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华诞之际的一种道路自觉。道路决定未来，而未来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已经走过的道路的延展。作为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决议》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中国答案”。100年的成就从根本上说，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党史百年得出的重要结论。同时，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过去的根本成就，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继续遵循和开拓的重要道路，是领会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背景。要更好理解党在百年奋斗中如何认识、学习、追赶、引领世界现代化，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道路与时俱进的丰富和提升，首先就要明确我们的起点、历程、现状以及世界主要大国的实力消长。

（一）自我比较：从哪里来？到哪里了？

中华民族从哪里来，走到哪了？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所谓“复兴”，首先意味着曾经有过光辉的历史，自古没有兴盛过不能称之为复兴；其次，它意味着既有兴盛、也有衰败的历史。如果没有衰败过，同样无所谓复兴。从唐宋开始，中华民族就引领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然而自近代以来，世界在进步，中国在倒退。这一历程就是我们难以真正赞同，但又不得不面对的近代中华民族的衰败史。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从一个世界大国变成了一个弱小国家。

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不断奋起。从1980年GDP占到世界总量的1.7%，到2020年已经占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18.6%。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影响下，中国仍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1921年，中国只有4.7亿人口，到1950年是5.5亿人，2020年达到14.4亿人，中华民族可谓人丁兴旺，这是中国社会发展最强大的领域。同时，发电量、钢铁产量、煤炭产量、原油产量等从无到有，实现了几百倍甚至上万倍的飞跃。制造领域，汽车、铁路等量质齐升，尤其是我国高铁运营里程已跃居世界第一。百年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无疑发生了革命性、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的变化。

（二）国际比较：走在了世界的哪里？

除了自我比较外，还要进一步明确我们达到了世界的哪个水平。其中最主要的标尺，就是当今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就GDP而言，1820年中国GDP是美国的18.3倍，但到了1913年，中国却只有美国的46.6%，1978年仅为6.5%，美国GDP是我国的15倍。40年后的2018年，中国GDP增长了90多倍，总量已是美国的65.6%。1921年中国发电量为4.4亿千瓦时，仅为美国的0.0008%；而2020年比100年前增长了16800倍，是美国的1.85倍，居世界第一。1921年中国钢铁产量是7.7万吨，是美国的0.38%；而到2020年达到10.53亿吨，增长了13600倍，是美国的14.6倍，当之无愧地站在了世界前列。数据变化反映了中美之间的此消彼长。中国与世界第一大国的关系，正是这样动态演变的。

（三）动态比较：1921—2021年世界主要大国GDP消长

1921年以来，美国GDP一直遥遥领先。1957年，苏联成为第二。1960年，英国顶替了苏联位置。1984年，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反映了此时东亚崛起背景下日本的飞速发展。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1994年超过巴西成为第8位，并在1999年、2004年、2006年、2007年、2010年分别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这反映了中华民族一路走来的艰难历程。

因此，站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交汇点上回眸世界现代化历程与中国现代化道路，是科学展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坚定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关键。

二、历史反思：世界现代化的本来含义及其演进逻辑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明确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以及世界现代化的本来含义及其演进逻辑。

（一）现代化的“围城”——东西方文化碰撞之间的误解与冲突

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隔障或壁垒，并由此引出一些文化误解与冲突，这种现象叫做“围城”现象。现代化问题上也存在着一种非常深刻的“围城”问题，集中反映为两个“围城”：社会主义的“围城”和现代化的“围城”[1]。所谓社会主义的“围城”，指的是中国和古巴等国的社会主义出现了分化和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成功把中国引向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快速发展之路；现代化的“围城”则主要表现为身处现代化中的人们对于现代化的两种冲击：一类是前现代主义者拒斥现代化，他们时至今日仍拒绝加入现代化，不用电、不开汽车、不吃工厂生产的副食品和加工农产品，而是自种粮食，自给自足。另一类后现代主义者一直批判西方式现代化，如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过程哲学家小约翰·科布(John B. Cobb)，他们用怀疑的眼光审视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理性，反对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征服。

当现代化走向全球化，如何引起思想理论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如何判断现代化，如何对现代化既批判，也吸取，创造一种新的人类文明的现代化[2]？同时，文化建设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内涵[3]，中国现代化道路有怎样的思想前提、价值意蕴与方法论[4][5]？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在哪里[6]？本文将结合以上问题进行延展深化。

