也是行人迟疑不救的原因。而一个外国人能当这样的“雷锋”，
真的令人肃然起敬。
安南类似的小故事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之所以比较清楚安南其人其事，是因为安南是我父亲的挚友。
父亲1920至1926年在江西第一师范读书，担任班上的英语课代表。为帮同学学好英语，他到青年会求助，由此结识了安南。安南多次被邀到学校辅导英语，但他的汉语说得并不流利，因此又请我父亲教他汉语，两人互教互学，相得益彰。我父亲师范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安南请我父亲继续担任他的汉语家庭教师多年。这种家庭教师当得还真轻松，其实就是每个星期天上午上两小时课，用《红楼梦》等名著作教材帮他读懂。安南还请我父亲在青年会办的夜校当兼职英语老师，二人交往日臻密切，友谊也愈见深厚。
安南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身分应该和传教士差不多。但他很尊重别人的信仰，从不强迫别人信教。当他知道我祖母信佛后，从未提起要我父亲入教的事。
1927年冬，我父亲曾帮一个参加了共产党的同学逃脱追捕，这位同学逃到上海后，心存感激，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信却落到了密探手里，父亲因这事被关进了监狱。安南为营救我父亲多方奔走，那种古道热肠真叫人感动。四十天后，父亲出狱了，倒不是安南的营救起到了作用，而是他母校第一师范的校长蔡漱芳出面担保。后来那位共产党同学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用今天的观点评判，就是当了叛徒了。
安南有四个儿子，没有女儿，他夫妇很羡慕我父母生的全是女儿，不生儿子，甚至提出用他一个有点傻里傻气的儿子来换我的大姐。这可能是说笑而已，没女儿的人想女儿，没儿子的人想儿子，是人之常情。
安南的家有一份《安家报》（也许译成《安南家族通讯》更合现代人的习惯），这是他们家族办的小报，每个星散在外家族成员有定期向家族报纸告知自己的状况的义务，每隔一季或半年能得到一份《安家报》，就可全面了解大家庭成员的动向，这是家族成员之间很科学很省时的联系方式，真值得学习。
抗战爆发前后，安南调离了南昌，我父亲也投笔从戎，进入江西军管区工作，两位朋友分开，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彼此鱼雁频通，一直保持着联系。
当安南得知我出生，我父亲有了第一个儿子，他还寄了一点点钱表示祝贺。他很懂得中国的母亲如果不能生下儿子的那种尴尬痛苦。
我父亲也从通信中得知，安南的长子在抗战时参军了，在太平洋舰队服役，和我们中国人并肩打日本鬼子。抗战胜利后，安南进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帮助中国疗治战争疮伤。
解放后，大概是1950年，一个热天的傍晚，我在家门口玩。青年会传达室的伯伯来到我家找我父亲，很快又离开了。原来他给我父亲送来了安南的最后一封信，信里安南告诉我父亲，他就要回国了，以后见面恐怕很难了，但他会永远怀念中国、怀念中国的朋友，中国已是他的第二故乡。我父亲后来查了报纸，看到几十个美国人被集体驱逐到香港，从而断定安南确实离开中国了。
今天，人们已能用较为公正包容的眼光评价过去，对过去的许多事情也不再忌讳。美国飞虎队的老队员已成我们尊贵的客人。我把安南——这位早年在南昌生活过的洋“雷锋”的点滴轶闻写下来，为的是不让这段尘封的历史永远湮灭，也想告诉后人：如果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曾帮助中国抗日的美国飞虎队，那么南昌人也不应该忘记像安南这样的洋“雷锋”。
