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去世后爱听的收音机上五七坟可以一起烧掉吗?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物——我党著名无线电专家涂作潮。这个名字可能大家都很陌生,可说起他的代号“木匠”,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得意门生李白还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烈士李侠的原型。

涂作潮原名涂保生,1903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困家庭。因为家境贫寒,涂作潮从小就十分懂事。13岁时,他听从母亲的安排,跟随姐夫去学习木匠手艺。

学了一段时间后,涂作潮加入了劳工会,成为湖南第一批会员,之后又进入工会创办的夜校学习。1920年5月,为反对工厂老板的剥削,工人纷纷响应号召奋起反抗,积极展开罢工运动。一时之间,形成了泥木行业总罢工。

涂作潮本就是诚恳正直的人,为了积极响应罢工运动,他四处奔波,给大家端茶倒水,忙得手脚不停。经过大家一致努力,罢工运动最终取得压倒性胜利,工资也得到了有效提高。

然而,涂作潮因为积极参加罢工运动,不幸被资本家解雇。为了能讨口饭吃,他告别故乡,来到上海恒丰纱厂工作。正巧这时,党组织为了配合杨树浦区的工人开展工人运动,在恒丰纱厂附近创办了工人夜校。

涂作潮看到夜校招生后,积极报名。在这里,他认识了蔡林蒸(蔡和森哥哥)和林仲丹。在他们两人的介绍下,涂作潮加入共产党,将名字“涂保生”改为“涂作潮”,寓意掀起革命浪潮。

入党后,他更是主动参加革命斗争。1925年5月,涂作潮正在街上进行爱国演讲,讲得正精彩时,突然被巡捕房抓走了。经过党组织的奋力营救,入狱没多久就被保释出来。

一天,涂作潮照常上街做群众工作,呼吁大家积极加入革命斗争。正巧碰到一群流氓痞子调戏一位长相秀气的女工,涂作潮当即拔枪射伤了混混。这导致他的身份彻底暴露,为此还受到了党组织的处分。

当时,党组织对年轻党员主要有以下三种安排:在革命运动中没有暴露身份,且有较好的组织领导能力的党员,可以转入地下工作;身强力壮的同志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暴露党员身份的同志,则送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五卅”运动后,有一批身份暴露的同志,涂作潮正好和他们一起前往莫斯科。到达莫斯科后,涂作潮被编排至1连2排,俄文名字是“沃罗达尔斯基”。为了不辜负组织的安排,涂作潮拼命学习俄语,上课时认真听讲,争取早日回到祖国继续效力。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顺利召开,涂作潮作为东方大学的学生代表,到会旁听并担任会议庶务科庶员。参加“六大”期间,涂作潮正好坐在周恩来身后的位置,因此认识了周恩来夫妇。

闲聊中,周恩来得知涂作潮的经历,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既然你做过木匠,那我以后就叫你木匠!”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又拉着涂作潮认真地说道:“木匠,你去学通讯吧。爆破技术固然重要,但是国家通讯技术没有人啊!用点心学,部队里着急用人!”

听完周恩来的话,涂作潮顿时感觉压力重大,他和几位好友向学校提出想学习通讯技术的请求。同年10月,共产国际批准涂作潮等人前往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

涂作潮本以为能有所作为,但他在那里学习却十分吃力。因为他没有学过数学,无线电的课程对他而言无疑是天书。学校要求每分钟必须记录一百个电码,涂作潮连30个都记不住。

教导员很委婉地劝退涂作潮,因为他的数学基础为零,没有办法在一年内学会复杂的知识。涂作潮内心十分茫然,这么努力还是学不好,党组织还等着自己回去帮忙。

正当他陷入了迷惘之际,伏龙芝通讯联络员的政委给他指了一条明路,政委宽慰道:“你报务学不好,那就主攻机务吧!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机务主要就是组装和维修,勉强也算是电工那一类!”涂作潮思考了一会儿后,决定听从政委的建议,改学机务。

虽然机务和木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涂作潮心灵手巧的天赋被机务彻底激发出来。他学会了有线通讯、无线通讯,汽车修理,木工锻造等也被他玩得明明白白。从一个不合格的报务员,成为了一个如鱼得水的机务员。

1929年10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后,刘伯承、黄平等人在红河附近成立“远东工人游击队”。一共组成4个中队,随时可以跟苏联红军一起进入我国东北腹地。涂作潮听从组织安排进入远东工人游击队,担任游击队无线电机务人员。