（二）现代化的本来含义

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须明确现代化的本来含义。必须承认，现代化最初是由资本主义国家来引领的。本来意义上的现代化内涵非常丰富。首先，理性化。它是以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革命。就思想而言，现代化可以追溯至14~17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理念就是从神性下解放人性，彰显人的理性，用理性的旗帜来审判中世纪的历史、宗教、文化等，继而启发了后来的宗教改革思想、启蒙运动思想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理性化运动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张扬了理性主义旗帜，建立了“理性至上”的“法庭”。其次，工业化。它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大机器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除了以个体能力的片面性高度发展作为条件的分工外，还通过协同构成了一个全面的高度发达的生产体系。美国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反映的这一时代，就是每位工人分工精细并将各自工作做到极致，以个体力量的片面和高度发展通过生产性整合起来后形成全面的高度发展的生产能力，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第三，市场化。生产力飞速发展后，丰富的工业产品销路成为另一个问题，于是市场需求扩大，迫切需要以航海和跨国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商业革命作为大工业的支撑。有了资本的国际化冲动，开拓国际市场就成为必然。如哥伦布发现北美新大陆，就带来了世界体系的重新建构，与此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殖民主义时代。第四，城市化。是以生产社会化和服务规模化为主要内容的城市革命。大市场形成后，与之适应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得大批农民从农村解放出来，成为城市劳动力及工人的后备军，融合现代生产、消费、交通运输、服务体系的城市开始扩张。第五，民主化。大量外来人口聚集，如何管理？答案是民主化，即进行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专门谈到，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确保人们进行交往并组成社会开展协同，让每个人的权益得到保障、意志得到表达、需求得到回应，是人民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主人的基本权利。202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指出，中国的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每个人都能维护自身权益。而反观美国西方民主却存在严重问题，如议会制民主决定了每个政党只对支持自己的选民负责，包括其他一些形式的民主，也都存在不同问题。由于民主形态的多样化，民主道路之间也会产生比较与竞争。第六，法制化。有民主就要有法制，因此还要建立能够保护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律体系。按照西方《圣经》的“原罪说”，人只要拥有机会就可能犯罪，如何预防？就要靠建立强大的社会契约体系，让人即使产生犯罪企图也无法犯罪，体现社会契约精神。这是西方文明一个重要、基本的思想理论和原则，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和法制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它具备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

以上“六化”的要素，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发达，与它们借助于这些要素密不可分。可见，现代化在人类文明进步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为何会导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问题？还需要深度研究和认识现代化的价值二重性。

（三）现代化的价值二重性

认识现代化的价值二重性，首先要理解社会价值的非中立性。所谓中立性，是指一件事情对所有人都一样，如无论谁饮用一杯水都能解渴。而非中立性恰恰相反。实际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同样的物品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这也就意味着现代化的“六化”，都可能产生相应的负面问题。比如理性化，倡导高扬理性的旗帜、建立“理性的法庭”，但由于过度强调，稍不留神就带给人们非理性的压力，因此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情况——单向度的人，他们活动在发达工业社会，只具有“单面思维”，只顾物质享受而丧失了精神追求，只屈从现实而不能批判现实，而将自身完全融入现实[7]。工业化诚然有其进步性，但它使得每个人都只掌握比较单一的技能，尽管能把一两件事做到极致，但总是依附于一条生产线，一旦离开了生产线就无能为力。同时，它还导致社会单一化，使得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不同阶段，衣食住行都大致雷同。单一化妨碍了社会的丰富多彩，人们被大生产的气息压抑，使个体变得非常片面。市场化必然导致金钱崇拜和世俗化倾向。在等价交换原则下，迫使道义服从利益。都市化与“都市病”相伴相生。SARS和新冠肺炎疫情反映出，人群越集中、城市规模越大，越容易出现大问题。此外的交通、环境、市民生活空间等问题，更是制约人类发展的顽疾。民主是人类进步的重要价值。而一旦民主化偏离了正确轨道，极端个人主义就会沉渣泛起。人们只关心自己而忽视他人，甚至损人利己，显示了片面追求民主的弊端。法制更加关注形式公正，往往不大重视实质性原则。而有时公平和效率会发生特别尖锐的冲突。