父亲从江西第一师范毕业后，进入南昌市北坛小学当教员。那时师范刚毕业的小学教师每月的工资有十六块现洋，再加上在青年会的夜校兼英文课的收入，以及每星期天给安南讲两小时的中文也有一点收入，父亲的月工资能有二十块现洋出头。作为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员，这收入很不少了，能供我读女师的姑姑顺利地完成学业，还能小有积存，以至第二年就有能力将我母亲娶进门来。
父亲做事勤快，谨言慎行，书教得好，与同事关系融洽，上司对他也很看重。几年后北坛小学校长调离，父亲继任当上了北坛小学的校长。如果世事能这么平顺地发展下去，我家肯定是另外一番景象——一番比我走过的这几十年祥和得多的景象。可惜这一切，都被日本人打乱了。
说起抗日, 不要说父辈, 就是我们这一辈——在抗战期间出生的一辈, 都会有铭心刻骨的回忆。从小老师教导我们, 中国像是一片桑叶, 日本就是一条蚕,吃定了我们。抗日并不是始于1937年,“九·一八”以前, 这条“蚕”就开始一口一口地吃过来了。当时的中国人, 对日本充满了仇恨和警惕；对当局的不作为, 也是充满了悲愤和无奈。据父亲说，那时，《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声已传遍了全国，《放下你的鞭子》等戏剧,已在南昌街头上演。当听到东北军民奋起反抗的消息, 人们是那么欢欣鼓舞。东北曾出现马占山、冯占海这样的自发抗日的名将, 有人撰写了一副对联的上联“马占山, 冯占海, 一马占山, 二马占海, 山海关外, 排山倒海”，在报上重金征求下联。据说还没有人能对出。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正式爆发。第二年，南昌遭到日机轰炸，北坛小学奉命解散。学校解散后，父亲失业了。这时，日本侵略激起了国人的仇恨和反抗，父亲决心投笔从戎。经老同学陈用霖的介绍，父亲进了江西军管区司令部，当了一名军用文职人员。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的形势下，父亲以极大的热情动员青年参军，抗敌救亡。因为当过小学校长，也算是有一点资历和身分，他一进去就是同上尉科员，在军管区征募处第一科任职，他的具体工作就是征兵宣传。父亲的文墨很好，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做事有条有理，任劳任怨，能坐冷板凳，因此很受上司们的赏识，不久就升任为主任科员，两三年后就升任为第一科的科长了，铨叙部办的比叙手续最后给父亲定为“荐任六级同上校”。进入军管区的还有一大批青年军人和知识青年，他们很多成了父亲的好朋友，后来我多次听到他们谈起过抗战时在军管区的那段生活，都觉得热血沸腾，精神特别充实。
军管区是专门负责征募和训练新兵的机构，架子很大，称为“军”；下到专区叫师管区，各县叫团管区。军管区司令部的司令由省主席兼任，真正管事的是参谋长。司令部下辖两个处，一曰征募处，一曰编练处。架子虽大，却是没有兵的，整个司令部才一个排的勤务兵。但军管区的官都大有来头，他们过去的经历有过曾经的辉煌和传奇色彩。这些过气的军官，不再带兵了，来到军管区任职，就像是遭到了贬谪，委屈和怨气很大，他们是不愿干琐碎劳形的文牍实事的。愿干实事的是那些新招进门的满怀热情而没有资历的知识青年和青年军人。
这里先说说父亲的几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上司。
刚进军管区的门，父亲的顶头上司是征募处第一科的科长萧少宾。萧是赣州蟠龙人，讲武堂出身，早年和赣南同乡、解放军的开国上将陈奇涵两人交情很深。他们曾一道加入赣军，反袁世凯，后来在广州闹革命，当过宪兵，做过团长。具体的经历我不了解，但可断定他在军队中不很得志，才会打发到军管区这个冷衙门来当一个小小的科长。他在军管区的时间不长，离开后好像就脱离了军界，回到老家蟠龙镇做起了隐士。父亲被提拔为主任科员就是他力荐的，他和父亲成了很知心的好朋友。解放后他当了江西省参事室的参事，曾和父亲谈起他离开军管区后的经历。