同年12月,因为《伯力协定》的签订,远东工人游击队也面临解散。次年3月,涂作潮在学成一身本事后,和同学一起秘密回到上海。之后,涂作潮被分配到中央特科。

那时候,我国整体都比较落后,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和红军人数不断扩大。可中央和地方根据地的联系,还是依靠交通员的来回往返。这种联络方式缓慢,效率低,还十分危险,风险性很大,时常有通讯员被国民党抓捕的情况发生。

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建立起自己的通讯电台,周恩来向中央特科下发指令,需要尽快筹备电台。那时候,学过无线电台的技术人员少之又少,作为中央特科第四科科长的李强,他是自己对着无线电书籍自学,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

像涂作潮这种,接受过专业、正规的无线电技术人才,可是中央特科的“大宝贝”。这年冬天,李强成功装配出共产党独立掌握的第一部电台,由于一些设施不完善,导致电台没有被正式使用。涂作潮立即参与这部电台的改进工作中,由于缺乏相关理论知识,他立即找苏联的同学,帮忙弄来不少美国出版的无线电台杂志。

翻阅了众多杂志,最终在书籍中找到新式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图样,涂作潮四处搜寻,想方设法去收集电台所需要的材料。经过大家夜以继日,反复琢磨,无数次的失败后,最终使这部电台成功使用。

1930年9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李强秘密举办了一个中央特科无线电培训班,专门培养电报方面的人才。涂作潮等人理所当然担任无线电培训班的老师,为了保障培训班成员的安全,本次培训采用的是分散性居住单线联系教学模式。

两三个月后,涂作潮成功培养出一批优秀学员。为了提高培养人才的效率,涂作潮等人决定第二批的培训方式,采用集中教学的方式。为了掩人耳目,涂作潮在法租界租了一栋3层的精致小别墅,对外挂牌“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

虽然挂了一个工厂的牌子,涂作潮还是认为没有业务往来,迟早会引起怀疑,暴露身份。然而,正当涂作潮打算开展一些业务,混淆视听时,它就出事了。那天,天空正下着蒙蒙小雨,伴随着刺骨的寒风吹在脸上,让人不禁打了个冷颤。

教导员张沈川正在小别墅二楼,教同学如何收报和发报,学员听得如痴如醉。突然,6个特务破门而入,还有2个金发碧眼的洋人,来人拔枪顶着张沈川的脑门,大声问道:“你是谁?来这里做什么?是不是共产党……”

张沈川立即冷静下来,冷静回答他们的问题,并给后面的学生使眼色,让他们把窗帘拉开。这其实是培训班的暗号,二楼最右边的窗帘如果拉开一角,就表示出事了,下面的人就能看到消息。在这危急时刻,一位学员趁敌人不注意,将窗帘的右角拉开。

这时,正要来上课的宋廉抬头一看,警觉地意识到一定是小别墅出事了,急忙离开,并将这消息告知李强。过了一会儿,涂作潮也来上课,他拎着一桶油漆来到小别墅。

为什么他会拎着一桶油漆呢?因为他今天讲课的内容是关于变压器的知识,其中就有如何使用油漆消除变压器噪音的技巧。

当他站在门口敲了一会门,却一直没有人反应时,涂作潮意识到定是出问题了。已经到门口的他,猜到有许多双眼睛正盯着自己,如果贸然离开,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涂作潮将计就计,继续在门口敲着,声音越敲越大,惹得附近的人探头询问。终于繁杂的敲门声把里面的人敲出来了,那个领头的洋人对涂作潮叽叽咕咕说了一顿。涂作潮听不太懂,但也不敢就这么走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演下去。

洋人见涂作潮听不懂,就拿出自己的工作证给涂作潮看,他这下确信小别墅是真出事了。他必须想办法尽快脱身,将这个消息报告给其他人。涂作潮装作什么都不懂的样子,用口齿不清的英语向洋人表明自己是来讨债的,让洋人给自己主持公道。

那人见涂作潮还在胡搅蛮缠,听不懂说什么,心烦气躁之下将他一脚踹出去,让他赶紧走,并将门反锁。涂作潮成功脱身后,并没有选择回去,而是先在外面逛了好几圈。反复确认没人跟踪他后,换乘两趟电车,来到李强的住处,将事情如实汇报。