以上各个现代化价值表现不同，但它们共同体现出来的价值二重性，恰恰是世界现代化本来含义的重要方面。

（四）世界现代化的百年演进历程

早在1945年前，世界现代化就进入了全球化阶段。在现代化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文明史上首次形成了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营，而且进行了殊死的反复较量。因此，实际上，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成果曾被战争摧毁，而后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整体实力增强，逐渐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英美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阵营，于是在人类文明史上首次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个阵营的对立，并且都在推动现代化。在一段时间内，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博弈中变得更加强势和主动，甚至咄咄逼人。当时苏联军事、科技等实力强大，但它恃强而霸，以入侵阿富汗为转折点，终于逐渐衰败。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诞生了。在此体系下，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即第一世界，它们分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东德、西德成为第二世界代表，分别处于相互对立的阵营；第三世界的中国、印度也分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三个世界”划分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以意识形态为主导，而是以现代化的程度和水平来划分世界体系。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形成一超多强的格局。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一家独大，从二战以后长期占据世界综合国力首位，并远超诸国。所谓一超多强，对美国而言是相对全面的，但其他国家都各有强弱。如日本经济实力一流，但政治、军事都不太强；俄罗斯政治、军事较强，经济其实并不强；欧盟情况更复杂。与此同时东亚崛起，亚洲四小龙（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等，都实现了迅速发展；此外拉美国家崛起，它们在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基础上逐渐走上正轨。

回顾这一历程可以发现，世界现代化由最初的西欧模式、北美模式、苏东模式，逐渐衍生出东亚模式、拉美模式。这表明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各国立足于对现代化本身含义及其价值二重性的借鉴与反思，根据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内外发展特点探索出来的，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深化拓展，调整适应。世界现代化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实践，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背景和条件。

三、自我反观：中国对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创新

从整体上看，世界现代化是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各主要国家都参与其间，贡献了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而中国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一）近代以来中国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历程

畏惧现代化——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西方现代化最初是伴随着侵略战争而来，代表着现代化的帝国主义洋枪洋炮，令中国人民饱受屈辱，所以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对现代化不怀好感，乃至敬而远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过关于学习现代化的积极探讨，如洋务运动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福建水师、北洋水师等斥巨资购买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误以为技术与利器就等同于现代化。后来发现，如果没有制度现代化，光靠引进器物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追寻现代化——1911年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从太平天国、义和团到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启发中华民族从思想上幡然奋起。在追寻现代化的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提倡进行自我国民性批判，甚至有人主张全盘西化。鲁迅先生以小说为启蒙武器，帮助中国人认识自己的国民性；柏杨创作《丑陋的中国人》，还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在三座大山重压下呈现出的落后面貌。五四运动呼唤的科学与民主，就是倡导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现代化理念，探讨改造中国的问题与办法，引导知识分子追寻实现现代化之路，推动民众思想解放和理性觉醒。

3. 脱离现代化——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一时期国家首先面临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救亡图存是国家的主要使命，因此难有更多精力来推动全面现代化，以致长期脱离现代化。

4. 探索现代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确立了现代化的目标，周恩来同志在1954年就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但我们对现代化仍存在误解，比如将工业化片面理解为重工业、大炼钢铁等，甚至走向反右扩大化，直到“文化大革命”发生。

5. 拒斥现代化——1966年“文革”到1978年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确认“文化大革命”的失误，这一时期抛弃了对现代化的追求目标，提出所谓“反帝、反修、反封建”的口号，对世界格局、历史传统和未来规划都作了错误理解和判断。

6. 创造现代化——1978年以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推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实践中开启了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积极探索

回顾百年党史，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始终贯穿其间。自从党通过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必要政治前提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积极探索一直在进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历程中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搞现代化？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从邓小平同志直到习近平总书记，都多次强调走自己的路。这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1.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艰难探索

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一个根本目标：“我们的总任务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8] 350同年周恩来同志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进一步将现代化目标设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在当时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普遍认为：只要把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造、城市工商所有制改造如期完成，中国就可以按照苏联模式推进现代化。但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抛出“秘密报告”后，中苏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看法发生分歧并进行了长期论战，我们由“以苏为师”转变为“以苏为鉴”。这时毛泽东同志意识到，中国要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并不容易，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的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展示了深远宏阔的战略布局和独立坚定的政治定力。他在党的八大上明确提出，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阐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这一正确认识没能坚持下去。由于苏联的变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性，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的认识发生了偏离，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阶级矛盾、道路矛盾变成了主要矛盾，于是国家指导思想逐渐以阶级斗争为纲，先后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扩大化，最终酿成十年内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由于对国际国内的形势的认识逐步发生偏差，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偏差，最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可以说没有找到一条完全适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用20多年时间，成功走出一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建党道路和革命道路。随后近30年又努力寻求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间经历了艰难的思想和实践探索。