萧少宾回老家的隐居生活算是很惬意的。他和他早已分家的大哥共住一幢破旧的老屋。他对自己的半边老屋进行了内部装修改造，如把方柱包装成大圆柱，将小猫儿孔式的土窗改为大玻璃洋窗。房子的外表依然老旧，但住在里面冬暖夏凉，非常舒适。解放后，土地改革开始，他大哥被划成地主。有一天傍晚，他的一个当农会干部的堂侄走来悄悄告诉他：“叔，赶快走吧，农会已把你定为恶霸地主，要枪毙。我现在去开会，回头就来抓你。”萧少宾送走堂侄，扒了几口饭，收拾几件衣服，向后山跑去。在后山，他远远看见一串火把从农会出来，向他家奔去。
他躲到了赣江边的一列木排上，帮撑排人做饭，一路漂到了南昌。当他听说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是陈奇涵，心想：有救了。他跑到省军区，说明身份，通报后陈司令员很快就接见了他，并详细询问了他在家乡的情况，特别问到有没有购置田产。他的回答让陈奇涵放下心来。萧对陈说：“我现在住在排上，能不能住到你家去？”陈说：“住不是问题，但我家不方便。我写个条给你吧。”此后，萧少宾住进了省军区招待所。
一天，他走出招待所的大门，看见老家农会的两个人远远守在门口，就赶紧退了回来。那两个人认准是他，冲过来，被门口的警卫拦住了。那两人说：“我们来抓逃亡地主！”警卫说：“胡说！他是我们首长的客人，真有问题也不能让你们这样抓人。”
此事过后没多久，大概是调查清楚了萧少宾在乡下确实没有土地，也确实没有血债等情况后，萧少宾就进了省参事室任参事。
江西军管区司令部征募处少将处长彭武扬，萍乡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黄埔军校教官。他后来成了我父亲的顶头上司。此人资格很老，经历丰富，和副司令兼参谋长李思愬是“铁哥们”。他发配到军管区来自有一肚子不满，因而很少管具体的琐事，他的兴趣只在养狗养马、健身算命上。抗战时军管区驻在泰和县马家洲樟塘村时，彭武扬养了两匹年纪一大把的大洋马，那是他的老上司原江西都督、赣军司令李烈钧送给他的，他还养了大狼狗，自己种了几棵苦瓜，就潜心研究起苦瓜炒鸭子是如何的清火如何大补来。这个人很爱财，据说上面发给他买小包车（现在叫小轿车）的两万大洋，他寄回老家去买田置地，平时坐车就去挤参谋长李思愬的车。他脾气暴躁，对自己下属的军人很不客气，但对文人出身的父亲却很礼遇，也很信任，关系密切，大概是因为父亲曾为他的几个孩子补习过功课。平时彭武扬的印章就交给父亲保管，一般的公文都由父亲处理。1943年农历6月我出生，他兴致勃勃地跑来恭喜，并给我取好了名字，叫做“为霖”。因那时正当酷暑，久旱无雨，急需要一场甘霖，而我命中正好缺水，就取这个名字好。从此，“为霖”二字陪伴了我整整一生。他常来我家闲坐，许多遗闻轶事就是他讲给我家人听的。
保定军校的赣籍学生还真不少，江西都督李烈钧在1913年通电讨伐袁世凯后，这些学生都投到李烈钧麾下，加入了赣军，后来转辗来到广州闹革命。彭武扬和李思愬都进了黄埔军校当教官。北伐时彭武扬和李思愬都成了有滇军背景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中的团长。彭当第七师21团的团长，而第八师24团团长就是他的铁哥们同乡李思。
第三军在北伐时进攻江西，打得还不错，南昌就是这个军最终攻克的。军长朱培德，与共产党关系还算好，有许多共产党人在第三军中充当政工干部，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当年就是在朱培德的麾下当军官教导团的团长。“四·一二”蒋介石向共产党开刀后，朱培德虽受到上峰的压力，但并没有对共产党痛下杀手，而是“礼送共产党出境”，把军中的共产党干部送到了还没有反共的武汉，不久他似乎良心发现，还亲自登报道歉。当时朱德并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但朱培德还是听到了不少风声。八一起义前，他派炮兵团长彭武扬去拜访教导团长朱德，并托他带去了五百现洋。彭武扬到后，见朱德正陪着几个滇军军官喝酒抽鸦片，回去把情况向朱培德作了汇报。朱培德心想：抽鸦片的人是不会有大作为的，就不再对朱德加以防范了。谁知没过多久，朱德就成了八一起义主要的领导人呢？彭武扬后来回忆，朱德很可能猜到了他的来意，故意演这出戏给他看，用来迷惑朱培德的。朱培德主政江西，也留下过一些美谈。北伐胜利后，南昌修了一条大马路，最初命名为“培德路”，朱培德看到报告后，说“我有何德何能”，把“培”字圈掉，改为“民”字，民德路的称呼一直保留至今。西安事变后，当时有报纸把朱培德和张学良凑成一副对联，上联是“朱培德，培朱德，缺德”，下联是“张学良，学张良，不良”。像朱培德这样的历史人物，盖棺虽久，似乎还很难作出最后的结论。