1930年12月,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成功活捉国民党指挥员张辉瓒。其妻子得知这个消息后,急忙找人帮忙,哪怕是要散尽家财,也要将丈夫营救出来。程潜等人也纷纷向中共中央传话,希望不要杀害张辉瓒。

蒋介石也向红军承诺,如果可以放了张辉瓒,他愿意释放大批“政治犯”,并给予红军20万银元现款和20担的西药以及枪支。针对蒋介石给的条件,我党也愿意与之谈判,周恩来派李翔梧为红军代表、涂作潮为中共代表,跟随黄兴一同前往南京谈判。

经过对张辉瓒的一番审问后,朱德认为他并没有什么威胁性,将他下放至红军学校担任教导员,毛泽东也一再强调不可以杀害张辉瓒。1931年1月28日,江西吉安苏维埃政府召开公审大会。

会前,毛泽东再三强调看守人员,一定要保护好张辉瓒的个人安全。虽然毛泽东多次强调,但公审大会上群情激愤,张辉瓒被赤卫队员拉到一旁手起刀落,尸首分离。

赤卫队成员将张辉瓒的头颅放置在一块木匾上,木匾旁边有一块白布条,上面写满了张辉瓒的罪证。为了泄愤,群众将木匾和头颅一起放在赣江河面上,让它随着水流漂流而下。不巧漂到了吉安附近,被吉安守卫军发现,立即上报蒋介石。

李翔梧、涂作潮等人对此毫不知情。抵达南昌后,找了一个旅馆暂时住下。李翔梧因闲得无事,出来散心,观赏南昌的风土人情。随手买了一份最新的报纸,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可把李翔梧吓坏了。报纸上赫然写着,张辉瓒首级被国民党军从河里捞起的新闻。

李翔梧顿时没了心情,急忙拿着报纸,赶回旅馆和涂作潮商量对策,他们决定立即收拾东西离开南昌。几人摸黑走了30多公里,没一会儿,走进村里,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希望可以暂时收留一下。

这村民是个心地善良且讲义气的人,见他们落难没有过多询问,收留了他们。涂作潮和李翔梧等人待到3月份才离开。他们离开时,村民又赠予了盘缠和干粮,涂作潮等人对此很感激,为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没有将共产党的身份告诉村民。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些好奇,涂作潮一个搞无线电的技术人员,为何代表中共参加谈判?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反“围剿”作战中,我军收获了半部电台,它只有收报的机器,没有发报的机器。中央之所以让涂作潮去,是希望他能将这半部电台运行起来。

不久后,涂作潮回到苏区,将俘获的国民党10位报务员押解到红军队伍。仅凭一把钳子、一把扳手、几把改锥和秘密弄回来的材料,成功将半部电台组装成可以使用的第一批电台。有了一次成功后,党组织建立了一支红军无线电大队。

1936年西安事变前,刘鼎让涂作潮配制出一部功率100瓦,能全国通用的电台。接到任务,涂作潮没什么底气,自己能不能弄出来呢?这是第一次配置,没有参考数据,没有合适的变压器,就要自己动手计算得出结论,没有适合的水银真空管,就用其他型号的代替。

涂作潮经过精心研究,终于在西安事变前成功研制出来。很快,刘鼎就将组装好的100瓦电台,秘密转移到红军驻西安办事处。涂作潮研制的这部电台,不仅可以在白天接收苏区的新闻电稿,还能晚间转播出去,信号甚至可以传递到苏联的远东地区。

周恩来抵达西安当晚,与涂作潮进行了见面,上次面对面交谈是在莫斯科的时候。周恩来摸着自己有些长的胡子问道:“木匠,有刮胡刀吗?”

“有,很久没用,有点钝了。”

“把这胡子刮一刮,准备去谈判了!”话音刚落,周恩来接过刮胡刀用热水敷脸。

涂作潮接到党组织命令,前往上海,秘密恢复党组织的电台。为了掩人耳目,涂作潮开了一家无线电修理公司。作为一个潜伏者,他身上有一个很大的“漏洞”,一个34岁的老板,却孑然一身,生活过得很单调,没有老婆孩子,多少有些不合乎情理。

一次,隔壁书店的老板过来找涂作潮闲聊,对涂作潮打趣道:“我觉得你像共产党。”

轻飘飘的一句话,在涂作潮心里掀起千层浪,他故作镇定道:“我怎么就像共产党了?”