2.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全面推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概括了这段时期的主要任务：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制度保障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文化大革命”后，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抉择。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看起来只是恢复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却带来了思想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启了改革开放之路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当时我们重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莫衷一是。邓小平同志讲了三句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不是社会主义，低速度不是社会主义。同时还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回答了这一关键问题后，我们不断进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理论应运而生。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引航者，中国共产党怎么定位自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了回答：我们党要始终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还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指导思想意义深远。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经历了国内风波、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认为人类历史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中国向何处去？邓小平南方谈话发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明确信号，为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了准备。笔者1992年被加拿大政府授予“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研究奖”，到加拿大调研多元文化主义时，正逢党的十四大召开。当时的加拿大当地媒体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新的起点——中国决定建立市场经济》的通篇通栏报道，反映了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震惊。这是因为西方社会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市场经济与他们预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大相径庭。而今反观，如果当时不实行市场经济，2001年中国能否加入WTO，2010年经济总量能否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开放的作用至关重要。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回答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在发展过程中不计代价、不计成本、不管环境，凡事只片面追求速度与规模，导致资源能源环境消耗过大。如果长此以往，基本上将断送前途和命运。基于此，中央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通过以上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创新，系统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问题，实现了根本性突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全世界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伟大事业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导，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

一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是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是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四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五是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六是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七是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八是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九是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是明确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尤其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二是党以深化自我革命来永葆千秋伟业。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窑洞对”回应了民主人士黄炎培对于历史周期率的解决方案——人民监督。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第二个方案是自我革命。在这一背景下，有助于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内容和重要地位。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内容和重要地位

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4）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点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到底新在哪里——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百年奋斗，构建起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到底新在哪里？本文从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结合中加以探索。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总体规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实践，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但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涵、特征的认识，也经历了借鉴、曲折、丰富的过程。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这一概念得以明确提出、逐渐成熟并完善成型。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9] 163“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9] 164当年10月他形象地比喻：“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9] 194并在1984年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进一步明确：“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10] 54由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提出的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被实事求是地调整为实现小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又对现代化作了新的阐述：“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1] 164这五个方面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特点。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目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笔者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应有以下特点：一是以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为初心使命的现代化。党自成立以来，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二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国家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改变了世界现代化的版图，也改变了世界的人口质量和结构。三是面向全体人民的现代化。中国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能够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四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要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一点是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西方的现代化不关心人，而过度关心资本。比如抗疫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认为所有经济效益都要服从于人民身体健康、生命安全，而后才有生活幸福；而西方治理体系始终围绕经济在运行，结果导致美国数十万人生命凋零，全球其他国家也有2.7亿多人感染，远超想象。

（三）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我们不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还把它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建设道路、改革开放道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也伴随时代不断丰富，先后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指导思想的三次飞跃。

（四）内容：“五位一体”全面推进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这“五位一体”，标志着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越来越全面。以往观点认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将重工业产量视为重中之重。但现在我国对于整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的认识都有了发展，而对于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生的关注尤为突出。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根本改变了我们对自然的态度。他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提出，长江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使得长江这条母亲河整体上获得新生。中国式现代化以其鲜活的理论生命力和实践说服力破除了西方狭隘的“中心主义”。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曾有一段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来邓小平同志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也就是树立全面的观点，“全面”成为了我们党的系统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中国社会发展纳入到高度有序的体系之中。因此，我们既不是简单延续历史文化的母版，也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也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再版，更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真正走出了一条站在人类文明高端的发展道路。

（五）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优势和最大特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回顾党史百年的艰难历程，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它的领导核心、思想引领，不可能走到今天。况且在此基础上，党还要严格地自我约束，既要协调各方，又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还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我们真正做到了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同时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并将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之内。