彭武扬在北伐结束后，进了中央军校做教官，和毛泽东的秘友、亲共的“传奇将军”李明灝做搭挡，李明灝做教育处长，彭武扬做副处长；在武汉的武岗分校，李明灝当主任，彭武扬当副主任，彭还担任了陆军大学研究委员等虚职。抗战爆发后，他被调到江西军管区当征募处处长。
江西军管区司令部的副司令兼参谋长李思愬，抚州崇仁人，也是保定军校出身，黄埔军校教官。北伐时期，他战功赫赫，打南昌还曾身负重伤，后来和军阀石友三打得也很出色，升任为八十师的中将师长。但几年后他带着八十师围剿红军，吃了红军的大亏，北伐的英雄打内战变得十分外行、十分颟顸无能。
1933年蒋介石亲自坐镇，在南昌建立行营，调兵遣将，发动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李思率八十师奉命进驻吉水县的乌江圩修筑碉堡。8月底，毫无防备的八十师被林彪所部的红军偷袭包围，激战近四小时，损失了四千人，李思仅以身免，带着十几人化装逃到了八都，他指挥所的军用地图、望远镜等都被红军缴了械，乌江遂成了李思的麦城。蒋介石闻讯大怒，撤了李思的职，并把他投入大牢。八十师的残部由副师长陈明仁收容，驻扎在樟树，后来陈明仁接任八十师师长。
陈明仁见八十师损失惨重，十分痛心，把怨气都撒到李思愬头上，带着部下不断地向上告李思愬的状。
彭武扬听到消息，找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要他看在都是保定军校的老同学的份上，出手相救。熊式辉说：“下面天天告李思愬，我想压也压不住呀！”彭武扬说：“好，我们分工，上面由你去拖，下面让我来办。”
彭武扬坐一辆小车，匆匆来到樟树，找到陈明仁。陈明仁是黄埔一期生，也是彭武扬的学生。彭武扬单刀直入说：“李思愬也是你的老师，他一直看重你，提携你，你为何恩将仇报，非要置老师于死地不可呢？”陈明仁说：“我告他并不是私怨啊！就算我告错了，以前告的也收不回了，我并不想整死他啊。往者不可谏，这样吧，我只能保证以后不再告了。”
下面不告，上面拖着，待蒋介石气一消，李思愬就出来了。出狱之后，李思愬跑到河南，做了刘峙的高参。抗战爆发后，李思愬回到江西做了军管区司令部的参谋长，后来升了副司令，成了军管区的实际掌门人。
李思愬处事低调，为人谨慎小心，经历了乌江之败，他已失去军人的锐气。初到军管区，他自觉将肩章上的两颗将星挖掉一颗，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按规定，参谋长是少将衔。”解放战争的东北战场，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都败在林彪之手。李思愬闻讯后曾自宽自解说：“能败在林彪这样的学生手上，倒也不算是我的耻辱。”
李思愬曾经的副手陈明仁后来成了蒋介石手下的一员虎将。解放战争东北战场上，陈明仁血战四平，率两万余众逼退了林彪十几万大军的围攻，成了林彪唯一没有战胜过的对手，也算是报了当年乌江之败的一箭之仇。解放战争后期，陈明仁听从了黄埔老师李明灏的劝告，和程潜一同在湖南起义，成了解放军的将领，此是后话。
彭武扬抗战胜利后离开了军管区，去参选国大代表，以他的资历和出名的坏脾气，当然是选不上。一九四九年冬，已经解放了，彭武扬在老家萍乡病逝，算是得了善终。父亲曾感叹说：“他真是死得其时，如果再晚死一两年，恐怕就没有好果子吃了。”
李思愬在一九四九年五月率领军管区部属南逃，逃到赣州，军管区就解散了。李思愬本人逃到了香港，有人说他在香港很不得意，靠摆地摊为生；也有人说他去了台湾，结局到底如何，竟不得而知。