“你一个人住大房子,还没有老婆和孩子,平时也没有什么生意,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这房子租了一半出去,平时偶尔有点生意,还能赚一点呢!我也想有老婆呀,你又不给我介绍,你给我张罗一个有文化的女大学生吧!”

因为隔壁书店的老板是个大学生,涂作潮继续说道:“我觉得你才像共产党。共产党都是有文化的人,穿长衫,戴眼镜,你不会真是共产党吧?”

书店老板急忙解释:“你这话可不能乱说!这要是让外面的人听到了,你和我都要掉脑袋的。”涂作潮知道自己得赶紧找一个妻子,最好是带小孩的女人,不然自己这一大把年纪的老板,还没有一个孩子,真的太扎眼了。

经过别人介绍,涂作潮娶了上海纱厂的杂工张小梅为妻,她前夫因为肺结核去世,留下一个5岁大的孩子。她没有文化,也没有读过书,涂作潮也很放心。因为要是娶个有文化的妻子,会发现他玩的根本不是收音机,而是被禁物品——电台。

说到这里,那我就不得不提下涂作潮的徒弟李白,他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当时,党组织将刚从延安过来学习的李白介绍给涂作潮,组织希望涂作潮可以大力教授李白,将他培养成全能型的无线电技术人员。

涂作潮接到命令后,决定将无线电修理公司卖了,和李白一起又成立了一个新的无线电公司。涂作潮担任老板兼修理师傅,李白担任账房先生兼修理学徒。有一句老话是——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可涂作潮不担心这些。相反,他希望组织里更多的人可以学会这个技能。

为了让李白熟练掌握这些技能,涂作潮也是费尽心思。电台的功率是100瓦,工作时电荷很大,还会伴随滴滴答答的电报声,很容易被敌军发现。所以,涂作潮每次都在晚上大家睡着时工作,把100瓦降到7瓦,更加有效减轻电荷,降低暴露的风险。

1948年12月30日,因被叛徒出卖,李白不幸被捕。1949年5月7日,李白惨遭敌人残忍杀害。同年8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为李白等烈士举行追悼大会。涂作潮也参加了这次追悼大会,只是默默在一千多名群众中哀悼。

1984年12月31日,这位为无线电事业劳作一生的老英雄去世了。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和缅怀涂作潮前辈的革命业绩,继承和发扬他的革命精神。

向默默无闻的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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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汤涛(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传播与政府公关研究中心研究员)

早在2007年,笔者就着手对老市长汪道涵进行研究。为查阅档案史料,在相关部门的资助下,先后赴中央档案馆、国家机械工业档案馆、国台办、海协会,以及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档案馆,查阅和收集了近1000万字的史料和文献。同时,笔者还沿着汪道涵曾经学习、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即安徽明光、湖北红安、皖东抗日根据地、华中解放区、山东解放区,以及杭州、上海、北京、香港等实地考察走访,并采访了汪道涵的50多位家属、亲属,以及秘书和学者等有关人士。其中,河南罗山县“五七”干校是必走访之地,因为1969年10月,汪道涵从国家外经委被下放到此干校,接受过三年的审查和劳动改造。

一、与谭伟一起做“放牛倌”

1966年11月,担任国家外经委副主任的汪道涵率中国政府经济考察团抵达巴马科对马里进行友好访问。三个月之后,当他结束访问回到北京时,国内形势风云突变,他当即被扣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叛徒”帽子,关押在北京阜外大街外经委二号楼隔离审查,实行“群众专政”。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这一最高指示决定了大批干部的命运。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罗山县“五七”干校就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下,由20世纪50年代末河南省公安厅建起的“信阳五一劳改农场”改名而来。罗山有一机部、物资部、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国家经委、国家科委等十来个“五七”干校,外经委的干校设在罗山龙山乡十里塘村。

图 | “文革”中下放罗山“五七”干校的汪道涵

1969年10月,汪道涵离开北京,到中原农村开始一种别样的劳动生活,这一年他54岁。

现在的罗山县,交通发达便利。抵达罗山县城后,再驱车南行四五公里便到龙山乡十里塘村。十里塘村位居罗汉公路两边,这里就是当年外经委罗山“五七”干校旧址。罗山干校有500多人,分三个连和一个校部。汪道涵最初分到二连,后转到三连。