2. 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着国家性质。我国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确保人民当家做主。它不仅吸收了西方选举民主的合理部分，也创造了伴随社会全领域、全过程和全周期的协商民主。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既保障人民有民主选举的权利，又强调“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人民民主真谛。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尤其是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的作用，是构建新型政党制度的题中之义。中国制度区别于西方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视政策的延续性。西方国家举办一次选举，参选人胜选的关键在于最大程度地否定、抹黑前任的政绩及作为，因此每一次美西方民主选举活动如同一场“拳击赛”。美国历任总统包括特朗普、拜登等上台前，无不对前任总统的施政成效、外交政策乃至个人私德展开不遗余力的批评。而中国则是一代接着一代、一届接着一届的“接力赛”。用“接力赛”超越西方选举制的“拳击赛”，有利于更好发挥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能。

4. 依法治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2021年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效能，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优越性。

5. 国际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既确保人民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又能保障各项事业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稳步推进，显著区别并超越西方单一选举民主和党派政治民主沦为少数人逐利的“金钱政治”、政党政治堕落为“政党恶斗”、权力制衡演化为“否决政治”的乱象，克服西方民主国家和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国家“有民主无效能”的通病。

（六）基础：多种所有制与多种分配方式内在结合

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构建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复合所有制体系。在此基础上，如何既使公有制经济为国民经济提供坚实可靠力量，又通过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和机遇？首要在于解决分配的大问题。我国实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复合式分配方式，既可以激发劳动者积极性，也可以使各种社会资源更加充分地进入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近年来国家推出许多配套政策鼓励大学生在校期间试创业，让他们自行经营管理经济实体，参与国家经济社会运行，对社会主体则给予了更多创造性空间，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使当今中国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

与西方比较，更能凸显中国的优势。西方基本上实行单一的私有制，虽然富有活力，但无法形成合力。如美国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进而影响了全世界，反映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自我克服的弊端。前苏联、东欧国家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重工业基础厚重，但缺乏多样性和活力。而中国经济制度能够较好地扬长避短，显现了多种所有制与多种分配方式内在结合的优势。

（七）机制：市场经济和政府宏观调控内在结合

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我国经历了从辅助性作用、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认识过程。我们认识到经济运行必须尊重价值规律，激发市场活力，同时也要更好地根据经济运行规则实施宏观调控，防止秩序混乱。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确实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激发经济活力，吸引积极投资，但如果任其发展，产能过剩将难以避免，而一旦过剩不能有效化解，就会酿成经济危机，使得社会财富丧失殆尽。西方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决定了对它不能完全照搬，而需要有条件的吸收借鉴。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起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使用了这两个概念，为两个不同主体的行为划定了边界。作为市场主体，要敏锐地注意市场变化，同时关注社会政策。作为政府管理，则要考虑如何把政府行为建立在通晓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之上，避免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发展道路，与完全依靠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西方经济有着本质区别。

（八）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明确要求。从抗日战争时期倡导新民主主义文化，到新时代强调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一以贯之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同时，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心态向所有世界优秀文化学习，让世界文明史的精华都能为我所用，但也绝不照抄照搬。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发展道路，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西方式现代化拥有自身的文化传统，但却凭借现代化优势向世界各国进行文化输出，推行文化霸权，奉行文化帝国主义，与中国倡导的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开放包容的文明观形成了鲜明对照。

（九）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但却是一个温和的大国，从来没有侵略他国的基因。我们一方面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前提，废除了帝国主义强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坚持独立自主，把生存发展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对外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独立自主地处理外交问题。另一方面我们积极履行国际义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所有国家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西方式现代化大多建立在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侵略和殖民基础上。他们大肆鲸吞弱小国家和落后民族的财富，为其带来深重灾难，造就了一个特殊而残酷的殖民主义时代，构建其霸权主义世界体系，使得许多后发国家很难既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又保持自身独立。中西方立场和行动的两相对比，有力驳斥了西方国家散布的“中国威胁论”。

事实上，中美之间正在进行一场价值大博弈，双方最终究竟谁能胜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站在人类道义高地。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美国伟大”，并不断搞一些小动作意图“围堵”中国。而中国始终大气沉稳，富有智慧、有礼有节地科学应对，这体现了中国不光关心自身发展，而且胸怀天下兴亡的全球理念。

（十）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

塞缪尔·亨廷顿曾提出“文明的冲突”的概念。他认为，有三种文明在未来的冲突中将扮演重要角色：东方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他把东方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视作一种区域性文明，认为它们彼此间存在着结构性冲突，唯有西方文明反映了人类普遍的价值观。他由此判定，上述三种文明将在未来相互对抗和斗争[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倡导文明多样，为世界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刷新了世界对文明的认识和定义，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回应。同时，中华文明也要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积极借鉴，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百年奋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创新，我们可以更好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及其意义，也可以更好提升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方法论自觉。