军管区司令部还有一个处叫编练处，处长是黄埔三期的柯建安。彭武扬曾好心地交代父亲，无事千万不要去招惹此人，因为他是军统的人。也因此，我家逃难时和柯家曾是多年邻居，也没什么交往。此人最后去了台湾，最终结局也不得而知。
解放那年，我六岁，对那时的经历，已经能有一些片段的记忆。我能记起好几个父亲朋友中常来我家玩的人的名字，他们多是父亲年轻的下属。父亲曾经说：“抗战期间，宣传抗日、动员参军最积极、实事干得最多的就是这些年轻人；而内战开始后，暗中反对征兵，帮共产党做宣传的也是他们。”
抗战结束后，大家都以为盼来了久违的和平。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更增强了人们的和平信念。军管区在一九四五至四六年间，也曾做过短短的一段裁军安置退役官兵的工作。
当时的民主党派发展很快，军管区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有的暗中参加了民革，有的参加了第三党——农工民主党。他们都曾热情地动员我父亲参加民主党派，并不时地将毛泽东的著作偷偷送给父亲看。父亲那时就读到了《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读后也为中国有可能出现的新转机而激动不已。但对加入民主党派一事父亲却有自己的定见，他曾对年轻的同事说：“君子不党，本是孔老夫子的教导，我入了一个国民党已经够麻烦，再入其他的党就没有必要了。等裁军告一段落，我这样的军用文职人员就该脱下军装。我只想回我的老本行教书去，不再入这党那党的。”
谁知道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双方烽烟再起，又你死我活地打了起来，而且越打越大，一发不可收拾。父亲想脱身也脱不了，陷入“反动阵营”而无法自拔。
解放战争后几年，形势已越来越明朗，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已是早晚间事。父亲的年轻同事们为迎接解放已积极行动起来。父亲自己虽不参与，但也不干涉。他处事比较守旧，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是他的信条。拿了政府的俸禄反过来又挖墙脚，他是做不来的。但他也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蒋家王朝的倾覆当是指顾间的事。而自己属下的几个年轻人，本都是为抗日报国聚集起来的一群热血青年，抗战胜利后他们是因对前途绝望转而同情共产党并暗中加入民主党派的。父亲和他们本是知心好友，理解他们的反蒋迎解放的行为。此时军管区里的特务活动也很猖獗，有人来查，父亲对属下是多方回护，尽力开脱，让特务查得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果，最终不了了之。正因为这段缘由，父亲和这几个朋友真个是情长谊深，解放以后他们和我家也一直保持着亲戚般的走往。
下面我具体讲几个有关他们的故事。
他们因常来我家玩，我从小就熟知他们的名字，如林程万、郑远鹏、魏云璋、程定远、黄鸣九……他们中有好几个年纪小一些的，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夜校读英文。父亲一直在青年会兼课，因此他们又成了父亲的学生。
1958年，大概是九十月间，我在南昌六中读高中。那时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正经的课上，学校都忙着大跃进，炼钢炼铁炼焦碳。我和几个个头小的同学分在传达室里帮看门。一天下午，来了个中年人，说要找魏碧君老师。几个同学都说，我们学校好像没有叫魏碧君的老师啊。我听到“魏碧君”三字，就放下报纸对中年人说：“你找错了，他不在六中，在五中，原来叫魏云璋。”中年人对我看了很久，问：“你是姓李吧？”我说：“是。”他把我拉到校门外又问：“你爸爸呢？”我说：“在家。”那时我父亲刚刚被南昌十中“清洗”出校，闲在家里。中年人说：“不找魏老师了，走，去你家。”我向同学告了假，领中年人往家走。半路上他问我：“你不认识我了？我姓林，想想看。”我突然冒出一句：“你是林程万！”他高兴地笑了。把他送到家后，我又匆匆赶回学校。放学再回家吃晚饭时，我看见父亲很有些激动感慨，大概是没想到在他被清洗出校门时还有人来看望他。