在罗山干校,连队是按粮田、副业、基建的作业分工,对所有人员实行军事编制,各连有连长、指导员,受校部党委领导,干校也有军管代表,生产、运动都受校部领导管理。

由于汪道涵年龄大,抵“五七”干校不久,就分配他和外经委一局局长谭伟一起放牛。谭比汪小一岁,早两个月下放到干校。汪道涵和谭伟管理喂养了20多头牛。放牛看起来很轻松,其实是个又重又脏又累的工作。

干校的牛棚类似简易仓库,一字排开有50多米长,三面为土坯墙,房顶盖着稻草。放牛首先是个技术活。牛拴在哪个栏里,汪道涵事前都要规划好。有些公牛好斗,必须得把好打架的公牛隔开,稍有怠慢,整个牛棚就会成为厮杀战场,一旦开战,那将是一场灾难。

图 |外经委罗山“五七”干校三连的三排房子。当年汪道涵曾经在此居住

放牛是个体力活。汪道涵既要为牛铡草,还要负责挑水喂牛。牛的饮水量很大,汪道涵他们每人每天要到河塘里挑几十担水。汪道涵之前担任过华东工业部长和一机部副部长,懂得机械原理,他们便设计一个小发明,在水塘边搭一个台子,利用杠杆作用把水从湖里提上来,先倒进缸里,然后修一条水槽,利用自然坡度让水流到牛棚前的大缸里。

放牛还是个卫生工作。汪道涵每天要为牛棚清圈,一堆牛粪有一尺多厚,草帽那么大,一泡牛尿也不少,牛棚里空气污浊不堪。汪道涵为了清洁环境,与谭伟一起,在牛棚后挖一个坑,训练牛在进棚前,站在坑边拉屎拉尿。牛的习惯养成后,基本上不在棚里乱拉屎了。要是碰上雨天,他们就把牛牵到外面去拉屎放风。汪道涵披着蓑衣,淋着雨,脚下是烂泥,高一脚低一脚地把牛牵进牵出,他一年就穿破了两双大雨鞋。汪道涵还练就了搓麻绳的功夫。由于牛劲很大,牛鼻绳必须很结实,否则,一拉就断,牛就跑了。汪道涵与谭伟两位高级知识分子学搓麻绳,开始是搓三股,后来又搓六股,最后搓到九股,牛绳才算结实。

如果仅仅是放牛,汪道涵凭年轻时在军队锻炼出来的结实而强壮体魄还能对付,最困难的是承受造反派的精神折磨。干校的“五七战士”在田头休息时,经常拉他们去开“地头批判会”,每人都要发言,把他们当批判的对象。汪道涵每天按照要求写思想汇报,材料要上挂下联,即抄一段毛主席语录,把自己骂一顿。

1970年2月5日为除夕夜,由于子女都散布在天南地北,汪道涵和谭伟两人惺惺相惜。他们在狭小的牛棚里生起小煤炉,锅里煮了点肉,然后买了一瓶酒,就算过年。河南冬季雨多,天气阴冷,他们坐在寒冷除夕夜里,一盏孤灯照着他们两个凄惶的异乡人。20多头牛喂饱后,正在安静地反刍,四周寂静无声,听不到往年热闹的鞭炮声。他们相对而坐,默默地喝酒。那晚,汪道涵竟然喝醉了。在谭伟的记忆里,汪道涵眼光里的那种无法言喻的苦楚,历历在目,无法忘怀。

后来,随着造反派揪“五一六”分子,尤其是“9·13”林彪事件后,他们获得少许的平静。

1971年9月13日,林彪坠机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因为汪道涵是专政对象,造反派不给传达。他们有台“东方红”收音机,收到外电报道林彪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说,只是观察造反派不停地开会,用石灰水把墙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字样刷掉。汪道涵看出端倪,他在汇报上继续上挂下联,仍写“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有次造反派急了,厉声问:“怎么还写永远健康?”他问为什么不能写?造反派气急败坏说:“现在不能写!林彪出事了,不可以写了。”

二、干校里的两个“忘年交”

在罗山“五七”干校,汪道涵结交了两个忘年交。

一个是龙永图。1965年12月,刚刚入职外经委不久的龙永图听汪道涵为机关人员作时事报告。龙永图终身忘记不了那场震撼心灵的报告。他曾忆述道:“那次时事报告会,道涵同志高屋建瓴,旁征博引,纵论国际国内形势,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听得入迷,那时我们年轻人用今天的话讲,一下子成了汪道涵同志的‘铁杆粉丝’。”龙永图在是日日记上写道:真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博学多才的人,共产党里真有能人!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外经委很多年轻人不明真相,开始张贴大字报。汪道涵受党组书记方毅委托,找龙永图谈话。他给龙永图讲了许多关于党的路线斗争的历史,希望他在目前复杂的斗争中,要保持理智,要善于分辨是非,最主要的是要相信党。此次谈话后,龙永图对“文革”有了一种新的认知。