（一）“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关键节点上的道路自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及其意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关键节点上的高度自觉，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对于这一意义，可从以下四个层面来看待：

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世界政党史来看，它是百岁之际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达到了高度自觉。世界上固然不乏百年老党。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大党，领导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并成功地完成了四次历史性转型，但由于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模糊性、组织的去结构化和家族化、选举政治策略的落伍，尤其是停止了自我革新，导致长期丧失全国和地方政权和议会第一大党地位，民众基础也正全方位流失[13]。中国国民党开启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河，也曾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做出贡献，但在全国执政后不久，即放弃革命立场和革命精神，暮气沉沉、纲纪松弛、腐化堕落，先后失去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执政地位[14]。而同样作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从一个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型组织，到成为一个拥有9600多万党员的百年大党；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在野党，变成了一个世界最大人口大国的执政党；从引进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起步，而今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思想理论发展的高峰。谱写了世界政党史的华丽篇章，成为世界政党史的典范。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从此马克思主义就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欧洲革命、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遭到各种责难，但在中国却焕发出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活力在当代中国得到展现、在中国发展中得到验证，并在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新成果，实际上也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来看。中国道路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史，经历了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又由科学走向了世界各国。在其指导下，苏联主导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一度被视为社会主义道路的典范。但由于各种原因，社会主义阵营在1991年前后不复存在。对此，美国学者福山宣布这是“历史的终结”，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前途和命运。然而1992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了福山的预言，社会主义从传统走向了特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它不仅仅解决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生存发展的问题，也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能够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提供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

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解答人类文明发展空间的道路困惑角度来看。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积贫积弱，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中国共产党成立于这一背景下，也就必然要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百年党史也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历经百年，我们站在了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至少是其中之一。中华民族真正强起来、富起来，并沿着这条道路奋进。我们不仅回应了中国的问题，也解答了人类文明发展空间的道路困惑，引领了构建中华文明新形态的未来方向。中国必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未来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强化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的方法论自觉——胸怀两个大局，强化三个意识

理解世界现代化历程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最核心的是两个方面：一是胸怀两个大局。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顾世界现代化走过的历程，我们如今面临的是过去百年未曾有过的大变。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最大成功，就是把世界的所有变化，通过自己的智慧、热情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将其转化为发展机遇，成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战略。二是强化三种意识。①历史意识。尤其要坚持大历史观，就是要把党的百年纳入到中华文明五千年、社会主义五百年、西方现代化的几百年历程中去。只有树立大历史观，把所有局部事件放到一个较长历史时段中进行比较，才能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中如何不断识别、引领天下大势、顺应大势所趋，如何识别掌握人心所向，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正确的解放和发展道路。②时代意识。时代不断发展，机会挑战并存。中华民族通过百年努力，已前所未有地融入世界，世界范围内的微小变化也都可能影响到中国。具备大时代观是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种潜在风险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更宽广的全球视野来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中国不但自身在发展，同时也在关注世界，努力为世界作出应有贡献，体现着大国责任与担当。然而美国等一些国家为了实现霸权，却竭尽全力遏制中国发展。时代具有很多新特点，有很多确定和不确定的走向；时代给我们提供机会，也带来挑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能否更加自觉地走向未来，既取决于对于时代的认知把握，也在于如何逐渐引领时代。③自我意识。希腊著名古迹德尔菲神庙中的太阳神庙门上，刻写着——know youself（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反映了古希腊人的智慧。古埃及著名神话形象斯芬克斯答案为“人”的谜题，也体现了人类学意义上的自我认识。中华文明也强调“人贵有自知之明”，中国共产党人也有自己的自我意识。今天，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意识，更要站在新文明观的高度来看待每一个人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成为新时代的文明人，只有在自我意识的背景下认清使命、提升境界，中华民族才能成为一个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民族[15]。

【摘 要】人类发展至今，不论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还是生活水平都越来越高。但明明物质生活都前所未有的提升了，现代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可社会上人们的幸福感却并没有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改善而有所提高，这让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深入思考和探究。

【关键词】经济发展；国民幸福；物质生活

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中，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早已让我们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经济增长和发展是让国民幸福快乐的重要方式，而国民快乐与幸福则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最终目的和精神动力。