解放后，魏碧君老师一直在南昌五中当外语教师，我的五姐李梅如在五中读高中，是他的学生。他多次对我姐说：“要不是李老师当年劝我学英文，并亲自教我英文，我还真不知道后来能靠什么本事混饭吃。”2009年梅姐回南昌五中参加同学聚会，八十高龄的魏老师也参加了，他详细地问到我父亲葬在何处，并要求我们，如果去扫墓，要提前通知他，他也要去给老师扫墓。这拳拳的情意真让我们做后辈的刻骨铭心地感动。
解放前就加入了农工民主党的程定远比我父亲小两三岁，他更有许多传奇故事。程定远是正宗的武当派弟子，有一身好武功，更有一套推拿接斗、跌打损伤的好医术；不仅如此，他的文笔好，字也写得好，真是多才多艺。他在军管区当过仓库管理员，后来调到父亲所在的一科当科员。
解放前一两年，南昌街头到处是伤兵，那可是一帮谁也不敢得罪的“大老爷”。一天，程定远的大女儿阿英在门口买菜，她蹲在大菜篮边正专心地挑菜，一群伤兵走到她背后，见她只穿短裤，就用拐杖在她屁股上一挑，使她一头栽倒在菜篮里。阿英非常恼怒，站起身回头一推，把那个调戏她的伤兵推倒在地，跌了个四仰八叉。其他几个伤兵见状，追着阿英来打。阿英赶忙逃回家，关上了大门。伤兵们不肯离去，堵住大门不断敲打谩骂。有邻居见势不妙，赶紧跑到军管区给程定远报信。
程定远赶回家门口，低声下气请伤兵大老爷原谅。可伤兵并不领情，还气势汹汹地前来抓他。真正动起手来程定远就不客气了，只三拳两脚就打倒了好几个，这伙伤兵吓得赶紧跑了。不久，这伙伤兵又招来了一大批伤兵，围在程家门口。程定远一人站在门外，上来一个打一个，上来一伙打一伙，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好事的伤兵越打越多，最后有一百多人堵住了整条巷子，从上午一直到下午都不肯散去。最后还是军管区出面，派人把各医院的伤兵管理员请来，让他们把参与斗殴的伤兵请到馆子里大吃一顿，还给挨了打的伤兵一些小礼物，事情才平息下来。
经过这一架, 程定远让人刮目相看, 而更让人刮目相看的还不是他的武功, 而是他的医术。针灸是程定远的一绝，解放后, 他长期在南昌市级公费医疗门诊部针灸科坐诊。针灸治疗的过程是很费时的, 他的诊室门口排队的病号最多, 吃中饭时,别的诊室都按时关门,只有他至少要超过半小时才能把病号看完。他诊室墙上贴的锦旗和感谢信最多,关于他医术的传说也最多。有个孕妇, 生孩子难产, 人已昏厥了。院方请来各科医师会诊,决定要剖腹了，程定远说：“让我先试一下。”他取出银针, 从孕妇的某个脚趾间扎了进去, 接着捻了起来。不一会儿，孩子居然呱呱坠地, 母亲也苏醒过来了。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凭这一点, 程定远赢得了许多患者的尊敬, 也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尊重,当然,无可避免地也会招来一些同行的妒忌。
1962年夏初, 我在上饶赣东北大学读书，被学校“下放”回到老家南昌, 进入了街道办的运输队推小板车。一天, 我正满身大汗的推着一车货, 程定远与我迎面相遇，他跳下自行车, 看着我背上一圈一圈的汗渍和盐花, 心疼地说：“怎样会这样？”他问了我家的情况, 我告诉他，我和五姐都被大学赶出来了, 而且街道上天天有人上门动员我全家下放到恒湖农场去。他说：“你和梅如晚上来我家吧, 让我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出路。”