图 | 1967年1月,时任国家外经委副主任的汪道涵支援马里经济建设

后来,汪道涵与龙永图都下放到罗山“五七”干校,接触的机会也多了。汪道涵除了放牛,还得铡草,给牛挑水喝。由于受了多年的批斗,身体比较弱,他每一次去挑水的时候,龙永图经常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走到他旁边,顺着帮他提一下桶。到了冬天,池塘边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龙永图怕汪道涵脚滑掉进冰湖里去,就常常在河边守着。

有次,汪道涵到山上放牛,龙永图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条子递给他,上面抄录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 汪道涵接过条子后,紧紧地握了握龙永图的手,轻轻地说了一声:“永图同志,谢谢!”

汪道涵与龙永图之间的忘年交,一直保持了40年。1999年,作为中国复关与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就如何恢复与美国的WTO谈判等问题请益汪道涵。汪道涵在阐述全球化发展的最新动态、APEC的发展和WTO生效以来的进展情况后,鼓励道:“我们1500万上海人民支持你龙永图同志。”这在当时的形势和情况下,是对龙永图全体代表团成员的支持、鼓舞和精神资助。其实,也是罗山“五七”干校那段友谊的升华。

汪道涵另一个忘年交是外经委青年员工李键祥。汪道涵1964年担任外经委常务副主任时,李键祥只是工作不久的小青年,在特殊年代里,他因莫须有的“五一六”罪名下放到“五七”干校作为“专政对象”。

刚到罗山的汪道涵,经受了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挨斗时被迫长时间地站立并受到“喷气式”的体罚。同时,他还得和年青人一样做重体力劳动,冒着大雨在稻田挑秧苗,经常在田埂上滑倒,爬起来再接着挑,没人敢扶,否则就是划不清界线。汪道涵的双手由于过度劳累,十指僵硬,不能舒卷自如。这时,总有一双同情的眼睛,关注着汪道涵,他就是李键祥。

在“五七”干校,汪道涵经常要应对无端的刁难。有一日,刮大风,把苹果吹落一地,他随手捡起一个摔裂的苹果看看,就被造反派发现,诬为偷苹果,罚他在夏天的烈阳下双手各平举一个烂苹果,长时间站在那里暴晒。还有一次,汪道涵下工较晚,已过开饭时间,打饭的人又不在,他就自己盛点冷饭冷菜吃,却又被人诬为偷菜吃,就地饿着肚子遭批斗了一番。干校吃饭是排队领饭,由于超强体力劳动,汪道涵经常吃不饱。一次,汪道涵打饭往回走,雨后路滑,一碗米饭扣在地上,他紧张地张望四周,迅速地把米饭划拉到碗里。

有一天,汪道涵和李键祥获准到信阳去看病。路上,他们俩乘监管人不备,溜到一个偏僻的树林里,由于相互信任,纵情谈论当前时局。李键祥年轻,不堪迫害,他咨询汪道涵当年如何应付国民党监狱的刑讯逼供,又问在监狱里是怎么斗争的。汪道涵答:“这不能比,那时我公开反对他们,可以骂,与他们争辩。现在能骂吗?既要顺从他们,又不接受他们强加的诬陷,确实难哪!过去,过完堂就不理我了,现在日日夜夜都在折腾我们。”

看完病,李键祥陪同汪道涵顺道寻找当年他作为首长解放信阳的街道。彼时汪道涵触景生情,不胜唏嘘。

2005年汪道涵逝世后,李键祥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大家在评价过去的一些部领导时,都有不同的看法,褒贬不一。但对汪老的看法,包括整过他的同志都是一致的,认为“汪老有学者风度,为人儒雅,平易近人,学识渊博,口碑极好”。

三、亲情和书籍帮他度过特殊的岁月

汪道涵在罗山“五七”干校的三年多时间里,亲情和书籍,给了他家庭般的温暖和心灵的慰藉。

2009年夏,汪道涵长子汪致远中将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曾回忆起他与父亲在一起的成长故事。1970年1月,汪致远从遥远的嘉峪关到罗山“五七”干校看望父亲。当汪道涵见到分别数载、成熟且英俊的儿子时,满眼充满了慈爱和欣慰。汪致远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专业,在农场工作一两年后,被分配到冶金部嘉峪关的一家大钢铁厂工作。后来,他曾担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被授予中将军衔。