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民幸福指数挂钩的这项理论问题，其实在西方早就有了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证探讨。西方有斯密、密尔等将这一学说渐渐发展开来。首先，斯密先是认识到追求幸福的利己主义本性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出发点。密尔则在斯密的基础上对他的利己主义与边沁的社会功利主义思想进行糅合，并认为快乐主义是一种关于利他主义的行为伦理思想。直到后来在20世纪4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将福利与快乐当成是一回事对待，并认为经济发展的任务就是致力于“人类的快乐”。就这样，在将经济学转变为“痛苦和快乐的微积分”并逐渐发展起来时，也促进了经济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曾因研究快乐心理学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教授丹尼尔·卡尼曼，便认为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行为动机，使得经济学、快乐以及心理学之间不断产生联系，让经济学理论与快乐理论的相关联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

二、经济发展和国民幸福关系的分析

1.经济状况是影响国民幸福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当今社会，贫困解除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影响社会上国民幸福的因素有很多。但事实证明，经济因素也只是影响国民幸福指数的因素之一，经济增长与社会幸福并无法成显著正比关系。国民幸福只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反映的是社会整体进步与个人的全方位发展。除了经济因素外，影响国民幸福指数的还有个体的文化、心理、个性、情感、思想、经历、精神、觉悟等各个方面的因素。所以，即便是拥有同样的财富，同样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快乐幸福指数却依旧存在着差别。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之间的相关性也并非是简单的对应因果关系，而是通过社会环境和各种人文非经济因素的共同调节来得到实现的。

2. 经济的发展与国民幸福感的发展未必同步

国民的需求要首先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开始。只有在生存需求有效满足后，人们才会追求生活的品质和精神的享受。因此，经济增长也只是国民是否幸福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将国民幸福指数从片面的经济角度去探究明显是非常狭隘的。国民幸福感应该从他们的生活环境、社会状况、生态建设、居民福利等各个方面相关。自20世纪以来，我国为了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领导人想尽一切办法让各行各业都繁荣昌盛起来。但随着GDP指数的不断增长，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政绩便罔顾了环境问题，甚至以牺牲环境保护的代价来实现GDP的增长。于是，我国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巨大的问题，逐渐成为困扰我们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其实是建立在牺牲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为代价的。我们虽然拥有了不断提升的生活水平，但却无法回到青山绿水中去享受一片清新舒适的生活空间，国民又如何有幸福可言？从此，我们每日面对的数不尽的垃圾和日渐稀少的能源，地球无法持续发展，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因我们而再也无法呼吸新鲜的空气。

3.促进国民幸福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

再怎么注重经济的发展，其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将经济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让国民幸福。这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至今都在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生活。社会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目标不仅仅只是光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忘记让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一个人想要在一个社会团体中获得幸福快乐，必然跟这个人的价值目标和生产目的息息相关。

三、经济发展和国民幸福的兼顾方法

没有幸福的生活，拥有再多钱也没有用。因此，在促进GDP增长的同时，为人类创造更多的幸福感也是当务之急。在当今社会政府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考虑着要培养国民的幸福感，并为人民的幸福感探索出一条路来。让人民在生活水平增长的同时，生活的品质和品味也在大幅度提高。因此，在听从党的号召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以下方面：

1.分析GDP增长的意义和重要性

首先，政府应该抛却过去以“经济增长指标”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的影响。其次，要在国民GDP增长的同时，将一部分精力放在人民的幸福感与快乐上，更加关注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福利。譬如建立养老制度；关心社会年老之人的身体健康和养老问题；发展就业、救助、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上各式人群提供各方面的帮助等。保证居民经济生活水平增长的同时，其精神食粮也越来越富足。

2.注重经济发展过程中给人类带来的不幸福因素

首先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在引进发达国家的高科技的同时，还要注意所谓的高科技也会有两面性。其次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使用高科技的方便性的同时，也不能忽略高科技可能会给国土资源带来的一定性伤害，从而逐渐降低人类的不幸福。最好可以发展一条高科技、低能耗、低污染的新型发展道路。

只有实现可持续发展，让人民的幸福感提升，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才会增大，而我们国家才会真正富强。只有让我们全体国民共同努力起来，共同为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而不断奋斗，才可以在国民GDP增长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幸福度提升。

[1] 吴曦.浅谈幸福指数与经济发展[J].东方养生，2015（30）.

[2] 秦其文.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关系及意义[J]. 现代经济探讨，201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