一天晚上，我姐弟来到了程叔叔家。他告诉我俩，抗战时期，他在马家洲良口村为军管区守仓库，和当地一村女相爱，就在她家一起生活，算是当了上门女婿。后来生了一对龙凤胎儿女，大的女儿叫阿兰，弟弟叫阿林，他们出生几乎和我同时，也记不清我该叫哥哥还是叫弟弟。抗战胜利后军管区迁回南昌，程叔叔带着夫人随迁。但这对双胞胎是外公外婆的命根子，说什么也不让带走，就一直留在良口，由外公外婆抚养成人。程婶婶到南昌后还生了一个儿子，叫阿天。阿天出生不久，程婶就患病去世。解放后，外公外婆相继去世，姊弟俩虽来南昌和父亲短暂生活，但依然以乡下生活为主。后来，阿兰嫁给了本村的退伍军人康宏镒；阿林曾随父学了几年医，留在良口既当农民又做乡村医师。康宏镒退伍后留在南昌进了省委办的江西饭店当了干部，他的大哥康宏富现在是良口大队党支部书记。
程叔叔向我俩详细介绍了这一大堆情况后，就提到他的一个设想：“我已五十三四岁了，再过六七年就可退休。退休之后，我很想回到良口去养老。六七年后，你们父亲肯定可以回家，我希望能有几个知心老友生活在一起，那就于愿足矣。如果你们不去恒湖农场，而是去良口农村，会不会更好？梅如今后结婚，最终的归宿不好说；为霖不要担心农村生活艰苦，你去了，可先跟阿林学学医，等我退休了，你就跟我学。我这个职业，既是做医生，更是做打师，教人武术，从前叫做教师爷。做这一行，挑两只箱子，走到哪都能找到饭吃，而且闭上眼睛也能吃好的。”
程叔叔的话让我姐弟备感温暖，而且深受鼓舞，从此，我们就积极准备奔赴良口农村。到1962年的端午节前，我们两家人（我三姐夫妇也受到鼓舞全家跟来了）就一起跑到良口大队当农民了。
文化革命期间，程叔叔很吃了苦头。跑到农村找我父亲调查程叔叔“反动历史”的外调人员少也来过三四拨。文化革命后，程叔叔已成名医，还是江西省武术协会的副主席，住进了为高级知识分子在贤士路建的寓所。我在文革后第一次去看望他，他似乎有些遗憾又有些内疚地对我说：“当年的那步棋，看来是走错了啊！谁会想到有文化大革命呢？”
不过我对程叔叔，内心只有感恩，从未想到过怨恨。
当我父亲当了江西军管区第一科的科长后，黄鸣九升任为主任科员，成了我父亲最得力的助手。黄鸣九工作能力很强，人缘很广，人际关系协调得很好。在抗战时期，军管区的抗日宣传和征兵动员工作搞得很有声色，其中黄鸣九的功劳很大。而内战开始后，反战最积极的，也当数黄鸣九。
黄鸣九很早就加入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民革组织在江西的骨干。我父亲能在那时读到毛泽东的著作，就是他提供的。他曾积极动员我父亲加入民革组织，可惜被我父亲拒绝了。
1979年，父亲已去世11年了，我为他在58年补划为右派及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一案要求改正，来到了南昌。我首先想到要找的人就是黄鸣九叔叔，他当时是民革江西省委的常委。文化革命期间，民革组织已瘫痪多年，当时民主党派都忙着恢复组织机构。记得那天是星期五，我跑到中山纪念堂里找到民革江西省委，他正和好几个人谈恢复组织活动的大事。我待他送走客人后，要求他帮我写证明材料。他对我还是像过去一样亲切，看了我写的申诉报告后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当年要是听了我的劝告加入了民革组织，境况可能会好些。你从乡下来，有许多政策你不了解，你的申诉报告有些地方写得不合适。还有，当年你太小，军管区的情况你也不清楚。这样吧，你的报告放我这儿，我帮你改写，你星期天到我家来拿。”接着他把家庭住址告诉我，原来他还是住在包家巷老地方，我知道的。星期天上午，我依约去了黄家，黄叔叔却不在。黄婶婶要我等一等，说黄叔去办公室帮我写报告了，要我留下来吃午饭，他要好好问问我家这些年在乡下的情况。直到十二点过后，黄叔叔才回家，把申诉报告交给我，说这段时间太忙，只有星期天办公室里才没人找，让我久等了。我手里握着他写的厚厚的一沓纸，心中是好一阵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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