汪道涵长女汪静与三女儿汪凝在采访中,也深情地回忆了这段往事。他们姐妹经常相约,分别从西北青海、东北黑龙江兵团到罗山干校探望父亲。女儿们的探望,让汪道涵感受到家庭的亲情和温暖。在此之前,汪道涵历经失去数位亲人的痛苦。上世纪60年代初,他的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1965年,相濡以沫的妻子因病去世,1967年,二女儿汪芸又不幸遇难。在妻子去世后第三天,汪道涵就到部上班。周恩来总理见状,特别安慰他,问“夫人的后事处理好了吗?”汪道涵说“都处理好了,该工作了”。几年之间,接连失去亲人骨肉,汪道涵的心情极为痛苦,经受的打击也非常大。

此时在女儿面前的汪道涵,头发花白,满脸憔悴。姐妹俩陪着父亲放牛、杈草垛、挑水,由于身边有造反派跟着,父女之间都不敢说太多的话。女儿帮他去大水塘洗被子,被造反派队长训了一顿。给他买盒巧克力补充体力,还被造反派叱责:“你爸爸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还给他送巧克力,你这是在助长他的资产阶级作风。”

三女儿汪凝记得很清楚,当她第二次看望父亲的假期结束后,汪道涵要送女儿到罗山县城上车。他跟造反派请假,但只允许送到罗山县城。到了城里,女儿在一家小吃店买豆腐脑给父亲打打牙祭,那一次汪道涵竟然连吃了三大碗。见此情景,女儿心疼得流下了眼泪。

汪道涵一月只分得45斤粮票,对于正值壮年的他来说,远远不够,经常吃不饱,营养不良,有时就偷偷地跑到地里挖野葱吃。女儿闻悉后,就把自己多余的粮票寄给他。当地农民见汪道涵慈和,对他很友好,有时送他吃的,但他不敢吃,因为要是被造反派知道,那可是罪加一百等。

汪道涵一生酷爱读书,他有句座右铭:读书就是生活。他个人的藏书达6万册。据笔者有限的阅读了解,在中共高级干部中,除了毛泽东、胡乔木,大概就算汪道涵的藏书多。

汪道涵以近花甲之躯在干校从事体力劳动,虽然并非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但是远离京城,远离尘嚣,亦使他意外得到了静心读书的机会。

从北京下放罗山“五七”干校前,因为其他书籍不许携带,汪道涵就装了两部书。第一部是16本的《辞海·试行本》。2003年,88岁的汪道涵在《〈我与辞海〉序》文章中,动情地回忆了这部书陪伴他在罗山的艰苦岁月:“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这16本书就像一个忠实的朋友陪伴了我,我不感到寂寞,我从中查词汇,解决读书时遇到的疑问:读一个个词目的释文,代替了平时的读书习惯,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这套书汪道涵曾经保存了很久。后来搬家时,人家把它当作旧书烧掉了,令人倍感可惜,因为上面有许多他标注的眉批。后来,当他翻阅新出版的《辞海》时,常常会想起这16本书。1998年,在出版《辞海》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建社40周年时,汪道涵特地题写“知识如海,学问无涯”赠予出版社。

另一部是《二十四史》。在罗山“五七”干校的三年中,汪道涵系统地读完了《二十四史》,对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和心得。同时,他还读了不少经济和文学的书籍。这三年大概是汪道涵读书最多的时候。他后来出任上海市市长,退休之后被授予美国塔夫茨大学、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应聘为北京大学等国内外大学的兼职教授,乃至晚年担任海协会会长,这段时期的“农村大学”读书积累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72年10月,由于农业部副部长陈正人、内务部长曾山突然逝世,中央接受周恩来建议,批准到干校的副部长回原工作所在地检查身体、治病养病,等待安排工作。汪道涵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回到北京,到一机部技术情报所工作。1978年,他获得平反,恢复对外经济联络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职务。汪道涵和整个中国一道,从此迈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原标题《汪道涵在河南罗山“五七”干校》载于《世纪》杂志2019年第4期。责任编辑 崖丽娟 王 岚,新媒体实习编辑 钟凯月。本文为《世纪》杂志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邮箱告知,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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